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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国学读本】“和君国学”之国学读本一 讨论帖！欢迎跟帖！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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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旖萱    时间: 2015年8月19日 11:54
标题: 【国学读本】“和君国学”之国学读本一 讨论帖！欢迎跟帖！


非常感谢各位前辈、同仁莅临此贴，为“国学读本一”落地提供宝贵的素材和建议。
您在平素阅读中读到任何商学与国学、哲学（中国哲学）相结合的文章，希望您能以跟帖形式将其分享与我们。
关于“国学读本一”组织上或内容上的任何建议，希望您能不吝提出。

以下我们将详细介绍一下“国学读本一”。

一、关于国学读本一在国学小组中的分工定位与职能目标。
1）分工定位：
  和君国学课题小组分为以下研究部门。
  1. 第一部分：方向（使命、愿景、定位、精神气质）
  2. 第二部分：组织（基金、构架、制度）
  3. 第三部分：主体（受众、讲师、义工）
  4. 第四部分：内容（产品形态、课程体系、读本体系、活动体系、咨询策划体系、器物）
       其中，读本体系：国学书单、国学读本一、国学读本二
  5. 第五部分：传播（学习方式、信息建设、传播体系）
  6. 第六部分：其它（全球化、生态建设）

2）职能目标：
    国学与商学的结合的文章为主。时间为1911年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的鲜活文章。包括人物介绍、讲话或其他文章。（摘自课题说明二）
    总目标:国学与商学的结合，即借商学弘扬国学、为商学注入国学，将商学从术的层面提高到道的层面，使和君商学成为一门智慧之学。

3）具体请看和君国学论坛链接
【小组必读】“和君国学”课题说明二——课题小组第一次分工（正文底部新增链接）
  http://bbs.hejun.com/forum.php?m ... 9&fromuid=18239
(出处: 和君咨询 | 和君商学院)


二、关于国学读本一的框架与思路。
1）框架
    第一章  修身
    第二章  齐家
    第三章  兴业
    第四章  益天下
    此四者为读本的四个一级标题（暂定），每一章下面还要有数个二级标题（待讨论），接着是符合各个二级标题的数篇文章。
    【坤学师兄】关于修身，下面是否可以有：知势、立志、格局、读书、行路等二级标题？抛砖引玉。

2）思路（主要指素材的思路）
    要求：
    1. 让大家重视国学，除去偏见；了解国学；通过国学注入商业伦理；提升审美情趣，尤其中国文化之美，中式美。
    2.  这个文选不是给学者看的，不是给官员看的，而是给很多年轻人，给从商者看的。
    3. 风格上，通俗易懂，新鲜活泼，深入实际，但不失历史感和厚重感。
    4. 不能面面俱到，能引起心灵上的共鸣，让人们有所思考，足矣。
    案例：
    1. 玻璃大王曹德旺都在学习传统文化，这对企业家是一种现身说法。
    2. 习总欧洲演讲也力挺传统文化，这就是国势，我们诉诸权威，有偏见的企业家就不会轻视。
    3. 比如马云说了一段国学怎么好，合适的话也可选，诉诸权威。（借势）。
    4. 同仁堂创始人:他是中医，也是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儒生。同仁堂是一家企业，但对他来说，商业不过是悬壶济世的一种手段。
    5. 王明夫先生讲过一个家族财富的传承的课，就是结合历史讲的。家族财富传承，是现实问题和热点，先生给出的方案，其精神完全可以说是儒家的。
    6. 所谓润物无声，并非都是企业家谈国学，比方三度修炼中有篇文章，讲的是历史人物冯道的故事，虽然看上去跟商业无关，但这个故事对很多读者都有触动的。
   
    以上是我们早期讨论所得的一些思路及案例，希望能启发您的思维。
    当然素材并不限于国内，松下老总稻盛和夫的活法、利他之心，以及秋山木工对国学在治企之道中的重视都可为我所用。
    素材也不限于商界，政界、学界各界人士的商学国学之谈中也能提取出我们需要的素材。


三、关于国学读本一现阶段主要任务。
1）广泛搜集素材。集思广益，根据既定目标、现有标尺尽可能广泛地搜集素材；
2）完善选文标准。哪些素材能最终选入读本，需要在素材搜集中不断完善选文标准；
3）充实二级标题。在素材搜集中不断孵化出二级标题。
   
    备注：国学读本一现有一支六人的小队伍，我们将在平素积累与充分讨论中开展国学读本一的落地任务。六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希望各位前辈同仁能不吝赐教、贡献一己之力，咱们一起把国学读本一做实做好。



您能做什么？
    只要在您平素接触到任何国学与商学相结合的文章、演讲或践行，请您一定记得“国学读本一"的讨论帖需要您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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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郑刚阳    时间: 2015年8月20日 11:02
大讚！

目前能想到的也就是《論語與算盤》這一本書了，才疏學淺，真實不好意思。同時，我覺得按照要求，其實南師的一些書都符合上述要求。《傳習錄》也同樣。

大讚坤學師兄的“知势、立志、格局、读书、行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本來就是一回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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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旖萱    时间: 2015年8月20日 14:41

郑刚阳 发表于 2015年8月20日 03:02
大讚！

目前能想到的也就是《論語與算盤》這一本書了，才疏學淺，真實不好意思。同時，我覺得按照要求， ...

感谢您的推荐，我们会去关注^^。关于齐家、兴业、益天下等篇章下面的二级标题，不知您有没有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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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坤学    时间: 2015年8月20日 19:00


在和君商学愿景中，这样写道：

和君商学的最高理想是建树和君商学派。这个学派的精神：旨归是利益众生（佛），原理是道法自然（道），路径是内圣外王（儒），至高境界是九九归一、左右逢源、圆融会通，执一而牧天下。


关于该读本的落地，正如帖子中所说，现阶段三个事情：体例结构（细化二级标题）、选文标准、素材收集。

关于选文标准，之前讨论的思路，也基本上比较明确了。稍作补充：

1. 让大家重视国学，除去偏见；了解国学；通过国学注入商业伦理；借商学弘扬国学、为商学注入国学。提升审美情趣，尤其中国文化之美，中式美。

2.  这个文选不是给学者看的，不是给官员看的，而是给很多年轻人，给商业从业者看的。

3. 风格上，通俗易懂，新鲜活泼，深入实际，切合实用，但不失历史感和厚重感。

4. 不能面面俱到，能引起心灵上的共鸣，让人们有所思考，足矣。

5、国学与商学的结合的文章为主。重点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鲜活文章。包括人物介绍、讲话或其他文章。

6、素材并不限于国内，松下老总稻盛和夫的活法、利他之心，以及秋山木工对国学在治企之道中的重视都可为我所用。素材也不限于商界，政界、学界各界人士的商学国学之谈中也能提取出我们需要的素材。

案例：

1. 玻璃大王曹德旺都在学习传统文化，这对企业家是一种现身说法。

2. 习总欧洲演讲也力挺传统文化，这就是国势，我们诉诸权威，有偏见的企业家就不会轻视。

3. 比如马云说了一段国学怎么好，合适的话也可选，诉诸权威。

4. 同仁堂创始人:他是中医，也是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儒生。同仁堂是一家企业，但对他来说，商业不过是悬壶济世的一种手段。

5. 王明夫先生讲过一个家族财富的传承的课，就是结合历史讲的。家族财富传承，是现实问题和热点，先生给出的方案，其精神完全可以说是儒家的。

6. 所谓润物无声，并非都是企业家谈国学，比方三度修炼中有篇文章，讲的是历史人物冯道的故事，虽然看上去跟商业无关，但这个故事对很多读者都有触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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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坤学    时间: 2015年8月20日 19:02


玻璃大王曹德旺：佛商的人生


持戒行商30载，布施散财60亿。头顶“玻璃大王”、“慈善大王”两个光环的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董事长、中国首善曹德旺把人生当作一场修行，始终追求人格的完美，“人生借由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等步骤，最后达到般若(智慧)，完成人生的轮回。”


2013年11月17日，由曹德旺捐建的福清市高山镇崇思寺将举行建成仪式，曹德旺希望崇思寺能为当地造福。在曹德旺看来，生活中的一切皆是佛理：做善事是布施；规范经营企业是持戒；忽略掉社会上一些因不理解他的言行而出现的负面声音甚至诽谤是忍辱；不断摸索使事业进步的方法是精进；追求人格完美以达般若波罗。


捐60亿是小善 为正是大善


布施有财施、法施和无畏施。在曹德旺看来，财施仅是小善。


曹德旺的第一次捐赠是在1983年。当时他刚刚承包高山玻璃厂，还没赚到钱时，就应其小学老师的请求拿出2000块钱为母校添制了新课桌。从那次开始，他的善举就没有间断过，至今，曹德旺的捐赠已经累计超过60亿元。在中国慈善排行榜上，曹德旺在2010、2011两个年度身居榜首，并蝉联“中国首善”称号。


“捐款，我是出于一种共享的心态”。对于其每一次慷慨解囊或解危救急，曹德旺往往表现出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淡然，他很少主动去渲染他的义举给获助对象带来的改变。曹德旺认为慈善是财富第三次分配、调节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和谐的关键工具，“我希望带个头，引起企业家重视慈善事业，因为中国的事情应该由自己人来完成。”


然而，曹德旺又绝不是一个不计成本滥施善心的“老好人”。他特别注重调研，所参与的大部分慈善捐助工程，都亲自安排工程施工队，并时时现场监督工程项目的进展，以便将每一分钱落到实处，让他的捐助款尽可能地发挥出最大效果。


在捐助西南五省抗旱项目上，他要求实施方中国扶贫基金会半年内必须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差错率不得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3%。这份被媒体誉为“史上最苛刻的捐款”的捐赠合同，给曹德旺打上了“既慷慨，又抠门”的慈善家标签。


最终，中国扶贫基金会顺利地完成了项目实施，树立了基金会的品牌，同时也为中国公益慈善界提供了一个超脱固定思维模式，求新求变，提高运转效率的经典案例。


“对有能量的人抠门，也是一种英雄本色”。曹德旺对扶贫基金会的“苛刻”不仅是为了让慈善更有效，同时，也是借此推动公益组织更加专业化。“关于基金会的管理费，我现在认为最重要的是花钱要透明，在这个前提下，合理就行，不管是3%还是10%，能经得起检验就好!”曹德旺认为，在公益慈善领域引入市场手段，让管理费比例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达到动态平衡。


对曹德旺而言，捐款再多也是小善，为正才是大善，福耀玻璃养活着1万5千人，上下游产业链加起来十几万人，即是“大善”。


正因如此，他捐出自己家族所持福耀集团3亿股股票(当时股价约合人民币35.49亿元)，捐资成立河仁慈善基金会，其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影响和推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变革，藉此探索现代慈善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曹德旺说：“股捐是非常好的方式，既能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营，又能为慈善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资金，这是政府应该支持和鼓励的。成立河仁基金会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发展和创新慈善制度，定位就是要做民间的慈善智库。”


持戒行商 践行佛理


“市场经济就是条约经济，条约就是要讲求公正与公开。信息公开，是公正和建立信任的基本前提”，言及30多年的从商感悟，曹德旺最看重的是规范经营。


从1983年承包玻璃厂，到现在年销售近90亿元的全球第二大汽车玻璃产品提供商，曹德旺始终把规范经营和企业社会责任放在重要位置。



尽管曹德旺之兄曹德淦曾出任福建省副省长，但是他很不习惯和政府打交道，他自称企业界的朋友不是很多，喜欢一个人打高尔夫，他也从不给官员送礼。曹德旺说，他从不做灰色地带生意，不捞快收入，一门心思做好汽车玻璃产业，替国家分忧，照章纳税。为了专门琢磨经营上的事儿，很多年里，他都拒绝出任董事长，只任总经理，董事长的位置则给了一位熟悉怎么与官场打交道的搭档。


在曹德旺身上，至今仍保留着一股商界人士身上罕见的率真之气。本色的个性，容易令人遵循内心真实的考虑，洞悉问题的真正根源，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也让曹德旺炼就了讲求实际的习惯，很多复杂的问题因而变得简单。


曹德旺坦言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是父母，是父母让他养成了善良、正直等基本品格，他把基金会取名“河仁”，也是为了纪念父亲。除此之外，他还非常敬佩著名华侨、慈善家陈嘉庚和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他们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慈善理念曾给曹德旺很大的触动。


已迈过花甲之年的曹德旺，并没有停止用佛理指导他现实的人生。在他的办公室和豪宅的入口处，还各自陈列着一部特制的《金刚经》——长1米2，宽78公分，厚达12公分。


曹德旺相信，这么多年来，他的修功德行为，与他做企业的成功，冥冥中有一种关联。“功德做得越大，我感觉自己的企业也越成功。并不是真的有‘菩萨’在保佑你，而是佛教能够净化你的心灵，当你一心修行功德时，内心变得宁静、简单，怀有感恩的心态，这种心态会转移到生意的方方面面，变为做生意时的一种内心状态。”


曹德旺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对于佛学，他始终保持着独立理解、独立领悟、独自修行的方式。他斥巨资兴建寺庙，却很少烧香许愿，“有时候我进寺院，出于对佛祖的敬重，也会烧香。但是我从来不求什么，我知道求也白求，根本不灵，一切都在你自己心中。你为什么去祈福烧香？因为你嫌自己不够富。你为什么嫌自己不够富？因为你有贪念。烧香烧不出佛理，烧不出平常心。”


让人生实现一个圆满的轮回


曹德旺的财富观是，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要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财富好像流水，留是留不住的，不必留给子女太多钱，应该留给他们智慧和修养。“你有能力就会有钱，没有能力，给你钱也会花光。”


曹德旺说他从不怕谁对他有非议，“我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我所做的事情，在中国企业家中凤毛麟角。我30几年创业，没有给任何一个官员送月饼，但每年我都会给员工送两盒月饼。如果想通过捐款扩大影响力和知名度，我可以花钱把CCTV的广告都包下来，但是捐款几十个亿，是赚不回来(影响)的。”


如今从福耀管理一线退下后的曹德旺，不必再时时刻刻操心公司的事务，其位于福州市郊占地6000平米的豪宅，完全依据曹德旺个人的建筑审美风格而建。但是曹德旺并不是一个享受安逸生活的人，“在这里(豪宅)我感觉不太自在，佛祖是在露天的菩提树下顿悟成佛的。我住这么好的房子干嘛？”


1991年，曹德旺看了一本弘一法师的自传，深受感染，想要出家。“早也一餐饭，晚也一餐饭，每天工作16个小时，这么辛苦为什么？我认为不值得，想不通”，后来，他明白修佛就是修自己，佛理就是哲学，一心向佛，也不一定必须出家。宗教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不是迷信。中国的商帮文化，就是秉承佛家来的。儒家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金刚经》的主题思想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雾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今天非常富有，你今天非常落魄，那个美女很漂亮，这个都没有用，一切都是假的，随着时间流逝，一切都过去了。”


曹德旺穷过，然后借助智慧和机会享受到了财富能给予他的一切物质上的奖励。但如今，住在豪宅里的曹德旺，设想的并不是将财富留给下一代，或是创造一个百年家族老店。进入花甲之年后，在“获得”和“放下”之间，他越来越向后者倾斜，这不仅能使自己的人生实现一个圆满的超脱，他也是在亲身为中国慈善界摸索着正确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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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坤学    时间: 2015年8月20日 19:36
童年“探险”国学  青年问道北大


2013年春天，少年时代已熟读《报任安书》、《出师表》的李克强，在57岁时接任大国总理。


“中华民族这一百多年来历经磨难，现在离民族复兴只有几步之遥，我们身上责任重大，必须往前走，必须勇于试，这是我们的责任所系。”他说。


李克强的读书生涯，起自童年时代的“探险”。而在幽昧之中为他燃灯烛照的，是“有实无名”的国学大家李诚。



李克强曾对人说，在他的童年记忆中，安徽合肥那所拥挤嘈杂的大杂院，唯一神圣之处是拥有一座藏书近万册的图书馆。两间北房，书拥四壁，昏暗而寂静，与喧闹的院落形成反差，有些神秘。



李诚先生是安徽省文史馆图书馆的管理人员，端坐桌前，手不释卷，日复一日。“当我是学童的时候，大约出于好奇，放学归来，曾有几次悄悄地溜进室内。”1997年刊发在《安徽日报》的追忆文章中，李克强谈及当年的“冒险”。


开始会被赶走，后来“李先生发现我只是在书橱边翻翻看看，并无越轨的举动，便允许我留在室内”。


这里本无一册儿童读物，许多又是线装书或旧版书，童年李克强虽不甚了了，却被那种书香四溢的氛围深深感染。


国学大师边洗脚边授业


李克强的父亲李奉三曾做过安徽凤阳县县长，后任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常与李诚谈文论道，相互唱和，李克强多次目睹父辈长谈吟诵的情景。


“文革”开始，停课闹革命的浪潮波及小学。每晚9时，李先生热气氤氲的脚盆边，失学的李克强开始了他真正的启蒙。《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还有唐诗，都是讲授内容。



即便是在二三十年后忆起，李克强对于当年李诚先生授业的情景仍然点滴在心：他“把脚放在一个不大的搪瓷盆中，不断有节奏地搓足，时而向盆中添上一点热水，时而用手揉脚板心上的涌泉穴。他做得不紧不慢，大约近一个钟点。就在这段时间里，他用平和的语调，时断时续地向我讲中国的国学，讲治学的方法，讲古今轶事……这种每天近一小时的讲解、谈论夹杂着议论，持续了近五年之久，几乎穿越了我的少年时代，但李先生的话似乎仍未讲完”。


在李克强的观察中，李诚先生并非是一个只为趣味而读书的人，在他内心深处，始终蕴藏着一种对国家、对民族的强烈责任感。


这种责任感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犹如遗传基因，传续数千年，也时时闪现在少年李克强诵读的典籍中：“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北大求学：时代趋势的洞察者把握者


新观念、新工具、新技术——回溯青年李克强，他固然是时代转折的受益者，同时也展示了时代趋势的洞察者、把握者的风貌。


1977 年冬天那场高考，如破冰，如井喷，全国570 万青年，在紧急调用印刷《毛选》的纸张印成的试卷上，写下了改变命运的急切渴望。



后来回忆当年那场考试，李克强说，那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几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下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据说在师范院校读书是不必付饭钱的。”只是他第二志愿的北大，却因优先招生将他揽入门下。


走进北大，“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为尊者不骄，待愚者不矜”的学风，更是给李克强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之时，李克强曾撰文谈及师道：和季羡林先生一同开会，会上发言人离题，季先生就用手指在大腿部不停地滑动——利用散碎时间复习外语单词。


当时李克强正在翻译一部英国法律专著，就向季先生请教一个英语古词，季先生当即作答，告诉他“可以先这样译”，第二天又详尽地向他解释了这个词的来由和含义。


李克强曾如此总结北大师道对他的影响——崇尚真理，执著追求，无所谓个人的体面和尊严；以平常心态对待学术之争、相左主见；看重知识的分量、真才实学，而非虚幻的光环。


22岁走进北大校门，李克强充满了对新兴观念的渴求，以及对市场经济等方面的好奇。


法律系教师杨敦先至今清晰地记得，李克强经常思考立法和国家政制的互动。


同学陶景洲说，李克强虽然读的是法律系，但很早就对经济问题兴趣浓厚。“那时国门初开，同学中，应该说李克强是最早关注经济问题的。”


1979年，有门“国际商法”课程，几个同学跑到北京崇文门，去荣毅仁创办不久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实习，其中就有李克强；后来上“海商法”课程，李克强等人又去天津新港实地考察。“他可能认为学习经济法必须要懂经济，所以在图书馆借了不少经济和经济法的英文原著。”

其间，热心社会活动的李克强很快被选为法律系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


当时北大学生会学习香港一些高校学生会的制度，尝试创立了北大学生议会常代会，专门监督和制约学生会。常代会由每个系、每个年级推选一名代表参加，讨论和决定与学生有关的大事，是全校学生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构，被誉为“学生人大”。李克强担任过北大学生议会常代会主席。他的校友回忆说，李克强发言较多，见解尖锐深刻。


令同学难忘的，还有李克强学习英语的热情与坚持。


基础教育断档的这批人，英语基础都很糟糕，有的同学怕麻烦申请了免修，但李克强非常勤奋，做了个小本，正面是一个英语单词，反面是中文解释，苦记硬背。“走在路上在背，上食堂吃饭排队时在背，外出坐公共汽车等车时也在背。”


李克强的英语水平很快提升，大三以后即可翻译英文原版的法律文献。


当年手捧小本子背单词的李克强一定没想到，英语除了帮助他与西方经典、新知无障碍接触，还有更多功用——在河南任省委书记时，某次会见外宾英语翻译迟到，会见照常进行，他同外宾问答自如；2011年访港，在港大演讲时用英文发言约两分钟，外媒好评迭次。

李克强常年坚持阅读英文原著，密切跟踪国际上最新的经济科技动态。他曾批示国务院研究部门，要求他们深入研究“国际产业链重组”、“包容性增长”等问题；杰里米。里夫金所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甫一问世，他马上要求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密切关注”。


今天能够查证到的有李克强署名的学术文章，最早的是与龚祥瑞合著的《法律工作的计算机化》，1983年中发表在《法学杂志》上，共5页。


李克强曾述及此文的缘起：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正开始涌动着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并且向社会领域渗透，计算机也在与法律联姻。龚先生认为有必要向国内介绍这种动向，便草拟了一篇文章。他同时又以为，他的学生们，作为面向未来的一代，应该对此有更浓的兴趣。“因此，他把文稿交给了我，要求我作补充乃至删改。”


此前，李克强曾提交一篇论文《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试图以现代控制论和系统论解释法学学科问题，被学校评为优秀论文。龚祥瑞评价：“它是把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型科学方法运用到法学研究的一次尝试。”


在关注新技术、新理论的跨学科研究中，已经展现出李克强的超前和敏锐。


“社会科学化——科学向社会机体的全部毛孔进行全面渗透的纪元开始了。”文章结尾处这样判断，信心十足的语气似能让人想见李克强青年时代的意气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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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旖萱    时间: 2015年8月20日 21:01

郭坤学 发表于 2015年8月20日 11:02
玻璃大王曹德旺：佛商的人生

       曹德旺是一位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商人，正如他自己所相信的，这么多年来，他的修功德行为，与他做企业的成功，冥冥中有一种关联。“功德做得越大，我感觉自己的企业也越成功。并不是真的有‘菩萨’在保佑你，而是佛教能够净化你的心灵，当你一心修行功德时，内心变得宁静、简单，怀有感恩的心态，这种心态会转移到生意的方方面面，变为做生意时的一种内心状态。”这种朴素的因果观是为我们所信服的，但践行着鲜矣。
       当今的企业家都讲求一个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做大做强、永葆活力、细水流长的秘诀，这一精神从何处来？任凭任何一本经典的经济学、管理学等方面的著作都不会真正传授你这一精神，而咱们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却饱含着企业家精神的真谛。只是有一点， 物的世界直接、具化且易得，人们往往趋之若鹜；而大道无形，不易把握、难以坚持，人多望而生畏。“路漫漫而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传统文化永远不能靠课堂习得，始终要靠个人自我修炼、领悟、践行。
       坤学师兄这篇文章分享得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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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坤学    时间: 2015年8月20日 22:02
有一个调查显示：美国100强的CEO的书柜有超过90%的书籍都和经济基本无关。那么，那些成功CEO都在读那类书籍？企业家焦虑的本质是什么？商业与哲学有何关联？大数据时代的数据真的那么重要么？



以下为《冬吴相对论》精彩对话（节选），从梁冬与吴伯凡的对话中窥见这些现象及问题背后的深层根源。


那些成功CEO都在读那类书籍？


梁冬：有一个调查显示：美国100强的CEO的书柜有超过90%的书籍都和经济基本无关，这有些令人意外，本以为企业家对经济、管理、财务最有兴趣。而中国一家图书公司也发现，现在中国企业家越来越不喜欢看企业管理的书，反倒喜欢看宗教类、心灵类、哲学类的书，伯凡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吴伯凡：我是学哲学的，也研究过宗教，有一回我在深圳的游艇会见到一位老板，他说一直喜欢看我的宗教相关文章，一直想跟我聊一聊。其实，宗教与生意是相通的。按照商业的眼光来看，宗教就是一个投资回报。在中世纪，教会是拥有财产最多的组织，它在经营财产时必须要请那些与神职无关的人来做商业业务，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职业经理人。大家思量一下：我们在商学院学的那些东西到底跟一个企业关联度有多大？有很多杰出的企业家，他们不是读了商学院才成为老板，是因为做了老板才去商学院。


相反，宗教传统和商业传统的关联度很强，我举个例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在美国你要是借钱，如果你不是教会的人，你是借不到钱的，银行如果你不是一个信徒的话，他对你的个人品行没法评估，最重要的是没有一个组织为你担保。你发现美元里头有几个字：IN GOD WE TRUST（以上帝的名义我们信任这张纸），当然这有历史渊源的问题。


我想说的是，正如萨姆·沃尔顿所说：世界上没有什么纯而又纯的商业真理，所谓商业真理只是把那些古老的真理认真地全身心地运用在你的商业行为当中。沃尔玛秉承一个商业理念是什么？就是“己所欲，施于人”，他说你建一个商店时，你最想得到什么？对，是便宜，就是用最少的钱买更多的产品，这就是他的经营理念，是一个古老的真理，然后在这个商业里头全身心地去运用与践行。


企业家焦虑的本质是什么？


梁冬：那就是所谓的商业问题，其实只不过是人们真实问题在商业领域里面的某一些反映。那么，你觉得现代商人焦虑的本质是什么？他们最大的问题源头在哪里？


吴伯凡：作为一个企业家，大家关心的是商业问题，但如果往深层去，他的真实焦虑、真实困惑往往不是商业的，而是人类最基本的那些焦虑。


我自己有一个经验，跟企业家刚开始接触时，就会谈一些关于经营管理、品牌战略、系统流程的问题，接触深了以后，跟我谈得最多的是关于身心灵的问题，身体的健康、内心的健康、心智的健康和灵魂的健康，这是他们很关注的。


远大的总裁张跃说，他以前关注的是生意，现在关注的是生命。有一本书叫《人生下半场》，它讲的就是40岁以前大家关注的都是成功，40岁以后关注的是意义。这一点，我从跟张跃的谈话当中就能感觉出来。成功了又能怎样？当你什么都不太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正缺的东西根本就没有解决，这就是关于身心灵的问题。当你在一个很浅的层面上经营企业，把企业当成一个赚钱机器，不停从里头拿钱出来，这根本不能解决他自己真正关心的问题。


商业与哲学有何关联？


梁冬：那么商业界到底应该关注什么样的话题。伯凡老师您是学哲学的，请您从哲学角度谈一谈商业问题。


吴伯凡：当别人问我说你是学哲学的，怎么跑来研究商业问题？我就给他举一个例子：著名的金融投资家索罗斯就是学哲学的，索罗斯在商务艺术馆出了好几本书都是哲学书。


我有一回跟一个在银行工作的高管谈到《道德经》时，引用了一句话，叫“天下皆知美之为美也，斯恶也”。当时他听了以后他就一愣，他说这个原意是什么？我跟他解释以后，他说这个道理实际上在金融业同样适用，在股票市场上人人都知道这是一支好股票的时候，它一定会害人的。如仁义道德，是很好的，天下都知道仁义道德是很好时，这就一定会出现很多的伪善，就是满嘴仁义道德。当天下都知道这个东西是很好的时候，一定会趋之若鹜，它就一定会变味。


数据真的那么重要么？


梁冬：在这个互联网、大数据的时代，您觉得数据对于一个企业家、领导者真的那么重要吗？


吴伯凡：数据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IBM对知识分为四级，最底层的叫数据，数据之上才能形成信息，它是经过提炼的数据；信息之上是知识，知识再往上是智慧。这是一个金字塔，数据很多，信息相对少一些，知识就更少，智慧最少。


我们在经营企业时，真的是一点都不缺乏数据、信息、知识，最缺乏的是智慧。所谓智慧它不是说对具体某事某物的一个技巧、技能，它是一种态度、一种境界，十个人面对同样的商业机会及宏观经济态势，他做出的判断与决策是很不一样的，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他们看到了不同信息，不是因为他们拥有不同知识，而是他们头脑中的境界和洞察力，他们看事情的方式和处理事情的智慧不一样。


有一个人跟巴菲特差不多齐名，叫罗杰斯，他不是学金融出身，别人问他，杰出的投资家最重要的数字是什么？应该去读哪些书？


罗杰斯说，应该读两种书：一种是哲学，一种是文学。因为只有从这两种书里你能感受到人性是什么东西。尤其是在资本市场上，最终较量的不是那些谁都能写成书的投资技巧，最终是一种人性的较量，是你对人性的感知力与把握力，导致你的决策跟别人不一样，这就是你的高下。


作为一个经理人你要掌握的东西很多，但是千万别忘记了：智慧是比知识、比信息、比数据更重要的东西！


来源：冬吴聚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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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坤学    时间: 2015年8月20日 22:16
习近平：干部要学哪些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五千年文明灿烂不熄，四大发明、四书五经，学习的力量在历史中传承。习近平主席酷爱学习，学习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自尊和自信，他具有深厚的国学底蕴，他的讲话或文章以引经用典的亮丽风景吸引无数中外“粉丝”。他不仅自己爱好学习，更为关心干部学习，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他指出：“我们要学习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高尚的精神追求。历经磨难而不衰的中华文明，蕴涵着丰富而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他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领导干部也要学习，以学益智，以学修身。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那么，干部要学习哪些传统文化知识呢？

一、修身之道

修身，是指修身养心，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修养身心。比如，“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义担当，“见贤思齐”“知行合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省吾身”“君子慎独”的修身之方，“孝悌忠信”“百善孝为先”“家和万事兴”的齐家之略，等等。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朝气蓬勃，就因为有这些执着的精神追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面临新的执政考验，对领导干部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习近平非常重视干部的道德修养。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强调：“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务必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十分重要的人生必修课，以严格标准加强自律、接受他律，努力以道德的力量去赢得人心、赢得事业成就。”他还把“三严三实”作为干部改进作风的要求，其中摆在首位的就是“严以修身”。他引用“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等来强调干部修身。

习近平同志还为干部阐述了修身立德的方法：“首先要重视反躬自省、自我批评”，“吾日三省吾身”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其次，要“遵纪守法、不碰底线”，“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最后，要“防微杜渐、不弃微末”，“慎权、慎独、慎微、慎友”。可以说习近平同志为干部崇德修身，既标注了的认识论，又标注了方法论。

二、廉政之道

习近平从严治党，重视廉政建设，举世点赞。早在《拜托贫困》一书中就写道：“廉政建设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如果我们不能承担起这种历史使命，我们就会失去民心，就会被敌人找到进攻的缺口”。他常引用“诚欲正朝廷以正百官，当以激浊扬清为第一要义”、“公生明，廉生威”之类的传统廉政名言教育干部。

习近平还用传统文化阐明述干部保持廉洁的方法。首先做到“慎独慎微”，“不以恶小而为之”。他在河南省兰考县调研时指出“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他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引用“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其次，习近平强调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发挥表率和带动作用”。他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最后，党员干部要谨防“贪欲”之害。他在《领导干部要认认真真学习老老实实做人干干净净干事》一文中引用“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

三、天人之道

中华文明五千年灿烂不熄，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理思想，“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望母归”的经典诗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治家格言，这些质朴睿智的自然观，至今仍给我们以深刻警示和启迪。

习近平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美丽中国”建设理念，他希望干部汲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休养生息”等传统思想智慧。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中他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这些生动形象的论述表达了我们党和政府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科学理念。

四、用人之道

用人之道是一门关于认识人才、使用人才、培养人才的科学，同时也是一门发掘人的智慧、调动人的积极性、激发人的创造力的艺术。我国古代在这一领域内所取得的成就令人叹为观止，并由此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用人之道”。这些丰富的用人思想和用人经验，是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在长期治国理政的用人实践中总结、积累、思考、归纳出来的，吸收与借鉴传统用人之道的理论精华，得到历史智慧的启迪与帮助，一方面能加强领导干部的素质修养，做到古为今用；另一方面可以在实际工作中少走弯路，事半功倍，这对当代领导者来说，无疑是提高领导决策和用人水平的有效途径。

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怎样是好干部”“怎样成为好干部”“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等问题做了集中的阐述，在其他一些会议讲话中也多次谈到干部的培养、选拔、管理等问题，其中同样引用了大量前人的理论精华来注解自己的观点。首先，人才工作对于执政至关重要，“尚贤者，政之本也；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其次，对人才要有全面客观的认识，“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再次，识别、选拔人才有一些标准：以德为先，“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有基层实践经验，“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好学精神，“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

五、法治之道

习近平向来重视依法治国，他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古代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的法治思想在这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财富。这主要体现在商鞅的以法治国、刑无等级、法官独立、法治而不是权治、法大而不是权大、统治者和官员必须首先守法、法律符合国情民情、简明公开让民众充分了解等内容上。习近平引用了很多法家的经典来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他在《之江新语？弘扬法治精神，形成法治风尚》就引用“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他在《摆脱贫困？从政杂谈》引用“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

习近平还引用了很多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来阐述执法之道：“首先，领导干部要懂法，‘为官之义在于明法’。知道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明’也是让自己懂法，在内心拉一条底线。其次，领导干部带头遵纪守法，所谓‘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才能让法令顺利推行。最后，领导干部执法时要公平正直，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

六、民本之道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放在现代社会，仍然一点不落伍。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尚书》里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北宋张横渠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都是民本思想。与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方针是一致的，我们应当继承、发扬这种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国学修养深厚，对此自有更深的体会。2007年1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先后写了《为民办实事旨在为民》、《为民办实事重在办事》、《为民办实事成于务实》等三篇文章，充分表达了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思想。如贤者所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习近平指出：“必须重民生、办实事，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满足人民群众最基本、最紧迫的需求，做到让人民群众参与、让人民群众做主、让人民群众受益、让人民群众满意，真正使群众成为利益的主体”。

习近平十八大以来的历次讲话中，“人民”都是最突出的关键词。他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些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价值观念的当代价值，也是民本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直接对接。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有多处体现以民为本思想的内容：“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等等。

所有这些，都可以在道家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中找到丰富的资源。老子所说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思想，不知有之、亲而誉之的善治和以百姓的态度为最高和最后的政治评价标准；孔子使民富庶教的思想，把广施于民而能济众作为治理国家贤治境界的思想，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和关于养老恤孤制度的思想；孟子的民为贵的思想；贾谊所说的国以民为本，国以民为命，国以民为力，国以民为功的思想等，都是滋养当下以民为本实践的宝贵思想资源。

七、义利之道

践行正确义利观的根本是辩证地处理好道义和利益的关系，实现二者的统一。义利之辨，是贯穿中国思想史的一个根本问题。义利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曾有过不同的诠释，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突出道义，强调义重于利，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主流义利观，也是我们一以贯之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习近平对正确义利观的内涵作出过精辟论述。他指出：“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

2014年7月4日，习近平在韩国首尔大学的演讲中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他指出：“倡导合作发展理念，在国际关系中践行正确义利观。‘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中华民族历来主张‘君子义以为质’，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义为先、先义后利的价值观念，至今还是我们应该培养和践行的价值观念之一，对处于市场经济浪潮中干部来说意义更为明显。

习近平提醒全党：“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

http://news.ifeng.com/a/20150810/44390888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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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旖萱    时间: 2015年8月21日 12:16
企业家为什么要学历史？

经过三十年的筚路蓝缕，中国现代企业已经发展得颇具规模，同时诸多问题也浮出水面。例如家族企业接班人的甄选，股份制企业总经理与董事会的关系，传统行业是否应当主动变革以适应新时代等，不胜枚举。很多企业管理者带着管理的困惑学习西方舶来的理论，付诸于实践时却常有无力感。他们还有另一种选择，从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汲取中国式的管理智慧。中国企业管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需要从丰富的历史案例中获得灵感。

大道至理，鉴往知今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无数杰出的人物以无与伦比的智慧在历史上书写了无比壮丽而又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得益于中国的史官文化，这些故事得以记录和传承，今天的企业管理者如若能够学之一二，对企业管理将有很大借鉴意义。很多人都知道《资治通鉴》，北宋时由司马光主编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不成，退居洛阳修此史书。这部书历史地位非常高，被誉为《史记》之后的又一部鸿篇巨制，但司马光最初目的很简单，就是把历史编撰成故事讲给皇帝听。中华帝国就像一个股份公司一样，皇帝是董事长，他怎么才能做好这个董事长呢？司马光认为皇帝得学一学历史的经验。

历史的深处所埋藏的不只是废墟故事，更有鉴往知今的大道至理。企业管理者读一读历史，对管理现代企业很有借鉴。例如，三个人一起创办公司，一起辛辛苦苦地打拼。公司做大后，就有了尊卑，也面临如何对待元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古人设计了一个很好的制度，叫“官以任能，爵以酬功”。官职给职业经理人，给有能力的人；爵位给元老，给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爵位还可以传承。

诸位来到“从历史看管理”这个项目，我们不为修身养性，不为交友，而是要学习一门技术，这门技术就叫“从历史看管理”。具体来讲，就是要去学习怎么样去管理企业，怎么样用人，怎么样去商战，怎么样传承企业，把历史技术应用到管理实践当中去。我们处于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古文功底又不够扎实，没有时间和能力去精读二十四史。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们请大师和专家来到课堂上，请他们来解读历史。北大的课堂是开放的，您可以不同意教授的观点，您可以分享独到的见解，我们欢迎各种观点的碰撞与争鸣。我们要以批判性思维来读历史，历史是一门社会科学而非意识形态。

读历史，知管理

企业内部是专制的，自上而下，等级森严。帝国与公司面临的共同核心问题是委托与代理的关系。董事长委托总经理管理公司，皇帝委托宰相治理国家。自秦汉以来，君权与相权就一直处于对立而统一的相互制衡中：君权强势时，宰相的权利空间就相应被挤压；君权势弱时，宰相的权利空间就相应扩张。皇帝可以把国家交给丞相，例如万历不临朝听政长达二十八年。也有雄主不信任丞相，削弱相权，亲自管理国家。明朝时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严令“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而清朝的统治者是少数民族，他们的危机感很强，一方面处处显示其强大的控制力，一方面特别担心有人谋反。清朝亦没有设立宰相，军机大臣只有参议政事的权利,没有决策权利。实质上军机大臣就是一群高参,权利全部集中在皇帝手里。皇权与相权的对立统一，本质上在于二者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冲突。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中华帝国需要处理的另一层复杂关系，企业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公司做到一定规模后，就面临一个现实问题，是以加盟店还是直营店的形式继续扩张？中央对地方如何管理，如何把握放权和监督的尺度，如何实现地方机构的内在制衡，这些都是中华帝国和大公司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

读历史，学做人

商场与战场的竞争最终都归结为人的竞争，历史故事当中蕴藏的做人哲学可以被企业的管理者活学活用。以清朝慈禧太后身边的宠臣李莲英和安德海为例，二人可以说是做人的一正一反两个典型案例。安德海恃宠而骄，干预政事，纳贿招权，个性张扬，对亲王和大臣不敬，最终落得被巡抚丁宝桢擒获处决。而身居高位的李莲英却为人保守，行事低调。他深受慈禧宠信，却又对傀儡皇帝光绪加以照顾。慈禧想废掉光绪，而李莲英在这件事情上一直不表态，坚持自己的原则，处处为自己留余地，得以善终。李莲英在临死前，用八个字总结自己一生，即“事上以敬，事下以宽”。二人的故事，警醒世人“人在高处莫得意，唯能低调方保身”。

读历史，看天下

企业家读历史，要知管理，学做人，更要看天下。不只看中国，更要看世界。现在很多人喜欢读曾国藩和胡雪岩，但是读西方的人还是太少。有几个人知道罗斯柴尔德家族和摩根家族的具体情况？这些家族管理企业又有哪些案例值得我们借鉴？有一本书《货币战争》风靡一时，里面讲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美联储、以及整个世界的金融命脉。如果我们不读历史，就不知道这是篡改历史，要么愚蠢，要么别有用心。企业家要了解西方历史的本来面貌，才能深刻地理解现在的西方社会以及其体制。

注：颜色教授，北大光华应用经济系副系主任，从历史看管理学术主任。本文整理自颜色教授2014年11月为从历史看管理（11期）所做的开篇讲座。

PS:并非完全赞同此文的所有观点，但对于企业家应读史、知史、以史为鉴的观点，确实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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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旖萱    时间: 2015年8月21日 12:40
梁启超：成为一个不惑、不忧、不惧的人

这篇文章是1922年梁启超先生应苏州学界之邀作一场演讲，虽然已经过去93年，社会发生巨大变迁，但是对你青年一代仍有借鉴意义。


诸君！我在南京讲学将近三个月了。这边苏州学界里头有好几回写信邀我，可惜我在南京是天天有功课的，不能分身前来。今天到这里，能够和全城各校诸君同聚一堂，令我感激得很。但有一件，还要请诸君原谅︰因为我一个月以来，都带着些病，勉强支持，今天不能作很长的讲演，恐怕有负诸君的期望哩。

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辞的答道︰“为的是求学问。”再问︰“你为什么要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恐怕各人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诸君啊！我替你们总答一句吧︰“为的是学做人。”你在学校里头学的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心理、历史、地理、国文、英语、乃至什么哲学、文学、科学、政治、法律、经济、教育、农业、工业、商业等等，不过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种手段，不能说专靠这些便达到做人的目的。任凭你那些件件学得精通，你能够成个人不能成个人，还是另一个问题。

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份，这三部份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之为“三达德”—知、仁、勇。为什么叫做“达德”呢？因为这三件事是人类普通道德的标准，总要三件具备才能成一个人。三件的完成状态怎么样呢？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所以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 现在讲的知育、德育、体育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知育要教导人不惑，情育要教导人不忧，意育要教导人不惧。教育家教学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我们自动的自己教育自己，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

一、怎样才能不惑呢？

最要紧的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想要养成判断力︰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知识﹔再进一步，还须有遇事能判断的智慧。假如一个人连常识都没有了，听见打雷，说是雷公发威﹔看见月蚀，说是虾蟆贪嘴。那么，一定闹到什么事都没有主意，碰著一点疑难问题，就靠求神、问卜、看相、算命去解决。真所谓“大惑不解”，成了最可怜的人了。学校里小学、中学所教，就是要人有了许多基本的常识，免得凡事都暗中摸索。但仅仅有这点常识还不够。我们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职业。这职业也并不是我一人破天荒去做，从前已经许多人做过。他们积了无数经验，发见出好些原理、原则，这就是专门学识。我打算做这项职业，就应该有这项专门学识。例如我想做农吗？怎样的改良土壤，怎样的改良种子，怎样的防御水罕、病虫‥‥等等，都是前人经验有得成为学识的。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他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做工、做商‥‥等等，都各各有他的专门学识，也是如此。我想做财政家吗？何等租税可以生出何样结果，何种公债可以生出何样结果‥‥等等，都是前人经验有得成为学识的。

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他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教育家、军事家‥‥等等，都各各有他的专门学识，也是如此。我们在高等以上学校所求得的知识，就是这一类。但专靠这种常识和学识就够吗？还不能。宇宙和人生是活的，不是呆的﹔我们每日所碰见的事理，是复杂、变化的，不是单纯的、印板的。倘若我们只是学过这一件才懂这一件，那么，碰著一件没有学过的事来到跟前，便手忙脚乱了。所以还要养成总体的智慧，才能得有根本的判断力。这种总体的智慧如何才能养成呢？第一件，要把我们向来粗浮的脑筋，着实磨练他，叫他变成细密而且踏实﹔那么，无论遇着如何繁难的事，一定可以彻头彻尾想清楚他的条理，自然不至于惑了。第二件，要把我们向来昏浊的脑筋，着实将养他，叫他变成清明﹔那么，一件事理到跟前，我才能很从容、很莹澈的去判断他，自然不至于惑了。以上所说常识、学识和总体智慧，都是知育的要件﹔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

二、怎么样才能不忧呢？

为什么仁者便会不忧呢？想明白这个道理，先要知道中国先哲的人生观是怎么样。“仁”之一字，儒家人生观的全体大用都包在里头。“仁”到底是什么，很难用言语来说明。勉强下个解释，可以说是︰“普遍人格之实现。”孔子说︰“仁者，人也。”意思说是人格完成就叫做“仁”。但我们要知道︰人格不是单独一个人可以表见的，要从人和人的关系上看出来。所以“仁”字从二人，郑康成解他做“相人偶”。总而言之，要彼我交感互发，成为一体，然后我的人格才能实现。所以我们若不讲人格主义，那便无话可说﹔讲到这个主义，当然归宿到普遍人格。换句话说，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的人格和宇宙无二无别。

体验得这个道理，就叫做“仁者”。然则这种“仁者”为什么会不忧呢？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曰忧成败，一曰忧得失。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所以易经六十四卦，始“干”而终“未济”﹔正为在这永远不圆满的宇宙中，才永远容得我们创造进化。我们所做的事，不过在宇宙进化几万里的长途中，往前挪一寸两寸，那里配说成功呢？然则不做怎么样？不做便连一寸两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失败了。“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凡做事便不会失败﹔所以易经说︰“君子以自强不息。”换一方面来看，他们又信得过凡事不会成功的﹔几万里路挪了一两寸，算成功吗？所以论语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说呢？

再者，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便不会忧得失。为什么呢？因为认定这件东西是我的，才有得失之可言。连人格都不是单独存在，不能明确的画出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然则那里有东西可以为我所得？既已没有东西为我所得，当然亦没有东西为我所失。我只是为学问而学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等做手段来达某种目的— 可以为我们“所得”的。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持。”“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得失可忧呢？总而言之，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然会“无入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是教人做到“仁者不忧”。

三、怎么样才能不惧呢？

有了不惑、不忧功夫，惧当然会减少许多了。但这是属于意志方面的事。一个人若是意志力薄弱，便有很丰富的知识，临时也会用不着﹔便有很优美的情操，临时也会变了卦。然则意志怎样才会坚强呢？头一件须要心地光明。孟子曰︰“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行有不慊之心，则馁矣。”又说︰“自反而不缩，虽褐寛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俗词说得好︰“生平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这是第一著。第二件要不为劣等欲望所牵制。论语说︰“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被物质上无聊的嗜欲东拉西扯，那么，百链钢也会变为绕指柔了。

总之，一个人的意志，由刚强变为薄弱极易，由薄弱返到刚强极难。一个人有了意志薄弱的毛病，这个人可就完了。自己作不起自己的主，还有什么事可做！受别人压制，做别人奴隶，自己只要肯奋斗，终能恢复自由。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嗜欲的奴隶，那么，真是万劫沉沦，永无恢复的余地，终身畏首畏尾，成了个可怜人了。孔子说︰“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我老实告诉诸君吧，做人不做到如此，决不会成一个人。但是做到如此真是不容易，非时时刻刻做磨练意志的工夫不可。意志磨练得到家，自然是看着自己应做的事，一点不迟疑，扛起来便做，“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才算顶天立地做一世人，绝不会有藏头露尾、左支右绌的丑态。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人做到“勇者不惧”。

我们拿这三件事作做人的标准，请诸君想想，我自己现在做到那一件？那一件稍为有一点把握？倘若连一件都不能做到，连一点把握也没有，嗳哟！那可真危险了，你将来做人恐怕就做不成！讲到学校里的教育吗：第二层的情育第三层的意育，可以说完全没有，剩下的只有第一层的知育。就算知育罢：又只有所谓常识和和学识，至于我所讲的总体智慧靠来养成根本判断力的，确实一点儿也没有。这种“贩卖智识杂货店”的教育，把他前途想下去，真是令人不寒而栗！现在这种教育，一时又改不来，我们可爱的青年，除了他更没有可以受教育的地方。诸君啊！你到底还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险呀！非你自己抖擞精神想法自救，没有人能救你呀！

诸君啊！你千万不要以为得些片断的知识就是算有学问呀！我老实不客气告诉你吧︰你如果做一个人，知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越多越坏。你不信吗？试想想全国人所唾骂的卖国贼某人某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有知识的呢？试想想全国人所痛恨的官僚、政客— 专门助军阀作恶、鱼肉良民的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有知识的呢？诸君须知道啊！这些人，当十几年在学校的时代，意气横厉，天真烂缦，何尝不和诸君一样，为什么就会堕落到这样田地呀？屈原说的︰“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见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坏路上走。诸君猛醒啊！现在你所厌、所恨的人，就是前车之鉴了。

诸君啊！你现在怀疑吗？沉闷吗？悲哀、痛苦吗？觉得外边的压迫你不能抵抗吗？我告诉你︰你怀疑、沉闷，便是你因不知才会惑﹔你悲哀、痛苦，便是你因不仁才会忧﹔你觉得你不能抵抗外界的压迫，便是你因不勇才会惧。这都是你的知、情、意未经修养、磨练，所以还未成个人。我盼望你有痛切的自觉啊！有了自觉，自然会自动。那么学校之外，当然有许多学问，读一卷经，繙一部史，到处都可以发见诸君的良师呀！

诸君啊！醒醒吧！养定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好你的自由意志。你成人不成人，就看这几年哩！

1922年12月27日在苏州学生联合会讲演

原载1923年1月15日《晨报副鎸》，选自：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481-487页


PS：做事先做人。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你如果做一个人，知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越多越坏。此话安在企业家身上同理。尤其当代企业家的重要性凸显，其身上肩负更多民族大义、社会责任。若不能以正义之师驱动发展的矛，实乃民族的乃至世界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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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旖萱    时间: 2015年8月21日 12:56
杜维明：目前中国没有儒商

最近几十年，中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开始自觉地发展儒商文化。儒商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他们不仅是企业界的知识精英，同时也是对世界大势特别自觉，且有公共意识的知识分子。

儒商是企业界的公共知识分子

《中国慈善家》：“儒商”这个词语近年频繁出现，一些有文化的企业家甚至儒雅的企业家，都被称作儒商。作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你认为哪些企业家可以被称作儒商？儒商应该有怎样的内涵？

杜维明：只是在最近这几十年，中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才开始自觉地发展儒商文化。用今天的话说，儒商就是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的企业家。他们是企业界的知识精英和公共知识分子，是对世界大势特别自觉，而且有公共意识的一批知识分子。
       作为商人，儒商不完全唯利是图，他们非常重要的观念是见利思义。义利之辩中，一个很大的错误认识是要义就不要利，这完全错误。义是什么？是利益之和。义所代表的利绝对是大利，不是小利；是代表很多人的利，不是一个人的利。另外，他们获得利，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创造使人能够从事道德实践发展的条件。所以，义比利高，利和义是没有矛盾的。

《中国慈善家》：在你看来，儒商是“企业界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须有批判精神。那么，儒商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

杜维明：今天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叫intellectual，这个概念是从俄罗斯传统里来的。他们不仅一定要批判政治、批判现实，而且一定要跟既得利益者划清界线，所以他们以批判精神特别是对政治的批判精神为特色。这个观点只是在俄罗斯的传统里有很大的影响力，也深深影响到了中国。但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却都不是这样，政治体系的人也是很了不起的知识分子，比如基辛格、约瑟夫·奈。
       在中国的传统中，知识分子严格地说就是士，士君子。士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知识分子，是以他是为全体人民的福祉，有为天下的情怀，还是为现实政治的一己之私为标准。所以，不是看他有没有介入政治、有没有参与政府，而是看他的价值取向、他的心态。
       企业界的公共知识分子，是现代意义的儒商。他当然有批判精神，这种批判不仅仅是政治批判，还有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但并不是说一定要跟政治划清界线，他介入政治事实上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这是中国的老传统。

《中国慈善家》：按照你对儒商的定义和标准，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庞大的企业家阶层中，有哪些企业家称得上儒商？

杜维明：在中国的企业界，以严格意义上的儒商最高标准来论，我不认为目前中国的任何一个企业家有资格算儒商，儒商的观念在当今中国已荡然无存。目前中国还没有儒商，儒商需要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正走在成为儒商路上的人很多，因为在中国企业界，参与社会、注重文化的人现在越来越多。

《中国慈善家》：有没有接近儒商标准的企业家？例如，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他不仅身体力行学习、研究儒学和佛学，还把儒学作为企业文化。

杜维明：陈峰、傅成玉、马云等人，都是长江商学院“中国企业CEO课程”的第一期学员。如果他们再宽广一下，不就是儒商嘛。

《中国慈善家》：儒商是否一定要有自我认同？

杜维明：对。儒商的一个基本条件是文化自觉，这个文化自觉就是他有参与感。除了直接参与以外，他还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中国慈善家》：子贡被称作儒商的鼻祖，他的哪些行动和思想体现了儒商精神？

杜维明：子贡有一句话说孔子，是“夫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性命和天道是最深层的价值，子贡对这个问题特别有兴趣，所以，看子贡和孔子的对话，很多都是谈人的终极关怀，天与人的关系。另外，子贡做生意，是做冒险投资的生意，能获大利，因此他有远见。我相信，儒学很多的发展靠子贡，子贡最忠于孔子。
       子贡为儒家的发展创造了很多物质条件。他思想敏锐，非常有智慧和远见，追求天人合一，也有非常强的道德关怀。可以说，在孔子的弟子中，子贡最有企业家精神，他的事业比较宽阔，又能够发展各种不同的实业。这个传统，在儒家的文化圈一直发展。
       儒家的经济理念比较符合我们今天所讲的自由主义的经济理念，它不主张政府专断。法家歧视商人，只注重耕战，儒家却非常重视商人。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因为士农工商的排序，儒家重农轻商。为什么说这是错的呢？儒家认为，任何一个社会，要想成为一个复杂的社会，有三种职业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工人，另外一个是商人，商人通有无。法家则不要商人，只要两种人，农民和军人。

《中国慈善家》：在子贡之后的2000多年里，哪些商人可以称作儒商？

杜维明：有很多。据研究发现，很自觉地认为自己是商人，同时也具有儒商性格的商人，是从明代开始出现的。明代有一批商人，他们一方面以商人身份赚钱，同时又有一种强烈的士的情怀，有社会责任感，就成为了儒商。
       晚清民国，张謇是毫无疑问的儒商，此外还有胡雪岩和荣氏家族，很多很多。


为社会有序发展发挥大作用

《中国慈善家》：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都属于儒家文化圈，不知儒商的传统在那里是否获得了发展？

杜维明：现在中国的儒家传统断了，要想找一个能真正代表儒商的人，在整个中国文化地区不太容易。即便找到一个，他也不一定自觉地认为自己是儒商。但这个传统在韩国和日本没有断。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很多有名的华人大企业家，可以算是儒商。
       日本为什么没有断呢？涩泽荣一是日本实业之父，一生都在做《论语》研究，他说自己一生奉行的一句话就是见利思义。有次我碰到一个日本儒商—三菱的董事长诸桥晋六，他开玩笑似的对我说，他是家里的“黑马”，因为其他家庭成员都在做学术。诸桥家族曾主持编纂了《大汉和字典》，三菱公司也长期支持日本的东洋文库（日本最大的亚洲研究图书馆，日本三大汉学研究重镇之一），东洋文库的1/3资金来自三菱。资生堂的前负责人福原义春也是儒商，“资生”这两个字就来自《易经》中的“万物资生”。

《中国慈善家》：除了这几位大企业家之外，日本的企业家普遍重视儒学吗？

杜维明：数量相当大。有个叫冈田武彦的日本人，专门研究王阳明心学。有一次我去日本参加学术会，冈田武彦安排我和他长期培训的一批企业家见面。他每个星期六早上都和一些企业家讨论“四书”，特别是《大学》。在神户，他安排了400个日本企业家和我见面，其中既有中小企业家，也有大企业家，他们每周都会抽一段时间来讨论儒学。
       日本还有专门培训儒商的学校，比如明德堂。培训内容既有会计等基本技术知识，也有中国传统书院的教育，教授基本的修身哲学。他们特别重视修身哲学，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伦理。
       可以说，21世纪的领导者，除了经济资本以外，还必须要有社会资本。因此，除了科技能力以外，应特别注重文化能力；除了智商以外，应注重情商和人力资源；除了物质条件之外，应注重精神价值。如何培养文化能力，如何发扬伦理的智慧，如何开拓精神价值，这都是儒商的文明。

《中国慈善家》：刚才你提到日本有专门培养儒商的学校，韩国好像也有？

杜维明：对。韩国的几个大公司，现代的老板就是重要的儒商，三星也是这样。韩国的儒教大学成均馆，完全是三星在资助。文化在企业界和社会上是否起作用，要靠政府、学校、媒体和一般群众的共同努力，不可能是单向的。比如我手上这张1000元韩币（相当于人民币10元），上面印的人物是李退溪，他是韩国的大儒、韩国的孔子；上面印的建筑则是成均馆，就是太学。成均馆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相比之下，我们中国的历史就断得太厉害了，我们没有集体记忆，没有经过三代还能发挥积极作用的杂志、学校和企业。

《中国慈善家》：有观点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在二战后迅速崛起，同时，整个社会的价值和秩序依旧有序，其间，儒商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杜维明：的确。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错误认识，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是脱亚入欧，是把整个儒家传统给丢了，完全向西方学习。事实正好相反。现在日本有很多人做这方面的研究。有一个叫渡边浩的学者，是日本政治学家、思想史家丸山真男的大弟子，他研究之后认为，真正的儒家精神充分发挥积极影响力的时期是在明治。明治时期，日本人提出“和魂洋才”的思想。“和”就是大和，“魂”就是日本的精神，包括儒家理念，“洋才”就是西方的技术。事实证明，“和魂洋才”是成功的。

《中国慈善家》：除了日本，在“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儒商在社会秩序的恢复，甚至社会的建设方面，是否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杜维明：起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最开始是日本崛起，然后是“四小龙”。以前分析他们崛起的原因，有一个很大的错误，都是考虑外在的原因，认为可能是美援的关系，但是，受到美援最大的国家菲律宾就没有发展起来。还有人说了其他外在因素。外在因素是很重要，但不关键，关键的是人的问题。假如现在在台湾的几千万人不是中国人，而是菲律宾人，他们是不是仍然可以发挥得那么好，这是很大的问号。


大企业家要发展为社会服务的意志

《中国慈善家》：中国的现实问题越来越严重，诚信危机、道德崩溃，用孔子的话说就是“礼崩乐坏”。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作为精英的企业家阶层应该担负起怎样的责任？

杜维明：儒家有个基本信念，就是越有权、越有势、越有影响力、越掌握资源和信息的人，越应该有责任感。中国没有出现完全以个人主义为导向的经济人的观点，现在经济人的观点很强，多半还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小家庭的利益，其他人可以不管。虽然如此，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资源还是在起作用。第一，我们是一个学习的文明，所以中国的企业家打拼时，不仅向西方学习，也向日本和韩国学习。第二，我们比较宽容，没有狭隘的原教旨主义的倾向，比如说原来有三教，现在可能有五教，有不同的文明多样性的观念。第三，我们是对话的文明，我们喜欢谈天、喜欢对话、喜欢讨论、喜欢协商，因为我们有一个天下的观念，天地万物一体，这是很老的传统。
       最近我到无锡，看到一幅顾宪成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这一批人根本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甚至不一定考得上进士，在政府也没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他们有家国天下的气派，就是中国丰富的儒家传统资源。

《中国慈善家》：但是这个传统已经断了。例如，现在大多数企业家就公开表示，只要把企业做好就可以了，并没有家国天下的气派。

杜维明：这个我不担心，什么原因呢？因为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西方的因素已远远超出了自己的传统文化，有的企业家说我把企业做好，就是尽了足够的责任。这一点错误都没有。
       所谓经济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他们了解自己的利益，在相对自由的市场，在不犯法的前提下扩大自己的利润。他们有自由的观念，有理性的观念，有权利的观念，有法制的观念，也有个人的尊严。从儒家来看，这样一个人，至少比害人害己或损人不利己的人好了很多。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企业家群体有领导的能力，同时还要有很多价值，就是跟儒家的传统深刻关联的那些价值必须开发出来。自由之外必须有正义、公益或平等的观念；理性之外必须有同情或慈悲的观念；法制之外一定要有礼让的观念；权利之外必须有责任的观念；个人尊严之外必须有社会和谐的观念。这就是“仁义礼智信”，它是一个经济人必须有的。
       所以，如果一个企业家说，自己只要把企业搞好就尽到责任了，以他作为一个经济人的身份，我们不会批评他。但如果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企业家，一举一动都会影响极大的群体，那么，除了把自己的公司管理好以外，他还应该发展服务社会的意志。儒家叫做“推己及人”，他必须向外推，不推的话就失职了。

《中国慈善家》：近些年，你担任长江商学院人文委员会主席，接触企业家众多。据你观察，他们对儒商和儒学的态度如何？他们有兴趣和意愿成为儒商吗？

杜维明：这个自觉是有的。我觉得一个令人欣慰的发展是，企业界本身有一种追求文化，特别是追求传统文化的意愿，在各个商学院的EMBA教育里比较明显。现在许多大学都有专门的国学培训，对象有很多都是企业界的成功人士。从比较文化学上讲，这个潮流很特殊，其他国家没有。

《中国慈善家》：但是这种自觉会不会是功利性的？

杜维明：有功利性的一面。现在包括慈善事业，都是为了扩大影响力，扩大声誉。这种心理可以理解。另外他们也确实出现了一种新的想法，就是在成功之外追求意义。成功之后如果不追求意义，就会失落。追求意义的人不一定会成功，比如颜回就一贫如洗，但是他有内在的愉悦。假如你追求意义，而且又做大了，就很容易把你追求意义的这种价值分享出来。越有钱越有势的人，越应该有责任感，他们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当然应该扩大服务的范围。
       所以，好的大企业家，有四个方面要同时兼顾：第一是个人问题，特别是身心问题，因此很多企业家花大量时间修炼、休闲；第二是社会问题，即个人和社会之间健康互动的问题；第三是自然问题，现在企业家越来越应该注意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比如说不能把我们的家园给毁了；第四是天道的问题，就是人心和天道如何能相辅相成的问题，要有敬畏感，这是我们民族目前碰到的一个很大问题。

《中国慈善家》：企业家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力量，他们对复兴儒学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杜维明：对儒学进一步的发展，儒商起的作用会非常大。学术界从事研究可能很专业和深入，但影响不够。在政治方面发展儒学，将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受到很多现实政治的影响，包括意识形态的影响，真正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还是企业界的人。现在中国的企业家有资源，也有国际视野，如果他们有为儒学创造条件的理想，动力就比较大，影响力可能就更大。

2015-07-27 《中国慈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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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郑刚阳    时间: 2015年8月23日 04:48

王旖萱 发表于 2015年8月20日 14:41
感谢您的推荐，我们会去关注^^。关于齐家、兴业、益天下等篇章下面的二级标题，不知您有没有好的建议{:3_ ...

旖萱同志，本人才疏学浅，不敢胡乱推荐。但是，一旦有了觉得还可以的书目，一定会按照“齐家、兴业、益天下”的要求，随时留言。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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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旖萱    时间: 2015年8月23日 08:52

郑刚阳 发表于 2015年8月22日 20:48
旖萱同志，本人才疏学浅，不敢胡乱推荐。但是，一旦有了觉得还可以的书目，一定会按照“齐家、兴业、益天 ...

好的^^ 是商学和国学结合的一些篇章哦~ 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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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郑刚阳    时间: 2015年8月26日 17:53

王旖萱 发表于 2015年8月23日 08:52
好的^^ 是商学和国学结合的一些篇章哦~ 感激！

  嗯，嘿嘿，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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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坤学    时间: 2015年8月29日 23:07
南怀瑾：刚日读经，柔日读史

我素来主张“经史合参”，要诸位对经史融会贯通，这样才能学以致用，否则光读经书，一天到晚抱着四书五经，人会变迂的，会变成呆头呆脑的。读经书，还必须配合历史，读历史同样必须配合经书。

二十多年前在一个朋友家吃中饭，他家客厅挂了一副对子很正派，字也好，写的是“柔日读史，刚日读经”。朋友晓得好，就是解释不出来。

刚日是精神特别好、思想特别清明的时候，要读经，读四书五经，读佛经，读基督教的《圣经》都可以。读经需要思想，哲学思想必须要头脑精神够的时候去研究；精神不够的时候，看看《红楼梦》，看看什么彩虹蓝天那些小说也可以。如果你人不舒服，头脑昏昏的还来研究《参同契》，那只会睡着啦！当安眠药来用蛮好！

但是在“刚日读经，柔日读史”这句话里，刚日、柔日的意思不是这么呆板的。所谓刚柔，代表抽象的观念，“刚日”就是指心气刚强的时候，这里看不惯，满腹牢骚，情绪烦闷。这时候就要翻一下经书，看看陶冶性情的哲理，譬如孟子的养气啰，尽心啰。相反的，如果心绪低沉，打不起精神，万般无奈的时候，那就是柔日，就要翻阅历史，激发自己恢宏的志气。

所以刚柔就是代表阴阳，《易经》里的阴阳两个是物理代号，这个观念要懂得。“刚柔有表里”，表就是外面，里就是里面。也就是说，每天的气候，从夜里十一时开始，一直到第二天上午十二点，都是阳气；下午属于阴气。现在都市很多年轻人，都是阳气不够——上午起来昏头昏脑，一点精神没有；到下午睡一个午觉起来，精神慢慢好了；到夜生活一来，精神越来越好——这些人都是阴气很盛，学中医看病就要知道了。

譬如咳嗽，有些人半夜子时阳气上来，非咳嗽不可，比闹钟还要准。因为他那个肺被痰包围了，就像是垃圾堆里有些东西出不来，半夜一到，阳气要往上冲痰出来，就咳起来了。道理就在这里，晓得这个病源就晓得用药了。

这就是中国文化啊！文学里边有哲学，今天我们这个思想，看到什么事情，社会呀，政治呀，各方面很不满意，我们感到很不平的时候，赶快读读书。读读《易经》呀！四书五经呀！心气就和平起来了。柔日读史，当心情很无聊，很沉闷，很想睡觉的时候，就可以看看历史，启发我们奋斗的勇气。所以说“刚日读经，柔日读史”，这是关于刚柔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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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旖萱    时间: 2015年8月31日 14:00


PS：文章很长，但细读下来对真正的传统文化会有另一层理解，推荐。


我所理解的中国古代教育
   徐健顺

【作者介绍】徐健顺，满族，1969年出生于青岛。著名吟诵专家，中华吟诵学会秘书长。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12年调至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1991年入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师从裴斐先生治唐宋文学。2003年在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获文学博士学位，师从李岩教授治朝鲜文学。2006年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师从赵敏俐教授治中国古代诗歌。其主攻方向为音乐文学、比较文学、朝鲜文学、中国古代文学。讲授文学理论、中国文学史、通俗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古诗文吟诵等课程，并长期在中央民族大学和首师大每周举办“徐张国学讲座”，邀请杰出国学学者主讲。著作有《名家状元八股文》、《命名——中国姓名文化的奥妙》、《声音的意义》、《徐健顺吟诵文集》、《吟诵教程》、《我爱吟诵》（合著）等。论文数十篇，发表于《东疆学刊》、《延边大学学报》、《文学前沿》等刊物。录有《徐健顺吟诵专辑》、《学唱传统吟诵》、《吟诵之美讲座》、《吟诵理论与方法》等吟诵录音与录像。

今日蒙周坚老师拨冗为余导游柏林，如数家珍，尤至派加蒙博物馆，耳闻纵横辟阖之希腊两河文明，目接宏伟曼妙之建筑雕塑陶器，直如身在远古天国，迷恋不忍，而周老师则感国内博物馆教育之羸弱，民族文化启蒙之缺失，叹息良久。于是共论中国人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中国历史，更不知其不知，而妄自菲薄，常令西人亦为之瞠目。我一辈人上不能引民族未来之路，下不能安传统断绝之状，唯可作为者似考古学家，发掘真相，洗清污垢，复原神采，以奉后人。联想近日讲学，同道多询古代私塾事，因思撰文略述中国古代教育。

然而今日受教于周老师之大心得，尚不为古代史，而为做人之谦恭、不坚硬。唯知我之可能错，而有聆人之可能，而为己留一生路。余自推广吟诵以来，姿态多锐进，做事多坚决，此为狂狷，非君子者。赵师多诲，余尚未能。五四之失，其因亦在急切。周老师长余一岁，而谓渐知天命。师友亦多有劝余慢行者。此余心慕之事也。然余读书之少，为学之利，此非能立变者。唯日三省，多反思之。今日为文，亦为急文，各位师友不可做定论看。余不敢论今日教育何去何从，唯谈古代教育；亦不敢论古代教育，而云我所理解的古代教育。此意非定如此，而仅为余翻检旧书、拜访耆老而个人构拟者。故盼诸君指点不足、纠正偏颇，或补充见识、发表新论，共同接近传统真相，则幸甚至哉！

又，此为漫谈，不引文献考证。拜访近千耆老、翻检上万文献所得之详情，请待朱立侠君大作。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一

现在我们的教育场所，叫做school，教育形式，叫做education，老师叫做teacher，学生叫做student。老师不是古代的“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现在的老师不传道。学生不是古代的“生”。生者，所以学道修身安民也。现在的学生就为找份好工作。所以school也不是学校，学校不是老师站着学生坐着，而是大家都坐着，也不是一个老师面对一群学生，而是一对一的教学。当然education也不是教育。翻译误事，已逾百年。英语的所有词汇，都不能够完全对应汉语的，心不是heart，父亲也不是father。我们的文化复兴，好像要从重编字典开始。一百年前，我们强调的是东西方文化的共同性，——这当然是对的。可是，一百年后，我们似乎应该关注一下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了，这才全而不偏，不是吗？

一百年前，中国的教育不是这样的。从一百年前上溯到三千年前，中国的教育从来不是这样的。我们古代的人才，都是私塾官学系统教育出来的。如今，最后一代读过私塾的老先生，还有一些尚在人间。我和我的团队，这些年来到处拜访这样的老先生，询问当年的教育情况，采录当年的读书方法。昨天有人问起，那些老先生都是怎样的人？我郑重回答：不是现实中的人。和他们面对面坐，恍若隔世。他们吟诵的时候，会哭。他们和你一见如故，亲如家人。他们不顾年迈体衰，总是倾囊而授，或又拄杖带我们寻访他人，从未提报酬、版权，也从不怀疑我们是骗子，也从不担忧我们是文盲。他们都会随口作诗，儒经道藏，更是信手拈来。吃饭的时候，能为你解说每一道菜的来龙去脉。走路的时候，能为你指点每一处地方的历史变迁。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术药材、拳理兵法，都通一二。他们历尽苦难，死里逃生，却都达观开朗，笑对人生。他们是“士”，周坚老师谓横平竖直立于大地，他们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气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气节不是一个架势，恰恰是亲切，是温柔，是可爱。

我们也认识一些会吟诵，但没有读过私塾的先生。这些先生或从家传，或从学堂、大学，或像我一样从采录习得吟诵。这些先生，就感觉是现实人物。这其中的差异，也难以说清，但就是感觉不同。所以不是吟诵使人不同，而是传统教育使人不同。

您教语文，教文学，教历史，教文化，只要是中国的，是不是就该了解一下古代是怎样教的。您是家长，是学生，是中国人，是不是应该了解一下古代中国人是怎么教育出来的。我们现在不想了解，是因为我们以为知道，以为没有价值，以为古人就是落后。章太炎先生说：目学变耳学。对历史的认识从亲眼见到变成了道听途说。我真心希望每一个人都在身边寻访一下读过私塾的老先生，亲身感受一下你以为知道的那种陌生。

在成都讲课，前面一位先生下台前说：世界上最会读书的民族是犹太人，中国人太落后了，我们要多向犹太人学习。我接着上台，不知道怎么往下接，迟疑了一会，只好说：恐怕不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上，最会读书的，是我们中国人，只是我们都忘了。或者说，不知道了。


二

我们采录到的吟诵人，有一些是农民，有一些是妇女。他们并不是文人，可是会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我们总以为，古代劳动人民是不识字的，是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利的，事实恐怕不完全是这样。孔子有教无类，他把本来是贵族的教育向民间大众开放了。封建制也是在那个时代瓦解的。此后，中国民间的居住形式，虽然也有依附豪门卖身为奴者，然而其主流，是宗族聚居。所以我们农村的地名，多赵家村李各庄之类。一个宗族能聚居，其中一定有富裕者，否则都是穷人，一定会流离失散了。富裕者或者宗族长老、大户人家，有三件必做的事情：修路、建祠、兴学。族有族学，村有村塾，家有家教，这是中国教育最基层的单位。这些私塾，有公立的，那么对于这个宗族乃至村子里的外族都是免费的；也有私立的，会收费，但是费用也不高，一般一个月一袋米而已。在原则上，所有人家的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没听说哪个私塾规定什么样人家的孩子不许入学的。当然，实际上，从家庭的角度来说，还是有条件的。首先是要有点余钱，不能穷得叮当响，其次，要舍得这个孩子不劳动。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古代是有三年义务教育传统的，这个时间，大概是儿童三到六岁，也就是蒙学时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已经能调皮捣蛋，但又没有劳动能力，所以家长一般愿意把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送去私塾。到了六岁左右，他能带弟弟妹妹了，能放牛了，能砍柴了，很多人家就会让孩子辍学，所以古代很多农民是受过三年左右的蒙学教育的，会背《三字经》《百家姓》和一些唐诗，但是并不是文人。上学的不只是男孩，也有女孩。古代也有女馆，专教女生的。也有专门给女孩读的蒙学书。我们采录到的吟诵调，有的先生会分男调女调，教男生是一个调，女生则是另一个调，比男调要温柔细腻。从小家碧玉到大家闺秀，都是要上学识字的。您回想一下笔记小说里的情节，是不是这样？那时候好女孩的标准是“知书达礼”。有人要说，古代给女孩的教育都是封建的、压抑人性、侮辱人格的，这个我不想争辩，只请您亲眼看看那些女孩的蒙学书，我们再讨论吧。

综合这些情况，中国古代的文盲率大概是世界上最低的。我们总有个印象，觉得旧社会文盲率高。这是因为1950年的调查数据是80%以上的文盲率，有的地方达到90%以上。但是，1860年代，外国传教士曾在湖南一带做过调查，结果是文盲率只有60%，而且还是一般的县镇山区。在城市，文盲率会低于50%。一百年间，文盲率的飙升有两个大的原因。一个是战争，我们都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百年。另一个更重要，是教育体制的急速更替。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成立，旋即废止读经，政府只承认新学堂的学历。私塾大批消失，而新学堂却一时寻不到教师。今天全国都难觅国学教师，情况不是一样吗？只是方向相反而已。当年教育转型太急，以致于广大县镇农村，包括许多城市，新学堂一时难以建立，建立起来质量也没有保障，而私塾已经大量消失，结果是两代中国人，大批失去了受教育机会，文盲率一下子上升了近一倍。以前，不是这样的，古代的中国人，大部分是识字的，所以这个国家，叫做文明古国，这个地方，叫做天朝上邦。

不仅如此。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有子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教育并不是以识字为必须的。教育的目标，是把人培养成一个好人，一个健康的人，一个对族群有用的人，一个人生幸福的人。苟能如此，何必识字？慧能大师就是明证。

以前不识字的人，也受教育。我们采录到了很多不识字但是会大篇背诵《三字经》等蒙学，或者评书曲艺、戏曲民谣等等的人。北京老天桥的相声，有《歪说三字经》、《歪说百家姓》、《歪说四书》等段子。那时候相声可是撂地说的，围观的多贩夫走卒，十秒钟不让人发笑，场子就散了，可是要发笑，就得先背得过这些书。这就证明一般观众都是背得过这些经典的。《歪批三字经》我也听过，几乎把《三字经》的内容说了一多半，你没读过，真是一句也笑不起来。以前听评书说《三国》、《英烈》，那不是教育吗？看戏演《包公》、《梁祝》，那不是教育吗？农民也不是只有祈福求利习俗的。闻刘备败则悲，听徐达胜则喜，知耻而勇，知义而信，这就是人格的养成了。

况且，族有族规，门有门风。家族和家庭的教育，是代代相传的，是由父母和长辈口传心授的。老一辈的人都会说：咱们家人可是忠厚老实的，不能出去偷奸耍滑。又会说祖上的事迹，又会贬斥市井败类。小到待人接物，大到成家立业，都会谆谆叮嘱，细说利害。当然也包括生活常识、自然知识。骂人如果骂“没有家教”，就是对整个人品的彻底否定。可见，家教、门风，是教育的一个基础。

少数民族现在还有很多是没有文字的，其中包括一些大民族。难道这些人都是没有教养的？还是没有知识的？他们的知识、文化、修养，都是代代相传，口传心授，未必见得比所谓文明人差。他们的生活、人生也可以很健康、很幸福。

文字，只是教育的工具之一。科学，也是教育的工具之一。没有文字和科学，对人生会有影响，但不是最主要的。以前中国的教育质量如何？看看我们在几千年内的文明一直在世界前沿，看看我们凝聚来多少人，看看我们的文化成果，还不清楚吗？如果教育质量不好，两代人下去，这个文明就要衰落了。中国的文明能够延续不绝，而且一直高歌猛进，是因为中国的教育天下第一！教育不仅仅是学校教育，而是整个社会成员的教育，从理念到方法，从内容到模式，都是令人惊佩的！我举个例子吧。

中国古代是居民自治的。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自我教育，不是吗？以前的中国官员，最低一级是九品下，相当于现在的镇长，镇以下呢，就没有官了。村庄、街道、小区、胡同，都没有政府，一律居民自治。自治，靠的是长老、大户，更靠的是门风、家教。大部分的事情都可以在自治范围内解决。沈从文的《边城》巴金的《家》等等，让很多人对居民自治和门风家教印象恶劣，其实用逻辑想一想就知道，只是恶劣的东西，不可能为全体民众所接受并奉行几千年。人心都是肉长的，脑子不是都进水的，居民自治和门风家教，缔造了地方的安宁和秩序，塑造了正能量的人品，给了每个人以优化的生活，这才为大家所接受。今天，还有几家有家风？还有几处有自治？中国人的整体道德水平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至少和科学教育的发展严重不成比例吧。为什么现代教育没有带来相应的素质提高呢？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好人，如果把这个目的忘了，就很可能适得其反。识字的教育、学校的教育、专业的教育、科学的教育，这些都是途径，不是目的。在这些教育的背后，贯彻着一个精神的教育，一个做人的态度和方法的教育，做事的态度和方法的教育，这才是更重要的。今天，我们重专业教育，轻精神心灵情感信仰的教育，又或把两者脱节，这都是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没有家教门风了呢？一个原因是，教育已经成为一个糊口甚至发财的职业，不是教师的人，或者教师在八小时之外，都很少再从事教育工作。家庭、社会的教育经常跟学校教育唱反调。这也说明，学校教育的理念没有贯彻到每个家庭。不过这也不是说学校的理念就都是对的。我们需要对此有个深入的思考。另一个原因更重要，就是很多家长自己已经没有资格教育子女。自己就没有素养、没有人格，如何激励孩子？家长平时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的自私自利、庸俗猥琐、无知无畏、混吃等死的状态，就是对孩子持续的反面教育。有几个家长在孩子面前敢说气节、人格？门风已堕，谈何传承？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状。文化复兴，往往从零开始。一穷二白，不知道该从何做起。有人说，是反右、文革，把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吓掉了。中国知识分子现在整体呈现无信仰、无品格、无作为的状态，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是为什么会有反右、文革？积极进行反右、文革的不也是知识分子吗？这不是伟大领袖一个人想做就能做的事情。得有群众基础。群众基础是什么？就是对传统文化的集体蔑视，对传统品格的集体抛弃。结果是学习西方的独立自主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反而失去了本来的独立人格。不过，这么说有点过分，其实反右、文革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理想的，尽管是割裂了传统文化的根基不牢的信仰。改革开放再次延续西化未完的进程，到九十年代教育产业化，知识分子才真的彻底失去了信仰。教育产业化，老师上了台，还有什么脸面对学生？学生说：你不过就是来赚我钱的！我给了你钱，我就是上帝，你还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师道不存，学生的需求被摆在了第一位，上学是为了找工作，职业规划成为很多大学生入学后的第一课！

教育不再以人格教育为首要，是教育的堕落。这与全面否定古代教育有莫大的关系。

古人读书为了什么？很多人都回答说：科举做官！这是以偏盖全。很多人读书并不去科举的，而去科举的很多人也不是非考上不可的，考上的也不是都为了做官的，做官的也不是为了做贪官的。儒士是为行道而上学、出仕，这一点不可不知。

古代的教育，其目的是树人。把高洁的品格和文化的特质注入一个人的生命。从诵读经典到诗词文赋、琴棋书画，从理性到感性，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在进行人格教育。教育出来的人，可能成绩不好，但人品首先要好。这样的人，为世所敬重，并不在于做了多大的官。这样的教育的结果，是绝大多数文人的身上，有一种气节，一种精神。在任何地方，中国人都会团聚在这样的人的周围。

我这次去欧洲，看到中国人开始流散了。以前中国人是不流散的。不管到哪里，都有唐人街。有的是政府划的，有的是自发形成的。现在没有自发的唐人街了。中国人在国外不再聚居。以前为什么能聚居呢？因为有长老。不是钱，不是政策，那些都不是不可战胜的。现在没有长老了。长老是什么人？就是老师。是德高望重的儒士。有长老就有气场，有儒士就有道场。我看到欧洲教堂林立，最大最漂亮的建筑都是教堂。以前我们也是这样的，孔庙和宗祠林立。孔庙和宗祠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总是跟学校在一起。这是两位一体。西方是分开的，教堂和学校分别存在，分别进行教育。我们是合在一起的。现在海外的中文学校，还有孔子学院，只是school，没有church，老师只教知识不传道，不传文化，当然就没有长老，也没有道场。中国人无从聚起，于是大家都谈怎样融入当地社会。融入当地社会当然是对的，但是你给当地带来了什么呢？当地人也期望你能给当地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可你只是脱中入欧，令人失望。我们中国也是不断地聚集人的，聚来的人的数量是原有华夏人的十倍百倍以上。你看广东人和山东人一样吗？他们好像各自保持着一定的传统的，但是又能互相谐和，这就是中国的文化形态。

不仅是在欧洲，尤其是在中国，如果这个社会要想实现和谐幸福，就得发展林立的道场。现在我们有村庄、有小区，有居委会，有文明办，这些都是很好的条件。但是仍然没有道场。大家仍然对面不相识，每个人都说孤独所以上微信去摇朋友。以前的宗祠也许不适合现在，但是道场应该是永存的。中国的道场从来就是以学校为主体的。那不是西方式的学校，而是道场式的学校。所有的居民都是学生。这里没有神仙鬼怪，也不讲利益竞争。这里会讲健身养生，但也会讲舍生取义。这里以人格教育为主旨。所有的人也都是同学，学道的同学。什么时候中国的每个村庄和小区都有这样一个道场，什么时候大学有这样一个师资专业，什么时候农村大学生愿意返乡做一名道场老师，什么时候中国才能叫做小康社会。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我跟好多人说过，也尝试过，但是，好遥远啊。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做这件事吗？

在古代，文人儒士，就是一方民众的主心骨，一方水土的保护神。识字的人就是精神文化的集中所在。读书的人就比不读书的人要更有品格、更有气节。蒙古、满清南下，都是在东北横扫，人民望风依附，到中原长驱直入，各处难以抵挡，但一到江南，就艰难推进，反复拉锯，要攻坚，要屠城。江南人不是没有北方人高大勇猛吗？江南也不比北方更有天然抵御屏障。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江南文人多。自魏晋以来，文化重心南移，明清状元多出自江南。这个地方儒士多，就有气节。民风剽悍不管用的，城高水深不管用的，技术先进不管用的，人品的教育是最顶事的。古代的教育，主要是儒家教育，儒家的教育，是修身为本的。

若不明白这些道理，下面所讲的古代教育方法，就仅仅是技巧了。


三

无论是此前说的，还是此后说的，都是指主流、核心的部分，不是指全体。从五四到现在，很多批判传统文化的人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常把历史整体中坏的部分当成传统文化来批判。比如：传统文化如果好，怎会有三妻四妾的现象？怎会有缠小脚？怎会有昏庸皇帝？怎会有农民起义？怎会有窝里斗？怎会有劣根性？这种问法很奇怪，因为按照同样的逻辑，我也可以问：如果西方文化好，怎会有妓女？怎会有高跟鞋？怎会有希特勒?怎会有屠杀？怎会有金融风暴？怎会有西方的劣根性？

什么地方都有好文化，也有恶习俗。文化是人性的部分，不是动物性的部分。残杀和压迫，都是动物性，不是人性。文化是一直跟这些劣根性做斗争的那个部分。孔孟从来没说过要三妻四妾，朝廷也一直下令禁止裹小脚。我们现在要发扬的，是那主流、核心的部分。

大家对传统教育的印象恶劣，是因为有很多批判私塾先生、八股文、科举制的小说、诗歌、散文，那些当然基本上是真实的，可是只是真实的一部分，而且是一小部分。就像你看今天的西方艺术，或者读西方的报纸，你会觉得西方真是没救了，不是在悬崖边缘，简直是已经在坠入深渊。而实际上，西方的大部分都很平静，他们上不了艺术，也上不了报纸。那被批判的，是不符合文化的那个部分，是没文化、反文化的那个部分，是打着文化旗号破坏文化的部分。

教育也有三六九等，那九等的、等外的，就是反教育的。天天举着戒尺打学生的，非孔门弟子也！只令背四书五经的，非孔门弟子也！一心考科举做贪官的，非孔门弟子也！看看《儒林外史》吧，看看《官场现形记》吧。

吟诵也有三六九等。不是所有传统吟诵都是好的。所以不要拿某位先生的吟诵否定吟诵的规则，或者吟诵的整体。也不要拿某位先生的私塾，否定所有的传统教育。我今天说的，不是传统教育的整体，而是传统教育的主流、核心，是好的教育，是教育的理想。

我们今天要发扬的，是文化，而且是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有些人已经不相信传统文化有优秀的部分了，尤其不相信其主流和核心是优秀的，这就是很糟糕的事情了。对此争辩是没有用的，只能建议读读四书五经吧，再读读钱穆的历史著作。

现在可以专门说说古代的学校教育了。

前面说，古代的教育主流是儒家教育，儒家的主流教育，把教育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零岁到三四岁，为家学时期，实际上是自母亲怀孕开始的。胎教是中国词儿，最早见于《大戴礼记》。其原则跟现在的胎教理论没有大的差异。婴幼儿时期，主要的任务是健康成长，还有基本生活常识和礼仪规范。

三、四岁到六、八岁，为蒙学时期。古人一般三岁、四岁开蒙，进蒙馆。六岁至八岁进学馆，这个年龄划分跟今天的幼儿园、小学的划分差不多。蒙学的主要任务有礼教和乐教两部分。下文再详细说。

六、八岁到十二、十五岁，为学馆时期，主要任务是读经，也有习字、练武等活动。六岁以前一般不读经。读经要“详训诂、明句读”，还是要详细解释的。

十二、十五岁到二十、二十五岁，为官学时期，一般会去县学、府学继续学习，相当于现在去县高中读书。学习的内容主要是解经，也包括琴棋书画、诗词文赋、经史子集等等内容。解经不是训诂，是讲义理。

二十、二十五岁到三十、三十五岁，有时甚至到四十岁，又是一个重要时期，以前往往被我们忽视。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学习专业。古人也有专业的，相当于现在的大学。学习专业要拜专业的老师，但也是文人，不是工匠。专业看自己的兴趣了，有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卜数术、政治军事，都是可以学的。还有一个任务，是行万里路，去交游。交游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在为出仕做官做准备。在做官之前，必须先了解官场，也要了解国计民生，还要建立自己的人际网络和声誉名望。杜甫玩到了三十六岁，才去考科举。古人也有很早去考科举的，那是为了练手，历历场，如果真是为了考取，那就走偏了。古人对于年少中举者，不贺。为什么？你什么都不懂，就去做官了，非家族之幸也。将来为祸国家，连累宗族的，就是你。以前常有人跟着西方学者指责科举，说不考政治经济学，不考行政管理学，不考金融贸易学，只考四书五经，所以中国官员都是啥也不懂的书呆子。果真如此吗？那中国早就垮于两千年前了。看看史书，中国的官员真是什么都不懂吗？实际上好像每个人都懂政治、经济、外交、科技。你可以说那都是师爷干的，可是师爷也是文人哪。况且老爷啥都不懂，师爷也无法可施。他们什么时候学的这些知识？就是这十年交游间。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阶段。

三十、三十五岁到七十岁，是出仕做官时期。当然，做不了官，就做老师，都是行道布道。不做老师，也可以做隐士，修身齐家，一样起作用。

古人七十致仕，回家养老。养老也不是不做事了，作为乡党长老，或以身作则，或著书立说，或兴学讲学，都是继续教育事业。

下面主要说蒙馆、学馆、官学三个时期，尤其是蒙馆时期的情况。


四

古代教育有很多地方今天看起来简直是匪夷所思——比如说：一对一教学。这难道是真的吗？

从孔子到民国，中国所有的私塾、官学，都是一对一授课。老师从来不会面对两个以上的学生讲课。上大课只有一种情况，所谓“会讲”，也就是讨论课。老师的授课，从来都是一对一。——这是真的。

一百年前教育改革，章太炎先生反对，主要反对两点，一是“目学变耳学”，也就是用教材、课本。要知道我们古代的学校，只有蒙馆才有教材，也就是《三字经》之类，自学馆开始，就再也没有教材了，一律读原典。——这也是真的。——用教材，从此学生不读原典，所有的学问都是听说来的，所以章先生说“目学变耳学”。另一点，就是一对一教学变成一对众教学。

这两点，都是从西方学来的。所谓教育改革，就是引进西方教育模式。我们从日本模式、德国模式到苏联模式、美国模式，实验了一圈，最终就是今天这个样子，八个字评价，叫“不中不西，似是而非”。

西方教育为什么用教材、一对众？这与西方人的世界观有关。西方兴于商业文明，中国兴于农业文明，这是双方最根本的分歧点。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商业文明，所以流动、小家庭制、关注私利、重视计算、讲究契约、追求自由，农业文明，所以安土重迁、大家族制、关注集体、重视平衡、讲究仁义、追求天道。商业文明，信神，从希腊到希伯来到印度，都有宗教，一神论。所以也都有科学。科学和宗教是一体的。很多人都以为科学是在反宗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实际上科学是宗教的产物。科学也在根本上支持着宗教。当今世界最著名的科学家，当属霍金。霍金先生获得了罗马教皇的嘉奖，理由是“您的理论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宇宙大爆炸理论，宇宙是从一个点开始的，向外爆炸而形成的。世界（宇宙）又一次统一了，统一于宇宙大爆炸理论。只要世界是统一的，有一个统一的规律，那么上帝就存在。不然是谁让世界统一的？宇宙凭什么要爆炸？宗教的一神论，就是在指出：世界有统一的规律，因为上帝是稳定的。上帝从不喝醉或者抑郁。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是在寻找世界统一的规律。所以最大的科学家，最后都走向了神学。——牛顿晚年在做什么？爱因斯坦晚年在思考什么？——可是，世界真的有统一的规律吗？要是没有呢？凭什么一定要有呢？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基于农业文明的朴素的道理：世界没有统一的规律，或者说，规律是变的，所以叫做“道”，道者，世界元首在行走，他在变！所以描述“道”的书叫《易经》，就是“变易”的道理。您会看到，在《易经》里，都是整体平衡的观点，没有什么是一定的，都有很多可能性，掌握这些可能性很难，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本段论证得颇有其理】

世界有统一的规律，那么学生也就有统一的规律。把统一的世界规律教给统一的学生，所以要有教材，要一对众教学，要套公式，要考试有标准答案，横向混合学生，成批生产毕业生。

世界没有统一的规律，那么学生也就没有统一的规律。把变化的世界教给差异的学生，所以不能用教材，要靠老师，要一对一教学，要学生学会对付各种可能性，答案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时而异，纵向混合学生，一个一个地生产毕业生。

这就是文明的差异，没有谁对谁错，各自适应各种的文明。今天，我们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有这样两种相反的教育模式存在，这不是人类之福吗？我们都可以从对方身上受益。

不过我真的想说，还是中国的教育高明些。……这还需要论证吗？

老有人指责我们古代的教育压抑个性、压抑自由、压抑创造性、压抑感性，一说到学习传统教育，就质问：那创新能力怎么办？我们培养学生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创新能力！现在到处都在说“创新”，弄个城市精神也有“创新”。要知道当喊出一个口号的时候，一定是缺那样东西的时候。到处喊“创新”，就是因为中国到处缺“创新”。喊“国学”，就是缺“国学”。喊“环保”，就是缺“环保”。同样的道理，西方教育喊“个性”、“差异性”、“创造性”、“想象力”，就是因为他们缺这些个。华德福也好，蒙台梭利也好，现在也都不是西方教育的主流。我们古代的教育，一直喊“规矩”、“道理”、“次第”，因为我们缺这些个。我们的教育，太个性了，都一对一了，还要怎么个性？所以我们从不谈教育的差异性。我们的教育，太富有创新性了，所以也从不谈创新。——这是真的吗？我想有人又会这么问。是真的，往下看后文会明白。——子曰：温故而知新。学吟诵的都知道，“而”是虚字连词，当长读，就是重中之重的意思。它表示三层涵义：温故和知新是两件事、先温故后知新、温故了就一定要去知新。创新从哪里来？从温故来。你觉得这是谬论吗？可是伽达默尔也这么说。20世纪西方哲学的最后结论。所有的创新，都来自对传统的重新解释。所以我们的古代教育，重经典，重基础，重传统。今天的中国为什么缺创新能力？答案一目了然。是古代文人的创造能力强，还是今天的知识分子创造能力强？作为大学老师的我心里跟明镜儿似的。作为天天面对当代大学生的老师，心里都跟明镜儿似的。我都快让他们愁死了你知道吗！

哪怕是双胞胎兄弟二人，头一天一起入学，第二天，两个人就不一样了。一个人性急，就读《中庸》吧。一个人性慢，就读《孟子》吧。学习的内容不同、教法不同、进度不同、考试的标准也不同。这就是一对一教学。现在连博士生也没有这个待遇，就算这位博导面对一个学生上课了，他心里还不平衡呢，而教法恐怕也和教别的学生一样，是名为一对一，实为一对众啊。而我们古代的学童，是从三岁开蒙就是一对一待遇的。怎能相比！

这个法子，是孔子传下来的，至少是他确立的。看《论语》《孝经》《礼记》，孔子授课都是一对一的，是问学制。上大课一定是讨论课，像“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篇”。也有概论课。但是老师传授知识技能的时候，一定是一对一的。

一对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是人的教育，是针对个人的个性化教育。所有的私塾先生都做到了吗？当然不是，当然有混混。但是我们要学那好的，不是吗？一对一，你就要关心学生的方方面面，从家庭到性格，为他设计独特的学习套路。这不就是以学生为主体吗？所有西方教育学所梦想的东西，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实现。

我们一直都说孔子的教育是因材施教，不同的学生给不同的答案，可是不知道这种教育态度是建立在一对一教学的教学体制上的。没有一对一教学，因材施教很难实现。现在不就是这样吗？老师们会讨论一个班的教学，到底是以好学生的需求为标准，还是坏学生的，还是中等学生的。这本身就是对因材施教的背弃。

现在的很多教育辅导班，打出了一对一辅导的招牌。可见一对一教学是多么有魅力。可是以前的一对一教学，比现在的辅导班、家教还要厉害得多，因为现在有标准答案，那时候没有。一对一冲着标准答案去，最终还是一刀切。没有标准答案，才是打开了天堂的大门。

有人说，古代教育没有标准答案吗？科举考试的八股文不是有标准答案吗？是，所以八股文有问题，为主流教育所诟病。但是，八股文正名是制义，是王安石发明的。王安石发明时，原意正是要打破标准答案。看看他做的八股文，个人之见横溢喷涌。所以八股文的宗旨是“代圣贤立言”，圣贤不在了，你要出来代替他们说话。你要说的跟他们一样，要你何用？明代以朱注为标准答案，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也是流弊深远。而另一方面，你看见大家都在骂八股文，不是证明核心的教育并没有被八股文带走吗？八股文只考四书五经，都是先秦的作品，所以徐灵胎骂道：“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真的只背四书五经和注疏的，其他不读的人，是被人笑话的。文人哪个不会诗词文赋？哪个不会琴棋书画？哪个没读过诸子百家、史记通鉴？哪个不知道天文地理、农业水利、政治经济、中医武术？若这些个不会，这个文人没脸出去见人啊，怎么跟人交往啊！所以说，尽管科举不考，但是文人的教育，还是很丰富、很深厚的。因为儒家的教育，从来不以国家考试为目的，也不承认国家考试是指挥棒。

中国的教育，向来是私人教育为主流。自孔子开创此传统，因此他被尊称为“至圣先师”，中国的教育，主要都靠民间私人教育。县学、府学、太学，有时兴盛，有时衰微，而且名额有限，所以大部分文人不是官学培养的。儒家私人教育，以求道行道、济世安民为目的，岂是有限的考试所能指挥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所谓君子不器！君子是修身求道的，不是为考试而生的。

我看过不少学校和私塾，学校就不说了，现在私塾也难见一对一教学的。大家都是一本课本在手，一群孩子一起教。我想是很多人还不了解古代私塾教育的缘故。但是，也有人知道了一对一教学，还是不能去做的。我也听到很多老师的反映：这个太难了！不适合现状了。现在教一个班都课时不够用，再一对一，怎么教啊？没有足够的老师，没有足够的课时，甚至没有合适的教室。

那么古人是怎么做到的？古代的私塾，一般只一个老师，教十几个学生。书院，一般有几位先生，分别教学，也是一位先生教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学生。他们是怎么教的？您要说，我是面对五六十个学生啊，那么您就是三四倍的学生而已嘛，可是私塾先生是包班制，他一个人语文数学音乐体育天文地理政治经济书法绘画全教啊。您把其他课的老师都算上，现在我们学校的师生比例也是一比十几到二十的样子。完全做得到啊。关键是怎么做。

首先，一个老师要能承担语文数学英语自然品德音乐体育等多门课程。对于小学来说，一个老师承担多门课程是完全有可能的，特殊的课程的确不能上的，可以独立出来，比如体育。有的老师会说，我教一门就那么多学问，怎么能教好几门？这个说法有合理之处，的确即使小学一年级的数学也是门学问啊，往深里说也是深不可测，但是，教得差不多是不需要太多精力的，而且不同的课互相之间还有辅助功能。古人做得到，现在受过现代教育的教师也应该有此决心。

即使西方科学不适合一对一教，那么至少语文等中国文化课可以尝试改。如果不适合全部一对一教，那么至少尝试某些时候一对一教，但是一对一要形成主体才好，这样才能形成学生的一对一学习习惯。而且，一切都是尝试，也未必西方科学不能一对一的，至少某些时候。

这样的结果，就是班级变小，但是每位教师的授课时数增加。这里有个教师的劳动量问题。其实我们都知道，不管上不上课，老师们都是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的。授课时数增加，并不意味着劳动量一定增加，只要您会教。

现在我们即使面对20名学生，也还是不会一对一。除非真的只面对一名学生。这就是教学方法问题了。所以我们要借鉴古代的教学方法。


五

古代的教学方法，在一对一方面，最突出的，是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能动性，也就是自学。

古代学校的班级设置，是纵向混合班。现在我们都是横向混合班，是跟西方学的。纵向混合班，就是不同年龄的学生在一起学，蒙馆学馆从3岁到18岁都在一个班上，县学府学从15岁到50岁都在一个班上。

想一想，为什么一定要横向混合班？是为了学生有伙伴吗？伙伴不一定是同龄的，况且下了课还可以找同龄人玩。是为了学习时互相帮助吗？这个好像是纵向混合班的优势哩。所以说到底，横向混合班，是为了统一的教学。还是西方世界观的问题。

古代的私塾官学，上课的时候，每个人一个桌子，没听说两人一桌的，还划线分桌。这些桌椅的摆放、形式，都是与教学目的相关的。有时桌子也各各不同，因为是从各家自己搬来的。桌子有自己的个性，至少您知道鲁迅在他的桌子上刻了一个“早”字吧。这些潜移默化的东西都很重要。

上课读书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出声，但又不能大声，免得影响别人。这个度的把握，就是以先生听得到为尺度。先生坐在前面，可能正在给一名学生授课，也可能自己看书，但是他的耳朵听着你呢，每个学生，谁念谁不念，谁在念什么，他都听着。谁念错了，他就知道，就可以出声纠正。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也这样描述过啊。我们也采录过很多老先生，证实的确如此。

每个学生都在出声读，但又不影响别人，这种小声读的情况，古代有个词形容，叫做“书声琅琅”。现在好多人都写错字，写成朗诵的“朗”。什么叫“书声朗朗”呢？就是走进学校，听到学生们在大声读书。但是，是玉旁的“琅”啊，美玉的意思。两块美玉相碰，还大声，那不碎了。“书声琅琅”，是形容读书的声音像两块美玉轻碰，发出的美妙的声音，声音不大，而且各各不同，但是汇聚在一起又很好听，因为它是吟诵的，是唱的！走进学校，听到学生们在各自读书，旋律优美动听，声音不大但是汇聚在一起，真是一种享受！叫做“书声琅琅”。

好了，每个学生都在小声读，先生听得见，当然学生也听得见。但是声音的音量不大，可以使你在不想听时，在自己读书时屏蔽掉别人的声音，可以专心读自己的书。你会说，这个音量控制太难啦，当然啦，不训练当然难啦。你觉得笔直坐好手背后容易吗？还不是可以做到？就是个训练而已，很快就可以学会的。还有人说，别人在边上读书，我一定看不进去自己的书。那也是训练问题。从3岁开始练，不信你不行。

正因为读书声不大，可以屏蔽，也可以不屏蔽，所以旁人的读书声对自己也是个学习。试想一个3岁的孩子在读《三字经》，旁边一位8岁的孩子在读《论语》，这个3岁的孩子也要到6岁以后先生才教他《论语》，可是到那时候，他已经听人读《论语》听了三四年啦！学起来能不快吗？充分地利用休息的时间、走神的时间、玩的时间（学生经常坐在下面玩的，可不是现在这样守纪律，因为都是自学的，最后能背过就行，不论他怎么让自己背过的）来潜移默化地学习，利用潜意识学习，利用预习，利用量的积累所产生的加速度，这就是中国古代的教学。你能说古人不懂教育、不懂心理学吗？现在说利用屏闪来学外语，利用睡眠时播音来学外语，同理的东西，古人都有的。

其余的好处，您也想得到。大孩子带小孩子，高年级带低年级，很多问题问师兄就可以解决，从《论语》就是如此。老师别操那么多心。大带小，不仅对小的有好处，对大的也有好处。要想不被师弟问住，就得好好学习。孩子们最重视自己的形象啦。老师不在，大孩子就可以代替老师管理班级，这也是一种锻炼。在班里，有长幼之序，有师门之谊，又可以培养待人接物之礼、进退洒扫之道。每个孩子都可以得到尊重与爱护，并为这尊重与爱护而努力学习。西人所谓激励教育，我们古人也有的。

现在一个班都是同龄的，互相之间少了尊重，少了敬畏，所以怎么培养大家的团结友爱精神，就成了老师们头疼的问题。西人认为，团结友爱是建立在自由独立的基础上的（还是豪猪取暖），中国人认为，团结友爱是建立在差异秩序的基础上的。西人认为平等才有博爱，而平等就是平均。中国人认为，平等就是差异，差异就是平等。男人站着尿，女人蹲着尿，就是平等。西安交大非搞出一溜站着尿的女厕所，说男女平等，只会令人尴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差异的平等。没有差异就没有平等。现在西方哲人萨义德也这样说啊。

纵向混合班，就意味着自学量的大大增加。而古代教育的授课方式，也是与此相一致的。下面说说古代授课的程序，也就是今天所谓的课堂教学。

古代老师面授课程，分这样几个步骤。

第一步，授书。这是从先生的角度来说的。从学生的角度，叫“上书”。因为学生要拿着书自己上到先生的桌子那里，所以叫“上书”。授书（上书）又分三个小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点书”，就是学生拿着书，翻到要学习的这一页，教给先生。先生给他点出句读。古代点句读有专门的工具，比牙签略粗略长一些，一般是木制、鸡骨制、铁制的，也有高端的象牙制的。一头粗一头细，两头都有一个圆圈。用它戳上印泥，往书中断句的地方一盖，就是一个圆圈，表示句读。通常小圈表示逗号，大圈表示句号。也有小圈表示逗号和句号，大圈表示这个字用得好的。但一般评点精彩会用朱笔在字旁点一个点。点书这一节，如果学生年龄大，会句读了，就会是自己点好给先生修改。

第二个阶段，叫“读书”，就是先生范读，学生跟着读。一句一句地模仿。我们采录的情况，一般先生是读三遍。也有读六遍的，也有读两遍的。这个“读”，就是吟诵。吟诵的规则，依字行腔、依义行调、入短韵长、虚字重长，不仅把每个字读得字正腔圆，而且涵义传达得很完整、很深刻，但又是感性的、艺术的，这真的是高妙的方法。现在的朗读，是又难听又理解错，天差地远。我这篇文章不是说吟诵的，关于这方面的事情请见我的吟诵文章吧。

第三个阶段，教“讲书”，就是先生要讲解。不是不讲解的。现在读经很多老师不讲解。孰不闻《三字经》：“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王财贵教授说教儿童不解经，那是“解经”，不是“训诂”。解经是讲义理，训诂是讲字义。字义还是要讲的。一边读《三字经》，一边怎么不信《三字经》呢？不仅讲解字义，也会讲解简单的、学生那个年龄段可以理解的意思，就是串讲。

尤为重要的，是讲故事。朱熹的《小学》，是承前启后的著作，是后世最重要的蒙学指导典籍，其中大部分都在讲故事。每一条道理，都不是这样硬灌的，都不是只令孩子执行就行的，而是有故事引导。儿童做事的动力，多不似成人有是非逻辑，更多的是为获得尊重和承认，还有获得乐趣。

