品牌中心Ⅰ 发表于 2011年9月15日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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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品 施士元:淡泊名利,潇洒人生施士元:南京大学教授,中国核物理学先驱、教育家,2007年9月28日逝世,享年99岁。9月19日,南京大学为物理学大师施士元举行了一个盛大仪式,祝贺他的百岁寿辰以及文集首发。施士元生于1908年3月18日,按照中国的“虚岁”传统,已足百年之数。由于身体欠佳,施士元只能委托大女婿、著名学者俞邃代为宣读讲话稿。短短的文字中,他笑言自己“可以说是无忧无虑地走过了百年”。言犹在耳,仅九天之后,却人已永诀。他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无疑是丰厚的。作为中国核物理学的先驱,在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中,他累计培养出了12名中国科学院院士,虽然他本人一直与这个称号无缘。施士元生于上海市崇明县,父亲施禹传毕业于河北省保定军官学校,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曾参与国民军攻占南京的战役。在严谨的家庭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施士元熟读各种典籍,学习上一直出类拔萃,更从小养成了豁达洒脱的性格。1925年,年仅17岁的他以物理、数学、化学三个满分的成绩,考入了刚刚创立的清华大学物理系。1929年夏天,施士元考取了江苏省公费留法资格。在巴黎大学,他直接给镭研究所的创始人、两度获得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写信,希望列其门下。看了时任清华大学校长、著名科学家叶企孙的推荐信后,居里夫人很爽快地接纳了这个中国学生。这也是这位有着传奇色彩的女性为中国培养的惟一物理学博士。在居里夫人的指导下,施士元终于真正跨入了核物理学的殿堂。他广泛参与了核谱学,包括α射线谱、β射线谱以及γ射线谱的研究和分析,先后在《法国科学院院报》、《法国物理学年鉴》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其中,他与居里夫人及其助手一起发现的α射线精细结构与一些γ射线能量严格相等的现象,具有很重要的科学意义。1933年,如期获得博士学位的施士元,决意回到了动荡依旧却魂牵梦萦的中国,并受聘担任了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25岁就担任正教授,这在当时也开了先例。在从法国归国的途中,施士元曾辗转前往苏联各地,一路感触良多。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同中央大学理学院及其他学院一起,抵制了迁往台湾的提议;他坚信,这样一个百废待兴的大国,更加离不开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由于种种原因,施士元并未如同窗王淦昌那样直接参与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进程,但将他定义为中国核事业的启蒙大师之一并不为过。早在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之后,在大部分国人还不知道原子弹为何物的时候,他就做了大量的科普工作。据说,蒋介石还一度萌发了造“中国自己的原子弹”的想法,后因时局变化才作罢。1957年,施士元受命在南京大学创建核物理专业。1960年,他编撰的《核反应堆理论导论》出版,也是当时国内惟一的反应堆理论书籍;直到多年之后,仍然是从事反应堆设计的学生们必读的入门教材。他所培养的学生中,也有很多人为“两弹”研制而建功。对施士元一生影响最大的,非物理学一代巨擘居里夫人莫属。在巴黎四年耳濡目染的,不仅是具体的核物理学知识,更有为人和治学的风范。居里夫人对学生要求严格,而对他们遇到的各种具体困难,又如慈母样耐心和细心。由于她已经意识到放射性对于人体健康潜在的不良影响,在施士元做实验的时候,居里夫人经常在旁边,反复提醒需要注意的安全事项,比如不能用手去碰放射源,接近放射源时,要用铅盾挡住自己的身体、屏住呼吸等。所有这些,施士元都铭记于心,并传递下去。1933年就读于他门下、而今享誉世界的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吴健雄曾感慨道,是施士元真正把她带进了物理学殿堂。施士元的弟子、中科院高能所厉光烈研究员回顾导师给予他为人、为学的教诲时,也表示“淡泊名利,潇洒人生”这八个字,是施先生教给他的最重要的人生哲理。1987年,由于受到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多年困扰,施士元正式告别了讲台,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对生活的热爱和享受。在80岁的时候,他又开始学习油画。将早年扎实的国学功底融入油画这种西方艺术形式中,是他晚年一大乐趣。对于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来说,淡泊和洒脱,早已是发自内心的了。世事如白云苍狗,难以强求;如果同居里夫人另外一名中国学生相比,他已经足够幸运了:与施士元几乎同时在居里夫人门下学习放射性化学的郑大章,后获得物理化学博士学位。1935年回国之后却命运多舛,难以找到一张安静的实验台。1941年8月,郑大章在贫病交加中因心脏病死于苏州,年仅37岁。(本文作者:王以超)

品牌中心Ⅰ 发表于 2011年9月15日 17:00

王选:半生苦累,一生心安他叫王选,是北京大学教授。请注意,他的贡献不只是在技术方面。在为自己先进的科学技术开辟道路的岁月中,这位戴眼镜的教授不得不去“攀登”产业和市场——所以使用“攀登”一词,因为要把技术转化为产品,事实上比科研更难。然而,要真正认识王选,还得首先忘掉他的成就和荣誉,还得从他人生中第一次乃至以后的一次次选择说起。(一)前三次选择:站在事业的起跑线上,似乎预感到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我国汉字精密照排技术等待他去跨越。高考前填志愿,王选填了三个:北京大学数学系、南京大学数学系、东北人民大学数学系。家在上海,没有一个志愿填上海。那是一个对新中国无限憧憬的时代,胸怀祖国,奔赴远大的前程,是许多人心中真正的志愿。“我一生中第一次大的抉择,发生在大学二年级下学期。因为我选择了计算数学专业。”王选说。这是决定一个19岁的青年将来干什么的重大抉择。当时,班上最热门的选择是纯数学,力学次之。计算数学,是一个分支学科,北大刚建立这门专业,连教材都还缺乏,可称冷清而荒凉。然而就在此时,王选看到了我国1956年1月刚刚制定的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看到规划中把原子能、自动控制、计算技术列为重点发展学科。他毅然选择了计算数学专业。1958年王选大学毕业,时值我国掀起研制计算机热潮,由于计算机人才奇缺,而王选当初选择的正是这个专业,这使王选未受“右派”父亲株连,被留校当助教,并成为设计硬件的主力之一。1961年,24岁的王选作出了他成年后的第二次抉择:“从硬件转向软件,但不放弃硬件,而是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这其实是选择了“跨领域”研究。王选很快看到了这次抉择所带来的好处。“我已经搞了3年的计算机,本来,我以为自己是懂计算机的,现在忽然发现,只有了解软件,才真正懂得计算机,有种‘茅塞顿开’之感。”王选把这当作“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跨学科、跨领域的两种背景交叉、融合在一起,使王选一下子就豁然开朗,找到了创造的源泉,蹦出了创造的火花,“很多新思想就提出来了”。这是王选后来能够承担激光照排系统研制的决定性因素,由此也验证了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说过的一句话: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学科领域之间的空白区上,最容易取得丰硕的成果。没想到就在这年夏天,饥饿加上连续的劳累,终于把他击倒。他的病辗转几家医院,持续数年,久治不愈,生命一天天虚弱。然而在病中,他却以惊人的毅力、卓越的总体设计,与北大许卓群、陈堃銶、朱万森等人一起,进军计算机高级语言编辑系统的研究,为我国推广计算机高级语言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这一贡献被载入了中国计算机发展史。1975年,他38岁了,仍“病休在家”。人生还能做些什么?就在这年,王选作出了他一生中第三次重大抉择。这是一件同每个中国人都有关系的事。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毕升约在11世纪40年代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第一代产品是用细胶泥刻烧成的泥字,后人又搞了木字、铜字、铅字,活字印刷,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如今,随着电子、光学和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西方结束了由我国毕升发端的活字印刷术,采用了“照排技术”。当代印刷技术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将比过去一千年里产生过的作用更加显著,我国如果仍停留在铅印阶段,怎能跟上世界的步伐?1974年8月,经周总理批准,我国开始了一项被命名为“748工程”的科研,分三个子项目:汉字通信、汉字情报检索和汉字精密照排。当王选听说“748工程”,已是1975年,他最感兴趣的“汉字精密照排”,当时国内已有5家在研制,都实力雄厚。“病休”中的王选又能做什么?1975年春,他动员起自己还很虚弱的身体,日复一日地挤公共汽车去中国科技情报所查阅外文杂志。从北大到地处和平街的情报所车费3毛钱,少坐一站可节省5分。没任何经费。面对许多资料,能抄的尽量手抄,抄不了的就复印,要付复印费……走到情报所,王选就该使劲喘气了,但资料上的海外消息,像氧气那样可供他呼吸……“我常常发现,我是那些杂志的第一个借阅者。”他看到,世界上第一台照排机是“手动式”的,1946年在美国问世。