儿童在成人的老师、家长面前，一直是弱小的，所以他有长期的强烈的自卑感，他一直想展示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儿童常常夸张。叶嘉莹先生看到孩子们模仿她的吟诵，曾提示说吟诵不是表演，不要有那么大的动作。我就给叶先生做了如此的解释。儿童经常会夸大他的能力、情感，这是为了表达，为了争取获得承认和尊重。这是正常的现象。但是要引导，什么时候他不那么夸张了，什么时候他就是心里有底了。我曾问学生：一个强者面对弱者的姿态是什么样的？他们举起胳膊作健美运动员展示肌肉状。我说你见过狮子对苍蝇这样吗？狮子的脸上常趴着苍蝇，狮子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是淡然的。狮子对羚羊也是这态度。只有对大象才紧张，才要低吼，要展示肌肉。紧张的、夸张的、激烈的和坚硬的态度，是弱者的表现。强者是谦卑的、温和的、超然的。所以我们要理解儿童的夸张姿态，也要引导他们变成自然的姿态，变的途径是内心的强大，也就是修身养性，深化内涵。泰勒吴先生看不惯小学老师的稚化教学语言，这里面也有个两面性，一方面我们理解老师们这样说话的原因，获得儿童的沟通认同感，易于教学，另一方面也希望老师们不要停留于此，要引导儿童变得成熟和自然。

所以说，儿童做事的动力，多来自获得尊重和获得乐趣。只告诉他要怎么做，不告诉为什么这么做，这是对儿童的不尊重，这个出发点就在消解儿童的动力。有人说朱熹这样主张，朱熹主张的不讲解，是义理层面的，不是完全不讲解。不讲解还加那么多故事干什么！完全不讲解，只是靠表扬来激励孩子，谁做得到背得出就表扬谁，这的确比靠惩罚要好，但是还没有激发出孩子最深层的学习动力。所以，要讲解。讲解除了训诂，还有讲故事。训诂和讲故事，都是在儿童能理解的层面进行的。面对什么年龄的孩子就说什么层次的话。现在出版的蒙学故事书，往往语言太成人化。前面说了，这是个度的把握。太成人，板着脸，一堆概念术语，也不对的。我们马上要编的蒙学吟诵，就要采用儿童文学的口吻讲故事。为什么要讲故事？因为儿童的感性比理性发达，更容易接受从故事中得出的道理。所以，教《三字经》，要讲故事，教《弟子规》，要讲故事，教《论语》，还要讲故事。很多人以为古代私塾先生不讲故事的，这是误解。

现在还有一种倾向，以为故事就是童话。儿童文学就是童话童谣。这恐怕也是一种误解。所谓童话，是从西方来的概念，是神话的变种。西方人信神，历史大都变成了神话。中国人信祖先，神话大都变成了历史。西方的神话，流传在民间，在中世纪以来，慢慢以同样的形式，产生了很多民间故事，都带有巫术和神话的色彩。我们说《格林童话》，这是翻译的误读，格林兄弟搜集的是德国民间故事，为什么就是“童”话？你看看有几篇是适合讲给孩子听的？不仅是恐怖荒诞，而且表达的思想很多都是功利的。《安徒生童话》才能叫“童话”，因为是专为孩子创作的，但也不是全部。狄更斯的《圣诞故事集》也是。儿童文学，在西方是缺乏传统的，至少不比中国强。中国还有《小学》之类的书呢，当然也不纯粹。

童话是现代产物，是适合儿童阅读（阅和读！）的作品，那么童话就跟西方的神话巫术没有必然的联系。不是大灰狼喜羊羊才是童话，那是西方的传统。我们中国是崇拜祖先、讲究历史的，所以我们的故事大都是历史故事。自五四以来，有人专门搜集中国的民间故事，也是神仙鬼怪的，这是以西方理论观察和阐释中国文化，有积极意义，但不够。中国民间故事的主体，是历史故事，是桃园三结义，是武松打虎。神话和传说在中国大都变成了历史。搜集民间故事的时候，故意忽略这些，而专门找白蛇传之类，本身就不是科学的态度。因为在西方，历史和神话是分离的，所以就不承认历史故事在中国是民间故事，这种以西方为天下共同规律的观念，该结束了。儒家的想法，是以史为鉴。历史在儒家眼里不是客观的，但却是真实的。不是真实就一定客观。客观是没有主观因素，实际这是不可能的。儒家是以史证道，记录和编写历史，都是从道出发进行考察，《尚书》《春秋》《左传》确立了这样的史学传统。中国的历史故事都是有教育意义的。怎样在这样的历史故事中，选择出适合今天的儿童的故事，又怎样以适合儿童的方式讲述给儿童听，这是今天一件很重要的工作。现在有台湾的《吴姐姐讲历史故事》和合肥薛瑞萍老师的《薛老师讲中国故事》，就很好，但是还不够，还应该有更多、更丰富的作品。

以上说的是古代私塾授课的第一步，授书（上书）。那么一天授多少次书？一次授多少书？这些都是因人而异的。古代蒙馆的学习时间，一般是一天2到4小时。学馆的学习时间，一般是一天4到8小时。古代有很多“儿童十二时辰图”之类的画，看一看就可以发现，儿童除了吃饭睡觉，大部分时间是在嬉戏。学习上课的时间很少，作业也很少，或者没有。在这几小时的时间里，授多少书，由儿童自己决定。因为他上完了书，要回去背。背会了，要给老师检查。什么时候背会？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觉得背会了，就举手告知先生，于是再次上去。所以是学生掌握着学习进度。当然老师也会适当干预，但是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习是自己的事情，这一点，在私塾是共识。学生进入这个集体，很快就会适应由自己来决定学习进度。

一次授书的内容并不多，像开蒙的时候，一般就是十个字左右，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就是一次授书的内容。到大一点，就到二三十个字。到学馆，一次一般也不会超过一百字。一天上多少次书？我们采录到的，最多的一位先生，是一天十次。他说，我小时候是神童啊，一天可以上到十回书啊。那么别人呢？他说，一般也就三四次，也有甚至一天就一次的。可见，大概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或者上午两次下午两次，是比较正常的情况。一天的学习内容，在几十字到一两百字之间。这个进度，现在看起来好像很慢，可是您算算，这是每天新学的内容，就按一天一百字，一年就是三万字，十二到十五年的私塾学习，就至少积累了三五十万字。关键这些都是熟背的！此外还有泛读，泛读是私塾学习的一个重要特色。除了学习新课，还要复习旧课。复习是每天都要进行的事情，这样循环不已，才能没齿不忘。

古代文人能背过多少字？一般在几十万字到几百万字之间。大家都听说过茅盾能背《红楼梦》吧？随便打开一页，他都能背下去。能背《红楼梦》的不止他一个。《红楼梦》一百万字。这还是当玩的。真正要背过的，首推十三经。科举要考的。八股文是从十三经中随意抽取一个词、一句话、一段文字，就以此为题作文。所以十三经都是要背过的。十三经多少字？据南宋郑畊老统计，周易24207字，尚书25800字(近人黄侃除去伪古文，则17925字)，毛诗39224字，周礼45806字，仪礼56115字，礼记99020字，左传196845字(孔子春秋本文18000字)，公羊传(清阎若琚统计)44075字，谷梁传(清阎若琚统计)41512字，论语13700字，孝经1903字，尔雅13113字，孟子34685字，大学1753字，中庸3568字，共计641326字。

背过这64万字就可以进考场了吗？当然不行。因为你还不会写八股文呢。八股文是十三经为题，所以古代的高考复习资料叫“高头讲章”，就是把十三经的每句话都作题目，下面附上一篇典范八股文。排版的时候，题目也就是十三经正文高出八股文，所以叫高头讲章。没有这些高头讲章做底，你怎么敢进考场？一篇八股文多少字？五百字到一千多字。也就是说，要看十三经的千倍的文字。一个考生掌握的数量大概就在几亿字。其中不会都背过，但是背过的也当在百万字以上。

背过十三经，掌握高头讲章，就可以了吗？当然还是不行。明清科举虽然主考八股文，可不是不考诗词文赋，况且诗词文赋也是八股文的基础。要掌握诗词文赋，就要背过或熟读楚辞、乐府、汉魏六朝赋、古诗、唐诗、宋词、元曲、诸子百家、文选、古文观止等等一系列诗文，字数也不在几十万以下。

这样就可以了吗？当然还是不行。没有读过《史记》算什么文人？没有读过《资治通鉴》算什么文人？所以还要读史，好的也要背过。此外，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卜数术、拳理兵书，都要涉猎。琴棋书画、文武双全，这才能算是个文人。

所以说，古人文人能背过几十万字到几百万字，决非虚言，也非大言，而是保守估计。现在我们的学生能背过多少？我在大学教课，大一新生我总会问：能背过多少字啊？有一万字吗？下面都摇头。有五千字吗？下面还摇头。这就是我们的教育。

不过，这还不是全部情况。有位中学老师告诉我，他在班上做了个调查：你能唱多少流行歌曲？结果，大部分学生能唱一千首以上的流行歌曲。大家进了卡拉OK厅，就知道什么叫会唱歌了。中学生正在追星期，会一千首歌不算多。一千首歌的歌词有多少字？十万字左右。我们的中学生能够背过十万字以上的歌词！可见，中国人的背诵能力没有丢失，只是背错方向了。

为什么歌词好记？因为它是唱的。以前我们的诗文都是唱着背的，这就是吟诵。吟诵比现在的唱歌还有一点不同：它是你自己的调子！所有的经典、诗文，都是你在作曲，是你自己的流行歌。你自己创作的歌会记不住吗？

还有人说：有必要背那么多吗？你看人家美国学生就背的很少。是，当然，那是西方文化嘛。前面说了，西方人认为世界有统一的规律，所以做实验，找到规律就行，剩下的就是套规律、细化规律，以及不同规律之间的关系。所以，学习是一个抽象的过程。中国文化认为世界没有统一的规律，只有不断变化的道。掌握道可是很不容易的，不是背过一个公式就行的。你看孔子说仁、说孝、说君子，都是因人而异的。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敬。”子夏问孝，子曰：“色难。”这都是根据不同的人的不同的情况做出的答案。比如子游看来是能养不能敬父母，子夏看来是对父母态度不好，等等。那到底什么是孝？你要是这么去问孔子，他就会根据你的情况做一个回答。你要是说：“请先生给我们一个标准的、统一的答案吧！”孔子就会像达摩那样回答：“把你们带来我看！”这世界上没有一样的学生，就没有一样的答案。但是，每一个答案又都是道，都很深刻。但是，又不是说所有的答案背后都有一个一致的核心，那就又成西学了。看到太极图了吗？那就是一个大致的描述。没有核心，只有不断变化着的不同的核心之间的关系。这么表述其实还是不准确的。真是不能说，说出来就是错。就像吟诵也是一样。我一直在强调吟诵的规则，这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读书太不守规矩了，可是，我若生在宋元明清，我定要强调突破规则。规则不是死的，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可以突破的，只不过，每一次突破要有理由，不能没道理。好了，一个人，可以面对不同的人说出不同的答案，每一个答案都是恰好针对那个人的情况的，这个人当然是知道问题的答案的，这就是得了“道”的人。得道之人和得公式之人，差距有多大！

所以中国的文化，不是背过条条框框就行的，必须连材料一起掌握，了解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了解大道的各种变化和变化的理由。所以，中国人的学习要背过很多东西。背和不背是不一样的。背全文和背选本又是不一样的。对于西学可能差不多，对于中国学问，却差距很大。《论语》492章，如果只看过选本100章，那392章都没看过，在以前的中国人看来，一定是如瞎子摸象，只得其道的几个侧面。比如只读了孟懿子问孝，那就以为孝是无违于礼。其实这只是孝的一种表现。而要命的是，如果固执于这道的侧面，排斥其他的孝的表现，结果还不如不知道什么是孝呢，有害无益。所以，要读就读整本。现在您就明白为什么章太炎先生反对教育改革“目学变耳学”了吧。教材、课本这个东西，对中国文化来说，常是弊大于利，甚或流弊无穷。现在就是这样。所以古代教育没有课本，都是读原著，整本读。都要整本读吗？那也不是。如此固执，就又是有违大道了。不是所有的都整本读，都要背过，而是重要的要整本读，典范的要背过。哪些是重要的、典范的？大家有个大概的认识，比如十三经。但是这个认识也是随着时代的不同、流派的不同、人的不同而不同的。至于其他的，哪个更重要，更是因人而异。十三经内部也不同的。根据学生的情况，有的可能要重点读《孟子》，有的可能要重点读《左传》。如此丰富多变，可是跟今天还是有质的不同。因为今天我们是基本不读原典，读也只读极少量的选本，而且还是配着教材做着西方式的解说的。——读书人一声长叹啊。

好了，前面说的是授书。下面说第二步，是背书，学生下去自己复习。复习的内容不仅仅是典籍本身，还包括典籍的注疏，和老师的讲解。其中有些是要背过的，有些是要理解的。

古人背书和今人也是不同的。今人背诵，就是要把文字记住。看看学生们在背诵时候的脸，那表情，是紧张的、痛苦的，也是茫然的。那表情说明，他们在努力记住课本的内容，要把课本的文字灌进心里。古人的背书不是这样的。试想，老师叫张三上来，教了几句诗文，带读了几遍，讲解了一下，就让张三下来了。张三回到自己的桌子，要背书，因为过会还要再上去“复讲”呢。怎么背呢？他一定是这样：“先生说了，这几句这样读：床前——明月！光——，哎呀，真难听！”要知道，先生教的是吟诵，而先生的吟诵没几个是好听的。为什么？您去卡拉OK厅看看就明白了，一片鬼哭狼嚎。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录音棚里出来的音乐，都听mp3，听广播，觉得所谓音乐，就是那个样子。错了！那是录音棚里修饰过的音乐好不好，还是专业人士唱的好不好，原生态的唱歌，有几个是好听的？包括现在的歌星，有几个敢现场清唱？什么是音乐？就是从心里自然流出来的声音，它可以不好听，但却是真实的。录音棚里的声音是假装的！所以叫表演！表演艺术永远是二流的，生活艺术才是一流的！这是我从秦序先生那里学来的真理，受益终生。现在好多人不敢当众唱歌，为什么？怕唱的不好听。这都是现代“音乐”害的。还有人说“我五音不全，所以不唱。”唱歌是上天赋予我们的权利，每个人都可以唱歌！五音不全，是别人听起来你五音不全，你自己听着，一定是全的！在洗澡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大声唱的歌，才是真正的唱歌，因为那是最放松的时刻，那是心里流出来的声音。唱歌，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唱给自己听的，一种，是唱给特定的对象听的，我就是唱给你听的。别的情况，唱给不知道什么人听，唱给一大片不认识的人听，这都是假装，不是真唱歌。在古代，只有失去了人身自由的人，才被迫做这样的事情，明白吗？所以古人瞧不起戏子，因为他失去了人格。戏子也知道自己有问题，所以好戏子会修身立德，尽量真诚，反而令人尊重。今天全变了。

我说这些就是想说明，唱歌是自己的事情。别人唱的歌，再好听，也不可能完全适合自己。学别人唱歌，哪个人能学得惟妙惟肖？都会有所改动。改动是正当的！现在有些老师不敢教吟诵，为什么？怕唱歌不好听，让学生笑话。这就是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你又不是歌唱家，又不是录音棚的电脑，凭什么要唱歌好听？您是语文老师，又不是音乐老师，怕什么？不要想一定自己先成吟诵家，再教孩子，那就不是教孩子语文了。唱的不好，是正当的，还怕您唱得太好呢。唱的不好，才给了孩子们超越的空间。当然，这也不是说就该唱的不好，当然要努力唱好，但唱好唱不好，不是以嗓音好听、旋律优美为标准的，而是以理解到位为标准的。老师的优势在这里。孩子们一学，不管是跟您学，还是跟录音机学，总之不会学得很像，这时就是老师的功力了。您要抓住核心的东西，就是吟诵的规则和内涵的理解，这两样有问题了，您就指出来，要求纠正。这两样没有问题的，就一律鼓励：好啊好啊，唱得真好，比老师好，比录音机也好，太好了！这样就行了。最终孩子们就会有自己的音乐自己的歌。这就是古代私塾先生的教法。

我们回到张三。张三一定觉得先生唱得不好听，即使先生嗓音很好，是个歌星，也不可能完全适合张三的乐感。于是，他就会改——改别人的唱是本能！我教了这么多年吟诵，很多人都号称是跟我学的，可我就没听过一次跟我一样的，有的简直面目全非，但是，这就是正常的。改是对的！——改完以后，再上去唱给先生听的时候，先生就会像前面说的，抓住重点做指点，其余一律鼓励：“啊！很好啊，比先生我读的好听多了！就是那个‘前’字还要再拖长一些，还有，别那么悲伤的样子，看见明亮的月光不高兴吗？这时候李白还是很高兴的！明白了吗？再去读读试试，会更好听的！”就是这样。我们采录吟诵，有时会采录到几位是同学，有时甚至能采录到师生，结果，没一个人是一样的！当初不是一个老师教的吗？怎么差距这么大呢？就是因为老师当初没有要求学生跟老师保持一致，反而是鼓励不一致的。这跟今天的所谓“音乐”课的教法是完全不同的。而那才是真正的音乐，人的音乐，中国人的音乐。你要是说，中国音乐原来就是一大堆不专业、不好听的东西啊，那么请你听听我们编辑的《吟诵集锦》，再请你看看中国音乐史，让你明白中国音乐的美妙、高雅、复杂、深刻，以及人人都是音乐家的史实。没有吟诵这样的音乐基础，就没有中国音乐。现在的所谓“音乐”是空中楼阁，没有群众基础，也没有文化之根的，只有一味假装，只能赚初中生的钱，这不能叫音乐！

现在您明白了吗？古代学生的背诵，是主动的行为，是作曲，是一种创造！学习不仅仅是接受，更是创造！这种现代西方教育学的理论，古人早就明白的，早就实践了的。自己作的曲，自己记不住吗？所以古代学生的背诵效率很高，效果很好，而且很快乐。

再下一个层次才说读书大部分是唱的，即吟诵中的吟咏。唱比诵更容易记住，这是常识。前面也说过了。诵，也比口语式的念，或者现在一字一拍的念字式的读法，要容易记得多，因为同样，诵的抑扬顿挫，也是有声音的涵义的。

有了这两个层次：创造性行为和吟诵，背诵在古人就不是难事了。而且背得快乐，脸上的表情是陶醉的：“不亦悦乎！”像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所描述的那样：“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古人授课的第三步，叫复讲。这又是中国教育天下第一的秘诀之一。复讲就是学生背好书后，举手告知学生，于是再次上去先生那里，要检查。检查通过，就可以再次上书，所以是学生决定着学习的进度。那么什么是复讲呢？是不是老师再讲一遍呢？不是。是学生讲！老师刚才怎么讲给你的，请你再复述一遍。

我一直觉得，这招太毒了。我们做老师的都明白，什么才叫真学到了本事？就是能讲给别人听。认真听课不保险，认真做笔记更不保险，猛背也不保险。什么才是真掌握了？就是能教别人了。

古代的儿童是从三岁就开始做这项训练了。三四岁的时候，刚开蒙，老师教的东西很少很简单，是他可以复讲的。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增加难度，但一直是他那个年龄可以承受的。就这样下去，一直到成人，不得了的。

我在大学教书，经常请学生上台来讲，经常就有学生上来说：“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站在讲台上，面对这么多人讲话。”天哪！18岁了才第一次上台，将来怎么去工作呀？古人是从三岁就模拟老师了。【PS：编者十分汗颜，25岁仍然不敢上台讲话。】

更重要的，是学习的态度。试想，你听一堂课，后面没下文，和后面要考试，你的听课态度就不同。如果是后面要复讲，你的听课态度又怎样？那真是生怕漏下了一句，而且一定要理解，不理解没法讲啊。脑子高速转着，不断把老师讲的重新组织起来，马上就能发现疑问，因为到那儿自己讲不下去啊，于是就问老师，——这样的学习，才是高效率的，因为是自觉的。

复讲很难吗？也不难。只要有这么个氛围，这么个传统。三岁的孩子，一进入学校，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学校，什么叫学习呀。看到大家都是复讲的，也就自然形成了这样的学习习惯。没什么大不了的。从易到难，从量变到质变。【蒙学威力无穷啊！】

所以古人私塾毕业，就可以“代圣贤立言”作八股文，可以融会贯通，把所学到的知识变成自己的，再创新。钱学森先生曾问总理：“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于是大家就喊创新。创新靠喊没用的。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恳请大家关注“复讲”，让“复讲”重回中国课堂。

从授书，到背书，到复讲，这样就完成了一次课堂教学。于是再次授书。

大家从中看到了什么？就是充分发挥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其实老师授课的时间不长，每个人一次授书也就是几分钟到十几分钟。一天下来，老师还有很多空闲时间。您没看到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所描述的吗？他的先生寿镜吾每天都有很多时间在自己看书。他的授课时间，每天能有四小时就很不错了。有的私塾先生还要自己备考，还要去考科举的。怎么这么清闲？因为学生是自学为主的，老师只引导、点拨。这没有什么，只要从小形成习惯就好了。现在我们的教学，老师就是学生的学习保姆。不厌其烦地讲啊讲啊，学生都理解的，还在讲，浪费时间，浪费老师的精力。学习的效果怎样？反正寿先生培养出了鲁迅。

除了授课，还有复习，还有会讲，还有考试。这些都是读书的内容。除了读书，还有别的学习内容，像习字、作文、唱歌、弹琴、跳舞、游戏、武术、农耕、下棋、学医等等。

复习，是每天都做的事情。不断地滚动，不断地重复。

会讲，是讨论课。出一个题，大家讨论，检验学习成果，发表个人高见。当然是水平差不多的学生在一起。古人是非常重视辩论的。切磋和讨论，也是学习得真知，尤其是创新的重要途径。《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篇”就是会讲。会讲最后，老师点评。

这是一位老师主持的会讲。在官学和私学书院，常有两三位老师共同主持的会讲。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形式。因为老师们之间，意见并不一定统一。看老师们之间互相辩论，学生又参与讨论，这种思想的激荡，是一种巨大的享受。它所达到的学习效果，也是巨大的。朱熹与张栻在岳麓书院的会讲，朱熹与陆九渊在鹅湖寺的会讲，都是历史上的著名盛事。史载，随着会讲的热烈进行，学子们左右逢源，茅塞频开。台上台下的辩论曾连续三昼夜不辍。各地的学子们得到消息，纷纷骑着快马从四面八方赶来听讲。路上的人流络绎不绝，讲堂内外围得水泄不通。饮马池的水一下就被学子们的马喝光了。这个传统一直为儒学所继承。


六

现在说说读书以外的教学。先说识字。

古代的教育，是在蒙馆解决识字问题的。进了学馆，先生不管识字，就是没有识字课的专门内容。先生会教怎么查字典，学生有了难字也可以请教，但是，没有专门教识字的时间。识字，是要在六岁以前通过自由阅读关的。

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是做采录的，采录了六七百位私塾出来的先生，而且有大量的文献为证。这个事是毋庸置疑的。古代编有《不二字》这样的书，就是识字课本，把蒙学中重复出现的字去掉，剩下的就是生字表。《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一共是2250个不二字，其中2000个左右都是常用字。蒙学不是只学三百千的，还会学点别的，声律启蒙啊，千家诗啊，于是识字量就过三千了，经常能达到四千字以上。

我们中央民族大学有一位关辛秋教授，她的父亲老关先生，是安徽人。我们采录过他。关先生四岁开蒙，六岁父母双亡，家庭出了变故，他一下子成了流浪儿童。就是两年的蒙学学习，很明确。他流浪流浪着，就流浪到了新四军那里。新四军收留了他。收留的那天，新四军的首长看着他问：“小鬼，认字吗？”他回答：“认得。”“认得多少？”“不知道！”首长就笑了，指着里屋说：“去，到里屋去，自己数数，认得多少字！”他就去了里屋，很认真地数自己认得多少字，半天，出来跟首长说：“三千多字。”首长很惊讶，这么个六岁的孩子认得三千多字，太好了！于是，他就做了新四军的情报员。因为他小，鬼子不注意，他可以这边看了书信，到那边背给别人听。老关先生是位老革命，解放后一直在东北工作。这个材料很纯粹，两年的蒙学学习，就是三四千字的识字量。

三四千字，对于汉语来说，就是自由阅读线。有了这些字的基础，就可以阅读任何他想读的书。古代的儿童，是六岁就可以读任何他想读的书。我问过很多先生，小时候父母是怎样督促他学习的，像叶嘉莹先生、钱绍武先生等很多先生都说，没怎么样啊，就是父亲的书房是开放的，我可以去看任何书。看任何书有个条件，就是识字过三千。关键是他从六岁就自由阅读，他就会养成读书的习惯，爱读书。现在我们的学生，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是小学六年级毕业，识得1700字，据说还在减负，要减成1500字。到了初中毕业，甚至高中，才有自由阅读能力。所以我们的孩子只能打游戏，看喜羊羊。所以现在的儿童不爱读书。有人说：他可以看儿童文学！是，我也支持儿童文学，但是，有一点需要了解：儿童文学不能只看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是成人用儿童的语言和较少的常用字专门写给儿童看的作品。如果没有成人写呢？如果成人写得不好呢？就只能看不到了。就算是所有成人都来写，也不能满足所有儿童的需要，因为每个儿童都是不一样的。况且，用少量常用字，很难传达出文化的深层。您说，等他长大了读！可他从小就看到的是这样的浅层的文化，未必长大有这个读书的兴致。又况且，儿童不是只能读儿童文学。儿童也需要直接阅读成人的作品，当然是一部分，但是这部分很重要，对于他形成真实的社会观、世界观很重要。所以，不管怎么说，都是儿童有自由阅读能力是好事。

但现在教育界主流反对儿童早识字、多识字，这个理念也是来自西方。西方教育学认为，儿童的感性大于理性，而识字是理性的，所以过早识字是摧残儿童。我举双手赞成这个理念的内涵，但是，有一点被忽略了：西方的文字和汉字不同。西方，乃至世界上所有的文字现在都是拼音文字，只有汉字不是（还有东巴等极少数文字，但那只是巫师用的）。拼音文字是用理性记忆的，汉字不是。去年香港的温金海先生转给我香港大学脑神经专业的一个研究成果，我把这个成果的结论页作为免费资料提供给了所有吟诵学会会员。这项研究是汉语学习和学习英语的脑神经作用的对比，历时多年完成，结论说：学英语主要用左脑（逻辑），学中文主要用右脑（形象）。所以，如果要尊重儿童，那么西方儿童应在6岁后识字，而中国儿童应在6岁前完成识字。

世界上所有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开始的，为什么后来他们都变了拼音文字？因为拼音文字简单。象形文字是音形义的统一体，拼音文字主要是音。一个儿童从一岁起就知道桌子念desk，长大后背过26字母，桌子怎么拼？desk。就这么简单。易学易记易用。象形文字就不同了，难学难记难用。但是，我们的祖先为什么坚持象形文字？因为，我们的汉字跟一般的象形文字又不同。他们找到了一条象形文字也简单实用的发展之路。

汉字是声旁为核心的音形义一体文字。比如“辰”，这个字的甲骨文是，字形像一个人手拿着东西打击一个贝壳或者石头。它的上古音大概是zhən，是一个浊齿音声母，加半闭元音，加鼻音。浊齿音是用力的意思，鼻音表示有过程有回味，半闭或半开元音表示有不大的动态。合起来，是震动、打开的意思。您读读这个音，是不是有震动的感觉？这就是语音的产生机制——象似，以口腔的发音过程模拟语义。好了，辰是震动，所以女人肚子里有震动为娠，虫子在洞穴里动为蜃，太阳震动着离开大地为晨，手震动为振，下雨的天空有震动为震（雷）。这就是汉字的诞生机制。

汉语的语音是有意义的、有道理的、有规则的、有系统的。不讲语音的意义，不能叫语文！一个汉字，为什么读这个音？为什么是这个声母、这个韵母、这个声调？全是有道理、有来源的。

汉字的字形，与其他民族的古老象形文字也不同。其他民族的文字，在几千年后，大部分很难再猜出来是什么意思，因为，字形与巫术太相关了，符号性太强。我们的汉字，甲骨文大部分都猜得出来，因为它主要使用生活意象，这些意象，到现在大部分还活在我们的生活中，所以一眼便知。也正因为如此，汉字今天还可以用象形文字的方式进行学习，而且生动有趣。

再也不要说形声字就是形旁表义，声旁表音，所以汉字是走在从象形文字到拼音文字的半路上，落后了。不是的！世界上所有的文字都从象形开始，不断地抛弃含义以简化，最终变成了拼音文字，只有汉字，从指示到会意到形声，更加复杂化，是高度发展的象形文字。结果汉字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远远超过拼音文字。我们的汉字，是有多美丽、多高雅、多深厚！我们的文明没有断，难道与此无关吗？再联想到中国的儿童因此可以早识字，在欧洲儿童还是文盲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可以看任何想看的书了，我们始终高度发达的文明难道与此无关吗？想到这里，不由得对我们的祖先要顶礼膜拜，还有无限的感恩。

这样美丽有趣的汉字、汉音，怎么在我们的手中变成了乱码！识字、正音，全成了死记硬背！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读这个音，也很少有人讲为什么这么写。把汉字、汉音与中国人的感情联系割断了。为什么要这么做？

现在，您可以明白为什么汉字是可以而且应该在六岁之前识得的了。对于儿童来说，这真是一场乐趣无穷的游戏！这里面有画画、有唱歌、有跳舞、有故事，因为古代识字的方法，是吟诵、指读、背诵和训诂！

我们现在在编一本字典，用正确的方法识汉字。希望孩子们早日用上。上小学之前，通过识字关。

但是，古代蒙馆一般不写字。写字，一般是六到八岁以后的事。写字有开笔礼，先生郑重其事地送给学生一只毛笔，这时才能写字。

为什么幼儿不写字？因为他的神经还没有发育好。写字是很精细的活动，幼儿还不能很好地控制他的胳膊和手指。即使开笔了，也是先给粗笔写大字。

现在可好，一入学，就发给每个小学生一支那么细的铅笔，还有那么小的格子的本子，一上来就写小字。所以不经专业的书法训练，一直到大学，学生罕有写字好的。而且由于小学生控制不了那支细铅笔，往往无法坚持正确的写字姿势，造成很多问题。以前用粗笔写大字，人、笔、字一开始都是正的，所以罕有写字不好的文人。

现在的讲究，叫“听说读写”，还一体化。是谁这么教我们的？西方人。中国人做事，是有次第的。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人教识字，用大字课本，指读。注意，古代的“读”就是今天所谓“吟诵”啊。吟诵的时候，每个字音拖长，声母、韵母、声调，全都清清楚楚。合在一起，还是一首歌，好听好记。一篇《千字文》，一千个不重复的字，就是一首歌，唱一遍，十分钟。用小手指着，再加上先生有时打乱顺序，于是，他就知道这个字形就读这个音。通过大量的识字和反复的练习，就可以过识字关了。

蒙学课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正音识字，所以蒙学的文字都不是乱编的。有平有仄，有清有浊，有升有降，得间隔开。孩子唱的时候，声音上去了，下一个字准下来，声音下来了，下一个字准上去。该停顿要停顿，孩子没成人那么长的气口。所以吟诵起来很舒服。

蒙学除了声韵类的（如《声律启蒙》《笠翁对韵》），都是歌谣体，均匀节奏的。为什么呢？因为六岁以前的孩子很难接受不均匀节奏。三字句为多，是汉语的不平衡韵律结构，不平衡，就要追着下一个字，所以环环相扣，速度很快，特别适合儿童。蒙学的吟诵调以平调为主，为什么呢？因为幼儿正在学说话，有起伏的调子，容易干扰学说话。

蒙学的内容也是非常丰富而且有价值的。且不说《三字经》表达了中国文化的全套基本概念，也不说《千字文》的文化涵义和识字功能，也不说《千家诗》都是适合儿童的温柔敦厚的诗，也不说《声律启蒙》传授了汉诗文的意象系统，我们就说说好像最没意思的《百家姓》。

现在读《百家姓》的最少，因为它好像没有意思。其实《百家姓》有很重要的意思。这是宋朝的作品，我们都知道那是个怎样的朝代。《百家姓》传达的是孔子的华夷之辨的观念。什么是华？凡相信万物一体、同生共荣的，追求和谐理想、天下为公的，为中国人。什么是夷？凡相信主客分立、弱肉强食的，追求竞争、天下为私的，为蛮夷。现在大家都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学第一页说什么？资源短缺与资源配置。这背后的理念是什么？不是很清楚吗？中国古代为什么不愿意发展商业，甚至不愿意发展科学，于此不是豁然开朗吗？一百年来，大家都说西方好，中国文化落后。这二十年来慢慢改口了，说中西文化各有所长，各自适应各自的社会，要互相交流学习。这当然很好了，我也同意。可是，在内心深处，忘不了孔子的华夷之辨。三千年来，我们一直是说中国文化优于蛮夷文化！这不是骄傲自大，而恰是中国人要给21世纪的人类带来的福音！首先要自己明白，才能传播给外国人。我们的文化，有他们没有的好处。竞争不是大道，仁爱才是永恒。希望有一天，《百家姓》变成《万家姓》，在那里面也能找到奥巴马，也能找到野田、小泉。【有意思的观点！】

我们一起读钱穆吧，还有南怀瑾。

还要争辩一点。就算是华夷之辨，也可以换一种形式啊，为什么要一大堆姓在一起，毫无涵义。远远不如“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有涵义。

这就是说，《百家姓》是乱码，只能死记硬背，所以要反对。果然如此吗？且不论《百家姓》有格律、有节奏、有韵脚，就算是乱码，乱码没有价值吗？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什么对我们都是乱码。儿童的一个最大的能力，就是把乱码变成有序的码。随着年纪增长，这项能力渐渐消失，我们逐渐都是通过逻辑来记忆了。还记得我们的一些中学同学考上了北大、清华吗？还记得他们的一个常人做不到的能力，就是能背圆周率吗？谁能把背乱码的能力保持到成年，谁就是天才。天才就是童才啊。再回忆一下我们小时候，是不是背过很多不知道什么意思的歌谣？我们更喜欢知道意思的歌谣，还是不知道意思的歌谣？至少不相上下。国外有一项比赛，就是背乱码，前些年还引进到中国。这是智力游戏，明白了吗？我们古代的儿童，从小就训练背乱码，这在教育学上，应该是一大奇迹！应该再次感恩祖先！

按照吟诵的规律，开蒙似以《百家姓》为好，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没有涵义。在吟诵的方法上最简单，只有依字行腔，没有依义行调。其次则《三字经》，然后《弟子规》，然后《千字文》，然后《声律启蒙》，然后《千家诗》。声韵类的靠后放，因为节奏有变化，年龄小的孩子不容易接受。古文一般情况下，不当在幼儿期读，因为古文是完全没有节奏的，那是另外一种节奏，是快快慢慢、高高低低的美，是气，曹丕说：文以气为主。见过打拳吗？读一篇古文，就像打一套拳，窜高伏低、辗转腾挪、忽快忽慢、大开大阖，最后敛气收官。这是高境界的美，是儿童所不能体会的。所以，幼儿也不宜读经，因为经基本是古文。只有《诗经》和个别有节奏的篇目可以读。经是一定要读的，但要押后到六至八岁以后为宜。


七

再说礼教。

什么时候起，出现了“吃人的封建礼教”这个常用词组？“礼教”总与“吃人”连在一起，让大家避之唯恐不及。

礼教吃过人吗？吃过，当然吃过。但是，那是伪礼教。不能把披着羊皮的狼犯下的罪孽算在羊的头上是不是？真正的礼教吃过人吗？没吃过，礼教只成人。说礼教吃人的，要学习什么才是真正的礼教。

礼教不是礼仪，“人而不仁如礼何？”礼是内心对生命的尊重。礼仪可以从权，也可以与时俱进，但内心的真诚不可磨灭。

那么说来，就完全不必恢复汉礼了，只要我们真诚，就现在的礼也罢。

然而，非也。与时俱进的意思，不是存在即合理。问题是现在的礼有问题。一来太少，二来太乱，三来太重表面，四来太与中国文化无关，所以，还是要研究汉礼，以资借鉴。

说到礼，非我所长，请大家多看彭林教授等专家的讲解。

我还是说说古代教育中的礼教。礼教者，非宗教也，乃指“礼”的教育。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可以看成是孔子主张的教育顺序吧。

诗，即《诗经》，在周代可看成是贵族子弟的教育课本之一。未成年的贵族子弟们，都要学习《诗经》，所谓“不学诗，无以言”，人际交往都要用《诗经》的。然而，看看这个课本，不觉得奇怪吗？上下八百年，纵横六七省，作者从公侯到奴仆，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内容从祭祀、政治，到鸡毛蒜皮，无所不包，把《关雎》这样的情诗放第一篇……这到底是要闹哪样？

《诗经》是个大杂烩，这样的课本的功能，按照逻辑也只能有一个答案，那就是：认识社会百象、人生百态！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什么是“思无邪”？就是思想都纯洁、没有不道德？那《诗经》里还有野合怎么算？还有骂人怎么算？“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骂得好狠哪。所以“思无邪”不是那意思，而是“真实”的意思。没有假装，没有掩饰，没有作秀，一切都是从内心发出来的。野合也是真喜欢那姑娘，骂人也是真气愤那人。《诗经》都是真的！所以才能做社会百态的课本。给人讲社会现状，还撒谎，那有什么用呢？那不是误人子弟吗？

因为真诚，所以感人。每一篇诗，都能感受到作者的真情实意。如果您吟诵的话，这种感觉就更切实了。仿佛能触摸到那音容笑貌，那情感的细节都在音韵中跳动。因为古人是用声音作诗的！文字可以撒谎，声音很难撒谎。古人留下的不仅仅是文字，还留下了声音。“兴”，兴发感动，因外物外人而引起了自己内心的波澜。这外物外人一定得是真诚的。

周代的贵族子弟们，吟诵着《诗经》，仿佛完全看透了形形色色的人的内心，体会到了酸甜苦辣五味杂陈的人生。这就是他们成年后要面对的世界、面对的人群、面对的人生。真实的、残酷的、伤感的、美丽的、丰富的、危险的人生。于是子弟们一片喟叹之声。

了解真实的人生，是教育的第一步！反思现在的教育，是不是可以有很多感想？

面对这样复杂危险的社会和人生，谁不有焦虑？谁不有担忧？虽有抱负，虽有梦想，如何实现？如何度过平安幸福的一生？

于是，“立于礼”，这时候，礼教出场了。孔子告诉弟子：只要有“礼”，就什么都不怕，就有幸福人生。

立，不倒。什么人才会不倒？怎样做才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倒？就是正。邪不压正。只要是正的，就无所畏惧。什么是正的？就是无私的。无私则正。

我邀请王财贵教授讲座，见到有人问他大义灭亲之事。他说，这是个两难处境，就如老婆和老妈掉水里了，先救哪个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只有到了那时才有答案。因为情况都不一样。到了那时，你心是正的，救谁都是对的，心是邪的，救谁都是不对的。

“礼”是对生命的尊重。在“礼”的背后有“仁”。仁者爱人，所以仁者无敌，无敌就是立。

所以吃人的都不是礼教。“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不是礼教，“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才是。溜须拍马、八面玲珑不是礼教，“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才是。以德报怨不是礼教，“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才是。露八颗牙微笑不是礼教，内心的感激才是。（最后是彭林教授语。）

礼教教的是礼仪，是生活常识和待人接物的规矩，但更重要的，或者说真正的目的，是教授对生命的尊重，对别人的，也是对自己的。

“三礼”，尤其是《礼记》，是后世礼教的经典范本。《礼记》说礼，从胎教开始。其理念和今天的胎教是一致的，但更重内心精神的正。今天很多地方在推《弟子规》。《弟子规》的内容主要就是来自《礼记》。这中间还有一个过渡，就是朱熹的《小学》。

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主流认为，儿童的教育，以正心为主，所谓“童蒙养正”。就是告诉孩子应该怎么做，但不一定告诉他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还不能理解。儿童从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心性就是正的，长大才好继续培养。当然儒家的另一派则认为童心最真，人性本善，开发此童真，就可达到心正，过分约束，反而失去了真性情。《弟子规》是主流派。

两派都是礼教。我们的教育似乎一直告诉我们，陆王是近代启蒙思想，李贽是反封建先锋，黄宗羲们是民主先驱。这基本属于胡扯。心学一派还是儒家，同理学一派一样，都是追本溯源，进一步开发孔子思想，与西方近代启蒙不是一个路数。在新世纪，如果我们不认真研究对待中西文化差异，还是一味关注文化共通的话，那这新世纪也不会有什么希望。

只要记住了礼教的本质：尊重生命，那么别的就好理解了。

以《弟子规》为代表的蒙学礼教课本，首先教的都是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是对自己生命的尊重，也是对别人生命的尊重。首先是对父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儿女受伤生病，最心痛的是父母，恨不能以身相代。孝敬父母，首先是照顾好自己。所以《二十四孝》非正宗也。照顾好自己是一种能力，是一种独立生活的能力，也是互帮互助的能力。这种能力当然要从小养成，习惯成自然，是最好的。

反思我们的幼儿园，在这方面下了多少功夫？有几个经过幼儿园出来的孩子，是有良好的生活习惯的？大部分就是看孩子的保姆，或者带着孩子唱歌跳舞，教点科学知识而已。当然，孩子的健康是第一位的，但是，只有这些还远远不够。过分强调孩子的快乐，有时也是耽误了孩子。

当然，不重视孩子的感受，也是过犹不及，首先就是老师对孩子的不尊重。不尊重孩子，怎么做“尊重生命”的教育？儿童的教育，往往身传胜于言教。老师教的知识、道理，包括礼仪、规矩，都不如老师本人所表现出来的生活态度、生活习惯给孩子的影响更大。家长也一样。所以做老师不容易啊。

这个中间有个度，不好把握。“文质彬彬”，不野不史。这又回到王教授所说的，心是正的，就都是对的。不正，就都不对。所以还是牢记礼教的本质，多反思最好。

礼教更重要的是教健康的人生态度。健康从哪里来？从人生理想来。没有理想就没有方向。孩子总不能永远以获得老师表扬为学习的动力吧。为什么要尊重生命？为什么要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些都需要理想的导航。

儒家的理想，是济世安民，所以大气，又是修身为本，所以温润。

儒家主流认为，少年立志，就是少年时期确立人生理想。这是个大概，不是说童年不能立志。如果固执一端，就会陷入陆王所批评的情况。幼年教育，就要有立志的方向。在他能懂的层次上，指向儒家理想。所以也不是只讲规矩不讲道理的，哪能那样呢？正确的表述可能是：在不同的儿童和不同的年龄段，根据儿童理解力的实际情况，都要立志、讲理、定规、习礼，只是侧重和形式不同而已。

有了理想，就无往而不正、无往而不利了。对规矩、礼仪的权宜、突破也就有了依托。

中国人的思维，从来都是有阴阳、有正奇。以正为主，以奇为辅。什么都不是死的，都可以变，但变要有道理。只要有道理，就对。没道理，就是乱来。

所以有理想的人生，就会处理各种情况，面对各种困难挫折，而不慌乱、不颓废。纵观历史，中国儒士不自杀。有被逼死的，但没有主动死的。屈原自沉，他不是儒士。谭嗣同自杀，他已经不是儒士。谭嗣同是自杀的，他留诗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就是明确告诉世人，他是自杀的。他自投罗网，因为两千多年没有儒士自杀了，他要用鲜血唤醒国人。此后陈天华、秋瑾等等一大批人，都是自杀的或变相自杀的。到了今天，考个不及格就自杀，失个恋就自杀，甚至老师批评一下就自杀，这是怎么回事？不知道人生的宝贵，不尊重自己，也不尊重别人。父母们，老师们，这是我们最不想看见的，不是吗？

看到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我爱你”就是“我恨你”。因为我爱你，凭什么你敢不爱我？因为我对你好，凭什么你敢对我不好？凭什么爱过我又敢去爱别人？这种态度被叫做“爱”，而且在媒体和娱乐界广泛传播。这不是爱，爱首先是尊重。

因为没有理想，没有对自己生命的肯定，对别人生命的慈悲，所以才有这些现象，还有无数令人扼腕的现象。

当然，为什么有这些现象？还是因为没有爱。因为父母、家长、朋友和同事，缺少爱。大家都有责任，所以一起做礼教吧。


八

吟诵界的老师们知道，我们主张汉音有理。汉语的语音是有意义、有规则、有系统的。古人造音造字，都不是乱来的。先有音后有字。在没有字只有语言的几十万年里，你命名一个东西，发出的声音不能让别人明白是这个东西，那又怎么能“约定俗成”它呢？

所以，有诗则有思，有礼则有立，有乐则有乐。

现在说说诗教。

诗教，初指《诗经》的教育。如前所言，《诗经》的教育首先是一种社会现实的教育，前文已论。在这背后，还有礼乐的教育。在这背后，又有周代人生理想和人生态度的教育，它和儒家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以《关雎》为例。很多人都奇怪为什么《诗经》把《关雎》排第一？不管孔子删没删过《诗经》，至少《诗经》是经过他的手传下来的，也就是说，孔子同意把《关雎》排第一。为什么呢？

《关雎》五章四韵，分别押平入上去。换韵为一段，所以是四段。这四段的情绪都是用韵来表达，因为韵字的时长占了全篇的近一半。这四个韵分别表达了爱恋、痛苦、喜悦、坚决，对应一见钟情、求婚被拒、再求得应、山盟海誓四个阶段。这个在吟诵课上有详细的分析，在此不赘。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孔子最喜欢《关雎》的末章。因为前面都是人情之常，最后一章是人伦之重。在宗族社会中，夫妻关系是最重要的横向关系。纵向关系有血缘，横向只有情义。夫妻稳定，则宗族稳定。所以，发誓很重要。《关雎》就是教育贵族子弟：找好配偶很重要，要找就要找淑女，找到就追求她，不要错过。被她拒绝怎么办？继续追！想办法，下工夫。追到以后怎么办？对她发誓，永远对她好，让她快乐！

《毛诗大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这段话以前说是附会，现在看怎样？《诗经》是什么？以前说是男女情歌，还把朱熹的话搬出来曲解。男女情歌怎么“风天下而正夫妇”？难道周杰伦的歌也能“风天下而正夫妇”？

是为早期诗教。

先秦时，“诗”就是指《诗经》。《诗经》以外的，叫“歌”、“赋”、“辞”等，不叫“诗”。屈原作的，就是“辞”、“歌”、“赋”。到了汉代后期，才有人慢慢把新创作的韵文叫做“诗”。这是一种抬高身份的表现吧。孔子不作诗，孟子也不作诗。曾子子思都不作诗。但是他们作歌。当时的歌、辞、赋，形式上和《诗经》里的诗或有差异，或无区别，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所以汉代以后统称为“诗”，亦无不可。

从另一个角度考察，第一个称得上是诗人的，是屈原。因为屈原是第一个“作”诗的人。以前的诗，不是“作”的，是自然流出来的。把作诗当作一件事，自觉地去作诗，屈原是第一个。他的诗有署名，这在以前是很罕见的。以前的诗一般都不知道作者，只有偶然留下姓名的。《九歌》《九章》两组诗，显然是有构思有刻意的创作。《诗经》里也有祭祀诗，但是基本上是承命而作的感觉。屈原的诗都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不像是命题作文。总之，屈原是第一个自觉作诗的人，所以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也许屈原之前就有诗人，但是我们不知道。在文献的范围内，他是能确认的第一位诗人。

屈原作诗，和《诗经》里的诗，创作目的有所不同。第一，屈原是士大夫，而且是贵族、王族，他的身份决定他的人生态度，就和《诗经》中的绝大多数作者不同。剩下的贵族大夫之作，和屈原也有差异。屈原的诗有强烈的个人抒情色彩，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又剩下的诗，如《诗经王风黍离》等，还是跟屈原的诗有差异。屈原一直在强调他的高洁，香草美人，内美修能，实际上一切抒情都是围绕着个人的人格确认进行的。

屈原以后，诗歌进入了楚辞时代。大江南北皆歌楚辞、作楚歌。楚辞成了流行歌曲。汉朝更是楚人所建之朝，楚文化一时成为时尚文化。由屈原直至汉武帝，汉诗的主体是楚辞。汉武帝时才告结束，转向汉赋主体。由此，屈原成为了后世诗人的模仿典范。

屈原给后世诗人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除了他的诗歌之外，还有两样。一是吟诵，“形容枯槁，披发行吟于泽畔”。屈原是吟诵着创作的！从那以后，诗人都吟诵着创作。另一样，就是诗歌的创作目的。以往诗歌创作的目的，主要是抒情，此外还有祭祀。屈原把修身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上，虽然他还谈不上是作诗为修身，但在诗中，他是处处自命高洁，并以此为核心，组合起其他内容。

此后，经汉魏文人诗、六朝诗，到唐诗，文人作诗的修身目的上升到了第一位。到了杜甫，完全确立，并在宋诗中得到了极大发扬。宋元明清，都是这个路数。

至此，“诗”已不是原来的“诗”，当然“诗教”也就不是原来的“诗教”了。我更重视的是后世的“诗教”，是文人以作诗为生命状态的那个“诗教”。在孔子时代，作诗或者作歌不是必须的，作歌的目的是陶冶性情，或抒发感情，并没有把它当成修身功夫。这个转变，是由屈原、曹植、陶潜、杜甫等人接力共同完成的。

在历史的后半段，作诗已经成为儒士的必修功课。我们就在这里来说“诗教”。

现在的语文、文学课，所有的影视剧，鉴赏类书籍，说到诗歌创作的时候，都在背后暗含这一个观念：诗歌是抒情用的。李白为什么要创作《静夜思》？为了抒情啊。如此等等。但，果真如此吗？

后世文人皆作诗。哪个文人不会作诗啊？这里面，有好人，也有坏蛋。比如，秦桧也作诗，严嵩也作诗，和珅也作诗。他们的诗都是什么内容呢？如果作诗是为了抒情，那么秦桧的诗一定有几首是抒发害岳飞之快的，严嵩的诗一定有几首是抒发弄权之喜的，和珅的诗一定有几首是抒发贪污之乐的。有吗？没有。严嵩和珅的诗，跟其他人的诗一样，主题也是伤春悲秋、人生苦短之类。所以说，文人作诗主要不是用来抒情的。

再看诗本身。文人诗的主题，是基本固定的，不外乎伤春悲秋、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咏史怀古、咏物言志、唱和酬答、友情亲情、思乡怀归、羁旅思妇等等。相对于浩如烟海的汉诗来说，实在是太少了。相对于今天的自由诗来说，也是太少了。诗的结构也是基本固定的，即所谓起承转合，罕有意外者。诗的因素，就是构成单位，是意象，而中国人的意象是全民族共通的，很少有个人意象。格律也是基本固定的，押韵也是必须遵守的，等等。总之，你要作一首诗，一开口，有一半就已经作好了，大家都一样。如果诗是用来抒情的，这不是太不靠谱了吗？

再计算几个数字。一个文人一生能作多少首诗？正确答案：十万首以上。多乎哉？不多也。十万首是什么概念？就是这个人十岁才开始作诗，作到六十岁就不作了，每天只作五首诗。古人既不是十岁才作诗，又不是六十而止，且不是一天只作五首诗。古人作诗，那是他的生命状态，就像今天发短信一样。不发短信你能活吗？古代文人不作诗也活不了。你一天只发五条短信吗？明白了吧，古人作诗，很简单的。比如《红楼梦》的开篇，甄士隐去见贾雨村，那天是中秋节，贾雨村那个晚上吟了三首诗。三三得九，照这样一天就是九首诗。另外，历史上真的有几个人留下了差不多十万首诗，比如乾隆皇帝。

可是我们见到的文集，一般只有几百首，能上千首就算多了。十万首？那其余的九成多都哪里去了？

首先，大部分直接飘散在空气中。古人作诗先吟后录，而且大部分时候是吟而不录。贾雨村那晚吟了三首诗，一首也没记录下来，于是就在空气中飘散了。

只有特别好的，他满意的，才会记录下来。记录下来的叫做“稿”，就是禾苗高，乱七八糟未经整理的意思。而我们见到的一般是“集”，集者辑也，经过编辑的，这其中，大部分又会被毁掉。《红楼梦》有“黛玉焚稿”，黛玉为什么要焚稿？很多人都以为是因为宝玉抛弃了她。那就是今天的辣妹，分手了，就要把以前的照片啊、情书啊什么的，一股脑儿撕碎，扔他脸上去：哼！凭什么甩我？林黛玉是大家闺秀啊，不是90后。为什么要焚稿？因为知道自己命不久长。文人的习惯，死前要把自己的稿子处理掉，因为诗文都是自己的隐私。诗是作给谁的？作给自己的。除此之外，只有少量是作给特定的人的。所以，我们见到的诗集，其中很多是唱和酬答的内容，因为这些本来就是给别人的。文人会在自己的诗文稿中，选择那些可以公开的，编一个集子。有钱就出版，没钱就交给儿子，传之后代。

所以，文人是给谁作诗作文？主要是给自己。其次是给特定的人。没有给陌生人、给大众的。现在创作诗文都是为了发表，唱歌都是为了发唱片。此等事情，过去只有失去了人身自由的人才肯干。创作时是吟诵的，周围没有人听，创作完就飘散了，偶然记录下来的，又大部分烧掉了，还是没人看。所以，创作是为自己。

为自己有什么用？就是修身。儒家以修身为本，什么都是修身。做官是一种修身，隐居也是修身。琴棋书画是修身，打拳练功也是修身。当然，诗词文赋也是为了修身。

诗词文赋怎么修身？我们就以伤春为例。伤春怎么修身？比如《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有的翻译说：诗人早晨在睡梦中被鸟叫声吵醒了。“吵醒”！天哪，是准备拎支枪出去打吗？这就是不会吟诵的问题。这首诗押的是上声韵。上声是细小亲密的意思。上古的上声字都有这个意思。韵字拖得最长。你把“鸟”字拖长试试，感觉不到那深深的恋爱之意吗？古人是用声音作诗的，口头创作，而声音是有意义的。详见我写的《声音的意义》。诗人是多么喜爱那些鸟啊，怎么可能是“吵醒”！“夜来风雨声——”，听到了那无情的声音了吗？平声字结尾，平声是没有什么感情色彩的字。“花落知多少——”，又是上声结尾，对于那落花，是无限的惋惜啊。

文人为什么见花落泪，闻鸟惊心？是因为文人太酸、太浪漫？当然不是。这是文人的心灵的真实的声音，没有做作，没有夸张。因为中国人是万物一体观，物就是我，我就是物。鸟鸣了，就是我在鸣。新的一天，新的生命，所以醒来是无限欢喜，对于鸟鸣中的欣喜感同身受。花落了，就是我落了，旧的一天已经过去，永远不再。我的生命已逝去了一部分，对于落花的凄凉，也感同身受。所以文人见景生情，感物起兴，所作之诗多以景写情，情在景中。这不是今天的娱乐作秀。

他连花落都感伤，鸟鸣都欣喜，试问这样的人会害人吗？这就是修身。这就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传承。《千字文》：“鸣凤在竹，白驹食场，化被草木，赖及万方。”一个好的社会是什么样子？鸟儿在竹林里自由地鸣叫，马儿在草原上自由地吃草。不仅是所有的人，而且是所有的动物，都从这个社会中得到了恩惠，幸福快乐。不仅是动物，连草木植物也得到了恩惠，幸福快乐。不仅是有机物，连无机物也得到了恩惠，各得其所。这是什么样的景象啊，这是何等的胸襟！跟现在掠夺资源、资源配置式的发展模式是何等的不同！如果有了这样的精神，还需要喊环保吗？还需要喊和平吗？这样的人，他的心灵也是安详的、慈悲的，他的人生也是积极的、健康的。这就是修身的目的。

儒家修身，有很多方法，甚至可说无事不可修身，而且各有次第，在此不谈。作诗，就是一种修身的方法，自屈原始，在汉魏六朝得到加强，在唐确立。杜甫无事不入事，已把作诗变成了一种生活状态。这个传统在宋朝普及，成为后半期中国文人的常态。

文人每天的感慨，都习惯性地以作诗为表达。诗就成了最贴近心灵的事。而作诗，如前所述，主题是定的，结构是定的，格律是定的，意象也是共同的，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发乎情，止（指向，不是停止的意思）乎礼义，这是诗歌的传统。不如此不叫诗歌。看看历史上受嘲笑的那些诗吧，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没有用来修身，二是没守诗的传统。现在都把作诗当成是抒情，也这么看待古人。流行的话都是什么什么时候，我们就怎样怎样（一句名诗），什么什么时候，又怎样怎样（又一句名诗），诗歌表达了中国人最丰富的感情啊，也是最浪漫的感情。我一听这种朗诵诗式的句子就起鸡皮疙瘩。

中国人的诗歌首先是修身用的！

每天作十首诗，在风花雪月中感受生命的珍贵，纯洁自己的心灵，这是何等样的生活！一个民族，有一半的人，每天作十首诗，这是何等样的民族！所以我们叫文明古国，天朝上邦。所以我们能体会到马可波罗是如何仰视、赞叹、羡慕中国社会的，尽管他只是个商人，大部分时候都盯着钱。

现在，代替每天作十首诗的，一半中国人每天都在做很多次的是什么？麻将？微信？骂人？

诗教，就是每天自己作诗教育自己。这是诗教的最高境界。当然，读（即吟诵）别人的诗，体会人生也是诗教。

一个孩子，他会每天自己作诗教育自己，调整自己，抒发自己，提升自己，你作为父母，还担心什么？为什么中国儒士不自杀？现在可以有答案了。

而且这种形式还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是自己的感情的回味，而且还是一种创造，是自己作词自己作曲自己吟唱，而且还那么美，那么好听……天下哪有如此等好事？而让我们中国人得着。是不是应该再次感谢孔子，感谢屈陶李杜，感谢我们的祖先。

古代的儿童，一般在蒙学后半期开始进行作诗的训练，大概是五六岁、六七岁的样子。因为更小的时候，不能接受不均匀戒节律，而汉诗尤其是近体诗，大都是不均匀节律的。不均匀节律是节律的高级形式，所以要晚些接触。

作诗从对对子开始。这个时间，是跟读诗同时开始的。因为古人读书就是吟诵。会吟诵自然会作诗，因为诗的格律，无论是近体的还是古体的（比如韵字拖长），都是吟诵的结果，不是谁谁强行制定的。都是为了吟诵时好听，是汉语和吟诵自然发展呈现的结果。所以，格律是不需要死记硬背的，会吟诵，格律自然迎刃而解。所以古代但凡认字的都会作诗，现在，呵呵。

开蒙应自蒙学始，不是诗。蒙学是歌谣体，是均匀节律的。还有童谣。还有故事。稍大，则教读诗。这时候就是平长仄短的了，因为先教的是近体诗。为什么不先教古体诗？因为古体诗规矩少，所以难作难读。现在很多人上手就作古体，以为古体没有格律，好写，岂知写出来就是顺口溜。近体呢，因为有格律，再顺口溜也像个诗。以此类推，则最难读难作的是古文。然也！再推，则最难作的是白话自由诗。更然也！白话诗就是两种倾向，一是看不懂，说揭示人生的荒谬；一是拟人比喻腻死人，意思还是大白话。有韵味、有感动的诗太少了。所以我主张恢复我们几千年用声音作诗的传统，用吟诵来作白话诗。不是天方夜谭，已经在实践了。

好了，回到古代。五六岁教读诗，一读，平长仄短、平低仄高、入短韵长、依字行腔，格律就出来了。于是很容易就可以作诗。会吟诵就会作诗。

可是，在技术上，还缺少两个最重要的能力：对仗和意象。

对偶和后来的对仗，是汉诗除了押韵以外最重要的手法。押韵是说汉语的人天生的本领，需要训练的就是文读切韵而已。所以要练对仗。

对仗从对对子开始，就是对联。对联就是对仗的。先练一个字对，然后两个，然后三个，到五个，一联诗就出来了。

对对子难吗？对那么小的孩子是不是太难？太枯燥？大错特错！我是从我女儿那里首先发现的。自从跟她说了对对子的要求，她那一段天天缠着我对，简直入了迷。后来发现古人也是这样的。后来推荐给别的老师，发现孩子们全喜欢对对子，因为那是一种语言游戏！是孩子们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力的时刻！每当对上，特别开心，对不上，也是哈哈大笑。是游戏的力量！再难也抗不住他喜欢是不是？再次感谢祖先，发明了这么好的游戏！

老师们啊，一定要尝试啊。就像吟诵一样，孩子们也喜欢对对子，也喜欢创作。要把吟诵从诵读向前推进到创作啊，创作才是终点！什么是吟诵教学的结果？就是随便一个学生，你随便出个题，他十分钟能作出一首诗来，格律工整，情感端正，遣词造句不让人笑话，而且还能马上吟诵，而且还是他自己的调子！

今晚我在岳阳，参加全国青少年吟诵比赛的启动仪式，陈芙格玥出场展示了吟诵，自己作诗，自己吟诵，自己抚琴，轰动全场。格玥九岁，学习吟诵一年。她能做到，你的学生也做得到。

读诗与作诗相结合，读什么诗，就可以尝试作什么诗。一边读一边模仿。薛瑞萍老师她们提倡儿童仿作儿童诗，一切从模仿开始。这非常好啊。古代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语文，只读不作，可惜了，读也读不扎实。

《千家诗》是古代蒙学课本中比较有名的一种。它选择的都是平和美丽的诗，没有暴力，没有仇恨，没有凄凉，也没有狂喜。这符合现代教育学吧。只是，有些诗的水平不甚高。不甚高，也是高的，就是不甚高。

忽然想起现在的语文课本，选了好多描写儿童的庸诗。想来就是因为描写了儿童吧，就入选了，可是真不是好诗啊。这可能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兴趣吧，可是，古诗的魅力并不在此啊。舍本逐末。

与读诗、作诗同时的，是教授意象知识。

意象是什么呢？就是有意的象。中国的汉诗文有一整套的意象系统，所作出的诗几乎没有一个字是原来的字义，是那个物理学、自然科学，或者说生活中的那个东西的意思。太少太少了。绝大多数那个字都是一个意象。

中国的这个意象，首先是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周易，就有这么一套意象。后来这种思维方式，扩展到方方面面。这个意象系统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整个民族的，它有一个民族共同性。这才是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那个意象，见到同一个象都会知道它背后的那同一个意义，互相之间全都知道，这样才形成了一个价值的体系。

比如我送你一首诗，开头第一句：“君似一棵松”，下面是赞美你还是骂你呢？当然是赞美，因为松树在中国的意象系统中，就是坚强的意思。因为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几千年来，中国积累了大量这样的意象。所以他们说话的时候，就可以不再用那个“意”去说话，而改用“象”去说话。这好像编了一套密码一样，就用密码来说话，这样就是我们中国的诗，包括文的叙述方式。

比如“白日依山尽”，并不是亮闪闪的太阳顺着山落下去了。“白日”并不是亮闪闪的太阳，“白日”是什么意思呢？白日是生命，是壮丽的生命。《诗经小雅 天保》说：“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所以它的反义词叫“末日”。

“依”是什么意思啊？依就是靠上去，但中国人看到“依”不会仅是这样的，因为《诗经 小雅采薇》有这样一句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所以我们经常说“依依不舍”。所以“依”这个字有不舍的意思。

山也不是mountain，在中国的诗当中，“山”的含义经常是屏障，所以它也是边界。“依山尽”，靠着山落下去了，靠着山的哪一边啊？落到山的那一边，因为落到的是山的那一边，就是我永远也抓不到的了，如果落到山的这一边呢，它就还是我的。为什么“山”会是这样的呢？因为我们中国是农业文明，中国人生活在平地上。中国的山，从山顶、山中、山下，生活着三个不同的民族。上面就是彝族啊，中间就是苗族啊，底下就是汉族啊或者是侗族啊，所以叫平坝民族。他们对山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汉人是农业民族，农业总是在田里耕作的，梯田是我们现在发明的，以前都是在山下面。所以抬头看山和站在山上往下看是不同的。所以“山”是屏障的意思。依山而尽，那就是消失了。

“尽”就是没了，没有了。但是和end是不一样的。汉语表示结束的词，是表示彻底的结束。但是，世界上其他民族都不是这样的。中国人的人生观，是“有始有终”。儒家的人生是有始有终的，佛家的人生是无始无终的，基督教的人生是有始而无终的。有始有终意味着什么？中国人的生命力是最强的，因为生命只对中国人是只有一次的。所以什么叫“尽”呢？就是没有了。“白日依山尽”的意思，不是说明天又升起，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不然他不会用这个词，他会用另外一个词，比如说落，或者说失，他会用其它的字。但是当他用“尽”的时候，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太阳永远不会回来了。

所以，白日依山尽，五个字，你都要看到它的意象，才明白他的意思。“黄河入海流”，黄河不是yellow river，黄河是最大的河，最大的河就是最大的生命，入海流，一下子就到海里去了。“入”是入声字，短音。“海”是什么？百川东到海，“海”就是归宿。所以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下面才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他想要抓住那个时间，又抓不住，这才是这首诗的意思。这就是意象。

意象是从哪里来的呢？意象是由于全体中国文人儒士都读同样的书而形成的。这个过程在今天依然存在，比如说“非诚勿扰”，明白了吧？什么叫“非诚勿扰”？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经历，看过共同的东西。意象就是这么形成的，以前也是这样的。因为所有的文人，他们读共同的书。所以意象首先从四书五经来，其次是史书。还有什么？诸子。集就很少了。

所以我们的诗是由意象来表达的，你要不知道意象，你其实读不懂任何一句诗。如果你“白日依山尽”都读不懂，那肯定是什么都没读懂了。我们现在的语文也好，文学史也好，大部分情况下，是根本涉及不到这个意象系统的，就是讲浮在表面上的一些字义，所以存在大量的误读和表面化的这种理解。意象才是真正构成中国诗文的最小单位。它非常重要。它的存在的基础就是民族共同性。

要了解这个意象怎么办呢？要读经史子，虽然难，也必须读。不读，就读不懂诗词文赋，那也就是个识字的文盲。

古代有意象方面的专门的辞书，比如《佩文韵府》，也可以在各种注疏中学习。在蒙学阶段，也有办法。

《声律启蒙》和《笠翁对韵》是现在最有名的两本蒙学中的声韵类课本。当时还有很多。这种书教什么呢？教三件事。

第一，教平水韵。凡押韵的字，都属同韵，这样就不必背平水韵而就能记住韵部中的常见字了。

第二，教对仗。从一个字到七个字的对仗全有。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的对仗，用于词曲。五个字、七个字的对仗，用于诗。四个字、六个字的对仗，用于骈文。骈文俗称四六，因为主要是四字句和六字句构成的。现在还有个俗语叫“不着四六”，就是不靠谱的意思。骈文很重要。古代最多的是骈文，不是古文。所以韩愈、欧阳修他们才搞“古文运动”。骈文是古代的应用文，从圣旨到请假条都用骈文，写信写文件，都是骈文。不会骈文，寸步难行啊。所以要从小学四六字的对仗。

第三，就是这个意象系统了。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云是什么？是物理学的云吗？雨是什么？是rain吗？雪是什么？中国在温带！风是什么？这次周坚老师在讲解古希腊雕塑群的时候，指着一大块残雕说：这是天后赫拉，驾着马车出来了。她的马有四匹，分别是：东风、西风、南风、北风。我就会心一笑。在中国，这四风是碰不上面的。东风是什么？春风。东风无力百花残。西风是什么？秋风。古道西风瘦马。南风是什么？夏风。五月南风兴。北风是什么？冬风。北风吹雁雪纷纷。冬天就不许刮个西风？生活中可以，诗中不可以，要不人家以为你是秋天了。

《声律启蒙》之类的声韵书，就是在传授这种意象知识。这一节，是一定需要老师讲的。不讲是不行的。意象来自哪里？都来自典故。语典和事典。语典可以解释来源和意思，事典可以讲故事。

有了《声律启蒙》这样的书，孩子们掌握声韵就容易得多，而且，短时间内可以掌握大量的辞藻，更重要的，是意象。以前儿童八岁以前是要全文背过的。看看那个辞藻的量，数量和质量，足令今天的教授咋舌。

《声律启蒙》和《笠翁对韵》的区别，主要在用词上。前者较古雅，后者较通俗。

有了这些基础，就可以作诗了。

读诗和作诗的顺序是：五绝、七绝、五律、七律、排律、古体诗、骈文、古文、词、曲。词曲最后，是因为小道也，自学也可。古文是最难的。

至于格律、平水韵、入声字等等这些关卡，都有诀窍通过。学过吟诵课的就明白了。

至学馆，每天至少创作一首诗。自此，作诗就成了这个学生的日常生活状态，他一辈子离不开诗了。

诗怎么才能作得好？这是个古今难题。其实也不难。最管用的就是：多读诗。《红楼梦》里黛玉教香菱作诗，说：“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瑒、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你又是一个极聪敏伶俐的人，不用一年的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

这就是说熟背五百首，熟读五千首，就可以作诗入门。这个难吗？一点不难。我们现在就是背的太少，而泛读几乎没有，当然作不出诗了。你都没有词，不知道这种情况该怎么表达，还作什么诗！

还有，看得出林黛玉强调整本读。读诗，一旦过了最初的阶段，就要整本读。古人自进学馆，就无课本，一律读原著。为什么要整本读？因为如果只读选本，就如现在的语文和文学课，所有的诗都是互相割裂的，且与其作者的背景割裂。只有整本读，才能进入作者的背景，了解到他什么情况下作什么诗，什么情况下又作什么诗，这样才学会作诗。现在只挑好诗读，结果反而作不出好诗了。薛瑞萍老师她们强调读整本书，说的是现代文，其实古诗文也一样。所以，整本读，大量读，泛读，配合精读，是学会作诗，把古诗真正学到肚子里的基础。

这还只是说入门，没有说高处。还有诗话呢？还有注疏呢？诗的技巧，能说到深不可测、高不可攀。现在的诗歌鉴赏的水平也很难恭维，所以精读也难读出真金来。

不过，这些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修身。作诗为修身。

唱和酬答皆用诗，酸甜苦辣皆入诗，这样的人，是修身的儒士。现在老说诗人、诗人，古代没有诗人，只有文人、儒士。

顺便解释一下，为什么南怀瑾、王财贵等先生不重诗词，强调经典。表面上，这些先生都是说经典更重要，当然，这是当然的。但是他们也明白孔子为什么重诗教、乐教。只有经典，只有礼教，这个教育能成功吗？没有兴，没有成，只有立，掐头去尾取中间，这能行吗？我想这些先生心里都明镜儿似的。但是，他们面对的现实，是一穷二白的基础。比孔子所面对的礼崩乐坏还糟糕，怎么办？只能权衡轻重，先迈第一步。谁都知道没有右腿走不了路，但是你也不能两腿一块儿迈啊。

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什么？就是诗词文赋、琴棋书画、唱歌跳舞、雕刻绣花，全成了艺术！可怕的艺术。

作诗的，不再是文人儒士，而是诗人！弹琴的，不再是文人儒士，而是音乐家！写字的，不再是文人儒士，而是书法家！唱歌的，不再是文人儒士，而是歌唱家！他们都是艺术家！艺术家什么样？艺术家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男的留长发，女的剃寸头，男的留胡子，女的戴骷髅，男的穿唐装，女的穿蚊帐，男的浪漫脸，女的狐媚相。他们创造艺术，是为了沾沾自喜地向大众展现痛苦的自我。他们都不知《论语》为何物。

试问，把这群人引进国学课堂，会是什么景象？所以，宁可没有诗教乐教，也决不能把他们招来。

再多说句，其实他们也不是艺术家。艺术是西方概念。艺术是对纯粹人性的追求。艺术家首先要真诚。没有追求作一名艺术家就作成艺术家的。艺术是对真、善的反抗，是对自由的向往，是人类的航标灯。我们的艺术家还信着真善美统一呢，怎么能懂艺术。作艺术家，需要最大的勇气，跟儒士的担当是一样的勇气。

我们的现状，叫做中不中西不西。

现在，我们从吟诵做起，从国学内部做起，从儿童做起，从教育做起，从自己做起，恢复诗教乐教，恢复中国的文艺。这可能是唯一可行的路。


九

再次说乐教。

乐者，乐也。乐和乐是一个字，原来也是一个音，原来也是一个意思。

什么是音乐？最能给人带来快乐的。

现在的music是快乐的吗？现在的音乐都是缪兹柯，不是音乐。现在他们唱的都是丧，不是歌。翻译的混淆，造成了无穷的祸患。就像白面倒进了石灰里，要想再弄清楚，太难了。将来得编本词典，针对汉语和英语的每个词，分个明白。

世界上的乐音、旋律、节奏都是音乐吗？不是。不能给人带来快乐的，不叫乐，只能叫“声”。“郑声淫”、“声色犬马”。郑声淫，不就是因为它给人带来快乐吗？不是的，那是吸毒的快感，不是快乐。快乐是什么？是高境界的大欢喜，是超越之后的大觉悟。快乐是中庸的，又是非常深刻和复杂的。只有能带人上升、带人脱离动物性，带人回归本真、带人爱他人的，才叫音乐。

这样的音乐的教育，叫做乐教。

为什么成于乐？因为乐是最高境界，是对得道的体会。你也许还没得道，但是乐让你体会到得道会有多快乐。另一方面，如果最终没有快乐，那么诗教礼教也是追究没有成功。儒家教育的璀璨光芒，就存在于乐中。三月不知肉味，尽善尽美。想看什么是儒家的理想，就看乐。所以咏而归，吾与点。

乐的作用，还让你在修道的过程中，有动力，有欢喜，不至于为困难所绊住，也不至于忘了前行。

而乐的最大作用，是直接带人上天堂。

教育，都有理性感性两条路。理性，告诉他，应该这么做，这么做对他有好处，必须这么做。感性，启发他喜欢这么做，也许不知道为什么，但就是喜欢。什么也挡不住我愿意、我喜欢啊！当然，各不偏废是最好的。可是您想想，我们现在的教育是什么样的？

从幼儿园到大学，我们没有一门情感课。音乐是情感课吗？唱歌都得按谱，多一拍都不行，到底谁唱谁的？这叫什么情感课？没有的，我们根本没有情感课。

所以我们的孩子们都是知道该怎么做的，你常说一句他十句等着，他比你说的还溜呢。可是他不喜欢，宁愿做错事，吃亏。

呜呼，乐教兮归来！

周代是礼乐文化，乐教之发达，自不必言。《周礼》有记，不赘述。到了春秋时代，礼崩乐坏，连乐官都散跑了，乐恢复不起来了。孔子一生的梦想，就是恢复礼乐。他成功了吗？

他成功了，巨大的成功。他把礼乐转型了。此处不说礼，单说乐。

乐，以前基本上是集体行为，有唱的有弹的有舞的有执礼的，现在，不可能了。孔子就从乐器中挑了一件，——琴——随身带着。他走到哪里都弹琴唱歌，并以此教学。他的学生，有会琴的有会瑟的，有什么都不会的。不会怎么办？就清唱。于是吟诵诞生了。孔子把乐从集体行为转换为个体行为了。

从此以后，文人唱着歌儿读书，作诗，生活。这就是后世的乐教。后世乐教的基础，就是吟诵。吟诵是文人的基本技能，也是中国音乐的根。

乐教，除了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快乐，并且能看到高境界，更重要的，是能够让学生在吟诵中，就达到修身。

吟诵可以修身。吟诵的内容是经典，所以修身。吟诵的形式是中国式的腔音，是连绵起伏的旋律，是高低长短轻重缓急的平衡，是对生命的细致感悟，所以修身。吟诵是表达对作品的理解，是化身作者，充分体会别人，所以修身。吟诵是养气调息，所以修身。

古代儿童，一入学，就吟诵。这决定了他的学习生活，将一直是快乐的。

乐教，就是自己作音乐教育自己。当然也可以唱别人的歌，也可以唱给别人，特定的人，但是主要，是修身之用。

我们中国人的音乐传统，是先词后曲。《尚书》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经过《礼记》，到了《毛诗大序》表述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些话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即诗歌舞的顺序是：情——言——诗——歌——舞。

先有感情，心动了，有了感情，于是有话要说；话说出来，不足以表达感情，于是拖长它；还不足以表达感情，于是加上叹词；还不足以表达感情，于是和上音律歌唱；还不足以表达感情，于是手舞足蹈，这就是古代的跳舞了。

一切都从感情出发。志者，心之所之也，心所向往的地方，也是感情的意思。没有感情，就没有诗歌，也没有舞蹈。诗歌、音乐、舞蹈，都是从感情里自然生发出来的。今天的流行歌曲和所谓舞蹈，都是表演的。甚至很多人以为艺术就是表演艺术。岂不知，生活艺术才是艺术。艺术就是在生活中，感情来了，挣脱了动物性的羁绊，绽放出人性的光辉，就是艺术了。

表演艺术永远是二流的。表演就是假装。为什么每次演出都要这样唱？为什么每次到这里都要这样跳？难道感情没有任何变化？以前的艺人都是知道这一点的，所以要钩脸儿，把自己藏在脸谱的后面，还要出场先亮相，表示自己不是那个角色。也正因如此，以前的艺人严于修身，有气骨有艺德。现在从大众到艺人，都以为演艺明星是艺术专业户，艺人就只有离艺术更远了。

生活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宗教艺术，是那人真的信仰。剪纸艺术，是那人真的那么想。这些都不是表演。歌唱，是有话要说才唱的。唱的是自己的词，唱给自己或者他想告知的对象，不是不认识的人，不是虚空的大众。舞蹈，是身体自然的动作，用以表达他的感情。现在我们见到的舞蹈，大都是谄媚于人。这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舞蹈。舞蹈和歌唱一样，都没有什么美不美，只有感人不感人。所以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舞蹈。每个人都不一样，每次都不一样。这才是艺术。

我们的旋律和节奏，是从语言中生发出来的。因为我们的语言，是声调语言，还是旋律型声调语言，天然地与音乐相通。西方的语言属印欧语系，是重音语言，他们有重音没声调，天然只与节奏有缘，而与旋律较远。所以西方需要作曲家。作曲这件事，在西方是天才才能做的事，需要拍脑袋的灵感，而灵感需要刺激，所以贝多芬的头发是那样的，艺术家在西方近乎疯子。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作曲家。在中国，作曲不是个什么事儿。把想说的话拖长，往音阶上一放，就是歌曲。语音的长短高低轻重缓急，就化为音乐的旋律节奏。这就是“依字行腔”。然后根据情感调整旋律，这就叫“依义行调”。音乐就诞生了。这件事，每个说汉语的中国人曾经都会。会说话就会作曲，会走路就会跳舞，有什么了不起呢？有人会说，姜夔不是作曲家吗？不是。您给曲艺或者京剧作过新唱段吗？作过就明白了，那叫“度曲”，不是作曲，不是拍脑袋想旋律！

会吟诵就会作曲。吟诵本身就是作曲。当孩子们唱着自己的歌——自己的诗，自己的曲，自己唱——的时候，还有周杰伦吗？被“学堂乐歌”颠覆了的中国音乐，将在新时代的“学堂乐歌”——吟诵的推展下，重新颠覆回来。当然不会是清朝音乐，而是吸收了西方音乐的中国音乐，但是，它是中国的！不是香蕉的！

在成都一位老先生来找我，他是参加过建国初地方民歌集成的采录编选工作的。痛哭流涕啊。以前的四川人能随口唱歌啊，四川处处歌声不绝啊，川歌成万上亿啊，——都没了，只有一点变成了谱子还扔在档案馆，没人理。现在到处都是录音棚里出来的声音，机器的声音，完美到可怕的声音，整齐划一的声音，只有那点声音。说中国一年新创作的歌曲上万啊，先人个板板，以前四川一个村子的歌就上万。

这个拥有世界上最音乐化的语言、最悠久的音乐历史、最高明的音乐技巧的民族，全体不会唱歌，已经快一百年了。

唱歌，是唱自己的歌。自己的感情，自己的词，自己的曲，自己唱，自己听，或者是唱给特定的人听。没听说唱给不知什么人听的。唱别人的歌，唱给不知什么人听，以前叫做伎。现在少年少女们一个劲儿地要做伎，还以为是“中国好声音”！这五个字，他们一个字也不明白。

不要伤心。当中国人重新学会随口编歌即兴唱，民歌就回来了。当四川人重新学会用四川话唱歌，川剧就回来了。当北京人重新学会用北京话唱歌，单弦就回来了。你觉得回到梅兰芳时代不可能？你觉得大街小巷尽是戏迷、新剧种不断涌现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觉得不是，一定会回来的，只要吟诵，只要我们推广吟诵，只要孩子们学会吟诵。

乐教解决了孩子们读书的兴趣问题，好的乐教还能解决读书的理想问题。乐教把理性的学习转变为感性的学习，抽象的说教转变为情感的共鸣，所谓入情入心。这个力量太大了。

古代私塾，入学即吟诵。我们发现也有类似现在练习音准的训练。先生对歌唱这块并不是不管的，还是有指点的。吟诵得好的孩子，会挑出来，做另一项训练，就是祭孔。以前有学校就有文庙，至少有孔子像，就相当于西方的教堂。文庙举行祭孔仪式时，有孩子们的歌舞仪式。我们也有儿童唱诗班的。这些孩子就来自私塾，先生平时挑选唱得好的孩子，专门训练，包括礼仪和乐器、歌唱。

私塾除了吟诵，还唱歌。唱歌一般在下午，可能是下午容易困吧。唱歌的内容，有儿歌，有文人歌曲。文人歌曲是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当然吟诵是文人歌曲的核心，但是，此外，文人歌曲还有丰富的形式。比如唱曲，就是文人们聚在一起，会一起唱歌，唱的内容是诗词文赋，甚至《三国演义》，但是有乐器伴奏，有固定唱腔。但这又不是地方戏曲，因为不勾脸，不坐打，不登台，仅用于文人雅集。我们在苏州、河南、山西、四川都发现了这样的现象。这些歌曲非常宝贵，可惜我们不是专门搜集这个的，没有下大力气。希望各位朋友有条件去做做这些唱曲的搜集研究工作。

文人歌曲还有琴歌。琴歌就是吟诵。琴，就是现在所谓古琴，当初在周代乐队中，是最靠近歌唱者的，用以定音的乐器，因为它的声音太小了。但琴自被孔子选中，就转变了功能。现在，古琴是唯二不给人伴奏的乐器，另一个是口弦。现存的琴歌谱，都是人唱琴弹，人停琴止，一字一音一琴声，从没有间奏前奏之类，也从没有琴发出的乐音和人的乐音不一样的情况。这就是说，古琴是另一个你，是你的知音，两个人一起唱。所以只有琴被称为知音。伯牙摔的是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岳飞弹的是“瑶琴”。口弦直接就是人本身，它是代替声带的，就是本人在说话。古人弹琴要焚香行礼，因为那是你的知音，要尊重她。《礼记》：“士无故不彻琴瑟。” 文人都要有琴的，都要会弹琴。陶渊明实在学不会，还挂张琴在墙上，每天假装凭空弹一弹。戏曲中文人上京赶考，身后都跟着两个书童，一个挑着书箱，另一个呢？抱着琴。不会琴的文人，的确不能算是正宗文人。会琴就通音律，所以文人都是懂基本音律的。这种音乐教育是谁在做？私塾先生。古代没有音乐老师。私塾先生就是音乐老师。

古琴，它的形制非常简单，它的弹奏就非常自由。它能发出的音，是所有乐器中最丰富的。而它发出的音，又是与人体最和谐的。这已有声学实验证明，诸君勿疑。所以古琴也是最养生的。古琴学会很容易，因为很简单。古琴弹好也很难，因为太简单，一切就的靠自己的把握。

当初古琴是制作的标准是什么呢？是人声。古琴发出的声音，有三种。泛音是天声，散音是地声，按弦的声音是人声。古琴的手法，有一种很重要的叫“吟”。你仔细听，古琴就是在模仿人声。现在，人声消失了，我们已经不知道周代、唐代、明代的文人是怎么吟诵、唱歌的了，但是古琴还在，古琴的形制和三千年前相比没有变化。我们可以从琴声中再找回人声！所以，要想学好吟诵，一定要学古琴。不用弹得好，至少体会吟诵的唱法。那种腔音，那种迂回婉转，那种连绵不绝。

古人吟诵，没琴就清吟，有琴就是琴歌。琴，完全是配吟诵的。没有专门去创作的琴歌。琴歌的内容，都是诗词文赋。琴谱不记长短，为什么？因为不需要，大家都知道长短，就是入短韵长、平长仄短。今天很多琴谱都被打成了五线谱、简谱，打谱的人不知道长短，完全凭感觉，所以打错了很多。

学习古琴的年龄，一般要在八岁以上。这里有手的发育问题，也有对不均匀节律的感受问题。古琴入门很容易，主要靠感悟。现在很多人是像学钢琴一样学古琴的，全把古琴当技巧，还是每天由老师来纠正的，这恐怕不大对头。现在的古琴有文人琴和艺人琴之分，我们的传统是文人琴，学琴不为考级，不为表演，不给人伴奏，只为修身。希望大家学文人琴。

文人也有舞蹈。现在一提到舞蹈，就是舞蹈学院、舞蹈演员，好像不经十年训练就不会跳舞。那“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又怎么算？闻鸡起舞又怎么算？项庄舞剑、周瑜舞剑又怎么算？文人跳舞，不为表演，不给人看的，乃是性之所至。这些都需要我们去研究。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改变教育，复兴文化，乐是最易推行的手段。乐的基础是吟诵。让中国的音乐回到吟诵这个根上来，让音乐成为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人人都是作曲家，人人都是歌唱家，人人都是演奏家。让音乐重新成为心声，而不是表演。


十

最后说学习态度。

学习的效果取决于什么？最主要的，取决于学生的学习态度。学生的学习态度从哪里来？从老师哪里来。是老师通过各种规矩、习惯、体制和言传身教、自然熏陶，最后综合作用的结果。

还记得我们第一天上学吗？那么兴奋，可是又有些许畏惧，因为不知道学校是个什么样子，不知道所谓读书学习是怎么回事。第一天回来，就明白了大概。有些孩子很快就讨厌上学了。不，我说的还不彻底，现在不是上小学的第一天，而是上幼儿园的第一天。孩子对于学习和学校的印象和态度，是上幼儿园的头几天或者第一个月形成的。

什么是上学、读书和学习呢？首先就是有纪律，不能随时去玩，得听铃声。上课干什么，由老师决定。放学干什么，一部分也由老师决定。学习的答案，在老师那里。跟老师说的一样，有表扬，否则，有批评惩罚。考试决定了你在学校的待遇。最重要的，老师说了（当然家长也说），上学就是为了找份好工作。幼儿园好好学，才能上好小学。上了好小学，好好学才能上好中学。上了好中学，好好学才能上好大学。上好大学，才能有好工作。有好工作，人生才能幸福。

古代是怎样的呢？蒙学的第一天，教《三字经》或者《百家姓》。《百家姓》有多少种唱法？无穷无尽。就算先生有个大概固定的调，还是有成千上万的唱法。这个吟诵一下就明白了。先生也不是都记着自己上次怎么吟的。每次心情不同、理解不同、对象不同，吟的也不同。小朋友跟着学几次就明白了：原来没有什么定调，可以自己来。当他每次去复讲唱给先生听的时候，一定和先生唱的不一样。先生只抓重点，比如不能倒字，“赵”不能唱成“找”，“钱”不能唱成“欠”，如此而已，其余就随便了，还要表扬他：真不错，比先生我唱的好听！

如此一来，学习成为一种创造性活动，还是陶冶情操的审美活动，还是有趣的游戏。从第一天开始，学习就是要加入自己的理解，去和先生交流。和先生不同是正常的，正是可以和先生讨论的地方，正是复讲要做的事情。这样的一种学习态度一旦形成，您可以想象有多大的力量！整个的学习姿态都改变，一辈子的学习都改变。不是知识改变命运，也不是学习改变命运，而是学习的态度改变命运。

一对一教学、复讲、在一定程度上自己决定学习进度、自己决定学习内容、自学为主的学习方式，这些都是互相配合的，都在养成学生的一种主动学习的态度。

学习还是一种享受。古代有打手板的事。几乎每个先生都会有个手板。手板很沉。打手板是一种惩罚行为。有很多人说，打手板是有讲究的，只打左手，留着右手写字、翻书。打的是脉络，有醒脑提神的作用。这些也都是有的。但是体罚毕竟不好。我们了解的情况，其实先生是很少使用手板的，有人说从未被打过。当然也有打人成习惯的，那是坏先生，不能跟他学。那不是古代教育的典范。现在不体罚，变成冷暴力了，一样坏。批评是必要的，挫折也是必要的，惩罚也是必要的。但是要合理，就是要孩子心服口服。惩罚的目的是造成自我悔过，否则真是适得其反。悔过也是一种进步。如此就没有真正的沉沦，真正的痛苦。学习本是一种人生的享受。

《论语》开篇孔子说人生三乐，学习第一。学习是儒士的基本生活状态。学习为什么是快乐的呢？因为学的内容是圣贤之道，学而时习“之”嘛，不是学什么都快乐的，只有学圣贤之道一定是快乐的。因为圣贤之道就是提升自我，修身养性，让自己的人生幸福安详，而又能有用于天下。学习只有困惑、困难，但是没有痛苦。学习而有痛苦和厌倦，一定是偏离了圣贤之道。

如此，学习态度就归结为教育态度，再归结为教育理想，教育的目的。理想有多高，学习就有多快乐，也就有多大的可能学好。

古人的学习目的，治国平天下，济世安民。有了这样高远的志向，学习态度就完全不同。不是为了功名，当然更不是为了利益，这样的理想，有巨大的力量。现在我们连表面上说说为国家、民族、人类做贡献，都很少了。

然而这还不是最终的归宿。学习最终归宿于修身。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重读诸葛亮《诫子书》，可以看见这就是学习的目的吗？也就是教育的理想。教育的最终理想，是培养君子。君子，是比圣贤低一级的人，但是可以进而为圣贤。什么样才是君子？孔子有很多论述，大家都知道的。

有了这个目的，济世安民才有根，成败进退才不怕。总之都立得住，过得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也才不会走偏，不会过犹不及，不会变善为恶。

君子，首先是一种人生态度、世界观、生活方式，它是真诚的、健康的、积极的、快乐的、安详的、高远的、用世的、实在的。这比那些都重要，比学知识重要，比考试重要，比背经典重要，比快乐也重要。如果说还有什么是比培养君子更重要的，那只有身体的健康。安全和健康当然是第一位的。首先要活着。幼儿园也好，学校也好，首先要保证学生的安全健康。但是只活着，不是作为一个人活着，就是失败的、黑暗的人生，生不如死。所以要做君子，有光明的人生。

任何教育的技巧，都不要妨碍这两个目标。基本目标：健康。终极目标：君子。如果一个行为，可以提高他的成绩，但是伤害了他对君子理想的信心，那宁可不做。

怎样才能牢记这一点？依靠爱，对学生的爱。好老师都是爱学生的，没有爱不可能有任何教育的成功。只要有爱，就会反思，就会调整。我们都不是完人，也不是教育家，甚至也不是君子，但是，只要有爱，就有可能，路就是通的。

爱就是一切为学生着想。但当然不是一切听学生的。是为学生着想。只要如此，就不怕我们水平不够，条件有限，学生没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只要他在上学的时候，感受到了学校和老师对他的爱，他就是有希望的，有希望成为君子。

这就是最后的结论：君子的理想、健康的基础、爱的教育。其余的都是技巧。当然技巧也很重要。

这些不只是老师要知道的，也是家长要知道的。孔孟皆易子而教，他们是如何做家长的？是不是也符合这三点？而其中又有些技巧。本文不多谈了。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中国古代教育。希望跟大家一起讨论。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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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坤学    时间: 2015年9月1日 15:13

王旖萱 发表于 2015年8月31日 14:00

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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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旖萱    时间: 2015年9月1日 20:20

郭坤学 发表于 2015年9月1日 07:13
好文章。

师兄推荐得好！^-^ 话说看完此文，萌生了以后将自己的宝宝按传统教育教养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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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旖萱    时间: 2015年9月2日 10:52
与其抱怨黑暗，不如点亮蜡烛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在任何时代，总是有黑暗，也有光明，就看你选择沉沦于黑暗，还是追随着光明。不要期待大环境变化之后再来改变自己，也不要期待等有了物质资本再来自我改变——一无所有的时候尚不愿改变自己，当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时候还愿意改变？所以，什么时候点亮蜡烛，这和你处于什么样的处境没有关系，重在脚下，从此刻做起。


与其抱怨黑暗，不如点亮蜡烛

——如何重建中国的伦理与信仰


近几年中国崛起，世界瞩目。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整个西方世界似乎趋于没落，但中国好像是“风景这边独好”。 但网络上也流传着一句话，说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形势大好、秩序大乱、人心大坏”的时代，无良商人制造毒奶粉、毒馒头、毒胶囊，跌倒的老人很多人不敢去搀扶……很多基本的常识和良知出了问题。市场发达了，欲望被放大了，但伦理规范和道德底线却塌陷了。


实用主义下道德的多重标准

我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曾经做过一个全国性的抽样调查，考察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其中有个问题：“你是否同意：人们的价值观各不相同没什么好坏对错之分” ？竟然有将近六成的受访者同意这个看法，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赤裸裸地折射出当今中国价值观的危机。

很多学者认为，首先从伦理层面看，今天的中国进入了一个“秩序大乱”的时代，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心灵秩序上的“乱”，表现在各种伦理的底线不断被突破。其中的原因之一，乃是维系社会的价值观出了问题。

我们该如何克服这个危机，重建当今中国的道德和信仰？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重建当代中国的伦理规范，二是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价值与信仰。“伦理规范”和“价值信仰”这两个概念既有密切的相关性，又存在区别。简单来说，伦理学将伦理道德分为规范伦理和德性伦理。前者涉及社会秩序的维系，是法律背后的伦理道德支撑，没有规范伦理，“法”就是外在的、强制性的，人们若不认可就不会自觉遵守，反而会去尽量躲避惩罚，冲击法律和伦理的底线。

与社会性的规范伦理相对应的，是个人的德性伦理。这涉及到当代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价值信仰？什么样的价值观是好的价值观？伦理规范与其背后的价值信仰是不可分离的。孔子讲“仁”与“礼”，“仁”作为一套价值观，需要通过社会伦理之“礼”得以实现。而一个“礼”的社会，又有赖于众人内在的德性。孔子之后，分为孟荀两家。孟子着重修身和心性的内在德性，而荀子强调外在的礼治。那么，伦理规范和价值观念究竟哪一个更重要？制度重建的同时，要不要一套新的伦理规范和核心价值来支撑制度和法律？这些问题显然是需要我们深入讨论的。

价值的相对主义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便是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善、什么是正当这一系列有关价值的核心标准的模糊和不确定。当现代社会祛除神魅之后，好与正当这两组价值开始分离。好属于德性伦理，正当属于规范伦理。当代中国在私人领域已经相当开放，默许并宽容人们具有各自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方式，问题在于“什么是正当”这一规范伦理，也随着各种道德价值观的解体而崩溃，变得模糊起来。虽然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在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上有明确的规定，但由于这些法律和道德规范背后的伦理源头被掏空了，缺乏一个具有超越的客观性或历史正当性的伦理体系的支撑，因此，这些法律和道德法则对于许多人来说，只是外在的、强制性的规范，而没有内化为自觉的、天经地义的良知。另一方面，在制订这些法律和道德规范的时候，缺乏公众的普遍参与和公共讨论，因而，这些规范虽然在内容上是善的，在产生程序上却是外在的、强制性的，无法成为公民的自我立法。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各种法律和道德规范无所不在，甚至细微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另一方面，这些规范并不为公众所真正信仰，只要缺乏有效的行政权力的监视，人们便会毫无顾忌地违法，而不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和良知义务。

在日常生活之中，普遍地违背公共道德和公共规范，并不意味着公众普遍丧失道德感，而只是他们将价值相对化和实用化了。实际上最基本的价值和良知还是有的，我们常常用以衡量社会、批判别人，虽然很多人内心仍有这套价值标准，但它已不再成为我们坚定的绝对的信仰，而是可以视具体场景灵活变通运用。从社会整体而言，价值的实用主义体现在功利主义的公共道德观，“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来衡量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和道德性，从社会个体来说，在不同的语境下实用地、灵活地理解和运用价值标准，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潜规则。对于许多家长来说，如何对子女进行道德教育，如今已经成为一个颇为尴尬的任务。一方面，家长们灌输那些千年不变的大道理，教他做正人君子，但遇到具体的事，大道理通通不管用，他们又不得不向孩子传授高度变通的小道理。久而久之，在这种普遍的价值实用主义的氛围之中，人们便习惯了按照道德的双重标准、乃至多重标准生活，道德人格趋于分裂而又不自觉地按照某种实用理性统一起来。

我们每个人激烈地批评、讨厌所谓的开后门、拉关系，但当有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找关系，因为我们不相信这个体制是公正的，我们只相信“拼爹”，“恨爹不是钢”。当今中国价值观的危机是以这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构成，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制度的改善，需要有好的教育，也需要有社会的重建，下面我着重从制度和德性这两个层面来谈。


正派社会是我们可以追求的目标

小悦悦事件发生之后很多人都在反思，它背后的问题出在哪？学术圈对它的讨论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这是道德沦丧的结果。今天太多的国人已经丧失了孟子所说的最基本的恻隐之心。因为缺乏基本良知，接下来就是唤醒良知的问题。另外一种意见则是，小悦悦事件背后更多是制度上的缺陷问题。上海交通大学法学家季卫东教授认为制度本应保障扬善抑恶，如果我们今天的制度不能保障好人做好事没有后顾之忧，就会使得人人自保。

所以，要重建中国的伦理道德和信仰，要从制度入手。我们今天观察很多事件的时候，需要将制度和伦理问题相结合。好的制度会激发人心的善。但恶法不仅会抑制人性之善，反而会释放人性中的幽暗。包括地沟油、三鹿奶粉等各种事件，它们既反映了伦理的问题，也反映了制度、法律不完善的问题。我们不能孤立地讨论伦理问题，首先得检讨制度，看制度是否存有改进的空间。因为人心具有神魔二元性，扬善抑恶或抑善扬恶，制度是关键所在。政府层面不需要采取某种具体措施，而要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完善的法治社会，社会才会滋生伦理道德。

至于国民劣根性，虽然有，但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东西。在好的制度环境下，它同样会改变。比如，香港在几十年的法治传统里，形成了新的传统。 整个社会相当有序，市民社会也相当发达。市民间守望相助；有钱人做慈善，捐助文化事业，蔚然成风。所以不要夸大国民性，它不是宿命。而且国民性里也有善的一面。在中国文化没有断裂的台湾地区，整个社会非常具有人情味，继承了传统之“美”。传统很丰富，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的。在这个意义上，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制度。

美国神学思想家尼布尔说：因为人性是恶的，所以民主是必要的；因为人性是善的，所以民主是可能的。这就是说，我们之所以需要民主和法治秩序，乃是充分考虑到人性中的自利本性，但仅仅靠自利的人性，无法建立起民主，民主是需要公民的献身精神的。

当下的中国社会，需要建立一个正派社会。所谓正派社会，就是比儒家所说的君子社会要求低一点。君子社会要求很高，往往会衍生伪君子。但在君子和小人之间，有一块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就是正派人。虽不高尚，但也绝对不卑鄙。一个社会要正派，首先是制度的正派。正派的人在社会上得到尊重、鼓励和肯定。反之，则让他们感觉羞辱。前几年的范跑跑事件令我感到，一个真小人的社会要比一个伪君子的社会可怕。伪君子社会也不尽如人意，但大家起码还承认基本的伦理道德标准，即便是伪装。而真小人社会没有公认的基本伦理，大家都拿出一套丛林规则，人人唯我，而且觉得天经地义。这样的社会很可怕，只会被暴力所决定。顾炎武说“亡国亡天下”，亡天下就是社会丧失了基本道德标准。好的制度会让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成为正派人，而制度有缺陷则会使得伪君子和真小人当道。儒家道德标准太高，但正派社会是我们可以追求的目标。

2010年11月21日，在上海“11·15”火灾事故发生的第7天，上海十万民众自发去火灾现场献花哀悼遇难者。有句话叫鲜花可以溶解淡漠，今天他遭难有人来关怀，明天如果你遭难的话，同样会有人关怀你。他们和你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但却和你有共同的情感，这种情感基于我们都是人，都是中国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这就是社会重建的基础。那次上海市民去献花，很多是家长带着小孩去的，他们想让小孩从小就培养同情心和爱心。这次活动完全是公民自发的道德性的实践，这种实践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世界将会更可爱。


“有所不为”是文明社会的底线

这个世界永远不缺少善的力量。今天的中国不是普遍沦陷，总有一些精神让我们感动，总有一些燃灯者以个人的德性力量温暖着我们。

离我们的记忆不远的汶川大地震，是一次集体性的德性的爆发。地震中老师们的表现岂止伟大，简直可以说都是圣人。绵竹市东汽中学的谭千秋老师在教学楼即将倒塌的一瞬间，将四个学生塞在课桌底下，自己像老母鸡一般，张开双臂护住学生，学生得救了，老师却倒在乱石之中。我看过一档凤凰卫视陈晓楠主持的《冷暖人生》特别节目“大地震中的北川中学”，这是我所看到的最令我感动的节目，北川中学的老师们，个个都是罗盛教和刘英俊。李佳萍，一个文文静静、胆子不大的女老师，出事那一刻，用身体死死抵住教室门，拼了命把学生一个个从教室中扯出去，到第三十六个学生的时候，天花板掉了下来。几天后人们找到她，她的身体仍在教室里面，没有跨出门口一步。这是一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老师，但在生死一瞬间却闪耀出“圣徒”的光芒。

这样的师生之情，是伦理之情，经得起生死考验。这些年中国进入市场社会，师生关系也被世俗化了，有一些舆论将师生关系完全看成是市场的交易关系和服务关系。学生交学费，老师提供服务，学校变成一个非人格化的交易市场。顾客和服务者的关系不是伦理关系，它纯粹是一个契约关系。商业交易不会产生“小我”为“大我”牺牲的崇高，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超市发生了地震，营业员会死死抵住门框，让顾客先撤。

圣徒是一种宗教境界。而中国不是一个宗教社会，而是人文代宗教。梁漱溟老先生讲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伦理本位”，指的就是人文精神不是一套抽象的概念，仁义信爱，必须落实在具体的人伦关系网络之中。自然，今天我们所处的市场社会与传统社会很不相同，每天碰到的大量是非人格化的契约关系。但诚如哈贝马斯所说，人们在系统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生活世界。系统世界（市场和政治）由金钱和权力主宰，但在生活世界里面，要靠人们的交往理性，以及真诚的情感与宗教。我们不要相信庸俗经济学的鬼话，似乎现代人就是一个“经济理性人”，就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仅仅是系统世界的逻辑。在生活世界里面，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伦理人，具有自己的良知和情感，那是金钱无法衡量也无法收买的。

如今在青年知识分子当中有一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心态：既然对世俗做不到彻底的超脱，那么索性就全然拥抱世俗好了！既然你们也做不到完全的超凡脱俗，那么不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吗？甚至认为“五十步”是“伪君子”，而“一百步”倒是“真小人”。的确，如今有不少满口仁义道德、私下比谁都庸俗、投机钻营的“伪君子”，但在我看来，他们不属于“五十步”，而是地地道道的“一百步”。真正的“五十步”，乃是虽然有不少无可奈何之举，但依然挣扎着想当真君子，他们与“真小人”的区别，一个是自甘堕落，而且振振有词，另一个自惭脆弱，但依然有向善的愿望和追求。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在任何时代，总是有黑暗，也有光明，就看你选择沉沦于黑暗，还是追随着光明。不要期待大环境变化之后再来改变自己，也不要期待等有了物质资本再来自我改变——一无所有的时候尚不愿改变自己，当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时候还愿意改变？所以，什么时候点亮蜡烛，这和你处于什么样的处境没有关系，重在脚下，从此刻做起。

这里没有绝对的标准来衡量，关键是你的态度。台湾的钱永祥先生，是著名的素食主义提倡者，但他并非一个绝对的素食者，他提出一个观点叫“量化的素食主义者”，他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现在还不能做到完全戒荤，只能尽量吃素，能够不吃荤就不吃荤，能够做多少算多少。同样，重建中国的伦理和信仰不要求所有的人高风亮节，积极地“有所为”，更多地是看一个人是否能够做到“有所不为”，守住一些道德的底线。“有所为”的德性要求太高，只能自己要求自己，如果普遍化、强加于众人，便会流于虚伪。但“有所不为”，这是全球各大轴心文明的共同底线，基督教有“摩西十诫”，儒家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底线守住了，贪腐、抄袭、毒药、毒奶粉、见死不救等这些社会上的恶便会少了大半。

从这点来说，点亮蜡烛不是以客观的标准来衡量你一定要捐钱、擦皮鞋、扶老奶奶，而是你能做多少算多少。当有更多的人能够做到这些事情，我们会觉得我们周边似乎有了一些温暖，这个世界也许还有黑暗，但我们的小环境是光明的，我们的内心是光明的。所以，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大家。


本文根据许纪霖先生在无锡图书馆梁溪大讲堂的讲座编辑整理，刊于2014年8月6日《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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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旖萱    时间: 2015年9月2日 11:24


杨致远：艺术让我成为更好的科技界人士


我和董其昌有一种特殊的缘分

回溯对收藏的热情，杨致远在《法迹：观远山庄珍藏法书选》的序言中坦承，一开始是件苦差事。

1968年出生在台湾地区，幼年丧父，杨致远10岁和弟弟随母亲移民到美国。在台湾的短暂童年使他接触到书法启蒙教育，尽管那时对他来说，练习书法就像上钢琴课一样枯燥乏味。

“回到70年代的台北，那时我只是个背着书法工具包的小孩，无论晴雨，乘巴士去上书法课。我问自己为什么要学习这门枯燥乏味的传统艺术：无穷无尽地重复笔法，临摹‘晦涩难懂’的古籍典范，以及不断研磨砚台墨汁，体会毛笔在宣纸上的触感。”

在美国的生活，艰苦而忙碌，他终日忙于学习、创业，沉浸在互联网的世界中，从没想过再执起毛笔。直到有一天，他的一位中国朋友建议他收藏中国古代书画，以培养中国传统文化观念，“这是和你日常生活截然不同的世界，很有意思。”