50年代,美国发展了“光学机械式”二代机。1965年德国推出“阴极射线管”三代机。1975年英国正在研制的“激光照排”四代机即将问世。再看我国,正在研制照排系统的5家,分别选择了二代机和三代机。王选则认定:不能搞二代机,也不可搞三代机。要直接研制西方还没有产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他的选择似有凌云气概,可是,这有可能吗?由于我国基础工业落后,搞二代机、三代机都有一系列很难过关的尖锐问题。王选其实是以别无选择的方式向自己的大脑要出路:他开创性地以“轮廓加参数”的描述方法和一系列新算法,研究出一整套高倍率汉字信息压缩、还原、变倍技术,从而使研制“激光精密照排”成为可能。由于王选的选择曾被认为“梦想一步登天”,这使他想起“顶天立地”一词,后来的实践使他越来越看到,当代科研开发,就应该选择“顶天”的技术;欲“顶天”,就得选择技术上的跨越。因此王选“第三次抉择”最宝贵的地方,不在于选择了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而是选择了技术上的跨越。(二)国门初开,国外的照排设备接踵而来。我们的技术如果不尽快变成产品,将会成为废物。于是王选有了第四次选择:决战市场。国门刚刚打开,西方人来了。1979最早到来的就是世界上最先发明了第四代激光照排机的英国蒙纳公司。不久,日本人、美国人搞的汉字照排系统也接踵而至。早先,王选一心只想,努力研制出好设备,就能为祖国、为社会所用……现在看到,国门一开,世界突然顶到你的鼻子前面来了。如果你的技术不能尽快变成产品,就会变成废物。就在这时,王选作出了他一生中第四次重大抉择:决战市场。1979年8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以通栏大标题赫然登出: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获重大突破。报道了北京大学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主体工程研制成功的喜讯。就在此时,王选心里比谁都清醒:“我们决定见好就收,不再致力于这种样机的试制和生产,而只是对付鉴定会。”这不啻是惊世骇俗的决定。他决定现在就放弃Ⅰ型机。“从1979年9月起,我把主要精力放在Ⅱ型机上。”这是他迈向市场的一大步。英国蒙纳公司在京、沪两地召开了展示会。我国政府有关部门把是否引进“蒙纳系统”的问题摆上议事日程,有关会议一个接一个召开。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于1980年2月22日,以个人名义给国务院几位副总理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北大等单位对“中文激光照排设备”的研制,已有显著成效,技术接近成熟,解决了汉字缩小和放大不变形的问题,有几项技术指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予积极扶持,以便继续试验使其完善化,将来在国内推广。在具备一定条件以后,还可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此时,另一项艰巨而重大的任务就是设计和调试软件。这项工作一直是由陈堃銶负责。当时没有软盘、没有显示器,总量达14万行的程序全用汇编语言写出,其艰难是今天从事软件开发青年们难以想象的。终于在1980年9月15日上午排出了《伍豪之剑》,这是中国在告别铅字的历程中排出的第一本书,这是检验照排系统功能的一个重要标志。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对北大激光照排系统作了“应加支持”的批示。这年初夏,陈堃銶发现自己便血,以为是痔疮,继续忙于软件调试没去医院。鉴定会后是暑假,她本该有时间休息的,可是……至少6年来,她都放弃了节假日休息,这个暑假,她又忙于Ⅱ型机整个软件的换代工作,直到10月5日才抽空去医院看病。6日,陈堃銶被确诊为:直肠癌!手术前夕,王选去看她,大家也去看她,还没走进病房,听到她与同室病友一起在唱五十年代的苏联歌曲: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漫的轻纱喀秋沙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1984年,中国以更坚决的步伐把改革开放又推进了一大步。松下电器,奔驰汽车,IBM电脑等大量舶来品潮水般涌来中国。美、英、日等国研制的汉字照排系统,也以比从前更进步的技术,形成“联军”似战斗力,向中国的报社、出版社、印刷厂发起进攻。此时,“748工程”10年了。眼下,该是到了与多国公司决战的时日,王选研制组却几乎没有招架之力。转眼间,我国有几十家出版社、报社、印刷厂购进了5种不同品牌的美、英、日照排系统。参加北大748工程的协作单位,也有提出撤走协作人员的,王选的硬件组从最初热热闹闹的9人,走得只剩下王选和吕之敏俩人……王选对自己的第四次抉择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注定了他必将作出又一个重大选择。华光,华光,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为自己的产品命名华光,意为中华之光。1985年,随着春节的爆竹燃响,华光系统经千淘万漉,终于在新华社正常运行。