那是1998年，雅虎已上市2年多，访问量和市值不断飙升。杨致远在互联网领域意气风发，跻身高科技行业的华人首富，丰厚的财力令他第一次出手便将董其昌的草书《临古帖》收入囊中。这幅名作经研究董其昌的专家、学者李慧闻后来考证，应作于1599年或1600年，是董其昌第一次告病隐居松江期间所作，或是海外现存最早的董其昌书法。

杨致远回忆，当时他展开手卷，瞬间被作品绵延的笔法所感动，童年练习书法的记忆一一浮现，“那不再是一件苦差事，而是对这种艺术形式的认可，对古代文人墨客气节的欣赏。因为这个机缘和这件作品，书法艺术对我的人生重新有了意义。”

2000年初，杨致远从香港著名的艺术经纪人Harold Wong处购得60件作品，形成了其收藏的雏形。此后他不断扩大自己的收藏，专注物色民初以前的古代书法作品，并有专门的收藏顾问团队为他把关。

贵为雅虎创始人兼大股东，杨致远身家可观，但始终保持着简朴的生活，坐的是公务舱，吃的是墨西哥卷饼快餐或越南米粉。唯独对艺术品，他一掷千金，毫不手软。2012年董其昌的行书《李白诗篇》公开拍卖，这幅作品除了有“董其昌印”之外，还有一方“知制诰日讲官”的闲章，气格高古，估价500万至700万港元，最终他以5778万港元竞得，引起市场一片惊叹。去年他又在匡时春拍上以897万拍得董其昌的《仿米南宫书王维诗》。

“我和董其昌有一种特殊的缘分，”杨致远说，“当我98年收藏第一幅作品时，他是我知道的为数不多的书法家之一。他一生中写过各种不同的字，但他总能展现出自己独特的风格。现在，我的目标是收藏他所有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


了解和欣赏中国书法是一个发现事物的历程，启发我、充实我

16年间，杨致远已收藏拥有三百多件书法精品，当中不乏元末清代名家的经典之作，赵孟頫、文征明、董其昌、邓石如、王铎、张瑞图、金农、伊秉绶等均在其列。除了书法，他和夫人还收藏明清家具、宋代瓷器和当代水墨。他谦虚地说，“我非常幸运能将这些年的收藏聚集在一起，我的收藏还谈不上重量级，但我有长远目光，会花时间来扩充它。”

中国古代书法讲究形神兼具，收藏门槛很高，不只是拍卖价格屡创新高，还要求有深厚的欣赏水平和审美情趣。杨致远花费大量精力对所藏作品深入研究，详读史料，“对我来说，有很多因素造就一幅杰作。当我研究一幅书法作品，我会试着去了解书法家本人，他是年轻还是年老，他是在什么场合写下这幅字，或者对比一下其他作品，看看这是不是最好的作品。我们经常形容一幅作品十分生动，好像文字在纸面或绸面上跳舞，艺术确实能打动人。了解和欣赏中国书法是一个发现事物的历程，启发我、充实我。”

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倪明昆对此也深表敬佩，“致远练就了一双好眼力，是位非常专注的收藏家，他对书法有深入研究。”

然而古代书法真伪之辨总是永恒的议题。去年天价拍卖的苏轼《功甫帖》是真是假争论至今，导致今年春拍市场谨慎，赵孟頫书法《致宗元总管札》（估价4500万元至5500万元）尽管临时降低起拍价，仍难逃流拍命运。

收藏了众多古代书法名作的杨致远，对此倒很坦然，“收藏书法作品的乐趣之一就是鉴别这些作品的真伪。对我来说，很多鉴定的练习就像拼七巧板,哪怕是专家也会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但无论怎样，这一次学到了经验，下一次还可以用上。”

王铎的《草书赠沈石友诗》。杨致远认为王铎是历史上最优秀的书法家之一，“尽管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他独特的风格和技艺贯穿我收藏的几幅作品中”。


书法让我与不同时空的中国文人相遇

曾是市值百亿的上市公司商业领袖，杨致远却绝不把商业思维运用到他的个人收藏中，甚至十分反感将收藏视为投资，“这是错误的观念！”他说。尽管所藏的书法作品价格翻番，件件价值连城，但他从未想过出售获取利益。“我当然很清楚，当中投入的成本和目前艺术市场的环境，但对于我来说，收藏是从长远考虑，我的意图是欣赏和学习艺术收藏品。”

虽然工作很忙碌，杨致远现在仍会抽时间坐下来，练习书法。他喜欢临摹大师作品，比如赵孟頫的《大乘妙法莲华经》，无论从字形还是字义都令他平静和深思。

史耀华这样评价杨致远对书法的热爱，“他从书法家的角度学习中国书法，读很多书，研究藏品的历史，临摹，对藏品的认识和研究非常深刻。”

作为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杨致远也以独特的视角、互联网思维解读中国书法作品。他收藏的明代《李梦阳等十三家行书屋舟篇》，是为江苏镇江一位钱姓医生撰书的诗文合集，由当时政治、哲学、文学、书法界十三位名人撰写。他为此着迷，“这是没有社交网络时代的社群活动！经过这么多个世纪流传，手卷上出现许多书法家的评语，组成一个类似的社交网络，这个社群穿越了时间和空间。手卷是个理想的社交网络结构—它可以延展，并且让后人随时可将评语留在手卷上。”

中国书法艺术赋予了这位美国长大、工科背景的互联网大佬更多人文情怀。“艺术，和创新产品、商业模式一样都需要创造力。软件与程序的创新，日新月异，而书法中的诸多创新却需要两百多年的时间。”

于是他赋予了自己守护这些艺术珍品的使命。“看到这些艺术品，感受到永恒的美感，我就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和它们共处一段时间。”杨致远说，“但我意识到这些艺术品已经流传了几百年，而且还会在我这一代之后流传更久。我只不过是这个时代的园丁，尽我所能去保护这些作品，使其在未来很长时间内继续为人们所欣赏。”

杨致远常说收藏是一场无关重点的旅行，重要的是旅程中间得到的享受。“最好的书法作品看起来有如水在流动、文字在歌唱。理解和欣赏中国书法，成为我探索、寻找灵感和履行灵感的过程。”

而他自己也通过书法，将收藏圈的社交变为美好的相遇。“中国书法让我与不同时空的中国文人相遇，从不同层面与一群难以置信的人建立联系。收藏家，策展人，艺术经纪商，如果不是因为书法，我永远不会认识这些人，并成为我最亲近的朋友。”


收藏是一场无关重点的旅行

杨致远看重的是是旅程中间得到的享受。“最好的书法作品看起来有如水在流动、文字在歌唱。理解和欣赏中国书法，成为我探索、寻找灵感和履行灵感的过程。”

问：你小时候学习书法曾觉得枯燥无味，之后又赴美生活，是什么时候、怎样的情景下重拾对书法的兴趣？现在临摹名家作品，感受到书法的乐趣在哪？

杨致远：我在美国长大，没有机会真正练习书法，但书法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我记得有一次搬家，打包的时候发现了文房四宝，回忆起在旧报纸上写字。

在历史上，书法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艺术最高的表现形式，一直由学者和精英收藏。虽然传统绘画同样是很棒的艺术作品，但书法更吸引我的地方在于中国文字艺术可以从多层面去欣赏，不仅是形式和字体，还有文字的意思、适用的场合和风格的演变。对于我来说，书法更能展现中国文化的奥妙。

虽然现在我没有很多时间练习，但写毛笔字是我放松和沉思的方式。在繁忙的现代生活中，我很享受专注于这样美好的传统艺术。

问：你收藏不少古代书法名作，这类作品鉴定和欣赏难度较高，你是如何定真伪的？

杨致远：有一群好朋友和顾问来帮我参谋，他们有的是博物馆策展人，有的是艺术品经纪人，还有拍卖行顾问。事实上，没有他们，我也不会有目前的收藏规模。我曾说过，收藏是一段旅程，过程本身和到达终点一样有意义。收藏书法作品的乐趣之一就是鉴别这些作品的真伪。对我来说，很多鉴定的练习就像拼七巧板，哪怕是专家也会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但无论怎样，我们在过程中得到了经验，并且可以用在下一次鉴定中。

问：每一次收藏过程都很顺利吗？有没遇到喜欢却没能收藏的？

杨致远：当然收藏的过程总有些起起伏伏，有时候我们够幸运，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作品，但有的时候我们会错失一些佳作。但我享受的是收藏的过程，而非结果。我还是比较相信命运，不会太过强求，如果这些作品注定会在我收藏之列，那么自然就会得到。

问：赵孟頫的《大乘妙法莲华经卷三》历史久远，也曾历经不同时期的收藏家，你是如何购得？这幅作品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

杨致远：这幅作品我是从台北一位知名的收藏家那里购得。它在很多方面都是相当了不起的，而且出处是有据可考的。我最喜欢的是这长卷13000多字所呈现出来的韵律感和平静祥和的气质。尽管整幅经书抄写得相当规整，但也有微妙的变化贯穿其中。想想赵孟頫当时已经61岁，需要怎样的投入才写出这样七个长卷，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问：你的收藏涵盖了不少吴门书派的重要作品，比如文征明、文彭父子的书法，如何看待这个时期书法的艺术价值？

杨致远：我特别喜欢吴门书派的书法作品，而且随着我学习、收藏书法，吴派书派的艺术家越来越吸引我。他们的作品有着惊人的流动性、力量，在传统社会里展现出强烈的风格。文征明、文彭的作品很显然在吴门书派中有巨大的影响力，我们为这次展览挑选出来的作品是这一派典型佳作。

问：明末时期的书法家如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人的作品在你的收藏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他们的书法作品主要吸引你的是哪方面？

杨致远：吴门书派之后，明末清初的书法家是我近期最喜欢和最关注的。我欣赏他们在书写风格上的转变，对干、湿笔墨的掌控更到位，对缎子和丝绸的使用越来越普遍，最后出来的效果也是十分显著。王铎是我认为历史上最优秀的书法家之一，尽管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他独特的风格和技艺贯穿我收藏的几幅作品中。

我也喜欢张瑞图的大幅作品行书《王维诗句》，如果你留意特定的文字，你会发现它们看起来像现代抽象画。艺术家布莱斯·马登的绘画受到东方艺术的影响，把他和张瑞图的作品放在一起看会很有意思。

问：这些藏品在美国东西海岸的博物馆都展出过了，未来会考虑继续巡回展览吗，比如在中国？

杨致远：我将这些中国书法名作在美国展出，主要是让美国人完整地了解书法的艺术形式。在旧金山和纽约展出之后，目前没有打算在其他地方展览。

问：除了书法，观远山庄还收藏陶瓷、亚洲家具及当代水墨？

杨致远：对，我们主要收藏一些明清硬木家具、宋代瓷器和当代水墨。我跟夫人一起收藏这些领域的艺术品，但我更喜欢书法，而她已经成为一个宋代陶瓷迷了。这些藏品当中，很难说我们最喜欢哪一件，不过最近收藏了曾经在大都会水墨展展出的刘丹的《字典》，我们都很喜欢。

问：有人说电子产品和网络在彻底改变着艺术品市场，苏富比最近也和eBay合作开设网络拍卖会，作为互联网行业精英和资深收藏家，你会考虑往这个新的领域投资发展吗？

杨致远：我本人没有在这个领域投资，但毫无疑问，电子科技和网络改变着收藏人的世界。专家们可以更快地分享和交换意见，艺术品的信息会在全球传播，吸引更多的卖家和买家。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可以令艺术更平易近人，被更广泛地讨论和欣赏。

问：在艺术上的修养对你在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有帮助吗？

杨致远：我相信当艺术和科技两者平衡时，一定是人们最开心和最满足的时候。随着科技和网络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普及，就会有更多社会和文化的需求出现。艺术的确让我成为更好的科技界人士，因为它教会我有些事情无法用代码编制，还有保持创造力水平，这都对我作为一个投资者和科技人有帮助。


来源：外滩画报 作者：朱靓艳   2014-08-10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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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旖萱    时间: 2015年9月2日 14:48
蒋勋：美，是回来做自己
蒋勋 2014-07-27 13:11

《美，看不见的竞争力》我在台湾的企业界讲过很多次。在大学里讲美学，我不太会用到“竞争力”。美可能是一朵花，很难去想象如果我凝视这朵花，跟竞争力有什么关系。

我曾在美索不达米亚(现伊拉克境内）发现八千年前的一个雕刻：一个女孩子从地上捡起一朵落花闻。这个季节走过北京，如果地上有一朵落花，很可能一个北京的女孩子，也会把它拣起来闻。如果这是一个美的动作，它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八千年前的艺术品里就有。所以我在大学上美学课不谈竞争力，就谈这朵花。

那时，我在台湾中部的东海大学。这个学校有十三个校徽，它的前身是辅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女大、圣约翰大学……当年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建了十几所教会学校，1949年以后庚子赔款余款撤到台湾，成立一个联合董事会。东海大学就是用这笔钱建起来的。校园很大，整个大度山都是它的校园，校园里到处都是花，每年四月开到满眼缭乱。教室的窗户打开，学生们根本不听我讲课。刚开始我有一点生气，可是我想，要讲美，我所有的语言加起来其实也比不上一朵花。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你们既然没办法专心听课，我们就去外面。”他们全体欢呼，坐在花树底下。我问：为什么你觉得花美？有说形状美，有说色彩美，有说花有香味……

把这一切加起来，我们赫然发现：花是一种竞争力。它的美其实是一个计谋，用来招蜂引蝶，其背后其实是延续生命的旺盛愿望。植物学家告诉我，花的美是在上亿年的竞争中形成的，不美的都被淘汰了。为什么白色的花香味通常都特别浓郁，因为它没有色彩去招蜂引蝶，只能靠嗅觉。我们经常赞叹花香花美，“香”和“美”这些看起来可有可无的字，背后隐藏着生存的艰难。

后来我跟学生做一个实验，我们用布把眼睛蒙起来，用嗅觉判断哪是含笑，哪是百合，哪是栀子，哪是玉兰……这个练习告诉我们，具体描述某一株花“香”是没有意义的，每种花的香味都不一样，含笑带一点甜香，茉莉的香气淡远……美是什么？另一种物种没法取代才构成美的条件。我问学植物的朋友：如果含笑香味和百合一样会怎样？他说：“那它会被淘汰了，因为它东施效颦，没有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所以我常常给美下一个定义：美是回来做自己。可是谈何容易。


“东施效颦”是一个很悲哀的成语

东施效颦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西施是上古时代很有名的一个大美女，她的故事有点像李安拍的《色·戒》。吴越打仗，越国打败了，越王勾践要复国，可是军事力量不够，谈何容易，所以他就想到了一个现代人类还在用的方法，训练女间谍。这些女间谍其实是在民间找到的。东村姓施的姑娘就叫东施，西村姓施的就叫西施……如果你只训练一个女间谍，万一她失败了，你就没戏唱了，所以要多训练几个。所以那次越王一次送去十几个美女，让她们运用各种能力去蛊惑吴王夫差。结果西施成功了。

我们不知道西施到底有多美，她留下来的记录蛮特殊，她大概有心绞痛的病，一痛起来她就会皱眉、捂住胸口，后来我们特意把这两个动作命名为“颦”(pín)和“西子捧心”。西施每次一心绞痛，夫差简直会爱怜得魂飞魄散。这个时候最痛苦的人是东施，因为她摆出各种姿势，夫差都不太看她。东施大概会经常怨毒地看着西施想：我到底输她什么？美一旦开始有输赢，有比较，其实是蛮悲哀的事。最后东施得出一个非常危险的结论：她会心绞痛，她会发愁，我不会。

其实东施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女孩子，也许是跑四百米能得冠军的田径选手，皮肤晒得黑黑的……很多人在电影里故意把东施拍成一个很丑的女孩子，我觉得不对，她如果丑，她不会被国家选出来。可悲哀的是，东施到最后没有办法相信她自己也是美的。所以有一天上朝，她故意模仿西施，那么壮、那么健康的女孩子，一皱眉，一捧心，所有人都快疯了。“东施效颦”是一个很悲哀的成语。


美的力量比什么力量都要大

关于美，中国的先贤下过很多定义。

老子在《道德经》里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所有人知道的美已经不是美了。

“美”上面是一个“羊”，下面是一个“大”，所以《说文解字》说：羊大为美。我很害怕这种古书，文字太精简，为什么中国人两千年来都说“羊大为美”？牛大不美吗？后来我看到一个日本学者做了一篇论文，他认为“羊大为美”是早期人类味觉感官，吃羊肉时候感觉到的快乐。这个论文争议很大，很多人反对：我们现在讲美是视觉的或者精神性的美，没有人会说自己的女朋友美得像一碗羊肉面。可是这个论文对我很有启发：如果“美”跟味觉有关，我想到另外一个字“品”。

三口为品，一个口是吃，不饿了，才能“品”，味蕾感觉到的酸甜苦辣都变成口腔的记忆和审美。“品”这个字在中国的南北朝被大量运用。钟嵘写《诗品》、谢赫写《画品》，把诗人、画家分为九品。很多诗人写了大量的诗，但是“下下品”，陶渊明的诗“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简直像白话，但他把诗的思辨品质拉到了极致，所以是上上品。“品”是很复杂的审美活动。

现代企业常常讲“品管”、“品牌”，品牌是建立在品位基础上的。

香奈儿纵贯二十世纪到现在，是非常了不起的品牌，她的创始人加布里埃·香奈儿是一个在乡下孤儿院长大，生命力十足的女人。年轻的时候，她曾到巴黎卖帽子，卖得并不好。

在1920年之前，法国女人的服装就像印象派画作里那样，胸部很大，腰勒得很细，有的女性去做打断肋骨的手术，为了要17寸的腰。因为腰勒得太紧，气上不来，讲话经常昏倒。这恰恰给某些男性充当保护神的机会。可是工业革命以后，工商业越来越发达，女性的竞争力不输给男性，越来越多的女性做了企业的主管。她常常要召开会议，如果她的腰只有17寸，常常要晕倒，她大概很难树立威信。香奈儿很聪明，看到了大势所趋，就把男人的西装做出腰身，加上垫肩，改出最早一件女性套装。从此香奈儿一炮而红，她不止设计了一个服装，也改变了性别差异，她塑造了女性可以承担责任的形象。

大众的风起云涌，社会的流行风潮不是没有原因，背后一定有一个东西在驱动，普通人说不清楚那是什么，少数人却能嗅到其中的趋势。而这些人往往不是左脑很强、永远考第一名的人，而是直觉很厉害的人。这就是“看不见的竞争力”。

亚洲在市场经济的战场上跟着西方跑了一百年，很急迫希望我们能赶快追上去。不是在后面追，而是能超越去想。我多么盼望我站在北京的街头，满眼看到不是香奈儿、阿玛尼、宝马、奔驰……而是我们自己的品牌。

那是我梦想中的北京，这里有过齐白石，有过曹雪芹，有过沈从文，这个城市的文化的底蕴是最厚的，他一点都不输给巴黎、纽约。

当年我到北京，沈从文先生刚过世，我很遗憾，但我的反应没有林怀民那么剧烈。他是一下子就在沈先生的灵台下跪下去了，沈夫人很惊讶，她不了解，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沈先生的书是“禁书”，我们偷偷在底下传，并且觉得，如果有一天能跟沈从文说：你一直是我的老师，该是一件多么棒的事情！

所以你看，美的力量比什么力量都要大，它可以让你把未曾谋面的人认作老师，禁都禁不住。

大家如果去香山，可能都看到曹雪芹纪念馆。其实那几间房子不是曹雪芹住的，但假的都要造一个。怎么可以没有？他曾经在那边生活过，在一个家族的败落里回忆起自己一生的繁华，讲自己一生什么事也没有做，就是认识了一些了不起的女子，这些女子不应该因为我没出息不传世，所以要为这几个女孩子写一部书……现在不是讲女权主义、女性书写吗？曹雪芹在三百年前就是女性书写，他让我们看到那些女性，从更新的角度看待美。

刚才提到了香奈儿，也提到了阿玛尼。大家可以到北京阿玛尼的旗舰店看一下，它的色调偏黑偏灰，很少有缤纷的颜色。喜欢阿玛尼的人说那是低调的奢华，你要看很久才知道那个料子真好，有隐隐的花纹和亮光。这需要很大的信心。如果是东施，她可能会说：我可不可以学一学别的牌子，来一个红色西装？那阿玛尼就完了。阿玛尼成功的秘诀就是笃定地做自己。

有比它更了不起的。单色系可以很美，其实是宋瓷创造的。宋代之前是唐三彩，之后是元青花、清彩瓷、珐琅瓷，宋朝决定一件瓷器可是只有白色、青色，同样也美轮美奂。台北故宫有一个莲花盆，珍贵得不得了，当年不过是养水仙的花盆。现在全世界有六十几件汝窑，汝窑在世界拍卖市场价格是最高的，全世界的贵族都以拥有一件汝窑器皿为荣耀。国外皇家瓷器厂很长一段时间是以宋元明最好的瓷器为母本，做一点简单的加工，镶镶金边之类的。宋瓷其实是世界瓷器第一品牌，而且是一千年的品牌。

今天，全世界的孩子学美术，大概都会对着希腊人体雕像画素描；全世界的人，只要去健身房，它的标杆就是希腊的身体。这也是希腊的一大品牌。世界上有很多叫“亚历山大”的健身房，没有叫“孔子健身房”的，如果有人这么叫，它一定没生意。

其实，孔子不见得体弱，他父亲身高超过一米八二，能举起正在下落的城门；他常年在各国讲学，风餐露宿，是典型的背包客。也许我们对古人的概念化想象，把我们原本有的竞争力扼杀掉了。如果我们认定只有希腊的身体是美的身体，我们就会不太知道自己的身体美在哪里。

你知道最早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人有多辛苦？

台湾云门舞集的创始人林怀民本来是学现代舞的，但怎么跳，怎么努力，也是学人家，人家还不买账：你为什么要学我们？你腿那么短怎么跳天鹅湖？后来他想：既然腿伸出去不好看，那就气沉丹田，蹲马步。结果他在全世界赢得掌声，因为那是东方的身体，东方的美学。


最微小的努力可能是最大的救赎

中国人有很多美的实践，但无可否认，最早让美成为一门学问的是西方人。“美学”这个词是后来日本人翻译的，翻译产生了很大的问题，仿佛美学就是研究美和丑的学问。然而事实上，美学的拉丁文原意是“感觉学”。

也许我们可以闭起眼睛，感觉一下自己的口腔里有多少味觉的记忆，自己的鼻腔里有多少嗅觉的记忆？

我曾把学生带到菜市场，台湾的菜市场收工之后，会打扫得很干净。我拿布蒙住学生的眼睛，让他们猜白天哪一个摊卖什么。结果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卖鱼、卖葱、卖姜、卖牛羊肉的摊子。

那么，气味到底是什么？它是肉体生命已经不在了，还在空气里流动着的东西。

母亲过世以后，我常常闻到她的味道，我一直觉得是我的幻想，因为我跟她太亲。做了菜市场的实验，我才发现：鼻腔的记忆体是这么灵敏，最爱你的人已经离你而去，她的味道却挥之不去。

几年前，发现鼻腔里记忆腺体的科学家已经得了诺贝尔奖，他发现人能分辨一万多种嗅觉。你能闻出这么多的味道吗？你是否记得春天从北方吹过来的风沙的味道？去香山的时候，你是否闻到过松树的清香和苔藓的潮湿？收割后的田野、大汗淋漓的爱人，是否在你的鼻腔里留下记忆？

年轻的时候，我在巴黎读书，读到第四年突然很想家。在香榭丽舍华丽的街道上，蓦然觉得秋天的荒凉。忽然，我的鼻腔释放了一种味道，让我一下子热泪盈眶。那是台湾夏天七八月间，太阳晒了一整天，晒到土都发烫，忽然来了一阵暴雨，土壤泛起的味道。我才发现乡愁是气味。你想家的时候，想的可能是某种奇怪的小吃，它一下子把你底层所有的东西都唤起。

你的眼睛能看到多少种颜色？科学家说，我们的视网膜能分辨两千多种颜色。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有那么多吗？红、蓝、紫……你数几个就数不下去。

刚才我们讲到，汝窑是世界第一瓷器品牌，又名“雨过天青”，最早是五代后周世宗创造的。别人问世宗：你喝茶的茶杯是要蓝色的还是绿色的。他看着天说：给我烧一个雨过天晴的颜色。工匠很犯难，因为他要等下雨，等雨停，要看天空很久，观察到天光在蓝跟绿之间变幻，其间又透露出太阳将要出来的淡淡的粉红色。聪明的皇帝宋徽宗把它沿用下来了。康德说“美的判断力”，把这样的色彩固定在瓷器上，需要多么高超的“美的判断力”！

我们在作美的判断的时候，视觉通道打开了、听觉通道也打开了。

听觉并不只是听贝多芬、巴赫。今天是寒露，入夜以后，如果你仔细听，应该可以听到树叶的沙沙的声音，伴随秋天最早到来的是声音。我们的古人写过多少关于“秋声”的诗，古代文学里有多么好的敏感度！如果我们只知道让孩子背唐诗宋词，而忘了让他聆听秋天的声音，那没有太大意义。

秋声一来，过不了几天，香山满山的银杏都会变黄，洒落一地。

今天我们讲竞争力，掉了还有什么竞争力？因为接下来的季节是一个艰难的季节，在纬度这么高的地方入秋入冬养分是不高的，只能把部分肌体牺牲掉，保存最好的水分和养分，来年春天重新发芽。如果你看到了秋天凋零的悲哀，那你恐怕不懂什么叫“看不见的竞争力”。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每一天都在做美的功课，可是他不讲话。

我最敬佩的老师佛陀，没有写过一本书，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佛经，不过是他学生的笔记，所以开头总是说“如是我闻”。有一天佛陀不想讲课了，就拿一朵花给大家看。他的意思是说：我一生讲的经，就在那朵花里，你懂得了那朵花，就懂得了生命本身。

回到生命的原点，才能看到美。美最大的敌人是“忙”，忙其实是心灵死亡，对周遭没有感觉的意思。我们说“忙里偷闲”，“闲”按照繁体字的写法，就是在家门口忽然看到月亮。周遭所有最微小的，看起来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可能是我们最大的拯救。我不觉得，今天在这个城市里，我们讲任何大道理对人生有什么拯救，我们能做的是许许多多微不足道的小事，一点点像女娲补天一样，把我们的荒凉感弥补起来。


看到大，也关心小

这个城市有多少被你遗忘的角落？

大家都知道《清明上河图》，一个画家受命去画他的城市，表现其中的繁华。画家画了一千六百多个人，各式各样的场景。其中有一个场景是：官家的轿子出来，前面有人举着“肃静回避”，一个小孩在路中间玩，他妈妈怕他被马踩到，惊惶地把他抱起。如果是你受命拍一个关于北京的纪录片，你能不能拍出这个画面？

还有一个画面，出现在画卷快结束的地方。一个做大官的人进城，前有开道车，后有随护。城门口有一群叫花子，其中有一个没有腿，做官的人回头看了他一眼。看到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画家真了不起。我的学生问我：你觉得那个做官的人后来给乞丐钱了吗，我说我不知道，我觉得一个画家能画出大官跟乞丐的对视就很了不起了。

好几年前，我路过天安门广场，在长安街上看到一个画面：那一定是一个乡下来的妇人，因为只有下田劳动的人才会有那么粗壮的骨骼。她喂孩子吃奶，毫不遮掩，孩子吃饱了，奶汁还很多，她就让奶滴到长安街上。我觉得那个身体好动人：她跟那个土地是在一起的。我问自己：T台上的美跟这个妇人的美，哪一个能让我记忆更久？

美不仅仅是华服名模，甚至不仅仅清风明月、巴赫贝多芬，要看到美，我们首先要看到生命存活的艰难。

要看到美，我们首先要看到生命存活的艰难。

唐朝人喜欢画牡丹。我曾在二月间到日本皇宫里看过牡丹，全部用草围着，上面还撑一把伞，因为牡丹有一点风吹雨打就会凋零。宋朝以后发现牡丹的美不能体现生命顽强的竞争力，就开始画梅花。王冕的《南枝春早》成了传世名作。如果说唐朝创造了牡丹的美，宋朝发现梅花的美，我们这个时代用花来象征，可以找到什么？

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使用汉朝斗拱的造型，堆砌出一个倒三角形的飞檐式建筑。我看了很辛酸。因为我看到它强大背后，是几乎要被世界列强瓜分殆尽的屈辱记忆。所以它的强是一定要撑出来。可是我看到英国馆，轻轻松松就做出一个好漂亮的东西。当时我就想：如果真的是大国崛起，必须有最笃定的自信，不去做场面上的东西，而是回到最小的事情，慢慢做，不一定要那么快。现在的强有一点用力，并且用得好辛苦，我害怕它变成烟火，那么绚烂华丽，可是一下没有了。

唐的文化、宋的文化为什么有厚度？因为它看到大的，也关心小的。杜甫挤在难民里面逃难，写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果这十个字变成千古绝唱，我觉得不是诗的技巧，而是诗人心灵上动人的东西：他看到了人。同样那捧白骨，很多人走过去都没看到。


PS：这是一篇关于美的散文，看似行散，实则神聚。美是超越时代与国界的，而其中所例举的一些关于咱们传统文化的例子，让我觉得我们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从来都是挺立于世间而不倒的！它正是我们民族“看不见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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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旖萱    时间: 2015年9月9日 12:01


儒家“诚信为本”与现代管理的碰撞

       诚信，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民族都遵从的一种基本道德，社会上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如果没有诚信，不讲信用，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是一个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第一、“信”是儒家的五种基本道德之一

       “信”是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一。孔子认为，“信”是一个人必须具备一种德行，并且认为，诚信就能得到任用，“信则人任焉”。孔子还提倡“谨而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孔子把那些不讲信用的人称之为小人，是不与他进行交往的，“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论语·泰伯》）。

       其次，为政者要取信于民，“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孔子的学生子夏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论语·子张》）管理者必须先取得百姓的信任，然后再去号召百姓，不然百姓会认为你在折磨他们。可见，在儒家看来，诚信在人际交往和国家管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诚信的社会功能

       儒家认为，管理者讲“信”，就能团结人民，这样就没有办不到的事。管理者讲诚信，守信用，任何法律制度都能得以顺利贯彻。

       汉代著名的大史学家司马迁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保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美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至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亡，岂不哀哉！”在司马迁看来，“信”是国君治理国家的“大宝”，用之以取信于民，以便保住国家的政权。如果国与国之间、上下之间、家庭中的亲属之间，都互相欺骗，那么，必然是各怀异心，互不信任，以甚分崩离析，国与国之间就可能发生战争，国内的政权就有可能不稳固，家道就绝不会昌盛。即是用欺骗带来一点点好处，但是，这点好处不能医治所带来的伤害，不能补救其所带来的损失，是十分可悲的。

　　作为一个国家的管理者，不能以欺骗的手段去对待其臣属，而要信任他们。唐代贞观年间，有人上书奏请废弃邪佞的人，太宗对他说：“我所任命的人，都认为是贤人，你知道邪佞的人是谁？”那人回答说：“臣在民间，不能确切知道邪佞的是谁。请陛下假装发怒去试验群臣，如果能够不威畏惧陛下盛怒，直言进谏的，就是正直的人；顺从陛下喜怒迎合心意的，就是邪佞的人。”太宗对封彝德说：“流水的清和浊，在于它水源如何。国君是国家政令发出者，好比水的源头，百姓象流水一样。国君自身搞欺骗，要想臣下办事直，就象水源浑浊而要流水清澈一样是不可能的。我时常因为魏武帝多搞诡计诈骗，很鄙视他的人品。用这样的方法试探群臣，怎么能够作为施行教化的办法呢？”唐太宗拒绝了上书人的主张。唐代吴兢编《贞观政要》一书，对历史上的治国经验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夫君能尽礼，臣能竭忠，必在于外内无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在矣！故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贞观政要·论诚信第十七》）。

第三、诚信是企业生存发展之根本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深刻认识到，诚信不但是个人立业之本，更是一个企业生存发展之根本。“诚信”在管理中的意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企业内部的管理者对被管理者，下级对上级，员工与员工之间要建立信任机制

       如果企业内部上下之间，左右之间，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相互猜疑，同床异梦，企业就没有凝聚力。只有建立了充分的相互之间的信任机制，才能团结一致。特别是领导之间的诚信合作，团结一致更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世界上不少学者和企业都竞相探索管理中信任机制问题，我国也有企业在自己实践的基础之上，对我国传统管理的诚信思想进行升华，不断探索建立信任机制。

       有人把尊重职工作为人本管理的十大关系之一，如江苏华星集团公司认识到“管理的最高境界是真善美”，他们从尊重职工出发，在管理思想和观念上进行创新，提出了建立信任机制的“三大新观念”，即分层管理观念；实效管理观念；无旁观者的观念。“分层管理观念：明确每个部门、每个层次、每个人的责任、权利与利益，实行逐级管理，逐级负责，逐级考核，逐级奖罚。一级抓一级，下一级对上一级负责，每个人对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问题自己解决，创造性地工作，不轻易上交矛盾。”；“实效管理观念：华星既注重规范的统一，又不强求一律，只要能取得实效就行”，对别人、他域的经验如果不合符华星的实际，就不为所动；“无旁观者的观念：华星人认为，每位员工既是责任者，又是管理者，管理绝不是少数人的事，而是全体职工的事，在管理中没有旁观者。” 所谓“真善美”，其“真”应该是指管理过程是否合乎它的客观规律性；其“善”应该是指管理中的道德性，包含仁爱思想，包含对职工的尊重和信任；其“美”应该是指管理过程中的和谐与协调性以及生产环境的美化等。信任机制的建立能够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因而能够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创造更多的企业利润。

　　二，要建立企业与用户、消费者的诚信机制

　　常言说，诚招天下客，以“诚信为本，信以导利”，强调的是“诚”和“信”二字。一个人没有信誉，不能在世上立身处世，同样一个企业没有信誉，也不能得到发展。诚信是一个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

       说到底，一个企业是否真诚地实行诚信机制，有一个“企业良心”的问题。什么是“良心”？指合乎道德的善良之心。“良心”这个概念由孟子首先提出来，朱熹注释说：“良心者，本然之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四书章句集注》）

       企业良心是一种职业良心，它在企业管理的决策、调控、评价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一、在决策之前，良心是决策中心，起着选择和指令的作用，使企业行为符合企业道德规范的要求。一次陕西一家制药厂从北京购买了一批PAS-na原料药，由于启封后没有及时使用，放掉了保证产品稳定的氮气，致使部分原料表面变色。北京制药厂得知这一消息之后，主动协助对方妥善处理。这是良心的抉择作用。二、在行为过程中，良心充当道德导向，对企业的行为方向起着调节和控制的作用。对符合道德要求的思想和行为加以鼓励和支持，对不符合道德的观念和行为加以调整和制止。如北京制药厂片剂车间生产痢特灵片时，检验员发现部分药片有微弱的暗影。这本来是不十分明显的问题，但他们出于对人民健康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和良心，促使他们宁可承担经济损失，而将3万药片全部返工。其三、在行为之后，良心是内在法庭，对企业的行为起审查和评价的作用。企业行为符合道德要求，良心上的满足会使人们感到欣慰；企业行为不符合道德要求，良心上的责备会使人们感到悔恨和不安。可见，企业良心是企业行为的内在道德自律能力，因而，它在管理的道德性之中起作重要的作用。

　　三、企业与企业、公司与公司之间也必须要建立起诚信机制

       企业以及一切经济组织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往来，一般都采用经济合同的形式。虽然经济合同具有法律的效力，但是，履行合同更主要的是“诚信”。 只有“诚”和“至诚”，才能有“信”和“信用”。没有“诚”就没有“信”。“诚”是本，“信”是用。一个企业不讲诚信，它不可能成功，所以《中庸》说：“不诚无物”。

       只有“诚”才能有“信”，也只有“诚信”，才能获得信誉。“信誉”是诚信的表现，诚信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同样信誉也是企业生存的根本。信誉是经过多年辛勤培养的结果，如果一旦不讲诚信，则多年培养起来的信誉，将丧于一旦。

       信誉是无形的宝贵财富。所以日本的松下幸之助先生十分重视企业的信誉，他说：“当我们做一件事时，信誉可说非常重要。信誉可说是无形的力量，无形的财富。但这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久的日子里不犯错误，经过实际行为的积累，才能逐渐得来的。然而。这般辛苦建立的信誉要丧失却很快速。如果在过去，就算犯了小小的错误，不见得立刻使信誉扫地。然而，今天的情报能在刹那间传遍世界的每个角落，小小的错误也会造成致命伤。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松下幸之助讲到信誉的极端重要性，特别是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和商业竞争十分激烈的时代，更是如此。信誉以诚信为本，坚持以诚信为本就能获得好的信誉，这也是企业获得成功的根本。

（本文来自网络，有删节，作者未知）


附上几则诚信故事

立木为信与烽火戏诸候的对比

      春秋战国时，秦国的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变法。当时处于战争频繁、人心惶惶之际，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商鞅下令在都城南门外立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并当众许下诺言：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围观的人不相信如此轻而易举的事能得到如此高的赏赐，结果没人肯出手一试。于是，商鞅将赏金提高到50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站起将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立即赏了他五十金。商鞅这一举动，在百姓心中树立起了威信，而商鞅接下来的变法就很快在秦国推广开了。新法使秦国渐渐强盛，最终统一了中国。
      而同样在商鞅“立木为信”的地方，在早它400年以前，却曾发生过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烽火戏诸侯”的闹剧。周幽王有个宠妃叫褒姒，为博取她的一笑，周幽王下令在都城附近20多座烽火台上点起烽火——烽火是边关报警的信号，只有在外敌入侵需召诸侯来救援的时候才能点燃。结果诸侯们见到烽火，率领兵将们匆匆赶到，弄明白这是君王为博妻一笑的花招后又愤然离去。褒姒看到平日威仪赫赫的诸侯们手足无措的样子，终于开心一笑。五年后，酉夷太戎大举攻周，幽王烽火再燃而诸侯未到——谁也不愿再上第二次当了。结果幽王被逼自刎而褒姒也被俘虏。
      分析：一个立木取信”，一诺千金；一个帝王无信，戏玩狼来了的游戏。结果前者变法成功，国强势壮；后者自取其辱，身死国亡。可见，“信”对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晏殊信誉的树立
   
       北宋词人晏殊，素以诚实著称。在他十四岁时，有人把他作为神童举荐给皇帝。皇帝召见了他，并要他与一千多名进士同时参加考试。结果晏殊发现考试是自己十天前刚练习过的，就如实向真宗报告，并请求改换其他题目。宋真宗非常赞赏晏殊的诚实品质，便赐给他同进士出身时，正值天下太平。于是，京城的大小官员便经常到郊外游玩或在城内的酒楼茶馆举行各种宴会。晏殊家贫，无钱出去吃喝玩乐，只好在家里和兄弟们读写文章。有一天，真宗提升晏殊为辅佐太子读书的东宫官。大臣们惊讶异常，不明白真宗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真宗说：近来群臣经常游玩饮宴，只有晏殊闭门读书，如此自重谨慎，正是东宫官合适的人选。”晏殊谢恩后说：“我其实也是个喜欢游玩饮宴的人，只是家贫而已。若我有钱，也早就参与宴游了。”这两件事，使晏殊在群臣面前树立起了信誉，而宋真宗也更加信任他了。


以小见大说诚信

      据《玉泉子》一书记载，吕元膺任东都留守时，有位处士常陪他下棋。有一次，两人正对局，突然来了公文，吕元膺只好离开棋盘到公案前去批阅公文，那位棋友趁机偷偷挪动了一个棋子，最后胜了吕元膺。其实吕元膺已经看出他挪动棋子了，只是没有说破。第二天，吕元膺就请那位棋友到别处去谋生。别人都不知道辞退他的原因，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被辞退。临走时，吕元膺还赠送了钱物。
      分析：吕元膺之所以要辞退这位棋友，是由于他从这位棋友挪动一个棋子、搞了一个奷诈的小动作中发现了他的不诚信。诚信者，真诚守信之谓也。诚信，是人生的无形资产，是思想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无信不立”，不诚信的人，不可能做好人，也难处世。与没有诚信的人交往，是十分危险可怕的。
      挪动一个棋子，看起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似乎不值得认真。但小事不小，小中可以见大。诚信，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可贵的善良;而不诚信，却是一种恶德，世间的无数不幸和灾祸的根源，无不是由恶德所滋生、引发的。小与大，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曾子杀猪

       孔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教育他的弟子要诚实。在学习中，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他认为这才是对待学习的正确态度。曾子也是个非常诚实守信的人。有一次，曾子的妻子要去赶集，孩子哭闹着也要去。妻子哄孩子说，你不要去了，我回来杀猪给你吃。她赶集回来后，看见曾子真要杀猪，连忙上前阻止。曾子说，你欺骗了孩子，孩子就会不信任你。说着，就把猪杀了。曾子不欺骗孩子，也培养了孩子讲信用的品德。


吃枣留钱

       北宋时期，有一个叫查道的人，一天早上，他和仆人挑着礼物去看望远方的亲戚。他们走了一个上午，到了中午时分，两人都感到肚子有些饿了，可是方圆几里地却没有一家饭铺，怎么办呢？于是仆人向查道建议说：“主人，这四处也找不到食物，我们不如从送人的礼物中拿出一些东西来吃吧！”。
       “那怎么行呢？这些礼物既然要送人，便是人家的东西了。我们要讲信用，怎么能偷吃呢？”查道很坚决地说。仆人听他这么一说，知道没有办法说服他，只好无奈地看了看礼物，饿着肚子继续赶路。
       走着走着，路旁出现一个枣园。枣树上挂满了熟透的枣子，十分招人喜爱。查道和仆人本来已经饿得发慌，更觉得饥饿难耐，便停了下来。查道叫仆人去树上采些枣子来吃。
       两人吃完枣，查道拿出一串钱，挂在采过枣子的树上。仆人奇怪地问：“这是什么意思？”查道说：“吃了人家的枣子，应该给钱。”仆人说：“枣园的主人不在，别人也没看见，何必这样认真呢？”查道严肃地说：“讲诚实是人应有的道德，虽然枣主人不在，也没有别人看见，但我们既然吃了人家的枣子，就应该给钱。”
       说完，查道挂好钱，带着仆人离开了。


板桥点心

       清代乾隆年间，南昌城有一点心店主李沙庚，最初，以货真价实赢得顾客满门。但其赚钱后便搀杂使假，对顾客也怠慢起来，生意日渐冷落。一日，书画名家郑板桥来店进餐，李沙庚惊喜万分，恭请题写店名。郑板桥挥毫题定“李沙庚点心店”六字，墨宝苍劲有力，引来众人观看，但还是无人进餐。原来“心”字少写了一点，李沙庚请求补写一点。但郑板桥却说：“没有错啊，你以前生意兴隆，是因为‘心’有了这一点，而今生意清淡，正因为‘心’少了这一点。”李沙庚感悟，才知道经营人生的重要。从此以后，痛改前非，又一次赢得了人心，赢得了市场。
       人心是一笔无形资产，是一笔不可忽视的巨大财富。对于企业、商家而言，经营人心是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此事亦可看出郑板桥的智慧与幽默。


人要有信于已

       画家李苦禅年轻时师从国画大师齐白石，不仅画艺精湛，而且人格质朴。他长于画鹰、竹、梅等题材。鹰是阳刚的倾向，竹是刚正不阿的象征，莲喻示了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情操，梅则表现了坚贞不屈的品格。画品如人品，这也正是他人格的真实写照。他常说：“人，必先有人格，尔后才有画格；人无品格，下笔无方。”李苦禅心地宽厚，待人诚挚，尤重信义，言出必行，不计得失。
       有一次，李苦禅在家中正忙着作画，一位相交多年的老友突然来访，他赶紧放下画笔，请老友入座，命家人端上一杯清茶，俩人天南海北地聊起了故人旧事，甚是欢娱。末了，老友将要起身告辞，才不好意思地说：“不瞒你说，今天我是来求画的，不过我看你作画辛苦，想是相求的人太多，实在难以启齿……”不待老友说完，李苦禅爽朗地笑了起来，“老兄何必这样客气呢?凭你我的交情，一幅画算得了什么?不日即可奉上，还请老兄多多指教!”老友高兴得连声道谢，揖手而别。
       可是随着李苦禅名气越来越大，他的应酬也越来越多，因为事务缠身，老友所求之事也一拖再拖。有一天，老友的儿子突然登门，臂戴黑纱，泪流满面地告之其父已于目前病故的噩耗。李苦禅惊得跌坐在椅中，想起老友所托之事尚未如愿，悲伤之中又禁不住满怀愧疚。应人之事未了，而所应之人已去，如何能让自己心安呢?
       夜深人静之时，李苦禅在书房里神情凝重，他缓缓地铺展开一张洁白的宣纸，细细地研好墨，然后挥毫作画，时而运笔如风，时而精雕细琢，整整画了一百枝卓尔不俗的莲花。画罢，他又郑重地题上了老友慧鉴的跋款，并盖上了平时自己最喜爱的印章。之后，李苦禅携画来到后院中，满上两杯水酒，点燃一支高香，洒一杯酒在地，双手举画。对天遥祭道：“吾友见谅，苦禅疏懒，未得一了心愿却惊闻老兄仙去，追悔莫及。今作《百莲图》，焚之以追偿所愿，老兄在天有知，苦禅岂敢无信?”拜完后，划着火柴，将精心制作的画作，化作了一团鲜红的火焰。
       李苦禅的奇怪举止惊动了他的儿子，他跑出来问父亲发生了什么事，李苦禅叹了口气，详述了事情的经过。儿子听后有些不解地问：“您这又何必呢?又不是故意不给他画。再说，您的朋友已然亡故，你画了画给他，他也无从知晓了啊?”听儿子这样说，李苦禅抬起头，正色道：“过去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应人之事，岂可食言?老友无知，而我心有知。”
       事后，李苦禅一再嘱咐儿子说：“今后再有老友要画，及时催我，不可失信啊!”
       在苦禅大师看来，“诚信”二字，之所以要在“信”字前加一“诚”字，就是强调对信的遵守关键在于自己的内心。这种诚信能够超越时空与生死的界限，应之于心，遵之于心，不是做给别人看，而是追求自己内心的释然。
       诚信的最高境界，不是简单地有信于人，更要有信于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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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旖萱    时间: 2015年9月9日 15:24
“无我”而“无敌”, “无敌”而“有我”

           ——李嘉诚的儒商境界

                                                                  文/张从忠

       李嘉诚曾经对记者说，有人问我做人成功的要诀是什么？我认为做人成功的重要条件是：让你的敌人都相信你。而要做到这样的境界，第一是诚信。我答应的事，明明知道吃亏了都会做，这样一来，很多商业上的事，人家会说李嘉诚答应的事，比签合约还管用。

       例如，有一次，李嘉诚的团队和一家拥有大幅土地的公司将进行合作，他们公司有个董事跟其它的同业是好朋友，有利益的关系，这位人士不解的问自己的董事长，“为什么要跟长江集团合作，不考虑其它的公司呢？”他的董事长回答说，“跟李嘉诚合作，合约签好以后你就高枕无忧，麻烦就没有了；而跟其它的人合作，合约签好后，麻烦才刚刚开始。”这是一家大公司，公司全部的人包含高级主管都知道，董事长对于李嘉诚及其企业的高度评价，结果没有人再敢提出考虑其他公司了，所以一次会议就通过了与李嘉诚合作事宜。这个案子，长江集团赚了很多钱，对方也赚了很多钱，是双赢。

       敌人相信你不单只是诚信，敌人之所以敢于相信你，是因为敌人相信你不会伤害他。例如我是他的竞争者，但他相信我不会伤害他，不会用不恰当的手段来得到任何东西，或是伤害任何一个人。除了诚信，第二是自强不息，第三是真的要追求知识、准确的讯息。这就是李嘉诚的境界：“无我”而“无敌”, “无敌”而“有我”。以下是李嘉诚于2005年给长江商学院的总裁学员讲过的一个故事。

       清朝末年，重庆有个年轻的书生，叫刘继陶。他苦读诗书十几年，却碰上腐败没落的朝廷，他只好投笔从商，跟着父亲学做生意。这年春夏之交，四川地区阴雨连绵，川江、岷江大河溪流水急浪高，过往船只损坏严重。眼看船舶大修时节来临，而重庆市面上桐油告缺。由于父亲年事已高，就派刘继陶到川北大山深处的桐油产区，收购桐油。

       刘继陶带着几个伙计，赶着一溜胶轮大车，日夜兼程地向川北赶去。这是他第一次单独出门做生意，心里有一点忐忑不安，生怕去迟了，买不到桐油。可等他来到川北的南充一看，心里的石头就放下了。

       由于这一年雨水充沛，川北地区桐籽大丰收，只见各处桐油榨户院子里桐籽堆积如山。而且，此时桐油还没有开榨，离收购桐油还早着呢。于是，刘继陶就找了一家客栈住了下来。闲着无事，生性喜好山水的书生傻气就上来了，独自一人，跑到南充的大山中探幽访古。
    几天后，刘继陶回到客栈，只见满街的客栈里已经住满了南来北往的客商。刘继陶连忙带着伙计，拿着银票，急急忙忙地去收购桐油。可情况大变，那些榨户一个个高昂着脖子，理都不理他。碰到好说话的，才硬梆梆地回一句：没有，一滴也没有，全部被人订走了。

       一连几天四处碰壁，他竟然病急乱投医，吩咐伙计将南充大街小巷的油篓收购一空。而且，他还带领伙计守住四处路口，进来多少油篓，就收购多少。伙计们心里直叫苦，桐油没买着，他却跑到这里买油篓，重庆城里多的是。不到几天时间，收购来的油篓就堆满了客栈的前院后院。

       几天过后，客栈里突然变得热闹起来。原来，那些榨户和客商等到桐油出榨了，才发现满大街没有一只油篓卖。一打听，是一个叫刘继陶的年轻书生全部买走了。这一下，他们就慌了起来，桐油一榨出来，如果不及时装篓封存，很快就会胶化长菇子。他们只好纷纷找上门来，愿意出高价购买油篓。这时，刘继陶的伙计们才明白过来，心里不由得感叹说，这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板的儿子天生就是会赚钱的料。这一次，可得狠狠地宰一把，好好地赚一笔。当这些榨户和客商把价钱抬到平常的三四倍，刘继陶竟然放着白花花的银子不赚，就是不卖！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伙计们大跌眼镜。他把这些心急火燎的客户请进客栈，好酒好菜地招待。饮酒正酣时，刘继陶端起酒杯，对着满堂客商说：各位都是生意场上的前辈，晚辈是初来乍到，日后还要各位提携。我刚才说不卖，是指高价不卖，而是要原价卖给你们。听刘继陶这么一说，全场都静了下来，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啥药。刘继陶接着说：晚辈有一个不情之请，各位能否把订购的桐油匀三成给在下。

       刘继陶的话音刚落，下面就议论开来，他们一致认为，这个年轻人不趁火打劫，而且，今年桐油本来就多，让他三成又何妨！于是，大家纷纷表示同意。这些榨户和客商棘手的问题，一下子迎刃而解，一个个喝得兴高采烈，临走时，都留下商号的名称和地址，说日后生意上多来往，与他打交道信得过！

       刘继陶带着伙计，赶着十几驾马车，满载而归。一回到重庆，伙计们就把一路的经历告诉了他的父亲。父亲就把他叫到跟前，问道：俗话说无商不奸，唯利是图。你这趟生意本来可以一本万利，可你却舍多取少，你给我说说，为什么要这么做？

       刘继陶看着父亲，笑着说：我这是第一次出门做生意，不懂生意经。但书中古语说得好，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想，做生意也是一样，也要广结朋友，细水长流。这次，我完全可以狠狠地赚一把，但这样做是焚林以猎，涸泽而渔，成为同行的众矢之的，将来还有谁敢与我们做生意。这次虽然少赚了一点，但从长远上看，我们还是赚大了。

       父亲听了，哈哈大笑起来。从此后，父亲就放心地回到家里颐养天年，将生意全部交给刘继陶打理。他果不负众望，不仅生意越做越大，成为重庆首屈一指的大商家，而且，他还广结善缘，扶危济困，兴学助教。至今，他的美名还在重庆的大街小巷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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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旖萱    时间: 2015年9月14日 10:29
如果没有文化，我也不想活了

作者：诚品书店董事长吴清友
（文章来源：《中欧商业评论》  ）

1950年代，我出生在台湾西南沿海，小时候是家里表现最差的小孩，但我得到非常多的爱，尤其是我的父亲，他给了我这一辈子最伟大的养分。那个年代，台湾很贫困，父亲经历了非常大的风波。但是，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位伟大的父亲，也是一位伟大的爱人。他把生命定为“留得清白在人间”，虽然没有钱，但很有骨气，希望他的小孩将“诚”字作为生命的信仰，“财物有时而尽，惟有‘诚’字是终身受用不尽的”，所以我有机会成家立业，所有公司全部以诚为始。

我经历了年少的贫困，但运气很好，工作十几年积累了很多财富。1980年代左右，我经营一家小公司时，读到一本《灵机实务》。通常，公司做年度计划都会沿用去年业绩，但这本书讲了一个新的概念：当你做一个新计划，可不可以把一切想法归零再去考虑呢？

它让我自问两个问题：一、不做原来的行业，我做什么？第二，生命归零，我又期待什么?

我有先天性心血管疾病，而手术在当时是很危险的。这就逼迫我思考生命的问题，重启了一段旅程。


诚品书店不是商学院的好案例

经过诚品赔钱的15年，我至少看到了自己对生命态度的诚恳。

在病痛之中，我的内心非常迷离。就在这个因缘中，《弘一大师传》和史怀哲先生的《文明的哲学》给了我最重要的影响。

《弘一大师传》文字太美了，是弘一大师对生命的了断。他三十多岁时，在文学、音乐、戏剧、教育等方面都很有成就，却选择了佛教中最严厉的律宗，以追求生命的完成。史怀哲先生对基督教很有研究，还研究巴赫，是一个非常好的管风琴演奏家。一天早上，他读到一份报道讲刚果有很多黑奴病痛无人照顾，就立志此生都要奉献给黑奴，花了五六年时间去学医，然后跟太太去了非洲。这本书让我大受感动。

史怀哲和弘一大师，一位在西方，一位在东方，在三十多岁的壮年就决定此生要度己度人，这种生命的壮阔实在是非我们所能及。我的学问不好，但从小就喜欢思考。史怀哲讲到，大自然是上帝最伟大的创作，人类最伟大的创作尽在书本当中。这开启了我对书店经营的一种兴趣。

柏拉图曾经说过，贩售和分享知识其实是要比贩售和分享食品更严谨、更需要小心的事情。之前我根本没有任何对书店认识。虽然相较于弘一大师，经营诚品书店也不过是一个心灵生活的逃兵，但我开始思考人生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我提出了人文、艺术、创意和生活为理念的诚品之旅，也就是爱、善、美的不断精进，使自己不断地活下去。诚品除了书店，还有一个诚品画廊，是讲美的；“诚品艺术空间”则希望通过各类艺术活动，通过展览、表演或对话，把美展现出来。

因为病痛，我对书店无法做五年、十年长远的计划，而是要考虑每个当下安定心灵的可能。我本以为准备一点小本钱可以赔5-8年，没想到一直赔了15年。诚品书店不是商学院的好案例，却是我对生命的一种创作和探索。

诚品赔钱的15年，是我一生中最丰富的时间，因为这让我第二次看到了自己。第一次看到自己，是当我拥有的金钱超过生活所需之后，觉得钱不是那么重要。经过诚品赔钱的15年，我至少看到了自己对生命态度的诚恳，即便是执迷不悟，不知变通。其实，我不是一个笨人，但我不想做太容易的事情，而是要做自己认为是有兴趣、有意义，或者做一些从来没有人用这种方式做的事情。

“困而知之”，我有切身的体会。诚品曾经走投无路，我安慰自己说，“人生在事业之上，心念在能力之上；所有这些困惑，都为你在人生上的遭遇让你对生命有新的发现。”我所有的领悟都是在困境当中得到的。我在香港、台湾经历了三次心脏手术。陷入困厄之时会问为什么是我？其实，为什么不是你？只问“为什么是我？”会很委屈，心不甘、情不愿，心灵是负面的；想“为什么不是我？”就会豁然开朗多了。没有人有资格说贫困不该归我、苦难不该归我、病痛不该归我。生命当中没有那种理所当然的回报。你要做什么，你自己可以决定；你要得到什么？对不起，上天做主。这可能不太合乎商学院的逻辑，但可能是人的心灵最需要的养分。


服务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当你把顾客看成消费者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他的钱，而没有注意到他是一个人。服务的终极目标是精进自己、分享他人。

诚品是服务业。但服务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上过很多美式、欧式商学院的课，至今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商学院举的案例，全部都和金钱有关，和得到客户的欢心有关，和职位升迁有关。但很多从事服务业的人不是光要这些的。诚品有很多同仁，大学毕业、硕士毕业，愿意站在结账柜台用恭敬的态度、两手递一本书给读者，他们想要得到的是什么？服务的终极目标是精进自己、分享他人。每一个从业人员希望明天的我比今天更精彩。能不能把所有陌生人当成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就像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般？顾客只不过是在分享我精进过程当中某一个当下。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完美的目标，但至少表达了我们对服务的态度和对生命的态度。

利益也有近利、远利、短利、长利之别。我对事业的经营关照几个面向——对社会、对文化、对城市、对读者的全面关照。商学院的教育一般把客户当成是消费者，而我们把顾客看成是一个读者，一个人。当你把顾客看成消费者的时候，你看的是顾客的钱，而没有注意到他是一个人。

有的诚品书店开在医院里。我看到，病人在我们卖简餐的地方吃一碗热腾腾的面，跟他在购物中心吃一碗面的感动是不一样的。我有机会在医院服务一个有病痛的人，让他有那碗牛肉面的满足感，这是非常好的。卖一本八卦杂志和卖一本好书，在POS机上可能显示的都是25元人民币，但有良心的经营者会知道，那是不一样的。

在诚品书店，我们摆了差不多400个公共座位。从零售店的经营来说，这些座位是无效率的，应该拿来摆更多的书和商品。诚品的理念是“连锁不复制”。复制可以快速发展、成本降低，但我们不复制，每一家诚品店都不同：书的组合不同，装修的空间和气质不同。在大学，我们用的材料非常简朴但又自成风格。因为那里是学生们进出的地方，不必去用光亮的大理石等豪华材料。要让学生进入书店之后，觉得这个空间是属于他的一部分，人和空间的融洽度是合意的，不要让学生觉得这是一个奢华的空间。

诚品书店一开始不是要为了卖书，而是要推广阅读，所以会从人、空间、活动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人们来书店不仅仅为了买书。诚品希望在书店环境的设计中，将颜色、灯光、布置或者同仁的微笑都考虑进去，甚至还有烹调分享，都是为了人。我们准备了一个30平方米的独立空间，让年轻创作者去进行实验性的装置或者其他创造性表现；最近我们开了一个音乐厅，我们知道一年就要赔400万人民币，但它是诚品的梦——为平时不能在国家级殿堂表演的人提供一个专业发表创作的空间。诚品办的活动绝大部分是免费的，因为在我们看来，人文思维关乎人和自我、人和他人、人和社会、人和天地、甚至人与鬼魂之间。2010年，到诚品书店看书的人次超过了1亿次。2013年，诚品书店营收是130亿台币，会员98万，书店营收占30%左右。


信守25年的愿许

经历25个春夏秋冬之后，我的生命才学到从容；曾是学家笔下的悠然自在，现在才化为生活中的美好。

全球化是一个灾难，导致强者更强、富者更富、大者更大。绝大部分人要在商场一争长短，100个人当中赢家不会超过10个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类可能开始要转变了。无论如何，人是城市当中最珍贵的资产；人最重要的素养是人文和艺术方面的素养，就是善、爱和美的素养。书店行业，大家都在讲网络化、电商，但诚品讲的是人和人之间、人和空间之间、人和书本之间、人和讲座、表演等之间的互动。诚品出版了几本刊物，用的名字都与此有关。当你不能改变世界的时候，必须要改变自己，要厘清自己的价值，保有心灵层次的安宁。台湾有一位很有名的文学家曾经讲过，活在当今社会，假使没有一点文学和艺术的涵养，日子是很难从容过下去的。生命终究是我们最重要的关口，而不是生意和钱。

诚品在商业经营上备受批判，但我至少信守当年的信诺，希望一本书、一句格言、一首名曲、一个新的思想剖面、一件艺术创作品、一栋感人的建筑与空间，都能产生一份灵动力，丰富大家的精神与心灵。25年来，我陆续实现了这些愿望。现在我们有电影院、音乐表演厅、画廊、艺文空间、诚品讲堂，在苏州建造了未来诚品在大陆发展的第一个项目。我真的觉得奇怪，好像上天在冥冥之中促成了很多好的因缘。

一个企业真正的创新是在价值和理念部分。假如把事业和人生做一个整合性的思考，以生存、生活、生命，或物质的生活、精神的生活、心灵的生活三层次，对应到经营上来，就是先求生存，再求领先，领先之后，有的人要成为产业的第一，而诚品希望让顾客满意。在繁忙的都市当中，希望书店成为城市人的客厅。到书店里可以放松，可以从容。

2011年，我到北京和很多官员见面，他们问我对北京的意见，我很坦率地讲，北京的读者值得书店的经营者给予更好的待遇，给他们更好的空间、更多元的选择、更亲切的服务，要让更有灵魂的活动注入书店的氛围。当代大陆的企业家要有更好的人文素养，必须要关怀这个社会，不能仅仅依靠政府。过度精明取得的利益是一种掠夺。商业认为你的KPI好，经营效益好，从人文观点来说，实质是在衍生成强弱贫富。

没有钱，诚品活不下去。但我心里同时也非常明白：如果没有文化，我也不想活了。很多人可以买到香奈儿，但买不到气质；可以买到很好的床，但买不到安稳的睡眠；可以买到豪华别墅，但买不到温馨的家庭；可以买到很好的食物，但不一定买到很好的食欲。有一位建筑评论家说过，真正知道一个理念至少需要花20年的时间；至于亲身体验而至深信不疑，则需要30年光阴；要能够随心所欲地应用，将要耗掉50年的生命。这段话，诚品同仁感受最为深刻，我们的能力虽然有限，但信守25年的愿许。在经历25个春夏秋冬之后，我的生命才学到从容；曾是学家笔下的悠然自在，现在才化为生活中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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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坤学    时间: 2015年9月21日 00:22
稻盛和夫：“利他”是经商的出发点

在弱肉强食的商业社会，对于我屡次说“利他、爱、同情心”，有时也有人反驳说“尽说些好听的话，美言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目的呢？”但是，我并非花言巧语，也没有任何企图。只是直率地把自己的信念传授给他人，同时自己牢记在心并认真实践。

回顾历史就会明白，资本主义起源于基督教社会，其中也有严厉的伦理说教的新教社会。

初期的资本主义旗手是虔诚的新教徒，根据马克思·韦伯的观点，新教信奉的宗旨是为了贯彻基督教所倡导的“博爱”，需遵守严格的伦理规范，尊重劳动的同时，把经济产业活动中获取的利益用于社会的发展。

于是，在从事经营活动中，必须用大家都认同的正确的方法追求利润，而且，最终目的一定是有益于社会。

“奉献于社会，奉献于人类”的利他精神——即谋求公共利益甚于私利的精神——曾经是初期资本主义的伦理规范。

对己以严格的伦理自律，对外则以利他为自己的义务。其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得以飞速地发展。

日本江户时期的思想家石田梅岩也提倡此观点。当时，正值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时期，社会上兴起一股风潮：在等级制度下，商业被置于最底层的地位，商业行为本身是极其卑下的。

针对此种情况，梅岩说“商人的获利就如同武士的俸禄”，商人获取利润如同武士接受俸禄一样是正当的行为，绝不是可耻的行为，这鼓励着很多受到鄙视的商人。

有道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追求利润并非罪恶。但是，方法必须是符合人道的。并不是不管干什么，只要能赚钱就行，为了获取利润必须走正确的道路。

“真商人须思客立则己立”——这是梅岩先的原话。就是说，既对他人有利、也对自己有利才是生意的秘诀。或者说必须包括“利己利他”的精神。


贯彻利他思想，视野也将开阔

牟利之心是经商或其他人类活动的原动力。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有赚钱的“欲望”。但是，欲望不能只停留在利己的范围内，同时也要有利于他人的“欲壑”并谋求公共利益。因为利他精神终究也将有利于自己，而且，该利还将继续扩大。

就拿经营公司这一行为来说，行为的本身就包括为了自己、为了社会、为了他人的“利他行为”。

尽管终身雇佣制现在正在逐步废除，但是，雇佣职员也就意味着有义务照顾该员工一辈子。所以，五个人也好，十个人也好，雇佣职员本身就已经是“为了他人”。

具体到每个人情况也一样。单身时以过好自己的一个人的生活优先，结婚组织家庭以后，不仅为自己还要为妻子工作，养育并保护小孩。此时，人的行为在无意识中已经包含利他的行为了。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利己和利人总是辩证的关系。也就是，小单位中的利他在大单位看来就转变为利己了。为了公司、为了家庭的行为中，同时也包含利他之心，但那种认为“只要自己公司赚钱就行”，“只要自己家人好就行”的观点，就已经转变成自私，并将永远停留在这个层次上了。

为了公司的“利他行为”，如果只是为了公司，从社会看来也就是公司自私。为了家人的个人意义上的利他，如果眼里只有家人，从另外的角度看来，也反映了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私。所以，为了不停留在低层次的利他上，重要的是养成更广视角看事物，立足更大范围对待自己的个人行为。

例如，从事经营活动，不要以为只要公司赚钱就可以了，应该也为合作方获取利润，还应该为消费、投资方、区域性利益作出贡献。而且，从个人、家庭、地域到国家、世界、地球、宇宙，将利他精神尽可能扩散、延展开来。

这样，就能从渺小的自我扩大到更大视野，就能关注到周围各种各样的事物。这样，就能客观地做出正确判断，同时也能规避失败。


来源：稻盛和夫《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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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坤学    时间: 2015年9月21日 00:28
海航董事长陈峰也喜欢阅读佛家经典，他办企业的宗旨“精进人生，造福众生”就是从佛典中演绎而来。佛法教义推崇“慈”和“悲”，主张“自利、利他”。他每天用蝇头小楷书写心得体会，起名《参禅随笔》。陈峰自己说过，每到夜深人静，便参禅入定，遁入空灵。他说自己是“晚上出世、白天入世”。不过白天他也喜欢盘腿打坐，有海航人士透露，甚至在飞机上也不例外。而日常，陈峰也经常会找同事们与自己一块打坐。

凤凰卫视董事长刘长乐也是个著名的佛商，路过有佛寺的地方他都要礼拜，功德箱前总要捐些钱。他曾投资创立了一个佛教文化数据库，用电脑把所有佛教文化的信息储存起来。此举得到了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的赞誉。

在青岛双星总部，意想不到的是迎面矗立着一尊大弥勒佛像。面对各界非议，双星集团总裁汪海是这样解释的：让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都能为双星所吸纳。双星的员工大多来自于落后地区，文化水平不高，他们到工厂就是打工赚钱，还不太容易接受“质量是企业的生命”之类的教育。

所以汪海就提出“干好产品质量就是最大的行善积德”，一下子把企业领导与员工的心愿统一起来了，双星产品合格率达到９９．９９％以上。他还说，佛教里蕴藏着优秀的思想文化，如它提倡的道德、觉悟、敬业等精神就很适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佛教宣扬的“普渡众生”与我们提倡的“为人民服务”有共通之处。

商人信佛学佛，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为数不少的企业家有着宗教信仰或者对宗教文化感兴趣，他们或虔诚信仰，或以之修身，或用之企业经营，且大多成绩斐然。

在商业经营和佛教理念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一种需求和关联？

信佛的缘由

香港佛教联合会常务董事杨钊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作为上市公司旭日集团的董事长，他在驰骋于商界的同时，大力支持许多佛教活动。对于办企业，他显得轻描淡写，未有多提，却很乐意与记者分享自己皈依佛教的心路历程以及多年来平和与富足的精神收获。

因为年轻时的勤奋努力与经营牛仔裤生意有道，杨钊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已赢得“裤王”美誉。那时才廿多岁，事业有成，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然而，对人生旅途的迷惘感即随之而来。杨钊坦言，若以金钱衡量物质生活，那时所拥有的财富够一家人受用一世。

但是，人来到世上是否只为有三餐一宿的温饱生活？若是继续赚更多的财富，求取更大的名和利，真正能用到自己的身上的又有多少？辛苦工作，劳心劳力又劳神的目的是什么？在他事业开始有成就的时候，他就不断地在思考这些问题，并且试图从身边的亲友中寻求答案，有人建议他尝试从宗教信仰中去追寻答案。

“我用了数年时间去了解各主要宗教的教义精神。”有一次，虔诚佛教徒的叔父给了他两本阐论佛教教义的专著——《佛教真面目》及《佛教要论》，在用心阅读后，他从中领悟到佛家度一切众生，帮助众生去除烦恼的慈悲心。

“继续赚取更多的财富或许对自己并不需要，但还有许多人有需要，我可以更好地利用金钱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年轻的杨钊从佛家教义中悟出助人为善，感受到佛陀发愿普度众生的慈悲心。“既然我有助人的微力，何不以己之力帮助别人？”

随着对佛家思想、佛教精神的认识及体会日深，杨钊将度人向善、助人即助己的理论付诸实践，成为自己的人生信仰，亦成为他丰足的精神财富。他于１９８１年正式皈依佛门，并大力支持香港佛教界的许多慈善活动，例如医院、学校、老人院等。

“众生平等，就不应该有斗争，佛教最重因果，不断争斗之下，只会应了中国先贤总结出的言简意赅的那句老话：冤冤相报何时了。”他从自己的体会出发，不同人斗争，首先不要自己同自己斗争，才能达致内心平和，不会时时对周遭环境不满意：一切从平和出发，自然能创造出和平的生活环境。

杨钊的兄弟杨勋也信仰佛教，杨勋是真维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旭升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国内的一些品牌长期以来只注重经济效益，忽略了社会效益问题，这是需要调整的。”

真维斯有限公司与其他名牌企业不同之处很明显的是不做广告，而是进行社会公益活动、捐助慈善事业等以回馈社会。杨勋认为这些活动收到了许多意外的效果。对于真维斯这个品牌效应产生了很大作用。

当然，这些做法与他的个人信仰是有极大关系的。杨勋１４年前就皈依佛门，成为佛教徒，坚持不吃肉食。他相信因果报应，所以积极从事慈善活动，也对运气这类东西有特别的感触。

杨勋与现代很多企业家对佛的信仰是不同的。由于功利思想在市场经济中的极大发展，很多企业家抱着守财的观念，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面对宗教。他们也拜神求佛，但只是将此作为工具，而没有从内心接受佛法理念。   

佛教理念与企业经营

现代人喜欢把商场比作战场。既是战场，必定硝烟弥漫，你死我活。于是，整天与人勾心斗角，学狡猾、斗心眼、使毒计。倘若长期处在这种高压环境中，必然心情紧张、疲劳、烦躁，哪里还能享受生命内在的自在、喜悦和安祥？如此引申开来，不仅商场如战场，更有情场如战场、考学如战场、晋升如战场……人世间，岂不是处处战火纷飞，永无宁日？

为此，记者专程赶赴苏州西园戒幢律寺，采访了一位大德高僧——济群法师。

济群法师１９８４年毕业于中国佛学院，随后至福建佛学院、闽南佛学院参学任教，为沩仰宗第十代传人。教学之余积极致力佛法弘扬，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港台及欧洲、澳洲等地。此外，出版发表各类著述、论文百余万字，如《真理与谬论》、《菩提心与道次第》、《济群法师谈人生》等。

在西园戒幢律寺一间独居的禅房里，法师一袭僧衣，盘腿打坐，一副对联巧妙地嵌入了法师的名号，“发心求正觉，忘己济群生”。法师身前的小几放着茶道的全部用具，旁边香炉轻烟丝丝缕缕，合十见礼，彼此坐下，法师目光清亮、微笑祥和，斟泡手法娴熟优雅。

以商场如战场的心态来经商，不论客观上是赚钱还是亏本，都绝不能算作赢家。因为他已把人生本应享有的自在、喜悦、安祥输了进去。而这个成本，是我们赚回再多的钱也无法弥补的。就像我们把一生享用不尽的自家宝藏投资出去，却只换得刚够十年、一年使用的衣食，值得吗？所以，我们不要只看自己眼前得到了什么，还要看自己为此失去了什么。切莫在不经意间，做了人生最大的输家。就像明珠弹雀那样，在得到麻雀后，才知道，自己失去的价值，远远甚至于所得的这一点点。

如果经商赚钱不能增加人生的幸福感，那赚到的钱又有什么用呢？钱可以买到衣食，但买不到满足；钱可以买到药品，但买不到健康；钱可以买到娱乐，但买不到快乐；钱可以买到环境，但买不到欣赏、享受环境的心情。在这个世间，凡是钱可以买到的一切，无论多么昂贵，都是有价的，也是无法永远拥有的。我们一无所有地来到世间，几十年后，还是两手空空地离去。在此过程中得到的一切，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哪一样，是我们可以带到来生的？唯有那些无法买到的，才是人生最可珍贵的无价之宝，是任何人无法从我们身上夺走，也无法直接给予的无价之宝。

无论经营什么企业，都可以在利益自己的同时，利益他人，利益社会。事实上，也唯有切合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企业才有不断生长的空间和土壤。这种需求越长久、越稳定，企业的生命力才能越旺盛。作为一个企业，如果真正将这种需求放在首位，本着与众生广结善缘的宗旨，同时在技术质量上严格把关，那么，即使不去有心竞争，也必定能将企业办好，也必定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佛法认为，世间一切都离不开因缘因果的法则。有好的因，必有好的果；有真心的付出，必有丰厚的回报。同样，若以商场如战场的心态去经营。这个因，也必定使我们四面树敌，处处碰壁，陷入争斗不休乃至互相残杀的战场。即使在争斗中暂时领先，也很可能为自己树立了更多的竞争对手，更要时时面临潜在的威胁，不敢有一刻放松。那样的人生，何其辛苦？

那么，佛法又能为企业经营者带来什么样的启迪呢？首先，佛法能帮助我们认识到，什么才是人生真正的幸福。明确这一目标，所做的一切，才会使我们逐步接近这个目标，最终心想事成。如果定位错误，无论怎么努力，幸福都在遥遥的彼岸，可望而不可及。

其次，佛法能帮助我们调整心态，以放松、从容而又健康的精神面貌面对各种机遇，迎接各种挑战。对于多数人来说，往往会因定力不够而被环境变化所左右，遇上小小挫折便乱了方寸。在商场上，如果不具备处变不乱的心理素质，即使创业成功，也很难坚持下去，使企业保持长久的生命力。事实上，在今天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因为缺乏心理素质而一败涂地者，早已不在少数。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才能、技术、资金、机遇一样，也是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这也是各类禅修中心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得以普及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国内的教界、学界也开始举办面向企　业家的禅修班、人文班，使他们通过这种全新的充电方式，全面加强人文素养和心理素质。在充实自己的同时，从容应对外境，在变化的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其三，佛法能帮助我们找到自身定位。一个明确自身定位的人，才能自尊自爱、自强不息。否则，往往会在幻想中蹉跎时光，在潮流中迷失方向。我们能够在人生道路上立定脚跟，就不会因小本经营而自卑失落，也会不因身家亿万而不可一世，更不会因奢侈腐化而导致乐极生悲的结局。虽然各人因福报、机会等种种因缘而有不同的生活境遇，但只要我们找到自身定位，无论做什么，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功，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幸福。

其四，佛法能帮助我们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对内，可使企业内部团结合作，具有活力。对外，可将竞争对手转化为激励自己上进的善知识，而非潜在或公开的敌人。同时，以真诚守信的品格在客户和同行中树立良好信誉，不断赢得信任。倘能做到这几点，那么，无论在内部还是外部，都不可能出现障碍事业发展的阻力，正所谓“得道多助”、“仁者无敌”。当企业经营进入这种良性循环后，不仅事业能够稳步发展，生活也能自在、喜悦、安详，就不会顾此失彼，因为工作而影响生活质量。

巨富之后，幸福在哪里？

商人们为事业操劳，为家庭操劳，为拥有更多的财富操劳，无非是为了过得更幸福。然而，在拥有巨额财富之后，幸福是否如期而至？在表面的风光之下，又有多少人，能够确信自己懂得并已找到幸福？能够确信自己正在探寻幸福的道路上迈进，而不是误入了完全相反的方向？很多时候，世人眼中的成功，对成功者本人，未必就能带去满足。即使有，也未必是长久、稳定的满足。如果满足尚不可得，遑论幸福？

物质和财富是否是人们抵达幸福生活的唯一手段？人们在没有事业、没有财富时，往往会将事业和财富当作幸福的保障。事实上，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我在弘法过程中，遇到过许多事业成功人士，有着百万、千万甚至上亿的财产，可是他们连人生最基本的快乐都不能正常享有。拥有豪华别墅，却不能安然入眠；面对山珍海味，却食欲全无……在旁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奢华生活中，他们又何尝体会到幸福的感觉？

人类怎样才能获得幸福？怎样才能生活得快乐？首先，我们要回归自然，学会享受自然的给予。大自然的一切：新鲜的空气、纯净的蓝天、迷濛的烟雨、柔和的月光、连绵的青山、潺潺的流水……这一切就在我们的周围。大自然的美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愈是自然的东西，就愈接近生命的本质。只要我们把心事放下，随时都可以在自然的怀抱中获得自在；只要我们把欲望放下，随时都可以在自然的馈赠中获得滋养；只要我们拥有平常心，不必付出任何的代价，就可以享受广阔的天地。

其实，物质条件只能用来衡量我们的生活水准，和幸福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当商人们拥有了丰厚的物质条件时，幸福是否就会随着豪宅和名车一同到来？如果幸福和物质条件能成正比的话，那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一定是最幸福的人。可事实远非如此。世界上有很多富有的人，一生为财富所累，他们的生活中并无幸福可言。而另一些人，虽然物质条件很简陋，但一样可以怡然自得地生活，可以在最简陋的条件下找到人生的幸福。

我们又常常将幸福建立在一个未知数上，建立在我们不曾实现的人生目的。幸福在哪里？我们盲目地追逐着。当我们没有成家的时候，会觉得成家是幸福的基础；当我们没有孩子的时候，又会觉得孩子是幸福的源泉；当我们没有地位的时候，会将显赫的社会地位当作幸福的保障；当我们工作繁忙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能够闲一点会很幸福；可有的人过得太清闲了，看到别人生活得很有目标，又会觉得忙忙碌碌才过得充实。

我们所理解的这些幸福，只是相对自身现有的生活状态而言，同样不具有幸福的本质。所以，当它们真正实现的时候，能给我们带来的，也仅仅是由于暂时满足而产生的相似的幸福。但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我们的满足是很短暂的，新的欲望很快会产生。我们总是习惯性地享受眼前所拥有的一切，只有失去之后才会认识到它们的价值。假如有一天什么都有了，好像人生也因此失去了奋斗的目标。

现在的人，物质条件远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都优越，但很多人并没有因此而满足，并没有因此而产生幸福的感觉。相反地，因为心灵空虚而去寻找刺激，因为生活无聊而去吸毒，因为对人生的厌倦而去酗酒闹事，并由此造成了诸多社会问题。

心，才是苦乐根源

当我们了解到这些之后，便会发现，所谓的人生幸福，并不仅仅是外在的东西，更不仅仅是改善物质条件就能抵达。幸福的产生和建立，离不开最基本的物质条件，但更重要的是健康的心态和对幸福的正确认识。物质只能造就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还需要有相应的心情去享受，所以，良好的心情是幸福产生的基础。

我们要追求幸福，还需要找到不幸产生的根源，只有在生活中消除一切与幸福相违背的因素，才能获得幸福。我们常常觉得人类的不幸和烦恼是来自客观环境：物质条件的匮乏，他人对我的伤害……我们总在哀叹世界的不公平，人生的不如意。可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所产生的结果也大相径庭。所以，真正对我们构成伤害的并不是客观的环境，而是我们的心，是我们对客观环境的主观认识。

我们有一颗什么样的心，对境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反映。因为我们有嗔恨心，所以听到别人的辱骂就会烦恼、会愤怒，会感到深深的伤害。而一个修行人，则会将生活中的挫折当做修行的助缘。佛经记载，佛陀在因地为忍辱仙人时，被歌利王割截肢解身体，但不起丝毫嗔心，最终证得佛果。

从个体生命来说，贪欲是烦恼的根本，而从整个人类社会的角度来看，贪欲又是一切人为灾难产生的基础。贪著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在今天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人们为了赚钱可以不择手段，除了对大自然的破坏，也引发自身的贪心、嗔心等种种不善心行，并不断地将之培养壮大。最后，事业虽然成就了，内心却变得不堪入目。

我们的贪著，正是在不断生起贪心的过程逐渐壮大的。并在最终，使我们自己成为贪心的受害者。贪著之心带来的危害，与贪著程度是成正比的。在金融风波中，很多人都会受到伤害，但程度却各不相同：有些人自寻短见了，有些人精神失常了，也有些人失落一阵就痊愈了。贪著越深，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伤害就越大。

因为我们有贪心，即使拥有了很多财富，还在为占有更多而烦恼，永远没有满足之时。反之，少欲知足的人，即使过着最简单的生活，也能在简朴的物质条件中发现人生乐趣。正如孔子所赞叹的颜回那样：“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皆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由此可见，幸福人生的关键在于我们有什么样的心态，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观念来生活。如果没有健康的心态，没有正确的人生观念，想把这几十年过得幸福真是不太容易。

现代人心理问题很多，这些心理问题怎样才能解决？有些人求助于心理医生，但心理医生的治疗只能起到一种疏导和缓解的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不能灭除问题产生的根源，那么，今天这个问题得到了疏导，得到了暂时的解决，明天又会继续制造新的问题，心理问题并不能得到彻底解决。人类心理疾病的根源是什么？是无始以来伴随着我们生命的无明，和由此产生的种种不健康因素：如贪心、嗔恨心、愚痴、我慢等等。所以我们要从佛法入手，通过勤修戒定慧，来熄灭贪嗔痴，从根本上铲除一切心理疾病的根源。

学佛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有许多人，学佛仅仅是为了保平安、保发财、保健康，带着这种目的来学佛的人为数不少。还有的摆上几个水果就开始跟佛谈一大堆的条件，做交易似的。

我们可以看到，生活中有那么一些人，平时也念佛，也诵经，寺院里有活动也愿意参加，似乎也是在学佛，可是他的人生、他的品行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这是没有将学佛和自己的人生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学佛和做人严重脱节。这样的情况，目前来说还是比较普遍的。

也许有的人会问：学佛有什么好处吗？可以给我们变出一台电视机来吗？可以给我们变出一幢房子来吗？物质条件的改善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良好的心态，即便拥有再多，也不可能解决人生的痛苦和烦恼。

而学佛的意义正在于此：佛法可以给我们提供正确的人生观念，依法修行能使我们培养健康的心态。所以说，佛法是心灵的智慧，是究竟解决人生痛苦的方法。

来源：雅虎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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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坤学    时间: 2015年9月21日 00:29
乔布斯未完成的禅修之旅

随着乔布斯(Steve Jobs)的猝然离世，人们把对苹果产品的兴趣转移到了苹果王国的缔造者身上。现在我们都知道乔布斯是一个弃儿，他的身上有一半来自生父的阿拉伯血统，他还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除了身世以外，乔布斯的信仰往往成为人们的谈资，他早年辍学、吸毒，后来去印度完成了精神之旅后又重归硅谷；1991年，他和劳伦·鲍威尔(Laurene Powell)举行了禅宗式的婚礼，他的密友——日本和尚乙川弘文——主持了婚礼；他终其一生都酷爱穿着黑色、禅味十足的三宅一生高领西服……

除了这些轶事外，乔布斯的宗教信仰究竟对于他的苹果事业有何种影响？《连线》杂志特约撰稿人史蒂夫·塞伯曼(Steve Silberman)在最新出版的沃尔特·伊萨克森(Walter Isaacson)撰写的《史蒂夫·乔布斯传》中找到了答案。

坐禅，升级头脑中母板的捷径

在塞伯曼看来，伊萨克森(目前担任CNN主席和CEO、《时代》杂志主编，也被奥巴马钦点担任旗下拥有“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等政府电台的广播理事会主席)不愧为美国新闻界的翘楚，他展现给读者的是，乔布斯对于佛教的兴趣绝不仅仅是闲时烧高香那么简单。作为在70年代寻找心理寄托的万千西方青年中的一个，乔布斯对于禅宗不是浅尝辄止，或者纯粹当作好奇和消遣，他是一个严肃、勤勉的修行者，会花很长时间在加利福尼亚塔萨杰拉温泉冥想。那是美国第一个禅宗寺院，位于加州卡密尔的深山之中。为什么一个原本一门心思都放在钻研新母板的人，会愿意面壁几个星期？只能说坐禅对于乔布斯来说，或许是他升级自己头脑中那块母板的捷径。

启发乔布斯对佛教产生兴趣的因素里，有一本名为《突破修道上的唯物论》(Cutting Through Spiritual Materialism)的书，作者是秋阳创巴仁波切(Chgyam Trungpa Rinpoche)。秋阳创巴仁波切自幼研习藏传佛教，少年时代就担任伏藏师；前往西方传教后，还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弟子包括摇滚巨星大卫·鲍伊(David Bowie)等。在经历了一场近乎致命的车祸——因为开车时看广告牌分心，而撞进了一家玩具店——继而放弃原本的教学方法后，他希望能摆脱纯粹的西藏喇嘛身份，把佛教传递给更多的人。

他放弃了原本的出家人打扮，重新留起头发，28岁时和一个比他年轻13岁的英国富家千金私奔，两人移民美国传教。时值嬉皮士文化运动甚嚣尘上，无数美国青年——包括乔布斯在内——正在“寻找真正的心灵归宿”。秋阳创巴仁波切用生动浅显的语言传递原本十分深奥的密宗，很快就成为许多美国反文化明星的导师，诗人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先锋电影导演斯坦·布拉哈格(Stan Brakhage)、作家肯·威尔伯(Ken Wilber)和歌手琼妮·米歇尔(Joni Mitchell)都是他的弟子。然而，酗酒和风流成性也常令他为人诟病。

塞伯曼认为，乔布斯之所以为秋阳创巴仁波切着迷，除了后者在文字上的直接和手术刀般剖析那些阻碍我们看到事物本质的谎言之外。还有他对那些反抗主流和权威的艺术家、诗人和音乐家的深深尊敬，并视他们为与现代人普遍经受的种种焦虑和精神疾病战斗的伙伴。读读他关于“达摩”的这段论述，可以将其看作是乔布斯关于苹果决不妥协的愿景的一个蓝图：

“我们作为艺术家应有的态度和完整性非常重要。我们需鼓励和滋长这样的信念：绝不向这个疯狂的世界让步。一寸寸，一步步，我们要努力以艺术唤醒全世界的人，而不是去讨好每一个人，抑或安于现状。对于你们的顾客或者受众而言，拔掉他们系统中的那根刺或许很痛。同样，艺术家的眼光也会让他们因感到压力而痛苦。然而，那是必须的，否则这个世界就会走下坡路，艺术家也会走下坡路。”

从“空性”中诞生的苹果产品

影响乔布斯的信仰的另一本重要著作是铃木俊隆(Shunryu Suzuki)禅师的《禅者的初心》(Zen Mind， Beginner’s Mind)。铃木俊隆是旧金山禅宗中心的奠基人，这本书由他的学生特鲁迪·狄克逊(Trudy Dixon)根据他平时的话语收集而成，是很受欢迎的禅宗修炼入门书。与当时流行的禅宗教学不同，铃木俊隆不强调所谓的开悟，而是强调在缓慢、持续的心灵修行过程中不应该有得失心，不要希望下一刻便能坐在蒲团上获得改变你人生的顿悟。他甚至公开表示，自己都还没有开悟，对于一位知名的禅宗师傅来说，这是很大胆的表述。他强调，坐禅并不是为了成佛，“人本身便是完美的，只是还可以再有小小进步而已”。乔布斯为最初的Mac团队写下的著名的座右铭“旅途本身就是回报”，很可能灵感就来自于《禅者的初心》。在铃木禅师看来，道路本身就是目标。

《禅者的初心》中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句话是：“在初学者的脑海中，存在许多可能性；而在一个熟手的脑海中，只有寥寥。”铃木并不希望入门后的学生每天都坐在蒲团上打坐，这打破了以往禅宗修习的做法。他希望弟子们能始终以第一次接触禅宗的爱好者那种敞开的好奇心来看待它。苹果产品也具有这种鼓励、激发初学者之初心的品质。

在《乔布斯传》里，还揭示了佛教徒所说的“正念”对于苹果的成功扮演了何等关键的角色。正念(Mindfulness)是佛教术语，五根之一，也是通往成佛的八正道之一，动词意为“记得”，引伸的名词形态为“记忆”，也有专注、觉察的意思。南传佛教上座部重要论著《清净道论》认为，正念是一种心理过程，通过不忘失的忆念，以保持思虑的稳定。因为念的稳定，使得修行者可以执持(upaganha)善的念头与行为，放弃恶的行为，形成一种精进、不放逸的力量。15世纪诗人一休宗纯被问到什么是禅时，回答说：“专注。”在被要求做进一步解释时，一休回答：“专注就是专注的意思。”

在禅修中，专注不仅意味着要注意自己坐禅时的气息，更意味着日常生活中每时每刻的一举一动中都要注意保持正念。不管是赶公交车还是做饭的时候，跟家人说话还是吃药的时候，甚至是谈情说爱时候。正是受益于正念，乔布斯才能将产品设计得如此出色，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是他在鼓励自己的顾客产生“正念”：暂时忘记手里的工具，任由想象力和创造力占据所有思绪。乔布斯觉得电脑其实只是“心灵的自行车”(bicycles for the mind)，伊萨克森写到，1981年时乔布斯曾尝试将Mac重新命名为“the Bicycle”，不过这一次，手下没有听取他的意见。

在乔布斯看来，重要的是达到你要去的目的地，工具本身变得不再重要，反之，Windows的机器却时时刻刻以各种各样的对话框和繁琐使用细节提醒你它们的存在。苹果的产品就应该让用户“直觉般”地早就知道该如何使用，具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品质，就像它们早就存在于天地之间，只不过是他乔布斯重新发掘出来，然后介绍给大家一样。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最出色的苹果产品就像是忽然之间由“空性”中而来的一样(空性，佛教术语，指世间万物都是由因缘和合而成，随着因缘的变化而生灭，因此任何事物都没有所谓的“绝对本质”)。在苹果产品身上看不到固有的“电脑”、“MP3”、“手机”、“平板电脑”等框框。一切来自于虚空之中，一切都是新的化身。

死亡与未完成的禅修之旅

《乔布斯传》中，唯一让塞伯曼觉得遗憾的一点，是伊萨克森对于乔布斯长达20年里亦师亦友的乙川弘文的描写太过小丑化了，感觉就是个说着无人能理解的“俳句”的无聊的人。在两人交往的过程中，乙川弘文常常鼓励年轻的乔布斯，传记中写到，前者曾对后者说：“经商的同时，也完全可以保持与自己精神层面的联系。”

不妨想象一下，倘若当初他给乔布斯的建议与之相反，对于数码世界会有怎样的恐怖影响。令塞伯曼难以理解的是，为何伊萨克森会在书中加入一段某位苹果软件工程师的话：“他觉得在婚礼上，乙川弘文喝醉了”，虽然又立刻又补上一句“其实他没有醉”——那位工程师说的话显然没必要写进书里。在那之后，伊萨克森对乙川弘文就不再感兴趣，甚至没有把他后来最重要的事情写进去，那对于乔布斯肯定有很深刻的影响。

2002年，乙川弘文在瑞士一个很浅但冰冷的湖里淹死了，是为了救他5岁的女儿，结果也没救起来。可以想象，长期的精神伙伴的去世对于乔布斯的打击，隔年他自己也被诊断出癌症。在塞伯曼看来，乔布斯从乙川那里学到的重要的一课就是“接受死亡”，死亡是人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以在他得知自己身患绝症后，才能十分淡定。他没有听取医生的意见切除肿瘤，而是采用自以为是的食疗方法，放任病情恶化。

对于乔布斯身上不够符合佛教教义的地方，伊萨克森也一一坦诚记录。佛教讲究的是对待世人哪怕是自己的敌人都要有基本的尊重和博爱，然而乔布斯身上的我执(佛教中指对一切有形和无形事物的执着，指人类太专注于自我而忽略他人的缺点；消除我执是佛教徒的一个修炼目标，认为没有我执就可以将潜在的智慧显现出来，成为有大智慧的人，即“佛”)令人难以忽视。众人回忆中的乔布斯，除了天才的创意外，还有暴君的一面：

他习惯出口伤人，对那些无法理解他完美追求的人，也不会有好脾气；为了激发下属超越自我极限，他不惜极尽羞辱之能事。塞伯曼认为，倘若乔布斯是一个更有修为的佛教徒，他或许会对麦金塔真正的父亲史蒂夫·沃兹尼克(Steve Wozniak)更公平些；应该能试着找到更平和也更尊重地激励他人的办法；肯定也能在制造完美产品的同时不必让第三世界的环境和工人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伊萨克森的传记中，我们看到，哪怕是在接近自己人生的尾声时，乔布斯在Mobile Me项目启动之初遭遇灾难性打击时，告诉手下人的话依旧是：“你们辜负了彼此之前的期望，为此你们应该互相仇恨才对”。可见，对于生命已经抵达终点的乔布斯而言，修习的道路其实远未到达终点。

来源：CCTIME飞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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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坤学    时间: 2015年9月21日 00:56
国人为何对传统文化失去自信？

中国环境报：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为什么现在失去了文化的自信？

楼宇烈：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以文化来立国的国家，是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国家，因此它才能包容我们56个民族。但是，为什么说现今失去了文化自信呢？

我想大概主要是在19世纪末开始，我们接触到西方文化以后，开始对中国的文化进行反思。当时有一种思潮，觉得中国没有宗教、没有哲学、没有科学、没有艺术，在这样一个认识下，怎么可能对自己的文化有信心呢？甚至我们还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清算，尤其是传统文化中的主体部分——儒家思想进行了清算，把儒家的主体文化礼教说成是吃人的礼教。

到了上世纪30年代，有学者提出来全盘西化的口号，认为传统文化都不如西方。当然，他提出这个口号的时候，也有很多学者是不赞同的。有10位教授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宣言，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主张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立场的力量依然微薄。

中国环境报：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认知产生了误区？

楼宇烈：这来自于一个问题，我们怎样认识文化？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文化看做是一个历史进展的过程，注重文化的历史性，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的文化是递进的。这样一来，后一个时期产生的文化，一定比前一个时期的文化先进。因此，总觉得西方工业文明产生的文化一定比农业文明的文化进步。而中国的文化，恰恰是农业文明时期为主产生的文化。到了近代，世界迈入工业文明时代，农业文明的落后性就凸现出来了。我们要赶上世界的潮流，要与世界同步，势必要批判传统的农业文明。

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那时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河殇》，讲中国文化是黄土地的文化，简称黄色文化，它的特点是保守、缺乏创造性、缺乏更新机制。相对应的是西方的文化、海洋文化，海洋是蓝色的，简称为蓝色文化，它的特点是开放、创新、不断地进步。电视剧的结论让我们抛弃黄色文化，拥抱蓝色文化，我想经过那个时期的人应该印象很深。可是，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我们还是应该主张自己的文化传统，在这个基础之上走向未来。

所以，文化不仅是时代性的，更是超越时代的，并不是说农耕文化只适于农业社会，应该看到文化的传承性。再一个，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类型和特色，而这种差异性，恰恰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如果文化都一样，那就无法彼此相互推动发展了。

中国环境报：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在哪里？

楼宇烈：上世纪80年代，世界性的文化就出现一个问题，即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地方文化的特色在消亡，尤其是那些口述的非物质文化。于是有人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口号：“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觉得这个口号非常重要。简单来说，中国的文化更注重于人的向内自觉性，而西方文化更注重向外部追求，他靠一个外部的力量来规范，这就很需要相互来补充。

举一个例子，在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一位军事专家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访问，会见了大使馆的武官。美国的军事专家问，你们学孙子兵法吗？回答说学过。美国人问，你们觉得孙子兵法怎么样？中国武官说，孙子兵法已经过了时，那是几千年前的东西，我们现在要学的是你们国家军事专家的理论。

美国军事专家说，你们错了。孙子兵法与西方军事学理论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孙子兵法所体现出来的现实主义中庸之道更有意义，比如“不战而胜”。

我前面提到我们国人对文化认知的误区，那么现在的人是不是有这样的自觉了呢？我觉得还没有。很大原因是在于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由于缺乏自信，又缺乏对它的尊重；由于缺乏尊重，又对它没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而这种没有认同感就让他对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这样一种意识也就越来越淡薄。因而，我们要树立起一种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这是不容易做的。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让我们的民众很好地了解文化传统，了解传统文化中的财富，而且能够对它有所鉴别。有了了解，才会真正地认同。有了认同，才会去尊重它，然后才会有一个自信。

中国环境报：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主体精神是什么？

楼宇烈：是人文。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其中还包含着更深层的意义，人只是天地万物中的一部分，部分不能离开整体，人应该不断向天地万物学习，顺从自然的发展，而不是让天地万物来顺从人的意愿。

西周打败了殷纣王以后，总结夏商为什么会灭亡，认为君主有道义的上天就保佑，君主荒淫暴虐，谁也不会保佑。大禹治水，为百姓带来福祉，舜顺从民意，把帝位传给他，后来建立了夏朝。夏的最后一位君主桀，是一位十分暴虐的人，商部落的领袖成汤带领百姓推翻了他，建立起了商王朝。商的最后一位君主纣，又是一位荒淫暴虐的人，周部落的文王、武王带领百姓起来推翻纣王的统治。纣王是一个十分信天命的人，《史记》里记载，武王的部队已经打到殷纣王的城墙下了，他居然还说：“我生不有命在天，周人其奈何我。”我不怕，我的命是祖先老天爷给的，周人能把我怎么样？结果武王的部队攻进来，纣王被流放，后来自杀了。西周就总结出来“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历史经验教训。

作为每个人来说一样，只有修好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用“以史为鉴”总结出来的。中国人还有一个说法是：以天为则，处处要效仿天，道家的思想最突出，“道法自然”。

儒家也有同样思想，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儒家说天人合一，就是人道和天道合一，人道要以天道为准则。圣人要向天学习，自然无为。不是控制改造自然，而是顺其自然。人要顺应、尊重自然，向自然学习。一方面强调人的主动性，一方面又不让人凌驾于天地万物之上。究竟是让人去适应天地，还是让天地适应人？无论是西方科学、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强调人不仅要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这是我们的口号。但是再这样改造下去，人自己就要被改造掉了。人应该怎么样去顺应，我想是要按照规律办事，推动自然的发展。

中国环境报：儒家文化和环境文化有没有联系？

楼宇烈：当然有。儒家认为，天是包括四时运行、万物生长在内的自然界，自然界是有生命的自然界，它是一个生命整体。儒家倡导“畏天命”，要求人们敬畏自然，对自然界不能随心所欲，对自身的行为要保持警觉。春天是万物发芽的时节，夏天万物生长，即春生夏长。而现时代的人偏要违背自然规律，不顾季节秩序恣意砍伐，随意捕捞，是对自然的破坏。

环境文化是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对自然的认识、对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认知状况和水平的群体性反映样态，是一个新文化，也是一种大文化。有人定义环境文化是一种新观念，涉及很多方面。但我以为，本质依然是以人为本，为了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和谐，以人的生存和生命质量为核心的文化。

儒家文化和环境文化的联系是内在核心的联系。儒家说，仁者要热爱大自然，亲近大自然，把融入大自然视为最大的快乐、人生追求的最高志趣。儒家倡导“知天命”，要求人们去认识、掌握自然的规律，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只有认识了天人关系，才能倾听自然界的呼声，从而达到“不逾矩”的境界。这难道和环境文化的本质不是一脉贯通的吗？

中国环境报：今天我们重提复兴儒家文化，对环境保护工作的促进意义在哪里？

楼宇烈：促进的意义在于教育和倡导，对现代人观念的转变。农业文明时期，人类的生态观是“天定胜人观”，人们以勤勉的态度对待自然，但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到了工业文明时期，人类的生态观是“人定胜天观”，认为自然是能征服的。表现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缺乏敬畏，要与天斗、与地斗。长此以往，“人是自然的主宰”的思想占据了我们的头脑。

现在，是时候反思时代的局限性了。今天重提儒家文化，既要区别天定胜人的观念，也要扭转人定胜天的误区。其实，中国哲学家早在多年前，就提出了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大约2300年前，孟子就说过，人类活动会对周围自然界造成影响。孟子日：“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

重提儒学，是在整个社会的精神层面再建一种基于儒家价值观的人文主义：孟子在提醒我们，文化是有继承性的，老祖宗的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既有精神层面的，也有环境层面的。

重提儒学，将会促使人们行动起来。最重要的是，这会催生看待自然界的方法论，有可能对治理雾霾、受污染的江河以及人们的拥有欲、创造欲和自身状态产生长期的积极影响。

后记：

采访到楼宇烈教授颇费一番功夫。这位曾经师从冯友兰的老先生尽管年事已高，依然是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平日里还要给学生讲课，还有各种演讲，马不停蹄地传播国学思想，非常忙碌。

除了在北大授课外，老先生还擅长以演讲的方式表达学术思想，他说：“我给自己提了个要求，在公众场合的演讲既要让没有任何知识准备的人能听得懂，又要让专业人士觉得有新意。”

和其他国学大师一样，楼宇烈教授著作等身，著有《中国的品格》、《佛教与中国文化》、《十三堂国学课》等经典著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者、实践者。

和楼宇烈先生对话，记者有一种“闲看庭前花开花落”的感觉，先生回答问题有条不紊，反应敏捷，分析和应答波澜不惊，从容淡定，也许这就是研究哲学、宗教、佛学的学者修为。

老先生除了日常授课外，还偏好昆曲、古琴、茶艺，这种外人看来风雅和小资的事情，却是先生眼中理解传统文化的途径。“以道统艺，由艺臻道”，这也是他的人文理想：借由艺术上通下达，实现对日常琐事的超越，并最终实现自我精神的提升。

采访中最难忘的是他穿着的衣服，一件白色的中式对襟上衣。谈及，先生用手掂起衣角，“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符号，我们不能丢掉这个载体。在一些场合，穿上它，能够唤醒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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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坤学    时间: 2015年9月21日 01:01
南怀瑾: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大度看世界。技在手，能在身，思在脑，从容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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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坤学    时间: 2015年9月21日 01:13
钱穆 凤鸣高冈

按：本文系《南方人物周刊》第446期封面文章，出版日期为2015年9月14日。

钱穆 凤鸣高冈

《诗经》：“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
在“求新求变”的时代洪流中，
这位一代儒宗发出了横而不流者的最强音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邹金灿 发自苏州

编辑 郑廷鑫

1938年，云南蒙自，西南联大文学院在此地落脚。日本并吞中国的野心，令战争席卷中华大地。敌我力量悬殊这一现实，使一群当时处于中国最顶层的知识人，感觉到中国可能有亡国之虞。

　　距此大约三百年前，满人入关，明代学人目击世变，开始思考如何存续中国固有的文化，于是后人记住了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物。日军侵华，令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之人，在困窘与恐惧中思考中国该何去何从。

　　钱穆就是其中一员。与他有同样心情的，还有陈梦家。

　　钱、陈二人结缘于燕京大学。抗战爆发前，钱穆到燕京大学兼课，陈梦家恰好在燕大读书，来选钱穆课，喜欢上了上古先秦史。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学人纷纷南下避难，陈梦家来到清华大学教书，成了钱穆在西南联大的同事。

　　陈梦家最初以新文学知名，是新月派诗人，引领一时风潮，后来专注于古文字学、古史学的研究。他与夫人赵萝蕤的故事，在当时被传为佳话。赵萝蕤是燕京大学校花，追求者众多，而她独独欣赏长衫落拓的美男子陈梦家，两人终结连理。夫妇二人好交游，在西南联大时是教授们喜欢结交的人物，而他们又特别喜欢与钱穆过从。

　　一本石破天惊的书，就缘起于陈梦家与钱穆的闲聊。

　　

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

　　一日，在钱穆住处旁边的草坪上，陈梦家对钱穆说：“先生写一本中国通史教科书吧。”对于这个建议，钱穆拒绝了，他认为，材料太多，而自己所知有限，日后大可仿照赵翼《廿二史札记》的体裁，就自己所知道的撰写长篇来论述，至于那些所知不详的则不涉及。

　　陈梦家反对，理由是钱穆这个想法只是为一己学术地位而计，只是令有志治史之人受益，然而，“先生未为全国大学青年计，亦未为时代急迫需要计。先成一教科书，国内受益者其数岂可衡量！”

　　钱穆认为陈梦家言之有理，但表态说此事还得再想想。

　　又一日，两人依然在这片草地上聊天，陈梦家向钱穆确认此前的建议。钱穆采取“拖”字诀，认为此事体大，希望日后平安返回故都，等生活安定了再考虑撰写通史之事。

　　陈梦家不同意，说：“不然，如平安返故都，先生兴趣广，门路多，不知又有几许题材涌上来，那肯尽抛却来写一教科书？不如今日生活不安，书籍不富，先生只就平日课堂所讲，随笔书之，岂不驾轻就熟，而读者亦易受益。”

　　钱穆终于被这位27岁同事的严肃建议打动，当即答允撰写一本中国通史。陈梦家很高兴，但担心钱穆变卦，再次强调说：“先为全国青年祝贺，请先生不要改变今天的承诺！”

　　以上两番谈话，催生了《国史大纲》。这可能是钱穆最广为人知的著作。在此书出版之前，钱穆将书中引论发表在昆明的《中央日报》上。文章里，他痛心疾首地表示，“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驳斥了当时流行的“中国古代专制黑暗”、“古代中国民无权、国无法”等说法，主张“中国自秦以来，立国规模，广土众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

　　文章一经刊布，立刻震动学界。

　　历史学家、云南大学教授李埏（1914-2008年，云南路南县人）是钱穆在西南联大时的学生，他回忆说，“大西门外有一个报纸零售摊，未终朝，报纸便被联大史学系师生抢购一空。一些同学未能买到，只好借来照抄。下午，同学们开始三三两两地聚集小茶馆里或宿舍中，讨论起来。此后数日，大家都在谈论这篇文章。据闻，教授们也议论开了，有的赞许，有的反对，有的赞成某一部分而反对别的部分……联大自播迁南来，学术讨论之热烈以此为最。”

　　陈寅恪很欣赏这篇文章，对前来昆明的史学家张其昀说，“最近这里的报纸上有一篇大文章，你一定要读。”张其昀问文章题目。陈寅恪答：“钱穆的《国史大纲•引论》。”

　　《国史大纲》并非猝然成书。抗战爆发前，钱穆就已经在北大讲授中国通史课。这门课起初由几名教授各承担一部分，后来变成钱穆一人独力讲授。史学家吴相湘（1912-2007年，湖南常德人）在北大读书时上过钱穆的通史课，他回忆，钱穆上这门课时热情饱满，即使是在严寒的冬天，也经常擦拭额头上的汗。

　　在西南联大，钱穆隐居在云南宜良的岩泉寺，根据多年的讲义撰写《国史大纲》。与此同时，他每周还要坐5个半小时的火车，从宜良去昆明，下车后再坐一个小时的人力车赶到西南联大为学生上中国通史课。尽管如此奔波，他从不缺课，极少迟到。有次因为火车晚点一个小时，迟到了20分钟，二百多名学生原地安静等他到来——当时学校的常见情况是，如果铃声响后几分钟内老师还不来，学生就会离开课室。有学生问钱穆为何不提前一天来昆明，这样就不用赶得那么辛苦。钱穆说，写作所需的书籍资料都在宜良，如果早一日来昆明，就少了一日的写作。

　　钱穆的弟子严耕望（1916-1996年，安徽桐城人，史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说，“近六十年来，中国史坛甚为兴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笔劲悍，几无可伦比。”钱穆的文笔，看《国史大纲》的前言就能感受一二：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节选）

　　著名的“温情与敬意”论，就出自这里。《国史大纲》出版后，钱穆在重庆等地进行了多场演讲，阐扬传统文化，激励军民抗战士气，声誉日高。严耕望感叹，“国家多难，书生报国，此为典范，更非一般史家所能并论。”

　　公元1232年，蒙古军围攻金国都城，42岁的金国孤臣元好问，亲历这一巨变，写下千古绝唱《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其中有两句诗是，“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意思是说，秋风不用吹拂我的华发，在这个艰难的时势里，正需要我这个人。国家蒙难，元好问决意修史，保存国家命脉。后来的《金史》，不少内容就根据他纂集的材料撰成。

　　巧的是，卢沟桥事变爆发这一年，钱穆也与元好问写“沧海横流要此身”时一样，都是42周岁。与元好问不同的是，钱穆除了著述之外，还反复告诉当时的国人：中国必不亡，抗日战争必定取得胜利。

世道人心

　　在《国史大纲•引论》里，钱穆梳理了近世史学界的三种流派：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革新派（亦可谓“宣传派”）、科学派（亦可谓“考订派”）。他这样说“考订派”：

　　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狭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

　　文中没有点名，然而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说的是胡适、傅斯年等新文化运动领袖主导的新考据派。这是当时史学界的主流学派，有着重视考据、主张专题研究、骛趋新材料等特点，同时鼓吹西化中国。

　　钱穆对这股学风的不满，在抗战爆发前就已表露出来。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中，他就写道：“今日者，清社虽屋，厉阶未去，言政则一以西国为准绳，不问其与我国情政俗相洽否也。扞格而难通，则激而主‘全盘西化’，以尽变故常为快。至于风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士习之日污日下，则以为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怀。言学则仍守故纸丛碎为博实。苟有唱风教、崇师化、辨心术、核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持论稍稍近宋明，则侧目却步，指为非类……斯编初讲，正值‘九一八事件’骤起，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

　　在《论语新解》里，钱穆解读孔子所说的“小人儒”：“推孔子之所谓‘小人儒’者，不出两义：一则溺情典籍，而心忘世道；一则专务章句训诂，而忽于义理。”

　　都在强调著述要有益于世道人心。事实上，钱穆在治学上主张考据与义理并重，并不反对考据，他反对的是不以义理为归宿的考据，“考据之终极，仍当以义理为归宿，始知其所当考据之真意义，与真价值。”（1955年《新亚学报》创刊辞）

　　时贤对《国史大纲》有赞誉，自然也有不认同。该书付印后，史学家张其昀在重庆见到傅斯年，问傅对这本书的意见。傅斯年答：“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并表示：钱穆屡屡言及西方欧美，但他的这些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张其昀问：“你既然不读钱穆一个字，又如何知道得如此详细？”傅斯年不答。

　　此外，钱穆在书中表现出来的保守主义立场，也引起左倾学者的不满。闻一多公开在报纸上骂他“冥顽不灵”，联大左倾教授一时视钱穆为公敌。钱穆不以为意，在闻一多遇刺身亡后，还特意到其遇难之处凭吊。

　　学生也有反对。学者何兆武早年是西南联大学生，曾上过钱穆的课，他在《上学记》中回忆说，“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里面很多见解我不同意，不但现在不同意，当时就不同意。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总觉得那些东西非常之好，有点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对它不怎么美好的另一面绝口不谈。”

　　这也是蒋梦麟的看法。蒋梦麟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1930-1945年在任），内战后离开大陆。1960年代，钱穆赴美国讲学，故人重逢。蒋梦麟说：“我已经读你的《国史大纲》到第5遍了，似乎你的书说古代的优点太多，说缺点很少。”钱穆反问：“书中所写的优处，有没有不妥当的地方？”蒋梦麟答：“没有。”钱穆说：“既然没有，那就无妨。如今国人喜欢批评中国旧传统，却绝口不提优点，我的书可以矫正这个偏颇。你觉得如何？”蒋梦麟点头称是。

　　这个回应，可说是钱穆关于《国史大纲》的夫子自道，也是他书生报国的用心所在。抗战期间，甚少评论时政的他一改前辙，在报刊撰文论政。在1941年10月《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期上，他发表题为《中国传统政治与儒家思想》的文章说：“我国自辛亥革命前后，一辈浅薄躁进者流，误解革命真义，妄谓中国传统政治全无是处，盛夸西国政法，谓中西政治之不同，乃一种文野明暗之分，不啻如霄壤之悬绝。彼辈既对传统政治一意蔑弃，势必枝蔓牵引及于国家民族传统文化之全部。于是有‘打倒孔家店’、‘废止汉字’、‘全盘西化’诸口号，相随俱起。”矛头指向了新文化运动。

　　抗战期间，人在美国的胡适，在1943年10月12日的日记里说：“这几天读张其昀君借给我看的《思想与时代》月刊。此中很少好文字。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极权的态度亦颇明显。”

　　在一个求新的时代里，钱穆以峻绝之姿，为“旧中国”说话、批评主流学派，学界为之一震。而在此之前，他曾经被人视为主流学派的一员。

从中学教师到北大教授

　　起码张君劢（1887-1969年，学者、政治家）是这样认为的。

　　钱穆与张君劢相识于抗战前，张君劢第一次见面就劝他：“你何必追随胡适做考据，不如我们一起做政治活动，这样对时局会有大的贡献。”钱穆敬谢不敏：“我不是专门从事考据工作的，也不擅长做政治活动，恕难追随。”

　　张君劢的误解，可能代表了当时的人对钱穆的粗略印象，因为钱穆以考据成名。

　　1929年，顾颉刚回到家乡苏州，拜访了时为苏州中学国文教师的钱穆，借去了钱穆正在撰写的《先秦诸子系年》手稿。回家读了之后，顾颉刚认为，钱穆已经不适合再在中学教书了，便推荐他到中山大学任教。

　　命运转折点来了。钱穆把消息告诉了苏州中学的校长汪懋祖。汪懋祖说：“你到大学教书是迟早的事，而我还有一年就要离开苏州中学，你能否与我共进退，再在这里留教一年？”

　　钱穆闻言，决定先不离职，推辞了顾颉刚的推荐。但他和顾颉刚的缘分只是刚刚开始。1930年，顾颉刚主持编辑《燕京学报》，向钱穆约稿。钱穆寄去了《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

　　这篇文章以细密的考证，驳斥了康有为关于汉代学者刘歆伪造《毛诗》、《周礼》、《左传》等古文经的说法，解决了今古文经长期以来的纷争。当时的北平高校，都遵从康有为的学说，钱穆此文刊出后，各高校的经学课为之停开。

　　值得一说的是，顾颉刚相信康有为的说法，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无疑是向顾颉刚发难。然而顾颉刚非但将之刊发，还推荐钱穆到燕京大学做国文教师。这种胸怀，令晚年的钱穆回想起来，仍感佩不已。

　　1930，钱穆到燕京大学任国文讲师，刚进学校，他就展现出了强烈的“中国意识”。有一次，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同事，钱穆以初来乍到的身份，向校长进言：我一向听说，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里中国化程度最高的，现在看来是徒有其名，因为我一进校门就看到M楼、S楼，所谓的中国化在哪里呢，建议改用中国名字。

　　满座为之默然。后来，燕京大学专门召开校务会议讨论这件事，最后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把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其他建筑以此类推。至于校园里那个景色秀丽的湖应该用哪个名字，大家争论不休，最后定为“未名湖”——1949年后，燕京大学被撤销，北京大学迁到燕大，自那以后，未名湖成为北大的代称。

　　不久后，顾颉刚向当时的学界权威胡适写信，推荐钱穆到北大任教：

　　闻孟真（傅斯年）有意请钱宾四先生入北大，想出先生吹嘘。我也问过宾四，他也愿意。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我能教之功课他也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以我有流弊而他无流弊也。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

　　由于《刘向歆父子年谱》声震士林，再加上顾颉刚的推荐，1931年钱穆得以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正式任教，进入了当时的中国学术中心。以中学肄业生的学历、中学教师的身份，进入中国最有名气的学府并成为名教授，与其说钱穆创造了传奇，不如说是他自身实力的自然展现。

　　1912年，17周岁的钱穆执教小学，开启了一生的教学生涯。这位个头不高、双目炯炯有神的无锡人，少年时期就在读书上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这股力量首先表现在自我控制上。有一天他在读《后汉书》时突然想起，自己在立身行事上一向都依照《曾国藩家书》来做，然而曾国藩教人读书，务必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自己却是随意翻阅。经过这番反省，钱穆此后每看一本书，都要求自己必须通体阅读完毕，一本看完才看另一本，终生恪守。

　　在中学读书时，他染上了吸烟的习惯。做了小学老师后，碰到课本有篇关于戒烟的文章，他跟学生说：“老师已经吸烟上瘾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你们年纪还小，一定要戒烟。”下课后，他突然觉得这一堂课上得极其无聊，自己作为老师都不能做到的事，如何要求学生做到？于是断然戒烟，这一戒就是三十多年，直到离开大陆前夕才复吸。

　　在外部环境方面，钱穆可谓得天独厚。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时，老师中就有后来的史学大家吕思勉。吕思勉很欣赏这位学生。一次考试，钱穆非常喜欢关于长白山地势军情的题目，答起来忘乎所以，不觉考试时间已到，而他只做了这一条题。试卷一共有4道题，每题25分。交卷后，几名同学偷看吕思勉改卷。按常规操作，老师改卷只需要给分，不需要加批语。然而改到钱穆的答卷时，吕思勉用铅笔不断地在试卷上写批语，写了一纸又一纸，最后嫌削笔麻烦，干脆把铅笔劈开两半，让铅条可以随手抽出，以便快速书写。成绩发布后，只答了一道题的钱穆得了75分。

　　文史大家、钱锺书之父钱基博，也是从小学教员一直做到大学教授。他年长钱穆8岁，很赏识这位同宗，钱穆到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教，就是钱基博介绍的。钱穆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8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钱基博）。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严耕望感慨，“清末民初之际，江南苏常地区小学教师多能新旧兼学，造诣深厚，今日大学教授，当多愧不如。”师友相得，令钱穆的学问不断精进，很快就在江南小有名气。

　　他守旧吗？

　　余幼孤失学，本不知所以治史。增知识，开见解，首赖报章杂志。适当新文化运动骤起，如言自秦以下为帝皇专制政治、为封建社会等，余每循此求之往籍，而颇见其不然。故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钱穆《国史新论》再版自序

　　这是钱穆83岁时在台湾写下的文字。如果只看他晚年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容易觉得这是一个守旧不前的人。事实上，在江南的成长阶段，钱穆就非常关注国内最新的学术动态与思想潮流，自言逐月阅读《新青年》。晚年回顾这段历程，他庆幸自己通过关注最新潮流，却更加下定决心重温旧书，不被时代卷走。

　　他有激越的一面。在常州府中学堂肄业原因是参加学潮，当时他作为学生代表，反对学校的修身课，要求开设希腊文课，因反对无效而退学。对于革命，他是赞成的，1910年就私自剪去了长辫。他曾告诉学生钱树棠（1918-2014年，学者，抗战时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师从钱穆），辛亥期间，他一度计划在棉衣里塞入银元，制成类似于盔甲的战衣，去参加革命军攻打南京的战役。

　　钱穆在新亚书院的学生唐端正回忆，钱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打太极拳，呼吸深长，全套每次可打30分钟，有一天在新亚上课，突然来了两个青年流氓，在门口探头探脑，还旁若无人地在课室内左右穿插。钱穆警告无效，怒了，“把长袍的两只阔袖拉起，露出两只结实的手臂，一个箭步就抢到那两个阿飞的面前，摆出个揽雀尾的姿势，把他们吓得一溜烟跑了。”

　　从钱穆身上充盈的生命力来看，他如从军，将会是个勇猛的士兵。

　　《国学概论》是钱穆在赴北平任教之前所成的书，谈到风头最盛的新文化运动时，征引胡适、陈独秀、鲁迅诸人的材料繁多，可见他对这场运动的关注程度。书中评价这场运动时，利弊并举，语气平和。对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他说：“其书足以指示学者以一种明确新鲜之方法，则其功亦非细矣。”

　　两人相识于钱穆赴北平之前。胡适有次去苏州中学做演讲，因钱穆已在当地颇有名气，东吴大学的教师陈天一叮嘱胡适：到苏州不要忘了见一见钱穆。那时钱穆正在写《先秦诸子系年》，有两本很生僻的讨论《史记•六国年表》的书，他怎么都找不到，于是当面向胡适询问。不料胡适也答不上来。事后钱穆反省自己“书生不习世故”，初次见面就问生僻的书，无疑是在刁难对方，但因为这个问题积压在心中已久，突然见到一位“天下名人”，是以不禁冲口而出。

　　这件事没有妨碍胡适对钱穆的肯定。读了《刘向歆父子年谱》后，胡适在日记里说：“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他不信《新学伪经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驳之。”1931年钱穆进入北大历史系任教时，主持该系工作的正是胡适，其时是文学院院长。而胡适的高足傅斯年也认可这位学术新星。在北平，钱穆一度是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的常客，有外国学者来史语所，傅斯年就安排钱穆坐在客人身旁，并向客人介绍说：这是《刘向歆父子年谱》的作者钱穆。

　　《先秦诸子系年》成稿后，陈寅恪誉称“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更对杨树达说，“钱宾四《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在此书出版之前，钱穆写信给胡适，请他作序：“幸先生终赐卒读，并世治诸子，精考核，非先生无以定吾书，倘蒙赐以一序，并为介绍于北平学术机关为之刊印，当不仅为穆一人之私幸也。”

　　能与胡适、傅斯年这些学界新领袖相得，归功于钱穆深厚的考据功力。“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认为，“钱穆从一个中学教师，最后进入大学，先成为燕大的讲师，接着在北大与新派领袖分庭抗礼，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几种杰出著作能够‘预流’，在‘预流’之馀，又能以坚实的学术证据提出更上一层的见解。”

　　有一年暑假，钱穆与经济学家卫挺生见面。卫挺生问他曾到过哪个国家留学。钱穆称，自己年幼失学，未能进国内的大学，更没有出国的机会。卫挺生说：“我和你虽然是首次见面，但你的《论语要略》，我拿来在家教子诵读，我们实在跟故交一样，不要过谦。”钱穆再次强调自己所说的是实话。卫挺生不无惊叹地说：“你没有受过新式教育，但《论语要略》能以如此新的编纂，表达如此新的观点，难以想象！”

　　钱穆，这位在今日有着“儒宗”、“国学大师”等称号的学人，从求学之初就关注时代动态，并不固步自封。他的弟子余英时说，“钱先生对于知识的态度，与中外一切现代史学家比，都毫不逊色。‘五四’时人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怀疑、批判、分析之类，他无一不具备。”

　　之所以会给人“守旧”的印象，是因为他并非“时代人物”。

　　

传统人物

　　钱穆对自己的要求，是做一名“传统人物”，确切来说，是做一名中国传统人物。

　　在北大，钱穆和胡适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其中一个吸引点就是两人的观点往往相反。比如，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钱穆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更重要的是，两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截然不同，胡适批判传统文化，钱穆则推扬传统文化的价值。

　　他毫不客气地表达对胡适的不认同。一次，商务印书馆约请胡适编一本中学国文教材，胡适邀请钱穆合写。钱穆拒绝了，明确告诉胡适：你我关于中国文学的意见迥异，如果各写一本书让读者比对着来读，那样会对读者有益，但合写一本则不行。

　　大致来说，抗战之前，钱穆还是与主流学派保持了和而不同的状态。但在大潮流中做一个异类，他显然感受到了压力。在《师友杂忆》中，他这样述说在北平的生活，“余前后5年购书逾5万册，当在20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尝告友人，一旦学校解聘，余亦摆一书摊，可不愁生活。”这“解聘”二字，虽是戏言，但也能让人读出一点味道来。

　　日本人全面侵华的枪声响起，钱穆终于爆发，开始严厉批评新风气。《国史大纲•引论》只是发端。

　　1964年，钱穆在新亚研究所谈当时学风之弊：“中国人之所谓学术，则必当能超乎风气潮流之上，而有其独立存在、承先启后之意义与价值。不能仅在风气潮流中出现，仅随风气潮流而俱变，此则不得谓之真学术。康、章、胡三人，皆可谓中国近世‘时代人物’而非‘传统人物’一好例。”

　　在“时代人物”与“传统人物”之间，他选择的是后者。

　　抗战期间，他曾告诫弟子严耕望，“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又说，“要存心与古人相比，不可与今人相较。今人只是一时的人，古人功业学说传至今日，已非一时之人。以古人为标准，自能高瞻远瞩，力求精进不懈。”

　　1937年，钱穆发表《馀杭章氏学别记》一文，赞扬此前一年去世的章太炎，“真为民族文化爱好者，近世一人而已。”然而到了1978年，他发表《太炎论学述》，大意说，章太炎以其所崇信的印度佛学来统摄中国学术史，最近发现他这个做法终生不变，自己需要说出意见供读者参考，并非有意指摘前贤：

　　太炎既非一佛徒，又非一居士。其佛学，仅如西方人抱一哲学观点，乃依之以进退上下中国之全部学术史，立论怪诞，而影响不大。一因其文字诘屈，读其书者不多。一因其纵观博览，所涉既广，而民初以来读书风气已衰……故幸而其思想在当时及身后，亦未有何力量。否则其为祸之烈，恐当尤驾乎其所深恶的后起新文化运动之上。而主持新文化运动者，亦仅以“死老虎”目之，置之不论不议之列。近世则群敬以为大师，或目以为怪人。然固无知其立论之怪……“儒不如释”之一见，自足限太炎之所至矣。当清末民初之际，学者菲薄传统，竞求一变以为快，太炎与南海康氏，其表率也。

　　这位传统人物，并不是存心想做具体哪个人的反对者。梁启超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不满意，也有同题著作。再加上钱氏对康有为的批评，人们往往容易认为他连带贬抑梁启超。实际上并非如此。

　　1910年，15周岁的钱穆读了梁启超的《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深为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所感染，于是发愿深入中国历史之中，寻找中国不亡的根据。在1964年的演讲中，钱穆赞赏梁启超在欧战后批评西方文化的病痛，是“当时国人惟一大创见”，梁氏论中国传统政治为“礼治”而不是“法治”、辨析中西文化异同，“更为深见卓识”。他更认为，梁启超天资聪颖，如果活到七八十岁，“不知其学问思想又将达何境界。”还透露了自己平生一大遗恨，是赴北平时梁启超已经去世，未能与他见上一面。

　　钱穆将梁启超看作“中国现代传统学术人物，非仅一时代人物”。他对梁的深情，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情。这种深情并未使他否认古代中国存在诸多问题，在抗战时期他就说，“近百年来的中国，不幸而走上一段病态的阶段。这本是任何民族文化展演中所难免的一种顿挫。又不幸而中国史上之一段顿挫时期，却正与欧美人的一段极盛时期遭逢而平行。国内一般知识分子，激起爱国忧国的热忱，震惊于西洋势力之咄咄可畏，不免而对其本国传统文化发生怀疑，乃至于轻蔑，而渐及于诅骂。”

　　类似这种对菲薄传统风气的深忧，遍见于钱穆抗战后所著的书中。在20世纪的学人中，我们很难看到还有第二个学人，会像他这样不厌其烦地劝人要多读中国书、要做一个中国人。这也成了他身上一大争议点所在。数十年来，常见的批评钱穆的声音，有“守旧”、“顽固”、“为专制辩护”，客气一点的，也认为他对新风气有成见。

　　或者，还应该听听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公开授课时所说的话。1986年6月，钱穆在素书楼结束了一生的教学生涯，媒体蜂拥而至，关注这位耆宿的告别杏坛之作。钱穆对在场的学生说：“或许再过十年二十年，我的姓名都被人遗忘了。现在哪人再讲梁任公？连胡适之先生也少人提及了。照这样子，将无历史可讲。譬如说陈寅恪，当年在北平哪个青年读书人不知道，但现在又谁知道得他呢？求新求变，那真是值得惊心动魄的。”

　　争议声中，这位老人的温厚与深忧，往往被低估。

　　1988年是香港中文大学建校25周年，余英时发表演讲，梳理近代以来的风气：“在西方，例如英国有保守党，它并不以‘保守’为可耻。但在中国我却未碰过人会称自己为保守党。中国人如果对旧东西有些留恋，说话时就总带几分抱歉的意思；虽然他心里并不是真的抱歉，因他总觉得保守、落伍是说不出口的。只有前进、创新、革命这才是真正价值的所在。所以中国思想史上的保守跟激进，实在不成比例，更无法互相制衡。这是因为中国没有一个现状可以给保守者说话的馀地。”

　　在“求新求变”这一时代洪流中，钱穆发出了一位横而不流者的最强音。

　　

何处是中国？

　　1949年4月，江苏无锡。

　　江南大学教授诸祖耿在无锡车站送别朋友钱穆。钱穆是应广州华侨大学邀请，赴穗任教。他告诉诸祖耿，一个月后回无锡。俩人都没有想过，这会是他们此生的诀别。话别诸祖耿后，钱穆先去了上海看望老师吕思勉，然后乘船赴广州。

　　这一年，一股更加求新、求变的风潮，将当年新风潮的领导者胡适和傅斯年，震荡出中国大陆。

　　钱穆没有兑现跟诸祖耿说的话，他随华侨大学迁去了香港，看着满街流离失所、无处问学的青年，在“手空空、无一物”的条件下，与唐君毅等人创办了新亚书院以及新亚研究所，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在香港，他牵挂大陆的家人，一心想将他们接到香港生活。但子女们选择了拒绝。

　　钱穆决意不回大陆。在颠沛流离中，他的新亚书院逐渐有了名气。1963年，在港英政府的主导下，新亚书院与联合书院、崇基书院合并，成立香港中文大学。这个名字是钱穆定的，他将一所港英政府治下的高校命名为中文大学，用心如何，一看便知。中文大学成立后，钱穆与校方的矛盾很快显现，他无法认同校方在用人等重大问题上的处理方法，而校方也对他的建议多不采纳。失望之下，再加上行政事务确实影响著述，最终他离开了新亚。为示抗议，他选择了辞职而不是退休，为此失去了一笔可供安享晚年的退休金。

　　1967年，香港难民潮涌起，这块弹丸之地变得不安起来。钱穆决定移居台湾。这时候，猝逝于1950年的傅斯年，以及去世于1962年的胡适，没能看见故园“文革”的发生。

　　抗战胜利后，钱穆就淡出学术界的主流平台。1946年西南联大完成历史使命，北大、清华、南开各自复校。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职务，其时不在昆明的联大同事都接到了聘书，钱穆却没有等来聘请通知。

　　不能回北平了，他选择留在昆明，任教于五华书院，同时到云南大学兼课。当时西南联大的同事中，留在昆明的仅有两人，其中一个是刘文典。刘文典是出了名的“瘾君子”，除了在云南大学上课外，整天都待在家里吸鸦片，极少见外人。听说钱穆在昆明，却马上出门，步行到其住处畅谈——所有认识刘文典的人，都对他这个举动十分惊讶。

　　然而钱穆没在昆明待多久，就因为胃病复发回到了家乡，在无锡新成立的江南大学做文学院院长——那是1948年，也在这一年，胡适、傅斯年主持评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确定了81名院士名单，钱穆落选。

　　严耕望说，以钱穆当时的成就与名气，却未能入选首届院士，令中研院被讥为“诸子皆出王官”。关于落选的原因，严耕望分析说，“盖自抗战之前，中国史学界以史语所为代表之新考证学派声势最盛，无疑为史学主流。唯物论一派亦有相当吸引力。（钱穆）先生虽以考证文章崭露头角，为学林所重，由小学中学教员十馀年中跻身大学教授之林，但先生民族文化意识特强，在意境与方法论上日渐强调通识，认为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依归，故与考证派分道扬镳，隐然成为独树一帜孤军奋斗的新学派。而先生性刚，从不考虑周围环境，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勇决气概，故与考证派主流巨子之间关系并不和谐。”

　　有意思的是，学界巨公不欢迎钱穆，却欣赏钱门弟子，严耕望就是在傅斯年的赏识下进入史语所。1958年胡适到台湾出任“中研院”院长后，严耕望鼓起勇气向胡适写了长信，建议他选钱穆为院士，以洗脱“中研院”排斥异己的形象。

　　胡适同意了。然而直到胡适去世，钱穆都未能成为院士。根据严耕望的委婉说法，是由于院内“少数有力人士”的阻挠，导致钱穆并未通过。余英时曾说，“中研院”领导层中，还是胡适对钱穆的成见最浅。1967年，“中研院”内部终于对钱穆成为院士一事没有异议了，严耕望去找钱穆签名，不料遭到拒绝，“先生拒绝提名，相当愤慨地说：民国三十七年第一次选举院士，当选者多到八十馀人，我难道不该预其数？”无奈之下，严耕望只得通知“中研院”撤销提名。

　　到了1968年，在严耕望的争取下，钱穆终于同意提名，成为院士，接近全票通过。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晚到了20年的头衔，也仅比弟子严耕望早两年。

　　1958年元旦，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被视为“新儒家”流派形成的标志性文本。文章刊发前，张君劢等人邀请钱穆签名。笃信“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清代学者章学诚语）的钱穆，拒绝了这个签名。自此之后，他与新儒家渐行渐远。

　　据余英时回忆，1964年钱穆辞去新亚书院的职务时，向哈佛燕京学社申请补助，以撰写《朱子新学案》，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著作。燕京学社这项补助一向只针对学术机构，不针对个人。这时新亚方面希望钱穆也辞去研究所所长的职务。钱穆不得不以个人名义申请这项补助，在杨联陞的帮助下才获通过。

　　钱穆在新亚时期的学生叶龙说，钱穆的离开，与新亚内部一些人喜欢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有关，走的时候并不开心。

　　台湾这个地方也未能让他安度晚年。1986年，钱穆在素书楼上最后一课时告诫学生：“你们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中国人。”接下来几年，他陷入了“素书楼风波”中，当时的台北“立法委员”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责他居住在素书楼是“非法占用公产”，逼他迁出。

　　尽管“非法占用”说法并不属实，但钱穆决然于1990年6月搬出住了二十多年的素书楼。两个月后，他撒手人寰。余英时认为，“他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个世界的。”

　　

“我们应该用眼睛照亮这社会”

　　叶龙告诉我，钱穆先生相处起来很和气，但非常有威严。有一次他请钱穆改文章，钱穆提出意见，他随口说了些反对的话，钱穆马上就不改了——认为他所持的并不是虚心请教的态度。这令叶龙极其后悔，数十年后谈起此事，仍懊恼不已。

　　这符合钱穆某些时候的峻厉形象。

　　《朱子语类》里记载了朱子这番话：“凡事回互，拣一般偎风躲箭处立地，却笑人慷慨奋发，以为必陷矫激之祸，此风更不可长。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盖狂士虽不得中，犹以奋发，可与有为。若一向委靡，济甚事！……大凡只看道理合做与不合耳，如合做，岂可避矫激之名而不为？”

　　1930年代，钱穆撰文介绍近百年几个儒者的读书主张，谈到陈澧（1810-1882年，字兰甫，清末广东大儒，著有《东塾读书记》等书）的读书方法时，他认为陈澧只是看到了时人的病，开出来的药方却“温和有馀，峻厉不足”，不能振聋发聩。这个“峻厉”的主张，可与朱子的“慷慨奋发”互相发明。

　　钱树棠在抗战期间曾求学于迁到四川的齐鲁大学，入国学研究所追随钱穆。在他的印象中，老师的民族意识极强，曾对他说：“中国人自己的铁路，为什么车站站牌上，中国字下面偏要注上英文拼音？汪伪汉奸政府将它一律取消，这一点却做得痛快。只是他们将来会不会注上日文，这可难说了。”一次，美国教会派人来到齐鲁大学调查情况，钱穆负责接见，向美国人介绍情况时，他把时间一律讲成“民国某年”。美国人问：民国x年到底是“一九xx年”？钱穆严肃回答：“我不知道。”

　　思想峻厉、处世温煦，并存于钱穆身上。在叶龙的记忆中，钱穆很能克制自己的情绪，评议他人时，口不出恶言，比如他对于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不聘请他这件事，其实是有意见的，但多年相处，也只听他不经意地提过一两次。

　　在西南联大时，经常有人向钱穆请教。学生对这位老师，先是敬畏，熟悉后变成敬爱。每逢周末，学生成群结队去钱穆宿舍问学。由于地方小，来的人往往是一批出来，另一批再进去。

　　这些前来请教的人各式各样：西南联大的学生，其他大学的学生，银行、报馆、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年过50岁的人……对于他们，钱穆没有丝毫疲倦厌烦的神态，一一耐心作答。学生李埏不解，说：“有的人只是慕名而来，只是瞻仰先生风采的，为何也耐心作答？”钱穆举了范仲淹的例子：范仲淹带兵打仗时，18岁的张载带着兵书求见，范仲淹劝他读《中庸》，张载记取这番话，后来成了一代儒宗。钱穆告诉李埏：“孔子说，‘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我宁愿失言，也不肯失人。”

　　严耕望1941年来到齐鲁大学追随钱穆，报到的第一天，钱穆领他到住处，对起居饮食、铺床叠被、整理书物等一切琐事都耐心指点，并且一天里来其房间五六次，对这位学生关怀备至。50年后，严耕望回忆起这个场景，仍然不禁涕泪横流。

　　1957年，钱穆在新亚学生的毕业典礼上致辞说：“我们当抱赤子之心，以迎接一切。我们应该用眼睛照亮这社会，光明是从我们每个人的眼中发出去的。”

　　到了台湾后，这位老人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北京大学教授龚鹏程告诉我，他接触钱穆时，钱先生已是暮年，温讷谨厚，没有盛年气象，但仍能让人感受到是一位有德长者。他听严耕望这些钱门老学生说，钱穆早年是很能跟学生玩在一起的，他们常一人持一棍去爬山。

　　龚鹏程说，“钱先生回台湾演讲，在淡江大学礼堂倒塌被砸之后，身体肯定是受损了（注：1952年，钱穆在台湾淡江文理学院惊声堂演讲时，屋顶水泥大块砸落，伤重入院）。晚年楼居为常。古人云筋力之减，皆称新来懒上楼，钱先生则是罕得下楼出门。问学者都在客厅中见。政界人物来，亦不接待，任其随席听讲而已。对我辈，因非真正弟子，较客气，多称兄。于我则称龚先生，我称他钱老师或先生。怡然蔼然，论学若话家常，大关节处却极敬肃，不苟且。而不甚道人是非，评价师友均极见分寸。许多成名学者，恃老卖老，动辄狂言骂世、自吹自炫，先生不然。”

　　

耐得住大寂寞

　　2015年7月，苏州耦园。钱穆的幼女钱辉女士，和她的丈夫一起，与我在此地相见。对于钱家来说，耦园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1939年夏，钱穆从云南来到香港，将《国史大纲》书稿交给出版家王云五，嘱咐他尽快交付商务印书馆出版。匆匆出书，这不符合钱穆的惯例。《先秦诸子系年》从启动写作到正式出版用了12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花了5年。但战争局势的不明朗，让他不能不将《国史大纲》尽快出版。

　　交了书稿后，钱穆到了上海，在战火中潜回苏州探望母亲。此时他的妻子也从北平回到苏州。钱穆变换姓名，隐居在耦园，一边侍奉母亲，一边写《史记地名考》。钱穆的子女们回忆，父亲只要在家中，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书房里，他们每次经过书房门口，都要放轻脚步，小心翼翼。

　　钱辉1940年出生后，钱穆已离开苏州到了成都——战时齐鲁大学迁去成都，聘顾颉刚主持国学研究所的工作，顾颉刚邀请钱穆共事。直到1948年，钱穆回到无锡的江南大学任教时，才与苏州的家人相聚，但一年后他就离开了大陆。直至1980年，一家人才在香港见面。

　　对于钱辉及其哥哥姐姐来说，父亲是陌生的。她直言并不十分了解父亲的学问，父亲对她的最大影响，是让她感受到了教育的巨大力量。在关切后辈这一点上，她与父亲有相似处。与她见面时，我因为身体不适，迟到了半个小时。分别后，她发信息过来问我身体好转了没有，如果没有，就应该考虑看医生。

　　在耦园，钱辉一再向我声言，她不是在接受采访，而是来见朋友。园子幽静，园外的环境也不热闹。我乘坐出租车过来，下车后还要走数百米的路才能到达。钱穆一家当年的住处是在城曲草堂，有两层楼，书房门口约10米处有一座假山。满园的蟋蟀声令我感觉到，如果不是因为游客以及导游，此处至今还是绝佳的读书地方。

　　“耐得住大寂寞，有定力”，这是前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评价钱穆的话。钱氏治学如此，生活也如此。为了专注于撰写《国史大纲》，他住在云南宜良的岩泉寺中，陈寅恪来拜访，不无玩笑地说：“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

　　隐居岩泉寺后，就是隐居苏州耦园。当时这里是废园，门口只有一条路通往市区，人迹罕至。晚年的钱穆回忆起在宜良以及耦园这两年的隐居时光，充满了深情，“生平最难获得之两年也。”

　　顾颉刚的故居就在耦园附近，离开耦园后钱辉还特意带我路经此地。分别时，钱辉看着马路上穿梭不绝的车辆与行人，对我说：“我小的时候，人很少，有些你不认识的人，这一次在这条路上见到了，以后还能在这条路上经常见到。现在呢，即使是你很熟悉的人，在同一个地方都未必能经常见到了。”

　　太史公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纪，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在人海与时间的磨洗下，个人往往迅速湮没，死后还为后人纪念的，无疑是“倜傥非常之人”了。

　　2015年是钱穆诞辰120周年，“我们没有做什么纪念活动，对他的最好纪念，就是读他的书。”钱辉对我说。

　　

集大成者

　　1931年，钱伟长投考清华大学，中文科目的试题是《梦游清华园》，他用这个题目做了一篇赋（赋是韵文，特点是善于铺陈，多用典故），得了满分，阅卷老师不能改动一个字。同时他也考了历史，考试题目的要求是：写出二十四史的名字、作者、卷数、解释人是谁。应考者中，只有他得了满分。

　　钱伟长能有远超同侪的文史功力，归功于四叔钱穆对他的熏陶。

　　抗战前，李埏入读北京师范大学，恰逢在北大任教的钱穆过来兼课，同学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由于担心没有座位，李埏提前了半个小时去教室，然而此时前十几排座位已经坐满了人。课室是当时学校最大的，能容纳二百人，来听课的人挤了个水泄不通。在上大学前，李埏已经读过《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背过不少秦汉文章。当时他自以为还有点基础，不料听了钱穆的几节课下来，不禁爽然若失，“我简直是一张白纸啊！过去的读书，那算是什么读书呢？过去知道的东西，只不过是一小堆杂乱无章的故事而已。”

　　从这些侧面，可以窥见钱穆的功力。钱穆曾说，“我自7岁起，无一日不读书。我今年93岁了，10年前眼睛看不见了，但仍每日求有所闻。我脑子里心向往之的，可说只在孔子一人，我也只是在想从《论语》学孔子为人千万中之一二而已。别人反对我，冷落我，我也不在意。我只不情愿做一孔子《论语》中所谓的小人。”

　　世人常称道钱穆读书之勤、著述之丰，然而他的天分同样不容忽略。龚鹏程认为，钱穆先生天资过人，“他注《公孙龙子》只花了7天，写《庄子纂笺》也只费了两个月，这都不是普通人能办到的事。钱先生给人的印象是苦学成名，他也从不炫耀自己的才华，其实如此捷才，可谓并世无两。”就连徐复观在批评钱穆的史学时，也说：“钱先生天资太高，个性太强。”

　　钱穆赞扬朱子是集大成者，常告诫学生，读书人要有大气魄。他的治学也跟朱子一样，博涉经史子集四部。我问龚鹏程，“钱穆先生桃李满天下，你认为他的治学方法没有嗣音。在你的评价体系里，一个学者需要符合哪些条件，才算是继承了钱先生的学问？”龚鹏程的回答是：

　　钱先生方面广大，弟子们皆仅得其一偏，如余英时、何佑森主要是近三百年学术史，严耕望是历史地理。先秦诸子学及宋明理学方面却没什么学生做。

　　这又还不是领域的问题，而是道与史之分。大家都说钱先生是史学家，但古之史家要通古今、究天人，故历来都说道家出于史官，而近代言史最初只谈古今之变，重史迹而不重道。钱先生言史，是关涉其信仰、价值、意义的，也就是道之问题。因此重周公、重孔子、重朱子。朱子尤其是他学术之根穴所在。可是弟子们所谈多只是迹，不是道。高明如余英时，论朱子亦仅贴合着宋朝政治立论，是更黏着于迹。此乃方向上之异趋也。当然余先生新近又有论天人之际的大作，但问题意识仍是史迹的，想说明所谓“轴心时代”的古今变迁而已，与钱先生毕竟不同调。

　　换言之，继承钱先生之学，一是要中有道揆、二是要广大通达。方法跟考据一点关系都没有。关于钱先生之通博，可补说一掌故。香港中文大学为钱先生作寿，成立钱宾四先生讲座时，余先生致词，谓自己、全汉昇、金耀基这3位都做过中大新亚书院院长，可是3个人加起来，仍仅得钱先生之一半。颂扬得体，一时称之，因这也是实话。

　　

一个倔强的灵魂

　　金耀基1990年悼念钱穆时曾说，“从结识钱先生以后，我总觉得他是很寂寞的，他曾说很少有可以谈话的人了，他与当代的政治社会气候固不相侔，与当代的学术知识气候也有大隔。”

　　寂寞或许源于他的心态。“余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以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华文化，或作中西比较，其开始转机，则自当为《思想与时代》撰文始。是则余一人生平学问思想，先后转折一大要点所在。”1985年，在悼念老友张其昀的文章里，钱穆这样说自己治学的变化。

　　提倡复兴中华文化、进行中西文化比较，也跟他的“温情与敬意”一样，成了争议所在。

　　1989年，钱穆去香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40周年庆典，其间极其兴奋地告诉夫人胡美琦：“我今天发明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的伟大。回家后，我要写篇大文章了。”

　　那时钱穆已不能执笔写作，需要胡美琦帮忙。刚开始时，胡美琦以为这是他的“老生常谈”，怕影响他身体，就没有办这件事。在钱穆的坚持下，才由他口述，胡美琦笔录，写下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他所说的这个贡献，就是“天人合一观”。

　　这是钱穆一生最后的手笔。他认为，在中国古人的思想中，天命与人生是合一的，不能分开谈，“人生最大目标、最高宗旨，即在能发明天命。孔子为儒家所奉称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颜渊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离于天命远近为分别。这是中国古代论人生之最高宗旨，后代人亦与此不远，这可说是我中华民族论学分别之大体所在。”钱穆预言，“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趣，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

　　在去世前一年，钱穆的身体状况就已经不如人意。史学家许倬云拜访钱穆后，对金耀基说，“一位历史巨人正在隐入历史。”在生命最后两年里，钱穆的身体已不允许他聚神写作。这篇文章很短，是在搬出素书楼前三天写成的。其后钱穆仍然希望对文章进行增订，他认为，“这将是我晚年最后的成就了。”

　　然而未能如愿。1990年8月30日，钱穆谢世。这一天，台风袭击台北，龚鹏程在风雨中悼念钱穆，“他不是就史论史，或考古证史的人。他是通过对历史的省察与讨论，来申述他从孔子、孟子、朱子那里学来的价值理想，并用这种价值来期许我们这个社会，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此乃钱先生苦心孤诣之所在，也是他不易为人所理解的地方。因此，钱先生根本是寂寞无助的。作为史学家的钱穆，人无异辞，都承认他的地位；但论到钱先生所信仰的文化理念时，争论就多了……他一生在对抗时代，在平衡他所认为的时代偏差。但他的主张，在整个学界都是孤独的。”

　　如今，距离钱穆去世也有25年了，他一生所想平衡的时代偏差，得到改善了吗？龚鹏程说：“时代之偏差，今更甚了，哪就得到了改善？钱先生认为的偏差，一在文化方向，骛新向西，不能归根返本；一在个人方面，人心闇蔽，陷溺日深。他在文化的具体分析上，释判东西、评价优劣，或多可商；对人心的哲理性解说，也不及宋明理学家或当代新儒家精微，但方向是不错的。可惜现世仍与这个方向背道而驰。”

　　我问：“一方面，钱穆先生不被考据派认可。另一方面，大陆时期不乏与他文化立场相近的学人，比如柳诒徵、钱基博、陈寅恪等先生，但钱先生不会与他们形成流派或阵营。导致他孤独的因素有哪些？”

　　“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则党矣。不党，当然就孤独，而且是本质地孤独。你说的柳诒徵、陈寅恪、钱基博，其实也都是孤独的。他们也党不起来。可是现代是个群众结党而斗的时代，不能党同伐异，自然就不能号召群众、鼓动风潮。再则是方向的问题。现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及党政官僚体制裹胁着人，趋向毁灭地球、毁灭人性的方向走。钱先生他们是看着‘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而大声呼吁示警，或自伤也将与群盲同殉的一批人。”龚鹏程说，“这一小撮人岂能阻挡时代的巨轮？过去，他们也都几乎被碾成了齑粉呢！”

　　再过一百年之后，人们会如何评价钱穆先生呢？

　　龚鹏程答：“往者已矣，来者不可知。未来钱先生也可能会被超越，渐不重要。但无论如何，人们应当会记得一个倔强的灵魂，曾在这般黑暗的时代护卫着文化命脉。”



　　（参考文献：《钱宾四先生全集》，联经出版社；《治史三书》，严耕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钱穆与中国文化》，余英时著，上海远东出版社；《多情怀酒伴》，龚鹏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王汎森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国学宗师钱穆》，陈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钱穆纪念文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县委员会编。《钱穆印象》，李振声编，学林出版社。感谢九州出版社的古秋建先生、周弘博女士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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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坤学    时间: 2015年9月21日 01:21
中纪委日前在官网“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专栏，头条推荐《浙江临安钱氏：一代钱王 千古家训》。“祖武是绳、清芬世守”的钱氏家风，不再绕于膝下、止于屋内，将借此吹进千家万户，拂扬起一股家教文化的“清风”。
　　临安是五代十国吴越国国王钱镠的出生地和归息地，自钱镠至今，钱氏后裔人才辈出、群星璀璨。尤其是近代更是人才“井喷”：钱其琛、钱正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钟书、钱复、钱穆……包括2008年诺奖得主华裔科学家钱永健，都是钱王后裔。坊间素有“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的赞誉，钱氏家族也因此被称为“两浙第一世家”。
　　钱氏家族长盛不衰，吴越钱王的家风家训功不可没，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曾说过：“我们钱氏家族代代克勤克俭，对子孙要求极严，或许是受祖先家训的影响。”
　　《钱氏家训》全文532字，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篇，由钱氏后人根据钱镠生平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言论编纂而成。比如：“娶媳求淑女，勿计妆奁。嫁女择佳婿，勿慕富贵”；“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无不字字珠玑、泽被后世，亦是当今为官为政之要。
　　著名钱氏后裔钱佼汝认为：“钱氏家训不仅对钱氏家族有很大意义，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如果能够代代相传，并在全社会传播开来，将是一种功德。”
　　去年以来，临安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好家风”评选活动，营造“家家有家训、户户好家风”的氛围，是新形势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和弘扬，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人民日报》、央视“焦点访谈”、《光明日报》等央媒均对此做过专题报道。

http://www.hangzhou.gov.cn/main/zwdt/qxzc/qx/T53017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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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坤学    时间: 2015年9月21日 01:24
钱氏家族与《钱氏家训》

中国江南一带，有一个大家族：钱氏家族，堪称近代望族。钱家后裔在江浙地区分布甚广，我们熟知的三钱：钱学森属杭州钱氏，诺贝尔奖获得者钱永建是其堂侄；钱三强乃湖州钱氏，其父是新文化运动著名人物钱玄同；钱伟长则是无锡钱氏，与钱钟书同宗，都称国学大师钱穆为叔叔。钱氏家族“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
　　据考证他们是吴越国王钱鏐（852——932）的后嗣。近代以来，钱氏家族出现了人才井喷现象，遍布于世界各地，横跨各界各领域。除上述三钱外，诸如钱其琛、钱俊瑞、钱正英、钱复、钱基博、钱文钟等均系钱门。据统计，当代国内外仅科学院院士以上的钱氏名人就有一百多位，分布于世界五十多个国家。
　　人们都惊异于钱氏家族的才华，什么原因让这个家族如此枝繁叶茂，又硕果累累。让我们从历史中寻找答案，吴越王钱鏐贯彻“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国策，礼贤下士，广罗人才；奖励垦荒，发展农桑。特别是他在统治区内兴修水利，修建钱塘江海堤和沿江的水闸，防止海水回灌，方便船只往来。人称“海龙王”。在位四十年，战争很少，社会相对稳定，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其后的钱氏三代五王，都在祖上治世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变革，成了五代时期最为富有的国度。赵匡胤吞并所有藩国，统一中原后，就把目光转到了吴越国上。他想挥师南下，统一中国。钱鏐的孙子钱弘俶遵循了祖训，带着全族三千余人赶赴开封，面见宋太祖，俯首称臣。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纳土归宋事件。富饶美丽的江南河山，避免了一次血雨腥风的践踏。钱弘俶委曲求全的举措，让赵匡胤轻而易举地实现了统一。钱氏家族也得以保全宗脉，江南百姓更得以免遭战争之苦，这无疑是出于钱鏐和钱弘俶的睿智选择，安宁了一方。由北宋编写的《百家姓》第一句就是“赵钱孙李”，由于赵氏为帝，所以将“赵”姓排在第一位；将“钱”姓排为第二，都是因为当年的老百姓拥戴钱氏国王为和平统一中国所做的抉择。
　　吴越国三代五王，尤以开国钱鏐、归宋钱弘俶功德卓著。特别是钱弘俶，他不比一般的亡国之君，没有陈叔宝的荒淫，没有李后主的懦弱。但只有他在北宋未发一兵一卒之时，纳土归宋。有如此君王，乃吴越百姓之福。我们习惯于歌颂那些誓与国家共存亡而浴血奋战的英雄们，但这个钱弘俶的功德确实还要大得多。请注意，吴越王始终未称帝，一直臣服于当时北方中央政府，从后晋、后汉到后周，只是当时诸朝力量不足以统一。所以吴越归宋不存在民族问题，不能把钱弘俶等同于一般的投降派。历史上没有几个政治人物是主动走下舞台的，即便知道大势已去，也要倾国之力，号召军民以保家卫国之名做殊死之搏。有气节的战死沙场，无气节的做了安乐侯。如不存在民族侵略的前提，这种抗争的实质是利用老百姓的感情捍卫一家之江山。从这个意义上讲，钱弘俶其德大焉，他以钱氏一家之利换取吴越免受生灵涂炭，百姓依然安居乐业，功德不可谓为不厚。
　　钱氏立国，本因时逢乱世，民不聊生。钱鏐为保家园打出了一个吴越国。这位活了八十一岁的国王临终留下遗言：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君主，宜速归附，圣人云顺天者存。又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由此可见，钱弘俶的选择也是遵循了祖上的遗训，钱鏐高瞻远瞩，早就料到了这一天，告诫后人以民为贵，休为一家之社稷而动干戈。
　　钱氏功德之伟，历代帝王谁能与之比肩。其后裔繁茂，人杰辈出，乃祖上之阴功也。搜得《钱氏家训》（钱鏐著），其中不仅是教化之语，亦颇多人生智慧，愿天下人多多学习。
　　钱氏家训
　　个 人
　　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曾子之三省勿忘。程子之中箴宜佩。持躬不可不谨严。临财不可不廉介。处事不可不决断。存心不可不宽厚。尽前行者地步窄，向后看者眼界宽。花繁柳密处拨得开，方见手段。风狂雨骤时立得定，才是脚跟。能改过则天地不怒，能安分则鬼神无权。读经传则根柢深，看史鉴则议论伟。能文章则称述多，蓄道德则福报厚。
　　家 庭
　　欲造优美之家庭，须立良好之规则。内外六闾整洁，尊卑次序谨严。父母伯叔孝敬欢愉。妯娌弟兄和睦友爱。祖宗虽远，祭祀宜诚。子孙虽愚，诗书须读。娶媳求淑女，勿计妆奁。嫁女择佳婿，勿慕富贵。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 ，筹仁浆与义粟。勤俭为本，自必丰亨（古同烹），忠厚传家， 乃能长久。
　　社 会
　　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救灾周急，排难解纷。修桥路以利从行，造河船以济众渡。兴启蒙之义塾，设积谷之社仓。私见尽要铲除，公益概行提倡。不见利而起谋，不见才而生嫉。小人固当远，断不可显为仇敌。君子固当亲，亦不可曲为附和。
　　国 家
　　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严以驭役，宽以恤民。官肯著意一分，民受十分之惠。上能吃苦一点，民沾万点之恩。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 ，利在万世者更谋之。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大愚误国，只为好自用。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庙堂之上，以养正气为先。海宇之内，以养元气为本。务本节用则国富；进贤使能则国强；兴学育才则国盛；交邻有道则国安。（李承春）

http://www.wenming.cn/wmzh_pd/yq/201205/t20120503_63962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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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坤学    时间: 2015年9月21日 02:06
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演讲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欧洲学院同大家见面。首先，我向学院的老师们、同学们，向各位关心和支持中国发展的欧洲朋友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在弗拉芒语中，布鲁日就是“桥”的意思。桥不仅方便了大家的生活，同时也是沟通、理解、友谊的象征。我这次欧洲之行，就是希望同欧洲朋友一道，在亚欧大陆架起一座友谊和合作之桥。

　　刚才，我和菲利普国王夫妇一起，参观了位于根特的沃尔沃汽车工厂。这家工厂是比利时最大的汽车生产企业，也是中国、比利时、瑞典三方经济技术合作的典范，在“中国投资”和“欧洲技术”之间架起了一座互利共赢的桥梁。

　　欧洲学院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是人们反思战争、渴望和平的产物。人类历史总是伴随着战争魔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促使欧洲人民痛定思痛，在让·莫内、罗伯特·舒曼等一批政治家领导下，开始联合自强，为实现持久和平与繁荣而奋斗。

　　经过半个多世纪发展，欧洲学院不仅成为欧盟的重要智库，而且成为“欧洲政治精英的摇篮”。范龙佩先生说，欧洲学院“始终位于欧洲一体化的核心”，体现了“在战争废墟上诞生的欧洲信念”。

　　老师们、同学们！

　　就在欧洲学院成立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华民族的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1975年，周恩来总理和索姆斯爵士审时度势，作出了中欧建交的决定。现在，中欧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60多个领域建立了对话磋商机制；2013年双方贸易额达到5591亿美元，双方每年人员往来500多万人次，留学生总数近30万人。中欧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之一。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欧关系发展空间还很大，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为了把中欧关系推向前进，中方需要加深对欧洲的了解，欧方也需要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

　　借此机会，我想给大家谈谈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希望有助于大家观察中国、研究中国、认识中国。介绍中国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选择中国几个最显著的特点来讲讲。

　　第一，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没有中断、延续发展至今的文明，已经有5000多年历史了。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创造的文字至今仍在使用。2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他们提出的很多理念，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让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第二，中国是经历了深重苦难的国家。在工业革命发生前的几千年时间里，中国经济、科技、文化一直走在世界的第一方阵之中。近代以后，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夜郎自大、闭关锁国，导致中国落后于时代发展步伐，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列强入侵不断，中国社会动荡不已，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穷则思变，乱则思定。中国人民经过逾百年前赴后继的不屈抗争，付出几千万人伤亡的巨大牺牲，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中国人民对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记忆犹新，尤其珍惜今天的生活。中国人民希望和平、反对战争，所以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也不允许别人干涉中国内政。我们过去一直是这样做的，今后也会这样做下去。

　　第三，中国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有成功也有失误，甚至发生过严重曲折。改革开放以后，在邓小平先生领导下，我们从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出发，探索和开拓国家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和平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我们走出了这样一条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

　　第四，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取得了历史性进步，经济总量已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作为有着13亿多人口的国家，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无疑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中国经济总量虽大，但除以13亿多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世界第八十位左右。中国城乡低保人口有7400多万人，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有1000多万人，几亿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和落户城镇，还有8500多万残疾人。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还有2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差不多相当于法国、德国、英国人口的总和。今年春节前后的40天里，中国航空、铁路、公路承载了大约36亿人次的流动，相当于每天都有9000万人在流动之中。所以，让13亿多人都过上好日子，还需要付出长期的艰苦努力。中国目前的中心任务依然是经济建设，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第五，中国是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国家。我们的先人早就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强调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前行，就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我们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中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不断把改革推向前进。我们推进改革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随着中国改革不断推进，中国必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同时，我也相信，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不仅将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推动力量，而且将为世界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总之，观察和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都要看，物质和精神也都要看。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30多年探索史，这些历史一脉相承，不可割裂。脱离了中国的历史，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脱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脱离了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是难以正确认识中国的。

　　世界是多向度发展的，世界历史更不是单线式前进的。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认识到了这个道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有一个法国作家说，朋友看朋友是透明的，他们彼此交换生命。希望我的介绍能够让中国在你们眼前更透明一些。我也真诚希望，欧洲学院能够培养出大批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人才，为中欧关系发展源源不断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老师们、同学们！

　　中国和欧洲虽然远隔万里，但都生活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空间之内，生活息息相关。当前，中欧都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刚才，我说到我们希望同欧洲朋友一道，在亚欧大陆架起一座友谊和合作之桥。我们要共同努力建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座桥梁，建设更具全球影响力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我们要建设和平稳定之桥，把中欧两大力量连接起来。中国和欧盟面积占世界十分之一，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3个常任理事国席位。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多边不要单边、要对话不要对抗是双方的共识。我们要加强在全球性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挥关键性作用。文明文化可以传播，和平发展也可以传播。中国愿意同欧盟一道，让和平的阳光驱走战争的阴霾，让繁荣的篝火温暖世界经济的春寒，促进全人类走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

　　——我们要建设增长繁荣之桥，把中欧两大市场连接起来。中国和欧盟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是世界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我们要共同坚持市场开放，加快投资协定谈判，积极探讨自由贸易区建设，努力实现到2020年双方贸易额达到10000亿美元的宏伟目标。我们还要积极探讨把中欧合作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结合起来，以构建亚欧大市场为目标，让亚欧两大洲人员、企业、资金、技术活起来、火起来，使中国和欧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

　　——我们要建设改革进步之桥，把中欧两大改革进程连接起来。中国和欧盟都在经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改革进程，都在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双方要加强在宏观经济、公共政策、区域发展、农村发展、社会民生等领域对话和合作，尊重双方的改革道路，借鉴双方的改革经验，以自身改革带动世界发展进步。

　　——我们要建设文明共荣之桥，把中欧两大文明连接起来。中国是东方文明的重要代表，欧洲则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正如中国人喜欢茶而比利时人喜爱啤酒一样，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中国主张“和而不同”，而欧盟强调“多元一体”。中欧要共同努力，促进人类各种文明之花竞相绽放。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始终支持一个团结、稳定、繁荣的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即将发表第二份对欧盟政策文件，重申中国对欧盟和发展中欧关系的高度重视。去年，中欧共同制定了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在近百个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雄心的合作目标。双方应该一道努力，尽早把蓝图变为现实，让未来10年的中欧关系更加美好。

　　老师们、同学们！


　　近年来，欧洲学院日益重视中国，开设了欧中关系课程，还积极筹建欧中研究中心，致力于欧中关系研究。中方决定同欧洲学院共建中国在欧盟国家的第一个“中国馆”，提供1万册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等各领域发展情况的图书和影视片用于学术研究。

　　“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建议同学们多到中国去看看。耳闻是虚，眼观为实。中国愿同欧方一道努力，争取到2020年实现中欧学生年度双向交流达到30万人次。

　　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中国的未来属于年轻一代，欧洲的未来属于年轻一代，世界的未来属于年轻一代。希望中欧双方的同学们用平等、尊重、爱心来看待这个世界，用欣赏、包容、互鉴的态度来看待世界上的不同文明，促进中国和欧洲人民的相互了解和理解，促进中国、欧洲同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相互了解和理解，用青春的活力和青春的奋斗，让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变得更加美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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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坤学    时间: 2015年9月21日 02:08
中国企业家的精神困惑与希望

《中国商人》杂志：近年来，中国富裕阶层的移民潮和社会公众对贫富分化加剧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切。请问，从中国传统的国学潮流中，是否能找到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终极皈依处？

济群法师答：据称，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个中原因，媒体已有众多分析。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缺乏安全感，希望通过这一途径寻找更好的归宿。

为什么我们会缺乏安全感？答案固然很多，但有一点往往是被我们忽略的，那就是对外在世界的过分依赖。当我们把人生的全部筹码投注其上，却要面对环境的种种不确定因素时，恐惧就随之而来了。

移民可以带来的，只是某些方面的相对稳定，但无法解决我们内在的困扰。生活稳定了，内心就不再动荡吗？就不再漂泊吗？只要看看欧美各国居高不下的自杀率和心理疾病，就知道问题远非那么容易解决。

佛法的智慧，是帮助我们通过了解自己来安身立命，通过调整心行来摆脱恐惧，是把归宿建立在内心而不是外在世界。

当年，佛陀在菩提树下发现，生命原本具备独立自主的能力，只是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所以才四处追逐，寻找支撑。一旦开启这个内在宝藏，我们就可以随遇而安。这不是对环境的刻意顺从，也不是对命运的无奈妥协，而是由内心独立获得的能力。因为独立，就不会随环境变化受到影响，也无需外在的什么作为支撑，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

《中国商人》杂志：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要创造财富？又如何使用财富，方可心安理得？这不仅是一个政策引导问题，也是中国企业家阶层中的精英群体一直在试图探索明白的问题，从佛教的思想，和中国传统国学的精神世界里，是否能给企业家们一个简明而易于和长期坚持的修养路径？

济群法师答：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就是不仅仅为活着而活着，而是会追问“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一问就问了几千年，过去在问，今天在问，未来还是会问。

其实，佛法对这个问题早有非常明确的答案。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解除内心的迷惑和烦恼，成为觉醒的人，成为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的人。进一步，则是帮助大众走向觉醒，成就解脱自在的人生。

如果有了这样的人生定位，创造财富就只是其中的一种手段，一种帮助我们达成目标的手段。于己，可以满足生存所需；于人，可以扶贫济困，广结善缘。

至于如何使用财富方可心安理得，我想主要有三点。首先，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一个有财的人，或许会被人羡慕；而一个有德的人，才会真正受人尊敬。其次，是通过自己的能力如法赚钱，而不是由非法手段牟利。第三，是有效使用财富。再多的财富，我们也无法带走分毫。可以把握的，是在拥有使用权时进行合理分配，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有道是，“身死留财，智者不为”。拥有财富，只能代表一个人的福报，但能正确使用财富，才体现了他的智慧。

《中国商人》杂志：中国传统的“万经之首”——《周易》从乾、坤两卦推演出君子当师法天地，进而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作为人生的根本追求。请问，这种精神是否能与自由市场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家精神相融合？

济群法师答：我觉得，目前还看不到自由市场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家精神是什么。虽然他们有各自的处世方式和行事风格，也有颇多为人赞誉之处，但尚未形成堪称精神并被社会认同的理念。

而在缺乏信仰和做人教育的大环境下，急功近利是必然的，恶性竞争是必然的，市场的混乱乃至失控也是必然的。正是因为意识到这种缺失，企业家们开始在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源泉。顺应这一需求，面向企业家开办的各种国学班、佛学班已成为潮流。虽然这种潮流不乏跟风和盲从，但总体来说，有着更多的正面意义。

因为传统文化所代表的，是一种道德的教育，一种做人的教育，这是我们缺失已久的。这种教育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健康的心态和人格，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树立崇高的人生志向，如儒家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佛教所说的“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如果企业家具备这样的精神，就能引导市场的健康发展。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引导而非融合的问题。

《中国商人》杂志：一个企业家热爱佛教精神，抑或倾心于中国传统国学精神的微妙境界后，是否会成为企业经营中的一个心理障碍——因为经营企业毕竟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济群法师答：经营企业虽是以盈利为目的，但人生未必要以盈利为根本目的。如果一个人有更高的精神追求，那么，经营企业就只是达成这个追求的手段之一，是不存在什么冲突的。

说到心理障碍，主要是源于对佛教的偏见。在不少人的观念中，佛教是令人消极或不求进取的。事实上，佛法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智慧，也是帮助我们看清人生真正需要的智慧。具备这样的智慧，我们才有能力对人生作出正确抉择，知道什么是需要发展的，什么是需要舍弃的。

而大乘佛教的精神，更是提倡“自利利他，自觉觉他”，教导我们以帮助一切众生为己任。这样的愿望，正是做好企业的动力。否则，在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对于个人生活所需来说，做下去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可能只会更忙、更累、更辛苦，这也是很多企业家面临的患得患失。

所以，如果企业家能够具备利益大众的情怀，具备造福社会的使命，就会有更大的动力来发展企业。当然，这种发展应该是健康而全面的，不是以盈利为唯一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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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坤学    时间: 2015年9月21日 02:52
子贡，中国古代儒商的开山祖

刘振佳
　　子贡，字端木，不仅是一位深得孔子正传的儒徒弟子，位居七十二贤的前列；同时还是春秋时期最为著名的商人，他创造出了商界历史“端木生涯”的美誉与辉煌。
　　孔子通过经久观察和超常的想象力，第一次借子贡为早期儒商作了心理检测和人格定位；虽然古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说，但是，真正能用文化方式行世的时代大商，他们绝对是内具道德情怀，胸有通天智慧，可做历史大用的绝世高人！

　　一

　　《韩诗外传》等史书记载，子贡的老家是河南，其家世“卫之贾人也”。因此好多人说他出身于商贾之家，原本就有商人的精明品质。令许多人大为不解的是，子贡稍稍长成之后，竟然没有在卫国这中原之地、所谓的天下之中呆下去，而是来到了鲁国都城曲阜，坚决要拜夫子作入室弟子。入门求学之后，并没有专门要求夫子讲解“待价而沽”、“求善贾而沽”的商业性课程。开始学的是关涉诗、书、礼、易精髓的“言语”课，后来学习如何修为人格道德，再后来甚至学起了社政之理。学习投入之深，悟道之切，直逼夫子最得意弟子颜回，甚至超过了号称孔门第一弟子的颜回。《论语》中没有具体记载子贡经商的过程与细节，当许多人恨不得把整个头脑不断淘洗浓缩为商业智慧的时候，子贡却在孔夫子的文化道德的点化下，将原本家庭的商业心理，扩充为人类生命生存的大智慧，消解掉商只为商的狭窄思想观念的同时，用更高远的形而上的文化哲学观念，将“商”和商人提升为一种文化感觉、一种历史的意识，变造成为生命的存在与发展方式。
　　他终于站在了凌绝顶的最高处，置身于商业的至高文化峰峦，回望商海风云，品味潮头帆影，不仅经商之道昭然若揭，境界也无比畅通高远，视野更是辽阔丰满，也只有到了这一步，凭借文化之风大鹏展翅，无意为商而商已大矣。

　　二

　　在曲阜及周遭地区，一直到今天，还有一种古老的风俗，就是许多商铺在春节贴春联时，会将横批题写为“端木生涯”。意思表达得很清楚，既是一种发财的祈愿，同时也是要学着子贡的样子，走他一样的发财道路，获得像他那样巨大的成功。只是，对这副对联应有的更丰富内涵义理，许多人并未做更深广的体味与探究。子贡如此超越高迈的举止，以小商小贩们那眼睛盯着蝇头小利、整天铢锱必较的狭窄俗常之心，去猜度理解宏阔的君子之腹，理解儒商巨子的商业谋略，差得绝不仅是知识与能力，而是生命境界的隔膜和疏离。
　　据史料记载，子贡经商并非不求利，只是他惯于“求异乎人之求也”，他所求在于商业的整体布局、在于系统性的“战略”，而不是求在一招一式的具体“战术”。所以，一直到汉代，仍然有人满怀敬仰之情盛赞子贡的这番大气与雄阔。当那些俗商、奸商为蝇头小利拼得你死我活的时候，子贡编织着“智者利仁”的战略大计，用特有的商业智慧挽狂澜于既倒，拯世济民，让手中的金钱化作社会的道义和人性的职责。
　　从古至今，“利仁”绝对是一个商场经典命题。“以仁取利”，用仁爱的方式去谋取商场利润。它不仅从时间的经度上和空间的纬度上编辑出一种全局性和久远性的深谋远虑，真正理解商家的发展致富秘诀；同时还是时空交错与世界动荡起伏中积淀与生成出本质真解，真正理解商家的终极目的。真正的儒商心里揣着“仁”，手里捧着“仁”，一路播洒“仁”，因为“爱人”，取得的不止是信誉和口碑，以及生生不息的经营领域阵地和辽远坦途，更重要的是他取得了比物质钱财更多更大的收获，一种商业生活的真理，一种世人称颂的伟岸品格，而品格比所有商业手段更具魅力和效益。所以要想在商海上扬帆远航，走得更好，便不能遗忘孔子的教导：“仁者爱人”，不能忘记子贡所奉行的“利仁”商海战略。因为“爱人者，人恒爱之”，怀揣着“仁爱”商业策略行天下，即使走得再远，也会无往而不胜。

　　三

　　子贡身处信息并不发达的春秋季世，他“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财于曹鲁之间”，他的经商之道学于孔子，可见孔子曾开设过历史上最早的商业课程。而后，他一边在卫国做官，一边在诸侯国间做买卖。他并没有像眼下一些商人，整天忙得团团转，惶惶不可终日，坐在杏坛下悠然读书，与先师孔子放逸论道，全没耽误，生意做得既潇洒又快乐。因为，用孔子的话说“赐不受难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他总是会在最适当的时候，在最适当的条件下，出现在商场的最前沿，契合商业流通的内部规律。子贡不会按常规操作出牌，他运用囤集经营的方式，所做的预测总是很准确，很到位。所谓“子贡善居积，意贵践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人们发现他总是能够发现贵贱的期档，使得储存货物获得最大增值，富裕的程度可以和陶朱公相匹敌，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
　　古人曰：义者，宜也。商场的生意经不会偏袒和歪斜，它总是光顾那些懂得“时中”道理的人。如子贡善于“居积”之期，预测贵贱的时间每每很准，从规律出发而不是靠小花招做生意，最终不仅可以发财，而且可以发大财，告诉我们发家致富其实并不难。

　　四

　　据古人记载，子贡并非全然舍弃商利的追逐。清代学者俞越评价说：“若夫不受命于官，而自以财市贱贵，逐什一之利，是谓不受命而殖货。”他走的是与官商完全不同的道路，并非因为自己是官吏，可以由官家强制性买卖生财。他做的是个体私人买卖，舍去了官商的强悍霸道，舍去了背依政权的冷酷和强势，从一个真商的本真出发，去行商，去拓商，去造商。于是，他尤重融情入商，运情于商，情商同步。并且是真情而不是假意，善于让暧意消解利益分割的尴尬，他会让消费者掏出了钱更感觉如临春熙。
　　吕不韦是子贡的崇拜者，他向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鲁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当年鲁国有一个法律，谁赎出了鲁国在其他诸侯国做臣妾的人，可以到官府中领取赎金。对此，子贡会经常从别诸侯国赎回了流落在外的“臣妾”，然而他从不去官府领取应得的赎金。在他的眼中，这不是钱的问题，他看重的是人间真情，是人与人之间的体恤爱怜之心，在他眼里人间真情比钱大得多，也重得多。
　　也许，我们该再仔细品味一下子贡“庐墓六年”这一经典史实。当年，孔子溘然长逝，弟子悲痛欲绝，于是相约依亲子之礼，为老师送葬，之后再守心丧三年。据说三年之后，在呜咽西流的泗河岸边，树影婆娑的孔子墓前，师兄们大哭之后，便“相诀而去”，展现了中国历史上师徒如父子最感人的一幕。
　　以礼道情，“情”被子贡视作了立人之本、立世之本，亦为他的立商之本。孔子曰：“人而不仁于礼何？”礼到深处便是情，子贡用自己融入礼的真情实感，不仅润滑了商业经营的机制，更润滑了不息的生命和活性人格，于是当商人能够以情面世，商便成了活商、大商，人也为活人、人大，情商才能无敌。

　　五

　　子贡家世竟然是个让人心痛的结局。以倡导放浪形骸尽性养生而著称于世的列子，这样记载这一豪富之家的结局：“卫端木叔者，子贡之世也，籍其先赀家累万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为，人意之所欲玩者，无不为也，无不玩也……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听、目所欲视，、口所欲尝，虽殊方边国，非齐土所产育者，无不必致之……及其病也，无药石之储，及其死也，无埋之深。”
　　他说卫国的端木叔是子贡的后代，依靠其先代所创造的万贯家产，不是继续创业兴家，而是“放意所好”，由着自己的性子任意所为，达到了穷奢极欲的程度，结果是临末得病的时候，连买药的钱都没有，死后随意扔在那里，连埋都没埋。
　　在这方面，子贡犹能免俗守道，执义而往。虽然身为富甲天下的儒商，令人不得不为之肃然起敬，生前面对巨额财富，硬是顶着世俗的风潮，走出人生另外一条新路。
　　因为他是有钱人，于是便会有人上前巴结讨好，曾不止一次地听到有人称颂他“贤于孔子”，称赞子贡你比那迂腐的孔老夫子强多了。每当他听到这些话，不是美滋滋地脸上放光，心神摇荡，只不过会故意做出一副谦虚状。
　　孔子的晚年时光，夫人和儿子都已先他去世，据史料记载，主要是由子贡等人来出资照料他的起居生活，每天为老师端水端饭，他竟然做得一丝不苟。这不仅需要具有抵御历史惯性以及各种诱惑的意志与毅力，更进一步的思考，还是他关于挣钱目的和意义、关于金钱和人格价值、关于身份和诚意全然洞深地理解与认识。在更高层次上，商不是商，而是人生通向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钱不是钱，而是人格修练达于贤圣的方式，一切从“成人”出发，一切从“诚信”出发，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做人。
　　因为孔子曾经说过：人非诚不立，只要有了诚心明镜，不仅照彻了人世，更照彻了自己，有了是与非的心性掌舵，有了坚强信念做奠基，就是再富再大的商，也不会走失自己，不会被肆虐的贪欲所击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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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从寿    时间: 2015年10月21日 21:19
南怀瑾与彼得-圣吉关于禅、生命和认知的对话

南怀瑾讲述．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远见杂志》二OO六年六月号，有一篇对趋势科技董事长张明正的访问，在介绍中说：
    “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圣吉，在一九九O年出版《第五项修炼》一书后，十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引起广大而深远的影响，带动了许多企业竟相推动学习组织。
    “这几年来，彼得·圣吉开始接触中国的儒释道思想，并且多次到香港拜访国学大师南怀瑾。今年再提出新的管理思潮《修炼的轨迹》，将管理再推向一个新的境界。”
    张明正先生在接受访问时说：  “我曾当面问彼得·圣吉，为什么学理工出身，后来成为组织学与管理学大师的他，会去拜禅学大师南怀瑾为师，又对中国的儒释道备加推崇？”
    圣吉博士在新书中说：  “在我们寻求如何为这个领域开拓新知时，有幸遇到中华文化界修为涵养极高的大师们，并承蒙他们指点。与南怀瑾大师的会谈尤其关键。他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探索领域的共同基础。我们真心感谢能有这个机会，与中华文化世界的广大读者分享我们这趟旅程的一些见解。我们也期待能有更深度的跨文化对谈，继续与你们共同学习。"（《修炼的轨迹》第一页）
     圣吉博士平时与南师的问答，皆由彭嘉恒翻译联系。二OO三年起，一连三年，圣吉博士一行，每次以三日的时间，前往拜会南师，继续他的参访学习。
    二OO四年圣吉等人的新著《Presence:  An Exploration ofProfound Change in People Organization and Society》在美国出版，中译名称《修炼的轨迹》，于二OO六年六月在台湾出版。中译本第四页说：逮本书“却有如禅宗师父的一棒，告诉你：打开你的心智模式吧，没有答案。……学习大师不怕承认他仍在探索、在学习，他谦虚为怀的说：我们所知有限，我们所学到的一切，仍有永恒的秘蕴藏其中。"
    圣吉在这本新书中说：“南大师的种种成就，似乎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美国国务院驻中国的一一名高阶官员曾告诉过我，按照传统，中国皇帝的顾问必须是集一切文化传统于一身的大师级人物。这位官员说：‘南先生可能是符合这种传统的最后一人。’（二四O页）
    
    南师：好，这是你现在这一次的答案，你自己记住。你每天打坐几次？
    圣吉：早晚各一次。
    南师：每次多久呢？
    圣吉：早上一坐约四十五分钟到七十五分钟，晚上约半小时。我早上也做气功，所以一共要用上两小时。
    南师：针对你的目的，我们谈一些修持的方法。你做了精神会好，心理也会宁静很多。
    上次你来这里的七天当中，我们有没有提过生与死的问题？人怎样生出来的，死时又是什么情形？
    圣吉：有的。
    南师：现在我们只讲生的一面。生命都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知觉的，像是意识、思想、情绪；另一个是感觉的，例如疲劳想睡、肚子饿要吃等。知觉用现代话说是心理的，感觉是生理的；西方说知觉是理性的，感觉是感性。西方认为理性是唯心的，这不同于我们讲的唯心，他们认为感性是唯物的。
    当你打坐时，你的思想在转动，有时多一点有时少一点，你清楚吗？
    圣吉：很清楚。
    南师：这个思想，缩小到唯识的说法，是属于第六意识的分别意识。你还记得，我说过第六意识不属于身体，也不属于脑，不在内，也不在外，无所在，又无所不在。密宗和西方观念认为第六意识是在脑，这是错误的，因为脑仅仅是身识的一部分。
    我常听人说打坐坐不久，坐久了不是这里不舒服就是那里痛。如果有人用枪指住你的头，你敢动一下就开枪，你还敢下座吗？这时第六意识都知道，可是身识就不影响你了。
    圣吉：是的，我有时打坐时腿部抽筋，非常痛，但是还会忍住不动。如果是在睡梦中抽筋，我一定会本能地放开腿去按摩它。
    南师：不错。所以打坐坐不住了，到底是身子坐不住还是心坐不住？  自己检查看看，大部分都是第六意识要你下座的。第六意识昼夜都在不停地流动，连睡眠时也不停，仍在做梦。不过也会有短暂的停止，不做梦了，好像真睡着了，其实那个还是第六意识的境界，是第六意识呈现的昏沉境界，我们叫它睡眠。你打坐时有过第六意识被截断的经验吗？
    圣吉：有时候有，但是不常。
    南师：可惜那一下你把握不住，否则今天的你就不同了。不只是你，所有的人都不行。这一刹那不是只有在打坐时来到，行住坐卧，任何姿势都有可能发生这个第六意识之流被切断的情形。这像是把流水一样的知性从中截断，是很不容易发生的。下次碰上了千万不要错过，就定在那上面，越久越好。
    圣吉：我是碰过几次的，其中一狄是我在一个冰冻的湖边上，它突然来了，我的念头完全停下来，当时没有任何感觉或知觉。在打坐时，也发生过几次。
    南蛳：好。铃木大拙讲了很多这种境界，但不要搞篦，这完全不是开悟。这仅仅是个提供开吾的机会，也不要认为是并悟之门。历史上很多祖师，就是在这意识之流突然被完全截断的时候，爆发出开悟的。
    这个境界在一般人大喜、大怒、大哀、大乐的时候，也可能会产生。你能在它来临时认得它，多保持在这个境界，迟早可以开悟的。
    在中国宋朝的时候，有位官做得很大的文人，他去请教一位禅师，问佛经上说一阵黑风把你吹到罗刹国土，是什么意思。哪晓得这位一向待他很好的师父，居然把脸一变，把他羞辱痛端一顿。这位官员素来对师父恭敬，不料被这么一骂，气得不得了，正待发作，此时师父又收起忿怒之相，对他说，喂，这就是一阵黑风把你吹到罗刹国土了。这文人惭愧之极，当下称谢。
    这个境界甚至在打仗杀敌之际都会呈现的。不但如此，我年轻时人家闻我，什么工夫才能开悟？我告诉他们，很简单，开悟的前奏境界就像是你大便憋急了，在大街上来回找厕所找不到，正急得不得了，忽然找到，裤子一脱，咚，哇！那差不多是了。
    禅宗祖师说过“截断众流，顿然而悟”，那个时候才有顿悟的可能。截断众滤是定的堍界，顿然而悟是慧的境界，这叫定慧等持。
    你静坐要找好的境界，当你一上座刚把腿盘起来那一刹那，就是最好的。当你把腿盘好了，心里想着要打坐修行，妄念就来了。
    这一大段是讲关于知觉，理性的部分。现在来讲感觉部分，生理的。我们采用佛家的说法，这个身体有五大：地、水、火、风、空，这你已经知道了。
    蚤吉：您所说的，罩在身体外面的光环( Aura)，与五大是什么关系？
    南师：地、水、火、风每一样都自己会放光的。所以修白骨观到最后要你观想白骨流光，其实白骨自己会发光的。
    你打坐时气住了，鼻子呼吸停了，此时会感到慢慢下腹在动，就像胎儿不用鼻子呼吸用脐带呼吸一样。可是一般人做不到，他到这个阶段，就有一股气向前冲在肚脐以下耻毛以上的一条线的位置，我们过去叫青春腺，气冲到这里，性欲就上来了，就非要解决不可，结果就放掉了。此时如果可以不犯性欲，身体自然就一天天好起来了。在我的少年时期常觉得青春腺这里很舒服，你年轻时也觉得如此吗？
    圣吉：我不记得了。
    南师：是的，水大和土大关系很密切，所以人体百分之七十是水。但不是说四大可以变来变去，佛讲过的：  “四大性离”，它们各有各的范围，水化成恭气，是水受风的影响，变成蒸气的现象，不是水变成风。四大性离，组合起来变成物质世界，变成身体生命。四大最后归到空，空大又和四大彼此不相关的。
    南师：今天开始为你讲安那般那的修行方法。这在佛家讲算是共法，不是不共法。为什么呢？  因为像印度的军茶利瑜珈或其他瑜珈门派，婆罗门教，西藏密教，小乘、大乘，乃至其他世界上一切的宗教，在讲修定求静，都共同走这个路线，所以称为共法。至于佛法和其他宗教的不共法，是讲般若，智慧的成就，不过仍然是要配合共法的修行而来。
    现在我们把名词重讲一下，呼出去叫安那，吸气进来般那，中文叫出入息。上次说过，人在胎中是不用鼻呼吸的，所以胎儿没有出入息。但是胎儿自己有股生命的功能，自己有息，有生有灭，是生灭的现象。比喻来说，就好像是电流一样，记住这只是比喻。但是生灭不是中断的，而是相续不断的。
    胎儿出生，脐带剪断了，嘴巴里的脏东西挖出来，开口哇一声，原来生命里的气呼出来，然后鼻子吸入第一口气。最后死的时候又再呼出最后一口气。佛经、密教、道家都没有交代清楚的一点是，婴儿从生下来到死亡，都是呼吸自然往来，但是胎儿没有鼻孔或毛孔的呼吸，只靠一股用今天的话说是能量的作用，不断地膨胀收缩，生命就逐渐成长。真修息是修那个作用，不是呼吸往来的作用。这一点要先交代清楚。
    现在一般的呼吸修持方法叫数息观，分数息、随息、止息。包括日本禅宗在内，大家都把呼吸往来当成息了，他们讲的数息，不是指那个不呼不吸生命本源的息。中文里“息”是休息之意，  《易经》观念的息是成长的意思。呼吸往来是消耗放射的作用，吸进来呼出去是生灭法，但是“息”不是消耗，而是不进不出，停止在那儿。这个是了生死的法门。
    中国的天台宗讲得非常清楚，把呼吸和息的关系分成四种：一进一出很急促的，只到肺部，例如在跑步时的呼吸，叫作“喘’。不急促的往来呼吸叫作“风”。比较深长的，宁静了的呼吸，譬如在打坐或者睡着时的，很细，连自己都听不见声音，只在鼻尖上有感觉的叫作“气”。你观察人的睡相，如果还有呼吸往来，这人没真正睡着，脑中没有完全休息。有那么一刹那，这人不呼不吸了，那是真睡着了，那是“息”的境界，完全宁静了。普通人在静坐或睡眠时碰到这个境界是很短暂的，马上又回到呼吸往来境界，气又一进一出。一个人打坐时，在他旁边可以听到他呼吸很粗的，那根本就是在散乱，哪里是打坐！  有经验的老师只要一看一听，就知道此人是否真正在打坐。
    西方的远动不谈，现在连东方练武术气功的，甚至瑜珈的，都教人把气吸进来，保持在下腹丹田，然后叫这个是“气”，那是完全搞错了，这是在玩弄“风”。而且把气憋在肚子里，只会搞得肚子愈来愈大。这么做，充其量只是帮助内脏运动而巳。
    你注意一下八九岁的童子，他身子的肺部和胃部是圆满成一条线下来的，他呼吸进来是遍及全身的。真练工夫的人，懂得吸气进来时，腹部足收进去的打拳的人一出拳会“喝”一声，这是把气放出来增加力量，比闷声不响出拳的力气大。但这只是风的作用，不是息的作用，气真的充满时，不呼不吸了，只要意念一动就起作用了。
    普通人呼吸都是肺部作用，只用到一半呼吸，不要说息了，连气都不算。能练到气了，身体绝对会健康的。有禅定工夫的人，呼吸就不在肺部，而是在丹田，这是自然的。童子成长了，有了男女关系之后，气就破掉了，呼吸就只有一半了。丹田呼吸指的是在娘胎里用肚脐的自然呼吸，但这还只是气，不是息。
    像某人的女儿只有十四五岁，最近几个月跟着妈妈打坐，她就告诉妈妈，其实人的呼吸不管白天还是晚上，都是在肚子这里呼吸的。成年人能做到随时这样呼吸，此人一定健康。至于进一步练到长生，也要从这里开始练。
    为什么跟你讲这些呢？  因为我看到你在报告中说，自己打座时呼吸停止了，其实还没有停止，但是也差不多了，所以详细为你说一次。不过要注意，如果工夫到了止息境界，身心会起很多变化，这慢慢再说。你要知道，念头和息是两回事，假如我们每个思想都能和息配合，就进入禅定了。
    多年以前，我大概二十五六岁时，有一天陪同载的老师散步。他忽然抓住我的手，问：  “是思想先动还是气先动？”我毫不考虑就回答：  “当然是思想先动。”他把我的手一放，说：“了不起，你真懂了。我问过好多的老前辈，他们都认为是气动了念头才动，其实不是的。”
    所以，念头和气是两个东西，要能做到呼吸不动，念头专一不散乱，这叫作“心息相依’’，在密宗叫“心气合一”。念头不散乱，只有一个念头，与气合一了，是很重要的。像这个女孩，虽然已经有过月经了，但是因为心念比较清净，就容易做到在丹田呼吸。年纪愈大，心愈乱。思想愈动，气也愈短，就不容易做到了。
    打坐时能先做到气充满下半身，继而到四肢，然后鼻子没有了呼吸，那就差不多要到止息了。
    圣吉：我有时打坐时呼吸停了，我注意到：如果又开始呼吸，是因为我的念头动了。换言之，也是念头先动，气再跟着动。
    南师：是的，念动然后气动。要心息相依才能得定，心动了，息也就动了。安那般那这个法门是非常细的，这一次我不能详细讲？只能初步说说。有时一个人在极度专心工作时也会有暂停呼吸的情形，在受到极度惊吓的时候也会如此。这是因为心念高度集中了，所以基本上都是心念的关系。念头清净了，呼吸也放慢了。了解这个，对于你的身心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第一要明白自己呼吸的长短，佛经说：“息长知长，息短知短。"而息充满全身也知道，息导致全身每一个细胞起变化也知道，这个知道的知是心的知。可是一般人解释错了，认为息是呼吸，注意力就放在一进一出的呼暖上，变成在练气了，这是大错特错。知道息长短，是要知道这个不呼不吸暂停期间的长短）开始时，这个暂停的期间是很短的，慢慢练习久了，念也定住了，能跟它配合，气就能充满你全身。
    南师：我知道你以前学过也会用呼吸法门，现在要懂息的道理。
    圣吉：我就这个问题想请教老师，当我的呼吸全静下来了，我是清楚知道的，一切都静了下来。可是当我的鼻子呼吸停止时，我仍然觉得腹部的中心，大概就是丹田位置仍然在呼吸。这是否就是老师在第一天所讲的，细胞也会有的膨胀收缩功能？
    南师：你问这问题代表你没把昨天讲的听进去，这个法门的确很难。我先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再把安那般那法门讲一次。你太着意在呼吸的一进一出上了，我教你的是个大的呼吸法门，你专重鼻子的呼吸变成在练气功了。
    我们现在讲的是禅定，你打坐时先把念头放松，什么都不去管，过去、现在、未来都抛开。自然地呼吸，开始时是用鼻子呼吸，当你静下来了，乎吸会变得深长。慢慢地自然会成为丹田呼吸，不用你去着意或者去守住丹田的。密宗和道家会要你守丹田，我们现在讲的安那般那法门不用这个。
    圣吉：我的经验是它会自然发生，不可能人为产生。
    南师：你要知道呼吸变得深长。现在我为你重复一次安那般那的要点。这个法门依中国的天台宗，是有为工夫配合无为工夫一起的，上座后身心都放掉，一切不管，先清净一下，即使是假象的清净也没关系。
其次，你调整清理身体内部。一般人饮食男女没有断的，身体都有毛病，就成为修行的障碍。天台宗用“六字口诀”来清理身体内部这个法门最原始是跟着佛法传到中国来的，不是天台宗的祖师们所创造的。后来中国的道家也学着用。
六个字和相对应的器官是：
    呵（读如“猴”）一心
    嘘（读如“河威”合音）一肝
    吹一肾
    嘻（读如“河宜”合音）一三焦（荷尔蒙系统，甲状腺、胸腺、肾上腺）
    咽（读如“斯”）_肺
    （括弧内为国语发音）
    这些字本身没有意义，你每一口气拉长读一个字，但是不能读出声音来，你只是要借用它们发音的嘴形，以听不见嘴中发音或呼气的声音为准。看我做（南师示范）。
    当你一口气吐出“呵”的时候，观想在心脏部位的业气、病气都吐出来了。一口气吐尽了，把嘴一闭，身体自然会吸气进来，完全不用你去指挥，也不用费力。你如果在吐完气之后还拼命吸气回来，是错误的做法。另外五个字也是一样。
    好，你每次练习安那般那，第一，把念头都抛开，放松身体。第二，用六字口诀调整身体里面的器官，或者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也用呼气的方法清理。例如，你觉得胸口闷闷的，可能是心或者肺的问题，就用“呵”或者“咽”字。腰部不舒服可能是肾的问题，就用“吹’’字。余法类推。这里面还可以配合特定的动作，可以练武功练剑，有一种功夫可以把吐气练成嘴中的吹剑……我们这儿讲不完的。
    做完全部六字口诀也要用上不少时间，把内部打扫干净，气路通畅了，就自然进入安那般那呼吸，但不用特别去注意呼吸。我在第一天说过，风大是五大中最重要的，所有的病都是因为气不通而起的。
    你做了清理，如果还有哪里不对，再用安那排出病气业气。你如果思想不能静，能真练好了出气，思想烦恼也会少了。我们人在大烦恼或者累极了的时候怎么做？  是不是长叹一口气？  对不对？叹出去就舒服了。男女在做完那事也会叹一口气，然后睡得像两条死猪，舒服了。人死的时候，最后一口气是出去的。人出生时，第一口气也是出去的。
    讲回静坐，练完了六字口诀，自然地呼吸，只有知性在看着呼吸。记得知性不是在脑中的。呼吸变得深长，你非常清楚；如果你的念头此起彼落，你的呼吸是短促的，你也非常清楚。佛经讲得很清楚，呼吸有长中长，长中短，有短中短，短中长。为什么如此？佛没有说。那同你的身体健康有关系。如果静坐时你的呼吸忽长忽短，这可能是你当天的情绪不定，吃的东西不对，乃至天气变化都会有影响。
    当呼吸粗重时，你会感觉到在鼻尖，渐渐、渐渐地，感觉到了眉心，最后才到了头顶。当你还不够静时，你好像感到有东西进出。其实并不是空气真的进出你的头顶，都只是你心理的感觉。当你念头定住了，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那就是息。
    所以，你在练习时，只是知道呼吸的长短进出，只看这个，不要管念头。好像在看着一个小孩子在房中跑来跑去，你知道他在那儿，不用去帮他忙。这也像是看着水中的鱼游来游去，你知道鱼在那儿，你不用去碰它。看着呼吸的长短、进出，慢慢地，愈来愈深愈长，到了不呼不吸了，就是止息。
    止息以后，知道全身充满了气。如果觉得那里不通，用意识观，把那部位的病气业气送出去，甚至放个屁放出去。最麻烦的是气到了性器官，这时候不要去管它，把这个看的念头也去掉，它就没有了。你愈看它就愈是帮它，它就愈来愈强，直到你忍不住了，只得去寻求发泄。当这种问题来了，你要知道如何处理，懂吗？
    当你全身充满了气，把念头都抛开，慢慢地气也稳定了，这时就可以常在不呼不吸中。其实也不是绝对地不呼吸，只是隔了许久才呼吸一次。如果此时有气进来，把它放出去，身体就空灵了。这时身中就会生起光明，可能在头部或者在背上，或者最好的情形是在下半舟生起的。此时口水分泌会特别旺盛，不用吞咽，它自然会下去，这就是甘露，是最好的双性荷尔蒙。慢慢地连身体的感觉也没有了，进入了光明定中。
    我只能为你讲到这里了，讲多了反而会害了你。
    很多人以为吸气能充实生命，就练吸气，真是愚不可及！  真正的秘法正好相反，要舍，把它放出去。大乘道叫布施，把自己的气乃至生命给一切众生。
    练习中最难的是腰部以下，到腿，到足趾。两足是最难打通的，一旦通了，就会生起非常舒服的感觉，继而产生乐感，比性的快感还要好。乐感由腿上升到头，由脑所生的乐感是无比的欢喜，无法形容的。到了这一地步，身体就不是障碍了。一般人打坐总还觉得身上有这里或那里的不舒服，就是觉得有身，所以身体就变成了障碍。身体不障碍，下一步就要修菩提了。到这里为止是共法，外道也可以修到的。至于身体上的各种感觉，酸痛胀麻痒等等，大类的有三十四种之多，我们下次再讲。今天所讲的足够你消化一年了。
    圣吉：的确，的确。
    南师：你们有练瑜珈的，如果筋肉拉不开时，用呼气的方法可以帮你伸展开来，你气吸得愈饱，愈难伸展开来。气跑到了脑子是最难放的，比下半身的气还难放掉。能把脑中的气放掉了，头都空掉了，什么智慧都发起了。真正的问题是在上面，不是在下面。下面的问题都是假的，都是由上面来的。所以把头砍掉就什么问题都没了。这不笑话，佛陀教的白骨观的修法，就有观想把头骨切掉，倒转过来放进腹腔的空间中，如果你能观得起来，什么高血压之类的，就都没了。
    圣吉：我对“止”和“观”仍然不是分得太清楚，而且愈搞愈糊涂。我懂了什么是止息，但是不肯定是否这时要开始用观，次序是否如此？
    南师：你先要了解，我们在讲的是禅定法门，而止观是个总的，两者有关联可是逻辑上不同。止和观就是奢摩他和毗钵舍那，是所有宗教所有法门在修行上都用上的，它同我们所讨论的种种生理情形是有连带关系，但是并不只是生理的。止和观是一种方便，是一种手段。禅定不过是止的其中一种，但是不能说禅定就是止。其实当你进入止息境界的时候，你早已经在观了。昨天说过，这个观是知性的作用。这个的确不容易搞清楚。
    我再讲一次，从佛法立场来看，所有禅定的工夫，包括小乘的戒、定、慧，大乘的六波罗蜜，所有宗教的祈祷，各种的瑜珈、冥想等等，都是要证人菩提的手段。手段不是目标，目标用现代的词汇来讲是形而上的，手段是形而下的。一旦进入了形而上的境界，所有形而下的都成了空话废话。《楞严经》告诉我们：  “但有名言，都无实义”手段是一种方便，你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话题到此为止，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你还记得我们在九七年打禅七时讲过的“四禅八定”吗？
    圣吉：记得。
    南师： 修行的人经常被各种幻觉拉着走，我第一天对你说过，人生无时无刻不受知觉和感觉的影响。我们的各种情绪，像喜怒哀乐，是感觉来的，不是知觉。换言之，它们是生理的，不是心理的。
    现在你手中拿的材料，是我今年稍早在中国打七时所讲的内容，抽出其中的一部分。这是三十四种色法，因为时间关系，只能大略说一下。
    根据佛学的归纳，这个生理的、物理的是属于五阴中色法的范围。《心经》上说五蕴皆空。蕴就是盖住了的，人类自己不知道。第二个是受，是感触，譬如我们感到冷暖舒不舒服，男女饮食的快感不快感等等，都是受阴范围。受的对面是触，就是交感，生命与物理世界接触的交感作用，触与受是连着的，是感觉。我们生命活着每天大都被感觉拉着跑，自己都在糊涂中。有人做工夫发起了特异功能，神通境界，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感觉的物理变化，都靠不住的。依佛学的归纳，触受只有三种：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我们每天在清醒耐多数是在苦受中，乐受是很少的，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在不苦不乐受中也很少，只有在睡眠和昏迷中才有。
 
 圣吉：请问为什么五阴又叫作五蕴？
    南师：阴是说有这个作用，可是人的智慧却看不见，所以是阴暗的，也叫做五蕴，蕴是聚集的意思，也有累积的意思。阴是盖着的意思。这两种叫法都对，也只呈现其中一面的意思。所以佛经从梵文翻成中文时，也碰到过大问题的。例如第八识阿赖耶识就只好翻音，成为阿赖耶识，是蕴藏的意思，它的内容有能藏、所藏、执藏三个功能，翻戍一个功能都不全面。五蕴同阿赖耶识整个关联的，生命的本能就蕴藏在里面。
    五阴是分类归纳生命的存在，物理的是色阴一种。其次是受阴，是心理和物理世界交感而起的。然后是知觉的，思想，想阴。再来是行阴，这个高了，是所有物理世界所依靠的动的力量。现在人类所使用的动力像太阳、石油，并不是永恒的。今天的科学还没有找到那个永恒的动力，假使找到了，整个人类思想就通通变了。我们的生命有个东西在驱动，那就是行阴，是永远在运动的。这个观念是心物一元的，行阴的后面是整个唯心的，是心物一元的唯心的识阴。这就是五阴。
    时间关系这个题目我们只能讲到这里了。现在赶快回头讲三十四触，只能念一念。其中三十种是所触：轻、重、滑、涩、软、硬、缓、急、冷、暖、渴、闷、力、劣、饥、饱、酸、痒、胀、麻、粗、细、酸、黏、老、病、死、疲、息、动。我再加一个静，就成为三十一种。还有四种是能触：地、水、犬、风，是基本功能，都是生理的。
    这些还只是主要的类别，如果依照现代医理学心理学，还可以再细分出很多种。为什么要认识它们？  你做工夫时这些现象会不规则地随时出现，你认识了就不觉得稀奇了。你用功进步，身上毛病好了，皮肤也变嫩了，返老还童了，都是自然的变化。如果思想认识不清，自以为了不起了，可以去当教主了，那就走偏了。你认识清楚了，这些都是心理的物理的自然变化。
    每一个名词包含的内容都很多的。例如人的老病死，到疲到息，这其中分析起来有很多的。在修行做工夫上，有四个字特别重要：“知时知量”，你要记住。同时，你把这四个字用到世法上，像你讲的管理学，也都用得上，投资、打仗都要“知时知量”，非常非常重要。
    今天所讲的牵涉起来非常广了，正式讲起来恐怕要上一学期的课。发生了问题你要知道该如何去调整，这中间又要牵涉医理。例如你用功起来，到了一个阶段全身发痒，你怎么处理？  这可能要靠药物帮助，但治本还是要用工夫转过来。或者用其他方法，像传统中医的一砭、二针、三灸、四汤药。该用哪一样？  这治疗还要配合气候，这又要懂气象懂天文。所以生命活着，你要去玩它是很麻烦的，最好死掉！
    圣吉：那我怎么办？住得离老师那么远！
    南师：没有办法了。除非你整家搬过来跟着我十年吧，假定我还
没有死。这边有的人跟着我很多年了，有人还跟了我快三十年了！
    时间来不及了，赶快讲第二个题目，三类色法：
    一、表色，表现出入生命的，有四对八种：行、住、坐、卧、屈、伸、取、舍。
    、形色，有形的，也有四对八种：长、短、方、圜、高、下、正、不正。
    三、显色，它是主要的，不属于表色形色的，有十二种：青、黄、赤、白、云、雾（云轻雾重）、烟，尘（烟凝结了变灰尘）、明、暗、光、影。
    为什么要你知道这些呢？  你打坐修行时见到这些显色，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就会被这些幻相所迷，自以为了不起了。这些都属于“独影意识”境界，都是物理的作用，是身体内部摩擦产生的自然现象，不是神通。
    你注意喔！  我并不是说这些都是不好的，都不应该要的。不要误解是要你碰到这些现象知道是什么作用。
    有些人专利用它们来修某一种特殊的法门。讲一个例子，我年轻时在西藏住过，同学们在玩时，有一个人定，他的身体隐藏到一团彩色的光影中．就不见了。我就伸手到他的光影中去，拍他一下，“不要玩了！’’一般世俗的人看到可不得了，以为他有神通啦。
    这种情形在高原气候地区比较容易发生，像污藏、云贵地区、不丹、北印度。我觉得那里像是神仙国境，人到了努墨曼好像身体都轻了许多，感觉飘飘然的。
    这些不一定是坏事，不是叫你要，也不是叫你不要，“知时知量”是最重要的，这一一知是最难的。你经历了这些境界，到弥死了，那个中阴身也有物理作用的。今天的科学是没法讲这个的，可是这几年西方的电影也变了，开始接受因果、前生后世以及中阴身的观念了。
    中阴身有没有物理呢？  都属于光、影、明、暗的。这在佛学叫作“法处所摄色”，属于意识变出宋灵魂的境界。例如，注意，这只是比喻，我们做梦可以闻到气味，尝到东西；有时候，你在梦中哭了，一醒过来发现枕头是湿的。你们可能没这个经验，可是在我身上发生很多次，特别是在对日抗战期间。我当时是个军官，驻守在四川，家人都留在东北老家，在日本人的占领区内，国破家亡，与家人不能通讯，不知生死。我当时是带兵的，表面很风光，可是回到自己的房间中，好多次在梦中见到父母亲都会哭，早晨醒来枕。头就是湿的。
    再假如我死了，你们围着我哭喊，我在旁边也会受到你们的情绪影响，会跟着哭。这就是阿赖耶识的中阴身，它同样会流泪，不过不是我们活着这个物理世界的眼泪。这种法处所摄色是非常细致的，这是个大科学，能结合起来研究就是懒严经》所说的“心能转物，物
能转心”的道理了。
   