5月,通过国家级技术鉴定。此后,华光系统被评为1985年中国十大科技成就之一,1986年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金牌,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王选心中仍不踏实,他说自己有一种“负债心理”,感觉不到有什么成就。“我经常反问自己,我们到底对国家是有功还是有过?我们得了这么多奖,如果将来市场都被外国产品占领了,那么你的功劳在哪儿呢?国家投资到哪儿去了呢?”1987年,《经济日报》成为我国第一家勇试华光Ⅲ型机的报纸,完成该系统的总承厂是山东潍坊计算机公司。《经济日报》一举成为全国最漂亮,出版速度最快的报纸,也是世界上第一家采用计算机激光屏幕组版、整版输出的中文报纸。第二年7月,经济日报社印刷厂卖掉了全部铅字,成为世界上第一家彻底废除了中文铅字的印刷厂。不但厂房面积减少三分之二,耗电量也减少三分之二强,成本下降四分之一以上。熔化铅字的曙光亮起来了,一场必将引发的我国印刷术第二次革命,很快在中国大地成燎原之势。1987年我国首次设立印刷业个人最高荣誉奖——毕升奖,这一崇高奖项差不多就像是为王选而设的,王选获得了这一最高荣誉奖。此时,可以松一口气了吗?没有。向Ⅳ型机出击的日夜早于1987年初就出发了。人民日报社引进的两套美国HTS照排系统,到1989年,经该公司长期调试,仍故障频频,效率太低,无法使用,最终成为“死机”。美国HTS系统的价格是当时华光系统的15倍,如此昂贵的设备竟是这样一个结果,谁也没有料到。王选伸出了援助之手,带领若干技术骨干到人民日报社,用北大技术对美国HTS系统进行改造,将“死机”救活。美国HTS公司的总裁在离开中国前,向中方表达了他对王选的杰出发明的尊敬,并告说:“今后,地球上再没有HTS公司了。”1989年,华光Ⅳ型机开始在国内新闻、出版、印刷业波澜壮阔地前进。这年底,所有来华的研制汉字激光照排的外国公司,全部退出中国大陆市场。也许,我们这个民族艰难得太久了,我们有在艰难中创造奇迹的本领。如何对待成功,恐怕是更大的难题。北大与潍坊计算机公司的合作,是一种技术转让的关系。在一台照排系统售价近百万元的时候,后者付给前者的技术转让费是每售一台给一万元,这已经是很低的价格了,后来竟连这点钱也迟迟不支付,以至发展到北大方面不得不诉诸法律,通过法庭来解决。王选曾在他的著作中这样写道:“有人对高校与企业的合作做过一个统计,凡只有技术合作和转让合同而没有经济实体的,最后大多数都‘离婚’,原因之一是知识和技术的价值未得到应有的体现。”王选不得不面对着他人生中的第五次重大选择。(三)他的“第五次抉择”未见端倪,又突然面对着人生中的第六次重大抉择:让年轻人的思想开出鲜花。1993年春节前夕,王选像往年一样,闭门搞设计。他的一位硕士研究生过完年回来,王选把设计给他看。“王老师,你设计的这些都没有用。”学生刘志红25岁,看过后对导师说,“IBM的PC机主线上有一条线,你可以检测这个信号。”王选愣住。因为他明白了,自己苦苦钻研了两个星期的设计,被学生一句话否定了。这是王选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个事件。“本来,我以为自己做一线的工作可以做到60岁……可是今天我看到,在我自己最熟悉的领域,我已经不如年轻人了。在我不那么熟悉的领域,岂不是更差!”王选作出了自己一生中第六次重大抉择。让年轻人来干!今后可由自己多出思想,并扶植年轻人去干出成绩,而且,应该创造一种能让年轻人出新思想新方案的氛围,努力使年轻人有“主人的感觉”,才有利于他们积极地思考。就在这一年,王选把三位不同年龄段的年轻人同时推上研究室主任的位子,他的这一抉择开始迈出大步。肖建国(36岁)任彩色系统研究室主任。阳振坤(27岁)任栅格图像研究室主任。汤帜(27岁)任文字处理研究室主任。肖建国30岁时毕业于北大计算机系研究生班,1988年,他先后主持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大屏幕中文报纸组版系统及彩色排版系统,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彩色照排与中文合一的编排和输出,在海内外产生重大影响,随后引发了中文报业的一场彩色革命。1994年他又主持完成了彩色调频挂网算法并实现高保真彩色印刷,从而实现了彩色技术的又一重大突破。今天,肖建国已是博士生导师,方正技术研究院院长。阳振坤24岁成为王选的博士生,王选把研制新一代栅格图像处理器的博士论文题目交给了他。这使阳振坤很惊讶。前五代RIP(栅格图像处理器)都是王选老师亲自主持研制的,作为照排系统的核心,它们就是我国照排系统取得辉煌成功的关键,现在,阳振坤是个刚刚进门的博士生,王选为他选择的课题就是要他超越王选,这可能吗?阳振坤成功了,1994年,阳振坤的大脑里突然萌生出奇想:彻底抛弃RIP里的硬件,完全由软件来支撑,这不啻是个非常大胆的奇想,意味着对王选“欧洲专利”的彻底超越。1995年6月,一个叫邹维的年轻人来投奔王选。他曾经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由于研究成果无法转化为社会化的产品,他从中国科学院辞职去了外企,从事美国产品的汉化工作。换句话说,是替美国产品搞“转化”,由此将美国产品打入中国市场,并将中国的同类产品打垮。不久,他感到这样的工作虽然工资很高,但心里太难受。王选收下了邹维。9月,王选交给他一个选题。