第二章
    南师：你这一次来，虽然问题还没有提，但是我知道你们的问题大概在什么地方。刚才我们先谈了美国现在认知科学的情况，你大概讲了一下。正如我所想的，认知科学走到旁门左道了，没有真正向认知科学的本题发展。换句话说，他们对认知科学的研究，配合了脑科医学、心理学，慢慢和西藏密宗结合，把对生命科学的研究，演变成对前生后世有没有灵魂存在的问题了。这个路线，离认知科学主题也越来越远了。    如果真正讲认知科学的话，就是过去希腊哲学所讲的认识论。所谓认识论，就是对于能知觉、能思想的本身问题的研究。换句话说，就是中国文化讲的知性，也就是讨论能够知道一切的“能知之性”是什么，这才是正题；当然也包括了灵魂等问题。这个问题这次暂时不谈，等你下次来，我们再讨论。真要建立认知科学的方向的话，要好多科学家参与，尤其是物理学家，量子物理学家，等等。等我庙港那里的建筑好了，我通知你约一些科学家来，像研究物理学的、真空物理学、量子物理学、化学、医学等等，这些人一起来，我们再来讨论。这是就我们刚才在外面喝茶时谈到的问题，我给你的一个结论。
    我看了你们两位（以前一一同来的），对你们两位有一‘个感想；你们的身体、精神比以前差了，你们太忙了，不知道你们感觉到没有。
    圣吉：我自己没有太觉得。
    南师：你们太忙了，给名困住了。名气越来越大，演讲越来越多，消耗也越多。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消费刺激生产，但人不是物质，人的生命、精神消费太多，生产反而就没有了。人消耗的越多，接触面越广，知识也越渊博，越渊博消耗越厉害。你们自己也没有注意，其实，我也老了，人是一年比一年老的，我现在八十七了，快到九十了，你们也要注意这一点。
    你们上一次来（一九九七年），我给你们讲的禅修，到现在七年了，他们出家都十几年了（指在场的出家人），他们比你年轻，还不到四十，现在希望来这里专修。所谓专修，他们当然没有女人，什么都没有，单独在这里，一一天到晚做这个事。将来修到什么程度，还不知道。这是讲他们出家人的事。所谓出家，就没有夫妻关系，没有儿女关系，所有的社会关系部没有。你们在家的，不会进步太快，因为在家的有老婆、孩子、名誉、工作，社会关系一大堆，都是拖住自己的，所以很难。因为难，现在我再浓缩给你们讲一下。你们只有三天在这里，希望你们重新有一个认识。
    一个生命活着，只有两样东西，我从前给你们讲过的，一个是生理的，身体的，一个是精神的，思想的。精神思想同现在所讲的认知科学有关系的。现在把精神思想摆一边，先把生理、精神两个东西合拢来的一个人，简单地讲一讲。
真正研究生命科学的，最早提出来的是释迦牟尼。以我的观点告诉你们，整个的佛学，包括密宗、禅宗，佛学的小乘、大乘，等等，各门各派综合起来，可以下一个定论，就是专讲生命科学的。
释迦牟尼为什么出家？  就是想解决人类的生命问题。这个生命问题，其实也是全世界所有宗教所追求的共同目标。小而言之，解决人类自己生命的问题；扩大来讲，解决整个宇宙人类的生命问题。包括宇宙怎么起来的，这个世界怎么形成的等等。整个宇宙可以说也是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物理世界，一个是精神世界。在哲学思想里头，当年柏拉图就提出二元论，精神世界与物理世界；拿人来讲，就是生理与精神。
所以你们现在要有这个基础的认识，要认识为什么要去打坐，为什么修持求证这个。所以首先就要了解这两部分，一部分是生理问题，一部分是精神问题。
现在你打坐修道，呼吸即使到最细，完全止息了，仍然是在长养气中搞，还没有认得胎儿时那个生命本身的元气。
    所以要先了解风、喘、气、息，乃至不呼不吸，完全到止息，几乎恢复到胎儿时的那个情况，你才认识到真正生命需要的那个原来的元气。
    要认识了生命里那个本元之气，才开始叫做真正修禅定做工夫；才能控制这个生命，才能转变生命。
    这样就产生了印度的瑜珈，被密宗吸收了，变成密宗这些法门，变成修禅定的一一些方法。瑜珈，密宗，禅定，这些都吸收了这个元气的道理，才讲气脉问题，就是气跟脉的关系。脉是身体上生理的变化。
    这几年你们打坐，都很有进步，很有修养。但仍在长养气中后天的一呼一吸上面做工夫。虽然已经有一点效果了，还不是究竟。气必须达到止息以后，身体由病痛、障碍，才能恢复到绝对的健康。等于恢复到婴儿刚出娘胎刚。那样柔软，那样健康了，这时开始修禅定，才能进一步认识生命。
    在认识生命以后，才进入到后面还有的那个能量，那个能量姑且叫气，在佛学里叫做“种子气”，相似于现在量子物理学所讲的那个最后最后的东西，要到这一步很难了。
    今天先告诉你们这一步，要重新有一个认识，希望你多用一点功，把你的身体精神快一点变化好。   
    圣吉：昨天老师提醒我老化了，而我自己原来却没有感觉到，心中着急。我已经认识到修行是生命的中心，请老师指点我。
    南师：你有修行的发心，把修行当第一，好！  很多人都认为修行是第一，但因为生活没安排好，把修行摆到第五、第六位了。名望、事业、金钱、利害，乃至家庭、夫妻，这些都排在前面，反而把修行放到后面，普通人都如此。
    我当年，年轻正飞黄腾达之时，为修行而摆下一切，这个是很难的。所以，学道如牛毛，但真的走这条路的很少。真走这条路，要调整生活。你到中国这样跑太辛苦了，我心疼你。这些活动演讲，虽很重要，但是，时间安排得太紧，太疲劳，对身体是有妨碍的。正如古人的话，这是细细消磨渐渐衰。
    我的一生，从二十几岁起，在声望最好时，为修道都放掉了。几十年来，很多升官发财机会，一概不理。现在为了年轻人的修持，才有这个环境，这里十五楼如此，在庙港的建设也如此。不然，我个人一概不要这些，这个可作为你调整个人生活的参考。
    外面找我的人非常多，一概不理。我的书，那么一大堆，大多是同学们的听课记录。为
了这个修行，我没有时间动笔写书。若放开的话，很多人来找，就没有时间修行了。真修行只管自己，你有缘找上我，其他外国人想找我的也很多，都拒绝了。下面给你讲一个生活安排的方法。
    你著的书，在中国名气越来越大。名气大，要写的赶快静下来写，不然，今后很难坐下来写书了。以你的管理学，可配合认知科学，写薄薄的也可以，新的书出来了，你的名气和影响更大。比如说，美国的亨廷顿，他对于世界趋势的论断，是有问题的。美国不了解东方，东方包括中国与印度，他也不了解少数民族。你把这个写写，介绍介绍东方文化，也是对美国的贡献，使美国领导人头脑清楚一点，如此对世界也有贡献。中文的书，可找人合作翻译，彭嘉恒也可帮忙找这样的人，把东方文化介绍给美国。修行，可来这里个把星期，再回去，这样做可减轻劳累。这个供你参考。
    圣吉：感激老师。我这辈子钱也够用了，请问，时间用在何处
最好？
    南师：修行。
    圣吉：我的工作有三个内容：团体共事、写书、巡回演讲。我感到做这些事，也是为贡献世界。比如我到中东，与石油大老板谈世界形势，谈人类未来，谈如何改进他们自己，我认为这也是修行。但是，如此一来，用于工作的时间多，用于打坐修行的时闾少，就没有时间打好个人修行的基础。
    打坐修行方面，早上打坐四十五到六十分钟，晚上三十分钟，作白骨观，也观舍利子，也用观音法门，也用观心法门。打坐时，呼吸能很快轻下来。以前身体有痛，现在不大痛了。下座，大都是自己要下来，而不是为身体所逼，身体较轻灵了。特别是白骨观，有些心得。数次作白骨观，把头拿了下来，风可以吹过骨架，有一次把骨架吹成灰尘，这个境界持续了四分钟。以前每日四次大便，现在每日三次，体重减了三四公斤。
    南师：这个就是昨天讲的，身体四大与风的关系。修白骨观，配合安般，最后白骨化空，你的经验是对的。不过，你白骨化空只到达一次。无论是修白骨观，或是安般法门，达到止息以后，身体的变化次序是：一、没有痛苦；．    舒服；三、身体没有了；四、自身发光明空明之中，越定久越好。把修行放到第一，慢慢做到这样，到达了，再谈第二步。
    圣吉：回美国以后，我的时间安排拟作如下调整，上座能坐多久就坐多久。一天之中，尽量能达到打坐二到三个小时，旅行时间少一点。一一年当中，要到中国在老师身边住几个星期修持。工作方面，保留与外界的碰面、交流，减少演讲。
    南师：工夫方面不管安那般那，还是白骨观，达到止息后，进一步到达没有身体感受，把身体转化了。这个里头提到气脉，下，一次来再详细讲。安那般那和白骨观最后一个目的，要认识到空，身体感受没有了，知觉仍然存在的。可是知觉很清净，没有妄想了，整个是空灵境界。所谓空灵不是思想观念，是身体没有障碍了，没有苦，只有乐，后来舒服也没有，最后化成空。这个空的境界，是有光明的，在这个里头定久了，身体就会起变化。
    佛当时以这样一个科学的方法，教弟子们观察这个身体。利根者，一观察，就知道原来人的身体、生命就是这样一一个组合体。对于这个身体，不足以有任何留恋，所以马上就可以放下，当下就解脱了身见、我见。
    当时佛的许多弟子们中？有人仍然不懂，所以佛叫他们亲自到陀林，就是中国古代叫的乱葬岗，到死尸堆里去观察，去研究。不净观、白骨观是这样来的。
    在讲十二因缘这一段里，又提出来白骨观、不净观，就是叫你用不净观、白骨观配合-l‘二因缘，不是只做观想了，是通过白骨观和不净观，来追求生死的来源，了解生命的根源是与十二因缘有关的。
     “一切有支轮，无明最自在，自在力所转”，十二因缘里，无明最难懂，它独立为主的，做了你的主。比如说，明日早晨起来，第一个思想是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这就是无明。无明一来，你就跟着转了。伊斯兰教里有一个故事，是套用佛经的故事。伊斯兰教的阿訇，佛教叫法师。一一个阿訇在山里修道，碰到国王打猎。有鹿带箭逃走了，躲到了阿訇背后，阿訇穿大袍子，把鹿藏在袍子下面。国王追到这里，问阿訇有没有看到带箭的鹿？  阿訇不理。国王发怒了说，再不讲就杀了你。阿訇开口了：你为何如此威风？  国王说：我是你的国王。阿訇说：你是我奴隶的奴隶，欲望指挥了你，而我没有欲望，欲望成了我的奴隶，所以你是我奴隶的奴隶。国王听了就笑了：没有错，没有错。
    “无明最自在，自在力所转敝’’，就是无明做了你的主，无明自在了，你不自在，你做不了他的主，我们成为一念无明的奴隶。无明的原因你找不到，无缘无故来的，它是无作之作来的。比如，你好好坐着，忽然来了一个念头，你就跟着乱跑，你找不到原因。你真懂了无明，就会真的明白十二因缘了。
     第三，修不净观、白骨观，是为了了生死，由果了因。 有问：老师，这是不是说，我们根本看不到无明，因为没有这个智慧，所以根本是白谈。如果知道无明，已经大彻大悟了。所以从不净观、白骨观好好修，由此逐步明白。
    南师：对十二因缘，刚才主要研究“生”支到“有’’支，现在研究“老死’’这部分。
    死亡有四种：“渐渐死、顿死、行尽死、刹那死。"渐渐死是整体来讲，这个身体慢慢老化，以至于死。庄子讲，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当你生出第一天，已经开始死亡，第二天已经不是第一天的你了，二十岁的你不是十九岁的你了。所以庄子讲，  “不亡以待尽”，一边活着，．一边等死，这是他的生死观念。  “顿死”是突然死了，比如心脏病发了，或脑溢血，这个人立即死掉。你们相信医生关于死亡原因的论断吗？  人死了，医生检查这个身体的机能停的部位，如停在心脏，就说心脏病致死，从结果来论断病因是靠不住的，可是现在人相信。至于为什么会发生心脏病或脑溢血的前因，医生搞不清楚。
    “行尽死竹，行因在这里就是寿命，寿命是动力，行者动也，动力完了，寿命也就完了，就像电源用完了，就停电一样。  “刹那死”，刹那是很快，一弹指九十个刹那。刹那之间，我们身内的细胞，思想的念头，都在死亡。死亡这个现象，代表了生命的无常。什么是无常？  是讲一切都在变化，无常是讲原则，变化是讲现象。佛家说无常，中国《易经》叫变易，变化。
    无常有三种，  “刹那无常，分段无常，神类无常”。  “刹那无常”是随时在变。如这个盘中的西瓜，看起来没有改变，其实中间在变。  “分段无常”，比如上午、中午、下午，夜里、白天，十岁、二十岁、三十岁，一段一段都不同。  “种类无常”，各种变化不同，比如泡个茶、抽支烟，飘出来的也不是水，也不是火，像雾像烟一样，不同类的变化。又比如恐龙消失了，恐龙这一类动物灭绝了，种类不同也都在变化。如果认为今天的成就是大成就，那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个成就也会变去的，这就是无常的道理。
    了解了死魔、烦恼魔，所以要跳出死魔、烦恼魔，跳出无常，就不怕生死了。最大的魔就是死亡，死魔还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自己的无明。烦恼是无明来的，烦恼是果，无明是因。所以要明心见性，打破无明。无明破了以后，大智慧出现了，光明自在了。无明破了，明相现前，等于电灯开关一打开，一切黑暗没有了。得道以后，智慧的光明呈现，昼夜长明，永远清明，乃至跳出了生死，没有无明乃至老死了，成就一切妙净相，所以叫净土。
    打破了无明，到了这个真明了以后，身心立刻转变了，身体变成婴儿一样柔软光泽，身体每一个细胞都起变化了。所以密宗讲“虹光之身”，变成光明身体，犹如明镜一样。这个时候，一念清净，身体变了，你定中对整个身体内外，五脏六腑等等，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样修持的成就，叫做“于界得度”，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也就是跳出这个界限，没有限制了。
    人类智慧有五种痴：  “界、入、阴、卑贱、垢污”。  “界”是地、水、火、风、空、识六界，都有限度，物理世界、精神世界都有个界限，逻辑观念也有界限，你跳不出这个界限。  “入”，色、声、番、味、触、法六人，是外界的影响刺激进来。  “阴”，色、受、想、行、识等五阴，像黑暗一样把我们的智慧盖住了，使我们不得明净智慧，对身心的细微变化运行看不清楚。  “卑贱”，自己无能，不高贵。  “垢污”是很脏。
    这五种痴怎么来的？  因为没有智慧。所以修行，或者是观六界得度，或观三界跳出，或者观五阴、观六入，修白骨观、不净观，或者修安那般那。观足能增功德，通过各种观法得度。或者有些统统不修，观第一义，当下就是，像禅宗一一样，就明白了。这些都是对治五种痴的法门。
    这是讲十二因缘，这样搞清楚了吧？明天再看你的报告。今天因为你进步了，所以给你讲清楚一点。你们只要肯努力，就有进步。好了，你们讨论讨论。
    有问：有人烦恼受不了，就跳楼，以为一了百了。
    南师：因烦恼而跳楼，以为死了就没有了，是断见。庄子说的故事，晋国有一个女子，被皇帝看中了，哭啊！  担心进宫回不了家。结果进宫做了妃子以后，享受那么好，着实后悔当初那一哭。怕死也是一样，自杀也是这个道理。
    Zhang：老师，得定需要加行条件，我们这些忙于世事的人，好像现在条件还没有具备。
    南师：不是打坐就叫定，得定没有条件，是唯心（心物一元之心）的。而且定有很多种，不要认为打坐就是定，当然依方法修行是有帮助的。
    Zhang：在世间做大功德的人，是否也可以不打坐而进入定境？
    南师：很难，也可以说不可能；那只是功德的成果，不算是定境。
    僧问：达摩对梁武帝做功德的评价，说他没有功德。
南师：有功德！  那只是人天之果，有漏之因，并非究竟，大功德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达摩祖师是引导他向大乘路上走，那足个方法。换句话说，你身为帝王，要求就求大乘戍佛之果啊！你做的这些都对，但只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并非究竟。梁武帝问，功德究竟是什么啊？达摩没有讲。梁武帝又问，那什么是圣人啊？答复是“廓然无圣”，连圣人都没有啊！梁武帝又问，那你不是圣人吗？达摩说不是的。那究竟最高境界是什么？达摩不给他讲。
 换句话说，你梁武帝，把天下治理好，天下太平，不就是大功德吗？你搞这个，又吃素，又讲经，还三次出家跑到庙子里，叫大臣们花钱赎出，借机给庙里布施，你不把国家治理好，这是搞什么呢？不把国家亡掉那才怪了。达摩讲他是人天小果，已经很客气。    
    圣吉：一九九七年跟老师听课以来，工作一直很忙，没有真的修行用功，大概九个月前开始好一点。一直希望能够达到止息，可是没有办法，呼吸只是可以做到比较细微一点。请问老师，有什么方法达到止息的境界？
    南师：所谓安那般那的修法，是利用呼吸开始修。前天第一次给你讲，从婴儿出生脐带一剪断，开始后天呼吸。后天生命的存在是这个风大呼吸支持的，这个呼吸不是究竟的啊！  在我们生命活着这个阶段，这个叫做长养息。所以，现在利用这个去修，第一要认清楚，问题还是在于念头，思想一动，呼吸就跟着来；念头绝对清净了，才达到止息。你只在呼吸上求止，又加了一个念头了，更不能达到止息了。所谓止息，关键是止心，不是呼吸的问题。
     安那般那修法归纳到最初，就是用生理上的呼吸，配合这个心来修持。你说想专修，刚才你这一点好像没有听清楚。修安那般那，能够知道呼吸的也是心，能够用这个方法把呼吸自然停止了，到达某种境界，也是唯心（心物一元之心）的作用。所以要认识心，不要光在呼吸上求止息，这个观念先要搞清楚。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告诉你，呼吸这个问题，就是气了。我们很明显感到的是鼻子气的往来，其实不只是鼻子气往来。笼统讲，全身十万八千毛孔到处都在呼吸，可是一般人没有认识到呼吸，等于鱼在水里认不到水。鱼也在呼吸，那个水吸进来喷出去，鱼在水里面认不得水。人在空气里头呼吸，认不得空气、呼吸。比如你看大家都在忙，我们讲话动作都靠这个东西，可是看不见。没有高度智慧的人，看不见呼吸，只是听人家讲，理念觉得有个呼吸作用。有高度
智慧的人，就会看清楚了呼吸。  我们普通人到什么时候才知道呼吸呢？  在枕头上，想睡还没有睡着，听到自己呼吸了．在这个时候，越听到自己吁吸，越睡不着了，失眠的人听呼吸最清楚，平常听不清楚，毛孔的呼吸就更不用讲了。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如何止息？有很明显的例子，看东西，很注意时，呼吸很轻微了，会停止，因为注意力集中了。还有，很害怕时，或者碰到很高兴的事时，那一刹那，呼吸会停止。为什么停止？因为你思想专一了，这是止息的道理。
    结论：一个人的精神思想专注某一点，呼吸自然和思想结合在一起，这叫专一精神。一个科学家思考某个问题时，或者一个文学家写一篇文章时，在集中思考的时候，呼吸差不多都停止了。
    懂了这个原理，那你修行时，把思想念头完全放空灵了，听其自然，而知道自己呼吸往来，这个就是修安那般那了。然后思想完全没有杂念，完全空灵了，这个呼吸慢慢充满，它自己自然停止了，这个叫做止息。
    呼吸的道理很深，刚才讲的是粗的一面。你们有工作的人，一天在外面随时紧张，那个紧张的情绪，就是思维最深的这一念。随时紧张使身体内部细胞的呼吸都会停止，会形成病。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这个例子很有趣，很实在。一个跟我学的年轻人，有先生，她也做工夫。她不想生孩子，先生怕她出家，想办法使她怀孕了，她很不愿意。怀孕后，她还在做工夫。到生产的时候，她不高兴，就做起工夫来，把念头专一了。念头专一呼吸就停止了，结果胎儿不动了，生不下来。医生觉得很奇怪，胎儿活的，怎么不动了。她自己知道了，笑一笑，把念头放开了，胎儿就生了下来。所以你们工作那么紧张，随时会使人生病、衰老，会破坏生命。，一般人随时紧张，也常常呼吸停止，这是走到破坏生命达一面去了。
    要想修道，就把念头空灵了，在呼吸。而且不加助力，不紧张，了，这个叫修道，叫做工夫了。很自然地听呼吸，随时知道自己然后呼吸慢慢停止，与念头配合如果是这样做工夫修道，当然要专一来修。所谓专一，就是一切万缘放下，像出家人一样，专门在修。不过在家人很难做到；但是也必须有一个阶段专修，再来入世做事。如果像你们普通在社会上做事，又想搞这个，必须经常要找短时间，一天、两天、三天，或者七天，随时在实验，慢慢短期的实验累积起来，这是初步的。’平时各种欲念也要减少，否则很难思想空灵。
    你了解了这些，想做呼吸想修定，注意哦！  不要把观念困在呼吸上；如要注意呼吸，就注意出气（安那），而不要注意入气（般那）。一般练气功的人，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把吸气当作一个东西抓进来，想保留住。其实刚好相反，想修道，或者想对身心有帮助也好，那是要注意出气的，越放掉，越休息；这是最好的修行。所以呼吸法是达到休息定，完全放下配合的方法。例如人最痛苦烦恼时，或者很累时，唉…．这就很舒服，因为把呼吸放
掉了。你看劳动的牛马，最疲惫时，唉嗳，一声呼气，还是放掉，最舒服。所以呼吸法门要注意出气，放掉那一念，把心念同出气一起统统放掉，才最好，要体会这方面．不要以为把呼吸闭住了，停止了才对，那是完全错误的，会生病的，会变成精神的病，或者身体的病，那不行的，这些深入探讨起来就很多了。
    你问一一个问题，我给了你这么多答复（众笑）。依学过成本会计没有？  你只出了一块钱，我给你很多很多（众笑）。对了，人要笑，一笑呼吸就出来了，很开心，整个松了。你们平常都很紧张，你看印度塑的那个佛像都笑的，很轻松。一般人都很紧张，我说那是讨
债的面孔，一笑就放松了，就好了。
    中国人有一句很好的修道经验的话，“神仙无别法，只生欢喜不生愁”。修道想成神仙，没有另外一个法子，只要一切烦恼痛苦都丢掉放开，永远高兴，这样才会修成神仙。会不会成为神仙不管，至少可以冒充神仙，活得很快活（众笑），对啊！  这一笑就好了。
    圣吉：现在的布什政府，布什总统还可以容忍，副总统切尼就没办法容忍，总是讨债的面孔！  不知道怎么可以让他放松？
    南师：那只有一笑。这个就要仔细研究，西方文化由十七世纪以来，从法国到欧洲产生民主自由思想以后，演变到今日美国，这个是思想及文化演变的必然结果。一个事情到了最后的时候，紧到极点时，才会解脱开。你不要紧张，这个没有办法，你讨厌也没有办法，它是个必然的趋势，这就是大势至菩萨的道理。
    阿弥陀佛身边站着两位大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大势至代表一个很大的势力，趋势，势头来的时候，好像瀑布一样，你挡不住的。怎么办？  观世音，观自在，站在旁边观察、观照，自己不跟着它跑，这也是修行的道理。等那个大势过了，新的局面会出现。
    中国文化几千年，必定会产生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是一必然的趋势。中国的现状也并不是结论哦！你们美国的，现在中国的，都是整个历史中一段一段的过程。像公共汽车开动，一站一站，都只是一站，慢慢变化吧。道家的道理，就是你看清楚未来的变化趋势，就先在下一站等，现在足拉不回来的，不能急。
    告诉你一个重大的问题，你们现在做的工作，这是现在的东西方文化特点，都在讲经济发展。我都在笑。这个里头，从十六世纪以后，东西方文化有两个重大不同。中国文化思想认为，解决贫富差距，安定社会，要用好的文化政治来解决经济问题。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直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到凯恩斯的消费刺激生产，都是认为要用经济来解决政
治、文化问题。这两个不是矛盾哦，是两个方法。
    现在东西方文化的结合，造成今天全世界的人类（不止中国’人），只向钱看。而且都在凯恩斯的思想之下，消费刺激生产。要消费刺激生产，你的管理学也有得讲了，就是说你的管理学很重要，也都在这个阶段。如果要消费刺激生产，最好是天天打仗，打仗是最大的消费。
    所以现在人类看不清，没有一个新的思想，能综合了这一切，领导这个世界。照这样发展下去，是很严重的。
    美国文化，布什、切尼他们这么搞，他们背后就是这些问题。我二十年前在美国的时候，哈佛大学一位社会学教授来问我，我也讲过这个问题。所以人类现在是在迷糊之中。我常对人讲，现在全世界的人类文明思想是四个东西在转，所谓达尔文的进化论，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马克思的资本论，凯恩斯的消费刺激生产。除此之外，产生不出来一一个新的思想。
     二十年前，我到美国，开始三个月内，天天看房子，由六万块钱一栋到三百万一栋，看了多少房子。结果卡特政府时代的财政部长来看我，到我这里吃饭。我在美国一样，都是大家来我这里吃饭。我怕到别人那里吃饭，大家太客气，搞了几个钟头，喝咖啡，谈话，吃饭。这位昔日的财长问我对美国的观感，我说对不起，我才来三个月，只在看房子，没有看法。他说你不要客气，我们都知道你的，你讲嘛。
    我说，告诉你三个要点：美国是最富有的国家，最贫穷的社会，也是世界上负债最大的国家。最富有的圉家是表面的，我看的每座房子统统在分期付款，全美国真正富有的只有几十个人。你美国欠人家的钱，人家不敢要，因为你有原子弹。他听了哈哈大笑说，你看的完全对。到现在二十年了，美国还没有脱离这个范围。
    所以你不要怪布什、切尼，他们站在美国的立场，不消费怎么刺激生产呢？消费最大的就是挑起战争，莫名其妙！然后美国人都叫好。
    你们美国高中毕业的学生，连报纸都看不懂的，这个文化低落到这个程度，然后用的人才都是外国来的。这个政策很好，人家培养的人才，印度的，中国的，全世界的，到你们美国付低的价钱用上来，你们是这样一个国家。所以彼得·圣吉你还生个什么气？哈哈！
    圣吉：我要等下一站巴士。
    南师：我等这个巴士等了八十七年啊，但是我还不肯上车。原来国民党、共产党，两党都是朋友，两党都想杀我，国民党怕我是共产党，共产党怕我是国民党，我都躲开。到现在这个公共汽车也没有开稳啊，而且不像车子。美国现在干什么？  在飙车啊，拼命飙车。
    圣吉同事：一 前，我在美国闭关一月，每天打坐四次，每次二小时。其他时间读经、经行、念咒、观想，想念咒一百万遍，当时很紧张。听了老师的话，心想自己的注意力是否用得太厉害了？
    南师：注意力太厉害了，观想就起不来；放松了，观想就起来了。而监第一步观想，不要观实际的，你就先观白度母也好，大日如来也好，先观那个画图的影像，留令印象，初步这样就可以了。你观得起来呜？
    圣吉同事：观不起来。
    南师：这样不对，你太用心了。你是哪里人？
    圣吉同事：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南师：我现在一提，你对家乡有没有印象啊？
    圣吉同事：有。
    南师：对了，这就是观想。所以你看了佛像那个图案，这个印象你一留心就观想起来了，越放松，越容易。你想把佛像观成人一样站在你前面，你太用心了，不行的。心越放开，他越清晰。你们一听观想，就拼命在那里用心，那不对了。你心里有你女朋友吧？  你不想，也有那个影像，这就是观想。六世达赖有首情诗：  “若把此心移学道，即身戍佛又何难。"他观想佛菩萨如你们观想情人一样，那个影像随时留在心里，就是这个道理，这是他的经验。你轻松些了吧？
    圣吉同事：是的。
    你要是写一本英文的《中国人的宗教观》，我就给你讲清楚，那很有趣的。所以西方人不懂中国，美国人也不懂伊斯兰教，中东除了伊斯兰教外，还有些民间信仰，和伊斯兰教讲法完全不同。
    所以中国所承认的上帝，是有差别的。佛教讲欲界、色界、无色界，我刚才讲的是欲界里的一点事，高一层的组织又是另一个上帝了。印度瑜珈信的上帝是大梵天，是一神教的。但在佛学里，大梵天还是色界里的下层，最高层的色界上帝叫大自在天。
    中国的宗教思想同印度的一样，上帝做的不好，一样会堕落下来，不是永恒做上帝。另外一个有道德的、好的就上去当上帝了，是绝对民主的，这是东方宗教的道德观。现在介绍东西方文化的学者，没有研究这个的，很笨。实际这种思想，真正讲到了民主。民主与帝王独裁之间，背后有个原则的，什么原则？  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当上帝都逃不了这个原则。
    照现在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讲的上帝，那是绝对独裁的，好像他是制造因果给人家受的，他不受因果影响。这很有趣吧？
    中国产生了一部《西游记》，里面有个孙悟空。孙悟空取经以前，已经把阎王邪里猴子的生死簿勾掉了，阎王管不住他了。  《西游记》有英文翻译的，你看过没有？
    圣吉：没看过。
    南师：孙悟空代表什么？  代表意识思想。他上帝也不怕，阎王也不怕。他是东胜神洲一个海岛上石头里跳出来的，乱蹦乱跳。后来他去修道，他的师父是须菩提，佛的十大弟子之一，解空第一。须菩提很讨厌这个徒弟，因为他不守规矩，不过他很聪明。不守规
矩的，一一定聪明。所以我说，老实就是笨，聪明就是滑头；又聪明又老实的人，找不到的。
    孙悟空很聪明，很调皮，很快学会了神通变化，但是没有得道。结果他玩弄神通，师父把他赶出去了，告诉他在外面不准说是他的徒弟，如果说是他的徒弟，就把孙悟空的神通收了。须菩提同我一样，不准任何人在外面说是我的学生。
    孙悟空出来第一个就去找阎王，问阎王生死簿上有没有自己的名字。阎王说有，结果他拿来都勾掉了，把那个电脑用病毒搞坏了，了了生死了，阎王也拿他没有办法。
    后来他跳到海底找龙王借兵器，龙王打开武器库，他都看不上，龙王只好陪他到海底最深的地方去看。他看到那个定海神针，又软又硬，可大可小。那个海底在哪里？  在人的身体里。这个世界，七分是海洋，三分是陆地，也等于人的身体，七分是水，三分是骨肉。
    结果孙悟空把定海神针拿来，放在耳朵里，就是这根金箍棒，可以上闹天富，下闹地狱。这个东西每个人都有，就是男人那个东西，可以大闹天富；中医里有“耳通气海’’的道理。
    孙悟空就是思想意识，配合这条棒，打乱人间。要把孙悟空（意识）收服了？修道变成佛，就很难了。所以他的法名叫悟空，明白恩想念头生灭无常，本来抓不住的，像水中捞月，所以他不再执著了。猪八戒代表欲望，贪吃贪色，能转过来就是修道的能量了，所以叫“悟能’’。沙和尚挑行李，代表带着业障重担跟着走；他叫“悟净”，修行就是净化业障。白龙马代表气，驮着唐僧一路取经，唐僧代表本性，所以是师父，取经代表修行修道。
    这部小说写的，就是东方文化印度和中国的宗教思想的系统，天人合一的东西。孙悟空保护了唐僧取经，路上经过了九九八十一难，然后成功了。每种磨难，代表了社会人生的一种现象。孙悟空对几个妖怪没有办法，有个妖怪住在无底洞，代表了人的食道、消化道、排泄系统，也代表了我们的欲望，永远填不满。
    西方人翻译了《西游记》，只认为是中国的神话故事，不晓得蕴含了印度、中国天人合一的宗教理念，里面还藏有深刻的道理。
。  圣吉：西方宗教有原罪的说法。
    南师：不该叫做原罪，给他们讲坏了，不是罪过，是生命的一一股力量，在佛学这个叫做业力。譬如男女饮食，要吃东西，或者性冲动，这个原动力没有罪，不是好，也不是坏，是本能的活动。因为饮食、性冲动的关系，构成行为以后，妨碍了自己，妨碍了别人，就变成罪恶了。
    圣吉：二十年前，有一些美国人在非洲中部乌干达等地工作，帮助当地发展。他们发现当地的黑人笑得非常灿烂，比南非人和欧美人都有很大不同。他们后来得出结论说，就是因为这些人没有见过约翰·凯伦，才笑得那么灿烂。约翰·凯伦是宣传原罪的人，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为原罪生出来的，就笑不出来了。
    南师：对啊，耐啊。
    李女上：我们就想帮助企业家提高他们的人文素质，帮助他们把个人和企业组织变得有生命力，有活力。很想听听您的意见，有什么办法帮助他们。
    南师：我的意见是没有用的，不要听我的。那是帮助不了的。我这是讲直话啊！  我的意见跟你的相反。
    现在中国的某些企业家是病态的企业家，我们简单的讲，  “文化大革命”以后，由一穷二白，突然升放了，什么经验都没有，也不知道经济；大家做倒爷，投机取巧，一下变成企业家。二十多年来，没有真正的企业家，这是一个时代造成的，心里都没有准备，知识经验也没有。你说每个企业家发了很大的财，我看都没有真正发财，都在玩空的。所以这个原因造成精神的痛苦，心里是空虚的。换句话说，基本的教育没有做好；关于企业经济发展的教育知识，更没有，都是突然来的。这不是管理的问题，不是从管理方面就能够改正好的。必须从基本教育开始。可是你们的工作尽管做，都有用的。简单明了就是这样韵意见。
    李女士：今天上午彼得·圣吉在浙江大学演讲时，他说现在社会
上的人，很多都是经济动物、经济人，下面还有学生反对。
    南师：因为他讲的，学生听不懂，我跟你也是讲，因为你懂，一般年轻人搞不清的。不过我同年纪大的人也会讲的，因为大家会了解。
    所以我讲现在没有企业家，都在乱搞，而且，你们现在是随便叫“企业”，中文什么叫“企业’’，大家已经不懂了。企业这个定义，以中文来讲，做一件事业，做一个工作，前途有无限的希望，对社会是有贡献的，而且是永久的，不是做了几十年就没有了，是一代一代相传，那个才叫企业。现在没有这个企业的观念，只要开个公司，做
个生意，怎么去赚钱，就叫做企业，根奉就是错误。所以没有真正的企业家。
    在抗战以前，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中国还有些企业家，他做一件事情，做个生意，希望是永恒的下去，那个是企业。现在企业是短命，只求发财，不是办企业的精神。现在企业就是“短、平、快”，很快地赚钱回来，加倍，这个就不是企业了。
    现在，我认为整个的中国，我不敢说是全世界，像东南亚、韩国，乃至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朝鲜，没有真正的企业家，都是要短平快，快赚钱，怎么翻本；这个不是企业家，这是投机取巧。
    中国以前做企业的，是三批资本。譬如办个工厂是十亿，我准备三十亿，这个工厂办起来以后，准备永远做下去。也许做个五十年，一百年两百年，不一定，这是十亿资本了。还有十亿放在里头，工厂的货品出去了，不是马上收回的，要贴周转金，所以也要十亿，还有十亿是准备金，万一中间有起落，有失败有什么，还有个备用，这个才是做企业。
    现在人做企业的，有个一万块钱，他说有一百万，然后，向朋友借钱，最盾是骗银行的钱，借来不还，滚下去，滚得越大越好。现在报纸上说企业，那个人有多少多少资产，我都不信，那是随便画数字的。最后倒了银行，倒了社会，害了别人，这不是企业家。所以，中国现在有个“企业家协会”，我听了就哈哈大笑，根本没有企业家，哪里有什么企业家协会！
    譬如这里有两位都是我的好朋友，都是做企业，都是有钱的人。但是，像我做庙港的事，一毛钱都不会靠朋友，也不靠银行，也不靠社会，自己有多少就做下去，准备后面还要补充下去，不欠一个钱，也不借一个钱。假使折本，是我自己的事；假使赚钱，那是后面的事，不算数。企业是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企业的定义就是这样。
    现代的人企业都谈管理，最重要的是老板本身思想、人品、行为，先要管理起来。一个老板就是领袖，领袖要有领袖的修养，还有他的企业观念等，包括很多很多，现在没有一个称得上是领袖的。这几个都是老板，跟我是好朋友，但是还够不上称为一个老板的。
    而且，现在的老板多半是没有自我管理，所以我也看不起，也
看不起现在的硕士博士，我说你们读博士干什么？  读出来给那个“不是”的用，那个什么都不是的人，老子有钱，可以请一千个博士。
    李女士：今天的许多老板都没有什么可敬畏的，我看这几位老板都很敬畏您，喜欢被您管着。
    南师：今天社会没有什么敬畏的，他们也没有被我管，我们是朋友，因为我没有做企业嘛！  假使我做企业，我管他们，就不会对他们这样了。
    假使我做企业，也许生活过得也是这样，我绝对跟他们是一家人一样。但是，事情来了就不是这个态度，我会非带认真，你一点做不到都不行。譬如他们年轻同学跟在我旁边，刚才泡茶的这一位，还有马处长都是官哦，他辞官不做来帮我的，他们一点做不好，我当场就是“这不行，不能这样”，那很严格的啊。因为我讲他，责备他是对事，绝不对人。这件事过了，他们跟我还一样，嘻嘻哈哈说笑话。
    一个真的企业家，如果懂了这个，就是一个可以做统帅的人，做真正政治上的领导人，这也就是企业家的修养了。
    李女士：我知道这是您的魅力之一。
    南师：我没有没有，如果我还有魅力，那就出去迷人了。譬如某董他两夫妻，可以说是比较像样的小企业家。我在美国的时候，他夫妻两个也在美国，她是硕士，他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在世界银行做事情，很红。他们两个人跟着我，我在美国也是这样，一个圆桌，也是一一天到晚乱七八糟，中国人外国人都有。然后我们两个谈，我说差不多了，不要做了，你们带孩子回大陆发展。可是他们两个人到大陆发展很有问题哎！  第一，他是台湾人；第二，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整体工程经济的博士；第三，她的爸爸是反共大员，是“中将”，正面反共的，真的专门对付共产党；现在已和共产党变成好朋友了。他们两个有这三个身份，结果听我的话，他们就回来了。
    然后她回来中国，天天埋怨，天天骂。我说那你就离开中国嘛。“我不离开。"为什么？  “那是我的国家哎！”现在他们有几个工厂，六七千员工。我说你现在糟糕了，一个负工有四口之家，现在几万人靠你吃饭，你绝不能怕啊，一定要做下去。这已经不是做生意了，是给社会工作，这是一种企业的精神。
    他也同圣吉一样，讲管理学的，你们还不知道，他公司里翻译几十本管理学的书，我说你们翻译了那么多管理学的书，外面大家一套一套买去看，你看过没有，他说一本都没有看他的公司有一部分人，专门讲管理的。
    譬如西方过去的历史，拿希腊来讲，一直到欧洲，到美国，过去的教育有个基本，是宗教信念。也就是一个信仰，如何做一个好人，事情不敢乱做，怕做坏了，上帝就处罚。现在这个观念没有了，拿什么东西取代一个宗教信仰？  拿什么东西替代一个上帝的观念？  中国也有同样的问题。
    据我所知道，二十世纪初期以前，全世界每一个国家语言教育，都要出声朗读，都要背诵。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全世界的教育都受了美国杜威的教育思想影响，变成现在这样讲实用主义。目前一般办教育的，也慢慢反省到要重新恢复背诵了。
    现在这样的教育流行开来，所以没有真学问，只有学知识，学谋生的技术和知识，把人道人心的本位忘记了，忘记了怎么做一个人。
    我交往的有些美国老朋友，到现在差不多都过世了，还有几个老军人，七八十岁的，他们对美国现在的教育也很担心，他们认为完了！  对美国的教育来讲，就是宗教的问题了，十九、二十世纪以前，是天主教和清教徒的时期，那个教育非常严格，社会有个规范，现在宗教的教育慢慢退化了，非常自由，所以越来越不同了。
    现在美国的文化，没有一一个中心，旧的推翻了，新的还没有建立；中国也是这样，欧洲法国德国也是这样。譬如我在法国的时候，有个男学生是医生，他们会讲中文。有天晚上他说老师啊，我们带您出去，不要有别入。我说做什么？  看法国女人的裸体表演吗？  他说不是不是，我们去拜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年轻这一代最反对自由与民主！
    巴黎那个天主教堂对面的街道，你们都去过，那是喝咖啡的地方。那些鸟都飞到桌子上拉屎，人还一边喝咖啡。我叫他带同学到对面那所教堂去看，他说教堂里没有人，不要去了。我说这样大的教堂没有人啊！  现在你们法国人不出家，不做神父，不做修女了吗？  他说很少了，大家很讨厌了！  西方文化原来的中心，就是天主教、基督教。现在宗教没有了，新的东西没有可以替代的。
    某女士：美国有个新保守主义的势力，提倡严格的道德行为。
    南师：这个最初是犹他州的摩门教里几个人发动的，我晓得。但是也不能影响大局，没有用，又形成一个新党派而已，搞不成功。今天老实讲，要靠科学了。
    你（圣吉），后天我们谈，现在主要是要靠新起来的认知科学与生命科学了，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你赶快转变。你下次来，就要给你讲认知科学与生命科学了。你这个管理学大师一变变成认知科学大师、生命科学大师，那就行了。这个货色只有本号有，世界上没有，我可以吹牛给你讲，吹牛哦。可是你要知道我快要九十了，你不买就没有了。也就是中国的一句话，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你搞管理比较成名，如果你转过来，那就不一样了。现在哈佛大学、杜克大学，还有其他几个地方，正在研究认知科学。我看了那些资料，笑死了，那差得远了！ 
    Amber：为什么僧人穿的衣服是黄色的？
    南师：僧人以前规定不一定是黄色的。释迦牟尼规定出家穿坏色衣，把破旧了的衣服拿来补了穿的，不管颜色。如果修行，仍爱漂亮爱美丽爱庄严，就是有爱美的心，就不对了。黄色是后来缅甸帝王穿的，他们认为出家人最尊贵，就改戍黄色，并不是释迦牟尼佛规定的。
    Amber：有学说认为，某人需要什么颜色，就穿什么颜色，看什么颜色。
    南师：这是中国中医的道理，几千年前就有了，颜色是配合心肝脾肺肾的需要，而且每一个人需要的颜色都不同。
    譬如衣服，假使中国纺织业做出口外销，黑色的衣服一定要加红的，白种人不加红不喜欢；中国人黑色要加绿的。这是大概如此，分开来就很细，每个人眼睛不同，喜欢哪种颜色，同他的身体健康都有关系。
    现在最新的医学，就是用颜色治病，在美国刚开始研究，还没有完成。而且颜色同声音一样，配合大声小声，某一种声音可以治某一种的病；中国讲“声、色”两个字，这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两方入学东西跟中国人不同，每个问题都很认真；中国入学东西常常文学化，马马虎虎，各有各的长处短处。
    除了声、色之外，味道也一样，作用很强很强，不但留在记忆里很强，有时候自己的记忆还会放射出来，还会制造出来颜色、声音、味道。
    你们知道《华严经》怎么出来的吗？  有一值龙树菩萨，比释迦牟尼佛迟五百年。他悟道以后认为，自己超过释迦牟尼佛，他要作教主。后来感动了一个龙王，龙树菩萨说，世界上佛经我都看过，也不过如此。龙王说，你没有看过多少佛经啦！  我带你去看。就把
他带到龙宫去了。打开图书馆，叫他骑在马上，只看佛经的题目，三个月还没有看完。结果他带出来一部《华严经》，一共十万偈，中国翻译成八十卷，这只是龙宫中《华严经》的万分之一，这个叫做走马看经题。所以学问是没有止境的。因此道家的庄子就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巳。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拿有限的生命求无限的知识，这个家伙是最笨蛋，是最危险了。
    圣吉：我很想知道，老师觉得认知科学以后的方向应该怎样？    南师：认知科学真要研究的话，不止是哲学，而是一个大科学了，这是最高的一个。一切的众生，不止人，这个知性哪里来的？最初怎么动的？  不但是只讲理论，还要拿脑科学，脑医学，同一切医学，以及物理化学等等，配合起来研究，也就是以前的哲学的知识论。这个知识思想究竟是怎么来的？  现在说是脑的关系，其实不是脑啊。
    譬如她（女居士）五六年脑子里长一个瘤子，医生打开脑壳把瘤拿掉。今年美国发明一个最新检查脑的仪器，她顺便去检查一下，发现又长出一个瘤。她在电脑上查到，美国斯坦福医学院发明一个最新的仪器，叫数码刀。她夫妇俩就去了。手术是打激光针，不要开刀，就在头外一寸左右的空中打激光，打一百三十八针。
    美国医生认为，理论上这个病人不会有感觉的。但是她每一针都有感觉，晓得一下苏……到这里，一下是到那里。最后医生问她，你没有惑觉吧？  她说每针都有感觉。医生不相信，不过看她一切都正常。你们注意，医生是在头外面用激光针打的哦！  不是打在身体上。所以就是这些情况，我现在没有给你们做结论啊！
    譬如很多年前，我在美国看到一个资料，一个人的腿切断了，可是这个没有腿的地方，每每觉得仍然疼痛难过。所以那个医生，每个礼拜也在那个空的地方给他打一针，他就舒服了。这些资料很多的，所以生命并不完全像目前人类科学所知道的。
    香港有一个眼科的医生，最有名，还是中国的院士，是国家第一流的医生。这个医生也在研究这位女居士的问题。她戴隐形眼镜，有几百度，可是眼科一检查说，你是个瞎子哎！  证实近视到一千两百度，怎么戴七百度的眼镜能看东西呢？  真的喔！  这都是他最近写给我的报告，可是她有时候做事，隐形眼镜还拿掉，照样看东西，一样做事。所以这个眼科医生也奇怪，问她怎么看的？她说：我．．一辈子都这样看啊，并没有觉得不对啊！  这是第三个真实的资料。
    我们都知道，眼睛的主要视觉神经在后面，前面是眼球。要真的讲起来，不是眼睛在看，是那个心在看。所以佛学的《楞严经》“七处征心，八还辩见”，首先提出来讲心，其次是讲看，多次讨论，看见的见，什么东西能够看见？  我们眼睛看见的最初功能是什么？  这就是认知科学的问题了。
    现在我们讲她这个例子，她的眼睛比我们都好。我在香港时，有一次我一件很好的衣服破了，我叫她拿到街上找人绣补，结果她拿到我的衣服就笑了，她说找不到人补了，她自己来。她从水跟妈妈学过绣花，什么都会。结果她给我补好了。你说她的眼睛，还能够做这个！  老实告诉你们，她现在打起坐来，有些你们看不见的东西她都看见，不过不跟你们讲。
    所以，将来在庙港讲生命科学、认知科学，真开课的时候，不是跟一般人讲了。一一般学佛的，多数学佛打坐修道的，普通知识都不够，科学知识更没有。
    现在这个世界文化，今后一定追求认知科学、生命科学，所以你这位管理大师赶快转到这一面来。现在转到这个上头来，你是二马当先，先领头了。不过昨天跟你讲过，只此一家有货，别无分号。如果这一家倒了，死了，就没了，买不到货了。
    拿这位女居士来说，这是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很奇怪，所以我这两天笑她，她这个人，全身都不是东西，真的，你摸摸她的手，她的手比豆腐还要豆腐，她内外一切都不是东西，好像不是人啊。结果还生出两个孩子，奇怪吧？  这个是生命的道理了，所以生命是非常神奇的。
    以前，她在房间里打坐，她老公在另外地方，看到老婆的房间灯开着，进去一看，灯没开，是她放光了。还有，以前她睡在床上，自己会离开床一尺高，在空中这样睡觉，还可以翻身。一般人如果到这样就不得了啦！  吹起来就是大师啊，大字上面还点一点，就是犬师啊。她不稀奇这些，她自己也知道这些不是道，不是究竟，这些都是境界，一个过程，一个现象。
    现在举很多的案例来说明认知科学、生命科学，但是这些案例，还不是究竟的，还只是现象。所以，研究生命科学、认知科学，不是美国这样搞的。美国现在搞的垒命科学，追寻那个投胎，追问究竟有没有这回事，录了很多的录影带，要真的研究认知科学、生命科学，慢慢来了，这些事讲讲好玩罢了。
有问：老师，道家讲人的根在虚空……
    南师：哪一本道书讲的？  那是我讲的！  不是道家讲的。那是我的祖传，你随便把我卖给道家了，呵呵……
  圣吉：有几位科学家都是我很好的朋友。不久以前，他们在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公开的论坛，也请了五六个喇嘛，大家谈认知科学。可是喇嘛和科学家双方一直没办法沟通，虽然两方面都很诚意，可是对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双方有很大的分歧。
    南师：我看了觉得很浅薄，谈不上了。因为这些学佛的，讲句实在诚恳的话，他们本身的佛学，没有融通。其次，关于修持，根本最基本的还没有到达。第三点，因为他们不懂西方文化科技思想的习惯；反过来说，西方人对这一方面也都外行。所谓习惯，就是他们各讲各的，两套方式沟通当然困难，何况还要求实证。程度也不够，做不到的，这样讨论不会有结果的。
    尤其这些和尚、喇嘛，没有学过西方的哲学，逻辑也没有好好研究过，他不懂人家思维的方式。自己的思维方式嘛，只照佛经上那个习惯来的，根本没有融化，怎么沟通啊？  没有用的。像我们现在讲话，你看我讲到最后，怕你们不明白，只好说什么翘起来啊，什么的乱讲，你一笑就懂了。这是思维方式的问题。
    有问：喇嘛们用佛经的思维方式，也是很好的啊。
    南师：他本身很好啊，跟外面沟通就不行了。不只是思维习惯问题，还有很多，语言习惯，表达习惯……教育不是那么简单的。很多照佛教教育方式出身的，其他的学问理都不理，更不晓得别人是怎么样的。
    Amber：学西方科学的，如果想要沟通的话，又要研究一点佛学，我们要学那么多，那怎么学得过来呢？
    南师：不会的，不会的。
    彭嘉恒：一般来说解释佛经，都是以经解经，都是以这本经解那本经，以那本经解这本经，不敢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别人看了很难懂的。老师是用大家最容易懂的语言解释佛经，看了就比较容易懂。
    南师：譬如有入学物埋出身的，一讲就是爱因斯坦怎么说，那个不是爱因斯坦的，他就不知道了，这个就是习惯，思维的习惯，表达的习惯，有个范围局限了。
  一所以今天的东西方，基本是唯物观点发展的，同唯心观点是分开的。现在把两个分开，认为是矛盾，搞得全世界茫然地活着。其实两个是统一的，譬如你刚才提到美国的文化，是以西方文化为主，西方文化以欧洲为主，从希腊这个系统过来的。虽然希腊原始’的文化也是心物两派，互有争论，但是还是一元的，还是一体；到后世慢慢完全分开了。今天欧洲文化乃至美国的文化，就是所谓唯物的代表，是完全唯物向外发展的路线，唯心方面已经完全抛弃了。
    西方文化为什么衍变成这样呢？因为第一、二次工业革命，工商业发展，科技文明进步，西方人自己也迷糊了，就是佛学一句话“向外驰求”，像跑马一样，拼命地专向外面跑了。现在是第三次精密科技的产业革命，更严重了，人类更迷糊了，都是向外驰求，没有回转来。将来他们会回转来；所以我希望你先学会，再把他们拉回来，不是拉回来；而是站在前面等他们了。
    所以叫那些喇嘛和尚来谈这个，他们也不懂自然科学，也没有这个知识，什么工业革命，什么什么他都不清楚，没有办法谈，医学也不懂。
    圣吉：现在很多科学研究，在喇嘛打坐时，用仪器测量他们的脑电波、心电图。
    南师：可以，应该做测验。但是应该先明了受测者的程度。我都被人家做过测验，杷脑电图、心电图仪器戴在身上，我告诉他们，现在我在思想，你看心电图怎么样，现在我不思想是怎么样。如果一个人本身没有这个科学常识或者禅定的深度，叫他做测验也不会有结果。
    如果照我的理想，将来在庙港做测验能有一种仪器，假使一个人打坐，这个仪器就显出颜色来。如果这个家伙心里想一个坏事，仪器马上显示黑色、蓝色；他想的好事，白一点的光或黄光就显出来了。用光学、声学都可以测验的。
    这个测验并不是测出是否有道，或工夫，而是了解心念的作用，如何进入三摩地的定境界，怎么超出物理的局限。这个科技现在还没有，要能做到这样才好，这也是将来的文化沟通方法之一，属于生命科学、认知科学的研究了。
    其实全人类也想这样走，可惜想不出来一个方向。而这个只是讲科技方面，如果把这个心物道理搞清楚，会影响社会科学，影响政治思想。你（圣吉）是讲管理学的，其实整个的政治体制就是一个管理学。
     我说几个圣人开的都是药方：中国孔子开的药方是忠孝仁义，就是说中华民族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到现在还是如此；印度人阶级观念重，所以要慈悲平等，就是佛开的药方；西方人很狭隘，所以耶稣开的药方要博爱。看了圣人开的药方就知道东方人、西方人的毛病，而且这几个毛病，到现在就是人类的禽流感．比禽流感还严重。这几家圣人的药，大家都没有把病治好；不但没有治好，而且还乱吃下去变成癌症，要开刀。
    道家道教后来发展，有一个咒语，是佛教进来以后，仿照佛教很多的形式而成的，当时佛道两个文化对抗，后来道教有个很伟大的基本咒叫金光咒，开头有两句话讲这个就很清楚：
    “天地玄宗’’，整个天地是很微妙的。  万气根本’’，这个气，安那般那呼吸，有万种不同的气，它的现象有一万种；万种是讲大概的数字。譬如现在科学来讲，氧气，碳气，等等。  “天地玄宗，万气根本”，引用这两句话，先作一个基本的了解。
    所以万物都有气，各个不同，其实气就是生命能。譬如有相当修持的人，譬如有两个人，如果旁边的人有病，放射的病气味道不同，她们早就感觉，坐在旁边很难受。万物都放射气，所以她常常说，老师，你赶快抽烟吧！  我就知道某一个人有病，在我前面，她让我用抽烟抵住。我说，不要怕，我已经习惯了，都把它变化了。
    所以圣吉刚才你也问安那般那，到现在你还不清楚，可见你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你研究得很认真。这个问题问对了，很对，一般人粗心大意的，包括这些喇嘛，一些正式修的人，都没有摘清楚。
    佛告诉你，修安那般那首先要有个认识，生命的气，大原则分三种：“长养气，报身气，根本气”。
    第一种，长养气，这是中文的翻译，就是使人活着、成长，就像是植物的肥料，动物的饮食一样，保养你，使你身体有生命的新陈代谢。  “新陈代谢”四个字，就是安那般那；死亡的细胞从毛孔排出去了，新的细胞生长，其实就是安那般那；这属于长养气。我们的一呼一吸，就属于长养气，成长、保养，  “长养”两个字，就是这个意义。所以大家看了中文，以为就懂了，其实没懂。
    关于长养气，这个内容详细讲很多啊！  是个大科学。长养气里头又分四层：风，喘，气，息。
    先讲风，风是基本的原则，风，在中国讲，就是气流的气，在人体内变成呼吸了。人的呼吸是第一位的，所以风是第一位。
    喘，譬如我们的呼吸，一  ’呼吸叫“喘’’，喘气的喘。有一种呼吸道不好的病叫哮喘病，一般普通人，身体都不够健康，也有轻度的哮喘病，呼吸只到喉咙，到肺的这个表层为止。呼吸有声音的，尤其睡眠的时候，静下来听得很清楚；感冒鼻塞时，那个声音更粗了，这属于喘。喘是外风和身体内部的风，互相矛盾阻碍，互相争斗，为了打通气的管道而发生的。所以讲到这个，不是这样简单的，要脑科医生参加，等我们仪器到了再谈。所以一般呼吸，是由鼻腔呼吸；鼻腔这里头很多的脉，等于现在讲神经，很细很细，有几百种脉。修到能在某一个部位呼吸，那就不是用鼻腔，只靠这个部位呼吸。你拿一个骷髅来看，鼻子这里有个洞，三角形的，这个边上在呼吸。这是大概讲，还不详细给你们讲，你们还不到那个
程度。
    所以人年纪越大，气越短，到死亡的时候，这个气只到喉结这里，这个喉结骨头锁住的，最后，越老越紧缩，完全一缩就断气，“呃”一声，就死了，长养气没有了。
    圣吉：我在医院看到，我父亲临终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南师：是啊。这个喉结尤其要很注意，这个地方同女性的下部耻骨一样。女性生孩子，骨盆扩大，骶尾关节后移，耻骨间的纤维软  骨拉开（有些认知不同），所以很痛，孩子出生一个月后慢慢再复原。所以长养气，你用功到了，喉结打开，对寿命也有控制的作用了。
    所以要修气，否则年纪大了，喝一口水都呛到，会死的，因为  喉结越缩越紧。所以喉结要打开才行，当工夫到了，这里会打开，  然后呼吸在脑了，工夫是到了，最后是脑顶打开，这是讲工夫到了 的时候。一般人容易衰老，坐在那里会低着头睡觉，头脑昏昏，以
  为没有睡，其实都睡了，因为脑的氧气不够了，刚才我们那个大爷  就打哈欠了，脑袋氧气不够了。
    这是讲长养气的阶段，喘属于风大的作用。长养气是生命的功  能，同地球的大气层连带的。所以，假使超过高空，在大气层之  外，这个气就变化了，那个是真空，所以太空人要受训练的。假使 不带氧气到太空，超过大气层外面，只有得了四禅定的人，也许没  有关系，也许哦！  因为不需要长养呼吸安那般那了。
    长养气，第三步是“气”。气的阶段不喘了，譬如修定的人，  静坐坐得好，好像感觉鼻子没有呼吸，或很慢很轻微来往，这个属  于气了。所以修持方面讲的气，不是现在美国翻译的那个。当年在  美国，我说这个“气”翻不出来的，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不是普通
  空气的气了。中国古代是这个“燕”，  “无”字下面四点，无火之 谓忝，妤像没有作用，可是还有往来，’很久很慢，偶然有一下往来  的作用，似乎没有感受，没有风、没有喘，那个叫做气了。这是拿人，讲的。
    再进一步，就是“息”，你刚才问什么是息，你认不清楚是应    该的。这个息，接着刚才说，是很微细的进出往来，气都没有，身体内部的障碍统统没有，没有痛苦难受，酸痛胀麻痒等等感受一点都没有，完全宁静，好像一点呼吸都没有，而是遍满全身。然后感觉每个细胞乃至九窍，头上七窍，加上大小便的二窍，全身每个细胞，自然都是往来充满了，好像跟大气，虚空相通了，那个就是“息”的境界。这个我从来没有讲过，因为众生愚昧都不懂。
    讲到这里，有人问我一个问题，这时要药帮助吗？  这是个问题，其实从开始修持，最好懂医药。学佛的，学神仙丹道的道家，是注重药物帮助的，这一种帮助叫助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靠内在的修持。但是懂药很难，所以道家修神仙的炼丹，就是这样来的。
    这样简单答复她提出的问题，有时候需要懂药懂医，所以菩萨要学五明，要懂医道，她问的问题很对。用药的道理，是打通你身体内部的障碍。其实普通佛学告诉你，有七万到十万条脉管，是微细的气脉所走的路，一有障碍，内部就有病了，只不过，人不觉得自己有了病。用药是一种助缘，帮助减轻你的病痛，打通一点气脉。
    但是，修禅宗同有一些密宗（不是黄教达赖这一派）完全靠心力自己把它转化了，像白教噶举派走禅的路线，就是靠自力，但心力要非常坚强！  念头随时能够空掉的，气脉自然可以转变，这一步功夫是非常非常难！  所以讲，忿咒子，学密宗的这些，都是初步打通气脉的一种方便法门，只是借用的，一种变相的方法而已。
     南师：圣吉用功，问到“息”，我们由长养气，讲到息，大家还记得吗？  “息”的境界真的到达了，全身息是充满的，不是发胀，身体整个变轻灵，也就无痛无病，这时才懂得那个报身气，才懂得自己在胎儿时，那个不呼不吸、自然有乎吸作用来往的功能。当然这个时候重点在下部了，下部跟脑连起来。现在只跟你们讲到这里，将来你们工夫到了，再来问。
    到这一步时，这里先要补充一个东西，因为圣吉现在在练习修持这个，对不对？  （圣吉：是的。）这个你要注意啊！  内部的那个“报气”要开始打通的时候，会有反气的。譬如婴儿吃了奶，要在孩子背上轻轻拍一拍，把他顺下去，那个婴儿打个嗝，就下去了，不然奶还在上面，一定要下去才行。
    这等于一个什么道理呢？  像丢一块石头到水塘，那个石头一到底，咚……这个气就冒上来，有水泡冒上来。所以婴儿吃奶那个道理，就是这个奶下去了，咕……气就冒上来，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静坐，在修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会打起嗝来，就是证明你食道到胃这一节，经常是不干净、不通的。任何一个人，包括很健康的人，这一节都是不干净的。食物和外气下去以后，引动内气就反上来，这个作用要认识清楚，这是补充前面一点。
    所以，有修持的人，听到人家出气，他就知道病在哪里，有的是胃有病；有的是消化不良；有的是横膈膜出了问题，胰脏出了问题……，所以每一个打嗝都不同。外气安那般那没有调整好，人衰老了，肚子就大起来。尤其你们美国人、欧洲人，我们中国人对你们一个高雅的外号，日“老外”，你们老外一个一个中年以后，肚子越来越大，下元气、生命报气越来越没有了，肠胃肥肿了，横膈膜以下、胰脏以下的气，就是原来的业报气已经快用完，只剩后天的一点空气在用，所以肚子就大，肠胃就不对，胰脏也出毛病了。
    所以从这一方面讲，很多病都是气的问题。譬如癌症，肝癌、肠癌，一切的癌症，不是另外有个东西，而是他原来的气结起来，打结了。所以中文有一句很有意思的形容，当听到一件事情，很刺激自己，文学上常常形容四个字：“为之气结”，呼吸停掉，气在那里打结。这个气慢慢在肝阿、心啊那里打结了，慢慢变成瘤啊，变成癌了，于是其他的细胞就死亡，气不通了。人体的自律神经系统，如果失调，两只手发抖，拿不动东西；还有些“中风’’，半边风瘫，那都是弋结在那里走不通。
    这种做工夫，都还是初步的，你要是真要专修实证，要证道，是要万事不管，初步的要两三年。道家有个数字很准确的，  “  日筑基”，停止了男女关系，包括遗精、手淫一切都没有了，要一百天打基础，跟呼吸配合。然后“十月怀胎”，就是十个月，由息到达认得那个业报之气了。之后“三年哺乳”，保养，对外界一切都脱离关系，等于胎儿生出来后，还要喂奶三年，把自己的定力功夫修养增大。然后，  “九年面壁’’，学达摩祖师那样，九年都在定中。 这样，就变成超越世间的圣人境界，就叫做神仙。我们算算账要多少年？  十三年就成神仙了。我常笑，大家六岁起读书，读了十六年不过大学毕业，然后一个月只赚三千两千；而只要十二三年就戍个神仙多好！  可是大家不干。不过，不要认为成神仙简单，一般人要走出第一步，是一万个人修，有五千对都做不到。
    百日筑基，当然男女关系改变是第一要点，其他外务，什么为名为利一切事务都没有了，这个大家就做不到。所以这些出家的喇嘛也好、和尚也好、道士也好，什么闭关！  哼！  我笑他们是三个欺——自欺、欺人、被人家欺，做不到的。
    某董：为什么男女关系那么重要呢？
    南师：很重要！  这才是第一步。不过你们都修成功了，都修到了婴儿出窍，都有好几个孩子了（众笑）。
    想在家来修的话，那就不是这样修了，所以那叫做“大乘行”！非常非常难！  心念、道德、行为，一切念头，随时能够空。
    修密宗，由安那般那修到色相变了，整个身体七彩的光明，化成虹光之身，然后把身体化空，这个密宗叫做即身成就。不是这些喇嘛和尚，只要剃个光头，就都成就了。等一下晚上记得闻我，怎样化成虹光之身的原理。
    前面我先讲了长养气的部分，刚才业报气还没有讲完，岔过来做了些补充，现在回转来讲业报气，报身气，在胎儿时没有普通呼吸，那个气比息还严重，那个报身气。这个里头有个大关键，很有意思的。婴儿一出娘胎，医生接生的动作要快，用剪刀把脐带赶快剪断，拿线一扎；他的手马上进婴儿嘴里，很努力地把所有脏东西挖出来。如果有一点留下，等他开口一哭口内下去了，中医叫胎毒。据我的研究，现在西医认为癌症一类是遗传来的，另一类是完全因为胎毒没有挖干净，很容易变癌症肿瘤。
    最近有个病例，有人告诉我，她甥媳生了双胞胎，两个生的时间差很长，一个先出来，后面又出来一个，前面那个来不及挖胎毒，  “哇”一开口咽下去了。那个婴儿很苦，很难过。花了很多的钱在医院里抽，抽了好长时问才抽出来，好像病人临死以前抽痰一样，把那个胎毒抽掉。我说抽不干净的，结果他们还是继续抽。这是岔进来一个例子。
    你们在医院里生的，或者是在自己家庭生的，可能都没有挖干净。这个例子很多很多。很多不负责的医生，都足马马虎虎挖一挖就算了，太可怕了。其实我们这个生命很不干净，很痛苦，现任我们好像挖干净了，但是天天又吃进去，毒都向里头塞。真正修到禅定，最后，气满不思食，不吃东西了，里面真正是净化了。
    圣占：那怎么才能挖干净这个胎毒呢？
    南师：就是用手在嘴里挖，快速进去，挖干净了，整个的拿出来，要快，不能等孩子咽下去，学过妇产科的知道啊。
     婴儿开始后天安那般那时，报身气还存在有作用，要到什么时候报身气才停了呢？  差不多七个月到一年，所以婴儿周岁很重要。你看，婴儿躺在那里，鼻子这里有微微的呼吸，他肚脐眼这里也在动。真做工夫，修禅定，修到鼻子呼吸停止，肚脐这里的内部
呼吸起来，这个道家叫“胎息”。
     现在转过来讲，研究生命科学同认知科学，尤其你做修证工夫，必须要知道心物本来就是一元的。这个生命的构成，以东方文化讲，现在偏重于佛学这一而讲，实际上是个自然科学。所以我经常说，整个的佛学包括禅宗、密宗，是生命科学的一种，必须要认识清楚才好研究。
    例如一个胎儿，以人的生命来讲，从唯心方面来说，一念无明就入胎。所谓一念无明，是中文的讲法，无明是假定的一个符号，一个名词。无明就是莫名其妙，自己搞不清楚，糊里糊涂那个状态。一念无明，接着一股力量就转动了，这股转动的力量属于行阴，就是刚才讲安那般那时，那个生命的动力，就入胎变成另一个生命了。
    对于生命的认识，这个过程太麻烦，太微细了；譬如，我们一个思想，一个念头，一个襄觉，一个反应，都是“识”的作用，其中这个“知性”的作用很大。
    要怎么了解这个知性呢？  在课堂讲理论很麻烦，我们拿现实来讲就很平实。现在我们一圈人，围着这个桌子坐，蜡烛在中间，大家都“知道”嘛，都知道这个圆桌、这个环境、这个蜡烛。在知道这一切的最初一刹那，还没有去分辨它是圆桌、蜡烛、人等等之前，就是这一刹那，什么还都没有想哦！  这一下一切都知道，这就是知性。这一刹那，没有加卜一个思想，没有党得这是谁在讲话，都没有加上分别、分辨；就是这一刹那，那个是“知性’’。
    这个清楚了吧！但是，这一刹那之间，意识的分辨作用立即生起了，刹那太快了，是个代号。六十个刹那是一弹指间，一刹那意识就有九百六十个变化，转动很快，是旋转型的跳动。可是自己不知道。每个变化连锁起来，就成为我们对一切的认知、辨别。释迦牟尼在几千年前讲，大概的讲，我们昼夜二十四个钟头，意识一共有十三亿的转动；每个意念都感应一个身（一个形象）。所以像某人一样，很累了，打个呵欠，不晓得这个意识已经转了多少万下。
    所以有些喇嘛、和尚啊，这些修行闭关的，做气功的，各种各样，自己认为，啊呀！  我得定了，很清净啊，坐了几个钟头。实际上都在那里开运动会，不晓得跑了多少转了！  如果以智慧认清楚这个，叫做般若，般若波罗蜜就是智慧的成就。
    刚才讲气有三种，佛学把意念大致也分成三种：心、意、识。心是那个知性的本能；意是知性起的意念的作用；然后起了这个认识的作用，认知的、分辨的，叫做第六意识或分别意识。
    胎儿在娘胎里有没有思想？  有没有意识？  胎儿有心（第八识）、有意（第七识）的作用，但没有第六意识。胎儿到第三四个月以后，第六分别意识起来了。所以胎儿在第五个月的阶段，对外界的讲话、动作，外界的环境，他一概都知道，都清楚了；不过没有很好的记忆，一下就过了。现在生理医学已经知道，胎儿在母胎里有分别意识。
    佛经上说，如果这个胎儿在娘胎里，由开始到第三四个月还有很好的分别意识，还记住前生怎么来人胎，盛者完全记住在胎里头如何如何，这个就是大修行人，不得了，这个才叫活佛转生。可是看现在有些活佛，都是糊里糊涂的，哪有活佛？  真正的活佛是入胎不迷，住胎不迷；尤其最严重的是出胎不迷，这三个阶段都不迷。所谓不迷，就是生出来对过去的一切，读的书，一切知识都记得，完全清楚，不过假装糊涂。
   所以，每一个胎儿生下来，变成婴儿，婴儿长成孩子，孩子长成大人，他的习惯、思想、动作、个性，一切都是过去生生世世所带的种性，丢不掉的，是自己业力带来的，自己则完全糊涂不知道；所以每个人才会思想、习惯不同。要研究胎儿的个性、教育、‘习气，问题牵涉很广。    
    某秘书：这三十种所触，是地火水风四种能触所发起变化的感觉状态。地火水风四大，是这三十种感受发圭的来源。
    这三十种感受是：轻、重、滑、涩、软、硬、缓、急、冷、暖、渴、闷、力、劣、饥、饱、痛、痒、胀、麻、粗、细、酸、黏、老、病、死、疲、息、动静。
    南师：轻——有时候打起坐来觉得很轻灵。
    重——有时候好像觉得饮食不对啦，或者气候影响，身体重得不得了，拖不动了，有病了，等等。
    滑——皮肤润滑。
    涩——有轻微的障碍，里面呼吸走不动，也是涩；里边呼吸很灵通，也是滑。
    软——有时候身体变软。
    硬——有时候坐在那里很强硬，不动了，坐在那里下不了座。
    缓——动作很缓慢。我告诉大家我的经验，那时我还是三十几岁，忽然发现，拿一张纸，怎么用力都拿不住，拿起笔来都不会写字，我说，完了，学了半辈子，人变成这样了！ 如果是你们就吓死了。
    急——变得很急性子，像很多人那样。
    冷，暖，渴。
    闷——人发闷，思想都动不了了。
    力——力气非常大，我年轻时，有时候感到力大无穷，一拳打出去，可以把泰山打翻。
    劣——没有力量了，与缓有区别，很微妙的。
    饥——有时候用功，随时觉得肚子饿。
    饱——好像吃饱了一样，不想吃了。
    痛——身体疼痛。
    痒——浑身发痒，有时四肢百骸都在痒。
    胀——发胀，气都充满了。
    麻——比如腿麻，或者哪里麻。
    粗一  一下子觉得身体都膨起来，那叫发粗了。
    细一  一下瘦了，快要死了一样，你们会吓死了。
    酸，黏，老，病，死。
    疲——疲劳。
    息——休息了就是息嘛。
    动静。
    这些是说明生理感受，触受，感觉这部分。如果做大的科学研究，做物理试验，需要很多仪器，要用仪器来表达，跟心念两个配合，研究用功的过程，显现出的这些现象。你是正式修行用功，不是像他们那样搞起来玩的，像卖膏药一样，盘个几分钟腿，表演一下气功，也叫做修禅定打坐，其实毫不相干，当然也有一点点作用。
    如果正式修行，这些现象都会出现的，理念上先认识清楚。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维持多久，每个人不一定。这个境界有口寸候力量很大，你不认识清楚，有时候会被这个境界拉走，也就半途而废了，就是所谓“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十层楼梯爬了九层半，一下整个垮了；因为认识不清楚，被现象拉走了。这还没有详细讲，下次再讨论。
   整理说明
    圣吉博士在二OO六年的春季，曾前往上海，与南师怀瑾先晤面，并趁机参观位于苏州庙港的“太湖大学堂’’。当时该处巳接近完工了。
     圣吉博士一行三十人众，即于十月底到达了太湖大学堂。团员来自十二个国家之多，包括了联合国的专家顾问，企业界的领袖，学术界的菁英等；有医生、学者、行政人员、社会人士……彼等工作领域多为环保、能源、疾病防治、国际合作等，均属对人类社会关怀性质。
    这就是此次南师讲演的记录。
    关于“太湖大学堂”，那是南师多年前的理想与筹划，六年前始得破土兴建。该处占地二百余亩，就在上海西南一百一十公里，及苏州之南七十公里地方的太湖之滨。
    那里一望无际的如茵草地，桃李芬芳，有孔雀漫步，有鸭群逍遥，还有太湖的月光……太湖三万六千顷，月在波心说向谁…．
    目前大学堂完工使用的有行政主楼、客房楼及讲堂楼三栋。 行政楼有办公室、图书库、客厅等。客房楼一层为餐厅，可容纳百余人，  三层为五星级客房。  特别一·提的是讲堂楼，一层是讲堂，第二层为可容纳二百多人的禅堂。这个禅堂，在空气、光线、音卢、温度等各方面的精心设计，可称独步世阀，有识者评为前无古人之创举，应属中国禅文化一大进步。
   综合起来研究这些问题，不是三天五天或几个小时能够解决的。我没有学问，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见解，只是年纪活得大一点而已。但是以老年人的经验，读了一辈子书，看到宇宙人类只有一个字：“变”。
    国有一本老书《易经》，是有关一切治世的书，上面画有八卦。世界上人都把它当成神秘学来看待，其实一点都不神秘，而很普通，是人类思想的来源。我认为《易经》这本书，是上个人类文明时期的文化，用八卦图案作代表。  《易经》包含的意义只有五个字，发挥起来的作用，每个字表达的含义都是好几部大书，这五个字中文就是：理、象、数、通、变。
    “理”是包括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法则、原理。
    “象”就是宇宙各种万有的现象，包括一切人类生活的发展。宗教、哲学、科学与万有的现象都各有关联，互通的，也就是中文讲的“息息相关”，生命活着随时有关联。
    “数’’是数字，眈如一个“零”，再到“一’’，一加一，一直到九，到了十就是一和零，零像是没有，但也包含了所有。
    “通”是能够知道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发展。
    “变”是变化。宇宙万有随时随地每一一分每一秒都在变。等于我们人，思想情绪感觉，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没有不变的道理。至于宇宙万有变的法则，明天会变成什么，是有一定规律的。
    这个规律的法则可以找得到，不过大原则是：物理世界也好，精神世界也好，总而言之，没有不变的事情。刚才提到认知科学的基本也就在这里。
    重点是，我们要能够首先认识怎么变。如果知道了变，跟着变，那就差一点了，没有智慧了；如果宇宙万有人类所有的变化已经过去了，自己在那里埋怨，忧伤，再想办法补救，那就是普通人，也没有智慧了。
    所以认知科学和《易经》的关联，就是首先认识变、能领导变，这才是智慧之学。现在我们这样讲，似乎太严肃了。先讲两个笑话给你们听，大概就知道了。
    譬如我们等公共汽车，每人都想第一个上车坐前面的位子，有的人赶不上车，拼命骂汽车为什么不等我，气得不得了，第一流有智慧的人，算好时间车子一到，就先上去了；第二等人是和大家一起挤上车去；第三等人排在最后，上不了车，车子一开，后面臭气放出来，只好在那里骂。
    如果我们知道了世界怎么变，诸位自己要准备好如何应变。
    第二个故事是英国人的故事：有两个好朋友，站在那里等公共汽车，很讲礼貌，都想让对方先上去。车子来了，两个人推来推去，你先你先，结果车开了，不管他们了。
    第二次车来了，他们还是你先我先，车子不等又开走了。
    第三部车来了，他俩都想把对方推上去。司机看着很讨厌，结果车开了，把两个人都压死了。
    死后两个灵魂去投胎，因为感情太好变成了双胞胎。到生产的时候，两个人在里面还是你先我先。医师拿听筒一听，糟糕了，他们又在里面谦让，你先出，你先出（众笑）。
    这个故事就说明，人类的智慧是要知道如何先行应变。不管宗教、哲学、科学，有两个重点要注意：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
    不过提到这两个问题，又牵涉到科学了。究竟空间是时间造的，还是时间是空间造的，这个问题到现在还在争论，还不能确定。
    事实上时间、空间左右了一切，我现在告诉大家，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易经》，把时空并用，它是一体的两面。
     所以说，这个是数理观念，可是数字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法则呢？  当然有一个固定的法则；前面我们简单概括的给大家介绍，这也是属于科学的范围。
    以“六”为一个标准，不论六点、六分乃至六百年、六千年，时间的变化六年一变。用这个法则看，国家地区、家庭以及自己的心理状况，都逃不过这个法则。
     现在的人类，我常说的，可怕的不是艾滋病，而是精神病，也叫做心理病。十九世纪对人类的威胁是肺病，二十世纪对人类的威胁是癌症。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了，全球六十亿人口，死在癌症上到底有多少人？  数字是不能全部形容的，事实上也没有那么可怕，可怕的是医学宣传得太厉害，人类才感觉害怕。
    二十一世纪的最大威胁是精神病，尤其是计算机网络的发展，非常快，也非常可怕。这个发展下去不到十年，把人类都导引到幻想，精神病的世界；可是你阻止不了，什么教育、什么医疗都阻止不了。这是一个大问题，比战争还可怕，比什么氢弹原子弹还可怕，诸位要做“环保”的，在这个地方要注意了。
    但是人们对科技也是无法阻止的，科技发展必然会向前走，认识生命科学的教育还没有普及下去。照古老的希腊文化讲，借用柏拉图讲的，一个精神世界一个物理世界，这个二元世界的统一，要靠精神世界领导，才能自己统一。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回转来讲“知性’’的问题。
    人为什么有思想？  人为什么有感情？  这个感情、思想是一个来源吗？  是二元论还是多元论？  这个思想感情充竟是不是脑的作用？  扩大一点讲，是唯心作用还是非唯心作用？  这就是现在讲的新名词“认知科学”。
    在上个世纪的欧洲，这个不叫做认知科学，而是叫理性的认知，从康德的哲学就开始了。这些问题都不能推论下去，推论综合起来，会有更多的问题。现在我们再倒转来讨论。
    首先简单地告诉大家：我们现在一般讲的“生命”是个错误观念，为什么会是错误的观念呢？  因为一般把人从生到死这一一段时期叫生命，这是错误的观念。因为不止人，连其他的生命，也都是永恒的。所以天主教、基督教叫“永生”；中国的道家叫“长生”；佛教叫做“不生不灭”。很多的观点说明了人类的生命是永恒的。我们由婴儿到老死，这只是生命的一个分段，是生命的现象不是生命的根本。比如看一一朵花，花开、花落、结果，明年又是花开、花落、结果，它是轮回永恒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生命，由生到死，释迦牟尼讲的名称最准确，叫“分段生死”，不是“永恒生死”，这是我们借用他的话。
    除“分段生死’’以外，还有个“变易生死”，是变化的生死。  
    今天医学为止，只晓得人的生命是基因变化来的。我们也知道，现在科学研究，细胞可以由基因变化出来生命；现在科学是很惊奇了，像克隆技术，拿一个细胞变成另外一个生命。
    人类的发明很了不起对不对？  可是中国四千年以前，修道的人就知道用打坐修道变化这个生命。道家说，变化出的另一个生命，叫做“身外有身”。
    可是你不要问我知道不知道，知道也不卖的。古人早知道生命是怎么一个东西。等于我现在告诉这些医生科学家，我说基因还不是究竟，基因之前还有东西。他们说对。
    
    先说一下为什么我自己有这样的记忆力，因为小的时候受训练，喜欢看什么书都要记得，背来，都不靠本子记。这个就是宁静的修养。大家记忆力的衰退，因为事情多了，不宁静了。这是就我本身的证明告诉大家。
老子说：万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日静，静日复命。
    老子这个意思是说，天地万物的生命，  “芸芸”表示大地上的草木非常多，数不清，用来比方万物。草木的生命力在根根上。为什么生长那么快那么多？  因为根根吸收了天地间正的力量。根是什么？  是万物生命的来源。回归根才是静，能静才回归生命。这是
讲静态的重要。
    可是人的生命忘记了这个静，反而尽量用动态去消耗自己，等于世界人类拼命消耗能源，早一点消耗完，就死亡了。
    所以昨天讲到生命的来源，保持健康长寿，甚至想健康长寿，必须要学静。世界每个宗教，学问家、哲学家甚至科学发明家，都是在静态里不知不觉发明东西。所以说，不静是不行的。
    譬如刚才我讲，我的处罚要他静，受罚的人就很痛苦了。因为大家习惯了动态，自己忘记了生命的那个静态，更忘记了必须要把脑筋静下来，思想情绪完全静下来。一切的智能，如果不是在静态中，是发挥不起来的。所以刚才提到老子的四句话。
    老子告诉你道家的份养方法，有八个字：  “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把自己身体活动的功能宁静下来，完全恢复到婴儿状态，脑筋是清楚的，是快乐的，当然是指非病态的婴儿。
    世界上这些宗教、哲学或者是一般做学问的，求静态是很难得的。所以我晓得诸位今天要问，为什么要学打坐？  打坐是学静态最好的一个根本的方法。
    打坐，是修禅定的方法，禅定是宁静的深入，禅定的目的是开发智慧。譬如一杯水，乱搅动的时候，是看不清楚的，沉定下来就看清楚了。打坐是口头称谓，实际叫坐禅，也叫正思维修，还有行禅、住禅、卧禅。打坐不一定照释迦牟尼佛一样盘腿打坐，全世界归纳起来打坐的姿势大概有九十多种。诸位没有注意到这门学问，你现在到印度去看，有人站着，伸出一只手三十年不动，那只手完全变成树一样。印度有很多人这样一个姿势站着，很多年不动。
    静涵盖了很多无穷的力量。印度学瑜珈，中国学武功的，学到最高处，就要练静功了。这是介绍了静。打坐的姿势那么多，我们大家要修养要学静，最高的原理，不靠别的方法，就是反省观照自己，乃至不加任何判断的观照观察自己。
    我第一天给大家讲到心的问题，思想问题，有六个原则，大家记得？  我再提一一下，第一个叫“根本心”，这是假定的，心也是个代号哦。
    像吃东西一样，当我们思想来，要吃东西，旁边有个作用，这个东西不晓得好不好吃，在观照自己，这叫“随行心”。
    当我们思想一起来，要吃这个东西，第…．个作用起来；第二个作用不晓得好不好吃；第三个作用跟着来，该吃不该吃，人，自己观察的分别，就是起了第三个作用“伺察心”。
    第四个作用，决定可以吃，我要吃它了，决定吃了，决定心”。
    第五个作用是“总摄心”，把这几种统归合起来。
    第六个作用，真的好吃，我还要带给我女朋友或男朋友吃，这是“希求心”了。
    现在逻辑分析告诉你，当我们念头、思想起来，同时具备六个作用，一般人自己都不知道。
     一个婴儿生下来囟门仍在跳，会跳的时候，不会说话的；等到头顶不跳了，开始讲话了，开始发出声音了。   
    （大家先静止片刻）
    这不是真的静，是假的。但是，这个假的静也是真的，不是说笑话，只是说时间很短，一点点，很短暂，但也是真的。
    刚才提到老子讲的，生命的根本是在宁静中恢复的。我可以告诉大家，静态到了极点，能知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事都知道。
    但是有一个条件，是要真的在静的状态，那时所有的快乐痛苦，所有的感觉都忘了，没有了身体，人和宇宙合一了。所以世界上讲先知啊，什么预知什么神通，不是假的，都是真的，那是由静态来的。
    但是真的能够静，有先知有神通的很少，多半是假的。世界上很多有预知能力、有神通的，我给他一个绰号，是“神通二号”，中国话叫“神经”，就是精神状态。因为他没有真达到静的境界，达到真静，智慧开发了，如果学科学学哲学，求学问，统统不同了。因为生命的本来，原本就是与过去、现在未来相通的。我昨天已经把这个原理告诉大家了，你们没有注意。
    把乱的思想切断了，我们大家静默一分钟，做得到吗？  做不到。因为我们讲一分钟，思想已经乱了，然后讲静默，越要静就越会想。
    不静默还好，一静默下来，这里痛，那里酸。等一下吃饱了，上面“呃”，下面“扑”，好像静是非常不好。其实刚才讲的现象，就是生命的现象，等你静下来，它都给你清理干净，可是自己习惯，不知道。
    臀如你们都有做事的经验，有时候处理一件困难的事情，一件复杂的事，忽然自己的思想说，这样做可解决问题，那就是静态的作用。那个决定是静态来的，就是刚才讲的“确定心’’。
    所以你处理复杂困难的事，就要静下来什么都不想，你越想越把自己的脑子转了起来，所有的神经都转起来，最后不死就病。因为这个思想，这个意念很难使它静下来。
    佛学上有个方法，  《金刚经》上记录下来一个问题，心怎么静下来？  
    所以说这个心本来是静的，你就是不认识自己的静，那是非常大的错误。
    不过话说回来，静有那么大的功效，但是我们修养的人，包括宗教家都做不到，为什么？  是物理生理的作用，物理的世界是没有静的，都是动的，包括太阳、月亮。譬如我佃看一座山，这个山有没有动？  其实山在动，它在长大，有时候瘦有时候胖，它还移动，也都在呼吸。植物也是这样，都是动态，整个大地都在动。
    但是真正动态的能源后面是静态。现在的大科学家知道一点，但也不敢肯定。我们所讲的静态，讲而巳。我们人为何静不下来？经、心肝脾肺肾都有影响。是把动态的拉长放慢，是相对来是物理生理作用。
譬如肝不大健康的人，脾气很大，或者是很内向，或者非常悲观。这个情绪的影响使人静不下来。譬如肺部不好，胃部的东西多了，懒得用思想，尤其是“酒足饭饱’’时，实际上那个是心里最动乱的时候，动乱得没办法，里面都是动态。
 真的静态是宁静下来，没有思想，也不是睡眠。要绝对身体健康的，才达得到那个程度。所以你静下来觉得思想很乱，尤其年纪大的要注意，你已经进入病态的状况了。
    到了相当的年龄，然后静了，那不是真静，是脑子不会想了。
老年人到脑子不会想，想什么？  专门想过去的事。
    所以你和老年人相处很麻烦的。人到老了，跟你讲一千次都是过去的事。现在的事都不知道，知道的都是过去的事。这是一种心理状况，年轻人光想未来的，很少想过去的，前途是无限的希望，无限的理想；到老了，就专想过去。
    我今天听到你们做了很好的反思，不讲话，禁语，这是对生命修养基本的一个好路子、好方法。  
    音声同诸位的健康也非常有关系，有三种音声是所有声音的根本音声，后来变成瑜珈，也就是佛教密宗的咒语。
    这三种音声就是“啭，阿，畔”o  “嗡”使脑神经震动，是宇宙物理世界最初形成的音声，“嗡”带鼻音，震动整个脑部的，假使头脑不清楚或者头痛，你就念“嗡”，它会有震动治疗效果的。
    “阿”是胸部、肺部的声音，所以人很难受的时候，  “阿哟”的叹气，痛苦感叹的时候，一定念“阿”。因为它把肺部的碳气、烦恼统统发散。所以你念“阿’’字会对身体很好。早上起来，很烦恼的时候，那就站在那里，脸上笑，念“阿”，嘴巴不要管呼吸，它自然呼吸回来，你的痛苦、烦恼、很多病都会出来。可是你这样做时，要学会一个动作，非常重要，嘴巴张开笑，因为脸上神经都会拉开，脸上神经拉开你就会开心，  “阿’’． 你声音发展下去，思想不要动，会感觉身体内外都是一片光明。
    诸位在自己的心境上可以不动。
    音声瑜珈你们可能没有经验，我告诉你们经验，当夜深入静，一个人在高山顶上或者在大沙漠里，自己这样一唱，非常宁静，眼泪不晓得怎么就会流下来，不是悲伤也不是喜欢，那个无比的宁静的舒服，身体每一部分都自然打开了，心里的痛苦、烦恼什么都没有了。拿中文的形容：空山夜雨，万籁无声。只听到空山里雨拍打树叶的声音，别的什么都没有。那是寂寞的享受，不是钱财能够买得到的。
    所以我的结论告诉大家，人生最高的享受是寂寞，不懂得寂寞的享受是没有用的。    
    昨天讲到静，一个修养的根本，诸位当然都想做到最高的修养，我们先讲一个问题，让我算算，六十多年以前了啊，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我在峨屑山闭关下来，才二十几岁。四川大学的哲学系主任叫傅荞恬，很了不起的一个哲学家，他这个人很滑稽的，经常穿个长袍，拿个烟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他有一天来告诉我，要我去讲课，非去不可。我问为什么？  他说：你悟了道下山来，应该给我们四川大学先讲，因为川大哲学系在大后方是第一位。
    因为我们是好朋友，经常开玩笑。我说：好好，明天下午我一定来。听说四川大学在成都的望江楼，风景非常好。
    我年轻就吊儿郎当，讲好听点是浪漫。一到就上课了，很多老前辈都坐在那里，我讲课素来有个毛病，不喜欢有题目，看到现场随机讲。我一到就说：哎，我今天来吹牛。我素来把上课叫“吹牛”，这些人都是会吹牛的。一个年轻人讲“吹什么？  就吹人生的目的吧。"我说“哟，这个很严重哎！”
    那一天我还记得，我说“你这个题目出得好！”第二句话我说“你这个年轻人题目也不会出，这个题目不是题目”。
    首先以逻辑来讲，什么叫“目的’’？  譬如这一次，彼得·圣吉和诸位到中国，到这里来为了一个目的，到吴江庙港，这里有乱七八糟的房子，里面有个古里古怪的南老头子，来听他吹牛，这是目的。人生的目的是个哲学的大问题了，请问，有哪一个人是从妈妈肚子里光着屁股出来说，我是来干什么的！  有没有？  没有。
    世界上许多人是以人生享受为目的，人生以什么为目的，有很多的理论，这都是放狗屁，学者们乱吹的。干脆让你们笑一下，我讲的放狗屁是有典故的，很高的学问啊。
     所以这几十年当中，我经常给中国的同学们讲，十九世绝的下半期到二十世纪，知识分子每个都交了白卷，因为世界需要文化精神的中心领导，这个时期内文化都没有了，交白卷。我常常说，大家都在跟着转，是四个西方文化的理论在转：
    一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进化论甚至讲人类是猴子、细菌变的；我说，达尔文的祖先是猴子变的，我的祖先可不是哦！  这是个大问题。进化论的“物竟天择，适者生存”观念，也影响了世人不择手段地过分竞争。这是达尔文的思想，影响了这一代的文化。
    第二个问题是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影响了这个时代，特别是妇女性开放以后，非常非常严重。以我所知道的，年轻人在计算机网络已经结婚了一百次，性交了一千次都有。我们有位同学专管艾滋病的，艾滋病还是小事，将来都是性无能的病。现在美国也好中国也好，据我所知，不到三十五岁的男女，很多都性无能了，这个脑子完全堕入时代科学的幻想境界了。
    第三个，马克思的资本论。关于人类贫富的分配，科学与哲学的问题，影响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不是讲它不好哦，是讲它是个趋势。
    第四个是美国人的杰作了。现在全世界的金融、经济的观念都受凯恩斯“消费刺激生产’’理论的影响。过去的西方包括欧美与中国的文化，是以勤劳节省理念为主。自从“消费刺激生产’’理论出来以后，产生了今天工商业的过分行为；金融的各种现象，对于物质的浪费、环境的污染都是不可控制的，没有办法阻止的。当然，最好的消费刺激生产就是世界大战，战争的消费是晟厉害的！  现在全世界都是商业战争。为什么说是商业战争？  好听一点是争取市场，不好听讲是争取工商业的战场。而且在这个理论影响下，各行各业都在千方百计引诱别人消费，将生存生活的理念彻底引到奢侈消费的方向，使大众感到生活代价很高，活得很累，烦恼很重，全世界都被催眠了。
    今天的世界是这四种理论在转。
．  所有西方的固有文化推翻了，宗教、哲学等等都站不住了。东方国家的固有文化也推翻了。这个世界的演变，要如何重新再把文化建立起来？  这就是我们大家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个不是金钱能买得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活着的生命价值、意义是要向这一方面去努力。
    可是现在大家迷糊了，只为生活去努力，忘记了社会群众的生存问题，更忘记了生命的意义，所以这个问题讨论下去的话，要从中国的《大学》、  《中庸》内在的修养开始了。这个时间就要很长了，不是这几天就可以谈完的。    
    真正的事业是为人类社会生存而做的。普通我们做的包括诸位，都是为生活不是生存，是一种职业，即使做皇帝也是一种职业。我给你们讲一个你们没有听过的，中国文化里的一句俗话，所谓“三教九流”。三教”是儒、释、道三个宗教；  “九流’’是把职业分为九种：
    一流皇帝二流官——第一等职业是做皇帝，二等是做官。
    三僧四道五流医——僧是喇嘛、和尚，是三流，道士四流，医属五流。
    六工七匠八娼妓——六流是工人，七流是匠人，娼妓八流。
    九流书生十乞丐——书生是九流，叫花子十流。
    很好玩吧？  我们学哲学的人仔细一想，哟，这个分析得很了不起，这叫职业平等。所以前些年叫知识分子“臭老九”，是从这里来的，是有根据的。
    你注意，在这十种职业里，有两种人没有，很奇怪；没有商人也没有军人，这两种人还不入流。另一个哲学观点就足，中国文化思想里反对军人，同时，儒家传统的思想是轻商的。所以这些都是职业，这叫生活，不叫生存，也不是人生的意义。
    有人把它搞错了，以为是阶级观念，这不是阶级，是生活及职业的分类，与生存的目标及生活的意义完全是两回事。   
    晋朝时，中国有个和尚也造了一只鸟，在空中飞了一段时间。不过政府不准用这些，因为中国的政治思想对科技的发展，几千年来有严厉的禁止，认为是“奇技淫巧”，对于奇怪的思想，用一些特别的工具，都一概禁止。
    中国文化素来是走道家、儒家的自然主义，对于奇怪的发明、新的、好的都不准用，因为说物质文明越发达，人类的欲望越提高；入类对于物质的欲望越提高，社会越乱，导致精神生活越空虚了。这是中国两三千年政治领导思想的中心。所以在那时，中国科技发展就受了影响，被压制了。
    科技压制了以后，用天文、数学的原理，专门研究人以及人生的运气了，算这个人明天碰到什么，包括明天会跌跤等都会算出来。把科学技术用到了这一面。
    所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思想，两三千年的历史是这样滑稽的，你说他不对吗？可是也很有道理。既然不发展科技，发展什么呢？发展生命科学。
    所以南北朝的发展研究，趋向如何打坐，怎么样变成神仙、把这个身体修到长生不老。不但长生不老，靠自己的精神，打坐，修出来另一个我，永远存在。   
     现在我们不谈梦了，因为讲思想而讲到梦。我们的思想那么多，自己看不清楚。其实大家静坐下来，是不是知道自己思想那么多啊？  譬如诸位坐在这里听的时侯，是不是知道有一个很清楚的在听讲话的，有没有？  一定有吧！  当然有个知道的，那个是知性，不是思想。
    现在我讲话，你们听到，同时你们自己也在分析这个话的道理，对不对？  起了很多作用，对不对？  可是你有一个知道自己在分析、知道自己在听话、知道自己在思想的这个东西，它没有动过，这个东西很清楚。
    所以这个东西不需要你去用力的，不需要你去找的，你自然知道自己思想。搞清楚了吗？  起码有一一两个搞清楚的吧？  假如全体搞清楚，那不得了啦。
    我们知道自己有思想有感觉的，这个是知性，它没有动过。当我们睡觉一醒过来，第一个是这个东西，那个叫“睡醒了’’，很快的，第二个东西——思想来了。是不是这样？
    对，就是那个东西，你把握住。
    自己的思想为什么那么多？  这个叫妄想，也可以叫浮想。我们知道的这个妄想，可以分成三个阶段：过去、现在、未来。过去就没有了，未来还没有来，讲现在，现在已经没有了。
    所以你静下来的时候，不要怕妄想多，你那个知性看到妄想，就把握这个。前念已过去，未来还没有来，就看着现在。分成三段。常常这样反省、体会，时间一长，你就会很空灵了。
    如果你把握这个空灵，假如盘腿打坐，越把握得久越好。这个把握久了以后，你的身心、脑力、体力什么都转变了。
    （问：有时候打坐会有一个灵感来，这算是妄想吗？）
    这也是个妄想，但是这个妄想不同。当你很宁静时，妄想也比较细小。忽然一个思想来，明白了一些事，这叫做“觉”。这个“觉’’比妄想高得多了，是智慧的初步作用，在西方哲学叫做“直觉”，也叫做“直观”。
    这是好的，但是也是妄想。如果没有这个妄想，过去巳过去了，未来还没有来，当下很空灵，没有直觉的妄想，在里面能知道的，这个叫“智慧”、叫“般若”了。
    刚才素美希望我告诉你们一个比喻。佛学里有一句话：香象渡河，截断众流。
    它比方人的思想、情绪，像长江、黄河的水流一样连着的，非常大，断不了。象王叫“香象”，普通的象是两个牙齿，菩萨骑的象王有六个牙齿，也比一般的象大得多！  那就是大英雄了。象王渡过急流时，不转弯走，急流力量那么大，它用身体把急流切开。
所以叫“香象渡河，截断众流’’。
    中国人有两句俗语形容有勇气的人，“提得起，放得下”。思想也可以有勇气，我常常告诉人，借一个力量来，“想他妈的’’，没有了，切断了，这就是咒语。
    不过话说回来，这是借用的办法，不是究竟。
    要自己对心念有很大勇气，马上放下就放下，切断。但是不是压制的，千万不能压制，不是很紧张的硬压住，那对脑神经对身体有妨碍的。还有个方法更清楚，一个人到最伤心的时候，痛哭一场，悲哀时大号一声，痛苦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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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从寿    时间: 2015年10月21日 21:31
从曾国藩看中国式领导力

作者：宫玉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用共同的信仰凝聚人

是什么让曾国藩将一群草根起家的乌合之众打造成一支精兵？他在学习太平军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只有共同的信仰，才能熔炼出“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力以相救”的死党军队。

因此，擅长讲文化、讲价值、讲理念的曾国藩将军队和政治的斗争提升到价值的层面，高举“卫道”、“忠义血性”的大旗，以此作为凝聚人心的思想武器。同时，作为领导者，曾国藩为军队提供一个超越内部关系的长远目标，使湘军成员持续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地为了它而奋斗——而这，正是很多中国企业家需要学习的领导要素之一。

用合理的制度规范人

除了共同的信仰，优秀的管理者还需要能够制定出有效的制度，把下属的自利行为引导到对组织有利的方向上去。就像曾国藩治理湘军一样，在确立湘军的制度后，他不用自己挥着战刀在后面逼下属冲锋陷阵，下属自然就知道往前冲。

曾国藩一改由国家供养、世代为兵的“世兵制”，在湘军采取了全新的制度设计——招募制，而且是层层招募制。而湘军的高待遇又不愁招不到兵。但只有上司招募你，你才能进入湘军，得到升官发财的机会。这样一来，从大帅到士兵形成了层层的感激关系。如此，湘军就像一颗大树，“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组织内部全部打通了，人和人的关系也成为一个由感情纽带凝聚起来的整体。

除了招募制，曾国藩还规定，在作战过程中，任何一级军官一旦战死，他手下的军队便就地解散。只有保住长官，士卒才有继续升官发财的机会。保护自己的长官本来是一种道德的要求，但在湘军里面，却成了最符合士兵利益的行为。由此在湘军中，道德和利益便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反观现代商业世界，备受瞩目的华为公司跟湘军有很相似的地方。华为企业文化的核心是“艰苦奋斗”，而这一核心文化的落实也要归功于制度设计。华为的制度设计是“高效率、高压力、高工资”，从招聘、待遇、晋升到淘汰，所有的制度设计都围绕着“奋斗”这一主题展开，围绕着保证奋斗者的利益最大化而展开，有责任心和有才能的人会不断进入公司的中坚层。华为由此被打造成一个奋斗者的平台，奋斗由此也就变成了员工自觉、自发的行为，从而推动着公司的迅速发展。

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湘军和华为的例子告诉我们：人的无为，必须建立在“制度有为”的基础之上。而有效的制度设计，又必须建立在对人“自利”本性的把握上。

用高尚的人格感化人

要讨论曾国藩为何能吸引众多贤士，还要引用李鸿章的一段奏折：“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者亦在此。” 一个做上司的，有了好处总是让给自己的下属，有了责任总是自己担起来。这样的领导，时间长了，做下属的怎么会不感动呢？曾国藩的时代，已经是所谓的“末世”，争功诿过、投机取巧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风气，但曾国藩就是通过自己的行为，从影响周边的人开始，一步步地转移了这种习气。这就是他能够吸引一大批人为他所用并最终成就自己事业的根本原因。

在谈到一个领导者如何才能让下属心服口服地追随自己时，曾国藩曾说过八个字：“功不独居，过不推诿。”有了功劳不要马上一个人独占，有了过错不要马上推诿给别人。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还说：“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对于领导者来说，成就了下属，就是成就了组织；成就了事业，最终也就是成就了自己。

领导力的核心是影响力，是怎样感动别人，真正让下属对你的行动不但表示赞同，而且形成一种心甘情愿的追随。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曾国藩的“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所释放出来的就是这样一种足以打动人心的影响力。这样的胸怀，这样的格局，也正是曾国藩身为领导者的人格魅力之所在。

用共享的利益激励人

在利益方面，曾国藩在钱、权、名三方面都充分发挥了其对将士的激励作用。湘军的高军饷极大地调动了当地农民加入湘军的热情，在利益方面对将士们的满足又极大地提高了湘军的战斗力。在个人发展方面，在传统的科举考试之外，曾国藩领导下的湘军更为无法走通科举之路的人们打开了另一条晋升之路。只要你有能力，能打仗，能做事，在湘军就可以迅速得到晋升，湘军由此而涌现出了一大批影响那个时代的优秀人才。湘军也由此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对于很多湘军成员来说，可以共享湘军发展所带来的机会，是最大的激励因素。

在名声方面，在给鲍超的信中曾国藩也曾说：“凡利之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名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之。”凡涉及到利益，一定要注意与人共分；凡涉及到名声，一定要注意与人共享。这样的人才能成就大事。

用宽广的胸怀容纳人

作为一个领导人来说，胸怀是很重要的。曾国藩的成功大半得益于胸襟的广阔。曾国藩常说：“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胸次，就是胸怀，是胸襟，是一个人的精神境界。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心中有什么想不开的，那一定是他学习、思想、道德等各个方面没有学到家，没有深刻体会，摆脱不了世俗的偏见，耿耿于怀。


曾国藩特别注重胸怀宽广，强调领导者要有君子胸怀。他认为：“君子……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屣；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领导者心胸宽广，装得下整个天下，也放得下整个天下。

开阔的胸怀不仅仅局限于自己，在湘军中，曾国藩也特别注重士兵间的相互宽容和理解。如果统将之间有一分矛盾，营官、哨官之间就会有三分矛盾，而士卒之间就会有六七分矛盾。这样的团队，必然就要解体了。所以要相互和衷共济，就应该先从统将有一副平和宽容的心开始，相互包容和理解。相互支持和信任最重要。

伟大的领导力，一定要以清晰的理念为核心，以坚定的践行为关键，一定是大中至正、可昭日月的，曾国藩就是如此。曾国藩的领导力中并非完全没有权谋的因素，但其核心不是权谋，而是理念。曾国藩身上表现出的品质和实践恰恰代表了典型的中国式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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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从寿    时间: 2015年10月21日 21:37

伟大的企业背后一定要有伟大的价值追求

宫玉振教授在北京大学BiMBA商学院东方战略与领导力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上的演讲
2015年9月14日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今天中国已经超过日本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们正在探讨中国的经济总量何时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相信这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今天没有人会愚蠢到无视中国经济的力量，但是一个现实是，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企业只是受到重视，却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尊重。

    当代中国商业力量的发展路径，我们可以用冯仑先生那部著名的著作的题目来概括：野蛮生长。追求财富的冲动是今天这个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权力和金钱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运转的中心，世俗、浮躁、迷茫、功利、不择手段，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许多企业和商人的群体画像。精神的空心化成为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特点，所有才会有了王林这样一些江湖术士的登台。

    国家发展的历史表明，发达的物质文明必须有相应的伦理体系和价值信仰来支撑，马克斯·韦伯在解释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时认为，是新教伦理构成了西方兴起的精神资源。是新教演化出了一套关于财富和市场的伦理，这才形成了西方的市场经济，并有了今天西方文明的辉煌。

    的确，没有信仰指引和约束的经济，只会演变成欲望的狂欢。而欲望就像海水一样，你喝得越多，就越口渴。单纯的物质欲望一旦得到满足，在人们心中所留下的往往只会是更大的空虚和焦虑。

    对于企业来说也是如此。没有信仰的企业不会有凝聚力，没有价值的企业家就会成为投机者，缺乏明晰的方向。即使精于算计，苦心经营，也无法走得长远。今天的企业家，其实是商道紊乱最大的受害者。

    伟大的企业背后一定要有伟大的价值追求。清晰的价值观才会给企业提供明确的方向和持续的动力。今天每一个中国企业家都应该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市场经济的神殿究竟在哪里？中国经济发展的精神资源究竟应该是什么？中国商人的精神和价值取向，究竟该指向何处？什么才是中国企业应该构建的商道？

    我们梳理一下新中国的发展历史，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以三十年为一个周期，建国后的发展明显表现出阶段性。如果1949年到1979年是以政治为中心的时代，以不断的政治运动为特点，1979年到2009年是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我们取得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创造了所谓的中国奇迹，那么2009年以后，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以价值重建为中心的时代，信仰和价值体系的重构必将成为未来30年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对于企业家来说，未来的30年，则必将是在掌握巨量的物质财富之外，发展出可以使中国的企业赢得世界认同、接受和尊敬的新商道的时代。

    那么，我们如何去构建当代中国的新商道？在我看来，我们应该从纵横两个坐标，去寻找当代中国商道的定位。

    从纵向的坐标来说，是继承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中国的商道，无法也不应该脱离5000 年的文明积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必然会给中国的商道建构赋于独特的灵魂与气质。中华文明中的天下意识、济世意识、责任意识、家国情怀、包容心态以及道德追求，这些都是已经浸入了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也是中国人生命体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中国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律，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抱负，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有万世开太平”的情怀。它们必将成为建构中国当代新商道、滋养中国当代商业文明的源头活水，成为当代中国新商道的生长点。

    从横向的坐标来说，是拥抱西方商业文明的成就。中国企业正在走向世界，中国历史上能够出现汉唐盛世，就在于对外来文明的兼收并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更新更高的文明，并赢得了四海归心。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天下归心的前提是你得发展出具有全球意义的价值体系。要想成为全球的商业领袖，就必须拥有全球的视野，对接全球的价值，接受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文明的洗礼。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建构起为天下所认同和接受的商业文明出来。建构起具有世界意义的商业文明，将是我们富有尊严地进入全球主流商业世界的最好入场券。

    在汉唐盛世之后，今天我们再次走到了东西文明融合交汇的时代。这是重塑中国的商业文明、展现中国人的天下胸怀与价值追求的最好机会。在时代的交汇点，在纵横两个坐标中，找到我们在人类文明中的定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天命。我们要继承传统，更要完成传统的现代转变；我们要借鉴西方，更要进行文明的创造性建构。这一代的企业家，每个人都注定是在书写中国商业文明的历史。

    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一个国家之所以落后，往往不是由于其民众落后，而在于其精英落后。构建中国的新商道，需要大师的智慧，需要学者的思考，更需要企业家的参与。政治家、知识分子、企业家是推动历史进程的精英力量，而企业家则是商业文明的探索者、推动者，以及最重要的，是践行者。

    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中，我们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商界精英身上。一个人的影响总是有限的，但一灯照隅，万灯照国，我们可以用自己微弱的内心之火与信念之光，去照亮周边的世界，去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这一伟大的事业，去一步步地影响中国商业文明的发展。梁漱溟先生的父亲曾经问：“这个世界会好吗？”只要我们每个人都担负起自己的使命，这个世界一定会好起来的。

    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商业文明是引领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是塑造社会形态的主要力量。市场经济、科学技术、民主政治、个人权利，以及契约精神、自治精神、创新精神、互利精神、平等意识，都是从商业世界的价值规范转化成整个社会的价值追求的。推动中国商业文明的建构，就是在推动中国的进步，在改变中国的面貌。多少年以后人们会说，瞧，这就是那个时代最令人敬重的一个群体，因为就是他们站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引导了中国社会的走向。正是他们的价值追求，构成了大国崛起的精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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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从寿    时间: 2015年10月21日 22:27

此心光明，世界便一同光明

宫玉振教授在北大国发院BiMBA毕业典礼上致辞

尊敬的黄怒波先生、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来宾：

    感谢姚洋院长和各位老师给我这样一个代表教师发言的机会。

    亲爱的同学们，祝贺你们顺利毕业了！很高兴能够分享你们毕业的快乐，相信今天所有的老师都像自己毕业一样欣喜与自豪。我们自豪的是，国发院毕业的研究生是中国最好的研究生，BiMBA商学院毕业的MBA和EMBA是中国最好的MBA和EMBA。至于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说句实话，我是硬着头皮接下在毕业典礼上发言这个活儿的。以往的毕业典礼发言，有那么多的大师，那么多的智慧，他们的话更值得你们去用心倾听。所以我今天的发言会尽量简短。

    继续求知若渴，也要学会放下自己

    恭喜你们，你们在国发院受了最好的经济学、管理学和工商管理教育，然而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的：“我唯一知道的事，就是我一无所知。”课堂所能学到的知识只是这个世界很小的一部分。借用统计学中的那个著名的比喻：“世界就像比基尼，暴露出来的那部分固然重要，没暴露出来的才更加要命。”要承认自己的局限，虚心地对待未知，保持好奇，持续学习。

    你们学了很多的模型、公式，掌握了很多分析工具，但这些只是帮助你们理解世界的途径。它们不是世界本身。真实的世界永远比理论复杂。不要因为手中有了锤子，满世界看到的都是钉子。过于陷入抽象的理论，反而会使人失去对真实世界的感受能力。

    从明天开始，评判你成绩的不再是在座的教授们，而是你的领导，你的同事，你的下属，你的客户。他们很可能没有MBA学位，也不是经济学博士，但他们很可能对真实的世界比你有更深刻的认识。

    放下自己，暂时丢掉你的模型和工具，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跟他们交流。不要让他们有太多的不明觉厉。用简单的语言说清复杂的问题，才是真正的本事。放下自己，你会成为更好的自己。

    接受世界的复杂，也要守护内心的价值

    学校是相对单纯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但现实中既有伟大的情怀，也有利益的算计。世界是复杂的，人性是复杂的。同一个人做事，往往既有高尚的追求，也有卑俗的动机。二者往往是揉合在一起的。这就是世界的本质，这就是人性的本质。没有完美的世界，也没有完美的人性。明朝的吕坤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恕心养到极处，只看得世间人都无罪过。”接受现实，你才会有机会改变现实。在现实的世界中去感受人性的复杂，是你们毕业以后的第一课。

    我们所能做的，是包容这个世界，同时引领这个世界。这就需要在适应现实的同时，还要坚持自己内心的价值。

    我们刚刚进入社会的时候，往往都带着纯朴的理想。在现实面前撞个头破血流后，往往又会或愤世嫉俗，或随波逐流，自己还认为是读懂了人生。其实真相在二者之间。没有信仰，人就会成为投机者，即使精于算计，苦心经营，也无法走得长远。清晰的价值观才会给你的人生提供明确的方向和持续的动力，使你不会因为内心的纠结而虚度时光，或者因为一时的挫折而放弃自己。

    毛泽东年轻的时候非常佩服曾国藩。他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办事之人”，能把事情做成；一种是“传教之人”，能传播一种教义，践行一种价值。他说曾国藩是典型的“办事兼传教之人”，而且是通过“传教”把事情给做成的。其实毛泽东也是典型的“办事兼传教之人”。历史上那些伟大的领导者，无一不是通过坚持、践行和传播清晰的价值来使众人行，从而成就伟大的事业的。

    人是现实中的人，但正直、诚信、良知、担当，在任何时代都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我们要做的，是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中看到人性的光辉，在一个苟且的世界中坚守自己的品格，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清澈，在一个机会主义的时代里找寻信仰的意义。因为此心光明，世界便一同光明。在纷繁之中守护内心的价值，这是每位国发院人都应该秉持的高贵品质。

    不断追求成功，也要学会感受生活

    想想你们几年前进入国发院，一定是带着梦想，带着憧憬。你们希望有更好的未来，你们希望有不一样的人生。幸运的是我们遇到了中国机会最多的时代。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成就事业的时代，这是个没有野心就是在浪费生命的时代。所以去追求成功吧，不要辜负了自己和这个时代。

    不过，当我们不断追求事业成功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感受生活。

    我是学历史出身的，可能读了太多的历史。我从历史中得到的一个感悟是：所有的辉煌都会过去。

    我们都知道李斯这个人，李斯是千古一相，后来因为赵高的陷害而被处死。据说临受刑的时候，李斯回头对同赴刑场的儿子说了这样一句话：“在秋高气爽的日子，我想再和你牵着黄狗，一同出上蔡的东门，去快活地追逐野兔，哪里还有这个可能呢？”

    当英雄迟暮之时，或许正是那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才是生命中最美好的回忆。再功利的时代，也不要忘记与自己的心灵对话，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感受生命中的点点滴滴。

    我很喜欢美国著名摄影记者罗伯特 卡特说的一句话：“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这话是尼采说的。生如夏花之绚烂，你首先要有绚烂的心境。用心感受每一天，把握住生命的鲜活、自由与丰满，这其实是我最想跟你们分享的体会。

    各位，在最美好的时光我们相遇，不要忘记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人生就是一段一段的旅程，我在这里真心的祝福你们，祝你们走出朗润园后有更广阔的世界，和更精彩的未来。无论走得多远，请记住国发院，记住BiMBA，记住这里的快乐与忧伤，这里的梦想和希望。这里是你心灵的故乡。记住多回来看看。因为你回，或者不回，你的心，都在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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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丹红    时间: 2015年11月5日 17:36
曾国藩：每天坚持三件事  十年成专家

如今社会上流行一个说法，坚持培训自己一万个小时，那么你将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例如以十年为期，三千六百多天，每天拿出三小时学习和培训，十年下来差不多一万个小时，那你就很牛了。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还是找个有说服力的人来验证一下。这个人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的尴尬：一肚子学问 却攒不出家训


　　话说曾国藩27岁中了进士，运气又好，留在北京城，当了京官。从湖南湘乡偏远的荷叶山冲里走到京师，谋得一份光彩的职业，人生至此，凤凰男已经成就，接下来无非就是慢慢把级别升上去，把小家庭建设得更幸福一点，此外无复他求。

　　然而，有出息的人都是对自己不满意的人，曾同学闲不住，他对自己还有些更高的要求。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中了进士的他，竟然对自己的学问很没有把握，乃至有点心里发虚。当然，这话曾同学没跟别人说，而是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阴历十二月二十日的一封家书里，透露了这种心迹。

　　曾同学此时想干件什么事呢？曾哥说，他想整理一套《曾氏家训》，要从中国的经、史、子、集里选择一些精华，经过总结提炼之后，作为老曾家的治家格言。然而，曾哥却很为难，在信中诉苦说：“割裂零碎，毫无线索。”读书几十年，居然攒不出一本家训。

　　无情的事实告诉曾国藩，别看你现在是国史馆协修官员，可你读的书，还很不全面，也没有系统化，还嫩得很，好好练去吧。

　　其实，曾国藩计划编家训，是一种想提升自己的自觉要求。他想从应试型人才转变为学问型人才，想把自己的知识储备系统化，可以说是进入了自主科研阶段。结果，他高估了自己，还发现了一个残忍的事实：他对文本根本不熟，知识未成系统，当然出不了成果。

　　所以，曾国藩总结说，想要“采择经史”，必须“经史烂熟胸中”，他还没到“烂熟胸中”的地步，于是认输，暂时放弃这个工程，“故暂且不作《曾氏家训》”。

点评
　　有点想法的人，在大学或者研究生毕业之后，还会对自己有知识升华的要求，这就是成为专家的起点。刚开始整的时候，会有挫败感，怎么办？办法只有一个：学习。当然不是从头学习，而是整理性的学习，提升式的学习。

　　看看曾哥接下来是怎么做的？


曾国藩的规划：日日不断地写日记、读书、做笔记


　　想要建立一个新的更成熟的知识系统，必须要对原来的知识有一个重新熟悉的过程，也是一个整理概括的过程。曾哥是怎么做的呢？他在给弟弟的信里面是这样规划的：“余自十月初一立志自新以来，虽懒惰如故，而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此三事未尝一日间断。”

　　原来，曾哥自编纂家训受挫以来，在1842年的农历十月初一下定决心，每天坚持学习和训练，要做的就是三件事：用楷书写日记；读十页史书；记笔记一则。在给弟弟的信里，他颇为得意地宣布：哥哥我坚持好久了，一天都没间断。其实，他从十月一日立志，到二十日写信，当时还只坚持了不到三个星期而已。

　　这三件事不简单，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学习训练过程。写日记，是记录自己的成长过程，而且用楷书书写，也是对技巧的一种训练，因为在当时，写字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技术。

　　记录成长就是做一本“成长备忘录”。曾国藩写日记，千万别看成是主观感情之抒发，他作为一个官员，主要是客观记录事务和行踪，比如，今日会见哪些客人，哪些在座，晚上读了哪本书，读了哪几页……这些都老老实实记着。曾哥已经不是“一棵青葱”了，不可能来记载他对青春的赞美，对人生的迷茫，他写日记是记录一个行政官员和学者的成长。当然，偶或也会有些个人感受。

　　这种纯事务性的日记有一个好处，就是给你的成长提供一个不走样的标本，标本不走样，人生才不会走样。从事一项科研工作，需要冷静的数据，那么，纯事务性的日记也是你成长和研究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项数据。例如一年以来，会过哪些客，谈过哪些话题，回过头来看这些日记，你对自己的交往圈子就一目了然了。

　　接着是温习文本，曾国藩给自己定了一个很实在的读书计划：每天读史书十页。量并不大，曾哥这样定计划，主要是为了保障每天能完成任务，一天十页，十年三十多万页，也很了不得了。同时，过去应付科举，必须快快地读，如今是提高式地读书，当然要慢读，一面读书一面所思，要读有所得。十页的量和发展空间对于曾国藩这种身份的人而言，是很合适的。

　　接下来是做笔记，每天写《茶余偶谈》一则，也就是茶余饭后的小故事，这不同于日记，而是和朋友闲谈产生的火花、灵感，说不定日后就是自己的思想成果和工作创业心得了。在与朋友的交集中寻求智慧，在广其闻中拓展智谋。

　　曾国藩对这三样工作的坚持年限是怎样设置的呢？他的目标是“誓终身不间断也”，做到每天坚持，“必须有日日不断之功，虽行船走路，俱须带在身边”。

点评
曾国藩在学习量的制定上，还是很务实的。重点不在于每日的量有多大，而是持续时间的长短。事业、学业不是在突击中完成，而是在坚持中完成。这样坚持下来，曾国藩的每日三大件效果如何呢？


曾国藩的成长：读书十年 始展拳脚


　　曾国藩在京师为官十年，也是读书十年，是十年的继续成长。而清王朝会不会给他一个成长的时空呢？当时的清朝，陷入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开始不太平了。写这封信的当年春天，英国的军舰开进了镇江，攻陷不少城池。

　　然而，这场危机还没有深入到颠覆清王朝的地步，也没有深入到让人有亡国灭种危机感的地步。曾国藩还是继续做稳他的京官，继续自学修炼。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的成长在和时代赛跑，他有意识地加速自己的成长，其实也是无意中要赶在时代巨变前做好知识和才能的储备。

　　曾国藩的成才危机感果然是对的，他在京城当官十年、读书十年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即将爆发。曾国藩已经准备好了，长期的阅读让他对“经史烂熟于胸”，长期的工作培养了他组织方面的才干，于是下乡办团练，以至于后来的洋务运动，他都可以施展手脚。尽管曾国藩的立场在现在看起来有相当大的局限，但你不得不承认，他已经做好准备。

　　曾国藩可能没有想到，1842年的那次编撰家训受挫而激发的励志，居然为他十年后应对时代的巨变，选择人生事业的另一种状态，做好了铺垫。

　　制定一个计划，哪怕每天一丁点，持之以恒下去，真的妙不可言。

　　无论是曾国藩说的“三件事”，还是如今提倡的“三小时”，都在告诉我们要每日坚持学习和自我培训。

点评
曾国藩在家信的结尾又给自己及弟弟们树立三大要求：“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可以超越现状，具备前瞻性；有识，则可以认识到自己的缺乏，从而补课；有恒，则可以用时间的积累换取成果。碰巧的是，现在也流行“每天三个小时，十年一万个小时，成就一个专家”的说法。从曾国藩在京城低头读书，到后来走上时代前沿，基本上是十年。这难道是偶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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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丹红    时间: 2015年11月5日 17:38
楼宇烈先生谈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经典与方法

楼宇烈先生，浙江人，1934年12月10日生于杭州。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85年 9月起）； 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1985年12月起）； 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 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1989年12月起）等。

一、智慧的艺术

学习人文学科可以从佛教的思维方式中得到极大的启示，其一便是一种智慧的艺术。

佛教既是一种很丰富、很深刻的理论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指导人生的实践学说。现代研究最大的毛病便是将一切知识都对象化，而非内在化，现在应加强对佛教实践指导作用的研究。一般人应该“得意忘言”，从中国佛教历史上讲，从翻译佛经开始便遇到了这个问题，如何翻译佛经，佛教中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大概是西晋的道安（当时玄学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之后的道生、僧肇等也贯彻了这个思想，到了后来的禅宗更加强调，只有“得意忘言”才能把握佛教根本的实践精神。

我们要明白佛教中重要的两点：第一是它经常用比喻的手法，“佛家善比，多有理趣”，我们一定要明白“比”，读佛典也要这样去读，明白它是一种比喻，通过比喻明白它内含的道理，不停留在语言文字上。第二，佛教是“假名施设、对机而发，随立随扫”，立起来的名相概念都是有针对性的，为了破除人们思想中的执着、迷茫、颠倒，破除之后也不要再执着所用的名相概念，再执着便陷入另一个圈套了。研究佛教是这样，研究其他人文学科也如此，它面对的不是机械式、静态的东西，都是一种历史、动态的东西。

研究人文学科要有辩证的头脑，而佛教是最有辩证思维的，它没有把任何一个概念绝对化，认为一切名相概念都只是相对的，所以佛教讲“中道”。“中道”就是不落两边，既不落于左，也不落于右，既不落于有，也不落于空，落于任何一边就是把这一边绝对化了。“不二”就是沟通两边，离此无彼，离彼无此，此即彼，彼即此。佛教的智慧从某种程度上就体现在“不二”，僧肇在《注维摩诘经》序言中说“语终极则不二为门”，不二是佛法的终极之门，是最核心的。“中道”让人们防止片面、绝对化，“不二”又让人们汇通对立的两边。只要把握“中道不二”的思想，就能圆通很多佛教的思想。若不能把握这种思维方式，就会纠缠于各种矛盾对立中不得解脱。

一般的思维方式总是被局限，所以禅宗针对“上乘根器”而说，它里面辩证的东西太多了。辩证的东西一多，掌握好度就不容易，掌握不好，“辩证法”就成了“变戏法”，就是所谓的“跨越一步，真理便成了谬误”。这个分寸，中国人就叫“中庸”，不要过，也不要不及，要恰到好处。这就是人文学科思维的艺术。

过去常说“辩证法活的灵魂是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确实如此，世间没有绝对的好坏，此处好的，换个环境可能就变成了坏的，所以“神奇化腐朽，腐朽化神奇”。人要学会这样智慧的艺术是很艰难的事情。我们要学得不是知识，而是这种智慧的艺术。

二、多读原典

做学问先要打好基础，最好从原典入手。经常有同学问楼先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该读什么书？楼先生的回答便是：多读原典，“三四五”，具体而言便是“三玄”、“四书”、“五经”：

三玄：《易经》《老子》《庄子》；
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
除去重叠的《易经》、《大学》、《中庸》，总共是九本书。它们是中国文化的根源性典籍，如果不了解这九本书，就很难了解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反过来，即使了解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但如果不能将它们统摄到这九本书里去，也把握不住中国文化的根本理论基础和核心价值。

又有人面对卷帙浩繁的佛教《大藏经》，不知从何学习佛典，楼先生给出了他的“佛典简目”——“九经、三论、一录”：
九经：《坛经》《圆觉经》《楞严经》《金刚经》（含《心经》）《维摩诘经》《涅槃经》《法华经》《华严经》《阿弥陀经》；
三论：《中论》《成唯识论》《大乘起信论》；
一录：《景德传灯录》。

“九经、三论、一录”主要是从中国佛教的角度给出的。

一录：《景德传灯录》为禅宗史料，禅宗讲“参公案”、“参话头”，有“一千七百则公案”，该数字就来源于《景德传灯录》，因此可借读此书了解禅宗的历史。

三论：《中论》、《成唯识论》、《大乘起信论》分别代表大乘佛教的前、中、后三个时期。《中论》代表前期的般若中观学；《成唯识论》代表中期的瑜伽行派，是唯识学的重要论典；《大乘起信论》有争议，从思想看，应该是在中观学与唯识学都发展起来后所形成的综合性的理论，有人将其归于如来藏系统，或真常唯心系的论著，是大乘佛教发展的新阶段，此说未必准确，但该书确实将中观和唯识的重要思想进行了汇通。大乘佛教思想发展过程中，有的注重本性清净的方面，也有的注重识染的方面，而《起信论》汇通了这两个系统的思想，且对中国佛教影响非常明显。唐代以来几大宗派都受到《起信论》思想的影响，其体系、理论都有《起信论》的烙印。

九经：《坛经》是中国佛教著作中唯一被称为“经”的作品，也是唐以后对中国佛教影响最大的禅宗的著作。

《圆觉经》、《楞严经》与《大乘起信论》属于同一系统，强调“真心”、“真觉”、“圆明真觉”，也被判为伪经，但它们对中国佛教影响巨大，研究中国佛教不能离开这两部经。

《金刚经》（包含《心经》），是般若空观、中观的基础，《金刚经》是般若类经典中极简明的，《心经》字数比它还少，要解答的问题却更广大；《心经》出现或许晚于《金刚经》，因为其中出现了“观自在菩萨”之名，早期的佛、菩萨都为统称，有名字菩萨的经典往往晚于无名字菩萨的经典。

沿《金刚经》下来，宣扬般若空的重要经典是《维摩诘经》，它显示了大乘佛教最核心的“不二”法门，有《不二法门品》，融汇了原始佛教分离世间和出世间、生死与涅槃、烦恼与菩提等，且提到了“心净即土净”；此外维摩诘是居士，得到佛陀弟子们的敬仰，说明佛教世俗化了。

大乘佛教从“空”到“有”，说到“妙有”，“佛性”便是妙有，《涅槃经》便是佛性的代表。

另外三部经是考虑中国佛教宗派所依据的经典而定的：天台的宗经《妙法莲华经》，华严的宗经《华严经》，净土的宗经《阿弥陀经》。

以上便是研究中国汉地佛教需要了解的经典。滋生的问题很多，以上仅是提出主线。若非专门研究佛教，可根据自己的兴趣挑选阅读。

对一般的佛教信众，应该更结合实践，可读《心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普贤行愿品》、《地藏菩萨本愿经》。学好《心经》，可以明白佛教最根本的“空”；《普门品》告诉人们要有慈悲的心，《行愿品》告诉人们要去实践，最后回向众生，《地藏菩萨本愿经》是讲地藏菩萨的大愿，也是普度众生。《心经》教人们“智慧”，另外三部经教人们“慈悲”，涵括了大乘佛教“悲智双运”的精神。

三、 “四通”才能八达

楼先生还向中国文化的学习者们提出了“四通”的要求：中西东、古近现、儒释道、文史哲。只有“四通”，才能“八达”。做到什么程度是一个问题，但是至少学者们要有这样的志向。

中西东：中国、西方、东方。为什么要提出东方呢？东方除了中国，还有其他国家，跟中国比较接近的文化，如日本韩国，虽然其文化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与中国文化仍有差异，从差异中能看到很多问题。另外，更重要的还有印度，印度文化中特别是佛教很有特色，它在印度以反对正统思想的异端姿态出现，其中又包含印度传统的哲学和思维，通过佛教体现出来的印度思想与中、西都相当不同。印度哲学应该被重视，纳入哲学教学之中，因为只有中、西是不全面的。简单的说，中、西哲学都是“肯定——否定——肯定”的思维方式，先承认现象世界的真实，再怀疑、检验它，最后来探求它是怎样的真实存在；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哲学则采用“否定——肯定——否定”的思维方式，先认为现象世界虚幻不实，但不否认它的存在，最后通过对现象世界的分析，认识现象世界的真实面貌相是虚幻的。这样正好与中西方哲学配合。所以必须打通中西东。

古近现：古代、近代、现代。具体如何划分古近现三阶段暂不论，最重要的是不能光把眼光集中在古代或现代，现代由古代发展而成，不了解古代，如何了解现代？同样，不了解现代，也难以弄清古代。研究古代的最终目的也是希望它成为现代人进一步开发智力的资源，而不是为了古代而古代。所以必须打通古近现。

儒释道：儒家、佛家、道家。历史上的学者都是贯通儒释道的，近代以后分工，各人有专门研究的领域，导致“一孔之见”，看不到相互之间的影响，有时长篇累牍，也不能讲清根本问题。比如研究宋明理学，如果对中国佛教宗派的根本思想没有了解，对理学的理解便不能深入。

文史哲：中国古代学者也是贯通文史哲的，没有专门的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只是各有偏重而已。文史哲相互影响，常说的“文以载道”便有哲学的意味，“以史为镜”的“镜”中也是哲理。比如小说、戏曲、笔记等文学作品中记载了人们当时的生活、思想、感情状况，了解这些后再去思索当时为什么会有某种哲学思想的提出，便更容易明白。

“四通”并不等于平均用力，必须先站稳一个脚跟，站稳脚跟再扩展，扩展之后还要收回，有放有收，能进能出。

四、学点艺术

楼先生常说“伦理、艺术、哲学、宗教四者殊途同归”，建议学生们要学点艺术，他本人便是昆曲爱好者。

艺术对社会的影响不亚于宗教。艺术一旦公开到社会，便有其价值导向。在艺术门类中，音乐对人的影响最快，《礼记·乐记》中也讲到乐“感人心之深”、“移风易俗之快”是其他艺术门类无法相比的。当时“郑声”代表了“靡靡之音”，所以要“放郑声”。音乐对人心的影响，我们都可以去体会，雄壮的乐曲唤起人们的斗志，悲哀的歌曲让人心伤。

教育部门在贯彻正确的欣赏品味、欣赏能力方面可以有所作为，而具体的艺术样式不需要任何方式的限制和引导。艺术家的责任就在于不断提升欣赏者的欣赏能力和欣赏趣味、品味，而不是去迎合一部分欣赏者的口味。欣赏能力的技术性强一点，而欣赏品味是和人品相关的。从一个人的文学、艺术品味可以大致判断他的精神状态，所以艺术素养是人的培养中重要的方面，它不次于道德修养。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礼”更偏重伦理、道德，而“乐”更偏重艺术，二者相辅相成。艺术素养会影响整个人生、价值取向，甚至于思维方式。

艺术不管怎么表现，它总是要构成看上去让人赏心悦目的整体，如音乐总要高低、缓急、疏密搭配，不能使单调的，才能给人美感，任何艺术也都是如此。中外艺术皆同理，只是突出的方面不同。明白了这个道理，也会发现做任何事都是一样，所以古代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不能孤立，要整体地摆平。懂得了这样的艺术道理，由此举一反三，体会到人生，体悟到做事，不能顾此失彼。如果能达到很和谐，便是生活的艺术。道不光是价值，还是方法。

做人的“礼”大家都应该学，变化心情、交流心情的艺术也应该学。艺术教育是所有教育中基础性、公共性的教育，在西方大学，即使是工科大学也有艺术系，它不是单纯地培养艺术家，而是给所有的学生艺术教育。西方的宗教在某种程度上便是艺术的宗教，通过绘画、音乐让人感受到上帝的神圣，而不是单纯的说教。

（本文根据课堂提问录音整理而成，后修改发表于《人文立本：楼宇烈教授访谈录》）



附：
楼先生闲谈昆曲
（2008年11月12日）


楼宇烈先生在昆曲课堂上

问：当年的“北京昆曲研习社”是一个怎样的组织？
答：完全是一个民间组织。过去大学中常有昆曲研习社、昆曲社之类的社团，北大原来有一个“谷音社”，一直到西南联大还有。当时在京津地区、上海、苏州、扬州地区，民间昆曲影响还在，大学中也有一些。解放后，文人雅集都渐渐没有了，到1956年《十五贯》演出后，昆曲又被提出来了，一批文人又积极起来，成立了“北京昆曲研习社”。有北京市市长王昆仑、文化部副部长某某行动起来，推举俞平伯先生为首。正好是一个过渡，俞平伯先生原本是北大文学研究所的，当时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成立，他就调到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后来成立了北京昆曲研习所。当时基本上北京的昆曲爱好者都聚集在一起。

问：当时有多少人？
答：刚开始的时候人还是很多，有好几十人。后来发展六十年代，就有二百多人。很快到1964年，政治形势开始变化，批判文化部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部”，因为传统戏曲都是讲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事，要求要有现代性，昆曲研习社也很难维持下去了。那时候也编排了一些现代戏，后来形势越来越糟，到1964年，俞平伯先生主动提出来停止活动。这一停就是15年，一直到1979年才重新恢复起来。

问：您当年是如何跟昆曲结缘的呢？
答：我比较爱好文学方面的东西，首先是从文本上欣赏。我在上海上中学时也听过一些昆曲演唱，梅兰芳的《游园惊梦》、《断桥》等，私心所好吧。大学毕业后有机会认识哲学系的一位老师，他知道我很喜欢昆曲，就告诉我北京有这样一个昆曲研习社，介绍我去了。

问：当时北大是否也有人教昆曲？
答：那时候还没有。文革以前，北大有些爱好者，主要是参加研习社的活动。研习社会举行一些活动。

问：是怎样的活动？
答：每周拍曲、唱曲，每个月有一次同期。同期就是昆曲爱好者聚在一起，有唱的，有听的，是昆曲爱好者的业余活动。一般是清唱，也经常会在同期上安排一两出整出的唱，连念白带唱，然后唱散曲。还有公期，公期规模更大，时间也更长，化妆在台上唱。各种活动还是很多的。

问：那时候是谁教表演呢？
答：有业余的老师，也有专业的老师。

问：参加活动的人那么多，他们能每个人都给予指导？
答：可以的。单独指导还是要找专门的时间，自己跟老师约好时间去学习。但那时候和现在不同，那时我的老师们很多，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家庭妇女，她们没有挣钱吃饭的压力，也有一些退休的老先生们。所以我说，不要小看那些家庭妇女，她们也能为社会做很大的恭喜，包括文化的传承，如教昆曲、教画画等。

问：昆曲的清唱追根溯源能到哪里呢？
答：昆曲最初就是清唱，是一种歌曲，所以叫“昆曲”。后来叫“昆剧”，其实最初都是叫昆曲。

问：是“昆曲”还是“昆腔”的名称更早呢？能否请您谈谈昆曲的腔？
答：当然是昆腔。明代有四大声腔，弋阳腔、海盐腔、余姚腔、昆山腔。我理解的就是运腔的问题，主要是怎样掌控气息；如果扩大一点，也包括整个的节奏等，但怎样运腔是重点。同样的音符、节奏，用的腔不一样，感觉也不一样。腔是很有特色的东西，属于在固有的音调上做的不一样的变化，“声腔”就是这个意义。
腔体现在运用上，我们也用“做腔”这个词，就是演员把特色突现出来。昆曲中有叠腔、擞腔等，如果把这些都去掉了，叠腔变成简单的“哆啦哆啦”、“咪发咪发”，唱得很平淡，不加入腔的运用，那就变成唱歌了。腔的概念确实比较泛，如“橄榄腔”，两头轻，中间重，像一颗橄榄，指的是声音的力度变化。这是很复杂的东西。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把腔淡化了，为什么那时候说唱“京歌”，不是唱“京剧”呢？就是因为腔淡化了。昆曲也有这个趋向，腔越来越淡化，就便成唱“昆歌”了。节奏没错，音符没错，但就是没有味。腔还包括吐字、气口，特别是吐字中的头、腹、尾的把握，如果这些都没有，就丝毫没有戏曲的特点了，或者说没有“中国歌”的特点了吧。
现在谈戏曲改革，我觉得应该把它最根本的特征保存下来，不能取消根本特征。吐字本来就不同，它用的古音，比如说当时的“中州音”，如果现在都变成北方的普通话，就完全不一样了。当然这里也不是一概而论，有的可以变，有的不好变。以前唱京剧现代戏，都变成普通话的发音，但有些字始终没有能完全改掉，如“我”，在京剧不能唱成“wǒ”，那就没法听，也没法唱了，得唱成“ŋuó”。

问：昆曲的字音与现在普通话字音有很多不同吗？
答：读音与现代普通话不同的字很多，它有上口字，有点切音的意思，还有尖、团的区分，字头、腹、尾的把握等，以前非常讲究。到我们这个时候已经不那么讲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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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丹红    时间: 2015年11月5日 17:40
杨绛：我是怎样读《论语》的

我很羡慕上过私塾的人，“四书五经”读得烂熟。我生在旧时代的末端，虽然小学、中学、大学的课程里都有国文课，国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数学、理科和英文。我自知欠读的经典太多了，只能在课余自己补读些。

“四书”我最喜欢《论语》，因为最有趣，读《论语》，读的是一句一句话，看见的却是一个一个人，书里的一个个弟子，都是活生生的，一个一个样儿，各不相同。

孔子最爱重颜渊，却偏宠子路。钱钟书曾问过我：“你觉得吗?孔子最喜欢子路。”我也有同感。子路很聪明，很有才能，在孔子的许多弟子里，他最真率，对孔子最忠诚，经常跟在夫子身边。孔子一声声称赞“贤哉回也”，可是和他讲话，他从不违拗(“不违如愚”)。他的行为，不但表明他对夫子的教诲全都领悟，而且深有修养。孔子不由得说，“回也非助我者也”，因为他没有反应。孔子只叹恨“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子路呢，夫子也常常不由自主地称赞，例如“由也兼人”

“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欤?”“子路无宿诺”等。

子路听到夫子的称赞就喜形于色，于是立即讨得一顿训斥。例如孔子说：“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从我者，其由欤?”“子路闻之喜”。孔子接下就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孔子曾称赞他假如穿了破棉袍儿，和穿狐皮袍的人站在一起，能没有自卑感，引用《诗 经·邶风》的“不忮不求，何用不藏”，子路终身诵之。孔子就说，这是做人的道理，有什么自以为美的。

又如孔子和颜回说心里话：“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 与尔有是夫!”子路就想挨上去讨夫子的称赞，卖弄说：“子行三年，则谁与?”夫子对子路最不客气，马上给几句训斥：“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孔子对其他弟子总很有礼，对子路却毫不客气地提着名儿训他：“由，诲汝知之乎?……”

子路对夫子毫无礼貌。孔子说：“必也正名乎?”他会说：“甚矣子之迂也。……”孔子不禁说：“野哉!由也。”接着训了他几句。

颜回最好学，子路却是最不好学，他会对夫子强辩饰非，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对这话都不答理了，只说他厌恶胡说的人。但是在适当的时候，夫子会对他讲切中要害的大道理，叫他好生听着：“居，我话汝。”(坐下，听我说。)夫子的话是专为他不好学、不好读书而说的。

一次，几个亲近的弟子陪侍夫子：闵子是一副刚直的样子，子路狠巴巴地护着夫子，好像要跟人拼命似的。冉有、子贡，和颜悦色。孔子心上喜欢，说了一句笑话：“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子如果知道子路果然是“不得其死”，

必定不忍说这话了。孔子爱音乐，子路却是音乐走调的。子路鼓瑟，孔子受不了了，叫苦说：“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孔子就护他说：“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以上只是我的见解。据《孔子家语》：子路鼓瑟，有北鄙杀伐之声，因为他气质刚勇而不足于中和。我认为刚勇的人，作乐可以中和；子由只是走调。)
子游、子夏，孔子也喜欢。“吾觉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指的可能就是以文学见长的子游、子夏。子游很认真要好，子夏很虚心自谦。夫子和子游爱开开玩笑，对子夏多鼓励。

子贡最自负。夫子和他谈话很有礼，但是很看透他。孔子明明说“君子不器”。子贡听夫子称赞旁人，就问“赐也如何?”孔子说：“汝器也”，不过不是一般的
“器”，是很珍贵的“器”，“瑚琏也”。子贡自负说：“我不欲人之加之我也，我亦欲无加之人。”夫子断然说：“赐也，非尔所能也。”孔子曾故意问他：“子
与回也孰愈?”子贡却知道分寸，说他怎敢和颜回比呢，回也问一知十，他问一知二。孔子老实说：“不如也”，还客气地陪上一句：“我与尔，勿如也。”子贡爱
批评别人的短处。孔子训他说：“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子贡会打算盘，有算计，能做买卖，总是赚钱的。孔子称他“善货殖，亿则屡中”。
孔子最不喜欢的弟子是宰予。宰予不懂装懂，大胆胡说。孔子听他说错了话，因为他已经说了，不再责怪。宰予言行不符，说得好听，并不力行。而且很懒，吃完饭就
睡午觉。孔子说他“朽木不可雕也”，又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说他是看到宰予言行不一而改变的。宰予嫌三年之
丧太长，认为该减短些。夫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父母死了没满三年，你吃得好，穿得好，心上安吗?宰予说“安”。孔子说：你心安，就不守三
年之丧吧。宰予出，夫子慨叹说：“予之不仁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宰予有口才，他和子贡一样，都会一套一套发议论，所以孔子推许他们两个擅长
“语言”。

《论语》里只有一个人从未向夫子问过一句话，他就是陈亢，字子禽，他只是背后打听孔子。他曾问子贡：孔子每到一个国，“必闻其政”，是他求的，还是人家请教他呀?又一次私下问孔子的儿子伯鱼，“子亦有异闻乎?”伯鱼很乖觉，说没有异闻，只叫他学《诗》学 《礼》。陈亢得意说，“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远其子也。”孔子只这么一个宝贝儿子，伯鱼在家里听到什么，不会告诉陈亢。孔子会远其子吗?君子易子而教，是该打该骂的小孩，伯鱼已不是小孩子了。也就是这个陈亢，对子贡说：你是太谦虚吧?“仲尼岂贤于子乎?”他以为孔子不如子贡。真有好些人说子贡贤于孔子。子贡虽然自负，却是有分寸的。他一再说：“仲尼不可毁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陈亢可说是最无聊的弟子了。

最傲的是子张。门弟子间唯他最难相处。子游说：“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于并为仁矣。”

我们看到孔门弟子一个人一个样儿，而孔子对待他们也各各不同，我们对孔子也增多几分认识。孔子诲人不倦，循循善诱，他从来没有一句教条，也全无道学气。他爱音乐，也喜欢唱歌，听人家唱得好，一定要请他再唱一遍，大概是要学唱吧!他如果哪天吊丧伤心哭了，就不唱歌了。孔子是一位可敬可爱的人，《论语》是一本有趣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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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丹红    时间: 2015年11月5日 17:41
敬业与乐业

文/梁启超

我这题目，是把《礼记》里头“敬业乐群”和《老子》里头“安其居，乐其业”那两句话，断章取义造出来的。我所说的是否与《礼记》《老子》原意相合，不必深求；但我确信“敬业乐业”四个字，是人类生活的不二法门。

本题主眼，自然是在“敬”字、“乐”字。但必先有业，才有可敬、可乐的主体，理至易明。所以在讲演正文以前，先要说说有业之必要。

孔子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又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孔子是一位教育大家，他心目中没有什么人不可教诲，独独对于这两种人便摇头叹气说道：“难！难！”可见人生一切毛病都有药可医，惟有无业游民，虽大圣人碰着他，也没有办法。

唐朝有一位名僧百丈禅师，他常常用两句格言教训弟子，说道：“一日不做事，一日不吃饭。”他每日除上堂说法之外，还要自己扫地、擦桌子、洗衣服，直到八十岁，日日如此。有一回，他的门生想替他服务，把他这天应做的工悄悄地都做了，这位言行相顾的老禅师，老实不客气，那一天便绝对地不肯吃饭。

我征引儒门、佛门这两段话，不外证明人人都要有正当职业，人人都要不断的劳作。倘若有人问我：“百行什么为先？万恶什么为首？”我便一点不迟疑答道：“百行业为先，万恶懒为首。”没有职业的懒人，简直是社会上的蛀米虫，简直是“掠夺别人勤劳结果”的盗贼。我们对于这种人，是要彻底讨伐，万不能容赦的。今日所讲，专为在职业及正在做职业上预备的人——学生——说法，告诉他们对于自己现有的职业应采何种态度。

第一要敬业。敬字为古圣贤教人做人最简易、直捷的法门，可惜被后来有些人说得太精微，倒变了不适实用了。惟有朱子解得最好，他说：“主一无适便是敬。”用现代的话讲，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一点不旁骛，便是敬。业有什么可敬呢？为什么该敬呢？人类一面为生活而劳动，一面也是为劳动而生活。人类既不是上帝特地制来充当消化面包的机器，自然该各人因自己的地位和才力，认定一件事去做。凡可以名为一件事的，其性质都是可敬。当大总统是一件事，拉黄包车也是一件事。事的名称，从俗人眼里看来，有高下；事的性质，从学理上解剖起来，并没有高下。只要当大总统的人，信得过我可以当大总统才去当，实实在在把总统当作一件正经事来做；拉黄包车的人，信得过我可以拉黄包车才去拉，实实在在把拉车当作一件正经事来做，便是人生合理的生活。这叫做职业的神圣。凡职业没有不是神圣的，所以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惟其如此，所以我们对于各种职业，没有什么分别拣择。总之，人生在世，是要天天劳作的。劳作便是功德，不劳作便是罪恶。至于我该做哪一种劳作呢？全看我的才能何如、境地何如。因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种劳作做到圆满，便是天地间第一等人。

怎样才能把一种劳作做到圆满呢？惟一的秘诀就是忠实，忠实从心理上发出来的便是敬。《庄子》记痀偻丈人承蜩的故事，说道：“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惟吾蜩翼之知。”凡做一件事，便把这件事看作我的生命，无论别的什么好处，到底不肯牺牲我现做的事来和他交换。我信得过我当木匠的做成一张好桌子，和你们当政治家的建设成一个共和国家同一价值；我信得过我当挑粪的把马桶收拾得干净，和你们当军人的打胜一支压境的敌军同一价值。大家同是替社会做事，你不必羡慕我，我不必羡慕你。怕的是我这件事做得不妥当，便对不起这一天里头所吃的饭。所以我做这事的时候，丝毫不肯分心到事外。曾文正说：“坐这山，望那山，一事无成。”我从前看见一位法国学者著的书，比较英法两国国民性质,他说：“到英国人公事房里头，只看见他们埋头执笔做他们的事；到法国人公事房里头，只看见他们衔着烟卷像在那里出神。英国人走路，眼注望，像用全副精神注在走路上；法国人走路，总是东张西望，像不把走路当一回事。”这些话比较得是否确切，姑且不论；但很可以为敬业两个字下注脚。若果如他所说，英国人便是敬，法国人便是不敬。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职业不敬，从学理方面说，便亵渎职业之神圣；从事实方面说，一定把事情做糟了，结果自己害自己。所以敬业主义，于人生最为必要，又于人生最为有利。庄子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孔子说：“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所说的敬业，不外这些道理。

第二要乐业。“做工好苦呀！”这种叹气的声音，无论何人都会常在口边流露出来。但我要问他：“做工苦，难道不做工就不苦吗？”今日大热天气，我在这里喊破喉咙来讲，诸君扯直耳朵来听，有些人看着我们好苦；反过来，倘若我们去赌钱去吃酒，还不是一样在淘神、费力？难道又不苦？须知苦乐全在主观的心，不在客观的事。人生从出胎的那一秒钟起到绝气的那一秒钟止，除了睡觉以外，总不能把四肢、五官都搁起不用。只要一用，不是淘神，便是费力，劳苦总是免不掉的。会打算盘的人，只有从劳苦中找出快乐来。我想天下第一等苦人，莫过于无业游民，终日闲游浪荡，不知把自己的身子和心子摆在哪里才好，他们的日子真难过。第二等苦人，便是厌恶自己本业的人，这件事分明不能不做，却满肚子里不愿意做。不愿意做逃得了吗？到底不能。结果还是皱着眉头，哭丧着脸去做。这不是专门自己替自己开玩笑吗？
我老实告诉你一句话：“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只要你肯继续做下去，趣味自然会发生。”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凡一件职业，总有许多层累、曲折，倘能身入其中，看它变化、进展的状态，最为亲切有味。第二，因为每一职业之成就，离不了奋斗；一步一步的奋斗前去，从刻苦中将快乐的分量加增。第三，职业性质，常常要和同业的人比较骈进，好像赛球一般，因竞胜而得快感。第四，专心做一职业时，把许多游思、妄想杜绝了，省却无限闲烦闷。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人生能从自己职业中领略出趣味，生活才有价值。孔子自述生平，说道：“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这种生活，真算得人类理想的生活了。

我生平最受用的有两句话：一是“责任心”，二是“趣味”。我自己常常力求这两句话之实现与调和，又常常把这两句话向我的朋友强聒不舍。今天所讲，敬业即是责任心，乐业即是趣味。我深信人类合理的生活应该如此，我望诸君和我一同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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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坤学    时间: 2015年11月5日 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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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丹红    时间: 2015年11月19日 13:14
商才士魂的典范，人生成功的标杆
文/李录Louis Li
摘自：《穷查理宝典：查理·芒格的智慧箴言录》序
　　　　
1996年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并于1997年创立我的投资公司，自此开始了我的职业投资生涯。从那时到现在，绝大多数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在投资理念上基本上还是遵从一些“坏理论”。比如他们相信市场完全有效理论，因而相信股价的波动就等同真实的风险，判断你的表现最看重你业绩的波动性如何。而在我看来，投资股市最大的风险其实并不是价格的上下起伏，而是你的投资未来会不会出现永久性的亏损。单纯的股价下跌不仅不是风险，简直就是机会。不然哪里去找便宜的股票呢？然而我发现，表面上那些成名的基金经理接受巴菲特/芒格的理论，而且对他们表现出极大的尊重，但在实际操作上却根本是南辕北辙，因为他们的客户也是南辕北辙的。他们接受的还是一套“波动性就是风险”、“市场总是对的”这样的理论。
　　
一个偶然的契机，我遇到了查理·芒格先生。
　　
初识查理是我大学刚毕业在洛杉矶投行工作时，在一位朋友的家里第一次见到了查理。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对谈话者常常心不在焉，非常专注于自己的话题。但这位老先生说话言简意赅，话语中充满了让你回味无穷的智慧。
　　
直到我们认识的第七年，在2003年一个感恩节的聚会中，我们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我将我投资的所有公司，我研究过的公司以及引起我兴趣的公司一一介绍给查理，他则逐一点评。我也向他请教我遇到的烦恼。谈到最后，他告诉我，我所遇到的问题几乎就是华尔街的全部问题。整个华尔街的思维方式都有问题，虽然伯克希尔·哈撒韦已经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功，但在华尔街上却找不到任何一家真正模仿它的公司。如果我继续这样走下去的话，我的那些烦恼永远也不会消除。但我如果愿意放弃现在的路子，想走出与华尔街不同的道路，他愿意给我投资。这真让我受宠若惊。
　　
在查理的帮助下，我把（我创建的）公司进行了彻底的改组。在结构上完全改变成早期巴菲特的合伙人公司和芒格的合伙人公司（注：巴菲特和芒格早期各自有一个合伙人公司来管理他们自己的投资组合）那样的结构，同时也除去了典型对冲基金的所有弊端。愿意留下的投资者作出了长期投资的保证，而我们也不再吸收新的投资人。
　　
我于是进入到投资生涯的一个黄金时期。我无须再受华尔街那些投资者各式各样的限制。虽然数字依然上下波动，但最终结果却是大幅度的增长。新的基金从2004年第四季度至2009年底，除去营运成本外，每年的复合回报率超过36%。而自1998年1月原基金创建开始计算，每年的复合回报率则超过29%。12年间，回报增长超过20倍。
　　
巴菲特说他一生遇人无数，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查理这样的人。在同查理交往的这些年里，我有幸能近距离了解查理，也对这一点深信不疑。甚至在我所阅读过的古今中外人物传记中也没有发现类似的人。查理就是如此独特的人，他的独特性既表现在他的思想上，也表现在他的人格上。
　　
查理思考问题总是从逆向开始。如果要明白人生如何才能得到幸福，查理首先会研究人生如何才能变得痛苦；要研究企业如何做强做大，查理首先研究企业是如何衰败的；大部分人更关心如何在股市投资上成功，查理最关心的却是为什么在股市投资上大部分人都失败了。他的这种思考方法来源于下面这句农夫谚语中所蕴含的哲理：我只想知道将来我会死在什么地方，这样我就永远不去那儿了。
　　
查理持续不断地收集并研究关于各种各样的人物、各行各业的企业以及政府管制、学术研究等各领域中的著名失败案例，并把那些失败的原因排列成作出正确决策前的检查清单，这使他在人生、事业的决策上几乎从不犯重大错误。这点对巴菲特及伯克希尔50年业绩的重要性是再强调也不为过的。
　　
查理的头脑是原创性的，从来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束缚，也没有任何教条。他有儿童一样的好奇心，又有第一流科学家所具备的研究素质和科学研究方法，一生都有强烈的求知欲，几乎对所有的问题都感兴趣。任何一个问题在他看来都可以使用正确的方法通过自学完全掌握，并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他的思想辐射到事业、人生、知识的每个角落。在他看来，世间宇宙万物都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对这一整体研究的部分尝试，只有把这些知识结合起来，并贯穿在一个思想框架中，才能对正确的认知和决策起到帮助作用。所以他提倡要学习在所有学科中真正重要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所谓的“普世智慧”，以此为利器去研究商业投资领域的重要问题。
　　
查理这种思维方式是基于对知识的诚实。他认为，这个世界复杂多变，人类的认知永远存在着限制，所以你必须使用所有的工具，同时要注重收集各种新的可以证否的证据，并随时修正，即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但即使这样，一个人在一生中可以得到的真知灼见仍然非常有限，所以正确的决策必须局限在自己的“能力圈”以内。一种不能界定其边界的能力当然不能称为真正的能力。怎么才能界定自己的能力圈呢？查理说，如果我要拥有一种观点，如果我不能够比全世界最聪明、最有能力、最有资格反驳这个观点的人更能够证否自己，我就不配拥有这个观点。所以当查理真正地持有某个观点时，他的想法既原创、独特，又几乎从不犯错。
　　
一次，一位漂亮的女士坚持让查理用一个词来总结他的成功，查理说是“理性”。然而，他对理性有更苛刻的定义。正是这样的“理性”，让他具有敏锐独到的眼光和洞察力，即使对于完全陌生的领域，他也能一眼看穿事物的本质。巴菲特把查理的这个特点称作“两分钟效应”--他说查理比世界上任何人更能在最短时间之内把一个复杂商业的本质说清楚。
　　
人人都有盲点，再优秀的人也不例外。巴菲特说：“本杰明·格拉厄姆曾经教我只买便宜的股票，查理让我改变了这种想法。这是查理对我真正的影响。要让我从格拉厄姆的局限理论中走出来，需要一股强大的力量。查理的思想就是那股力量，他扩大了我的视野。”对此，我自己也有深切的体会。查理帮我指出了我思维上的盲点，如果不是他的帮助，我现在还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慢慢爬行。
　　
查理一辈子研究人类灾难性的错误，对由于人类心理倾向引起的灾难性错误尤其情有独钟。最具贡献的是他预测到，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和会计审计制度的漏洞将给人类带来灾难。早在1990年代末期，他和巴菲特先生已经提出了金融衍生产品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影响，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愈演愈烈，他们的警告也不断升级，甚至指出金融衍生产品是金融式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制止，将会给现代文明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2008年和2009年的金融海啸及全球经济大萧条不幸验证了查理的远见。
　　
与巴菲特相比，查理的兴趣更为广泛。比如他对科学和软科学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有强烈的兴趣和广泛的研究，通过融会贯通，形成了原创性的、独特的芒格思想体系。相对于任何来自象牙塔内的思想体系，芒格主义完全为解决实际问题而生。比如说，查理最早提出并系统研究人类心理倾向在投资和商业决策中的巨大影响。十几年后的今天，行为金融学已经成为经济学中最热门的研究领域，行为经济学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认可。而查理讲“人类误判心理学”中所展现出的理论框架，在未来也很可能得到人们更广泛的理解和应用。
　　
查理天生精力充沛。我认识查理是在1996年，那时他72岁。到今年查理86岁，已经过了十几年了。在这十几年里，查理的精力完全没有变化。他永远是精力旺盛，很早起身。早餐会议永远是七点半开始。同时由于某些晚宴应酬的缘故，他的睡眠时间可能要比常人少，但这些都不妨碍他旺盛的精力。而且他记忆力惊人。
　　
86岁的他记性比我这个年轻人还好。这些都是他天生的优势，但使他异常成功的特质却都是他后天努力获得的。查理一旦确定了做一件事情，他可以做一辈子。
　　
查理对我而言，不仅是我的合伙人、事业成功的典范，也是人生的楷模。我从他的身上不仅学到了价值投资的道理，也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他让我明白，一个人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时机固然重要，但人的内在品质更重要。
　　
查理喜欢与人早餐约会，时间通常是七点半。记得第一次与查理吃早餐时，我准时赶到，发现查理已经坐在那里把当天的报纸都看完了。虽然离七点半还差几分钟，但让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等我让我心里很不好受。第二次约会时，我大约提前了一刻钟到达，发现查理还是已经坐在那里看报纸了。到第三次约会，我提前半小时到达，结果查理还是在那里看报纸，仿佛他从未离开过那个座位，终年守候。直到第四次，我狠狠心提前一个钟头到达，六点半坐那里等候，到六点四十五的时候，查理悠悠地走进来了，手里拿着一摞报纸，头也不抬地坐下，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以后我逐渐了解到，查理与人约会一定早到。到了以后也不浪费时间，会拿出准备好的报纸翻阅。
　　
在跟查理的交往中，另有一件事对我影响很大。有一年查理和我共同参加了一个外地的聚会。活动结束后，我要赶回纽约，没想到却在机场的候机厅遇见查理。他庞大的身体在过安检检测器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导致检测器不断鸣叫示警。而查理就一次又一次地折返接受安检，如此折腾半天，好不容易过了安检，他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可查理不着急，他抽出随身携带的书坐下来阅读，静等下一班飞机。那天正好我的飞机也误点了，我就陪他一起等。
　　
我问他：“你有自己的私人飞机，伯克希尔也有专机，你为什么要到商用客机机场去经受这么多的麻烦呢？”
　　
查理说：“第一，我一个人坐专机太浪费油了。第二，我觉得坐商用飞机更安全。”但查理想说的真正理由是第三条，“我一辈子想要的就是融入生活（engage life），我不希望自己被孤立（isolated）。”
　　
查理最受不了的就是因为拥有了钱财而失去与世界的联系，把自己隔绝在一个单间，隔绝在占地一层的巨型办公室里，见面要层层通报，过五关斩六将，谁都不能轻易接触到。这样就与现实生活脱节了。
　　
“手里只要有一本书，我就不会觉得浪费时间。”查理任何时候都随身携带一本书，即使坐在经济舱的中间座位上，他只要拿着书，就安之若素。有一次他去西雅图参加一个董事会，依旧按惯例坐经济舱，他身边坐着一位中国小女孩，飞行途中一直在做微积分的功课。他对这个中国小女孩印象深刻，因为他很难想象同龄的美国女孩能有这样的定力，在飞机的嘈杂声中专心学习。如果他乘坐私人飞机，他就永远不会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些普通人的故事。
　　
查理虽然严于律己，却非常宽厚地对待他真正关心和爱的人，他不吝金钱，总希望他人能多受益。他一个人的旅行，无论公务私务都搭乘经济舱，但与太太和家人一起旅行时，他便会乘搭自己的私人飞机。他解释说：太太一辈子为我抚育这么多孩子，付出甚多，身体又不好，我一定要照顾好她。
　　
查理一生研究人类失败的原因，所以对人性的弱点有着深刻的理解。基于此，他认为人对自己要严格要求，一生不断提高修养，以克服人性本身的弱点。这种生活方式对查理而言是一种道德要求。在外人看来，查理可能像个苦行僧；但在查理看来，这个过程却是既理性又愉快的，能够让人过上成功、幸福的人生。
　　
查理就是这么独特。但是想想看，如果芒格和巴菲特不是如此独特的话，他们也不可能一起在50年间为伯克希尔创造出在人类投资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业绩。
　　
与查理交往的这些年，我常常会忘记他是一个美国人。他更接近于我理解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科举制度结束之后，在过去的上百年里，士大夫精神失去了具体的现实依托，变得无所适从，尤其到了今天商业高度发展的社会，具有士大夫情怀的中国读书人，对于自身的存在及其价值理想往往更加困惑。在一个传统尽失的商业社会，士大夫的精神是否仍然适用呢？晚明时期，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萌芽，当时的商人曾经提出过“商才士魂”以彰显其理想。今天，商业市场力量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导，我以为这种理想更有可能成为现实了。
　　
查理可以说是“商才士魂”的最好典范。首先，查理在商业领域极为成功。然而在与查理的深度接触中，我却发现查理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哲学家，一个学者。他阅读广泛，知识渊博，真正关注的是自身道德的修养与对社会的终极关怀。查理的价值系统由内而外，倡导通过自身的修行以达到圣人的境界，从而帮助他人。
　　
在取得事业与财富的巨大成功之后，查理还致力于慈善事业，造福天下人。他是一个完全凭借智慧取得成功的人，这对于中国的读书人来讲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例子。他用最干净的方法，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取得了这个商业社会中的巨大成功。在市场经济下的今天，满怀士大夫情怀的中国读书人是否也可以通过学习与自身修养的提升，来取得世俗社会的成功并实现自身的价值理想呢？
　　
查理非常欣赏孔子。我有时会想，若孔子重生在今天的美国，查理大概会是其最好的化身。若孔子返回到2000年后今天的商业中国，他倡导的大概会是：正心，修身，齐家，致富，助天下吧！

||李录，国内就读于南京大学，国外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美籍华裔投资家兼对冲基金经理，对冲基金Himalaya Partners的创办人。本文系作者为2010年5月出版的《穷查理宝典：查理·芒格的智慧箴言录》所作序言，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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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丹红    时间: 2015年11月19日 13:16
“士魂商才”的启示
http://www.qstheory.cn/wp/2015-01/12/c_1113967567.htm
2015年01月12日 21:50:03
来源：求是网　　作者：包俊洪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道德失序、社会规范软化、价值观混乱等问题。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明治政府决定复活维护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和伦理观。被誉为日本资本主义创业者的涩泽荣一，通过立“士魂商才”说，成功地实现了儒家价值观的与时俱进和创造性转换，形成了有利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价值观。在今天，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仍然能够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

    一般地说，儒学价值观是重义轻利的，具体表现为重农贱商思想，这种思想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涩泽荣一则另辟蹊径，对《论语》进行再解释。涩泽荣一指出，富贵”是“人之所欲”，因而是“有价值的”， 就是圣贤也不反对。关键在于取得“富贵”的目的与手段是否合乎“道”。这个“道”就是指国家利益和社会公认的工商业道德。在他看来，个人和企业追逐利润，增值资本，如果对增强国家实力有益，并遵循工商业道德，就是光荣与“符合大义”的。以国家利益为媒介，把道德与经济，义与利，“士魂”与“商才”即武士精神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统一起来。涩泽荣一提出的“士魂商才”说，为谋取利益加上了道德的制约，有效地抑制了社会转型期拜金主义的泛滥。另外，在“士魂商才”说的感召下，日本一些武士出身的人积极投身于实业，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在任何社会内，核心价值观都是构成社会共同体的思想基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也是引领社会前进的精神旗帜。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那这个民族和国家就无法前进。在世界史上，“士魂商才”说可以说是价值观建设的成功范例。这也启示我们，一个国家进行核心价值观建设必须从传统优秀文化中汲取营养，这就要求必须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潮流，找准时代问题的症结，寻求传统价值观与新时代的接点，保留其精华、去除其糟粕，实现传统价值观的传承和升华。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

    我国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建设全体人民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命运。一个时代的价值选择，必然要受到现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的制约。我们发展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须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价值规范。立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最大现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要从市场经济要求的价值形态中充实、丰富和发展自身，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厚营养，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汲取前进的动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具现代性、更具活力、更具认同感；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应该具有这样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深深地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价值理想。市场经济建设以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社会与市场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必须的内在条件。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其弱点和消极影响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上来，容易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要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要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完善实践养成机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转化成具体的行为规范，使人们的行为有所依从，自觉抵制社会陋习，形成健康有序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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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丹红    时间: 2015年11月19日 13:20
《论语》中的“士魂商才”

http://www.zgswcn.com/2014/0512/393344.shtml

书名：论语与算盘
作者：（日）涩泽荣一著
译者：范薇 孙晓艳 林卓颖
出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策划：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

古时菅原道真提倡“和魂汉才”，我觉得颇为有趣。与之相呼应，我则提倡“士魂商才”。

“和魂汉才”是说，日本人必须以日本特有的“大和魂”为根本；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起源早，孔子、孟子等圣人贤者辈出，在政治和文学等方面较日本略胜一筹，因此日本人必须学习汉土的文化学问，以培养自身才艺。

论及汉土的文物学问，相关书籍虽是汗牛充栋，但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却被视为核心。因为虽有《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等记录禹汤、文武、周公的书籍，但据传这些也都是孔子编纂的。因此，“汉学”可谓是“孔子之学”，是以孔子为中心的。对于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菅原道真也颇爱诵读，还亲手抄写了应神天皇时代由百济的王仁进献并在朝廷内传承的《论语》和《千字文》，将它们进献给伊势的大庙。这本手抄本至今存在，被世人称为《菅本论语》。

“士魂商才”也是同样意思。在人世间立足，毫无疑问需要有武士般的精神，但是若偏重于武士精神却缺乏商业才能，就将招致经济上的自我毁灭。因此对于“士魂”来说，“商才”是不可或缺的。要培养“士魂”，可列举的书籍数不胜数，但我认为，培养“士魂”的根本典籍还数《论语》。那么“商才”又要怎样培养呢？我认为，“商才”也是能从《论语》中充分学习到的。虽然与道德相关的书籍看似与“商才”毫无联系，但“商才”原本也是以道德为根基的。远离了道德的“商才”是不道德、欺瞒、浮夸和轻佻的，即所谓的“小聪明”或“小滑头”，绝不是真正的“商才”。既然“商才”不应远离道德，那就可以通过有关道德的著作《论语》来培养。虽然处世之道颇为艰难，但若能熟读《论语》，则必将大彻大悟。所以我一生信奉孔子的教诲，将《论语》作为处世的金科玉律，不离座右。

日本历史上也有许多贤人与豪杰，其中最擅长指挥战争，精通处世之道的，当属德川家康。正因其精于处世之道，才让众多英雄豪杰臣服，开拓了延续十五代的霸业，让世人高枕无忧两百多年，实在是伟大。他留下了许多名言，著名的《神君遗训》也非常好地告诉了我们处世之道。不过，我将此书与《论语》对照后，发现了许多一致之处，可见其大部分内容出自《论语》。例如《神君遗训》中的“人生如负重行远路”与《论语》中曾子所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相似。

又如，《神君遗训》中“责己勿责人”一语，出自《论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未及胜于过”与孔子“过犹不及”的教诲一致；“忍耐为无事长久之本，怒为敌”即“克己复礼”之意；“人当自知。如草叶之露，重则坠矣”指的是“安分守己”；“视不便为常态，则不会不满足；心生欲望，则回想穷困之时”，“知胜不知负，害将至其身”这类含义的话语在《论语》中也屡被提及。

由此可见，德川家康精通处世之道，开创了两百余年的伟业，多是自《论语》而来。

日本国民多以为汉学的教义肯定“禅让讨伐”，因此不符合日本的国体，此可谓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孔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可以表明他的意思。尧欣赏舜的贤德而让位于舜，因此歌颂此事的韶乐也达到了善与美的极致；西周武王虽有贤德，但究竟是起兵革命登上王位的，因此武乐也无法达到善的极致。显而易见，依孔子之意是不推崇革命的。评论人物必须结合其所处的时代，孔子是周代的人，因此不能过分露骨地批评周代，只能采用“尽美矣，未尽善也”这样委婉的表达。可惜他未见识到日本这样“万世一系”的国体。若孔子生在日本或游历到日本，见到这样的国体，不知会生出怎样感叹。可能他会表示出甚于闻《韶》后称“尽美矣，又尽善也”的尊敬和赞赏。

世人论孔子之学时，需仔细探索孔子的精神，若缺乏洞彻真意的犀利眼光，则将流于表面而只得皮相。

因此我认为，人在处世时想免入歧途，首先要熟读《论语》。伴随当今社会进步，欧美各国新兴学说纷至沓来，虽说新鲜，在我看来却不出旧事物的范畴，与我国已流传数千年的东西一样，只是表达方式变了而已。研究欧美各国日新月异的进步甚有必要，但同时请勿忘，东方文化传统中也有不可弃置的瑰宝。

作者说:《论语》与算盘，既相隔天涯又近在咫尺


如今道德最重要的依据，要数孔子的弟子们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一书了。虽说大抵人人都读此书，但《论语》和算盘放在一起，却让人觉得相去甚远，风马牛不相及。而我始终坚持的理论是，算盘源自《论语》，而《论语》又倚赖算盘让真正的财富运作起来。也就是说，两者甚远又甚近。

我70岁时曾收到过一本画册。画册有一幅画的是一本《论语》和一把算盘，另一副是丝质礼帽与朱色刀鞘。一天，学者三岛毅来我家，见到此画后兴致颇浓。他说：“我是读《论语》的，你是钻研算盘的。既然拿算盘的人能如此深入地品评《论语》，那我虽然读《论语》，也得好好研究算盘才行啊。我会同你一起努力使两者紧密结合。”之后，他就《论语》与算盘写了一篇杰出的文章，列举种种事例，论证道理、事实和利益三者必然是一致的。

我一贯认为，在某事物的发展中，如果人没有抱有极大欲望，非谋求收益不可，事物就绝不会向前发展。倘若国民只忙于空谈，追求虚荣，就绝对无法实现真理的发展。因此我希望，日本不应只有政界军界嚣张跋扈，实业界也该充实力量，也就是致力于物的增殖。若非如此，国家便无法富裕。富裕的根源是什么呢？是仁义道德与正道。如果没有这些，这种赋予将无法世代传承下去。因此我认为，将《论语》与算盘这两项相距甚远的事物统一起来，正是当今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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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丹红    时间: 2015年11月19日 13:29
“士魂商才”推动日本崛起
http://m.dayoo.com/94626/94640/201012/16/94640_14744893.htm
白益民、袁璐/文

无论美国的经济崛起多么的不可思议，与流星疾雨般突如其来的日本现代化相比，其发展似乎是步履缓慢和华而不实的。日本近代的两次崛起都仅用了不到三十年。无论在社会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这一现代化进程速度之快，成效之显着均可谓史无前例，它所创下的记录迄今无可匹敌。在这种高效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民族精神的巨大推动力，正如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教授格林菲尔德教授所说：“现代经济的持续增长特性并非是自我维持的，它需要民族主义的激励和支撑。”

在日本人看来，经济竞争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是实现民族目标的仅次于战争的最佳手段。敌人就是西方，民族精神是一种战斗精神，从本质上就是对抗西方。同时它又不是一概排斥西方模式的通常意义上的反西方精神。有必要把对西方的对抗和对西方“文明”的钦佩结合起来。在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充满民族主义思想的企业家多不胜数，选取其中代表人物足以说明经济领域真正的爱国者必须是民族的，必须是充满竞争意识的企业家。



涩泽荣一：开“士魂商才”之先河

在日本，涩泽荣一(1840—1931)的名声极大，从后人赞美他的头衔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些头衔有“日本实业之父”、 “日本产业经济的最高指导者”、“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等等。谈到日本明治时期的工业化，不可不提到涩泽荣一。他一生的业绩非凡，仅仅参与创办的企业，就多达五百余家。这些企业遍布银行、保险、矿山、铁路、机械、印刷、纺织、酿酒、化工等日本当时最重要的产业部门。

涩泽荣一出生在一个经商世家，他的父亲农商兼营，诗书俱通，用中国的传统观念来说，“耕读传家”和“商贾致富”占全了。涩泽荣一很早就开始学习儒学，兼以练习剑道和书法。少年时期的良好教育及武士精神的熏陶，使儒学的基本思想和武士道渗入了涩泽荣一的血脉。

幕府时期，涩泽荣一被派遣到欧洲学习游历。明治维新以后，新政府器重涩泽荣一在财政方面的卓越才能，任命他为大藏省租税官，兼任制度改革小组主任（类似于中国发改委主任），参与了新政府的货币制度改革、废藩置县、发行公债、殖产兴业等几乎所有重大政策的酝酿和制定。

明治7年，时任大藏少辅（财政部副部长）的涩泽荣一毅然弃官从商，当时日本官尊民卑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涩泽荣一却说：“若人才皆集中于官界，而平庸之辈散于民间的话，何能指望一国之健全、进步与发展？我的辞职就是为了使民间企业里大批涌现出品德方正、知行合一的工商业者……”此后，日本越来越多的人才致力于产业报国，各个行业的知名企业家层出不穷，后来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百年基业的企业也在那个时期不断创立。

在实业思想上，他把来自中国的儒家精神与日本武士精神合为一体，奠定了日本经营思想的基础。他不仅是日本人所公认的近代产业先驱，而且是近代日本工商业的精神领袖。涩泽荣一在《论语与算盘》中将“士魂商才”确定为日本商人的理想人格，涩泽荣一从工商业者应该具备的人格和品德的高度来认识经商之道即儒家的“内圣外王”，又打上了鲜明的日本“武士道”烙印，以充分唤起工商业者的高度职业使命感。时至今日，日本财团企业还保持着这种武士儒商的传统。

涩泽荣一以后的日本企业家无一例外地赞同已经完全现代化了的武士伦理——“士魂商才”，即要以知识分子的理想与精神去学习经商的才能。日本毛纺织业的先驱井上声在谈到他之所以创办企业的理由就是“让祖国与欧洲和美国并驾齐驱”。1908年，日本实业家铃木动三郎也承认在创办和努力经营企业过程，民族主义情感所起到的激励作用，他认为：“一旦我的事业得以开始，最终受易的将是国家和民族。”

按照涩泽荣一的观点，国民“富”而后国家能“富”，国家“富”而后能“强”，国家能“强”而后能“独立”和有“尊严”。因此，“商场”即“战场”，“企业家”即“将领”，“工人”即“士兵”，“经济战争”是全体国民的“对外战争”，要“内和而外战”，竞争与合作一直是日本财团企业之间的主旋律。

跟涩泽荣一同时代的日本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福泽谕吉，关于“商业是战争的最佳代替物”的观点被当时实业界称为“这个时代最响亮的声音”。1880年第一期《东海新经济评论》的社论就代表了日本人对“经济战争”的看法，也是对福泽谕吉“经济战争”理论的最好注脚。社论认为：“我们当今把外国人基本上看作是平等的人类，我们试图用经济与他们战斗——战争的手段是贸易。”如今，日本万元大钞上的头像正是福泽谕吉，足见此人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及他的理论对当代日本的影响。

濑岛龙三：脱下军装换西装

二战以后近一千万日本军人解甲归田，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进入企业，成为企业中的骨干力量。在旧日本军队中忠君爱国的思想并没有因为美国人的改造而消退，这群脱下军装换上西装的商人很快就把日本的产品卖到了当年枪炮也没够得着的地方。在战后军人出身的企业家中，濑岛龙三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和传奇人物，1932年在陆军士官学校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并获天皇御赐的银表。1938年12月，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陆军大学校毕业，天皇赏赐军刀。之后由于参与制定和执行了很多重大战役计划被称作“昭和三参谋”之一。

年轻时的岁月随着日本的战败成了过眼云烟，而濑岛龙三战后的经历简直就称得上“神奇”两字，单单看他在被苏联人关押在西伯利亚11年以后进了伊藤忠商事以后的经历就是一个奇迹。1958年1月濑岛进入伊藤忠商事时只是四等社员，这是高中毕业生的待遇。而两年后的1960年7月他晋升为航空机部部长，1961年10月任业务本部部长，1962年5月任取缔役（董事），1963年任常务董事，1968年任专务董事，1972年任副社长，1978年任董事长。

这种经历除了中小型家族公司之外是几乎绝对不可能的，尤其在日本这种企业风气基本上是论资排辈的情况下，但濑岛龙三却做到了。奥秘是他为一个中型商社，主要贩卖纤维制品的伊藤忠商事的转型弄来了第一桶金。并且成功地指挥伊藤忠商事脱胎换骨，转型成功。

综合商社是日本特有的一种企业形态，一直在成长最快的领域展开事业，在贸易方面支撑了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而多元化经营及通过贸易带动投资，让综合商社跨越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成为产业组织者和日本财团的最核心企业。上世纪90年代包括伊藤忠商事在内的综合商社一直占据着世界500强前10位的位置，后因业务重组和拆分及旗下公司的独立核算，排名迅速下降。

濑岛龙三把任大本营参谋本部作战科长和关东军参谋的经验用于伊藤忠商事的组织中，在综合商社引入了参谋组织。在综合商社中业务本部并不从事具体业务，而是像总参谋部一样制定战略计划和应对战略层面上的公司转型。濑岛龙三手下的直属员工都称以濑岛龙三为核心的管理层是“濑岛机关”，这个称呼带有典型的日本帝国陆军参谋本部组织的色彩。濑岛龙三准确预见1967年的中东战争将在6天内结束，并提前判断1973年将发生石油危机，从而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石油差价，他在自己任专务董事和副社长时负责伊藤忠商事内的参谋组织，收集并活用各种情报，并获得了“战无不胜的情报人员”的称号。

濑岛龙三一直站在财经界总参谋长的角度思索着国家的经济战略，1973年韩国政府邀请他为韩国经济发展献策。濑岛龙三向他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后辈朴正熙总统提供的对策是设立综合商社，因为韩国没有资源，必须靠出口才能发展经济。1975年，韩国一号综合商社——三星物产成立，之后三星、LG等财团又模仿伊藤忠商事的业务部门改组“秘书室”，使之成为企业的“总参谋部”。韩国财团对日本财团的学习和模仿最终在21世纪初，上演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一幕。

濑岛龙三在1981年退任伊藤忠顾问后，又出任了日本政府从事行政改革的“临时行政编查会”委员。到了中曾根内阁时代，濑岛成了中曾根的智囊，为政府提供参考意见，成了退休后的濑岛的重要工作。中曾根以后的各界内阁，也均重用濑岛。因为成功预测了海湾战争的爆发时间，又为濑岛龙三的经历增添了一份传奇色彩。

2007年9月4日，濑岛龙三走完了他95年的人生旅途生涯。战前为日本大本营参谋，战后则为伊藤忠商事从普通贸易公司发展成日本五大综合商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退休后依旧对日本政界经济界有着很大的影响，直接参与了日本主要改革的策划与推进。从一个职业军人，到从商，到成为影响日本政治的重要人物，在日本从军国主义向经济大国的转变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是日本转变的一个侧影。

军人出身的华为总裁任正非常讲：“在战场上，军人的使命是捍卫国家主权的尊严；在市场上，企业家的使命则是捍卫企业的市场地位。”军人出身的企业家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与理想主义色彩，这使他们的事业充满了激情和使命感，避免限于锱铢利害之中，企业经营更有长远性。企业领导人的坚强意志是企业得以生存的基础，懂组织、善激励是企业短期成功的保证，富于果敢和魄力的风险偏好是企业高速成长的关键，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主义情怀是企业基业长青的前提。



御手洗冨士夫：新时期的“和魂洋才”

“和魂洋才”是日本明治维新中的一个重要思想，由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顾名思义，“和魂”指大和民族的精神，而“洋才”便是指西洋的科技。“和魂洋才”的精神，鼓励日本国民学习西方文化，同时也要求国民保留日本传统文化。日本的经济团体和行业协会的起源是涩泽荣一创立的“择善会”和“东京商法会议所”，如今日本最重要的经济团体是由日本最大的1500家企业组成的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其会长被称作日本财界“总理”，对日本的经济、政治、外交等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2006年5月24日，佳能公司董事会主席御手洗冨士夫出任经团联会长，在佳能美国公司工作23年的御手洗冨士夫被称作日本最熟悉美国、最了解国际经营手法的一位企业家。而要成为经团联的会长，必须得代表整个日本企业界的利益，全盘西化的人物显然不可能担任这样的角色。御手洗冨士夫是“和魂洋才”式的人，外熟西洋的技巧而内心仍然秉承着传统的日本商业价值观念。

1997年，御手洗冨士夫晋升为CEO。他的上台标志着佳能正式进入转型期。上任之初，御手洗冨士夫借鉴美国控制成本现金流至上的经验，在许多制造领域大刀阔斧地削减成本。他果断地关闭了个人PC、液晶显示器和电子打字机等一系列亏损的业务部门，拍卖了相应的资产，把佳能十多个产品线缩减到打印机、复印机、照相机与光学仪器等四个，从而避免了近3亿美元的巨额亏损。

成为日本经团联会长后，御手洗富士夫依然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认为日本“失去的10年”已经过去，要积极面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他在上任之初便撰文指出：“日本还不能为眼前的业绩沾沾自喜，没有资源的日本要想保持繁荣，不仅要在经济和社会结构上，还要在包括国民意识在内的层次上进行更大的变革。因此，我才提出了‘革新日本’的口号，描绘了一个转守为攻的改革计划。”

他呼吁日本人应该确立“自立信念”，给强者创造机遇，使其能够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获得发展。同时，使失败者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并保护弱者。这种效率与公平同时兼顾的方式正是美国经验和日本模式的结合，同时作为日本转型时期的企业家和工商业领袖也继承了松下信之助、盛田昭夫等老一辈日本企业家“以产业报国为己任”的进取精神。



有什么样的企业家，就有什么样的企业

1964年东京奥运会距日本二战投降仅仅28年，奥运会使索尼、松下一批日本典型的民族品牌为世界所熟知，从而开始了日本大批民族品牌以岛国为根据地走向世界的新的起点。从日本企业取名就可以看到日本民族的凝聚力，SONY是SUNNY的谐音，代表太阳军旗，1946年索尼成立，立志要在经济领域把日本的太阳旗插遍全世界，Panasonic（松下）最早在日本的英文叫National，品牌含义非常明确，就是民族牌，国家牌，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松下是他们的民族英雄。

还有NEC，它是Nippon Electronic Company的缩写，日本电器公司。尼桑NISSAN，它的意思是日本生产。尼康NIKON，日本光学的缩写。NHK，日本广播公司。还有立邦漆，它的英文名称Nippon Paint，就是日本漆。还有像三洋SANYO，立志在经济领域做出好的产品占领三大洋，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JVC，Japan Victory Company，日本胜利公司。

再如富士通FUJITSU，这是日本民族的标志。日立HITACHI，日本站立起来。CANON佳能，加农炮CANNON，去掉了一个N，就是立志要成为经济领域的加农炮。所以日本经济就是在这样一批令日本人骄傲的民族企业的带动下，以日本文化为凝聚力，团结一大批优秀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以本土市场为根据地，相互支持，相互鼓励，然后走向国际，以创新和高质量的产品，来树立日本产品高品质形象，在全世界群策群力，最终实现民族经济的腾飞。

在一个国家经济突飞猛进、冉冉上升的过程，也必然会有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在起着激励和支撑作用。这种精神其实就是民族主义，离开民族主义，我们根本无法解释日本经济梦幻般的崛起过程。因为在当代社会，只有民族主义，才能既可以为政府和精英人士努力提高民族威望和国家经济实力提供持续的精神激励，又可以唤起社会大众对经济问题、国家问题、民族问题的极大关注，激发人民对国家命运前途的担忧。只有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下，国家内部各个阶层的人士才能上下凝成一股绳，为一个伟大、振奋人心的目标而持续不断地努力，从而共同地将国家经济带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中去，实现经济强国的梦想。

在中国，曾几何时，高喊爱国本是令人激情澎湃，引以为豪，催人上进的口号。时下，高喊爱国却被形容成出于某些特殊目的或是青春期容易躁动而对社会愤怒不满。爱国行为成了某些伪自由主义文人攻击他人的大棒，词义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爱国者”变成了“爱国贼”。爱国是一种道义行为，如果爱国可以谋利，那贼可就多了。纵观日本崛起的历史，伊藤博文是“爱国贼”，涩泽荣一、福泽谕吉是，当代的濑岛龙三、松下信之助、盛田昭夫同样也是，最后发现日本尽是“爱国贼”，但却是“爱国贼”让日本走向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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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丹红    时间: 2015年11月19日 13:40
商才士魂的根基
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 ... 4/15404329449.shtml
文/ 毛晓秋

涩泽荣一(1840～1931)也许尚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知，在日本却是明治维新时期鼎鼎大名的实业界领袖。他曾经创立了第一国立银行和王子造纸厂，业务遍及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造纸、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领域，享有“日本近代化之父”和“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美誉。他之所以获如此高的美誉，不单是因为他在实业方面的突出成绩，更是因为他塑造了日本在走向资本主义过程中的商业道德。

　　他的商业价值观主要体现在《论语与算盘》一书中。这本书是后人根据涩泽荣一的多篇演讲编纂而成，首版于1928年。他在这本书里提出了“士魂商才”的概念，主张一个商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所谓商才本来也要以道德为根基，离开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瞒、浮华、轻佻的商才，决不是真正的商才。但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也就会招致自灭。因此，有士魂还须有商才，但只有《论语》才是培养士魂的根基。那么，一部《论语》是如何成为日本商才“士魂”的根基呢？在他的心目中，一共有两部论语：一部为实业救国的《论语》，另一部为义利合一的《论语》。

　　实业救国的《论语》

　　明治六年(1873年)，在众人不解的眼光中，涩泽荣一辞官“下海”了。“从此之后，我必须以锱铢必较的方式来处世，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抱一种什么态度呢？我想起了之前学过的《论语》。《论语》所讲的是修身待人的普通道理，是一种缺点最少的处世箴言，……遵循《论语》的箴言进行商业活动，能够生财致富。”

　　那么，从事商业活动的涩泽荣一为何对《论语》情有独钟呢？请注意他对“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的理解：“因为鄙视金钱，国家就不能自立”。这短短数言的背后，却埋藏着19世纪末整个日本民族最深刻的耻辱和最核心的思考。

　　涩泽荣一成长于风云激荡、“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1854年，美国海军舰队驶抵江户湾，逼迫德川幕府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开放港口、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日本长达近200年的闭关锁国政策被彻底打破。与西方重新接触后的日本立即感到，自己在世界舞台长时间的缺席已造成相当程度上的落后，经过一场全国性的倒幕尊皇运动，日本诞生了举世瞩目的“明治维新”，宗旨只有一个：“脱亚入欧”，通过“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迎来日本民族的强大振兴。

　　涩泽荣一曾经随幕府使团出访欧美，眼界大开，在思想和观念上逐渐倾慕于欧美的现代化，因此他选择了实业救国的道路。“我也感觉到了当时欧美各国之所以能获得那样的繁荣，完全是由于工商业的高度发展所致，而日本只维持现状，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同欧美并驾齐驱的时代呢？为了国家，我产生了谋求工商业发展的想法，从此开始我定下了成为实业界人物的决心。”幕府时代的日本，人人皆以从商为耻，崇尚武士道精神。涩泽荣一倡导读《论语》，首先是要重新阐释儒家经典，打破“小人喻于利”、“上下交征利，国危矣”的观念禁锢，号召国人投入到工商业和现代化的潮流中来。他举以下几句为例，“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说明孔子并不鄙视富贵，只要“以其道得之”，挣钱就没有什么卑贱的。

　　义利合一的《论语》

　　“明治维新”使日本踏上了现代化的起跑线，在短短二十五年时间内就赶上了西方发达国家，成为当时亚洲唯一的现代化强国。令涩泽荣一感叹的是，在的短短的三四十年，日本的物质文明也获得了惊人的发展，与外国相比，毫不逊色。但是在此过程中，日本商业的发展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弊害。世风日下，武士道或者仁义道德却扫地殆尽，到处是腐败污浊。在现实的实业界中，不断有所谓缺德董事的出现，他们把多数股东托付的资产看作是自己所有的一样，任意使用，谋取私利。

　　1914年，三井集团的员工因行贿嫌疑而被捕一事曝光，令涩泽荣一痛心不已，所谓“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在实业中如果无法杜绝这种不正当的行为，就无法指望国家的安全。”日本在现代化道路上急速奔驰产生的离心力逐渐凸显，“物质文明发展的结果，损害了精神的进步。”

　　面对工商业无序发展带来的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等弊端，涩泽荣一再次劝告人们捧起《论语》。比如商业竞争，其实并不需要什么与众不同的商业道德，只需要“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商业竞争就是要从这种人人皆可遵守的道德准则出发，信守双方之间的协定，善意而诚实地经营。又比如财团富豪的唯利是图：“今日多数称作实业家的人，几乎都抱着一种只要自己能挣钱，他人和社会都可置之度外的观念。……这点实在令人不解。其实富豪并不是只靠自己就能赚钱，而是从社会中赚到的。”富豪应当自觉地认识到受惠于社会，因而回报社会，对于福利救济或者公共事业，应当带头资助。涩泽荣一因此呼唤“士魂商才”的到来，用日本的武士精神作为商才的根基，用正义、廉直、侠义、忠诚、礼让等优良品质，扶正“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后人心的失衡。“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士魂商才的出现，也要通过熟读《论语》来充分培养。

　　应当说，《论语与算盘》是一面镜子，折射出近代以来日本在民族独立、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在精神和思想文化层面遭遇的种种问题，涩泽荣一认为对症的良方就是《论语》。《论语》凝聚了《诗》、《书》、《礼》、《乐》、《春秋》等古代汉学典籍的精华，其中“义利合一”的思想，有着中庸、和谐的价值，一方面可以打破时人皆以言利为耻的陈规旧俗，另一方面也能防止人心在利欲面前变成脱缰狂奔的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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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丹红    时间: 2015年11月19日 13:47
【朱汉民】士大夫精神与中国文化

http://www.rujiazg.com/article/id/5999/

士大夫精神与中国文化
作者：朱汉民（作者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教授）
来源：《原道》25辑，陈明主编，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六月廿二日甲寅
          耶稣2015年8月6日



中国正在逐步形成一个对社会起主导作用的精英阶层，这个精英阶层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当代精英却往往不能够得到社会民众的尊敬。在这一背景下，有人提出当代中国精英学习西方的贵族精神，认为当代中国精英得不到社会尊敬，关键是我们这批精英缺乏西方的贵族精神。他们认为，当代中国精英就是要像西方贵族一样，有文化道德教养和社会担当意识，有很强的克己自律的要求。

其实，当代中国精英阶层特别需要学习的，应该是体现中华文化特点的“士大夫精神”。当然，士大夫精神的内涵非常丰富，值得我们当代精英阶层学习、继承的内容也非常多，比如说经史子集的丰富知识，琴棋书画的高雅情趣，接人待物彬彬有礼等等。但是，这里重点讲“士大夫精神”，因为这是支撑士大夫文化的核心价值。士大夫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体现士大夫精神的不同追求。但是，士大夫精神是一个历史的建构过程，前代的士大夫特质对后来都有影响。

一、士大夫是什么社会阶层

士大夫阶层是中国所特有的。“士大夫”这个词，其实包含两个词：士、大夫。在西周，士、大夫均是指贵族阶层。我们经常讲欧洲中世纪是封建制，有一个贵族阶层。其实中国古代早在夏商周的时候，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制，也形成一个贵族阶层。这个封建制不是我们后来讲的从秦到清的社会形态，“封建”只是一种政治制度，即封侯建国。西周社会贵族有五部分构成，即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西周贵族身份是由他们的血缘关系决定的。“士”是西周贵族社会中最低的等级，到了战国时期，士无政治特权而成为社会中的平民阶层，但他们拥有西周贵族才有的文化知识，后来泛称民间的读书人为士。而战国时期“大夫”演变为官僚体系的官职，从战国时期一直延续下来。

西周封建制解体以后，管理国家的官员是怎么来的？既然不再是靠血缘，就出现了其他的途径。战国时代的诸侯形成养士的风气，到战国时候“士”已经演变为平民了，但战国时候的“士”是拥有文化知识的读书人，这些读书人通过他们的知识、才能，被选入到官僚体系，就变成了所谓“士大夫”。所以在春秋战国的文献典籍中，往往有两个说法，传统的说法是“大夫士”，另外一个说法是“士大夫”，反过来了，其实反过来是反映了这个社会阶层的一个重大变化。“大夫士”强调的是他的血缘关系，一讲大夫、士，就知道你的贵族身份和血缘关系，作为“大夫士”的贵族，不是靠自己奋斗，而完全是靠先天的血缘亲疏关系来决定一个人在这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决定你的政治特权、经济特权，这就是贵族制度。战国以后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所谓“士大夫”，士大夫是靠有文化知识、道德修养、实际能力而进入官僚体系。大家看到，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社会身份大多都是士。士的理想是希望把他们拜为卿相，这样他们就成为国家的官僚，具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所以，“士”到后来成为一个读书人的泛称，而“大夫”成为官员的泛称，“士大夫”合起来就是书生加官员，“士大夫”翻译成英文就是“学者—官僚”。除了这两重身份之外，士大夫还有一些特点，传统社会是农业经济，士大夫往往也都是占有农业经济资源的一个群体；同时，士大夫往往兼有社会教化的职责，他们在社会基层从事道德教化相，当于西方社会的僧侣。可见，士大夫作为社会阶层，要承担很多社会职能，仅仅是“官僚”或“学者”，还远远没有揭示出士大夫的内涵和所承担的社会职责。

可见，中国的士大夫和西方的贵族是有非常重要的区别。我不主张讲贵族精神，因为中国的士大夫在以后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精神理念的创造者与主导者。应当说，士大夫是经历由士到大夫的后天奋斗的平民，他本身是由平民通过努力奋斗而上升为社会精英。两千多年来，所有的读书人都可以通过读书、科举考试进入到官僚队伍，就是由士到大夫的一个后天奋斗的过程，他们没有任何先天的经济、政治特权，他们只有靠知识来改变命运，所以他们往往都有一种崇文精神。西方贵族精神与中国士大夫精神也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士大夫也是一个追求精神修养、道德自律性很强的社会群体。士大夫精神作为中国本有的文化传统，值得我们深入挖掘。中国古代丰富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其实都是士大夫精神的表达和追求。

二、“士志于道”的士大夫精神

春秋战国时代是士大夫形成时期，这段时期也是士大夫精神的奠定阶段。

士大夫精神传统来源十分丰富，包括儒家、道家、法家等不同的学术流派。但是，在这些不同思想来源中，儒家奠定了士大夫精神的基础，一直居于其中的核心地位，具体就是孔子“士志于道”的精神。士大夫的志向、使命是什么？孔子讲得非常明确，“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士大夫来到这个世界上来，他的人生目标就是道，所以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为什么要把道作为士大夫精神的核心、基础？这与春秋战国时代士人的社会焦虑与文化焦虑有关系。士大夫作为一个精英阶层，他天生对这个社会有责。孔子纷乱的世界有非常强的社会焦虑，他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他认为天下无道，社会秩序混乱，在这样的情况下，士大夫必须站起来承担社会责任，重建一种好的社会秩序。

如何建立一个好的社会秩序？孔子认为必须要恢复西周所创立的礼乐文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礼乐文化没有了，大家都不愿意遵循礼乐文化，先圣先贤们所创造出来的文化礼乐面临危机，所以孔子同时感到一种文化焦虑。礼乐文明就是“天下有道”的世界，孔子希望士大夫重建“天下有道”的文化理想。他提出“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作为一个士大夫，必须以“道”为原则去参与社会。他提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与是，颠沛必与是。”（《论语·里仁》）他认为士大夫必须坚持一种文化理想的道，以“道”作为自己的神圣目标。

孔子的一些弟子都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思想，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他知道“道”实行起来非常难，所以叫任重而道远，必须坚持下去，死而后已。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士大夫总是要面临很多问题，但是孟子认为作为一个士大夫应该是一个大丈夫，有浩然之气，这个浩然之气就是一种士大夫精神。陆贾也说：“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为苟容，虽无功于世，而名足称也；虽言不用于国家，而举措之言可法也。故殊于世俗，则身孤于士众。”（《新语·辨惑第五》）陆贾认为，作为君子、作为士大夫，就应该是直道而行，尽管坚守道而有屈辱，也不回避它；如果坚持道的人可能会身孤于世众，但是仍然不会改变自己的信念。这就是由儒者所创立的“士志于道”的士大夫精神。

那么这个“道”究竟是什么？这个“道”是包括文化理想和社会理想的一套价值体系，“道”能够化解士大夫的社会焦虑和文化焦虑。士大夫必须把这套价值承担下来，因为他是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对与士大夫来说，能够构成对他的信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现实君主的政治权力。士大夫不仅是追求知识的学者、追求信仰的圣徒，同时还是一个庙堂的官僚。作为朝廷的官员，他必须遵守政治秩序，必须服从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那么，士大夫作为一个身兼学者与官僚为一体者，他必然面对两个权威。一个是精神权威的“道统”，就是他作为一个士君子，必须坚守从孔子的社会理想、价值理想，他必须要坚持“道”的信仰。但是他作为一个官僚的士大夫，他必须面对政治权威的“治统”。士大夫作为既从事社会管理又从事文化创造的“学者—官僚”，首先必须面对精神权威的“道”与政治权威的“君”的关系。士大夫的一个最好的理想，就是道统和治统合一，一位士大夫说：“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在士大夫的文化理想与政治理想中，“道统”与“治统”必须合一。但是在历史现实中，“道统”和“治统”总是分离的。但是，历史现实中“道统”与“治统”往往分离。道统如果没有治统，士大夫的理想就不会成为现实，这个道是空想，只是学者观念或者书本里的东西；但是，这个治统如果没有道统的话，天下也会乱，出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局面。“道统”与“治统”的分离会导致治统无序、道统孤悬的状况，对两者均是严重的伤害。一旦“道”与“君”相冲突，士大夫该如何？他应该是“道”的坚定维护者，还是“君”忠实服从者？士大夫的回答：“从道不从君。”这是荀子在战国时期讲的，他认为士大夫在面临道和君的冲突时，应该是是从道不从君。所以历史上有很多士大夫，就是为了这种理想的道，而和君权发生冲突，导致种种悲剧发生。

实质上，“道统”与“治统”的分离而导致治统无序的情况，就发生在东汉。作为一个重要的士大夫群体出现在历史上，应该是东汉。西汉采用“独尊儒术”、察举制度，使那些读书人能够通过儒家经典的学习而选拔为朝廷官员，就开始形成一个士大夫群体，官僚队伍中的儒家士大夫比例越来越高，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样一个士大夫群体在东汉时期，已经形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势力。东汉王朝中后期，皇帝即位年龄较小，不得不依仗后戚掌权，导致后戚势力膨胀；而皇帝长大成人欲夺回皇权，更多只能依靠身边的宦官集团。从而形成历史上后戚与宦官此消彼长、轮流掌权的现象。在东汉的时候，就发生了士大夫群体和宦官势力的政治斗争。宦官以“党人”的罪名禁锢和诛杀士大夫，故而历史上称之为“党锢之祸”。当时的士大夫在和宦官的斗争中，受到宦官的严厉打击，然后被流放、甚至杀头。其中出现了一些有名的士大夫，被叫做名士。这些名士因坚持和维护圣人之道，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被称之为风节名士。东汉时期出现的士大夫群体和其他的政治势力对抗，很好的表现了一个“士志于道”的精神。这个精神在东汉党锢之祸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他们真正践行了孟子“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追求，用自己的生命来殉道。尤其在昏君支持宦官的时候，士大夫作为一批真正的有文化理想的人，反而受到打击。然而他们表现出一种对道德的坚守，敢于和黑暗政治势力抗争的精神，这就是从战国时代，由儒家奠定的“士志于道”“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士大夫精神。

二、“率性自由”的士大夫精神

到魏晋时期，整个社会发生重大变化，汉末动乱、曹魏代汉、司马氏代曹，原来所谓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道德体系、价值体系面临崩溃。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士大夫精神，即“率性自由”的士大夫精神。这是一个与东汉及先秦孔孟所讲的“士志于道”不太一样的另外一种士大夫精神。这种精神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他们不再追求节义、追求道德节操。虽然他们也叫名士，但是他们不是靠以死抗争护道来获得他的声望和名誉。东汉的名士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源于他们的另一种精神焦虑，一种对个体生命的焦虑。前一个阶段是代表士大夫作为一个群体的精神崛起，而到了魏晋的时候士大夫则是作为个体的精神崛起。这种崛起跟他们的生命意识、生命焦虑有关系。

大家知道，东汉到魏晋，佛教也逐步传进来，为什么这个时候佛教传得很盛，其实也是跟生命关怀有关系。佛教就是为了化解人的生命焦虑，以彼岸世界的终极追求来实现人生的此在心灵安顿。放眼浩瀚宇宙，人的生命显得非常短暂，而且短暂的生命中命运无常。所以我们可以看魏晋很多士大夫留下来的文章、诗歌，往往饱含对生命短促、命运无常的人生感叹。那么如何从生命焦虑中走出来？如何化解这种生命焦虑？士大夫开始了作为一个个体存在的思考和发现。在两汉的时候，士大夫总是把自己看成社会结构的君臣父子的社会身份，更多地考虑到这种社会身份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魏晋时期士大夫更多的是发现、寻找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当然有人质疑这种发现自我的价值的精神，是不是还是一种“士大夫精神”？因为这可能跟我们经常讨论的士大夫精神不太一样。

但是我不是这么看。因为士大夫既是社会群体存在，同时也是一个个体存在。士大夫的精神追求，既表现为代表他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精神追求；同样也表现为一个个体的精神追求。而魏晋士大夫精神的最大特点，就是他们在定义人生价值、确立人生目标的时候，回到了个体生命的原点，这个生命的原点就是“自我”。他们在对万事万物做价值判断的时候，突出了自我在评价、选择价值的主体地位。

魏晋士大夫思考自我的时候，所谓的“自我”无非是两个方面：我的身体和我的心灵，也就是魏晋哲学里面经常讨论两个概念，“形”与“神”。魏晋思想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不再把节义作为名士的标志，他们推崇的价值总是与个体的心灵和身形有关，包括健康、长寿、性爱、美貌、聪明、智识等等，他们特别喜欢哲学、喜欢艺术，还喜欢吃药、喝酒以及山林的自在生活，总之，是魏晋士大夫追求生命和心灵享受的双重快乐。在他们的诗歌和哲学中探讨中，他们经常说人生就几十年，人是气化而成，人死就气散。人在这几十年如何获得幸福和快乐，就成为魏晋时期士大夫探究的问题。他们一个方面表现出对身体快乐的强烈追求。他们喜欢喝酒，而且他们经常喝得大醉；喜欢吃药，那种药容易使人进入亢奋状态，以此他们获得身体的快乐。另外一个方面，魏晋士大夫也追求精神的快乐，因为身体的快乐非常有限，所以他们还追求艺术、哲学，他们写诗、绘画、啸歌，以及谈论哲学，山林漫游，这些都是追求精神快乐。所以，他们总是在人的身体和心灵两者之间寻求人生意义和生命的价值。

身体和精神到底哪一个重要？这也是他们经常讨论的。他们不讨论三纲五常，而是讨论如何“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就是如何使身体快乐，精神也快乐。如何才能达到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快乐？他们认为应该有一个依据，这就涉及人的本性是什么？人都有人性，孟子讲的人性是“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等社会道德的人性依据，但是魏晋士大夫讲的人性，则是作为个体存在而获得身体快乐和精神愉悦的人性依据。所以在魏晋士大夫那里，人性首先是人的身体快乐的一个必然性依据。之所以要把魏晋士大夫精神称之为“率性自由”，因为他们的“率性”，是如何自由地实现发自于个体自我内在的自然之性。大家知道身体的快乐过度，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因素：譬如你喝酒喝一点点很快乐，喝多了会头疼，甚至会产生肝脏等其他身体的毛病。如何节制？应该是依据于你的身体之“性”。其实，人的各种各样的情感欲望其实来自于你先天的本性，你对本性的自然需求应该满足到什么程度？一个方面你不能压抑它，压抑它的话，人的先天情感欲望没有得到释放，人的身体会有病；魏晋名士嵇康就提出“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纵欲为欢”（《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

但是，人的情感欲望也不能太多，纵欲也违背人的本性，会使人的身体生病。所以，“率性”才是你获得身体快乐的依据。同时，你的精神快乐也是来自于你的本性，你唱歌的快乐，你写诗的快乐，你欣赏音乐的快乐，都跟你内在的“性”有关系。你要达到逍遥之境，这个逍遥境界就是最高的精神快乐，你根据你自身的本性达到逍遥之境，叫做循性、率性、因性。郭象认为每个人的性是不一样的，大家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可能这个人是爱听音乐，他能在音乐中感到极度的满足，但是另一个人觉得没什么意思，他更喜欢在大自然中游玩得到快乐。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本性得到自己的快乐，这就是所谓的“率行自由”。魏晋士大夫认为，我们追求快乐、追求幸福、追求愉悦，应该顺着我们的性，率性而为。所以郭象讲了一段很有名的话，“夫率自然之性，游无迹之途者，放形骸于天地之间，寄精神于八方之表”（《庄子集释•知北游注》），而这个率性是实现形骸和精神的双重依据，但是由于每个人有个体差异，所以每个人要各安其所安，实现自己固有的本性，没有一个统一的本性。

这些话里面实质上体现出非常重要的精神特质，我认为就是士大夫精神。过去认为天是作为一个精神的最高权威，我们要绝对服从它。而魏晋士大夫从自己的本性中寻找天，这样他就否认了外在的精神权威，也否认了君主权威，这是士大夫精神的另外一个面向。我认为这个面向同样非常重要，因为这种面向是表达了士大夫的一种非常洒脱、活泼、自在的精神自由，即充分表达了士大夫作为一个个体存在的本性，以及士大夫个性精神的展开与张扬。人不能完全被当做一种社会的工具，不能把人看作是巨大机器中的螺丝钉。换句话说，一个有丰富精神的士大夫，应该有个性精神的展开与张扬。因而魏晋士大夫的个性精神，确实是中国士大夫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魏晋时期士大夫精神，有一种自尊、高贵、洒脱的内在气质，他们是非常超脱的，应该说，魏晋时期实质上是士大夫精神获得了一个全面性、丰富性的发展。我认为如果没有魏晋，也就没有后来的宋明，以及我们后面讲的圣贤气象的面向。魏晋时候士大夫作为个体自我的重新发现，确实是一种精神解放，完成了个性化的、精神自由的士大夫精神。这个面向也是值得我们注意，因为这样一个面向，实质上对士大夫这个阶层——作为“学者—官僚”，特别是作为文人学者的身份——特别需要这种洒脱、活泼、自在的精神自由和个性表达。这种面向是特别有利于文学、艺术、学术、思想的发展，因为学术思想也好，文学艺术也好，它恰好需要从内在的、个性化的精神感情出发，充分调动你作为个体的内在精神需求和个性化情感表达。所以魏晋时候的哲学、经学、宗教、诗歌、绘画、书法这些文化、艺术、学术都非常发达。魏晋时期看起来好像是个乱世，这些文人学者们的生活经历也很艰难，但是正是这个士大夫群体，创造了在中国历史上，非常丰厚的精神文化财产、文化遗产。即便我们今天来读魏晋时候的学术著作，品味他们的文学作品，欣赏他们的书法和绘画，其成就亦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境界。这是与汉代完全不同的精神文化。看起来汉代的国家好像非常繁荣和强势，汉代是强盛的帝国，而魏晋是混战的政局。但是恰好是在魏晋时候发展出了一个非常发达的文化、思想、艺术高峰，创造了一批丰硕的文化成果。我认为这种文化成果的核心，是这种率性自由的士大夫精神的表达，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一点。

三、“圣贤气象”的士大夫精神

士大夫如果仅仅具有“率性自由”的精神，他们作为社会精英是有严重缺陷的。郭象讲的“身在庙堂之上，其心在山林之间”，其实这是一种有严重缺陷的人格分裂。为了弥补这种缺陷，士大夫精神到两宋时候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形成圣贤气象的士大夫精神。

唐宋时期，中国社会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科举制对士大夫阶层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科举制完全不是根据你的任何身份，而是一考定终身，是非常平等的。科举制有一套非常严密的考试制度，它通过这样一套制度来选拔读书人进入官僚队伍。另外，唐宋时候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教育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譬如，唐宋时期形成的书院制度，这是一个民间办学制度。谁愿意读书并且读书读得好，就可以来书院学习，完全没有门第观念。而且，宋代的政治环境很好，皇帝与士大夫非常合作。宋代朝廷反思唐末五代藩镇之弊端，采取重文轻武的政治策略，君主希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天下不是皇帝一个人的，也是全体士大夫的。所以宋代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也非常强，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一种新的士大夫精神，叫做圣贤气象。

什么叫圣贤气象？张载有句名言：“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代士大夫特别推崇圣贤气象，一方面，他们提出要回到先秦孔孟的“士志于道”，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宋代士大夫重新呼唤一种深切的文化忧患、社会忧患。他们既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又有很博大的社会胸襟。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认为天下老百姓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和天地万物都是同类。所以，他们有一种很迫切的经世治国的强烈愿望，希望社会和谐、国家富强、天下安泰，使儒家文化、圣贤之道得以传播。所以，两宋时候的士大夫群体就出现了一种心忧天下、名节相高的风气，这个和东汉的名士非常像。二程在教授弟子的时候，他解释什么叫圣贤气象，就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样的士大夫精神显然是追求以天下为己任。

宋代士大夫精神不仅仅是回到先秦儒家，他们除了推崇儒家传统和东汉节义名士的救时行道、名节相高之外，还追求一种洒落、自得、闲适、安乐的精神境界，这些特征有点类似魏晋名士追求的率性洒脱；也有些像道家崇尚自然，还类似禅宗追求心灵超脱。所谓的洒落、自得、闲适、安乐，其实就是一种超脱的精神，一种出世的情怀。儒家追求修齐治平，强调“先天下之忧而忧”，需要背负重大的社会责任。如此，士大夫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他们如何在坚持社会的道义与责任的同时，能够化解那些因强烈的忧患意识所带来的心灵的痛苦和精神负担？就需要魏晋士大夫那种超脱的精神。所以宋明士大夫既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有“士志于道”的情怀，同时又追求精神逍遥的超脱境界。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鼻祖，程颢是理学代表人物。周、程皆喜欢探讨“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宋代士大夫经常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孔颜生活在困境中间，为什么还会快乐？叫做“寻孔颜乐处”，所以这个孔颜乐处就成为宋明时候士大夫普遍的追求。宋明士大夫所探寻“孔颜乐处”的实质，就是圣贤气象中个人追求的“自得”现象。宋明士大夫尽管承担很大的社会责任与文化责任，但是他们希望并懂得在世俗中参悟得失、毁誉、生死，实现对得失、毁誉、生死的了然与超脱，达成心灵的自由和澄明之境。他们为这种境界寻求历史的根据，祖述孔颜精神，称之为“孔颜乐处”。程颢常常是“吟风弄月以归”（《河南程氏遗书》卷三《二程集》），邵雍追求“安乐窝中事事无”（《击壤集》卷十《安乐窝中吟》），明代陈献章追求所谓“放浪形骸之外，俯仰宇宙之间”，王阳明提出“乐是心之本体”，强调我们心灵的本体是快乐的，提出“点也虽狂得我情”。这些均和魏晋名士所追求的任性逍遥十分相似。这反映了宋明时期的士大夫，他们同样追求超脱的心灵境界，即是一种内心深处自觉的快乐、平和、超然、淡泊、洒然的态度和心境。

圣贤气象的士大夫精神，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既解决社会的忧患，又解决个体生命的忧患。宋明士大夫既要承担社会责任，在面临“天下无道”的重大问题时，能够积极参与到治国平天下的经世大业；又要能够超脱因社会忧患而带来的精神痛苦，达到一个快乐的境界。故而他们需要懂得如何超脱外物所累，而实现一个心灵自由的自得境界。宋儒对孔颜乐处非常认同，强调安贫乐道的精神超越。宋儒胡瑗曾经以《颜子所好何学论》为题考学生程颐，而周敦颐就是要二程找一找孔子和颜回为什么那么快乐。范仲淹告诫张载“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宋史·道学传》）这些典型事例表明，宋代士大夫普遍地关注化解忧患而获得的内在愉悦。你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就懂得了什么是道学。

宋明士大夫也有社会与文化的双重忧患。宋明士大夫作为社会责任的承担者，因天下职责所在，肩负忧患，饱受痛苦，他们需要使自己超脱因社会责任所带来的沉重心理压力。宋明理学家也有很强的文化忧患，他们担心“道”之不行，希望重建道统以弘道。但是另一方面，宋明士大夫又特别具有对生命的忧患，包括对生死的忧患。他们总是批判佛教、道教生死观，认为生死乃是常事，佛老自私自利以求超脱生死，故而对生死说不停。

宋代士大夫的圣贤气象、孔颜乐处实质上包括两个面向，如果只片面强调一个面向，都不是宋明士大夫的圣贤气象。一方面，如果你只有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这只是一个面向，还不是完整的圣贤气象。另一方面，如果你过于强调自己的自在、闲适、舒泰，过于追求自己的自在超越，那同样也不是完整的圣贤气象。宋儒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圣人之道包括这两个方面：社会责任与个人自在、忧患意识与闲适心态、道义情怀与洒落胸襟。宋代士大夫既要承担社会责任，同样还要有心灵的自在；既要有忧患意识，同时还追求闲适的心态；既能够坚持道义的情怀，同时也不能放弃洒落胸襟。

四、“圣贤未有不豪杰”的士大夫精神

下面讲第四个阶段，“圣贤未有不豪杰”的士大夫精神。宋明时期把个人的心灵自得和社会责任结合起来，但这仅仅是一种圣贤境界。圣贤境界特别强调个体内在的道德修养与精神境界，这种追求更多的是停留在“志”的层面。在先秦儒学以周孔并称，强调宪章文武，其本质即是要求将人的德治与功业相结合，追求一种内圣外王的理想。周文王、周武王既有很高尚的道德修养，又有很强的经世能力，故而得到后世推崇。伴随理学思潮的演变，一些儒者往往片面强调个体道德修身而脱离现实，他们往往没有管理社会的能力，不能创造社会功业，在社会出现危难的时候不能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即所谓“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以死报君王”。这种风尚造就了一批脱离实际而空谈心性的文人学者，他们空有圣贤之志，既不能带兵打仗，又不能解决社会现实问题。