用计算机制作动画,历时一年半,卡通动画制作系统终于开发成功,取名“点睛”。整体性能一举超过了美国同类软件。中央电视台、上海东方台、北京电影学院等影视部门率先使用这套系统,并开始为西班牙的动画片制作所用。这是邹维第一次看到自己主持的科研直接变成了社会产品,中间根本没有“转化”一说。如今,邹维已是方正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兼数字媒体研究所所长。作为教授,王选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1991年),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3年),中国工程院院士(1994年)。他说:“我忽然成为计算机界的权威。一年戴一顶院士桂冠,一下子成了三院士。这时我57岁了。可惜,在我年轻最需要的时候,没有得到承认。在高新技术领域,年轻人有明显的优势,55岁以上的专家绝对是创造的高峰期已经过去,哪里有57岁的权威呢?”我们看到,王选作出的人生第六次抉择,是他人生中最灿烂的抉择。(四)随后,他的第五次选择水到渠成:研究所与方正集团胜利会师,为先进技术找到一条远航的巨船。1994年是748工程二十周年,4月22日,《西藏日报》由方正系统印出,至此,全国所有省级报纸均“告别铅与火”,方正系统拥有了全国内地99%的市场。我国内地的报业、印刷厂,没有经历过第二代、第三代照排机的历程,从当今最落后的铅排,一下子跳到具世界先进水平的激光照排,真的实现了“一步登天”。不仅如此,也没有广泛采用传真机远传报纸版面而直接使用照排系统远程传版;没有广泛采用电分机出彩报而直接过渡到先进的图文合一编排彩报……所有这些,都因为王选当初选择了“技术上的跨越”,从而使整个民族的新闻出版业、印刷业全面实现了划时代的跨越。随后,港、澳、台都用上了方正排版系统,在与同时,方正系统又挺进到了马来西亚的《亚洲日报》、《光华日报》以及美国《星岛日报》等华文出版业,方正系统正以无比锐利的先进技术将挺进到全球一切华文世界……王选的声誉正使他走到哪里都是一个著名的活广告,此时,研究所与方正集团仍处于“分立”状态,王选如果听从所里年轻人的要求,自办公司,有一定的优势。然而,王选说:“我和研究所的骨干都不善于搞经营,开拓市场并不比开发技术容易,而方正集团有一批人精于此道。方正系统拥有广阔的市场,同时是方正集团内企业家和众多经营能手开拓市场的结果。“只有两者紧密结合并最终走向一体化,才是正确的选择。”1995年6月,王选建议研究所全员汇入公司,这就是王选人生中的第五次抉择。至此,研究所与公司两支队伍胜利会师,成为一家。这是北大方正发展中的重大事件。随后,王选和方正又有了一次次新的选择:打入日本、韩国市场、进军数字媒体领域、将技术研究院院长职务交与肖建国、引进“空降部队”李汉生抓管理、推出E-media战略……王选有一个经典的说法:“方正集团能迅速发展,得益于一批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和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的紧密结合。”王选还有一个说法,叫“顶天立地模式和一条龙体制”。王选领导的北大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是国家重点实验室,硕士点和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以及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堪称“四星级”单位,这“四星”均属“顶天”范畴,加上“集团公司”才真正做到“顶天立地”。前述的“四星”汇入方正集团,北大方正就成了所谓“五星级企业”,建成这种从尖端科研到售后服务都浑然一体的一条龙体制,就有了飞腾之势。他们随后推出的一个排版软件就叫“飞腾”。“我不是企业家,我只是一个对市场有判断能力的技术专家。”王选从未把自己看作是企业家,王选也从未任过方正总裁,人们又为什么总把王选看作是方正的象征呢?这是因为方正是以高新技术为本发家的,换句话说:知识含量,就是方正的鲜明形象。而王选,就是人们心目中的知识英雄!(五)王选从未为清贫和利益所迷惑。他自信而不自负,执著而不僵化。在长路漫漫、一片空白的时候,他迎难而上,选择了自强奋进、开拓创新;在位高权重、声誉日隆的时候,他甘做人梯,选择了隐身让贤、扶植新秀……他所做出的一次次明智而又富于远见的选择,将他引向了成功,引向了卓越,引向了崇高。“半生苦累,一生心安”(王选夫人陈堃銶献给丈夫的挽联),当是对他最好的写照!王选在一次回答记者提问时这样说过:我的成绩不在前10名之内。但在我的一生中,每到一个关键时刻,似乎都有一种洞察力帮助我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这个洞察力是我一生中最占便宜的一种能力。王选曾打趣说自己“人如其名”,一生都在“选”,有9个选择贯穿了他的一生;而刺激或者说支撑他的,则是2个刺痛和10个梦想。刺痛之一,是解放50多年了,中国除了火箭、卫星外,竟没有一项自主开发的民用高科技产业;刺痛之二,是世界高科技企业中不乏华人身影,而中国公司一直没能在世界百强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我觉得多少还可以让王选感到欣慰的是,他一生中做出的9个重要的选择,使得他在有生之年至少圆了5个梦想。