所以到了明清之际，一些思想敏锐而深刻的思想家对士大夫精神提出新的要求，就是追求圣贤气象者必须首先具有豪杰精神。这种提法是过去没有过的。明清之际的士大夫在反省明朝灭亡的经验教训，他们认为只讲圣贤气象是不够的，必须要有豪杰精神，才不会出现亡国亡天下的惨痛历史。所以豪杰精神就成为明清之际的士大夫奔走呼喊的时代心声。明清之际士大夫的著名代表人物有王船山、黄宗羲、顾炎武等，他们都呼唤豪杰精神。我这里以王船山为例，来探讨这一时代转变与士大夫精神的重构。王船山认为士大夫必须要具备一种智勇双全、创造功业的豪杰精神。他说：“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船山全书》第12册《俟解》）。这段话里面反映出两个重要理念：其一，豪杰是成就圣贤的必要条件，所有的士大夫以后要做圣贤，首先考虑一下你自己是不是豪杰，有没有经世的能力，有没有坚强的意志，有没有卓越的事功：其二，圣贤人格比豪杰内涵更加丰富，圣贤包括豪杰。同样讲圣贤气象，到了王船山这里，就必须要有经世能力，要有开拓世界的气魄，特别要能够创造社会功业。这是对理学流弊的批判，反映了士大夫精神价值的转型。他们对过于注重心性修养而脱离实际社会问题解决的强烈反思和批判，转而提倡经世致用思想，体现为此后的儒林特别强调圣贤兼豪杰的士大夫精神。这个转变很大，这种士大夫精神一直影响到清代中晚期，乃至于影响到近代。如晚清倡今文经学的魏源，就是受了王船山的影响。魏源是近代主张经世致用的代表人物，在他的书里面也有这样的话，“豪杰而不圣贤者有之，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魏源集·默觚上》），体现着他对王船山圣贤兼豪杰的士大夫精神的继承和弘扬。

圣贤兼豪杰的士大夫精神在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这一批湘军将领得到集中的体现。湘军将领本身就是一个士大夫集团，虽然其士兵都是在湘中地区招募的农民，但是其将领都是士大夫。湘军的主要将领基本上是读书人，大部分都是岳麓书院的学生，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拥有秀才、举人、进士的身份，故而执着地追求圣贤之学。他们不仅仅励志圣贤人格，也受到经世学风的影响，亦兼有豪杰精神，有坚定的行动毅力和卓越的办事能力。曾国藩就是一个典型，他也说过：“豪侠之质，可入于圣人之道”（《劝学篇示直隶士子》），这跟宋明时期的理学家的说法不一样，跟事功学派的说法也不一样。曾国藩立志做“圣贤-豪杰”，为了突出圣贤与豪杰的统一性，他往往把儒家的一些道德理念，即儒家圣贤之道的仁、义、礼、智、信，作为治军的办法，努力把圣贤的道德理念与豪杰的经世事业结合起来。曾国藩的军事思想，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和深入研究的课题。

除了曾国藩，其实其他湘军将领也是这样的。郭嵩焘也是湘军的一个重要将领，他既推崇圣贤的道德理念，同时又强调要有坚强的气质。他认为“圣贤豪杰长处，尤坐一赖字。险阻忧虞，艰苦挫折，都赖得下去。”（《郭嵩焘日记》第2卷）因为一个士大夫要去开拓事业，建功立业，必然面临各种困难和险阻，你要能够坚持下去，就要能够“赖”得下去。湘军后来成为晚清的一个很重要的军事集团、政治集团，其实同样是一个文化集团，是一个士大夫集团。许多人认为湘军是中国近代军阀的源头，其实湘军和近代军阀很不一样，主要在于湘军将领的士大夫身份，圣贤兼豪杰是他们的共同理想追求。

这种追求圣贤兼豪杰的士大夫精神，到了近代的民族革命、民主革命时期，继续在发挥作用。在西方中世纪后期，贵族仍然有很多政治特权、军事特权，而那些城市市民阶级为了追求自己的权利，大力倡导平等、自由，从而推动了欧洲的近代化进程。但是，中国的近代化正好是一批儒家士大夫来推动的，他们的思想动机、奋斗目标不是为了获得自己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而是以一种“圣贤-豪杰”的救世情怀和士大夫精神为动力，从事推动中国近代化的政治变革，以拯救中华民族的命运。他们以这种“圣贤-豪杰”的士大夫精神和救世情怀为动力，积极参加中国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等近代化运动。这些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往往均是“圣贤—豪杰”精神的倡导者。例如，不仅戊戌维新是士大夫群体领导的政治改良运动，就是清末新政以后的辛亥革命也是这样。像孙中山、黄兴、蔡锷这样一批近代著名政治人物，他们都是有很强的士大夫精神力量，其本质就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的体现。辛亥革命的领袖宋教仁，他就说“须极力提倡道德，凡古昔圣贤治学，英雄豪杰之行事，皆当取法之”（《宋教仁日记》）中国近代史上那些推动政治变革、推翻专制君主统治的恰好是这一批士大夫气质的知识分子，他们特别具有传统士大夫精神。他们的价值理想、道德操守方面，都能够体现出圣贤人格的追求特点，甚至他们提出的自由、平等、共和这些政治理念,也是作为他们追求“圣贤-豪杰”的外在目标，实现他们这些人格理想的手段。中国近代的政治理念，和西方的那些资产阶级政治理念，有很大区别，应该说，这些区别跟他们的士大夫身份有关系。近代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政治思潮，如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们，均表现出对经济均平、政治平等的“大同”理想，这种相同的思想推崇，和他们身上具有的士大夫传统有关。另外，近代中国出现那么多的科学救国、军事救国、实业救国等等，其实也都是一种士大夫精神的体现。这和西方的近代思想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士大夫群体有一个制度的基础，就是科举制。平民的读书人，可以通过科举取士，然后成为士大夫。一百多年前，科举制度废除了，作为社会阶层的士大夫不再存在。但是，士大夫精神还作为一个文化现象而存在。

五、士大夫精神的现代意义

我们已经谈到，中国当代精英群体在精神方面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当代的许多问题均与精英阶层的精神缺失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精英阶层往往是一个社会的精神文化的创造者、表达者，他们对社会思潮、社会风尚应该说有引导性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精英阶层往往享受更多的政治的资源，文化的资源、经济方面的资源，所以他们应该相应地承担更大的责任。但是，人们发现，当代中国出现精英阶层的普遍性精神迷失，他们不能通过人格精神力量、道德表率作用而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故而不能引导良好的社会风气。许多所谓的政治精英，不是用公共权力来服务人民，而是利用公共权力来满足个人的无穷利欲；许多文化精英，也不是把自己作为精神文化的承担者，而是利用精神文化来达到其他的目的；许多经济精英更是无精神追求，往往要靠炫耀性消费，来体现他自身的价值和身份。这样种种情况，强化了精英阶层与社会大众的矛盾和对立。

但是，中国精英阶层不应该靠西方的贵族精神来挽救，而应该是寻找、复兴具有中华文化特点的士大夫精神。为什么我们更需要复兴和强调士大夫精神？

首先是基于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士大夫精神传统一直贯穿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对整个中华文明的的创造、延续和发展，对当时社会秩序的建设，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这种精神传统在近现代历史上受到冲击，但仍然体现许多优秀的现代社会精英身上。文化传统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作为中国当代的精英阶层，理所应当继承这一中华优秀文化传统。

第二是社会基础的原因。士大夫和贵族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贵族是靠自己的家族血缘关系来获得社会特权，包括经济特权、政治特权、文化教育特权，而士大夫则是靠自己奋斗而成为社会精英，士大夫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完成从平民到精英的转变。大家说中国存在有一些新的权贵，也是靠家族血缘关系来获得经济特权、政治特权，这就是新权贵。但是我们讲的社会精英不是指这一个群体。事实上，士大夫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其形成过程和社会基础，与我们今天讲的社会精英是非常接近的。

其三，从现实的需求来看。我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重大转型，迫切需要社会精英能够发挥更加重要的积极作用，而士大夫精神确实能够为当代中国精英提供思想力量、文化资源。所以我们倡导士大夫精神，也就是因为当代中国精英阶层的普遍性精神缺失，他们特别稀缺人格精神力量、道德表率作用，故而难以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也不能引导良好的社会风气。

这种士大夫精神的现代意义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一）承担文化使命与社会责任的精神

士大夫立志于道，就是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文化使命。士大夫是由普通的平民奋斗而来的，他们的精神动力离不开对社会的承担。他们提出的“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士大夫精神，仍然值得中国当代精英敬仰和学习的。当代中国实际上面临很多问题，中国经历很短的时间而纳入到一个全球化的体系，中国已经由过去相对封闭的国家，变成当代全球化的一个大国。与此同时，许多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矛盾和问题均同时出现在当代中国。在这种急剧变革的时代，中国集聚了很多重大的矛盾和问题，急需当代中国的社会精英来解决，故而需要重建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文化使命的士大夫精神。当代中国的社会精英，无论是在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经济领域，都对社会的影响很大，拥有很多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那么他们就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显然，中国当代精英不是贵族，他们与传统士大夫一样，均是通过奋斗而获得对社会资源的掌握，因此，他们应该为社会、国家、人类承担更大的责任。

（二）追求人格自由和自尊的精神

魏晋士大夫率性自由，拥有追求人格自由和自尊的精神，坚持自己的独特个性、自由思想，并且表达出个体人格的独立，决不盲从外在权威，故而可以做出有创造性的学术思想、文学艺术成就。其实这一点，对当代的知识界、文化界及其各个领域的知识文化精英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魏晋士大夫的率性自由的士大夫精神，强调决不盲从外在权威，坚持从真实的、主体性的自我出发，才能创造出有独创性的文化成果。当代中国的知识界和文学艺术界的文化精英，尤其值得学习魏晋士大夫这种人格自由和自尊的精神。

（三）既执着又超脱的精神

宋明士大夫追求一种既执着又超脱的精神，士大夫的落脚点是在现实社会关怀，而他们向往以出世的情怀做入世的事业，最终目标是在入世的事业。他们在承担救国救民的责任的时候，又追求超脱的精神。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中国当代精英要承担很多社会责任，要有很强的忧患意识、道义情怀。但如果只有社会责任，只有忧患意识，只有道义情怀，就会常常处于痛苦、烦恼的处境，他们需要化解这些痛苦、烦恼的不良情绪。如何化解？他们需要有一种超脱的精神，一种出世的情怀。所以，中国当代精英要需要通过自我的修炼，能够保持很强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的同时，也能够保持自我个体的身心自在、平和心境。

（四）既追求理想又关怀现实的精神

明清士大夫精神希望将圣贤与豪杰结合起来，“圣贤”代表士大夫对社会理想、文化理想的追求，“豪杰”代表士大夫对社会功业、经世能力的追求。士大夫似乎应该是这样一个群体：作为一个文人学者，应该说是有一种超脱现实的文化理想；但是作为一个官僚或社会管理者，他又必须要面对现实，要有务实的事功追求。可见，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其实也是追求一种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的精神。这一点，特别值得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学习，他们特别需要追求一种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的精神。我们常常讲的建国后的前30年和后30年，它们似乎具有这样的特点：前30年往往是追求很高的理想，不务实，国家搞得非常贫穷；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后30年非常务实，追求功利、财富的成功，但是显然又过于现实、过于功利，下一个30年应该追求一种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所以，把理想与现实两者结合起来的士大夫精神，应该为当代中国精英所迫切需要。这种既务实又有理想的精神追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非常宝贵精神财产。

上面讲的四个方面，无论是哪个阶段，他们遗留的精神文化可以成为中国当代社会精英的宝贵精神资源，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今天我们倡导士大夫精神，实质上也是认为中国当代社会精英需要继承和弘扬传统的士大夫精神。我们相信，中国的崛起，首先应该是中华文明的崛起，而中华文明的崛起首先需要这种士大夫精神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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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丹红    时间: 2015年11月19日 13:51
湖湘文化的“圣贤·豪杰”精神
演讲人：朱汉民
http://dzb.rmzxb.com/detail.aspx?id=364378

演讲人简介：
朱汉民先生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教授，历史学、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国书院学会会长、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等。担任岳麓书院院长20多年，主持岳麓书院的文物修复、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国学研究与传播，推动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著作有《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等20多种，主编《国家清史·文献丛刊·湘军》（十卷）等。

编者按：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五卷本《湖湘文化通史》日前出版，该书研究数千年湖湘文化，全面展示湖湘文化的形成、演变、发展的历史。该书出版后，受到各界人士与中外学者关注和赞誉。本期讲坛特邀请《湖湘文化通史》总主编朱汉民先生讲述湖湘文化的“圣贤—豪杰”精神。

阅读提示：
□近代湖湘文化试图解决的是时代课题，却又继承了古代文化的优秀传统，包括忧国忧民的经世情怀、探求宇宙的原道精神、道德修养的人格魅力、不屈不挠的性格特质，等等。
□曾国藩坚持既把圣贤的道德人格、文化理念作为自己的最高精神追求，又执著于豪杰的事业开拓、卓越能力，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做到一种力所能及的境界。
□湖湘文化在艺术审美、伦理人格、知识卓识等方面的优秀传统，能够为当代的中华文明复兴更好地发挥作用。
融汇优秀传统与时代精神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绵延了数千年，21世纪，中华文明正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崛起。中华文明是一个非常大的实体：从时间上看我们通常讲五千年文化，从空间看有960多万平方公里。这么“大”的一个文明，是由许多具体的、丰富多彩的区域性文化所组成的，湖湘文化就属于区域文化之一。

“湖”是洞庭湖，“湘”是湘江，湖湘文化即以当代湖南为空间范围的区域文化，它的形成发展是在中华文化演变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并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湖湘文化有着自己的历史源流、主要特质，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总是随着中华文化史的变迁、发展而不断地演变、重构，从而建构自己的文化形态。但是，这种不断演变、转型的地域文化又有着明显的继承性，从而表现出文化类型固有的区域性的特质。

在湖湘文化成型之前，湖南地区已经出现了区域性文化形态———苗蛮文化与南楚文化。史前时期湖南一带主要是三苗、南蛮人活动的地方，盛行作为部族文化的苗蛮文化。以后出现的楚文化则是一种以方国为基础的区域文化，其幅员包括后来的几个省区。楚文化是一种有特色、有成就的文化形态，尤在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民风民俗、工艺器物等方面成就突出。屈原将“俗文化”融入到“雅文化”中，创立了楚辞，成为“湖湘文化”孕育时期的代表人物。文化总是前后相继的，楚文化的产生，就是中原文化与苗蛮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同样，湖湘文化的成型，也是中原的儒家文化与本地的楚文化遗存相结合的结果。

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重心经历了一个北而南移的历程，而文化重心南移的真正完成是在宋代。这个时候已经确立为地方行政区域的“湖南”，其文化教育、学术思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从而导致古代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崛起。同时，这个时期的中国思想文化正在进行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综合，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主流是理学，故而这段时期崛起的湖湘文化是一种理学为主的核心文化。湖湘之地先后出现了理学开山周敦颐、理学集大成的湖湘学派、理学总结者王船山，使得宋明时代的湖湘地区成为理学思潮形成和发展的大本营，湖湘之地发达的书院则成为理学思潮的学术文化基地。当然，楚文化的一些特质和要素也渗透到重新建构起来的湖湘文化中，如楚文化中对宇宙天地的求索精神，苗蛮文化中的生命意志与信念执著，均对宋以后湖湘文化产生影响。

中国近代文化是在与西方工业文明的冲突、融合中形成的。地处内陆的湖湘文化崛起于中国近代史，并且成为全国最具活力、最有影响的地域文化之一。近代湖湘文化站在中国文化变革发展的最前沿，与时俱进，从“师夷长技”的呼吁到洋务运动的倡导，从维新变法的流血到辛亥革命的起义，从新文化的引进到马克思主义传播，近代湖湘仁人志士总是挺立在中华文化转型发展的时代前沿。近代湖湘文化试图解决的是时代课题，却又继承了古代文化的优秀传统，包括忧国忧民的经世情怀、探求宇宙的原道精神、道德修养的人格魅力、不屈不挠的性格特质，等等。

说到湖湘文化，其代表岳麓书院为人所熟知。书院在中国历经唐宋元明清数个朝代，是非常重要的学术和教育机构，在中国学术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岳麓书院正是中国书院的杰出代表，办学至今已有1039年，仍然是当代国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镇。岳麓书院的大门有一副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它在历史上培养了大量杰出的人才，这句话很好地体现出湖湘人才荟萃的特色。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人才的精神气质中普遍存在着圣贤、豪杰合一的理想追求。而且，这种人格追求绝不仅仅是一种浪漫想象，而是确确实实体现在一批鲜活的湖湘知识群体的精神和实践之中，形成他们独特的节操和风骨。下面我就着重来谈谈湖湘文化中这种圣贤豪杰统一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内涵。

修身与经世兼具的人格理想

作为地域性的学术风尚、精神气质，湖湘文化的理想人格具有自己的特点，就是在推崇圣贤作为理想人格的同时，特别强调“圣贤”是包括“豪杰”在内的，这对湖湘地区的学术思想、学风形成、人才模式均产生很大的影响。

早在南宋时期，在湖湘学派的士大夫群体中，较为普遍地具有将心性修养的圣贤人格追求与事功开拓的豪杰人格追求结合为一体的精神气质。譬如，湖湘学派宗师胡宏说过一段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者，大贤之分也；‘达则兼善天下，穷则兼善万世’者，圣人之分也。”一个人显达后应该用自己的理念去兼善天下，若是不显达，面临穷困，那么可以隐居在山林，种田读书，独善其身就可以了。人们通常认为这样已经是很高的要求，但是胡宏认为还不够，真正的圣人应该“达则兼善天下，穷则兼善万世”，即你在面临穷困的处境时，也不能放弃经世理想，要为了天下担当起责任，要兼善万世。但处于穷困如何兼善万世？胡宏主张通过不断的文化创造和人才培养而兼善万世。湖湘弟子中很多在抗金、抗元的斗争中都能够带兵打仗，应该体现了他们兼善后世的目标。据《宋史》记载，南宋末年时元兵南下，当时长沙守城之战打得非常激烈，岳麓书院的书生都全体出动去参加守城战斗并壮烈牺牲，非常惨烈。这是把圣贤与豪杰的精神落实到现实的人生、社会、政治活动中的典范。胡宏所讲的圣贤人格具有“兼善天下”、“兼善万世”的气概、胸怀和能力，其实是包含着豪杰精神在内的，为圣贤、豪杰的合一奠定了基础。

明确将理想人格类型确定为“圣贤”兼“豪杰”型的是明清之际的大儒王船山（今湖南衡阳人）。明朝灭于清朝，引起了晚明很多学者的深刻反思，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三位清初大儒总结历史教训，认为只讲修身养性的圣贤之学是远远不够的，故而都呼唤豪杰精神，其中尤以王船山突出。他说：“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能兴即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乱世之大权也。”王船山强调圣贤与豪杰的统一，圣贤所代表的是一种对儒家理念的坚定信仰、对儒家道德的身心实践、对儒家文化的传播推广；而豪杰则体现为一种坚勇的气质、经世的能力、开拓的精神等等。这段话鲜明地表达出王船山对于理想人格的两个理念：其一，豪杰是成为圣贤的必要条件，不能成为豪杰者就不是圣贤，所以，一切有志于成为圣贤的君子都要有刚强气质和经世能力。仅仅追求心性修养会变得柔弱，不能开拓事业、不能管理好国家。其二，圣贤比豪杰的人格内涵更加丰富，圣贤除了具有豪杰的能力、气魄与功业等条件外，还有道德人格与文化理想，具有自我完善的价值理性。王船山的思想当时还不为多数人所知，到了清道光年间，经湖南乡贤发掘、普及之后，特别是在曾国藩不断印《船山遗书》之后，他的学说影响才变得很大，特别体现在对近代湖湘文化影响上。

下面我要讲述的人跟这种思想都有紧密的关系。推动中国近代化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魏源（今湖南邵阳人），被认为是唤醒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的学术思想跟王船山不是一个脉络，王承袭宋学脉络，魏从事今文经学。尽管如此，魏源推崇王船山的人格理念，他在代表作《默觚》中提到，“豪杰而不圣贤者有之，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贾生得王佐之用，董生得王佐之体，合之则汉世颜、伊之俦，不善学之则为扬雄、王通之比”。他认为圣贤代表的是“王佐之体”，而豪杰代表的是“王佐之用”，前者是价值理念，后者是现实功用。所以，魏源在追求儒家文化理想的“圣贤之道”或“王道”时，总是强调要与豪杰的事功结合起来。如果说圣贤代表一种理想主义、道德主义精神的话，豪杰则代表一种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的精神。魏源还认为儒家的三代王道理想必须落实到现实社会中间，所以他说：“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晚清时期，很多人大谈“王道”，但是如果王道理想使得国家贫弱、人民贫穷，又怎么称得上是王道？换句话说，首先要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国泰民安，然后才有资格讲“王道”。

在湖湘文化史上，能够使“圣贤—豪杰”型人格成为湖湘士人的普遍追求并成为一个典型的区域文化现象，则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将领的思想与实践。曾国藩非常推崇王船山的思想，并把它作为湘军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立军理念。从曾国藩的书籍、日记和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坚持既把圣贤的道德人格、文化理念作为自己的最高精神追求，又执著于豪杰的事业开拓、卓越能力，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做到一种力所能及的境界。一方面，他所理解和追求的圣贤人格，并不只是那种一味追求正心诚意、静坐内省的人格特质，相反，他特别强调圣贤人格的“周知庶物”与“豪侠之质”，他说：“圣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时措而咸宜。”又说：“豪侠之质，可与入圣人之道者。”这其实是将那些豪杰之士所具的智慧、气质、能力均纳入到圣贤人格中，这样，他所追求的圣贤人格，就具有豪杰的质性。这是曾国藩对王船山理念的进一步思考和深化。另一方面，曾国藩又将圣贤的道德理念、文化追求纳入到豪杰的经世事业、军国大计中去。譬如仁、礼等儒家理念向来是圣贤人格内在追求，但曾国藩将其作为“带勇之法”，他说：“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这样，曾国藩就将圣贤、豪杰融为一体。所以他要求家人、统领要立志做“圣贤豪杰”，他说“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曾国藩对“圣贤—豪杰”型理想人格的追求，使他受到“三不朽”的赞誉，梁启超曾称他为三不朽之完人。当然，世上没有完人，曾国藩也不认为自己是完人，但他在立德、立言、立功三个方面进行了完好的结合。

革新精神与热血才华

湘军将领曾国藩以及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郭嵩焘等人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成就了自己的“圣贤—豪杰”型人格，形成晚清文化史上的一道绚丽风景，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的精神气质影响到后来的一代代湖湘士大夫和知识群体。后来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中，湖南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人才，包括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宋教仁、蔡锷、陈天华、刘揆一、刘道一、禹之谟、杨毓麟等等。辛亥革命的政治领袖之一宋教仁就说过，“凡古昔圣贤之学，英雄豪杰之行事，皆当取法之。”我们可以发现他们都是“圣贤—豪杰”型人格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体现出地域文化传统的深远影响：一方面，他们有很高的文化理想、完善的道德操守，体现出传统人格的修养。晚清以后中国社会正在转型，文化形态也正在发生激烈的变化，一些湖湘仁人志士相应提出“仁通平等”、“自由”、“共和”等新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理想。人人常常会觉得湖南作为一个中部农业省区，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新的理念？其实，谭嗣司、唐才常、宋教仁、黄兴、陈天华等人能够提出这些理念，主要不是源于市民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文化觉醒，而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表达。他们内心追求的是圣贤的理想人格，完全是基于一种救国救民的追求，希望实现天下安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志向，而这些理念则是他们实现圣贤人格的必要条件。例如，谭嗣同认为，“所谓民主者，尤为大公至正，彬彬唐、虞揖让之风。”唐、虞揖让之风就是尧舜圣人之道，他把近代民主思想和唐、虞揖让之风结合起来，认为变法图治是“不忍尽弃圣人之道，思以卫而存之也”。谭嗣同所倡导的科技知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都包括在这种圣人之道中。他本人在维新失败后，也表现出高尚的风骨节操与超越生死的人格理想。

另一方面，这些仁人志士又表现出气质刚劲、卓励敢死、建功立业的豪杰精神，体现出豪杰之士的热血、才华和成就。他们既爱读书、擅诗文，有很高的思想理念与文化理想，但又性格刚毅，能领兵打仗，有很强的经世能力与实干精神。如谭嗣同之后，又有“七尺微躯酬故友”的唐才常发起自立军起义并英勇献身。此外，还有“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蹈海英雄陈天华，总之，在湖湘大地涌现出一批批气质刚强、建功立业的人才，这与湖湘地区的普遍性精神与区域性气质有关。

“圣贤—豪杰”型人格对青年毛泽东影响也很大。从人格成长史或发展心理学的角度看，青少年的人格对其中晚年会产生极大影响。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主要是在湖南度过的，这时是他形成自己的精神气质、文化性格、价值理念非常重要的时期。毫无疑问，湖湘地域的文化传统通过各个不同渠道对青少年的毛泽东产生影响。一方面，曾国藩、胡林翼、黄兴、蔡锷等具有“圣贤—豪杰”的精神气质的乡贤典范，一直是湖南读书人的楷模，青年毛泽东就一直将他们作为自己的人生楷模；另一方面，对青年毛泽东影响最大的精神导师杨昌济是一位深受湖湘文化传统影响的教育家，他继承了王船山、曾国藩等乡贤的人格理想。他不仅在修身课的课堂上反复讲这种“圣贤—豪杰”型人格，还在平日多勉力毛泽东以乡贤曾国藩为榜样。在毛泽东听杨昌济讲课的《讲堂录》中，青年毛泽东写道：“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在这里，毛泽东不仅记录了老师关于王船山对“圣贤—豪杰”型人格的论述，同时，还作了深入思考。从青少年开始，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观念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经历了近代各种思潮的冲击，最后，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时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他在青年时代立下的“圣贤—豪杰”型人格的志向，仍然保留着相当大的影响，成为他精神气质的历史原型与人格理想的精神动力。

总而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构造着我们的过去，并且正在构造着我们的现在和将来。因此，讨论和反思湖湘文化传统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具有建设和发展现代文化的重大现实意义。湖湘文化在艺术审美、伦理人格、知识卓识等方面的优秀传统，能够为当代的中华文明复兴更好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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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丹红    时间: 2015年11月19日 13:54


曾国藩的人格理念及其思想文化意义
作者：朱汉民 吴国荣

http://www.artx.cn/artx/lishi/114520.html

［摘要］曾国藩被认为是“一宗宋儒”，但他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内涵除了坚持宋儒的德性修养之外，还进一步拓展了其“周知庶物”的智性与刚直明强的血性方面。应该肯定，曾国藩的人格理念充分表达了他对丰富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兼容并蓄，也体现出明清以来价值观念变革的时代精神风貌。

［关键词］曾国藩；人格；德性；智性；血性

曾国藩的人格思想固然是他个人的人生目标，体现为他的人生理想。但是，这一人格理念的形成，却是几千年中国思想文化的凝聚与积淀，反映出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及其湖湘地域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也鲜明地体现出曾国藩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表达出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演变的趋势。所以，我们分析曾国藩的人格理想，不仅可以由此追溯他精神世界中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同时亦可以了解曾国藩所处的时代精神及对他心灵深处的影响。确实，曾国藩在学术思想方面向来就是以“一宗宋儒”著称，并且在史书上留下了“阐程朱之精蕴，学茂儒宗”的历史评价，所以，他所推崇的理想人格，首先鲜明地体现出宋儒的思想特征。程朱等宋儒所推动的理学思潮又被称之为“内圣之学”，因为他们总是将理想人格的“圣人”作为学习的榜样、奋斗的目标，即如当时有人概括的那样：“二程之学，以圣人为必可学而至，而己必欲学而至于圣人。”《外书》卷十二，《二程集》第42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程朱等人所向往的理想人格是一种能够实现“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的崇高道德境界的典范，他们称之为“圣贤气象”。要如何才能达到这个崇高的道德境界、成就为理想的圣人？理学家们从儒家经典中阐发了一系列修养心性的工夫，包括居敬、穷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道问学、尊德性等等。尤有特色的是，他们还以这些德性修身功夫作为历代圣人相传的“心法”、“道统”。程朱等人所推崇的圣人及其道统授受系统中的圣贤人物成为曾国藩所景仰的理想人格，“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圣哲画象论》，《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249页.，孔孟之上，另还包括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曾国藩不仅在道统序列上，而且在道德内涵上，完全沿袭了宋儒推崇的人格理想，无论是圣贤还是君子，他们均是那种能够实现诚、敬等各种涵养功夫的人，他说：“果有诚而不自欺，则圣学王道又有他哉？”《复贺长龄》，《曾国藩全集》第21册，《书信（一）》第4页.“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体不外‘敬’、‘恕’二字。”《谕纪泽》，《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收（一）》第407页.在曾国藩的遗著中，可以发现他立志追求的理想人格——圣贤、君子，都是直接继承宋儒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

但是，曾国藩坚守宋儒思想的同时，又对当时盛行的各种学术流派、文化知识均能兼收并蓄。他曾对儿子曾纪泽说：“学问之途，自汉至唐，风气略同；自宋至明，风气略同；国朝又自成一风气；……尔有志读书，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窥数君子之门径。”《谕纪泽》，《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收（一）》第477页.所以，他对宋明以来的各种学术思想及流派包括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明清经世实学、乾嘉汉学乃至道家、佛学、诸子学采取了一种兼容态度。这样，就使得他们推崇的人格理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内涵和特征。他已经将那种由宋儒所倡导的伦理—宗教型的理想人格发展为一种合圣贤和豪杰为一体，兼具德性、智性与血性的理想人格。所以说曾国藩所推崇、追求的理想人格不仅鲜明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多样性、丰富性，同时也具有很强的时代精神特色，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具体而言，曾国藩所推崇的圣贤、圣哲、君子的理想人格，体现出下述的几个重要思想文化特征。

其一，理想人格具有崇高的德性。

曾国藩完全秉承了宋代理学的圣人观念。由于宋儒所倡导的理学又被之为“内圣之学”，理学的根本宗旨就是通过个体修身而成就为道德完人，所以，曾国藩所追求的这种“圣贤”，正是儒家伦理塑造出来的道德完人，充分体现出宋儒的人格理想。他在谈到圣贤的特征时说：

圣人之异于众人者安在乎？耳、目、口、鼻、心、知，百体皆得其职而已矣。《送刘君椒云南归序》，《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194页.

性不虚悬，丽乎吾身而有宰；命非外铄，原乎太极以成名。是故皇降之变，有物斯以有则；圣贤之学，惟危惕以惟微。《顺性命之理论》，《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133页.

无欲而为善，无畏而不为不善者，此圣贤之徒，中有所得而不惑者也。《纪氏嘉言序》，《曾国藩全集》第册，《诗文》第171页.

曾国藩坚持理想人格是一种能够达到崇高道德境界的圣贤。他认为任何人在面临各种人生处境中，均应该像宋儒所讲的那样，通过“正心诚意的德性修养，最终达“民胞物与”的崇高道德境界。这种内圣人格的修身方法和道德境界，是宋儒反复强调、而曾国藩严格恪守的。所以，尽管曾国藩也有十分强烈的立功、立言的追求，但他从来就是将“尊德性”的立德置于最高地位，并以具有崇高德性作为理想人格的根本标志。

圣人为什么具有崇高的德性？曾国藩以为这来之于人生而具有的“性命之理”，每个人均可成就为“圣贤”，因为每个人均可通过道德修养而恢复自己的德性。他说：“学者何？复性而已矣；所以学者何？格物诚意而已矣。格物则剖仁义之差等而缕晰之，诚意则举好恶之当于仁义者而力卒之，兹其所以难也。”《答刘蓉》，《曾国藩全集》第21册，《书集（一）》第21页.在曾国藩看来，无论是格物致知，还是正心诚意，其目的均是为了恢复人性中本有的仁义礼智的“性命之理”。他曾经提出“复性知命”的功夫是普通的“中人”所必须做的，但他又认为正是这种“中人”的功夫完全可以达到理想的圣人境界，他在谈到“圣人”与“中人”二者的关系时说：“此圣人尽性立命之极，亦即中人复性知命之功也夫！”《顺性命之理论》，《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134页.可见，无论是“圣人”还是“中人”，其成就为理想人格的依据均是人先天本有的德性，故而“尽性立命”与“复性知命”均是为了成为圣贤。由此可见，在有关理想人格的德性方面，曾国藩所承传的正是宋儒的“义理之学”，曾国藩坚持将义理之学列入首要的学问，因为“义理之学”就是一门通过正心诚意的道德修身而成就为“圣贤”的学问，曾国藩说：“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为义理之学者，盖将使耳、目、口、体、心思，各敬其职，而五伦各尽其分，又将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憾于伦纪。”《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文集》第14册，《诗文》第442-443页.通过义理之学的学习与实践，正是为了完善自己的人格，恢复本有的德性，最终使自己成为圣贤。

其次，理想人格具有“周知庶物”的智性。

宋儒所推崇的内圣人格主要是一种德性人格，故而他们总是将人格中的德性修养作为根本的目标，向往一种超凡入圣的理想境界，通过所谓居敬、存诚、惩忿、窒欲、存心、养性等各种修身工夫，以存养自己能够成圣的先天德性，最终达到“圣贤气象”、“孔颜乐处”的理想人生境界。当然，宋儒也讲格物致知，特别是朱熹还将道问学、格物致知等认知活动放在成圣的重要步骤，他甚至将智性因素也列为圣贤的条件，提出“非智则无以圣”《答张敬夫》，《朱文公文集》第58卷.，表现出对理想人格的智性因素的特别重视。但是，在朱熹那里，智性并没有独立的意义，它是为德性的认知服务的，余英时在《朱熹哲学体系中的道德与知识》一文说：“他也将‘尊德性’作为首要的根本的目标，所有的‘问学’都必须指向于此。道德不仅仅是居先的，而且赋予知识以意义。”余英时：《朱熹哲学体系中的道德与知识》，《余英时文集》第10卷，第6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曾国藩一方面确实继承了朱熹之学关于道问学、格物致知的思想观念，强调智性是圣人人格中的重要特质。所以，他也从德性完善的意义上讲智性，讲格物穷理，他说：“盖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则当明凡物万殊之等；欲悉万殊之等，则莫若即物而穷理。即物穷理云者，古昔贤圣共由之轨，非朱子一家之创解也。”《书学案小识后》，《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165页.他也认为，穷理的知识追求是为了修身的道德完善。但是，在他的心目中，智性的拓展、知识的追求，不仅是道德附庸，它还具有自己独立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他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致澄弟温弟沅弟香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第35页.无论是个人的修业谋生，还是社会的治国平天下，智性的拓展与知识的追求均有其不依赖德性修养的独立价值。所以，曾国藩心目中的圣人同时也是具有聪明智慧等智性特质的人格，这种理想人格必须具有“智”的重要因素，他说：

圣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时措而咸宜。然不敢纵心以自用，必求权度而挈之。《书学案小识后》，《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165页.

在这段话中，曾国藩强调了圣人之“智”的重要特质，而且，这一智性因素的意义并不完全依赖于德性涵养，它有着自身的特点和内在的精神意义，并且有着独立的社会功利价值。

关于圣贤人格具有的独立精神价值与社会功利价值的智性，曾国藩主要从“知”与“行”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智”是指观察庶物、理解事务的认知能力，这种认知能力的智性既可称之为“智”，又可称之为“明”，它们均可看作是认知外在事物时表现出来的聪明与智慧，从精神价值上看，它确有不同于德性涵养的意义。曾国藩对此解释说：“三达德之道曰智。智即明也。古来豪杰，动称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高明者，比如室中所见有限，登楼则所见远矣，登山则所见更远矣。精明者，比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书赠仲弟六则·明》，《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页.无论是“高明”，还是“精明”，都体现出一种认知方面的智慧与能力，这正是人格的智性特质，它本身就具有独立的精神意义。另一方面，从“行”的方面看，人格的智性还体现为一种驾驭事物、行动得宜的实践能力，曾国藩在谈到圣人的智性特征时，将其表述为“时措而咸宜”、“必求权度而挈之”，这正是智性因素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征。曾国藩往往更为关注、重视圣贤在生活实践、经世活动表现出的智慧与能力，因为这种智慧能力是有志于创建内圣外王之业者必须具备的素质和条件。

其三，理想人格应具有刚强的血性。

这也是关于“圣贤”的理想人格方面曾国藩和宋儒的重大区别之所在。以程朱为代表的宋儒所推崇的人格理想，主要是强调应成为德性涵养的“圣贤”，所以，这种类型的理想人格在实践中往往表现出恭敬、柔靡、内敛、戒慎等人格特质。明清以来由于发生巨大变革与社会转型，儒家士大夫的人格理想也在逐渐发生变化，许多具有开拓精神的士大夫们努力倡导一种具有血性意志、豪迈气慨的豪杰精神，呼唤“天生豪杰，必有所任”《病起与蓟门当事书》，《亭林文集》卷三.的英雄气概。曾国藩所向往的合圣贤与豪杰为一体的人格理想就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与此同时，湖湘地域中盛行一种强悍刚勇的文化性格也对他产生很深的影响。湖湘之地因崇山峻岭、舟车不便，在地质刚劲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一种倔强民性，加之三苗、南蛮的遗传所保留的蛮族之血统，故而湖南地方志描述湘人性格普遍提到“劲直”、“刚烈”、“强悍”、“尚气”的特质。后来人还将这些特质称之为“特别独立之根性”，亦有人称之为“骡子脾气”。曾国藩从小生活在这一地域，亦使得他在人格理想中注入了这种地域性文化性格的独特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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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曾国藩在自己推崇的理想人格中，加入了宋儒从不提倡的刚强、质直的血性内涵。他追求的圣贤人格理想一方面具有宋儒那种戒慎、恭敬的人格特质，另一方面又明显具有刚勇、豪迈的人格特质。他十分推崇明清之际的孙夏峰、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皆秉刚直之性”《陈仲鸾同年父母之七十寿序》，《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213页.的人格精神，曾国藩说：

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致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家书（二）》第837页.

曾国藩强调“自立自强”的刚勇精神，故而他坚持给理想的圣贤人格注入的一种新的内涵和特质。曾国藩坚持理想人格应是圣贤豪杰，他们均应“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如何能够实现这一点？仅靠内省、恭敬的道德涵养显然不够，他认为“倔强”、“明强”、“刚直”、“豪侠”应是成就为“圣贤豪杰”必须具备的人格特质，因为这是成就大事、创建功业者所必具的精神特质，他反复强调说：

天之生贤人也，大抵以刚直葆其本真。《陈仲鸾同年之父母七十寿序》，《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213页.

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家书（二）》第978页.

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家书（二）》第934页.

曾国藩屡屡强调“刚直”、“明强”的人格特质，是因为他坚信这是“圣贤”能够“担当大事”，成就功业的基本素质。所以他提出“豪侠之质，可与入圣人之道者”《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442页.就是认为儒学传统所推崇的“圣人”、“圣贤”应该能够具有开拓事功、创建伟业的阳刚之气，而决不是那种内敛、柔靡的懦弱无刚之人。他甚至一辈子都是“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他坚信“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家书（二）》第1139页.曾国藩的这一系列论述，正是希望给两宋以来盛行的“内圣之学”注入一种新的思想文化要素。

综上所述，曾国藩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圣人”、“圣贤”、“圣哲”、“贤人”、“豪杰”、“君子”，他们身上体现出一系列新的内涵与特质，既有崇高的德性，又具有聪慧的智性，还保持了刚强的血性。这样，曾国藩的理想人格并不因他“一宗宋儒”而仅仅是理学型德性人格，还是一种有着聪明才智的智性人格，一个有着刚强意志的血性人格，从而体现出中华思想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也体现明清以来思想文化的时代性。

曾国藩关于人格理想的新主张，非常鲜明地体现在他所推崇的具体的历史人物身上。曾国藩曾将自己所推崇的理想人格称之为“圣贤”、“圣哲”或者为“君子”，并且将他所推崇的古代历史人物列入到这个重要的“圣贤”、“圣哲”、“君子”的序列中来。咸丰九年，曾国藩撰写了《圣哲画像记》，列举了三十二位能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师法的楷模。这个“圣哲”的系列正好体现出曾国藩在理想人格内涵方面的丰富性与时代性，其中既有以德性人格为思想主导的义理类人物，他们是周敦颐、程颐、张载、朱熹等，又有以智性人格为主导的人物，其中词章类包括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考据类的包括有：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等人。此外，他还对历史上那些有经世之志、创建事功的历史人物表现出特别的尊崇。他将许多“经济类”见长的历史人物也列入“圣哲”之中。他还经常将一部分“立功”的历史人物作为效法的典范，并强调不能抹杀这些值得效法的人物，他说：

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最难，而亦最空，故自周、汉以后，罕见以德传者。立功如萧、曹、房、杜、部、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吾辈所可勉者，但求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遽希千古万难攀跻之人。《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家书（二）》第1159页.

此处，“立功”者萧何等八人均是历史上卓有政治业绩、军功的历史人物。应该说，这一部分历史人物能够成为效法的榜样，主要与他们人性内涵中的智性及血性要素相关。事实上，他们的经邦治国、建功立业既离不开“周知庶物”、“措而咸宜”的智性，也离不开“明强”、“刚强”的血性。

所以，如果我们将曾国藩尊崇的“圣哲”、“圣贤”、“君子”作一分析，就可以发现一个事实，他心目中的圣哲、圣贤已经和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一方面，曾国藩仍然将朱熹所推崇的理想人格代表，即那些能够纳入道统系列中的文王、周公、孔子、孟子以及周、程、张、朱等人物列入最为重要的圣人或“义理”类代表；另一方面，他又将历史上在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政治军事等领域卓有成就的人物统统列为自己应该学习、效法的典范，称他们为“三不朽”的“圣贤”、“圣哲”或“君子”，而这些人恰恰是宋儒朱熹完全不屑于谈论甚至经常指责批评的历史人物。从曾国藩所推崇的这批能够头顶“圣贤”、“圣哲”、“三不朽”桂冠的历史人物名录中，我们发现中国思想文化及其价值取向的包容性，另一方面，也充分展示了这位晚清时期一代大儒和中兴名臣身上所具有的时代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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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丹红    时间: 2015年11月19日 14:15
儒家文化与现代经济的发展
作者：张德苏 （作者系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http://qdsq.qingdao.gov.cn/n1575 ... 14175/20714189.html

提 要：本文通过论述儒家文化与东方诸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之间的关系，印证儒家文化的本质合乎东亚各国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
关键词：儒家文化 东亚各国 经济发展

　　儒家文化能否在现代化进程中再一次绽放她的异彩，抑或儒家文化是不是阻碍中国现代化与民族振兴的负面力量，这个话题在中国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在西方也是长久以来的一个重要课题。由于一直以西方模式为现代化的范本，也以西方经济发展的逻辑来认识现代化的生发机制，所以无论中西方，在20世纪中前期大都对儒家文化持否定态度。

　　五四新文化运动首先把儒家文化看作中华民族积弱的罪魁，“打倒孔家店”、“救治国民性”的呼声一直萦绕不绝；“全盘西化”的思想势头强劲。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把儒家文化看作是封建糟粕给予猛烈批判，以图“破旧立新”，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文化代替传统的儒家文化。

　　在西方，最早论述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并持否定态度的是马克斯·韦伯。韦伯认为现代化就是“理性化”，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由于东方的儒教伦理没能像新教伦理那样体现以理性、有限的手段追求非理性的、无限宗旨的资本主义精神，因而是排斥或阻碍资本主义兴起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的一群学者（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进一步研究儒家伦理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认为儒家伦理从基本上说来与现代化、特别是与被理解为理性化的现代化是格格不入的。他们指出了儒家传统中他们认为与现代化不相容的一些关键价值。首先一条是没有强调个人主义。没有了这种具有高度竞争性的个人主义，他们所熟悉的那种资本形成就不会出现。这种看法的另一面是，儒家学者或者儒学的研究者过于受群体的节制。他们不够独立、过分依赖引导，尤其是政治力量的引导。而且由于常见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政府干预的消极影响，经济领域没有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自由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结果市场结构便不能很好地发挥其职能。

　　事实上，这些西方学者是在用西方式的思维来看东方的社会，走向错误那就是必然的了。20世纪的中国学者在“救亡”的紧迫感中也未能冷静地全面地认识儒家文化的长短。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亚洲四小龙”等亚洲国家现代化的迅猛推进，特别是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深入而取得的成就，以及东亚诸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形成“东亚模式”，于是否定儒家文化对现代化有促进作用的观点便不攻自破了；东西方学者及一些政治人物也由此开始了对儒家文化的新思考。一些韩国学者认为，“同马克斯·韦伯的儒教缺乏发展的推动力的观点相反，恰恰是儒家的价值观念成为今日东亚国家迅猛发展的基础。”“非西方社会工业化的典范能够在东亚社会中找到。”甚至信奉基督教的韩国著名政界人士金大中也承认：“汉文化圈国家（地区）经济发展能取得如此成功，可能同儒教的许多特征有重大关系。”[金大中：《金大中哲学与对话集——建设和平与民主》（中文版序言），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英国工党前议员麦克法库尔在1980年《经济学家》上发表《后儒家的挑战》一文，特别强调儒学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持久性作用，认为儒学是一种增强国家凝聚力的典型意识形态，“正是这种凝聚力才使后儒家国家变得特别可怕”，并断言“如果说西方的个人主义适合于工业化的开拓阶段，那么后儒家集体主义更适合大规模的工业化时代”。

　　本文认为，麦克法库尔的这一认识既切中儒家思想的本质，又合乎东亚各国发展的客观事实。东方诸国的经济腾飞，正是很好的利用了儒家文化中的群体主义因素，整合全社会的力量形成了快速发展。“缺乏个人主义”在东方诸国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中非但没有成为缺陷，反而是一种西方社会所缺乏的凝聚力量。韩国与新加坡的发展历程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1948年，韩国建国，在美国的扶植下，政治上推行美国式的民主。由于种种原因，结果是不仅民主政治未能实现，经济的发展也徘徊不前。贫穷与腐败同在，人民生活极为痛苦。1961年5月，朴正熙发动了军事政变。在答记者问中，朴正熙说：“韩国过去16年，大喊民主口号，却利用人民对政治未臻成熟，励助腐败与混乱滋长，以延长他们政权，掩饰他们的无能和败德”（《韩国政治概况》，剪报资料，台北，卷二第94页）。他认为，韩国农村存在着大量文盲，经济落后，传统文化势力强，工业生产水平低，城市存在大量失业和对社会不满现象，在这种落后状况下推行“民主政治”，只能被腐败的政客所利用，“政治党派通常都表现得极为腐败、堕落、胡作非为”（朴正熙《我们国家的道路》，1988年版第154页）朴正熙要走的道路是牺牲政治发展以追求高速经济增长，走专制发展的道路。朴正熙受李朝末期实学思潮提倡的“经世致用”和“利用厚生”思想影响很深。他有句名言：“除非让人民看到成绩，否则人民是不会合作的。”（尹保云《韩国为什么成功》，北京：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朴正熙时期韩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经济发展计划的高度集中，没有韩国政府强大的干预，韩国的经济奇迹不可能出现（陈晓律、张硕《发展与腐败——韩国模式透析》，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韩国政府在制定和推行社会改革和进行社会生产资源、财富再分配从而塑造有效的经济体制方面，具有较大的专制性，而不受利益集团的制约和干扰。这个局面之所以能够形成并顺利运转，则是和韩国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密切相关。儒学强调的臣对君、民对官、子对父、弟对兄等下对上垂直服从和忠诚的观念根深蒂固，人民养成了服从中央权威的社会心理，这使他们更倾向于有一个好的领导人、好的政府带领民众走向富强，而不是西方式的民主。不少研究韩国的学者都不约而同地看到由于儒家思想影响而表现出来的重视教育、适应集权以及家族意识对韩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参见纪兴《儒学与现代化关系的实际考察——谈韩国儒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命运》，《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3期）。

　　朴正熙政府带来了韩国经济发展的惊人速度。1962年，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只有87美元，到1987年已达到2032美元。1965年至1975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递增19%的惊人速度攀升，工业生产部门的年增长率则达到24%。

　　新加坡的现代化发展也不是西方式的以个人主义为前提的途径，而是以国家的力量来引导、规范人民的思想与行为，从而整合起全国的力量，顺利地实现了经济的腾飞。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多次表达过这样的思想：“我认为，国家的发展更需要纪律，而不是民主。”（罗荣渠等编《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5页）“虽然民主与人权都是可贵的主意，但我们应该明白，真正的目标是好政府。”（《汉代亚太》1996年6期第32页）这句话显示出的就是一种东方思维，或者说是一种儒家思维。“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特别是1959年到1969年那段艰辛的日子，使我深深地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人民都受过儒家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中国孔子基金会编《儒学与21世纪》，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新加坡对纪律和社会规范的强调当然会妨碍民主进程，也会影响人民的自由度，这个局面甚至遭到了国内外众多人士的抗议：“长此下去，新加坡会变成一个僵化的国家。人民好像住在一个外表好看的军营里。”（陈岳、陈翠华《李光耀》，北京：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30页）但是李光耀坚信：“一个国家在进行发展时，所需要的是纪律多于民主。一个政治制度价值的最终考验，在于它是否能协助有关的社会建立良好的环境，以提高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准，并且使人民享有与社会其他人士一致的最高度个人自由。”（《李光耀40年政论选》，北京：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350页）李光耀一个著名的观点是：“有好领袖才会有好政府。”他不认为西方式的民主能适合新加坡，给新加坡带来现代化：“没有好人掌管政府，能不能有好政府？美国自由主义者相信可以，认为政府制度好，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开，外加三方相互制衡，像美国国会和白宫定期争斗，众议院和参议院定期争斗，就会有好政府，哪怕是软弱的人或不太好的人赢得选举和掌管。但亚洲经验使我得出不同的结论：要有好政府，必须有好人管理政府。我40年来观察到的是，甚至当政府制度差，只要有好人掌管，政府就会过得去，会有适当的进展。”李光耀的思想与儒家思想一脉相承，《荀子·君道》：“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

　　这一认识在新加坡领导阶层取得了共识，新加坡贸工部长杨荣文也说：“我们所关注的民主，不应该是个抽象的理想，而应该是个解决生活问题的途径，例如看民主是否能给我们带来好政府，民主是否带来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是否得到照顾，人民出门是否觉得安全。我常常想这个问题，对于那些因贫困而被迫离乡背井的菲律宾女佣，菲律宾式的民主对他们有什么意义？”

　　新加坡的这种带有国家专制性质的政治取资于儒家文化是无疑的，它给新加坡带来的不是守旧落后，而是经济的飞速发展。自1965年至2003年，38年间新加坡经济平均年增长8%，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521美元，成为世界上30个高收入的国家之一。这是从国家层次看儒家文化偏重群体、缺乏个人主义并不象西方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现代化进程的负面因素，相反东亚诸国的现代化的飞速发展中无不闪现着国家控制甚至专制的影子，对纪律的强调高于对民主的强调。我们完全可以说，现代化的实现并非只有西方一种模式，儒家文化同样存在着促进现代化的积极因素，需要我们认真地分析、发掘。
　　从企业的角度看，强调道德自觉的儒家文化也能很好协调劳资间、企业间以及厂家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让企业效率获得极大提高。从微观层次上促进东方现代化的发展。日本的企业管理模式最能说明这一问题。

　　日本企业之父涩泽荣一早在日本现代化的起点——明治时代就提出“算盘加《论语》”的思想。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要通过《论语》来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晓“取之有道”的道理；同时又要让其他人知道“求利”其实并不违背“至圣先师”的古训，尽可以放手追求“阳光下的利益”，而不必以为与道德有愧。他说：“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因此，可以说《论语》与算盘的关系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他认为，“缩小《论语》与算盘间的距离，是今天最紧要的任务。”因为不追求物质的进步和利益，人民、国家和社会都不会富庶，这无疑是种灾难；而致富的根源就是要依据“仁义道德”和“正确的道理”，这样也才能确保其富持续下去。为此，他提出了“士魂商才”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也就会招致自灭。因此，有士魂，还须有商才。”但“只有《论语》才是培养士魂的根基”，因为“所谓商才，本来也是要以道德为根基的。”
　　从1873年辞官经商到1916年退休的43年间，他一直坚持亲自向企业员工讲授《论语》，晚年仍以85岁高龄，受聘于日本财界“二松讲堂”讲授《论语》，并写成《<论语>讲义》、《<论语>与算盘》等书，宣传他的“道德经济合一论”。《〈论语〉与算盘》至今仍是日本企业界的热门书。日本管理思想家伊藤肇指出：“日本企业家只要稍有水准的，无不熟读《论语》，孔子的教诲给他们的激励影响之巨，实例多的不胜枚举。”

　　日本企业不象西方企业那样重视管理制度的制定，试图通过制度来达到劳资双方利益关系的平衡。日本企业重视的是“人”的因素。道德培养是日本企业极为重视的，尤其重视企业对员工的“仁爱”，与员工对企业的“忠诚”这两种道德的养成。许多日本企业尽力从职工的需要出发，在幼儿教育、医疗保健、体育娱乐、职工住宅上等许多方面为职工建立起配套设施，以加强职工的安全感。大多企业都实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进入一个企业就意味着将自己的终身托付给这家企业，不用担心被解雇，不用担心失业。由此职工对企业持有一种令西方人吃惊的忠诚。在许多日本人眼里，“事主不二”是一种职业美德。“跳槽”往往会遭到新企业的鄙视，日本职工的这种与企业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忠诚心理，对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有积极的促进意义。美国学者罗伯尔·基朗在《第三大国日本》一书中指出：在日本，“职工一旦进入某企业，就一直干到退休。要想有所成就，非积累资历不可……在日本是不许从一个公司转到另一个公司的。当求职者婉转说明他脱离了曾经工作若干年的企业时，就会引起怀疑，给人一个很坏的印象，除了地位低，报酬少的企业，是不会采用的。总之雇佣的流动是被严格限制的。在日本并不存在原来意义的劳动市场。因为工人们知道一旦丢掉工作就会陷于苦海之中，所以即使有机会进入大公司，也从不抱此打算，只想在原地埋头工作。”（张旅平《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北京：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

　　在西方社会苦于劳资关系的对立的同时，日本企业不但获得了融洽的劳资关系，而是更进一步能够发掘出职工主动为企业着想的巨大潜力。一位日本企业家曾向美国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制度像是一列每节车厢都有马达的电气火车，而你们的制度像一列由两三台强力机车牵引、车厢本身没有动力的火车。你们叫工人跟着你们干，我们则喜欢人们有自己的动力并一道前进。

　　由此可以看出，儒家思想中缺乏“个人主义”并不是东方社会发展现代经济的不利因素，相反，如果调整好社会发展机制，儒家文化中的这个特征反而会成为东方现代经济发展的重大动力。英国学者R·多尔在题为《东亚各国经济发展和儒教文化》的演说中指出：“义理”和“非个人主义”在履行契约和达到目标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这些均植根于儒教官吏选拔制度。在学校中进行道德教育以及社会重视教育的传统也是儒教文化的特征。”中国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也是在浓重的儒家氛围中进行的，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有许多得利于儒家文化特征的地方。时至今日，我们不应该再纠缠于儒家文化是否有利于现代经济的发展，而是应该致力于如何分析、利用儒家文化的积极因素，如何借鉴韩国、日本、新加坡的发展经验，使我们的祖国获得更快更大的经济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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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丹红    时间: 2015年11月19日 14:18
杜维明：儒商之道

（杜维明先生是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教授、长江商学院人文委员会主席，本文根据杜维明的相关文章及演讲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http://cn.ckgsb.com/Article/Deta ... &ArticleId=1393

在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寻找中国共识无疑是当务之急。社会各界已经悄悄地起了一些变化：官方顺应民意，提出和谐社会的构想，落实执政为民的举措；商界不甘落后，推动企业公民运动的展开，企业经营开始兼顾利益相关者；文化领域国学热方兴未艾，祭孔、读经和温故运动如火如荼，国人开始重新打量中国传统文化。这些变化带给人们积极的昭示，中国共识不再遥不可及。

在寻找中国共识的过程中，企业家是最值得重视的一个群体。企业为国家提供税收，为百姓创造就业，被视为现代社会最重要器官。没有人能够忽视企业家的能量和影响。毫不夸张地说，有什么样的企业家，就有什么样的社会。今天重温杜维明几年前提的“儒商”意味深长，它契合了当下中国社会悄然发生的变化。今天的人们比以往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儒商”不仅是商业领域的呐喊，更关乎中华文明的前途。

杜维明是新儒家第三代领军人物，被赞誉为中华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杜维明开始关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发表《工业东亚与儒家伦理》、《儒家发展与现代化》等诸多著述，探讨儒家伦理与经济伦理之间的关系。他景仰儒家“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襟抱，继而转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的研究，关心“启蒙反思”、“文化中国”“儒学创新”这三个问题。在他提起的诸多新概念中，“儒商”是最重要的关键词，它包涵了杜维明的期望和一个文明的梦想。

伦理化的儒家文化：被忽视的经济发展驱动力

在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东西方学者都认为儒家思想与现代化无法兼容。他们的主要依据是，儒家强调和谐、协作、集体和社会稳定，与西方基于个人主义的经济伦理不符。到了70年代末期，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经济飞跃发展，人们不得不质疑早期的假定。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其间必有另一种伦理在起作用。

杜维明在研究日韩现代化的过程中发现，东亚有可能探索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日韩经济发展过程中，儒家文化发挥了导引和调节的作用。更具体地说，儒家传统重视全才教育，提倡上下同心协力，培养刻苦耐劳的工作伦理，强调为后代造福的习惯，这些文化基因为人们树立了一个东亚企业精神的典范。他清醒地意识到，儒家伦理与经济成功之间没有狭窄的特定的因果关系，但儒家伦理对东亚的新型资本主义做出了贡献。日本著名管理学家伊藤肇认为：“日本实业家能够各据一方,使战败后的日本经济迅速复兴,中国儒商文化的影响力,功应居首,许多学者研究后发现，中国儒商的管理思想的长处往往正是西方商人管理中所欠缺的地方。”

虽然与西方的工作伦理基本一致，但儒家理论与“强调个人权利意识的新教伦理不同”具有截然不同的趋向。儒家理论基本点是对“责任感”的强调：“自我是各种关系的一个中心。它倡导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我们对一个更大的实体的承诺。这个实体可以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公司、我们的集体或者我们的国家。”杜维明认为，一些人怀疑“工业东亚资本主义模式”，从而进一步对亚洲现代性中的传统因素、现代化进程的不同路径等解释模式提出质疑，很难成立，除非我们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现代经济发展模式。

杜维明，认为与“东亚企业精神”有关的“儒家伦理”并不同于“政治化的儒家”。

后者就是国家权力高于社会、政治高于经济、官僚政治高于个人的创造性，对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必须予以否定，才能释放出一个国家的活力，前者是指“儒家个人的伦理”它注重自我约束，超越自我中心，积极参与集体的福利、教育、个人的进步、工作伦理和共同的努力。既然儒家传统包括政治化的儒家精神与伦理化儒家精神，而为东亚济发展提供驱动力的却只有伦理化儒家精神，所谓“儒家资本主义”也应准确表达为“伦理化儒家资本主义”。杜维明不认为“伦理化儒家精神儒家伦理”存在于整个东亚，“甚至也不是儒家独有的”，因为它已经糅合了西方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在儒家传统的影响下，东亚现代性已经呈现出一幅连贯的图景。

“儒商”：不仅是企业家，而且是知识分子

1980年，杜维明的同事、政治学学者麦克·法夸尔(Mac·Farquhar)在《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名为《后儒学的挑战》(The Post Confucian Challenge)的文章。法夸尔认为，在当时的冷战时期，俄国对西方的挑战是军事方面的；中东因掌控石油对西方的挑战是经济上的；而儒教文化圈对西方的挑战则是全面的。这篇短文对杜维明刺激很大，对他刺激更大的是他的朋友朱谦做的一项调查。

1980年代中期，朱谦供职于夏威夷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下属的传播研究所，他做了一项名为“儒家文化在东方各国影响力”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韩国首都首尔（以前叫汉城）最合乎儒家的核心价值，其次是日本，再次是中国香港和台北，最后是中国上海。当时中国的儒家文化让人难以乐观，由衷热爱的杜维明为此痛心疾首。

直到近期大陆兴起“国学热”，他的忧虑都未缓解。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但总的说来我认为还是力量太薄弱，因为我们毕竟是从零开始”，他甚至如孩子般激动：“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就太糟了。太惨了，太惨了！太薄弱！我们必须考虑，怎么才能把民间社会很薄弱的儒家文化资源变厚。”考虑到企业家在大陆被视为英雄，他希望企业家都能够有比较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我希望中国的企业家不仅是企业家，而且是知识分子”，于是重塑“儒商”概念。

历史上儒商概念出现在明清时期，指的是“弃儒就贾”或“商而学儒”的商人，也就是具有儒家文化精神的传统商人。儒商之名始于徽商，被时人称为“儒贾”。徽州大多地处皖南山区，山多地少，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奔走他乡经商谋生，很早就有外出经商的习俗。徽州是儒家大师朱熹的故乡，儒学文化氛围甚为浓厚。明朝中叶，东南城镇商品经济的发展，徽商凭借地缘和血缘关系迅速崛起，经营行业广泛，势力雄厚，当时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徽商把儒家思想与商业活动相结合，以儒家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为指导从事商业活动，称之为“儒商”。

杜维明所说“儒商”是传统儒商概念的升级版。他说：“我认为儒商可以定为企业界的公众知识分子：他不仅是个企业家，他还关心政治，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在发展企业的同时也关心文明的进步。儒商也许在经营上不是效率最高的商人，但他们能成为商业界的领袖人物。”国际儒商学会主席潘亚敦教授的看法也大同小异，他说：“凡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品格高尚，见利思义，对社会有所贡献的成功商人，就可称之为儒商”。“儒商”是对传统的儒商精神的扬弃，代表了具有儒家气质的新型商业文化。现代“儒商精神”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商人自身的人格修养，在人格上“修高明之行”；二是商业经营伦理观念，在经营中“见利思义”。“立人”与“立业”相结合，构成了儒商精神的核心。

很多人困惑，提倡儒商关心更广阔的领域无可厚非，但为什么非要称他们为公众知识分子呢？杜维明认为，知识分子并不是学院派的专利，只要具有社会责任感而后人文精神关怀，都可以被称为公众知识分子。学院有学院里面的公众知识分子，政府有政府里面的公众知识分子，企业有企业里面的公众知识分子。相比学院和政府里面的公众知识分子，企业里面的公众知识分子，在道德上天然地处于劣势，他们特别容易被戴上“奸商”的帽子。称儒商为公众知识分子会唤起他们强烈的道德意识，呼吁他们将自己的能量积极有效地释放在有所去需求的社会领域。

他也谈到他心目中的儒商代表。传统的儒商是子贡，他经商于曹鲁之间，家累千金，随孔子周游列国，为孔子实现其理想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孔子死后，别的弟子守丧三年，他却守墓达六年之久。后人将子贡列为孔子弟子中的十二哲之一，从祀于曲阜孔庙。太史公说：夫使孔子名宣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近代的儒商代表是日本第一银行总裁涩泽荣一，一边从事工商业活动，一边研究《论语》，提出了“士魂商才”的观念，力求把道德与经商结合起来，身体力行，以提高日本实业界的道德水准，使日本成为与西方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经济大国。当代的儒商代表包括印尼的李文正(Mochtar Riady)、美国的王安、台湾的王永庆、香港的李嘉诚、大陆的孙大午等，他们都为人类社会做出了多样贡献。

儒商之道：以义取利，批判市场社会

“儒商”这样的话题引起关注并产生争议，是因为中国商业急需建立自己的价值坐标。期望有所担当的企业家，希望在社会转型中赢得更广泛的认同，并未社会做出更积极的贡献。那么企业家如何实践儒商之道呢？

在诚信普遍缺失的今天，让我们首先来温习儒家的诚信观念。儒家认为，诚信虽然不是绝对的，但必须以义为最高标准。孔子的弟子子有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朱熹对这句话的解释道：“言约信而合其宜，则言可践矣。”这就是说，讲信用要符合义。只有这种符合于义的信约诺言，才能去实践兑现。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这句话同样是在表达“信应该服从于义，义是更高的原则”。诚信本身中性，因为君子可以讲信用，小人同样可以讲信用，只不过小人不是去为社会创造价值，而是去破坏社会已有的价值。所以说诚信并非绝对，根本要看是否符合道义。正所谓“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显然，儒商不能单讲义而不谈利，否则企业家何以谋生呢？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求义和逐利是冲突的事情吗？不少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重义轻利，认为“无商不奸”，此言谬矣。事实上，作为儒家主要经典的《论语》中许多论述，如“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等等，都是主张义利兼顾，用道德原则来约束和规范经济秩序。孔子要求人们“见利思义”，朱熹提醒人们“不以其道得之，谓不当得而得之”，强调的都是义利合一，这也正是我国传统商业伦理的精髓。徽商十分讲求义利之道，注重塑造自身的廉商形象。徽商以“财自道生，利缘义取”，“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也”为信条，在商业活动中力求做到“惟诚待人”，“市不二价”。他们在追求正当的商业利润的时候，决不损人利己、乘人之危。歙县商人吴南坡说：“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徽商程锁在溧水经商，某年丰收谷贱，程锁仍按往年价格收购存储。第二年遇饥荒，物价上涨，但他“出谷市诸下户，价与往年平”。他们“信义服人”，为徽商树立起廉贾的形象。

正如前文所说，儒商不仅是企业家，还必须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大的特征在于对社会的批判。既然儒商被称为公众知识分子，那么他是否也该具备批判精神呢？对此，杜维明认为，儒商应当防止市场经济扩展为市场社会。经济学家帕金斯曾认为如果中国几亿人能够脱贫，而经济发展又是和平的，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从未有过。因此今日中国的崛起被西方视为“没有先例的崛起”，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代价也不容我们忽视。经济发展有时正如《桃花扇》中所说，“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真是变化莫测。只看经济增长本身太片面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是不会全面的。现在中国最大的困境就是，市场机制对社会领域的全面扫荡，社会关系被迅速市场化：市场力量渗透到学校、公共事业，甚至渗透到宗教、家庭、人际关系、婚姻。一个市场力量无处不在的社会被杜维明称之为市场社会，市场社会往往是非常可怕的，比如当下的中国，中国社会的伦理智慧、文化能力、社会制度暂时出了些问题，比如现在泛滥成灾的贪污腐化，相伴而生的贫富不均、城乡差距更是触目惊心。与市场社会相对应的则是公民社会，儒商在建设公民社会的过程中应有所担当。企业家掌握大量社会资源的，理应抵制霸道而蛮横的市场思维跨出边界，在阻止市场机制四处侵袭方面做出积极的行动表率。目前，中国企业家热衷参与企业公民活动的评选，这就说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正在苏醒。


杜维明，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出生于昆明， 1957年入台湾东海大学，师从徐复观，亦受牟宗三思想影响。1961年大学毕业，次年获“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国留学。196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1981年起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并曾担任过该校宗教研究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主任。1988年成为美国人文、艺术及科学院院士。

杜维明早年受徐复观、牟宗三等新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后在美国又系统地研习过西方哲学，自述从1966年起，决心全力从事对新儒家精神作长期的探索，并以此作为自己专业研究工作。他把儒学看成“哲学人类学”、“宗教哲学”，试图从文化认同的意义上说明儒家传统的历史和价值。认为儒家思想的原初形式是环绕着孔子的仁学而展开的，这套思想具有成熟的道德理性、浓厚的人文关切和强烈的入世精神。他将儒教中国与儒家传统的区分，使“儒学复兴”说成为当时文化讨论中的一派显学。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学在中国大陆绝响30年后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与杜维明是分不开的。杜维明教授出版英文著作11部，中文著作16部，发表论文数百篇，如《工业东亚与儒家伦理》、《儒家发展与现代化》、《人性与自我修养》、《今日儒家伦理：新加坡的挑战》、《儒学精神与儒家传统》等；2001和2002年分别荣获第九届国际T‘oegye研究奖和联合国颁发的生态宗教奖等奖项。

现任哈佛大学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文哲所顾问委员会主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成员，联合国推动文明对话杰出人士小组成员，并自1996年出任燕京学社社长至今。因为在“新儒学” 研究上的杰出贡献，杜维明教授被誉为世界级“新儒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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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丹红    时间: 2015年11月19日 14:20
杜维明：目前中国没有儒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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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嘉宾 | 杜维明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

　　中国当代著名学者

　　《中国慈善家》/慈讯网 记者 宋厚亮

　　最近几十年，中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开始自觉地发展儒商文化。儒商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他们不仅是企业界的知识精英，同时也是对世界大势特别自觉，且有公共意识的知识分子

　　儒商是企业界的公共知识分子

　　《中国慈善家》：“儒商”这个词语近年频繁出现，一些有文化的企业家甚至儒雅的企业家，都被称作儒商。作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你认为哪些企业家可以被称作儒商？儒商应该有怎样的内涵？

　　杜维明：只是在最近这几十年，中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才开始自觉地发展儒商文化。用今天的话说，儒商就是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的企业家。他们是企业界的知识精英和公共知识分子，是对世界大势特别自觉，而且有公共意识的一批知识分子。

　　作为商人，儒商不完全唯利是图，他们非常重要的观念是见利思义。义利之辩中，一个很大的错误认识是要义就不要利，这完全错误。义是什么？是利益之和。义所代表的利绝对是大利，不是小利；是代表很多人的利，不是一个人的利。另外，他们获得利，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创造使人能够从事道德实践发展的条件。所以，义比利高，利和义是没有矛盾的。

　　《中国慈善家》：在你看来，儒商是“企业界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须有批判精神。那么，儒商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

　　杜维明：今天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叫intellectual，这个概念是从俄罗斯传统里来的。他们不仅一定要批判政治、批判现实，而且一定要跟既得利益者划清界线，所以他们以批判精神特别是对政治的批判精神为特色。这个观点只是在俄罗斯的传统里有很大的影响力，也深深影响到了中国。但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却都不是这样，政治体系的人也是很了不起的知识分子，比如基辛格、约瑟夫·奈。

　　在中国的传统中，知识分子严格地说就是士，士君子。士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知识分子，是以他是为全体人民的福祉，有为天下的情怀，还是为现实政治的一己之私为标准。所以，不是看他有没有介入政治、有没有参与政府，而是看他的价值取向、他的心态。

　　企业界的公共知识分子，是现代意义的儒商。他当然有批判精神，这种批判不仅仅是政治批判，还有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但并不是说一定要跟政治划清界线，他介入政治事实上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这是中国的老传统。

　　《中国慈善家》：按照你对儒商的定义和标准，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庞大的企业家阶层中，有哪些企业家称得上儒商？

　　杜维明：在中国的企业界，以严格意义上的儒商最高标准来论，我不认为目前中国的任何一个企业家有资格算儒商，儒商的观念在当今中国已荡然无存。目前中国还没有儒商，儒商需要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正走在成为儒商路上的人很多，因为在中国企业界，参与社会、注重文化的人现在越来越多。

　　《中国慈善家》：有没有接近儒商标准的企业家？例如，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他不仅身体力行学习、研究儒学和佛学，还把儒学作为企业文化。

　　杜维明：陈峰、傅成玉、马云[微博]等人，都是长江商学院“中国企业CEO课程”的第一期学员。如果他们再宽广一下，不就是儒商嘛。

　　《中国慈善家》：儒商是否一定要有自我认同？

　　杜维明：对。儒商的一个基本条件是文化自觉，这个文化自觉就是他有参与感。除了直接参与以外，他还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中国慈善家》：子贡被称作儒商的鼻祖，他的哪些行动和思想体现了儒商精神？

　　杜维明：子贡有一句话说孔子，是“夫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性命和天道是最深层的价值，子贡对这个问题特别有兴趣，所以，看子贡和孔子的对话，很多都是谈人的终极关怀，天与人的关系。另外，子贡做生意，是做冒险投资的生意，能获大利，因此他有远见。我相信，儒学很多的发展靠子贡，子贡最忠于孔子。

　　子贡为儒家的发展创造了很多物质条件。他思想敏锐，非常有智慧和远见，追求天人合一，也有非常强的道德关怀。可以说，在孔子的弟子中，子贡最有企业家精神，他的事业比较宽阔，又能够发展各种不同的实业。这个传统，在儒家的文化圈一直发展。

　　儒家的经济理念比较符合我们今天所讲的自由主义的经济理念，它不主张政府专断。法家歧视商人，只注重耕战，儒家却非常重视商人。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因为士农工商的排序，儒家重农轻商。为什么说这是错的呢？儒家认为，任何一个社会，要想成为一个复杂的社会，有三种职业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工人，另外一个是商人，商人通有无。法家则不要商人，只要两种人，农民和军人。

　　《中国慈善家》：在子贡之后的2000多年里，哪些商人可以称作儒商？

　　杜维明：有很多。据研究发现，很自觉地认为自己是商人，同时也具有儒商性格的商人，是从明代开始出现的。明代有一批商人，他们一方面以商人身份赚钱，同时又有一种强烈的士的情怀，有社会责任感，就成为了儒商。

　　晚清民国，张謇是毫无疑问的儒商，此外还有胡雪岩和荣氏家族，很多很多。

　　为社会有序发展发挥大作用

　　《中国慈善家》：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都属于儒家文化圈，不知儒商的传统在那里是否获得了发展？

　　杜维明：现在中国的儒家传统断了，要想找一个能真正代表儒商的人，在整个中国文化地区不太容易。即便找到一个，他也不一定自觉地认为自己是儒商。但这个传统在韩国和日本没有断。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很多有名的华人大企业家，可以算是儒商。

　　日本为什么没有断呢？涩泽荣一是日本实业之父，一生都在做《论语》研究，他说自己一生奉行的一句话就是见利思义。有次我碰到一个日本儒商—三菱的董事长诸桥晋六，他开玩笑似的对我说，他是家里的“黑马”，因为其他家庭成员都在做学术。诸桥家族曾主持编纂了《大汉和字典》，三菱公司也长期支持日本的东洋文库(日本最大的亚洲研究图书馆，日本三大汉学研究重镇之一)，东洋文库的1/3资金来自三菱。资生堂的前负责人福原义春也是儒商，“资生”这两个字就来自《易经》中的“万物资生”。

　　《中国慈善家》：除了这几位大企业家之外，日本的企业家普遍重视儒学吗？

　　杜维明：数量相当大。有个叫冈田武彦的日本人，专门研究王阳明心学。有一次我去日本参加学术会，冈田武彦安排我和他长期培训的一批企业家见面。他每个星期六(14.26, -0.02, -0.14%)早上都和一些企业家讨论“四书”，特别是《大学》。在神户，他安排了400个日本企业家和我见面，其中既有中小企业家，也有大企业家，他们每周都会抽一段时间来讨论儒学。

　　日本还有专门培训儒商的学校，比如明德堂。培训内容既有会计等基本技术知识，也有中国传统书院的教育，教授基本的修身哲学。他们特别重视修身哲学，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伦理。

　　可以说，21世纪的领导者，除了经济资本以外，还必须要有社会资本。因此，除了科技能力以外，应特别注重文化能力；除了智商以外，应注重情商和人力资源；除了物质条件之外，应注重精神价值。如何培养文化能力，如何发扬伦理的智慧，如何开拓精神价值，这都是儒商的文明。

　　《中国慈善家》：刚才你提到日本有专门培养儒商的学校，韩国好像也有？

　　杜维明：对。韩国的几个大公司，现代的老板就是重要的儒商，三星[微博]也是这样。韩国的儒教大学成均馆，完全是三星在资助。文化在企业界和社会上是否起作用，要靠政府、学校、媒体和一般群众的共同努力，不可能是单向的。比如我手上这张1000元韩币(相当于人民币10元)，上面印的人物是李退溪，他是韩国的大儒、韩国的孔子；上面印的建筑则是成均馆，就是太学。成均馆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相比之下，我们中国的历史就断得太厉害了，我们没有集体记忆，没有经过三代还能发挥积极作用的杂志、学校和企业。

　　《中国慈善家》：有观点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在二战后迅速崛起，同时，整个社会的价值和秩序依旧有序，其间，儒商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杜维明：的确。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错误认识，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是脱亚入欧，是把整个儒家传统给丢了，完全向西方学习。事实正好相反。现在日本有很多人做这方面的研究。有一个叫渡边浩的学者，是日本政治学家、思想史家丸山真男的大弟子，他研究之后认为，真正的儒家精神充分发挥积极影响力的时期是在明治。明治时期，日本人提出“和魂洋才”的思想。“和”就是大和，“魂”就是日本的精神，包括儒家理念，“洋才”就是西方的技术。事实证明，“和魂洋才”是成功的。

　　《中国慈善家》：除了日本，在“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儒商在社会秩序的恢复，甚至社会的建设方面，是否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杜维明：起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最开始是日本崛起，然后是“四小龙”。以前分析他们崛起的原因，有一个很大的错误，都是考虑外在的原因，认为可能是美援的关系，但是，受到美援最大的国家菲律宾就没有发展起来。还有人说了其他外在因素。外在因素是很重要，但不关键，关键的是人的问题。假如现在在台湾的几千万人不是中国人，而是菲律宾人，他们是不是仍然可以发挥得那么好，这是很大的问号。

　　大企业家要发展为社会服务的意志

　　《中国慈善家》：中国的现实问题越来越严重，诚信危机、道德崩溃，用孔子的话说就是“礼崩乐坏”。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作为精英的企业家阶层应该担负起怎样的责任？

　　杜维明：儒家有个基本信念，就是越有权、越有势、越有影响力、越掌握资源和信息的人，越应该有责任感。中国没有出现完全以个人主义为导向的经济人的观点，现在经济人的观点很强，多半还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小家庭的利益，其他人可以不管。虽然如此，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资源还是在起作用。第一，我们是一个学习的文明，所以中国的企业家打拼时，不仅向西方学习，也向日本和韩国学习。第二，我们比较宽容，没有狭隘的原教旨主义的倾向，比如说原来有三教，现在可能有五教，有不同的文明多样性的观念。第三，我们是对话的文明，我们喜欢谈天、喜欢对话、喜欢讨论、喜欢协商，因为我们有一个天下的观念，天地万物一体，这是很老的传统。

　　最近我到无锡，看到一幅顾宪成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这一批人根本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甚至不一定考得上进士，在政府也没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他们有家国天下的气派，就是中国丰富的儒家传统资源。

　　《中国慈善家》：但是这个传统已经断了。例如，现在大多数企业家就公开表示，只要把企业做好就可以了，并没有家国天下的气派。

　　杜维明：这个我不担心，什么原因呢？因为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西方的因素已远远超出了自己的传统文化，有的企业家说我把企业做好，就是尽了足够的责任。这一点错误都没有。

　　所谓经济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他们了解自己的利益，在相对自由的市场，在不犯法的前提下扩大自己的利润。他们有自由的观念，有理性的观念，有权利的观念，有法制的观念，也有个人的尊严。从儒家来看，这样一个人，至少比害人害己或损人不利己的人好了很多。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企业家群体有领导的能力，同时还要有很多价值，就是跟儒家的传统深刻关联的那些价值必须开发出来。自由之外必须有正义、公益或平等的观念；理性之外必须有同情或慈悲的观念；法制之外一定要有礼让的观念；权利之外必须有责任的观念；个人尊严之外必须有社会和谐的观念。这就是“仁义礼智信”，它是一个经济人必须有的。

　　所以，如果一个企业家说，自己只要把企业搞好就尽到责任了，以他作为一个经济人的身份，我们不会批评他。但如果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企业家，一举一动都会影响极大的群体，那么，除了把自己的公司管理好以外，他还应该发展服务社会的意志。儒家叫做“推己及人”，他必须向外推，不推的话就失职了。

　　《中国慈善家》：近些年，你担任长江商学院人文委员会主席，接触企业家众多。据你观察，他们对儒商和儒学的态度如何？他们有兴趣和意愿成为儒商吗？

　　杜维明：这个自觉是有的。我觉得一个令人欣慰的发展是，企业界本身有一种追求文化，特别是追求传统文化的意愿，在各个商学院的EMBA教育里比较明显。现在许多大学都有专门的国学培训，对象有很多都是企业界的成功人士。从比较文化学上讲，这个潮流很特殊，其他国家没有。

　　《中国慈善家》：但是这种自觉会不会是功利性的？

　　杜维明：有功利性的一面。现在包括慈善事业，都是为了扩大影响力，扩大声誉。这种心理可以理解。另外他们也确实出现了一种新的想法，就是在成功之外追求意义。成功之后如果不追求意义，就会失落。追求意义的人不一定会成功，比如颜回就一贫如洗，但是他有内在的愉悦。假如你追求意义，而且又做大了，就很容易把你追求意义的这种价值分享出来。越有钱越有势的人，越应该有责任感，他们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当然应该扩大服务的范围。

　　所以，好的大企业家，有四个方面要同时兼顾：第一是个人问题，特别是身心问题，因此很多企业家花大量时间修炼、休闲；第二是社会问题，即个人和社会之间健康互动的问题；第三是自然问题，现在企业家越来越应该注意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比如说不能把我们的家园给毁了；第四是天道的问题，就是人心和天道如何能相辅相成的问题，要有敬畏感，这是我们民族目前碰到的一个很大问题。

　　《中国慈善家》：企业家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力量，他们对复兴儒学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杜维明：对儒学进一步的发展，儒商起的作用会非常大。学术界从事研究可能很专业和深入，但影响不够。在政治方面发展儒学，将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受到很多现实政治的影响，包括意识形态的影响，真正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还是企业界的人。现在中国的企业家有资源，也有国际视野，如果他们有为儒学创造条件的理想，动力就比较大，影响力可能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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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丹红    时间: 2015年11月19日 14:23
现代儒商论
作者：马　涛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经济系)

http://www.pku-rswh.com/theoryNH13.asp

“现代儒商”是近几年来谈论比较热的 一个话题。但何为儒商? 现代儒商的概念应 如何界定? 现代儒商的风范及产生的过程、 发展的趋势如何?现代儒商在现代市场经济 中又具有怎样的地位和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这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现代儒商的界定

何为“儒商”? 儒商的概念应如何界定? 新加坡周颖南先生认为: “‘儒’指文化人。 那么, 文化人从商, 则称儒商。”周先生还 认为,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 许多文化人改 行做生意, 这些文人经商或办工厂, 都可以 称作是“儒商”。①马来西亚的陈春德先生认 为: “所谓儒商, 顾名思义, 是指一个人既 是文人, 又是商人。”②类似的看法还可以举 出许多。这些关于儒商概念界定的看法, 其 核心是认为儒商应是“从文”和“经商”集 于一身的两栖人, 也即是我们所俗称的“从 商的文人”或“从文的商人”。这一界定虽 然也把握住了儒商的某些特征, 如儒商都具 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修养, 经商的同时, 都 不忘关注或从事于社会文化的工作。但笔者 认为它并未把握住儒商的核心本质, 但不妨 把上述界定看作是广义的儒商定义。

还有一种关于儒商的界定, 笔者认为较 前者要深入一步。如潘亚暾先生认为: “所 谓‘儒商’, 不能望文生义地简单理解为 ‘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的商人’。儒商是时代的 产物, 所谓‘儒商’, 首先是品格高尚的胆 识才能、人文言行一致之士(不一定要拥有 高学历或文凭) , 他们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 任, 以义制利见利思义, 乐于为社会作奉献, 是文商结合德才兼备的成功人士。儒商的意 义超出了经济范畴, 他们把社会变革的经济 目标与人们寻求的人文目标合二为一, 把时 代精神与传统文化冶于一炉。”③笔者基本 上同意这一看法, 认为所谓“儒商”, 决不 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人, 而是深受儒家思想的 影响, 具有商业道德和文化素养的商人。

1994 年7 月在海口市召开的首届国际儒商 文研会上对现代“儒商”提出了三条定义: “1、有较高的文化素养; 2、有良好的品德; 3、对社会有贡献。”④这一定义, 我们不妨称 之为是狭义的“儒商”定义。笔者在这里所 要探讨的现代“儒商”, 就是指这种狭义的 “儒商”而言。

儒家传统价值观念的核心是仁义道德, 儒者也就特别强调仁、义、礼、智、信的伦 理观念。如孔子一贯提倡四教, 即文、行、 忠、信。意思是要求每个人要有学识和有好 品行, 对人忠诚有信用。如孔子强调说: “仁者爱人” (《论语·颜渊》) , 这一“仁” 的根本含义也就是一个儒者要能为别人着 想, 尽其所能, 帮助他人。又如: “居处恭, 执事敬, 与人忠。” (《论语·里仁》) 这种 强调以伦理道德为本, 讲究仁义、信誉的精 神, 也就构成了儒者的人格风范。儒商就深 受儒家这一思想的影响, 强调以德为本, 重 义守德, 仁、义、礼、智、信的伦理观念也 就成了他们经营理念的核心。笔者认为作为 一个儒商, 在企业经营管理理念、作风、手 段等方面, 都应具有儒商的风范, 而与那种 “利”字当头的奸商明显有所区别。这种儒 商的风范概括起来讲, 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具有“人本主义”的经营观念。 孔子强调“仁者爱人”, 就是要以人为本。这 种人本主义, 表现在商业经营管理上, 就是 要既遵守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科学规律, 严格使用西方先进的管理方式, 又能坚持传 统儒家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 神, 爱护职工象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 创造 条件尽量满足职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需要, 在企业中产生一种感情上和精神上的凝聚 力, 进而激发出生产上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设法制造一个环境, 让全体员工, 都能感受 到“人”的尊严。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 “人本主义”的经 营管理观念非常重要。一个现代企业运作的 成功, 首先要依靠企业内全体成员的相互信 任、合作。如果在企业全体员工中能够建立 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 这个企业必定是一 个富有效率的现代企业。而建立良好、和谐 的人示际关系, 又必须从尊重他人开始, 凡 事都能够互相信任、合作, 以诚信相待, 不 以自己为中心, 这样才能尊重他人的意见, 集思广益。总之, “人本主义”的观念是现 代儒商所应具备的经营观念。这种以人为中 心的经营观念, 也是现代企业文化的核心, 它是无形的, 却是企业经营的原动力。一个 企业家有了这种经营观念, 不论是公司采取 的行政管理方式或所拟定的员工福利制度, 都能合情合理, 为公司内全体成员所接受。

第二, 崇尚“见利思义”的商业美德。 孔子曰: “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 “见利思义”(《论语·宪 问》)。过去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根植于落后 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道德价值观念, 与今天 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这种看法并不 正确。关键在于要搞清孔子所说的“义”和 “利”所指的是什么。孔子所说的“利”, 指 的是一种属于个人的私利; 而所提倡的 “义”, 指的是一种整体的公利, 即一种大义。 自然“大义”要重, “私利”要轻。这种价 值观念的核心是推崇社会的整体本位, 看重 道义的原则, 主张在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 益发生矛盾冲突时, 要克制个人的私利和物 欲, 更反对那种自私自利、见小利而忘大义、 唯利是图的行为。中华民族崇尚节操、尊重 道义、顾全大局的民族精神, 就是由此发展 而来的。在今天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时代, 它并未过时, 仍具有着十分积极 的意义。 同时还应指出, 孔子主张义重于利, 但 并不一味地排斥个人的利益。他说过: “富 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处 也; 贫与贱, 是人之所恶也, 不以其道却之, 不去也。” (《论语·里仁》)。在孔子看来, 追求私利是人的一种普遍欲望, 是不应否定 的。但一个人在追求私利的同时, 还要考虑 一下他的这一行为是否有损于社会的公利 和道德, 即要“义然后取利”。(《论语·宪 问》) 儒商之所以称之为儒商, 就在于他们 受儒家这一思想的影响, 具有“见利思义”, 不取不义之财的商业道德。所以, 儒商在处 理义利的关系时, 能取之有道。对那种“见 利忘义”的“奸商”行为, 儒商是坚决摈弃 的。他们认识到, 只有“见利思义”, 以道 义对待顾客, 才能最终赢得顾客的信任而成 为增广财源的最佳保证。

第三, 建立服务社会的人生观。成德建 业, 服务社会, 乃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目标。 “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 其次有立言”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是儒者的基本信 念。儒者认为, 成德和立业是联系在一起的, 二者都十分重要, 所以孔子强调要“修己以 安百姓。”(《论语·宪问》)《大学》强调儒 者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结合 到儒商而言, 就是要建立一种以服务社会为 目标的人生观。儒商在创办企业和经营企业 的过程中, 要明确创办企业和经营企业的目 的, 不是唯利是图, 真诚地为社会人群服务。 盈利之后, 不忘回报社会。同时在员工中, 也不忘提醒、确立企业员工的社会责任感。

第四, 加强和提升文化的涵养。现代儒 商应具备相当程度的文化涵养。儒者, 古代 的读书人之谓也。现代儒商也应具有相当程 度的文化涵养, 熟悉中国几千年的优秀传统 文化, 具有温文儒雅的风度, 在他们的身上 能体现出一种深厚的人文气息。 据马来西亚的郭仁德先生研究, 马来西 亚的儒商就深受数千年来儒家文化的影响。 他们在思想意识上存在着古哲的一些看法, 如视生活如“逆水行舟”, 认为生活的过程 就是不断的奋斗, 永恒的努力; 除此之外, 他们的生活态度, 那就是“忠孝仁爱”、“义 勇”; 他们也觉得事业的成功, 必须具有勤 奋的努力, 百折不挠的精神, 要有决心和毅 力, 坚信“有志者事必成”; 此外, 生活方 式节俭、朴素、避免浪费, 为人守信用。总 之, 在马来西亚华族经商的行为方式与生活 态度中, 儒家思想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总之, 儒商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熏陶,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既追求高效率又追求 合理性, 讲道德, 尊法规, 从而塑立起了良 好的商业道德形象。他们学贯中西, 勇于探 索和实践, 努力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注 重企业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建设, 提高企业职 工的素质, 发扬见利思义的美德, 从而使得 儒商精神更加光大。

现代儒商的形成与发展趋势

现代儒商首先兴起于东南亚的华人地 区。在南洋华侨华人的身上, 儒和商何以会 结合在一起? 这有着历史的原因。 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和半 殖民地的社会。中国日益衰弱, 帝国主义的 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国人沦落到 了任人宰割的地步。中国人在世界上被讥为 “东亚病夫”, 被西方人视为是劣等民族。在 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之下, 神州大地满目疮 痍, 哀鸿遍地, 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 有许多人为求生存冒险去闯 南洋, 有的则是被当作“猪崽”贩卖到南洋 去做苦工。这些华人离乡背景, 经过几代人 的努力和牺牲, 在新的土地上筚路蓝缕, 开 拓创业。许多人在本世纪二战后由以前的 “猪崽”变为“富豪”, 成了大商人或企业家。 他们发家不忘祖国, 一方面继承了民族传统 的儒家文化, 同时又吸纳西方文化的精华, 取长补短, 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 形成了自 己独特的以仁统法, 纳法于仁, 讲信用, 重 道义, 在商不唯商, 求利不唯利, 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的经营理念和原则。这也就是“儒 商”的经营原则。

就现代儒商在南洋最初形成的历史过 程来看, 主要由以下几部分形成:

1. 华工。19 世纪中期鸦片战争后, 清 朝的门户被帝国主义的炮舰打开, 西方殖民 主义国家为了解决本国劳动力的不足, 开始 从中国沿海地区招募大批“契约华工”, 分 送回国从事奴役性的劳动。契约期满而仍然 幸存者, 多数被遣送回国, 一部分则留在当 地开设小杂货铺、务农或当工匠, 后来有些 人比较走运, 发了财, 成为富商。这些出身 的华商深受祖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所以发财 后十分重视子孙后代的教育, 特别希望他们 能够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 永不忘本, 并光 宗耀祖。这批人就形成了新的儒商。

2. 华侨或移民。在华侨之中, 有相当 一部分是商人。20 世纪初, 中国的改良主义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 和革命派(以 孙中山为代表) 在海外广泛展开活动的结 果, 使得华侨的民族意识大为增强, 华侨社 团剧增, 华文教育迅速发展, 造就了一支颇 为庞大的受过华文教育的华侨知识分子。这 批华人中有许多是富有的商人或企业家, 他 们也构成了现代儒商的一个来源。

3. 华裔和再移民。随着世界各地华人 的普遍土生化, 华裔(即土生华人, 包括众 多的混血华人) 在华人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 大, 逐渐构成了华人人口的大多数。随着时 间的推移, 不少华裔在文化上同祖籍国的联 系逐渐淡薄。为了保持新一代华裔与祖籍国 的联系, 台湾当局不遗余力地通过赞助华文 学校、举办华文函授班和“空中书院” (电 视台、广播电台特别节目) 等方式, 以加强 他们与祖国文化的联系。中国政府则采取吸 引他们来大陆学习汉语、举办夏令营、提供 华文教科书、在个别地方派遣华语教师以加 强华文学校的师资力量等方法来加强他们 同祖国文化的联系。老一辈的华侨、华人也 为了防止自己的子孙“数祖忘典”、淡簿与 祖国文化的联系, 因而也千方百计地维持华 文学校, 创办各种奖助学金, 鼓励华裔子女 学习华文。这批人中有的从事商业和企业经 营, 也构成了现代儒商的一个来源。

随着中国大地经济改革的开放, 儒商精 神也开始从海外回流, 影响到了内地的商人 和企业家。大陆地区的儒商群体也已开始崛 起。这说明大陆地区的商人在市场经济的大 潮中, 已在不断地认识自我。随着对祖国传 统文化的重视和弘扬, 儒家文化重道德和信 用的精神也在逐渐被大陆商人、企业家所认 同, 大陆儒商群体在逐步崛起。据统计资料 显示, 目前大陆的许多国营、合资和私人企 业家大多都十分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 认识 到了价值观念在企业发展和经济建设中的 作用。他们赢利之余, 捐资文教公益事业的 事有很多。他们从经商的实践中, 已深深地 认识到, 要振兴经济, 离不开文化, 离不开 知识。随着大陆经济的迅速发展, 大陆儒商 也会不断地壮大。这样, 儒商作为一种社会 现象和文化现象, 从先盛行于海外南洋、东 亚日本和“四小龙”, 到向中国大陆发展, 再 由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辐射。相信还会走 向西方, 走向世界。因为儒商的经营理念, 代表了人类商业文化发展的未来方向。 为什么这样讲?这可以从现代企业经营 的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来加以认识。现代企 业经营管理理论的发展, 大体上可以划分为 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 世纪末到20 世纪 初形成的“古典管理理论”, 其特点是重视 工作定额, 把工人使用的工具和作业环境等 标准化, 强调计件工资的作用;

第二阶段, 是从本世纪20 年代开始的“行为科学”理 论, 它注重对工人生产中行为的研究, 以便 调节企业文化中的人际关系;

第三阶段, 是 二战后出现的西方管理理论的一些学派, 如 决策理论学派等;

第四阶段, 是从本世纪80 年代后兴起的, 即企业文化理论, 它是现代 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也是市场经济中 激烈竞争的产物, 它体现了现代经济与文化 融合发展的趋势与客观要求。在现代市场经 济中, 企业的“文化力”, 就是企业前进的 导向力、发展的推动力、内部的凝聚力、精 神的鼓舞力。这种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 有 各种各样的说法, 但以下几点则是共同的, 即: 企业的价值观念、企业精神、经营之道、 经营境界和广大职工认同的道德规范和行 为准则。儒商的价值观念, 是最合乎这一发 展趋势的。

儒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现代儒商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所发 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和明显, 因而也更加受 到世人的注目。

首先, 儒商的经营理念有补于西方价值 观念影响下的西方企业家经营理念的不足。 西方企业家的精神特质可以作如下的概括:

第一, 以个人主义为其精神的内核。个 人主义是西方文化的核心。早在古希腊时 期, 西方文化就强调个人的平等、自由, 社 会对人的个性的承认和尊重精神。这种以个 人为核心的西方文化,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 期, 渗透到经济和企业经营领域, 对西方企 业家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造成了西方企 业家在经营中有着十分鲜明的个性、强烈的 自信心和权力控制欲望。他们“冷酷无情”、 “野心勃勃”, 个人大权在握, 就能作出影响 深远、涉及面广泛的决策。像机器一样的组 织则会不折不扣地、绝对地实施这些决策。 个人因此获得超乎想象的财富和成功。

第二, 富有开拓、创新和冒险精神。古 希望腊人的航海贸易, 孕育了西方人开拓、 冒险的精神, 美国人长达三个世纪的“西部 开发”运动, 又使这种冒险精神深入地根植 到美国人的精神品质之中。西方文化中的这 种开拓创新精神, 在西方企业家身上得到了 非常鲜明的体现, 他们不安于现状, 着眼于 未来, 对未知领域和未来世界充满着神奇和 向往, 并且有强烈的开拓和征服欲望。

第三, 强调经营中的科学和理性精神。 制度是西方企业的精髓, 也是西方企业家在 精神上首要的价值取向。不论做什么, 一定 要先建立好制度及标准化的作业流程, 一旦 有问题, 先考虑的是制度问题, 然后再考虑 人文因素。这种源于泰勒的科学管理模式, 虽然已经不很适应于今天的经济——文化 环境, 但仍有许多企业家奉为圭臬。这种精 神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善于把所 有的业务数据化, 并依据大量数据化的材料 做定量分析和决策; 2. 任何事情都要严格 控制, 视员工为生产要素的一环; 3. 崇尚 经济手段的管理作用, 淘汰不理想的员工, 认为只要加薪, 生产效率就会提高。 西方企业家的这种以技术——经济为 单面指向的精神, 是在个人主义的文化传 统、崇尚科学与理性精神的环境中孕育而成 的。毫无疑问, 它极大地推动了自18 世纪 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的提高、经济的 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然而, 西方企业家的这 种精神, 是在当时人类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 普遍匮乏、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征服能力还 未受到限制的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在这种特 定的科技——经济——人文的社会环境中, 西方企业家精神, 如鱼得水, 淋漓尽致地发 挥了它所具有的价值和作用。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革和这些特定的社 会前提的消失, 以技术与经济为单面指向的 西方企业家精神, 容易因造成人类发展目标 的偏离(即误以为人类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在 于物质的富饶和科技的发展) 而使人类生活 出现许多的问题, 例如工业心理疾病、生活 节奏的加快、人际关系的表面化、能源的枯 竭、生态平衡的破坏等等, 以致一些西方的 有识之士如马科斯·韦伯、汤因比、弗洛姆 等人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精神价值已陷入 了空前的危险的泥沼, 如不重建人类的人文 精神和道德规范, 人类将无法避免因片面追 求技术和经济发展而引起的无妄灾难。同时 他们也在抨击因不断发展的“过分自由主 义”、公民道德败坏、不讲价值观、公平交 易意识不断削弱等不正之风。他们认为这种 个人主义文化最后必将自己毁灭自己。而儒 商的崛起, 东方文化和现代企业精神的有机 结合, 则有利于纠正上述在西方价值观念的 影响下所形成的诸多弊端, 同时又为现代全 新企业家精神的孕育和形成, 开辟了一个新 的发展方向和境界。

笔者认为, 儒家思想孕育下的儒商经营 理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有助于现代经营理 念的形成: 第一, 儒家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精 神, 有益于现代企业家树立正确的经营意 识, 减少对资源的滥发, 从而有助于解决西 方社会因科技发展而带来大量的社会—— 经济——生态环境的问题, 有利于环境的保 护。儒家认为, 作为一个人, 除了必须和家 人、邻居、周围的人群以及民族、国家相联 系外, 还应将其道德实践行为延伸至人类世 界之外, 与自然界建立某种联系。因为人是 自然的一部分, 故人和自然应该和谐相处。 儒家的一个基本命题就是“泛爱众生”。如 孔子热爱自然, 热爱生命, 痛恨那种竭泽而 渔、覆巢毁卵的残暴行为。他说过: “刳胎 杀夭, 则麒麟不至郊; 竭泽而渔, 则蛟龙不 合阴阳; 覆巢毁卵, 则凤凰不翔。”(《史记 ·孔子世家》) 又云: “伐一木, 杀一兽, 不 以其时, 非孝也。”(同上) 把滥伐林木、任 意狩猎视为不道德的行为。孟子也强调说, “斧斤以时入山林, 材木不可胜用也。” (《孟子·梁惠王上》) 换言之, 孔孟把道德 关怀扩张到人之外的各种非人的生物身上, 力图维护生物的生存权力, 把对待生物的态 度视为道德问题, 强调的都是仁者民胞物 与、万物一体的爱心。一个现代企业家, 也 应该具备这种精神, 这样才会有广阔的胸 襟。确认企业经营的目的是为了整个社会战 胜贫穷, 创造财富, 使人类生活的更加美好, 同时又能保护好人类与万物的生存环境, 使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儒家的这一“天人合 一”的精神, 能够纠正西方文化熏陶下的西 方企业家所认为的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是征 服与被征服的关系的认识误区, 而有助于减 少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能源枯竭、环境污染等 问题, 因而富有时代的意义。

第二, 儒商所倡导的情、礼、法相融相 生的精神, 应成为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理 念, 它有补于西方将人物化管理的弊端。现 代企业的一切经营管理, 务求以“法”为基 础, 做到任何事情有章可依, 有章可循, 有 法可依, 严格执行规章制度, 在此基础上, 向上升进, 摄法于理, 以理定法, 使“法” 合情合理, 最后, 纳法于仁, 以仁统师法理。 因为无论是法是理, 都是为人所定立、为人 所执行、为人所控制的。所以, 无论如何强 调法制, 最终还需要人的分析和判断。据此, 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 企业家要以“修身” 为本, 严格要求自己, 以法为基础, 以仁为 统师, 培养情、礼、法相融生的精神, 使商 业企业的经营既有严格的制度、法规保证, 又使企业员工在这种情、礼、法相融生的氛 围中得到良好的精神价值关怀和心理满足。 随着西方企业一味推行物化经营管理 而带来的弊端(如庞大的官僚机构, 人际关 系的疏离与对抗, 繁琐的规章制度等) , 西 方学者也越来越认识到儒家所倡导的情、 礼、法相融相生精神的重要。美国管理学家 德鲁克指出:“管理越能利用社会的传统、价 值与信念, 则管理的成就越大。”麦格雷戈 则提出了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的“Y 理论”, 即以性善论为出发点, 从“不忍人之心”推 出“不忍人之政”, 强调发挥个人内在具有 的善性, 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性, “促使 人们自我实现”。无论是在港、澳、台地区, 还是在中国大陆, 凡是成功的儒商都比较注 重情、礼、法相融相生的“人情味经营”。他 们根据儒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的原则, 把家庭中的骨肉之情 推广于企业内的所有职工, 使企业员工之间 亲如兄弟, 充满人间真情与至爱。这种强调 亲亲之情, 实行情感经营, 使企业内充满至 爱, 职工也就会无限忠于企业, 乐于献出自 己的青春与智慧, 形成真正的企业共同命运 体。这样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必会无往而不 胜。

第三, 儒商的讲信用、重道义的经营精 神, 也有助于现代企业经营理念的形成。 先看讲信用。儒家重“诚”、“守“信”, 以“诚”为“实”。要求人们在相互交往中, 待人以“诚”, 不欺诈, 不虚伪。中华民族 是重“信”的民族, 《诗经》中对“信”已 有涉及: 信誓旦旦, 不思其反。”(《卫风· 氓》) 孔子对信更作了深入和全面的阐述: “与朋友交, 言而有信” (《论语·学而》) ; “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孔子毕生 致力于“信”的传授, “信”贯穿着孔子的 整个思想体系, 他推崇的四教:“文、行、忠、 信”, 构成了儒商的基本经营理念。现代儒 商充分认识到, 诚实信用是人际交往的法 则, 也是文明经商的要求。“诚招天下客, 誉 从信中来”, 这是我国经商的古训, 也是市 场经济中契约经济的要求, 诚实信用就是要 言而有信。商业活动涉及各方面的切实利 益, 不讲信用, 就是一个严重的商誉问题。 契约、合同规定了双方当事人的权力与义 务, 要恪守而不能违背。商人的诚信, 就是 要“去伪除诈”。诚实是儒家所提倡的最基 本的道德规范, 也是大多数商人总结的成功 之道。反观今天的市场经济中, 获得成功的 “名牌”、“信誉”、“回头客”, 没有一个不是 依靠“诚信”而获得成功的。因此, 现代儒 商都普遍认识到, 恪守信义的古训, 在今日 并为过时。在商言商无可厚非, 但一味奸 诈、行骗, 在商界是绝对混不下去的。因此, 信义对个人和企业都是十分重要的。纵观现 代儒商经营成功的秘密中, 都有一条共同的 东西, 即信奉儒学讲信义的精髓。许多儒商 在谈到自己成功的经营之道时, 也都要追溯 到儒家的诚信原则。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杨 钊先生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一位儒商, 他 在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时, 提出四个字, 即 “信、解、行、证”, 把“诚信”看作企业成 功的秘诀之一。《经济日报》1995 年有一则 关于深圳三九贸易公司以诚实取信外商而 兴业的事例, 也很能说明问题。法国塞利保 集团在一次项目合作中, 少收深圳三九贸易 公司七万法郎的贷款, 中方发现后, 迅速将 此事通知了法方。法方深受感动, 以实际行 动回报中方, 为三九贸易公司追加了两个优 惠条件: 今后供货一律不收定金, 并可在货 到之后半年左右付款; 向法国政府申请买方 信贷213 亿法郎, 提供给中方共建中法合资 分厂。