在一个场合,王选曾谈到,他能够取得科研成就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1、青少年时代注意培养良好的品德,懂得要为别人考虑,要以身作则。先要做个好人,才能成就事业。爱因斯坦说得好:“只有为别人活着才是有价值的。”2、扎实的数学基础。3、在30岁以前具备了计算机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的知识和具体实践,这在60年代是不多见的。4、长期在第一线上拼命干活。5、在60年代初20多岁时,开始锻炼英语听力(这在当时也是不多见的),从而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大量阅读国外文献,这对选择正确的技术途径和做出正确决策是十分重要的。6、对所在领域的发展趋势有较好的洞察力,从而能够正确选题。7、选定目标后能锲而不舍地长期拼搏,同时适应飞速发展的软硬件条件,不断求变,不断创新,不断更新换代,做到执著而不僵化。8、自信而不自负,认识自己的不足,懂得要依靠团队,尤其是提拔优秀的年轻人,为他们创造条件,而不要不懂装懂地对他们横加干涉。王选在2000年10月6日确认患肺癌后写下了一份遗愿,部分内容如下:“人总有一死。这次患病,我将尽我最大努力,像当年攻克科研难关那样,顽强地与疾病斗争,争取恢复到轻度工作的水平,我还能为国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一旦病情不治,我坚决要求‘安乐死’,我的妻子陈堃銶也支持这样做,我们两人都很想得开,我们不愿浪费国家和医生们的财力物力和精力,并且死了以后不要再麻烦人。我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21世纪中叶中国必将成为世界强国,我能够在有生之年为此做了一点贡献,已死而无憾了。”王选做人做事做到这个份上,真的是死而无憾了。让人佩服,令人羡慕!

品牌中心Ⅰ 发表于 2011年9月15日 17:02

张光斗:为水而生,泽被山河他似乎是为水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一生的喜怒哀乐都同水有关,为水而梦,为水而忧,为水迸发,为水坚守,乃至他的性格里也深深地打着水的烙印,激扬如飞流直泻,奔涌如撞石惊天,润泽如漫漫清流。他,就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张光斗。2007年春天,在这位耄耋老人献身中国水利水电事业70周年的日子,他坐着轮椅来到清华大学举办的座谈会上。十几分钟的发言,恳恳切切牵挂的还是一个“水”字:“我国水资源紧缺,水污染很严重。作为一个水利工作者,我感到很忧虑,也很惭愧。我们要爱护中国的水利、水资源,这是我的愿望。”水之情2004年北京的春天来得格外早,二月里已是满街鲜花。妻子重病住院,张光斗忧心忡忡,想着再见面的时候,一定要送她一束花。那年,她过80岁生日,他送她一枝红玫瑰,她高兴得像个小姑娘。这天傍晚,女儿进家,伏在他耳边小声说:“妈妈走了……”他没有抬头,很久很久,从椅子上起身,默默地走进了书房。这之后的一个月里,他天天伏在电脑前,敲啊敲啊,每一天开篇的第一句话总是:“玫荫,我很想念你……”65年前那一片江水,在张光斗的心里有着无尽的记忆。他与妻子钱玫荫的婚礼就是在那片江水边举行的,脚下是四川一个叫袁家坪的小水利工地;两年后,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冒着日机轰炸在一个防空洞里出生,由于难产,小生命夭折了,而这一刻,他仍在水利工地上,身边依旧淌着那片江水。作为张光斗的妻子,她追随了他一生,而他追随了水一生。童年的张光斗,最快乐的事就是跟着哥哥们在家门前的小河里戏水。这个1912年5月1日出生在江苏常熟县鹿苑镇贫穷人家的孩子,似乎真的与水有缘。1934年,靠全家人省吃俭用,读书用功的张光斗考取了清华大学水利专业留美公费生。出国前,他到国内各水利单位实习,9个月里遍访中国江河。他震惊了!黄河岸边,满目疮痍;淮河古道,饥民遍野;赣江两岸,虽然风景如画,但掩盖不住饥寒交迫、民不聊生。1936年,张光斗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土木系硕士学位;1937年,获哈佛大学工程力学硕士学位,并得到了攻读博士学位的全额奖学金。这时,中国抗战爆发。张光斗血脉贲张,他对中国同学说:“如果我国战败,我们在美学习毫无用处,现在应是报国的时候了!”这个夏天,他辞谢了导师、国际力学大师威斯脱伽特教授的再三挽留,启程回国。张光斗成为中国的一名工程师,先后负责设计了四川桃花溪、下清渊硐、仙女硐等中国第一批小型水电站,为抗战大后方的兵工厂雪中送炭。1947年,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全国水利发电工程总处做副总工程师的张光斗,再次面临着重大抉择。一位叫柯登的美国工程师,力劝张光斗举家赴美,并许诺护照、签证、旅费及在美的工作全部由他包办。张光斗摇摇头:“我不能离开祖国,我要为祖国的建设服务,为养育我的老百姓效力!”不久,资源委员会命令水利发电工程总处把全部水电资料装箱上缴,以便运抵台湾。他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把资料装了满满20箱,秘密转移。1949年底,应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施嘉炀的邀请,张光斗携妻带子北上。多么亮、多么美的灯火!这是1950年春节前夕北京饭店的灯火。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招待会,周总理握住了张光斗的手:“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很重要,黄河长江的防洪兴利任务很重,要努力工作。”1951年张光斗负责设计了黄河人民胜利渠渠首闸的布置和结构,实现了祖祖辈辈中国人在黄河破堤取水的梦想。1958年,张光斗负责设计了我国华北地区库容量最大的密云水库,实现了一年拦洪、两年建成的世界罕见纪录。周总理称赞它是“放在首都人民头上的一盆清水”。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张光斗先后参与了官厅、三门峡、荆江分洪、丹江口、葛洲坝、二滩、小浪底、三峡等数十座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技术咨询,对工程所提出的诸多重要建议,至今在中国水利界传为经典。张光斗曾动情地对一位友人说过:“我愿把自己全部的本事使出来,让祖国用得上。”祖国,还有什么比祖国在张光斗的心中更重?一心为祖国和人民做事,成为他终生的支点与归宿。回首人生,他最幸福的莫过于妻子的相伴。女儿常说,妈妈这辈子是又当妈妈又当爸爸。为了他的江河大坝,她为他扛起了整个家。又一个春天来了,又一季花儿开了,可她却走了。流水绵绵无绝期。水,牵系了张光斗一生的情感。2005年3月22日,张光斗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我被称为我国水利水电泰斗,我愧不敢当。我出身寒微,都是国家和人民给的机会,我受之于国家和人民的多,而回报的少。现已年老,无力再做现场工作,深感不安。这是我的人生哲学。”水之忧史书记载,从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止,在2155年间,水灾就发生过1092次。上世纪90年代频频爆发的特大洪水,今天人们记忆犹新。“我选择水利事业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这是张光斗一生的诺言。与这诺言同时跟随他一生的是如山的责任。几十年来,张光斗无论负责哪一个工程,一定要去工地,到了工地,一定要去施工现场,工程关键部位,再艰难危险,也要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他常说:“在工程细节上,1%的缺陷可能带来100%的失败,而水利工程的失败最后导致的将是灾难与灾害。因而,水利工程师对国家和人民负有更大的责任。”为了这个责任,他曾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在去水库的路上翻过车;在山里遭遇过泥石流;在二滩水利工地上被山石袭击,遇难的一位工程师当场倒在他的怀里。有一年,为检查二江泄水闸护坦表面过水后的情况,年近80岁的他,乘坐一只封闭的压气沉箱下到了20多米深的水底,开沉箱的工人惊叹:“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年纪的人还敢往水下钻!”1980年8月2日,张光斗遭遇怆痛。这天,他正在葛洲坝工地,接到清华大学的电话,说有急事,请他立即返校。他赶回北京,推开家门,等待他的竟是惊人噩耗,他37岁的长子突发急病,抢救无效,于8月1日去世。望着正在抹泪的5岁的小孙女,他几乎蒙了,久久说不出话来。追悼会上,他执意要与儿子再见最后一面。他被人架扶着来到儿子的遗体前,望着儿子清瘦的面容,两眼发直,欲哭无泪……回到家,他把自己关进房间,两天没有出来。两天后,他走出房间,拿出了上万字的《葛洲坝工程设计审查意见书》。时任水利部部长的钱正英接到这份意见书,泪水夺眶而出。静水深流是心的力量,这力量能挽住风,能平息浪,能消解世上最深的伤痛。1993年5月,81岁高龄的张光斗被国务院三峡工程委员会聘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审查中心专家组副组长,他在专家组会议上说:“我们有信心、有志气建好三峡工程,我们又必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1994年,三峡工程在震天的炮声中开工。1999年,张光斗出任国务院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副组长。他一趟又一趟地往三峡工地上跑。2002年4月,是张光斗自三峡工程开工以来第21次来到正在兴建的三峡大坝,这一年他90岁。这一次,他依然登上了近60米高的大坝导流底孔。2006年5月20日,标志着三峡大坝建成、拆除大坝围堰的“天下第一爆”终于诞生。94岁的张光斗已经无法到现场,他坐在北京家中的电视机前,紧紧地盯着现场直播的每一个镜头。当礼炮一般的爆炸声响起,围堰随着江水翻腾而去,雄伟壮丽的三峡大坝在天地间横空出世,矗立在滚滚的万里长江之中。那一刻,老人开怀畅笑……水之泽银白色的线条,在绿色的草坪上默默流淌着,经年累月,无声无息。这是清华大学水利系教学楼前一尊雕塑——“水”!不去大坝的日子,每个清晨张光斗都会提一只书包,拄一个手杖,出家门沿一条小路朝那“水”的方向走去。他曾迎接了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成立;他曾创建了国内的水工结构和水电工程学科,开设了水工结构专业课,编写了国内第一本《水工结构》中文教材;他曾建立了国内最早的水工结构实验室,培养了国内首批水工结构专业研究生。“一条残留的钢筋头会毁掉整条泄洪道”,这个失败的工程案例,张光斗从上世纪一直讲到今天,理论与工程实践相结合是他教育理念的灵魂。学生们的论文,如果没有经过实验论证或工程实践检验,他会立刻退回。他说,在水利工程上,绝不能单纯依赖计算机算出来的结果,水是流动而变化的,即使你已经设计了100座大坝,第101座对于你依然是一个“零”。 学生们回答问题,若只是按照书本一五一十地回答,他顶多给3分;如果有自己的见解和分析,即便尚显幼稚,他也一定给5分。他说,在工程技术领域,如果没有创新,永远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爬行。这位身材瘦削、思路开阔、总是有一些反向思维的先生,令学生们着迷。其间他说得最动感情的一句话:“做一个好的工程师,一定要先做人。正直,爱国,为人民做事。”这已成为几代学生的座右铭。张光斗桃李满天下,许多人已经成为今天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栋梁之材,其中有16位两院院士,5名国家级设计大师以及为数众多的高级工程师、教授。张超然,1965年毕业,戴一副眼镜,斯文儒雅,现在是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1977年毕业,高高的个头,魁梧沉静,现在是中国水利水电研究院资源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宁,1978年毕业,看上去像一名精干的体育教练,现在是水利部总工程师、目前水利水电界最年轻的设计大师。还有清华大学的教授张仁、雷志栋、濮家骝、王光纶……古人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张光斗的快乐比古人更大,因为从他的课堂里走出的英才们,已经成为造福祖国和人民的参天之林。水之盼张光斗老了,背越来越弯,视力也越来越差,行走已经离不开手杖和轮椅……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漫长而又短暂。高寿之年,该是心静如水,可张光斗似乎有着越来越多的心事:“人生就是为人民服务,为后人造福。我一生为此努力,但贡献不大。中国人口众多,而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人均水资源的四分之一,而洪涝干旱灾害频发。我为防洪、发电、航运、供水和节约用水努力工作,但这是全社会的事,很难解决。我93岁,生活能自理,头脑清楚,无大病,是很不容易的。我还想为人民做些工作,对工程和国事写些文章,但行动不便,难有作为……”这就是张光斗的心事。每天早晨,他依然6点钟起床,下不去楼了,就拄着手杖在屋子里慢慢地转6圈,之后早饭,工作。上午,他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浏览当天的报纸和信件,凡他有所思考的,马上就会给有关部门提出建议。若感觉问题重要,他就会搜集资料,写成文章。1989年,张光斗与陈志恺就我国水资源的严峻形势,联名上书中央,促成了水资源保护与开发被列为国家战略重点。1998年,张光斗等向工程院建议,设立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咨询项目,最终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提出了总体战略。张光斗的操心总是停不下来。看到哪个学生用完水后水龙头没关好,他会跑过去,边关水龙头边大声训斥:“你们这些小年轻的,早晚有一天会尝到没水喝的滋味。”在参光工厂企业时,每听到主人兴致勃勃地介绍那些引进的先进技术和生产线时,他会马上跟一句:“在消化、吸收方面,你们做了些什么?”2007年4月28日,国家主席胡锦涛给张光斗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信中写道:从1937年归国至今,70年来,先生一直胸怀祖国,热爱人民,情系山河,为我国的江河治理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栉风沐雨,殚精竭虑,建立了卓越功绩。先生钟爱教育事业,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默默耕耘,传道授业,诲人不倦,为祖国的水利水电事业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先生的品德风范山高水长,令人景仰!水因情而深邃,因忧而厚重,因泽而广阔,因盼而绵长。张光斗一生为水痴恋,为水献身,因为他一生都深深地痴恋着千山万水之间的祖国和人民……(本文作者:张严军,李江涛,卫敏丽,吴晶)

王立波 发表于 2012年9月26日 21:04

一口气读完所有帖子,有些东西还来不急消化和吸收,但我会不断努力。通读此版,集中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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