其次看重道义, 这也是儒商商业经营中 的一个要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的经济, 但仅靠法制是不够的。在徒法不足以自行 时, 必须靠道德良心的主体来加以制约。因 此, 在市场经济中, 伦理道德的作用也就非 常重要。从这个角度上讲, 市场经济又是道 德的经济。儒商的义利观强调以义取利, 实 际上也就是义利并举。所谓“礼以行义, 义 而生利, 利以平民, 政之大节”, 就是将礼、 义、利三者统一起来。商业应是互利的行为, 利己与利他相统一, 市场竞争应合乎道德的 规范。其利之所得, 应是阳光下的利润。日 本企业家吉田忠雄先生初创公司时只有三 名员工, 而现在已发展到活跃于五大洲、年 销售量为25 亿美元的国际知名企业。吉田 公司成功的秘诀, 就是他们提出的在利润分 配上的“三分法”。吉田忠雄说: “我一贯主 张办企业必须赚钱, 多多益善。但是利润不 可独吞。我们将利润分成三部分: 1?3 是把 质量较好的产品以低廉的价格交给消费者 大众, 1?3 交给销售我们公司产品的经销商 及代理商, 1?3 用在自己的工厂。”他相信只 有坚持把利益施于人, 才能将利益回归自 己: “不为别人的利益着想, 就不会有自己 的繁荣。”善之利就是这样不断地在消费者、 代理商和企业之间进行循环, 并在这种良性 循环中使大家得到实惠。这一经营思想, 即 是儒商“重道义”经营思想的最好体现。 第四, 儒商所强调的忠于国家、服务社 会的精神, 也应成为现代企业家经营的最终 目标。西方企业家在经营中, 把以利润为核 心作为企业经营的最终目标。尽管目前有不 少西方企业家也重视经营中的伦理道德, 注 重员工的价值关怀和消费者的利益保护等, 但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获取更大利润 而已。而儒商的基本精神, 则是从纯企业经 营的思维定势中跳出来, 把自觉地服务于社 会作为企业经营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 热心 致力于“公益化的经营”, 并且在“公益化 的经营”中为企业又赢得更多的经济效益。 对于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儒商来说, 企业 赚钱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虽然儒商也 追求经营中的利润, 以利润为其企业的安身 立命之根本, 但利润不是儒商经营的唯一目 标和最终目标。如陈家庚先生就是一位现代 儒商的典型。他生于福建同安县集美社, 后 南渡星州, 随父经商, 在本世纪20 年代成 为南洋著名的华侨实业家。他生前曾宣布: “本人生意即产业逐年所得之利, 除花红以 外, 或留一部分添入资本, 其余所剩之额, 虽至数百万元, 亦以尽数寄归祖国, 以充教 育费用。”这种倾其所有以回报社会、“教育 救国”的精神, 就是现代儒商经商成功不忘 回报社会人生观的集中体现, 也典型地体现 了儒商的精神境界。同时这一精神也有助于 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和热爱, 增强了企业 的自信心和凝聚力, 形成了强大的精神动 力, 促使了企业的蓬勃发展。 第五, 儒商所强调的礼让互尊也有助于 现代企业精神的形成。礼让互尊是人际关系 的基本要求, 也是处理好商商关系和商群关 系的根本要求。商业人员在日常业务工作中 的一买一卖, 一迎一送, 一言一语, 一举一 动, 都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 神生活以及社会的风气。礼让互尊不是一个 抽象的概念, 它是通过人的思想、语言、态 度、行为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在商业行为中 的具体表现就是主动、热情、耐心、周到。 儒家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就是强调人之相 处应以礼为准则。孔子说过: “君子不失足 于人, 不失色于人, 不失口于人。”(《礼记 ·檀弓》) 这是儒家文化中对礼的基本要求。 此处所说的三个“不失”, “足”是指行为, “色”是指态度, “口”是指语言。其意思是 说, 待人接物处事, 在行为、态度和语言上 不能失礼。商业、服务业在人际交往中属于 “高接触”行业, 在言谈、举止、态度上, 都 应做到不失礼, 这就是儒商的风度。在现代 高科技竞争的形势下, 强调礼让互尊尤为重 要。有的经济学家就曾指出: “现代经济是 高科技与高感情并行发展的”, 是“无情的 商业竞争与有情的商业服务的统一”。如在 日本, 高科技十分发达, 但也特别重视情感 的投入。据说日本的女服务员每年要向顾客 鞠躬多达65 万人次, 尽管其中包含着有促 销和讨好顾客的动机, 但也体现了人际之间 的亲情与礼貌关系。 在当代中国研究儒商、提倡儒商精神, 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都有 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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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丹红    时间: 2015年11月19日 14:26
袁伟时：二十一世纪儒商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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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听到很多提倡儒学、国学言论，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有。我想，假如不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乃至四百年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很难对这些问题作出恰当的判断。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充分的历史知识，同时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虽然自知所知无多，还是感到有责任说几句话。
　　我今天想说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儒学？

　　儒商应该如何界定？为此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儒家或儒学。

　　古代的字典《说文》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1934年胡适撰写的《说儒》提出好些值得我们重视的观点：具体说来，儒是殷民族的教士，殷商亡国后为周所用，提高了周民族的文化水平。而孔子本身就是古代中国有卓越贡献的大儒。他对儒学的内容则有两大贡献：“(1)把殷商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仁以为己任’的儒；(2)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 由此可见，儒家是不断变动的，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可是，并不是所有儒者，都能真正传承孔子思想的精华。孔子生前就有“女(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的告诫。孔子不幸言中，古往今来，固然不乏足为楷模的“君子儒”，而欺世盗名牟利、言行不一，乃至“满嘴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小人儒”、假道学更是屡见不鲜。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它在历史上的作用非常巨大，不但熔铸了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汉民族，影响所及，还推动了东亚文明的发展。不过，它的内容非常庞杂，精华和糟粕并陈，而且从来没有统一的儒学。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20世纪的好些著名的学者，往往把它同中国传统文化相提并论，并且作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概括。

　　“天人合一”这是最为流行的定义。有人说它的内涵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因而把它说成是可以挽救西方文化阙失的灵丹妙药。可是，从古至今，中国并没有保住美好的环境。不但今日中国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历史上对环境的破坏也是无法掩盖的事实。黄河流域原来森林茂密，现在举目皆是黄土，黄河流的是沙浆。西汉公羊学大儒董仲舒力倡“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思想，他的本意是天人感应。首先肯定尊卑贵贱皆由天定，要服服帖帖，不能违反。其次则说天灾或变异是天的谴责，要人主赶快回归儒家的仁义道德。其中并没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思。时贤看到西方流行环保了，牵强附会，把新的思想强加给他，这犯了研究古代文献的大忌：“添字解经”。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特征是“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当然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精华。但是，这些不是中国古代思想最本质的东西，也不是古代中国特有的东西。古希腊哲人就说过：“人的生活，无不需要和谐与节律”。 我国伦理学的元老，现年92岁的周辅成教授40多年前便撰文指出：经过梭伦改革后的雅典，社会生活就是力求以中庸与和谐为中心的。1996年在维也纳发表的《寻求全球伦理标准》的宣言也指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条规则是每一个伟大的宗教传统的组成部分。” 我们拒绝妄自菲薄，更不能盲目自大。

　　我比较赞赏的定义是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他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三纲大家知道，六纪是什么呢？我们说“六亲不认”，即是跟你关系的亲疏不一样，有几个亲等。《白虎通》规定：“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 中国文化与众不同之处就是按照亲疏不同，决定是非乃至刑罚。这在中国传统的法典，从《唐律》到《大清律例》毫无例外。美国著名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说过：“法律是最结构化的和最外显的社会制度。” 儒学已经具化在历代律例中，具化在民间的族规、乡约中。换句话说，它已转化为中国古代社会制度。

　　我们说儒学或者中国传统文化，我认为这是最经典的定义。陈寅恪先生说的是儒学或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当然不是全部。比如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医药、丰富的典籍和诸子百家的著作，古代的建筑，如此等等，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第二个要回答的问题是：儒学或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是不是必然衰亡？

　　儒学是宗法式的自然经济时代的产物。它与自然经济交相为用，成为古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支配性的学术。但是列强入侵以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化，社会情况变化了，这样的地位就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于是，我们要面对好些理论和实践问题。

　　首先是传统还要不要？在西方流行的理论叫做没有传统就没有现代化。这些论者认为，中国或者东方很多后发展国家为什么现代化过程那么坎坷，就是反对传统，否定传统，所以不能实现现代化。但是，回过头来，你看两百年的中国历史，中国近代的爱国志士，几乎无不认识到要救国就要学习西方，但知识阶层的多数却是拒绝学习西方的。是传统压倒了改革的呼声，才使中国沉沦。这不是矛盾吗？问题的困惑来自哪里？来自没有分清文化的具体层面。

　　文化应该分为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在制度文化层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假如不彻底改造，中国社会转型是没有可能的。这个传统的衰亡是无法避免的。

　　社会文化的另一方面是非制度性的文化。在这个领域，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是完全不同的，或者有很大差别的。我们提倡多元文化，指的是非制度性的文化。文化传统有大传统、小传统，大传统就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化，小传统主要是那些民俗。在非制度领域，它的正常状态应该是自由发展、自然更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自由度扩大，各国的非制度文化必然争奇斗艳，高度繁荣。

　　总之，必须认清这个要点，讲文化，你是讲制度文化还是非制度文化？假如讲制度文化，就要跟中国传统告别。讲非制度文化，这属于私人选择的范围，他人和公权力是不应干预的。比如安身立命的理念，我喜欢道家，他信仰佛家，你喜欢儒家，有人则喜欢基督教文化，有人既过西方情人节，又过传统的元宵节，有何不可？

　　第三个问题是：时至21世纪，怎样才是真正的儒商？

　　弄清楚以上情况，才能对怎样才是21世纪的儒商有明确的界定。

　　不同时代的儒商应该有不同的风范。儒是儒雅，是有文化教养，不固陋、卑鄙。儒商，就是有文化教养，努力吸纳全世界优秀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商人。在前现代的中国，眼界狭窄，懂得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就可以称为儒商。在现代中国，一头扎进自身的传统文化中，已经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儒商。

　　要达到这个标准，看来简单，实际不容易。看看中国大陆提倡儒学的一些人的状况，你就知道了。大陆当前提倡儒学的人们，可说是良莠不齐。

　　21世纪的儒商要有自己的风格。我想有几点是不能遗忘的。

　　第一，以最宽广的胸怀，继承全人类的优秀文化。

　　今日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关键时刻。固守传统只能把中国推向歪路。应该有空前的大气魄，把古今中外全人类的优秀文化都吸收过来，为我所用。

　　以传统文化来说，我们不应比19世纪的儒生还不如，不能光知道孔孟，诸子百家都要有所涉猎，特别应该读读管仲、司马迁、王充。与此同时，从苏格拉底、洛克到20世纪的波普尔、罗尔斯等西方思想巨人我们也应有所了解。作为商人，更应该知道西方的经济学，学习他们的经营和管理之道，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不但中国的大学教育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也远远落在他们后面。

　　中国的青少年应该继承全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还要勇敢推进人类文化。他们中要产生一批又一批站在科学技术文化最高峰的爱因斯坦、杨振宁、李政道、比尔·盖茨、罗尔斯、德里达、海耶克；这类推动世界学术文化的巨人就是当代的孔孟老庄。目前愈演愈烈的读经运动对不对，要在这个标竿下去衡量。在我看来，要中小学生读经是作茧自缚的逆流。死记硬背、培养“乖孩子”，扼杀少年儿童的创造精神是中国教育的痼疾。今日所谓读经运动在最好情况下，也许能培养一批循规蹈矩的小老头，这与他们肩负的现代化重任是很不相称的。

　　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利根川进(To Ne Gawa Susumu)获奖后在日本的谈话引人深思。当人们问他：为什么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大都是在国外工作时取得的？他直言不讳地说：东方文化不适应科学发展。因为在科学研究中要取得出类拔萃的成果必须“天上地下，惟我独尊”，而这与讲究尊卑上下的东方文化是格格不入的。(大意)

　　《弟子规》、《三字经》这些前现代的蒙学教材，灌输的正是讲究尊卑上下的宗法秩序。

　　要是有人把民族虚无主义的帽子往我们头上扣，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对他们说：你们错了！我国现行的中小学教材，就包含了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其中份量是多是少，经过慎重研究后适当调整就行了。事关数以亿计的中小学生的事，他们目前的负担已经够重了，任何莽撞和哗众取宠的举措都是错误的。

　　第二，要有深刻的反思精神，坚决反对狭隘民族主义。

　　中西文化论争已经进行了四百年。今天的中国人应该站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以最宽广的胸怀，进行文化清理。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历时之久，代价之巨，罕有其匹。这不是偶然的。要敢于从源头上清起，对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汉唐时代的文化，我们都要以反思的精神冷静地分析。是则是，非则非，毫不宽假。这样做有利于彻底消解狭隘民族主义，有利于中国人重新走上世界文化的颠峰。

　　轴心时代几个伟大的文明，每个文明都有它的贡献，中华文明也不例外。但是，你把中国古代文化跟古希腊、古罗马比一比，有好多方面都落后于人家。古代中国缺什么？缺科学，缺政治学，缺逻辑学，缺法治。西欧成为现代化的原发地不是偶然的。法国史学巨擘布罗代尔说得好：“欧洲的命运在各个地方都由特别自由(libertes)的顽强的成长来决定。所谓特别自由是指局限于某些集团——这些集团有的大，有的小——的公民权(franchises)或特权。”“自由与稳定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他们率先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原来是少数人的公民权或自由，终于发展为全民的自由。而传统中国的宗法专制统治从中央到乡村一以贯之，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政府固然是专制，乡村的乡规、民约、族规也逃不脱宗法专制。

　　前一段时间，当杨振宁教授提出《易经》不利于现代科学发展，很多人出来反对，但是从学术角度看，他讲的完全是大实话。这不是他首先发现的。400年前，1601年利玛窦到了北京。他于1582年到达澳门，到北京这条路他走了22年。到1610年逝世，在那里度过他生命的最后10年。他留下一部很重要的著作：《中国杂记》，里面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人不讲逻辑。很多人攻击这个论点说，谁讲话不讲逻辑。有人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人讲话当然有逻辑，但是中国没有逻辑学。我们的文字非常美，但是我们没有文法学，我们使用文字的时候知道这样写，但没有语法理论。这完全是事实。到明清以后，我们科举考试都是考四书五经，但是西方中世纪的年轻人学什么？他学七门课程：1.文法学。2.修辞学，包括法律基础知识。3.逻辑，不但要学基本知识，还要经过至少一年的辩论训练。4.音乐。5.算术。6.几何。7.天文。这七门课通常要学4年。然后学哲学、医学、法学和神学等专门课程。利玛窦那时候还发现，中国不奖励、不鼓励研究科学，这是受制度方面的影响。因为在中国，学四书五经前途无量，可以作为上升的阶梯。但是如果研究科学技术，没有多大用。而且要是私人学天文、研究天文，那是犯法的。所以古代中国学术根本发展不起来。

　　汉唐时代跟罗马时代比一比怎么样？明显有一条，它有法治，我们没有。中华法系是一个根本弱点，就是民事刑事不分；而且律例是作为一个统治工具，是保障统治者权力的文件，而不是政府、统治者跟民众之间的契约。所以当西方，英国1215年有《大宪章》的时候，我们根本还不知道法治是怎么回事，他们慢慢培植出法治的传统，我们这套传统是没有的。一个伟大的民族要敢于正视自己的弱点，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恩格斯就说过，一个伟大民族要使自己成熟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

　　我们再看19世纪、20世纪是什么情况。我们不愿意打开国门。利玛窦到中国以后，引起中西文化的激烈争论。他带进很多新东西，但是到康熙年代，因为罗马教庭让中国教徒完全遵守天主教规，不许拜祖先，不许尊孔。康熙皇帝下令除了朝廷里为皇上服务的传教士以外，其他全部遣送回国。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礼仪之争”，中国跟外国文化上的连接基本断了。到了鸦片战争，西方文化再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已经完全落后了。

　　为什么我们有七次郑和下西洋，但是海洋事业还那么不发达？哥伦布探险比郑和晚几十年，但是他成功了，郑和的航海事业却中断了，原因在于郑和是宣扬国威，为此耗资巨大，难以为继。哥伦布是海盗式的，他要寻找金钱，寻找宝物，逐利的行动带来成功。

　　19世纪的具体历史不用讲，中国那时跟外国打了5次大仗，每次都打败了。

甲午战争打败后，1895年有两个人出来讲了两段话，那是19世纪中国最好的总结。一个是顺天府尹胡燏棻给皇帝的奏章，他说：“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之术。” 这是一个主张。第二个，严复。严复是19世纪70年代

留学英国的学生，他有20多年不说话，作为北洋海军学堂的监督(校长)，没有对朝野各项大问题公开发表过什么意见。但是中日战争以后，他不能不说话了。为什么有些国家那么强盛，而中国那么衰弱、穷困?“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国家盛衰的关键在“自由不自由” 。我们2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恰恰证明严复这段话是非常英明的。

　　20世纪我们同样走得很坎坷。开头有一个好的，就是清末新政。那时候民族工矿业，每年以15%的速度增加；财政收入从19世纪末七八千万两到辛亥革命前达到三亿两。后来不但是辛亥革命，还有国民革命。每一次革命下来，中国的面貌当然有些变化，但是没有根本上的变化。中国的巨大变化靠什么呢？这里面要讲到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我想他推动197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是很伟大的历史功勋。他1992年的南巡讲话，提出不要计较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切有利于中国发展的都拿来为我们所用，这是最好的总结。

　　到这个时候，我们假如不记住这样一些历史经验，我们就是太对不起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了。

　　秉承邓小平的思想，我国政府毅然参加WTO。进入WTO的意味着什么？要按照现代人类文明规则来改造中国的计划经济，主要是经济制度要跟国际接轨，特别是政府的行为要规范。因为WTO规则主要规范政府行为的，不但要市场经济，而且要法治。这是一个。第二个，1997年、1998年中国相继在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上签字，一个是社会权利公约，一个是政治权利公约。这是社会发展的必须，体现我们应该达到的道德标准、文明的标准。

　　自从有这样一个选择以后，历时四百年的东西文化的论争已经有结论了，你不必再费精力去争论了；还是努力为制度层面跟国际接轨做点实事吧。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谈儒家、儒学。

　　第三，用什么方式回馈社会？

　　应该毫不含糊地说：商人发展好自己的企业就是对社会的最大贡献。假如你有余力，去做文化事业，社会福利事业，那当然很好。究竟怎样做文化事业？很重要一条，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要去助长那些不应助长的东西。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商人假如想为发展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做出贡献的话，最重要一条就是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财产，成立基金会，办

哈佛大学那样的大学，这是社会成本最低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

　　第四，提倡东西融合的道德。

　　首先，我们现在道德不是一代不如一代，任何时候都有很腐败的东西，我们现在道德水准比起文革来讲大大提高，首先要肯定这条。

　　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建设道德呢？我认为，对中国最适合的就是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仁义礼智信，这是最好的。现代道德的出发点是珍惜生命，热爱自由，维护尊严。人们期望中国传统文化在提高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上能发挥重要作用。儒学和儒者能否不负众望，关键是不要沉迷于复古，而要勇敢地承认个人自由、平等和民主是不容侵犯的普世价值。以此为基础，经过时代洗礼的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必然会大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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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丹红    时间: 2015年11月19日 14:27
儒商精神：全球华商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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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华侨网 作者：孔令文

（一）儒商精神这一概念是指一种援儒入商所形成的独特的商业人格和行为规范，所谓儒商也就是指作为商人而要有儒的精神、儒的气度、儒的道德规范，以儒家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追求为准则去从商、经商，在商业行为中渗透儒家所倡导和躬行的"仁、义、礼、智、信"。

　　在农业经济时代，人们对经济的认识水平受到了很大限制，社会观念往往轻商、贱商，商业的经济价值长时期得不到实事求是的认识，这种情况甚至于高喊"割资本主义尾巴"和"反投机倒把"的时代，当时虽然也有"工、农、兵、学、商"的排序，但"学"且地位低下，"商"就更不足论，同中国传统商人居"四民"之末的地位相比并没有多大改观。"商品的流通环节并不增加社会财富"，"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几乎成为对商人和商业的评定。在这种背景下，从商、经商实则如同犯下原罪，商人也要以为社会所尊崇的儒家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来规范要求自己，或是将"贾而儒行"、"以儒术饬商事"作为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儒商就应运而生。

　　儒商起源于何时？这个问题比较难于正面回答，应根据儒商定义的宽狭来加以大致推断。若文人加商人亦即有文化的商人即为儒商，那么，自有商人起就有儒商，春秋战国之范蠡、白圭、汉之桑弘羊均为儒商代表。但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盖因儒与商真正"合流"当可大大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创造出灿烂的商业文明，形成一种比较稳固的、为社会所公认的商德，应而儒商作为群体的出现不会太早，当以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明代为儒商大量出现为宜，而明代中叶徽商这一个商人集团的崛起应视为儒商真正出现。他们有明确的以儒家道德观念经商的主张，也有"以儒商饬商事"的实践，认为"良贾何负闳儒"，以亦儒亦商为尚，在商业实践中，把诚实守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仁、义、礼、智、信"等等儒家的道德准则作为商德，做人经商并重，以做人的追求来经商、在经商的过程中体现做人的原则。这使得徽商集团普遍具备了即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进步的商德，在很多徽商身上，体现了很强的道德修养，其道德自觉和自律在我国商业文明开始之初就达到了令人赞叹的的水平，实在是因为它根植于儒家的沃土之上，是一种 纯粹本土化的文明。

（二）流传久远的儒家思想二千多年来一脉相承，影响国人的思维至深至远，形成了国人独特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我们把儒商精神与儒家教义相对照，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儒商精神的内涵。《论语》有云："富贵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可见儒家并不"罕言利"，但"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要讲"义""利"之辩，要区分什么是合于"义"的"利"，什么是不符合"义"的"利"，前者的求利是属于"取之有道"，后者的求利则是"小人喻于利"的那种求利，为君子所不取。这就直接引发了儒家的另一种理论，即"不苛取"，而且是"一毫一厘不苛取"，要"取之有道"，而且，儒家学说给"苛取"和"不苛取"有很严肃的道德判断，"苛取"是小人，而"不苛取"应该就算得上是"儒商"了。从本质上来说，儒商精神反对的是一种为富不仁，强调的是利以义取。从儒的"穷"和"达"的主张来说，援儒入商、即真正的儒商还需要有益于社会，"穷则独善"、"达则兼济"，又使真正的儒商具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一种乐善好施的精神，就是在不"穷"不"达"的情况下，援儒入商也需要有一种"利他"的精神，最起码也要考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这么说，儒商从事的本应是纯功利性质的商业，但始终存有超功利的道德追求，让经商行为始终带有非常隆厚的道德色彩，这是典型的儒商经商理念，是儒商精神对世界商业文明的一个独特贡献。所以，援儒入商是儒家思想在商业中的实践，是一种贾而好儒。

　　我们从儒家的经典教义和我们传统的商业道德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对传统商德的影响。儒家思想强调"礼之用，和为贵"，传统的商业理念是"和气生财"；儒家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商业道德都强调能站在顾客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强调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强调在顾客得到完美服务的同时得到商业利益。儒家讲义利之辩，进步的商业道德也强调商人的利益不能置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上，强调不能因谋求私利而损害消费者利益甚至国家利益，认为只为个人利欲不择手段谋取利益是不道德的，是一种利欲熏心、恶性膨胀。经典儒家教义强调人之为人必须"言必信，行必果"，而诚实守信则在任何时候都是一项基本商业道德。儒家的义，从本质上来讲，是"宜"，就是说要做应该做的事、做符合社会公义的事情，比方说扶危济困、互助、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等等，这些都是人对社会所应尽的义务。儒家学说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总是将人置于社会的大背景中，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道德的力量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从来不谈什么自然人，要求一个人在实现私利时不损害公利，不损害他人利益。现在的商业理念也是如此，强调合作，强调不损人利己。儒家思想强调"过犹不及"、"中庸之道"，传统的商业道德则强调不谋取暴利，不搞掠夺式的经营，注重商业生态，讲究商人之间、商人和顾客之间的协调发展。儒商实际上奉行的是商业道德秩序学，讲究以道德力量维系商业秩序。儒商在商而品位超过商，在从事本应是纯功利的商业行为的过程中，总是希望提升自己的精神世界，这就是儒商精神。

　　因而，儒商精神应该包括恪守信用、诚信为本，诚实不欺，利以义制、以义取财，仗义疏财等等商业道德，是把诚、信、义、恕、让等伦理道德原则贯彻到从商经营之中去，是尽量用儒家精神去洗涤一味求利的商人习气。或曰：商人经商的目的就在于追求利润，而且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提倡儒商的精神不就牺牲了商业效率了吗？事实上，这里有一个追求商人个体利益或是局部利益最大化还是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的问题，但放在社会大系统中，商人个体不顾公德、不择手段的求利，乃至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恰是商业生态恶化的罪魁。"效率"似乎是有了，但就社会而言，公平却被抛在了一边，失去了公平和公正的所谓"效率"对社会而言毋宁是一种灾难。儒商精神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强调了公平原则，而且，这种公平不是来自于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而是来自于受儒家思想浸润的商人的道德自觉。儒家经典有"性善"和"性恶"之辩，提倡儒商精神就是要在商业经营中保持一种"性善"，使诚、信、义等等人性中的美的东西转化成优秀的商业品格、转化成为商人的自觉行为，而不仅仅要靠制度和法律约束。儒商精神实质上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商人在商业行为中的道德"自律"，而非"他律"，从宏观上看，提倡儒商精神，可大大降低整个社会管理系统的运作成本。就拿商人本身来说，经常性地陷入投诉、商业纠纷的旋涡中，对商业活动来说也是不利的。我们可以坚信，我们的社会随着儒商队伍的发展壮大，商业秩序必将得到最根本的改善。

　　或曰，儒商精神，既如前所述，其实就是提倡一种自律而非他律，用道德自律去抵制几乎是人的本能的利欲，在实践中是否有可操作性？其实，这正是儒商精神的精华所在，古往今来出现的大批商德崇高、业绩不凡的儒商证明了儒和商是可以兼于一身的。儒和法是中国古代思想中重自律和重他律两种不同的理论，儒家的思想是通过提倡道德伦理、唤醒人们的道德自觉来匡扶人心、匡正社会，当然这些伦理道德一旦被固定下来也有一定的强制性，如后世的"理学"和"礼法"就是如此。法家则是用严刑峻法来规范人的行为。儒家强调道德自觉是导之于前，法家的严刑峻法则是导之于后，所以儒家学说从本质上来说是道德秩序学，讲究以道德力量来维系社会秩序，让人追求一种精神自觉。儒家学说从来都是只强调人的社会属性，人伦人伦，其实就是人际之间的关系。把人际之间的关系调整好了，那么，社会的发展才能和谐、稳定。如今，社会步入了商品经济时代，儒商精神所提倡的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商业生态文明和义与利、合作与竞争、自强与自律和谐统一的商业伦理精神，具有非常强烈的时代意义。儒商精神是儒商所共有的进步商德，是他们在儒家思想熏陶之下对所从事的生产经营、交换本质的独特认识，是受儒家思想浸浊的商人在商业经营中所形成的独特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思想，是对世界商业文化的独特贡献。

（三）文化，特别是商业文化，是经济的反映，而经济是文化的基础。什么样的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文化也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健康的文化对经济起促进作用，落后的文化则对经济起阻碍作用。儒商精神从它诞生和日益明确起，就对规范商业行为起着积极作用，这说明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虽然我们的商业文明没有达到西方那样一种发达程度，但我们的商业文化精神却丝毫不落后于西方那些发达国家。如今，进入了商品经济时代，要使我们的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必须提倡儒商精神，必须提倡进步的商德，否则，我们的经济不可能得到健康有序、持续稳定的发展。

　　纯粹的儒商不是简单的商人加文人，与时下取得了一些商业利润就以学问作装点门面的媚俗行为更是毫不相干。儒商关键不在于学问有多高深，学养有多深厚，而在于对儒家伦理道德实践程度。有些商人尽管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但他在本质上却有向善之念，对儒商思想有一种如佛家所言的天然的"慧根"，在商业行为中自然地坚持"不苛取"、坚持取之有道、善于处理好公众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不以获利为唯一目的和终极目的，也完全可以称之为儒商，而且是有"君子儒"风采的儒商。

　　商业行为从来都具有两面性，一则促进了商品的流通，激发了商品生产，带来了社会繁荣。但另一方面，商人的趋利又有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自发倾向。儒商精神既能纠商人唯利是图之偏，这就使得这种精神在整个商品社会都会起到历久弥新的重要作用。荣氏企业的创办人之一的荣德生曾说："古之圣贤，其言行不外《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整心修身，终至国治而天下平。吾辈办事业，亦犹是也，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亦则虽有王明阳，亦何补哉？"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儒商的一些追求，首先，荣德生先生作为一代儒商，他有这样一种意识：做一名好的商人，同时要做一名有道德的高尚的人，两者必须统一于商业行为之中，否则就会"一味唯利是图"，只能是"小人在位"。其次，既要做一名好的商人，又要做一名高尚的人，实现的途径是向"古之圣贤"和儒家思想汲取营养，要"明德"、"明诚"，"整心修身"，实事求是，而不能见利忘义，这样，"吾辈办事业"才"庶几有成"。这正如明代大思想家王明阳在《大学问》中所指出的："商贾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贤"，"其归要在有益于生人之道"，只要他们在商业行为中能"致良知"，能恪守儒家教义就行。

　　儒家精神还有哪些内涵？我们可以通过中国历史上被奉为儒商的代表人物的行状进行了解。超越个人功利的儒商代表有春秋时的范蠡和计然，战国时的弦高；以卓越的文化水平提升了经营之道的有白圭，他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作为经商之道可谓是深得市场要领；把经商致富作为一种"致太平"的途径的有清初思想家唐甄，他在《潜书·考功》中说："为治者不以富民为，而欲幸致太平，是适燕而欲马首指南者也"。他们都是经商从商而不以一己之利，而是从商但以富民强国、安定社会为己任，都是在经商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四）儒商精神有益于世用。一般商人都非经济方面的理论家，他们在从商方面的宗旨和理念，都是建立在某种文化底蕴基础上的意识和潜意识的产物，儒家思想有益于世用，在于它既崇高又平凡，寻常商人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去实践，这样一种优秀的本土文化能为我们的商人提倡精神源泉。有一位深黯儒商精神的银行家曾说："古人日常道德之训，永远是真。盖道德非他，乃维持团体合作的必要条件。忠，诚，廉，让四字，余觉其特与商业团体有关。"如今，伴随着社会转型，我们遇到的是严重的道德危机，进而引发大规模的商业危机。商业领域欺诈之风日盛，极端功利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盛行，前几年的清理"三角债"几成运动，信用缺失如今成为一种很严重的社会问题；现在"打假"更是一本难念的经，在商业行为中，损人利己，坑蒙拐骗，敲诈勒索现象严重，这些，都反映的是一种从商者的素质。我们的经济秩序，道德秩序都有一个面临重建的问题。当然，加强法制建设，是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也应该两个文明一起抓，要努力提升商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利用本土文化，发掘儒商精神，并把它作为一种现代精神来提倡和弘扬，不失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说："世纪之交，我们的地球上贫富悬殊越来越烈，有钱又有权的人如果没有文化担当，没有一种为人类进步的责任感，地球就不会有和平与发?quot;。可以说，在商人中提倡儒家精神是使商人逐步有"文化担当"的伟大事业，是提一种进步的商德的客观要求。我们强调儒商精神的现代价值，强调要通过对儒商精神的弘扬，来为现实的经济发展服务，其目的和意义正在于此。

　　儒商精神将成为全球华商的一面旗帜。儒家文化是影响了中国2500多年的本土文明，儒商精神也是根植于本土的优秀商业文化。儒家思想深刻的影响着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全球华商有同一种文化思想背景，那就是儒商文化和儒家精神。社会实践业已证明，儒家文化已经推动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也使得世界华商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有理由相信，儒商精神作为一种进步商德，在商战重于兵战的今天，将对经济秩序的稳定，经济繁荣和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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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丹红    时间: 2015年11月19日 14:28
锻造世界强企：儒家文化扮演何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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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企业向世界级企业迈进的时候，将不可避免地直面儒家文化与企业成长战略问题。在中国企业的经营中，儒家文化到底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尤其是当本土的中国企业欲成长为全球性的大公司时，儒家文化应该被排斥，还是应该作为一杆鲜明的民族文化旗帜被高举？
　　 为研讨儒家文化与中国企业发展的关系问题，9月2日，在潍坊第11届鲁台经贸洽谈会期间举办的2005企业家高层论坛上，几位商界精英和知名学者就“儒家文化与世界级企业”的话题，各自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就企业如何“嫁接”儒家文化等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儒家文化与现代管理的发展相吻合

　　 北大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认为，中国儒家文化讲究平衡，是没有错的。但现在有的企业一味强调西方的管理模式，结果员工纷纷抱怨工作没有乐趣、自己像个机器人等等；而有些企业天天陷入人际关系中，导致一切事情都要靠关系完成。“而儒家文化是一种人本主义文化，它倡导的义利并举的价值观念、克己奉公的工作作风、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以及兼收并蓄的实用理性等思想，均与现代管理的发展趋势相吻合。”
“经营过程中的‘中庸’之道，是我们做事的管理之道。”魏新坦言，“就是说我们要在适当地变革中平衡发展，做事情的原则基本上是用正确的方法、用正确的时机做这件事。也许这件事对了，但是时机和方法不对，结果也不好。”
　　 也就是说，如果80%的员工都不接受这件事情你还要去做，结果肯定不好。做事要先有情后无情，做事情的时候你的员工要改变观念。同时，在企业内部大力弘扬处世立身的诚信原则，这其实就是儒学所言的“修身”。“我们常讲，要多换思想少换人，但是如果80%的人思想已经统一了，有10%的人就是固执己见，那我们的底线就是不换观点就换人。”魏新说，“我发现目前很多企业的稳定性很差，因为员工没有这样一个道德性的约束，做事情都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老板也是这样的，我用得着你就用，用不着你就把你踢开。所以中国企业现在很难，当然中国的老板也很难。”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峰告诉记者，在文化的选择上，海航把视点聚集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上。因为中国文化的内涵就是“以人为本”，是“做人的学问”，用中国传统文化凝聚大家，就会众志成城，产生很大的力量。而师从国学大师南怀谨先生，与普陀山、法华寺的人都有很多渊源，是陈峰不同于一般商界人士的主要特点之一。而熟悉陈峰的人都知道，他在办公室里是穿着道服工作的，这主要源于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种渗入骨髓的热爱。
“我们推崇以德养身，以诚养心，以意致力。每个员工初入海航时，都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导读》和《员工手册》。我们还聘请了青年学者邓英淘从南怀瑾先生所撰《论语别裁》中精选出13万字，作为公司全体员工的学习资料。通过‘内修中华传统文化精粹、外融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经营思想来发展海航。”
　　 陈峰说，以统领中国金融三百年的晋商为例，其创造了近代的银行的鼻祖制度，到现在现代金融银行业也没有逃出晋商创立出的制度。当初晋商创造的票号，在三百年前交通、通讯方法非常落后的情况下，但是在三百年中并没有发生一桩假案。由此可见晋商的精神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其“以德养身，以诚养信”的儒家思想给我们带来了经营的重大理念。即使在今天的时代中，也能够作出重要的贡献。
　　 中庸之道：可寻求各方“平衡”
　　 在凤凰卫视控股公司行政总裁刘长乐看来，从韩国的经验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儒学可以转化为生产力。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当中提出了“文化救国”的理念，韩剧是其中的急先锋并在中国流行了七年。韩剧里的人物看起来亮丽时尚，但是骨子里却非常传统，都是按照儒家的思想来做事。“韩流”的成功告诉我们，只要运用得当，儒学也可以获得经济效益。
　　 怎么样叫做运作得当呢？就是首先参与的人对儒家文化的有机结合，成为品牌的不可替代性。这种文化里面生产出来的人，面对文化做出的产品也盖上了文化的烙印。刘长乐认为，儒学文明是世界上最好的文明之一，西方文明的制度推动了整个世界的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也造成了区域间重大失衡，儒学是制约它最好的文化之一。
　　 刘长乐说，当前世界文化的主流是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西方文明强调个人奋斗、民族自由，推行市场经济、竞争和效率，手段和游戏规则，也面临年轻、性和权利，这种文化的好处是成就了很多世界级的企业，但是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当下，很多国家的科技和文明发展很快，但是“享乐主义、霸权主义”已经成了现代这个文明中间一个主流的部分，整个社会的冲突越来越大，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大，这就需要出现一种新的价值体系来给世界主流文化混血，以削弱它的极端、增加它的相合———而儒学，恰好可以在这方面提供最好最完善的价值资源和道德资源，比如说“中庸”。“中庸”这种儒学思想的平衡，给安抚当前世界的冲突、安抚精神的躁动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对此也颇为认同。杜维明对儒家文化有着多年的研究，他说，受儒家文化影响发展成大企业的例子有很多，儒家的基本思想是让社会精英有责任感，从而会限制精英的行为。如果精英有善心、有善念，能够通过他的资源不仅使他更成功，也使他在人生的旅程中更有意义，更有价值，这是儒家所提到的学习社会和对话文明。
　　 杜维明认为，企业必须有发展文化的能力，而文化的能力是通过人文学来发展的，比如历史、哲学、宗教的。同时，企业还应具备一种自我反思的模式，使我们的员工能够借此陶冶他们的性格，除了成功、除了创业以外，还能找到人文的意义。
　　 对此，北大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也指出，一个企业应该坚持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基本一致，凡是那种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考虑社会发展的综合利益，完全惟利是图的企业，肯定是会垮掉的。
“儒家文化经历了西化和现代化的考验，已经重新起步，在文化工业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我认为儒家文化将呈现一个逐渐进步、否极泰来的状态。”杜维明说。
　　 最美味的鱼生长在咸水和淡水之间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金志国说，在管理实践和研究的过程中，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文化在促进公司向世界级水平发展的过程中是离不了的，有些小公司特别是创业型的公司，离了文化它也可以发展，靠它的技术、靠它的创新也可以暂时的发展，但是做活、做一个世界级的企业，没有文化，没有战略的支撑，这个发展战略是无法实现的。
“青岛啤酒首先要让消费者快乐，消费者快乐以后会给企业、给股东带来更大的快乐。作为企业来说，在给消费者带来快乐之后就会给我们带来快乐，这就是一种人文主义。”金志国说，儒家文化是强调一种平衡，比如说“天人合一”，而青岛啤酒这几年都是在讲整合，这也是一种平衡。儒家一直讲“修身、齐家、平天下”，这都是儒家的思想，对于青岛啤酒来说，“修身”就是修炼自己的内部，即练内功；“齐家”就是把自己的队伍整顿好，最后才能“平天下”，才能够打造世界级的企业。
　　 金志国坦言，德国人把管理和技术留给了今天的青啤，也把非常具有德国文化特征的严谨和精密这样一个文化特质留给了青啤。同时，由于山东人承载了太多的儒家文化，加上青岛啤酒几代人的文化，这些已经在青岛啤酒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很好的传承和遗留下来，所以青啤面临着西方式的文化和东方型的文化如何融通的问题。
“但现在看来，我们的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融合在一起，成为了一种市场型的文化。”金志国说，“我们有时候看到世界上很好的文化，就想移植过来，当然，移植过来以后会不会有排异的风险，这个是我们需要努力的目标。但是，最美味的鱼总是生长在咸水和淡水之间，就是说，儒家的传统思想如何和现代文明融合、嫁接，这个问题值得认真研究。”
　　 华硕电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施崇棠则直言，自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文主义者”，施崇棠说，在华硕的整个经营理念里面，是把“人”当作公司最重要的资产，力求“培育、珍惜、关怀”员工，让华硕人能够尽情发挥最高的潜力，这个是第一位。“华硕认为基本的人才和人是这个“本”，然后怎么发展成世界第一的品质，这是外功。”施崇棠说，华硕基本上还是以中国人的中庸之道为本，但强调内功之余，还要考虑如何把整个的规划做到最好。事实上华硕专门成立了一个事业部，专门研究西方企业再造等问题，因为西方很多企业都在谈如何能够真正地以客户为导向。所以，华硕希望通过把各种不同的观念结合到一起，取其精华，最后提供给客户最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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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丹红    时间: 2015年11月19日 14:29
儒学文化在管理理论上的贡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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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管理是人类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没有管理就没有组织或社会的有序、和谐，就没有效益和成就，也不可能有人类创造性的劳动。管理也是生产力。一个社会与一个组织的有序和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因而，管理在人类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在中华灿烂的五千年文明史中，在诸子百家学说中，在儒学一贯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中，有着极为丰富的管理思想。它是中国古代政治、尤其是管理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儒学管理思想有着鲜明的人本主义色彩，它从尊重人出发，以人性善的假设为基础，以道德自律为核心，以阴阳互补为其方法论，以安民富民为其目标，建立起了系统的人性管理模式。儒学管理思想对中华古代文明的发展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儒学管理思想的精华，也必将在建立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中发挥它的文化主体性作用。

贡献之一：建立了以人为本的人性本善的管理模式

从儒学的观点看，“人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人是宇宙的中心，断言宇宙之中最宝贵的事物是人。因此，人在社会、国家中的有着重要的地位。孔子很早就把人从宗天神学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了不屈从于神的独立地位。因此，人成了儒学的研究对象，人的生存、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教育以及人的家庭和社会组织成了儒学一贯关心的课题。儒学明确断言，管理、治理的核心是人，管理的主体是人，管理的客体也是人。人是贯穿整个管理诸环节、诸要素的中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劳心者是人，劳力者亦是人。荀子认为：“尽伦尽制”（《荀子·解蔽》）、 通晓事物普遍规律的“圣人”是管理的主体，而从事某一具体职业的普通民众是管理的客体。人是社会的主体，也是组成一个组织的主体。社会离不开人，组织也离不开人。人与天地参，是宇宙构成的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儒学所建立的以人为本的管理理论，是对管理学的重要贡献。在管理学发展的历史上，从把人当作会说话的工具，把人当作被动的物来看待，到认识到人的价值和尊严，并进而重视人、尊重人，发挥人的能动性，确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新理念，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儒学以人为本的管理理论，重视对人性的探索。儒学管理理论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之上的。从弗·泰勒开始的现代管理理论，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人性假设的基础之上的。 西方管理理论中，对人性的探索， 提出了“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以及“复杂人”等假设。这些假设无不是为了认识人，适应或重塑人性，从而建立科学的管理模式。儒学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人性理论， 即“性善论”、“性恶论”、“善恶混论”、“性三品论”、“二重性论”等等，也不外乎是要探索出一种更适合人性、更有效益的管理模式。儒学为了经世致用，为了管理社会，不断地对人性进行探索，一直是儒家哲学的显著特点之一。

人性本善是儒学对人性的基本假设。孟子在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人性善的理论，并且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证。孟子认为人的善性来源于人先天具有的“善端”，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人具有善端，说明人具有为善的可能性。保持住善端，并且扩而充之，可能性的善就变成了现实的善。“恻隐之心”表现出来属于“仁”，“羞恶之心”表现出来属于“义”，“辞让之心”表现出来属于“礼”，“是非之心”表现出来属于“智”。（《孟子·告子上》）因此，在孟子看来，“善心”、“善德”乃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的本质规定，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本质。世上的恶人，是因为后天教育不善，学习不良，丧失了作为人的善德。基于孟子对人性的这样一种认识，他提出了“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的人性管理模式，即他的“仁政”治国学说。

孟子的性善论，对管理学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呢？

首先孟子认为，人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道德自觉，人的行为不是由于某种外力或强制力驱使的结果，而是由于人内心“良知”（《孟子·尽心上》）的召唤。“良知”是人从事一切有益社会活动的内在根据。因此，孟子反对用严刑峻法、用暴力的手段来对待被管理者，主张通过教育， 提高被管理者的道德自觉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第二、强调用“推恩”的方法来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所谓“推恩”就是把“仁爱”之心推广去爱他人，甚至去爱物类，即所谓“仁民爱物”（《孟子·尽心上》）。人与人相爱是人际和谐的前提，人际和谐是实现一个组织、一个企业管理有序化并实现其目标的重要条件；第三、强调自尊和尊重他人。孟子强调管理者要自尊、并尊重被管理者，才能受到被管理者的尊重和爱护。自尊是每一个人应具有的人格，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孟子大力提倡以“养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来塑造自己的人格及其尊严；

第四、强调“与民同乐”。孟子认为，管理者不要只顾及自己享乐而忘记被管理者的疾苦和基本需求，而要关心被管理者的疾苦和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做到“与民同乐”。与民同乐，人心就归顺你；不与民同乐，人心就背离你。（《孟子·梁惠王下》）这样组织的有序与平衡就会被打破；

第五、强调自强不息、刚毅进取。孟子认为，人有高尚的道德感和自信心，因此就有自我实现其最高人格的强烈愿望。 为了实现其最高的人格理想， 人们必须自强奋进， 坚韧不拨，甚至不惜“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孟子·告子下》） 杀身成仁来实现自己的人格理想；

第六、强调重视人的物质利益。孟子认为要“仁民”，在政治上要实行“仁政”，要“省刑罚，薄税敛”，要“制民之产”，使“民有恒产”，保障民众的基本生存需要。（《孟子·梁惠王上》）以上是从孟子关于人性本善的假设中得出来的结论，它说明孟子性善说在管理学上的价值和意义。

与孟子相反，荀子提出了人性本恶的理论。荀子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恶的，人的善德、善行是后天教育、学习和改造的结果。荀子说：“人之性恶，其为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荀子认为，性、情、欲是有区别的，“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正名》）还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荀子·礼论》）荀子的所谓“性”，指“本有”，即人的生理本能或生理欲望。“情”是“性”的内容。如“目欲綦色，耳欲綦声，鼻欲綦臭，心欲綦佚。”（《荀子·王霸》）再如：“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荀子·非相》）“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性情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后而生之者也。”（《荀子·性恶》）荀子把由于满足上述生理欲望和需求而可能产生的争夺，由争夺而产生的邪恶与暴力，叫做“性恶”。荀子从“人之性恶，其为善者伪”的基本假设出发，提出了“性伪合而治”（《荀子·礼论》）的人性管理模式，具体说来就是“隆礼重法”，通过“礼义”的教育，改造人性中的恶，导人为善，使人按照“礼义”的规定，各自按其自己的名分、等级行事，使社会归于有序与和谐；其次，要通过法律来惩罚那些通过教育而不为善，仍然违犯礼义之规定而走向犯罪的人。因此，“隆礼重法”是建立在“性恶善伪”这个人性假设基础之上的。由此可见，管理模式与人性假设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

在荀子他的“性恶论”中，把人的生理本能当作人性来研究，完全是合理的。人的生理欲望和需求本是人性的一部分。人首先是自然的存在物，当然人的本质则是他的社会性存在。荀子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缺陷是把人的正常的生理需求与邪恶混为一谈，但是，荀子把他的管理模式建立对人性分析的基础上，则是对管理学的一个重要贡献。首先，荀子看到了人的生理需求的合理性，满足人的“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息”；“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趋利避害等要求，具有重要的管理学意义。按照阿·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注三】，这是人的最基本的需求。人只有满足了这些基本需求之后，才能从事劳动，创造价值。第二、荀子肯定人是“能群”的社会存在物，这个社会存在物的根本标志是人具有“礼义”之德，可以通过“礼义”的教化，“法正”的治理，“刑罚”的禁处，把人的生理欲求和行为引导到适合於“礼义”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中去，从而达到对国家的治理。（《荀子·性恶》）荀子“礼”的内容包涵有政治法律制度、社会等级制度、道德规范以及行为准则等。通过“礼义”的教育，使人性升华，使之合于善，使之能自觉地遵守仁义、忠孝、慈惠等道德行为规范，实现自律的社会管理。所以，荀子的管理理论重在“自律”，而不是“他律”。这是荀子的性恶论与法家的性恶论在管理学上的根本区别。
孟子性善论的人性管理模式与荀子性恶论的人性管理模式，在其出发点上有所不同，孟子从人性善出发，通过教育使人为善；荀子从人性恶出发，通过礼义的教化，人亦可以为善。两者都把人性的理论作为建立其管理模式的基础。这是儒学文化对管理学作出的最有价值的贡献。

贡献之二：注重管理的道德性，把「道之以德」作为管理的主要手段

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调动人的积极性，现代管理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相当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诸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奥德弗的ＥＲＧ理论、麦克利兰的成就激励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论、斯金纳的行为强化理论、弗罗姆的期望理论、亚当斯的公平理论，等等。我国几十年来，使用了思想教育、精神鼓励、物质刺激等手段。如何激励人，调动人的积极性，使之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有效地、顺利地实现组织目标，始终是管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儒学所创立的独具中国特色的管理手段。儒家认定人为万物之灵，人是宇宙间最宝贵的存在物，被管理者人民大众又是社会国家之本，况且人的本性又是善的。所以，对人的管理就不能采取野蛮的、暴力的、强制的手段， 而应该是文明的， 按人性本身固有的本质来确定与之相适应的管理的手段。“道之以德”就是儒学最重要的管理手段， 用“德”来提高人的道德自律性，用“礼”来规范人的行为，然后辅之以强制或惩罚。因为“德”在儒学的管理理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儒家的“道之以德”的管理方法，强调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要认识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认识自己的本性，认识自身的价值以及如何实现自身的价值，克制自己的私欲， 去“立德”、“立功”， 去“博施济众”，去利民富民安民，使之成为“君子”或圣人，实现自己的人格理想或人生价值。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求是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但是，人不能仅仅满足于自己生存的需求，尤其要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追求。儒家运用“道之以德”的管理方法，来实现其管理目标，最根本的在于通过文化教育和道德的教化，使人性不断的升华，保持人格的完满，树立建功立业的价值观，作为人的社会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因此，儒家十分重视道德在管理中的作用。这是儒家管理思想的特色，也是他们对管理学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立德”和“私欲”是一对矛盾，修身立德的过程，实施德治、进行管理的过程，也是克制私欲的过程。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荀子说：“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先秦儒家没有说要“灭人欲”，只说“克己”、“寡欲”、“节欲”。人的欲求是人性的一部分，宋儒“灭人性”的主张是违背人性的，与孔、孟、荀的主张是相悖离的。儒家认为，人所追求衣帛食肉、不饥不寒、求富、求贵、求荣的欲望是合理的。但是，儒家也认识到，在管理过程中，如果放纵个人的欲望，让其无限膨胀，那么必然会破坏组织内部的平衡和有序，一切管理措施都难以实施，一个组织的目标也不可能达到。所以，必须通过修身立德来克制人的私欲。一方面管理者务必要修身立德，克制私欲，要“正身”。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子路》）所谓“正”，就是要求管理者勤奋廉洁、遵纪守法、严于律己、不谋私利。这样的管理者具有极强的人格感召力，在被管理者中极有威望，因此可以做到「不令而行」的效果。孟子也说：“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人心顺服，则管理的目标就容易达到；另一方面，被管理者也应该修身立德，克制私欲，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职责，在社会的有序管理中去争取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因为，社会的分工，必然存在着社会的组织管理，有“治人”者，有“治于人”者，这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在地位、角色和利益之间的矛盾，都统一在立德立功的过程之中，统一在“礼”的规定之中。

管理者运用“道德”的内控功能和自律功能，把人们各种各样的思想和行为，经过调节，导向于一共同的目标。所以，儒家道德伦理有着它重要的管理功能：

作为贯穿于儒学文化的“仁爱”思想，它在管理中的功能，一是实现企业宗旨的最有效的价值选择。产品上乘、良好的售后服务，生产者对消费者付出的爱，消费者也会以爱回报生产者，这样企业必将获得很好的效益；二是企业加强团结和增强凝聚力的基础。“忠恕”是“仁”的重要内容之一。《说文》：“尽心曰忠”，《广韵》：“忠，无私也。”杨?《荀子·礼论注》：“忠，诚也。”“忠”就是尽心、无私、诚实的意思。“忠”的管理意义是，不论管理者，还是员工，都要忠于事业、忠于职守、忠于企业理想、忠于职业道德，竭诚为消费者服务，尽力作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说文》：“恕，仁也。”贾谊《新书·道术》：“以己量人之谓恕。”孔子的忠恕之道集中表现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等名言之中。可见，“忠”和“恕”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恕”是以仁爱之心去推度别人之心，从而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和谅解别人不周或不妥之处。将心比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推己及人，这样就容易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化解人与之间的矛盾，人际关系就可以变得更加和谐，企业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就会由此而不断增强。

从现代管理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即管理科学阶段、管理哲学阶段和管理伦理学阶段来看，儒家道之以德，强调管理的道德性，很有它的价值。韩国高丽大学校长洪一植说：“道德性是优秀企业文化的绝对标准。立足于道德性树立企业文化，是成为世界第一流企业的首要条件。”【注七】正由于认识到管理发展的这个新趋势，澳大利亚学者雷吉·利特尔和沃伦·里德在他们所著的《儒家的复兴》一书中指出：儒学“将带领世界进入21世纪，即将成为21世纪的管理主流。”

贡献之三：建立起了一套培养、任用、考核管理人才的系统理论

儒学文化在管理人才的培养、识别、选拨、任用和考核等方面，建立起了一套完整而系统的理论。

孔子创办“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文化的局面，同时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使平民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孔子把教育看成是文化的传承和培养国家管理人才的重要手段。为了适应管理的需要，儒学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开初用“六艺”、后来发展到应用“六经”以至“十三经”教育学生。儒家提倡“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教育学生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公冶长》）提倡德才并进；要修身立德，要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学习要以“经世致用”为目的，重在实行，要有创新的精神，做到“日日新，又日日新。”儒家把管理的有序化建立在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庶、富、教”（《论语·子路》）理论，强调“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反对“不教而杀”（《论语·泰伯》）的野蛮管理行为。“尊师重教”、兴学办校、教学相长是儒学的优秀传统。这个优秀传统培养了大量的管理人才，成了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是十分复杂的社会存在物。要用好人，就要知人。认识人、识别人，是一种高超的智慧，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只有知人才能善任。儒家任人之道的根本指导原则是“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因此如何“知人”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德才二者中，首先是德行，其次是才能。从德行上看，有君子和小人之分。君子是德行 高尚的人，小人是德行卑劣的人。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 子怀德， 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君子怀惠”；“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等。（《论语·里仁》）孔子认为，险邪之人有五大特征：

一是“心逆而险”，心怀叛逆，居心险恶，屡屡以非为是；

二是“行僻而坚”，行为乖僻邪恶而又坚持不改；

三是“言伪而辩”，说话虚妄而又用美好的言词加以辩解；

四是“记丑而博”，察记丑事而大肆宣传，蛊惑人心；

五是“顺非而泽”，顺从别人的错误并加以美化，以笼络人心。

儒家认为，在举贤时，要不论贵贱，要不分亲疏，唯贤是求，有仇必举。在用人时，要因能授职，量才授官，扬长避短，用其所长，不要求全责备。任何人才都各有其长，各有其短。要按照其才华和才干，授其相应的职务。刘邵把人才分为十二类，即“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藏否、有伎俩、有智慧、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刘邵在分析了各类人才的特点和代表人物之后，着重指出：上述人才力必“各得其任。”（刘邵：《人物志》）董仲舒也强调：“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董仲舒：《贤良策对之二》）在儒学文化中，十分重视对人才的分类录用，认为只有用其所长，量才授官，才能做到人尽其才，达到管理的理想效果。不因其所长而用之，是对人才资源的最大浪费。

儒家认为，知人难，用人更难。在用人过程中，难在什么地方呢？汉代荀悦认为：“一曰不知；二曰不进；三曰不任；四曰不终；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过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八曰以奸讦伤忠正；九曰以邪说乱正度；十曰以谗嫉废贤能。是谓十难，十难不除，则贤臣不用；用臣不贤，则国非其国也。”（荀悦：《申鉴·政体第一》）得知用人之难，就应该想尽一切办法，排除用人之障碍和困难，发挥人的才干和创造力，从而获得管理的良好效益和更多物质财富。儒家还提出以实绩作为考核人才升迁的标准，“有功者升，有过者黜，无功无过，职其旧。”（李觏：《李觏集》）这是一个有效的人事管理标准。

儒学文化在管理的人才学方面内容十分丰富，作出了极为宝贵的贡献。从今天国际管理发展的新趋势，把人力资源的开发作为国家的重要国策和企业的首要战略来看，儒学文化的丰富的人才学理论对于当今管理的人才开发，必将是一份宝贵的管理学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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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丹红    时间: 2015年11月19日 14:30
儒学文化在管理理论上的贡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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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之四：提出了把「和为贵」作为社会生态平衡的指导原则

无论是管理主体，还是管理客体，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社会之间都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复合体，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多元的、复杂的， 存在着诸多矛盾，存在着认识上、利益上的诸多不一致，因而必然会产生不协调、纠纷甚至冲突。 由此，儒学文化十分强调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协作与和谐。"和为贵"（《论语·学而》）是儒家建立一个和合性社会生态的根本指导原则。儒家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和合体，天道和合，人道和合，人与自然的和合，人的生理与心理的和合。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和合共存是宇宙、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社会生态平衡的核心问题是人际和谐。仁爱之心，忠恕之道是人际和谐的伦理的基础。人皆有自尊心，自爱、自尊、自重，同时也爱他人，尊重他人，他人也就会尊重你。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只要互敬互爱，人际关系就能达到和谐。物质生活的基本满足，利益分配上的均平、公正，是人际和谐的经济基础。如果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富者花天酒地，贫者得不到暖饱，就必然会产生组织或社会内部的对抗，人际之间的和谐就会受到破坏。所以，人际和谐是实现管理目标的基本条件之一。
上下和谐，上级与下属之间的和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和谐是人际和谐的一个组成部分。上下级之间要建立起一种互爱互敬的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臣属的尽忠是对使之以礼的回报。"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孟子·离娄下》"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上下是否和谐的关键在于上属，在于管理者。其次，上属执行政策时，要刚柔适中，合于"度"。孔子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和"，不刚不柔也，刚柔适也。猛和宽都是两个极端，取其宽猛相济这个"中介"，即和合性，才是最佳的管理方法。上下和谐就能达到组织的和谐，这样一切管理措施就能顺利实行，达到预期的目的。"君臣亲，上下和，万民辑（和谐、和睦），故主有令则行之，上有禁则民不犯；君臣不亲，上下不和，万民不辑，故令则不行，禁则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管子·形势篇》）创造上下和合的社会生态平衡氛围，化解矛盾，消除对抗，从而有效地实现管理目标，这又是儒家对管理学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
组织与组织之间、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最重要的是要以诚为本，按互惠互利、义利合一的原则办事。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松下幸之助把儒家的"和为贵"思想学习、运用得最好。松下幸之助认为，赚钱是企业的使命，但是，赚钱的真谛，是为了促进社会的繁荣。他说：不能只考虑到自己赚钱，还"必须考虑对方的适当利润是否能确保"，还要"经常考虑供应商的合理利润"等，这就是松下幸之助的"共存共荣真理"。【注十】日本涩泽荣一也强调"义利合一"是工商活动的基本原则。【注十一】共荣共存、义利合一的原则就是和合的原则，也是保持社会生态平衡的重要原则。
儒学文化强调用"礼"来协调人的行为，平衡社会的各种关系，使之达到和谐的目的。用"礼"来规范社会各阶层人们的行为，约束人们的行为，使之不产生偏颇或越轨的行为，每个人都应该按自己的身份、地位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行事。而"礼"的重要作用，就是它能达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礼之用，和为贵"，所强调的是和高于一切。为什么要讲「和」呢？荀子认为："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荀子·王制》）和谐则团结，团结就是力量。所以，孟子也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和谐团结就能出效益，就有强大的竞争力。"和为贵"，贵就贵在有凝聚力，贵在有向心力，从而也就有竞争力。
儒家认为，为了实现社会生态的平衡，还应该具有「中道」的思想方法。任何极端都是错误的，看问题不能"过"，也不能"不及"；不能只看到的对立中的一极，而应该看到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更应该看到对立状态的中介状态。儒学认为，对立的两端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它们是互相包容和贯通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阴阳之间是和合的，是互为中介的。如果看问题只看到对立中的一极，就会产生偏颇或偏激的认识，以此为指导办事，就可能过产生过激的行为，破坏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之间的和谐、平衡，这是儒学一贯所反对的。儒学主张用阴阳和合，阴阳互补的中道方法看问题，处理问题，避免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偏颇性，这样就能和合共存，和合发展。所以，儒学强调"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和而万物得"（《礼记·郊特牲》），"内外和顺，国家治理，此之谓盛德。"（《礼记·昏义》）总而言之，看问题，处理问题要讲中道性，讲和合性，讲中介性，讲互补性，即辩证性，这才是达到人际和谐、社会和谐的唯一正确的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
儒家所倡导的运用"和为贵"、和合共存来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关系的方法，从而达到人际以及社会的生态平衡，实现其管理目标的思想也是对管理学的重要贡献。
贡献之五：确立了以民为本的富民、安民的管理目标
儒家始终把"惠民"、"富民"、"安人"作为其管理的目标，把善政、仁政、王道、大同社会作为其政治的理想，把企图营建一个祥和、协调、均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作为其努力的方向。在儒家的治理目标和政治理想中，始终贯穿着人本主义的精神，把民众的生存、欢乐与疾苦放在重要的地位。
孔子创立了儒学之后，用"人"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取代了"神"的地位，修正了国家管理的目标，进一步发展了西周以来的「敬德保民」的思想，不只要保民，还要惠民、富民、安民。孔子主张"德政"，反对"刑政"。刑政是残民、虐民之政。只有德治才是安民之政。孔子认为，只有在政治上实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政，才是安民之政。"德政"要求执政者或管理者要"爱民"，要"正"，要廉政，要以身作则，要克制自己的私欲，自觉遵守各种社会的、道德的规范，作民众的楷模，在执政者的带领和培育下，形成一种祥和有序的社会氛围，使民众有一个好的社会生存环境；其次，要"富民"，使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得到满足，其中要坚决取消"苛政"，减轻赋税，反对为富不仁者的贪婪，反对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要使社会财富的分配得以均平，要使民"富之"。第三、在孔子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中，不只重视文化教育、道德教育，还重视审美教育。孔子要求学生学习诗，从诗中除了学习到文化，接受道德教育之外，还可以受到美感的教育。孔子感叹地说： "关睢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孔子喜欢音乐，据《论语》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儒家已经认识到，人需要精神的寄托，需要有一个精神的家园。孔子认为，如果执政者或管理者，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创造了以上的条件，安民安人的目标就能实现。
孟子企图通过实施"仁政"来实现他的保民、仁民、养民的管理目标。孟子管理思想的最大特色就是更加贵民，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因而也就把管理的目标放在贵民上。孟子认为，要实现其管理目标，重要的是要"制民之产"，要使民有"恒产"，人民有了恒产，可以在"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 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样民众生存才能有保障。第二、在政治管理上，孟子强调要推行"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仁政，就是要爱民、保民，反对虐民、残民，反对"杀人盈野"的战争；主张减轻田赋和免收关市之税；主张荒年务必要赈救灾民，使之免于死亡。第三、要多设立学校，兴办教育，用孝悌之义教育民众，使民众保持善心，把恩德推及他人，使人生活在充满爱仁的世界中，从而形成和谐的社会气氛。第四、要与民同乐，执政者所追求的，也要给予民众，不能"独乐"，要与民偕乐。孟子要求执政者推行爱民、养民之政策，这样才能达到爱民、养民的管理目标。
在荀子的"性伪合而治"的管理模式中，其管理目标是"求治去乱"，进而实现王道之治。"求治去乱"是为了民，实行王道之治也是为了民。为要达到求治去乱的目的，必须要"平政爱民"、"隆礼致士"、"尚贤使能"。

荀子认为这三者是管理者的三个"大节"，"三节者当，则其余莫不当矣；三节者不当，则其余虽曲当，犹将无益矣。"三者中"平政爱民"是根本，何以才算是"平政爱民"呢？首先是要"庶人安政， 然后君子安位。"（《荀子·王制》）"庶人"何以才能"安政"呢？荀子认为，要富民养民，"立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裕民，则民富"，要认真推行"节用裕民"的政策（《荀子·富国》），取于民要合理，同时要反对贫富不均社会现实；刑罚要合于法度，反对滥用刑罚。施用刑罚，是要惩办犯罪和邪恶者， 但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民安。在荀子的管理思想中，十分重视"师"的作用，认为师在制礼作法、化性起伪、管理人才的培养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师的作用，求治去乱的管理就难以实现，所以荀子十分重"师"。荀子认为，求治去乱的目标达到之后，就有条件实现王道之治了。荀子说："其法制，其佐贤，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齐，夫是之谓上一"，"上一而王"。"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者具而天下归之"，"天下归之谓之王。"（《荀子·王霸》）若能做到"上一"，天下百姓归顺，王道政治的理想管理目标也就可以实现了。
儒家富民安民的管理目标是民本思想的重要表现，也是儒家管理思想的重要特色，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在今天的管理学中，不能不说是很有价值的。
结束语
在儒学文化中所蕴藏的管理思想对于今天的管理是否有价值？如何从传统的管理思想中吸取其精华？如何把西方的管理理论与本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如何实现管理的民族化？这是一些有争议的、尚待进一步研究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左」的思想影响，长期以来，把儒家思想与封建主义完全等同起来，因此，有的人认为，儒家思想永远是被彻底打倒之列，岂能容许把她用于管理！近些年来，一些管理学研究者和传统文化的研究者，认识到建立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重要性，转而研究以儒学、佛学、道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管理，进行开荒似的工作，但是和之者寡；个别有见识的企业家把儒学应用于管理和经营，被称之为"儒商"，但也只是风毛麟角，仍是和之者寡。在中国大陆自觉地把华夏文化运用于管理的代表，是成都恩威集团公司总裁薛永新先生，他不但创造了极为丰厚的企业利润，而且著有《大道·无为》一书，对他的管理思想进行总结。所有这一切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深信定会有众多来者继之，这样华夏管理文化之花定会开更加鲜艳，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学就将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发展，当然这需要有一个过程。这也是摆在华人学者和华人企业家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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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丹红    时间: 2015年11月19日 14:32
发现中国商业新儒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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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代表人物周敦颐，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等，以及先哲朱熹、王阳明、戴震等，从不同视角精辟阐述了古代商业文化思想对近代新儒商价值观的形成，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新儒商价值观成因

　　儒家的传统就是经过现代转化的儒家的传统，面对西方的挑战，它有很多非常丰富的资源。中国经济腾飞的时候它所要传达的文化信息，需要在储积精神资源方面开发。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进行商战，需要造就一代适应现代经济要求的现代商人，这批商人即我们所说的新儒商。振兴中华，需要市场经济，确立市场经济需要新一代儒商。新儒商概念的界定就是，秉承中国传统人文美德，融会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具有现代化管理意识的商人。“义利并重”、“合义取利。“经世济民”、“乐善好施”、“为富而仁”，“儒商”就是“儒”和“商”的结合，是指具有儒家伦理素养和品格的商人的简称。新儒商，儒是什么？儒不仅是学人身份，不仅是历史文化，还是一种精神气质。所以新儒商不是风雅的点缀，它应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具有精神文化特征的一个概念。

　　明清儒商群体大致有两部分：一是士大夫中由商业转而经商者，在社会身份上似乎有儒士向商人的变换，但其意识观念、价值导向上仍执著于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二是由商而进儒者，这类商人原本不属儒家，但大都有较深的文化素养，或本身受儒家义理精神的熏陶，入商海后痛感有克服奸、贪、机巧等弊端的必要，或者深切意识到高洁的名声和德性才是获得良好的商业效应所不可缺失的，所以“虽营商业者，亦有儒风”。新儒商的崛起必将对中国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及企业发展带来深刻的变革，必将推动企业家阶层的形成、推动经济的协调及可持续发展、推动企业变革及企业管理思想的聚变。

　　“工商皆本”与“新儒商”的命题

　　中国缺少没有传统商业思想，但有高度影响新儒商建设的宋明哲学思想，影响和左右近现代工商业思想的儒士和理论。

　　孔子通过“义以求利”的命题作义利关系之论，客观上也在儒士的明“义”和商人的求“利”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之间打开了沟通的渠道。到了明清时期，出现了“士与农商常相混”的局面，渐渐形成正式的儒商群体。至明末清初，启蒙学者黄宗羲明确提出“工商皆本”的命题。

　　《易传》中的“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就是当时的商业写照。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从“抱布贸丝”、“握粟出卜”实物交换至贝壳、刀币、铜币以及金银及其铸币，一直到纸币，货币与商品经济同步发展的阶段脉络清晰完备，没有缺环。巴比仑和埃及的文化虽然早于中国，但至今还没有发现其远古货币的记载和实物。而中国古代，据《汉书、食货志》所说“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管子》书说“汤、禹以金铸币”。《史记、平准书》则说“农工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钱刀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可见货币经济兴起并确立之早，据学者考订，至迟到周定王时已有钱币流通是没有问题的。

　　在中国文化中，凡与价值有关的字大多从贝，分贝成贫，贝少为贱。可证在文字形成之初，贝壳已是体现价值的东西。由于货币是价值尺度，各种财富的价值都是通过货币表示出来。同时货币又是购买手段，各种商品和劳动都要通过它才能取得。尽管千年来自然经济在中国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城市里，货币经济亦即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还是主要的经济运作形式。

　　随着货币经济的产生，金融业也迅猛发展起来。到唐代时，长安“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其西市更为繁荣，有平准局，衣肆，秤行，旅店等，成为中国初期的金融市场。在这里流通着各种信用。供给信用的除富商官吏，还有抵押信用的质库，普通信用的公廨，收受存款或供给保管便利的柜坊，寄附铺和从事兑换业，买卖金银，及办理汇兑业务的商人组织。今之金融业的主要职能当时全都具备”为己之学”，“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工商皆本”是对古代商业活动的积极肯定，是“本末观”的一场革命，反映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在商业作用下观念发生渐变，显示了商业的力量。

　　影响“内圣外王”的大儒

　　大儒周敦颐始终怀有儒家所共有的那种追求建功立业、经世济民的情结。独善其身的心注修养，兼善天下的经世事业，内向与外向，是一体的两面，不可割裂，称之为内圣外王之道。内圣与内和相通，追求的是儒教之道。秦汉以后，“和”思想作为中华文化现象的本质概括，贯穿于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各个时代、各家各派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被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比如冯友兰先生，晚年的时候认为“仇必和而解”，突出“和”，突出“沟通”的价值。甚至他要回到早年他所理解的张横渠所讲的四句话，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宏观的人文精神在《中庸》里面体现得特别突出。

　　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在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朱子学说从整体上讲，是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学说，其核心部分则是富有人文精神的人的学问。他所注意的是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所要解决的是：什么是理想人生，任何实现理想人生。人生在世，一息尚存，总要完成天赋的生存使命。所以他一方面强调“去天理，灭人欲”，一方面又说“人欲中自有天理”。在朱熹看来，在世间吃了饭后，不做些子事，无道理。这里的做事当然包括经商。朱熹本人曾以刻书谋生，做过一段时间书商，因此，朱熹的理学虽不是商人文化，但他对人欲的理解，却为后来的儒商将理学熔铸商业文化提供了可能。所以说，朱熹是实用理性的源头，沿朱熹的思路，徽商把理欲相通引申到士商关系的解释中，提出了贾儒相通的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农工商，商的地位最低下，而贾儒相通，是对传统士农工商四民尊卑贵贱序列的否定。

　　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良心哲学对商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做人要讲良心，成为商人的行为准则。宁波商人开钱庄票号，家族氏商帮在这根主线上串联起来，知行合一，致良知和世上磨炼。

　　王夫之在自己的理论中坚持“无其器则无其道”、“尽器则道在其中”的唯物主义道器观，认为“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所标志的一般（共同本质，普遇规律）和个别（具体事物及特殊蛇律），二者是“统此一物”不可分离的，提出“天下惟器而己矣”，肯定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具体存在的，任何具体事物都具有其特殊本质，又具有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王夫之在自己的学说中驳斥了“理在事先”“道本器末”的观点。得出“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的结论，王夫之在历史观方面系统批判了历代史学中弥漫着的神学史观和复古谬论，驳斥了以往学者“泥古薄今”的历史观点，依据他“理依于气”“道器相须”的一贯思想，提出了“理势相成”的历史规律论和“即民见天”’的历史动力论。

　　戴震提出“实事求是”的治经原则，主张用“经学”之征实有据。在戴震看来，“理”只是事物的“分理”、“文理”、“条理”，所以“理在事中”，“气化即道”，而不是像程朱所说的那样，“理在气先”、“理能生气”。

　　戴震随父亲在江西、福建、南京等地经商，广泛接触到社会生活。同时，他的经学也日有进步。戴震认为，人欲的存在是天然合理的，“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气血心知之自然也。”强调“理者存于欲者”，理欲无法截然分开，向统治阶级发出了“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呼吁，在对待理学的批判上，对人欲的肯定上，戴震的哲学的系统性和深刻性，都超过了清初三大思想家。

　　“贾何负与儒”，“良贾何负宏儒”的士农工商四民平等的价值观和社会观，标志着儒商文化整合的成功，奠定了儒商成为明清商业文化基础。戴震的商业思想对今天的新儒商有着深远的影响。

　　商道就是人道

　　魏源则被称为西学中用第一人，他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成为经典，是拿来主义的开山鼻祖。

　　左宗棠与红顶商人胡雪岩关系十分密切。“做生意不是赚取金钱而是赚取人心”，“商道就是人道”。这些观点，在今天也是没有过时的商业理念。

　　晚清时期著名的洋务运动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发起。三人在同太平天国战争中，认识到了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的重要性，迫切地要求向西方学习、自强御侮，但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不便与外国人打交道。这样，与左宗棠联系极为密切，诸通华洋事务的胡雪岩在洋务运动中又找到了用武之地。左宗棠晚年的成功中有着胡雪岩极大的功劳。胡雪岩是一位商人，商人自然把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左宗棠任职期间，胡雪岩管理赈抚局事务。

　　左宗棠与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利益关系实际上就是官商合一的最好例证，成为中国新儒商的奇特现象。

　　守望者和发现者

　　我们旗帜鲜明的亮出儒商旗号，新儒商应该汲取传统儒商精神中的现代价值：仁爱、民本、民生的传统，以义取利，诚信敬业，货真价实，和睦协调，勤俭廉洁的合理内核，摒弃传统儒商的地域性、宗法性和行会性，以及“以官为本”、谦和忍让的历史局限。要成为传统儒家文化的守望者，成为新观念新思想的发现者，守望和发现就是新儒商“内圣外王”的本质。

　　“内圣外王”，一半是阴，一半是阳；一半是海水，另一半是火焰；一半是厚重的传统，另一半是自由的天空；一半是向内的张力，另一半是向外的伸展；一半是阴柔直美，另一半是阳刚之气；一半是根深蒂固的坚持，另一半是奔放开朗的放纵；一半是内敛，另一半是激情；一半是雅致的儒商，另一半是功利的官商；一半是聚集财富的市场掘金者，另一半是播撒理念的麦田守望者；一半被世界主宰，另一半主宰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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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从寿    时间: 2015年11月25日 15:57
国学智慧与身心修炼（上）
            
             方朝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一起讲这样一个题目，国学智慧与领导修养。
            引言
            修养的问题实际上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可以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字的含义。那么在我们祖先的几千年前所写下的经典当中，关于修养的讨论，就非常丰富。从古汉语当中，在古汉语当中这个“修”字和“养”字的含义来讲，那么应该说呢是能够比较好的体现修养的意义。这个“修”大家仔细看，下面有三撇，古汉语当中，有好多跟头发有关的字，都是有三撇的，比如“胡须”的“须”的，又比如一些“头发”的“发”，繁体字，不是简化字。那么都有三撇。所以呢这个修这个三撇呢，本意是指头发，那么去掉头发，剩下来的那个字呢，是代表这个字的读音的，就像“湖水”的“湖”，左边三点水是代表它的含义，右边那个胡锦涛的胡是代表它的读音，应该是这么来理解。那么“修”这个字的本意呢是指把头发梳理的非常整齐的样子。我们再来看这个“养”，这个字的繁体字，那么养这个字的繁体字呢，上面是一个“羊”，今年是羊年是吧，这个“羊年”的“羊”，下面呢是一个“食物”的“食”，那么这个“羊”呢，实际上是代表它的读音，下面这个“食物”的“食”，是代表它的含义，那么这个字也是一个形声字，这个形声字的含义是什么呢？是以食物来供养，也就是“养”这个字一开始的读音跟群马牛羊的“羊”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他的本意是说以食物来供养。
            那么这个相比较之下，“修”和“养”这两个字之间含义的差别在于什么呢？“修”是按照一个预定的目的，在特定的时间内，要达到一个特定的目的，所采取人为的修理和加工。这个“养”也同样是为了追求自己的一种预期的目的，但是呢，他是通过循序渐进、因势利导，或者是循循善诱的方式，来培养、来改变，从而达到预期的目的。那么“修”和“养”的目标是一致的，只不过他们所采取的方式和方法有所区别，一个是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而另外一个呢，更加主张遵从事物自身的规律和规则。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所谓的修养，它的本意是说一个人对自己进行加工和修理，让自己培养出一个良好的性格。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个领导的修养问题，领导的修养和个人的修养，是有关系的，但又不完全一样，因为领导他是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他要承担一种管理上的职能，他面临着去改造别人，治理社会秩序这样一种使命，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于领导的个人修养的要求，应当是远远高于对个人的要求。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儒家认为，一个人能够修身养性，才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现在一个人只有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修养足够好，才有可能成为领导。那么个人修养和领导修养是息息相通，领导修养是个人修养的一个更高的台阶。
            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先秦儒家经典里面，关于修养问题，一个非常经典的对话，就是《论语》当中有这么一段话，孔子和他的学生子路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对话，子路问君子，问孔子，怎样才能够成为君子，那么君子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的地方官员，是一个领导，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德行上达到比较高的境界的一种身份的人。所以这两种含义呢，分别是以德、以位来理解，也可以兼而有之。那么孔子在回答子路的时候就说到“修己以敬”，然后子路说“如斯而已乎？”难道仅此而已吗？孔子就说了“修己以安人”，进一步又说“修己以安百姓”，那么安人、安百姓，实际上相当于是领导。那么修己以敬，是个人自身的修养，也就是孔子认为个人之身，只有很好的修炼自己，修养自己，才能够去管理别人。这是儒家关于领导修养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对话。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希望能够通过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些案例，故事的介绍，帮助我们理解孔子所谓的“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思想。
            一、明代思想家方孝孺
            所以我想首先跟大家讲的一个案例呢，是一个明代学者方孝孺的故事。
            （一）概述
            方孝孺呢，是明朝的一位儒学大家，可以说是一个大儒，那么生活在1357到1402年，字希直，浙江宁海人，是称“正学先生”。那么方孝孺他一生的官职，其实并不是非常高，曾经担任过陕西汉中府学教授，后来又曾经担任翰林侍讲，侍讲学士、文学博士。他的行政级别最高只是达到官职四品还是五品，也就是相当于他的行政职别并不高，但是他的身份非常特殊，因为明朝的第二个皇帝，建文皇帝在位期间，对方孝孺极为赏识，把他特例聘为自己的老师。他就是说不仅仅帮助建文皇帝举事进士推行新政，而且承担着教皇帝读书，培养皇帝的人品德行这样一个重任。那么你想一个人他如果这个行政级别不是很高，但是他能够成为皇帝的老师，那也是不得了的，是吧。假如方某人能够成为咱们国家领导人的老师，那还得了。即使我行政级别很低，但是我的社会身份肯定还是被很多人所羡慕的。所以很多学者呢，都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国师。这个方孝孺是真正的国师。虽然他手上的权力并不大，但是呢这个地位非常特殊。
            （二）方孝孺之死
            那么下面我就想讲一下，方孝孺之死，在历史上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惊心动魄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明太祖朱元璋呢，在夺取天下以后，曾经是定都在南京，朱元璋定都南京以后，曾经立过一位太子，可是呢，这个让他感到非常意外的是，在他自己临终之前，他所立的太子就夭折身亡了，那么朱元璋就面临着在自己生前重新选拔接班人这样一个任务。他本人当然还有好几个其他的儿子，都可以作为接班人的人选，但是朱元璋他自己经过多方的考察了解和多年的体会，他认为太子的儿子，也就是皇太孙朱允炆这个人，是一个最理想的接班人，因为这个人呢，以人孝著称，饱读四书五经，做事情也有相当的能力。所以呢他对皇太孙朱允炆寄予厚望，决定就把朱允炆立为自己的接班人。当时朱元璋自己也很清楚，他还有其他几个儿子，在听说太子已经死了以后，早就已经是野心勃勃，蠢蠢欲动。各个都对皇位充满了觊觎之心，所以朱元璋虽然把朱允炆立为接班人，但是对于自己死后，几个儿子会不会给新帝带来麻烦，心中颇有疑虑。所以朱元璋在临死之前，曾经发布过一道诏书，给他的几个儿子下令，我死之后，你们所有人不得回来吊孝。深怕他的这几个儿子，夺位，领兵镇守在边关，万一借回来给父亲吊孝之名，发动动势政变，带兵打进皇城，推翻朱允炆的政权，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呢，朱元璋就出此下策。
            当然我们也都知道，即使在今天孝道不像在古代那么强调的情况下，父亲死了，不允许儿子回来吊孝，那也是违反人之常情的，更何况在古代，孝道极为重要的情况下，可以想见朱元璋也是带极其痛苦，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出此下策。那么等到这个朱允炆继位，就是历史上的建文皇帝登基以后，他身边的几位大臣，什么黄子澄之类，纷纷向建文皇帝建言，说先帝在时，就已经对您的几位叔父心存忌惮，你的这个叔父绝不是什么好东西，不是那么让人很放心的，就连他自己的爸爸都对他们不放心，更何况你这个做侄子的，那么年轻当上了皇帝，如果不把他们手上的兵权剥夺掉，迟早对您的皇位是一个威胁。所以呢，建议建文皇帝削藩，那么这个建文皇帝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就开始一个一个的清理，他的几个叔父手上的兵权。那么一开始呢，进展还算顺利，成功的剥夺了他几个皇叔手上的权力，有的贬为庶人。但是这个朱元璋有一个儿子，就是非常有名的皇四子燕王朱棣，这个皇四子燕王朱棣镇守在北京，因为北京历史上是燕国的所在地，所以号称燕王。这个燕王朱棣是一个有勇、有谋，能征善战的武将，也是一代枭雄。这个人个性非常之强，绝对不能够忍受自己的命运被他人随意的摆布，不可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打下的地盘拱手让给别人，所以他不能够接受建文皇帝对他采取削翻。那么就和官放派来的使者之间发生了冲突，到最后，这个燕王干脆撕掉了面纱，公开起兵造反，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讨伐大明政府，那么就引起了一场巨大的内战。这个建文皇帝在这种情况下感到措手不及，应当说在很大意义上来讲，是出乎他的意料呢，那么建文皇帝在这种情况下，仓促应对，开始排兵布阵，进行应对。
            但是由于这个建文皇帝朱允炆从小饱读儒家的经典，对儒家的孝道发自内心深处的信仰，所以呢他对讨伐燕王这件事情呢，心中是有顾及的，并且是自己的叔叔，所以呢每当他排兵布阵之后，都把到前方进行应敌的高级将领叫到自己的跟前，反复的叮嘱他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说千万不要让我背上杀叔父之名，那意思就是你们到前面去打仗，去应付这个燕王的军队，我可没有让你去把他们给杀了，我可不希望天下人觉得我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连自己的亲叔叔都敢杀，留下千古骂名。那么他跟这些将领们讲了之后，这些将领们在前方打仗的时候，就投鼠忌器。那么又偏偏这个燕王在打仗的时候，又是极为勇敢，根本就不怕死。每当战局对自己最不利，被敌人团团包围的时候，这个燕王往往能够骑上高头大马，冲杀在最前面，不要命。这个官方的军队一看燕王冲杀在最前面，就吓得节节败退，唯恐伤了他的性命，从而给燕王制造了一次又一次难得的机会。那么呢主要是由于大明官军的指挥，调度无方，不擅长于运筹帷幄，结果导致燕王的军队势如破竹，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胜利，到最后呢，把整个皇城，就当是的南京城团团的包围起来，然后里应外合，一举拿下了皇城，然后一把火把皇宫烧成了废墟，据说这个建文皇帝就在大火当中被活活的烧死。
            那么这个在燕王的军队起兵南下之前，他身边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谋士，叫姚广孝的。这个姚广孝是以足智多谋而著称，人称小诸葛。这个姚广孝呢，专门去找了一下燕王，跟燕王交代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说有朝一日，如果你能够成就大事的话，建文身边的一个人呢，千万不要杀，什么人呢？方孝孺。就为什么方孝孺不能够杀呢？因为这个方孝孺，深受建文皇帝的重任，建文皇帝讨伐燕王所有的檄文，都是方孝孺所写的。那么为什么方孝孺不能杀？此人是天下读书人的种子，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姚广孝基于他自己个人的了解和判断，认为方孝孺这个人人品非常好，极为正直，学问又非常好，非常扎实。堪称天下读书人的楷模。那么如果把方孝孺这样的人给杀了的话，只怕寒了天下读书人的心，以后你怎么让这些人，在你手下做官，为你干活。所以燕王呢就觉得姚广孝讲的很有道理，就接受了姚广孝的建议。等到这个燕王的军队成功的夺取了皇都，马上要举行登基继位的大典，他需要履行一个在世人看来极为重要的手续，那就是什么呢？布告全天下，通知所有跟大明王朝有外交关系的列国，通知到各个州、各个县，那么这个通知绝不仅仅是一个会议通知，某年某月某日举行登基继位大典。而是由于古人非常的迷信，他们总是认为一个人今天做成一件事情，主要是由于天意，换言之，假如我朱棣今天登上皇位，违背了天意，迟早是会死于非命的，肯定不会有好下场。所以呢，这个布告天下的这个诏书，必须请一位大儒，威望极高的大学者，写出一篇精彩的学术论文，在这个论文里面，必须反复论证，现在继位的皇上合乎天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古书里留下来的像这样的诏书，告书是非常多的，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四千年前，甚至是将近五千年前，尧舜那个时期，留下来的诏书、告书，我们还能看到，可见古人对这一类的告书是多么的重视。
            那么这个就在燕王打算请人写这个告书的时候，他手下的一些大臣们呢，向他提出一个建议，说请方孝孺来写这样的诏书，是最合适不过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首先一个最简单的理由就是方孝孺的文笔堪称一绝，是天下第一支笔，不仅仅建文皇帝生前，几乎所有布告天下的诏书都出自方孝孺一人之手，而且呢，他也写过很多其他精彩的文章，为天下人心服口服。这个呢，他的名望在这，已经非常适合了。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理由，就是方孝孺是建文皇帝身边最受信任的大臣之一，虽然方孝孺手上没有兵权，虽然方孝孺只是一介书生，但是作为皇上的老师，他和建文皇帝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建文皇帝生前，在遇到中国大事、难事的时候，经常把方孝孺请到跟前，或者亲自去到他家去拜访他，以学生的身份，向老师求教。那么你燕王现在是通过发动内战，发动军事政变，对吧，夺取了皇位，可以想象建文皇帝手下的老臣们多有不服，天下各级政府的官员们，不能心服口服的人，大有人在。假如方孝孺给你写了这样的诏书，他就必须反复论证，你是合乎天命的，那也就是说，他已经发自内心深处接受了燕王作为皇上的合法性，从而就会对前朝遗臣们在心里上产生巨大的震慑，颇使那些对建文皇帝多有不服之人改变立场，是吧。这对于你以后稳定政局、治国安邦，当然是大有益处的。这是第二个重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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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从寿    时间: 2015年11月25日 16:01


国学智慧与身心修炼（下）
            
方朝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明代思想家方孝孺
            （三）如何评价方孝孺之死
            很多人说，方孝孺自己死可以，凭什么把八百多个人的性命都搭上，那么你要问一问，究竟这八百多条性命，是燕王朱棣的残暴，还是应当归咎于方孝孺不够仁慈。我想主要的罪魁祸首应该是燕王，不能够归结到方孝孺身上去，方孝孺既然要捍卫自己心中的伟大的信念，那么换言之，燕王是一个与人间秩序的最高理念作对的，作恶的一个人，那么你今天所干的任何一件恶事，都会让你自己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笔帐不应当记到方孝孺的身上，而应当记到燕王身上去，这是我自己是这么理解的。当然我并不是说我的解释是唯一的解释，我现在偶尔碰到企业家，那么特别到南方去讲课的时候，有时候碰到一些商人企业家，他们听说我对方孝孺有所辩护，那就跟不得把我给掐死，对我的意见非常大，而且怒不可遏，那么他们认为，做人就应当灵活一点。但是我想这里也有个问题，我们今天是讲领导的修养问题。方孝孺这种行为方式，实际上是涉及到了一个领导修养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做领导的人，他担负着天下兴亡的责任，那么一定是要有坚强的信念，方孝孺之死是死于他自己心目当中一种伟大的信念。我们从一种理论的角度，可以方面解释，方孝孺是为什么而死？就像我刚才那样解释。
            那么我们从做人的角度，我们要真正佩服的不是因为方孝孺认识了这些道理，因为这个道理方某人刚才讲的这些道理很容易被大家所理解，我想同时一般人也都能够理解。但是理解了归理解，未必就等于能够做到，方孝孺能够做到，其它人不能够做到。是因为方孝孺做人的信念非常坚定。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人在方孝孺同样的情况下，都应当采取跟他完全同样的方式，包括我本人，像我这样的人胆子比较小，很可能假如燕王把我给抓过去，我当场就吓的半死，但是我的心中就非常鄙视瞧不起燕王，可是即使再怎么样的鄙视瞧不起他，我也不敢向方孝孺这样，大声的去呵斥、质问这个燕王，所以可能到最后，虽然我没有写诏书被杀，但是死掉的人肯定要少很多。所以我想不同的人，在同样的情境下，他和燕王之间发生冲撞的方式，肯定会不一样。我们并不是要求，我们为方孝孺辩护，并不是要求所有人都应当以方孝孺同样的方式，来和燕王对抗。但是我想有一点方孝孺是事实上，就方孝孺这个行为方式也许没有可模仿性，但是他的精神信仰，做人的这种信念，对我们是有学习的价值。
            （四）精神信仰与腐败问题
            最近，因为北京有一家杂志请我写一篇文章，说你能不能够谈谈这个反腐败如何才能够治本，我在这篇文章里就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现在对于反腐有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采取严刑峻法，就是大老虎，大苍蝇，抓的老虎越大越好，越多越好，那么保持一种高压态势，通过抓住越来越多的大贪官，让其它那些官员都被吓坏了，从此以后就不敢贪了。那么这是一种法家式的治理思路，从中国历史上，从商鞅变法，到后来李斯为政于秦国，都是采取这套法家的做法。但是这套法家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最后导致了秦朝的灭亡，并不是真正非常成功的。那么还有一种做法，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一种民主式的反腐概念，指的是要模仿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通过全方位的开放新闻自由，通过党与党之间的相互竞争和相互监督，通过这种方式来开展反腐。那么这种观点，有它的合理性和可取之处，包括追求政策的透明性、开放性，最终这种监督的效果，这个意义上来讲有它的合理性。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西方学者，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所做的实证调查的材料表明，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当中，并不能够得出民主化程度越高，腐败的程度就越轻，这样一个结论。很多非西方国家，在实行了大幅度的民主化以后，不但腐败现象没有减轻，反而导致国家分崩离析了，导致腐败更加严重的情况不胜其多，包括我们现在的近邻印度，还有菲律宾，甚至包括南亚的一些国家，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都是例子。以为通过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就可以让腐败现象被铲除，实际上是一种想当然的想法，更何况在今天的中国，大幅度的引进西方这种激进的民主制度来进行改革，有可能会导致国家的动荡和社会的巨大的分裂，后果是不堪设想。所以也不是在短期内，能够给我们带来可见成效的反腐良策。
            那么法家式的严刑峻法式的反腐败，之所以不是最理想的，是因为法家式的这种反腐，实际上是以强化中央集权为前提的，导致手上有权力的人权力更大，而实际上腐败的一大根源，就是手上掌握权力的人，没有人监督，因为他手上权力更大，即使今天抓到了一个贪官，明天可能会有更多的贪官出现，所以不能够从根本上来反腐，那么我认为我们从实际情况来讲，首先要承认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朝代，无论是多么健全的社会制度下，腐败都是没有办法彻底的根除，但是腐败的程度可以大幅度的减轻。
            那么我认为，中国现在的腐败问题，有两个非常现实的根源，很多人都视而不见。第一个现实的根源，就是千千万万的党员失去了信仰，跟方孝孺这个故事有关系就在这里。他对于自己心中那种崇高的理想，那种共产主义那些东西，早就已经不是真正的相信了。那么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如果没有精神上的崇高的追求，自然就会重视当下的物质利益，金钱、女色、财富，自然就会在他内心中去，能够给他带来巨大激情的东西。那是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强大的吸引力。就好比是我们说，我们单位有一个老先生，今年已经九十多岁了，学问非常好，他写的书，我们学校校长都读好几遍，结果跑到他家里一看，住在七十平米的那种小房子，拥挤不堪，而且没有装修，破烂的要死，那么这个校长就不忍心，多次的提出要给他换房子，给他家换一百多平米的大房子，但是他坚决拒绝，他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换房子，那实际上因为我们非常了解这个老先生，因为他觉得现在的房子住起来很舒服、很好，他家里人口也不多，不需要大房子。那就是说一个人因为在精神上有自己的追求，他的内心世界非常的丰富，他的思想境界很崇高，他并不把物质看的非常的重要，但是一个人在精神上没有崇高的追求，他自然就会把物质看的很重要，他成天到晚所有的心思都花在怎么样的搞大房子，怎么样把房子装的更加辉煌，怎么样捞到更多的钱财，就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很重要。那么你现在千千万万的党员，如果没有崇高的信仰，没有丰富的精神世界，没有崇高的人生境界，这些人从骨子上已经烂掉了，已经彻底的烂透了。你有再好的制度，制度永远都是靠人来执行的，中国人从来都认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那制度能够凭空就被建立起来吗，你没有一大批优秀的党员，没有一些真正的有崇高信仰的民族的先锋队，精神上的脊梁，来带头执行，实施这些好的制度，任何制度能够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来吗？所以我想信仰的思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原因。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我在文章里提到的，就是社会风气败坏。那么社会风气败坏，实际上是跟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大政方针有极大的关系，现在所有人都讲，我们这个社会一切向钱看，人心向利，笑贫不笑娼。那么你到世界各国看，是不是所有的国家，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在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时候，都会导致全社会一切向钱看。我看不是这样子的，至少我所研究的一些西方国家，和一些其它国家的历史，和中国有很大的差距。那么我个人认为，因为我们当初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国家在大政方针上，主张放权让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经济利益看的过于重要，因为经济利益过于的重要，所以没有把合理的社会秩序，公平合理的社会秩序，当成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而是把经济的增长力，综合水平的提高，把这些东西当成改革的最大动力，寄希望于通过经济利益的机制来带动全社会，向前发展和进步，虽然这套思维方法，确实给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但是它所导致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的私欲和贪欲被充分的调动起来。也正是因为国家在大政方针上过于的功利，所以在发生了很多骇人听闻的违反社会政治原则的事情以后，没有及时的去抓、去治。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若干年前，河北省三鹿奶粉的事情，我想我们在座的诸位没有人不知道，那么三鹿奶粉的事情发生以后，已经充分的暴露出中国的奶粉企业，几乎所有的奶粉企业都在搞三聚氰氨，奶粉企业已经是病入膏肓，必须撤离全面的整顿。那么如果把这个奶粉的事情好好的抓一下，从上到下全面的治理，进一步把所有的食品行业好好的整顿一下，会像今天这样大家你吃任何东西都感觉不放心吗？实际情况是，因为很多龙头企业，很多大型的奶粉生产企业和食品加工企业，一旦倒掉，一旦它们的真实的问题被曝露出来，就会让这个地区GDP大幅度下降，会让几十万人失业，所以各级地方政府千方百计的对他们加以保护。
            所以实际上还是因为我们太在乎经济利益，不在乎社会正义和秩序。那么我想，由于我们的大政方针上的这点偏差，导致整个社会疯狂的逐利。这才是金钱和利益于是泛滥成灾，于是在中国受人追捧的根本原因之一。正是因为金钱利益成为全社会疯狂追逐的利益对象，才是导致腐败屡禁不止，因为整个社会会以巨大的经济利益链的方式推动政府的官员腐败，因为这些政府的官员，也是社会蜂巢中的产儿，他们不可能不生生的转入到这样一种强大的社会潮流当中去，从内心深处认可这些金钱和财富的利益。
            所以我觉得虽然腐败问题确实是需要严刑峻法，法家式的管理有它的合理性，或者现在民主式的这种制度管理，建立一个健全合理的制度，这些说法都很有道理，我从来不反对，但是它未必是找到了今天中国社会腐败的真正的根源，或者是最有效的切入点，未必在于此。如果不能够改变党员没有信仰，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党员没有信仰，这样一个现实，如果不能够改变现在全社会一切向钱看的浮躁功利的风气，那么也可以说一个贪官倒下去，千万个贪官站起来，最终不能够真正的解决腐败。
            那么我们今天讲方孝孺，我就想，落就到一个领导修养的问题，我想信仰的问题还是很重要的，虽然现在大家避谈信仰的问题，不愿意面对信仰失落的危机，但是这个问题只要不解决，它会实实在在的发生作用的。
            那么刚才我们通过对方孝孺这样一个案例的解剖，想要说明古人是非常重视信仰的，其实我们从方孝孺之死可以看出，在他们同时代，并不是只有方孝孺一个人，像大明政府当时的高级官员，像什么兵部尚书，户部侍郎，还有礼部尚书之类，都是满门抄斩，也就是这些跟他同样有非常坚定的信仰的政府的官员是比比皆是，很常见的。那么也就说明中华民族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并不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只不过古人的信仰，和我们今天的信仰，可能有所区别而已。那么古人所讲的这个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修身养性的基础之上，方孝孺的信仰，究竟是信仰什么？其实你也很难说清楚，它不一定是信仰孔子，也不一定是信仰儒家学说，而是信仰他自己心目当中的道义，或者是信仰他自己对于生命的尊严与价值的理解。可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方孝孺是有信仰的，那么信仰并不一定是指信仰鬼神。
            二、汉代政治家霍光
            方孝孺只是古人修养方面的，修养思想当中的一个方面，那么接下来我想通过历史上另外几个案例，来说明这个所谓的领导修养，还包含其它一些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处在领导岗位上的时候，如何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来雕琢自己，我们前面讲所谓的修和养，都是指对自己人格，行为方式的一种修理。
            当然我也想，先跟大家讲一个现实的故事，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就是汉代历史上的一位大将——霍光，霍光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位大将军，那么我们就想看看霍光这个人一生的生平事迹，以及其中所包含的一些跟领导修养有关的成份，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霍光这个人的家世。
            （一）家世
            根据史书记载，霍光字子孟，大约是生活在公元前130年到公元前68年，是河东的平阳人，相当于今天山西省的临汾市，这个霍光的父亲叫霍仲孺，这个霍仲孺其实并不是一个身份非常尊贵显赫的这么一个人，根本就不是，他只是当时一个叫平阳侯曹寿府上的小吏，曹寿是个平阳侯，相当于是一个地方的高级官员吧，那么是他们家的一个小吏，那么这个霍仲孺在平阳侯家里工作期间行为不老实、不检点，跟他们家的一个侍女叫卫少儿私通，两个人并没有正式结婚，但是就跟她私人关系，私下谈恋爱，导致卫少儿怀孕，并且生了个孩子，叫霍去病，但是霍仲孺缺乏责任心，让卫少儿怀孕以后，他自己就离开了这个平阳侯，回到了自己山西的老家，在家里另外娶了一房，并且生了孩子，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后来历史上的霍光，但是在他离开了这个平阳侯府以后，卫少儿在这个平阳侯府里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就是历史上后来的霍去病，霍去病是一位大将军，在历史上是叱咤风云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卫少儿的妹妹，大概是容貌非常之好，好像是叫卫子夫，还是叫什么，被汉武帝所喜欢，所看中，并且把她立为皇后了，那么这样一来，就导致卫少儿因为她自己妹妹的这种关系，地位也就有了保障，从而也迁到了长安，并且把这个霍去病非常好的教育成人，并且给了他非常好的机会，这个霍去病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十八岁的时候，就能够力举千钧，并且带兵打仗，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十八岁就成为一个赫赫有名的大将军。
            但是霍去病，实际上他从小因为在王宫里长大，并没有见到过自己的亲生父亲，可是这个霍去病非常有的孝心，他在领兵到西域打仗的途中，因为经过山西，他父亲的老家，所以他专门去探望他自己的亲生父亲，那么他的父亲在见到他以后，就向他介绍了自己的另外一个孩子，就是霍光，霍光等于是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就被霍去病带到了首都长安，西汉的首都长安，带到了长安。那么霍去病对自己的弟弟非常自豪，那么当时霍光只有十来岁，在霍去病的推荐之下，当了侍郎，后来渐渐的官职有所升迁，迁为曹官、侍中。这是霍光因为这样一种特殊的家庭背景。但是这个霍去病，虽然能征善战，叱咤风云，只活了二十四岁，就英年早逝了，就死了。那么他死了以后，当然就没有办法再照顾自己的弟弟霍光，而这个霍光在他的推荐之下，已经在汉武帝身边做一个非常低档的小吏，负责汉武帝的饮食起居，特别是车马。那这个霍光虽然他的哥哥已经不在了，可是他在汉武帝身边工作期间非常的谨慎小心，言谈举止，几乎没有丝毫半点的差错，处处表现的善解人意，极为周到详尽的为皇上考虑，所以深得汉武帝的喜爱，那么逐渐被汉武帝提拔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于是霍光就这样在汉武帝身边呆了二十多年的时间。
            （二）早年政绩
            那后来等到汉武帝晚年的时候，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他亲手所立的太子，被他的几个兄弟，太子的几个兄弟暗算、暗害，引起了汉武帝的怀疑，这个汉武帝上了那些其它皇子们的圈套，误以为太子有不诡之心，到最后把这个太子给逼死了，等到太子死了以后，汉武帝发现自己上当了，于是他就发誓，一定要让那些害死太子的皇子们，不能够有什么好下场，绝对不能够允许他们当自己的接班人。那么武帝在临死之前，怎么办呢？他必须要重新选拔接班人，他就选了一个自己的，只有八岁的儿子，让他做自己的接班人，所有那些成年的皇子，他没有一个喜欢的，所以因为这个皇子只有八岁就当上了皇帝，就是后来历史上的汉昭帝。那么武帝在临终之前，就托孤于霍光，希望霍光能够在他死后力保汉昭帝地位的稳固，保证大汉江山不要出现什么内乱，并且专门托人画了一幅画，就是周公背负成王这么一幅画赐给霍光，并且跟霍光讲了，我死之后，希望你要像历史上的周公辅佐成王一样，来辅佐的我的儿子汉昭帝。那么武帝临死之前，就把霍光任命为大司马大将军，任金日磾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受栗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让这些人都来到自己的床前，拜倒在自己的脚下，当面承诺发誓，在他死后力保汉昭帝。那因为这个汉昭帝继位的时候只有八岁，所以几乎朝廷所有的大事全部听命霍光，因为霍光是大司马大将军，是所有这些老臣当中地位最高，权力最大。
            但是在汉昭帝继位以后，朝廷内部又出现了几场内乱，第一个就是汉昭帝有个姐姐叫盖公主，这个盖公主她跟这个上官桀等人关系非常不一般，因为这个盖公主她自己有一个相好的，她私下跟一个男人通奸，私下关系特别不正常，男女关系不正常，不正常这个事情她也不希望这个事情搞的满城风雨，所以她就收买了上官桀，给这个上官桀很多的好处，让上官桀在皇上面前，在朝廷大臣们面前为自己说话，保住自己的脸面。
            这个桑弘羊也是这个汉武帝临终时候托孤的大臣之一，桑弘羊在政见上跟霍光之间多有不和，对霍光颇有意见，那么这个上官桀在霍光面前为盖公主辩护，或者是为盖公主说话的时候，让霍光感到很不痛快，遭到了霍光的指责，所以上官桀对霍光也非常不喜欢。觉得霍光这个人是很正直，不太徇私的，让他感到很没面子。这个燕王刘旦是汉武帝的长子，就是汉武帝所有的儿子当中，年岁最大，曾经参与谋害太子，那么这个燕王本身认为，太子既然，应当由我来继位，没有想到汉武帝因此不让他继位，所以在汉昭帝继位以后，这个燕王就跟桑弘羊、上官桀以及盖公主这些人串通一气，想把霍光给杀了，好让自己能够当皇帝。但这件事情后来呢，被当时只有14岁汉昭帝14岁的时候，上官桀、桑弘羊这些人跑到他面前说霍光的坏话，当场就被汉昭帝识破，根本就不接受，他们对霍光的那些流言蜚语。那么到最后呢，这些人发现说服不了汉昭帝，就准备自己想办法发动政变，把霍光给杀了，把汉昭帝给废了，这个事情后来被人泄露出去，霍光在最关键的时候，把事情给平息，把上官桀、桑弘羊，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等人，以及他们的外人、曾祖统统都杀掉，燕王刘旦和盖公主也因此而自杀。
            那么这个事情就导致霍光权倾朝野，等于说当时武帝临终时，托孤的所有这些大臣，统统都被杀光，只剩下霍光一个人。而这个霍光，又深受汉昭帝的信赖和重任，所以霍光的地位一下子就空前的提升了，威震海内。那么这个汉昭帝实际上只活到21岁就死了，总共是当了13年的皇上，在这13年内，朝廷里几乎所有的大事，都是由霍光一人掌管。但是由于霍光这个人呢，在为政的时候，没有私心，并且有意识的推行经济改革。特别是盐铁税收的改革，让国库的收入大幅的增加，并且让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从而呢让大汉政府，在全国人民心目当中的地位进一步的提升，所以霍光为政13年来，史书上称呢“百姓充实，四夷宾服”，就这些西汉王朝的那些周边的小国，都对大汉俯首帖耳，这就是霍光早年的一些政绩。
            （三）立废国君
            那我们都知道霍光这个人，其实是没什么文化？因为他这个，十来岁就去跟汉武帝当那个，身边最低等的服务人员，没有什么，受过太多的教育的，实际上，居然还能够有这么好的政绩，也是一个奇迹。但是在汉昭帝去世以后，由于他当时只有20岁出头，根本就没有儿子能够继位，这样就面临着，要重新选拔接班人，这么一件事情。那你就临时要找一个人来做皇帝，到哪里去找，当时议论了半天，有人说武帝有一个儿子，就汉武帝生前所养的所有儿子当中，只有一个儿子现在还在世，就是广陵王刘胥。但是这个广陵王刘胥呢，是武帝临终之前交代，不能够让他做接班人的，参与过谋害太子的，所以就不能够把广陵王立为接班人，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办呢？所以有人呢就建议，说汉武帝有一个孙子，就是昌邑王的儿子叫刘贺，这个人也是汉武帝的血脉，是他的孙子，所以能不能够，把这个刘贺，推荐为天子，那么霍光听了以后也觉得挺有道理的，所以就人去迎刘贺，朝廷的大臣和皇后统统都同意了这件事情，要让刘贺做天子。
            结果呢发现这个刘贺就派人，就派政治的官员，到刘贺的居地，到昌邑王的居地，去迎接这个刘贺到朝廷来继位，结果发现呢，到了刘贺那个地方，发现那个刘贺，简直就是猪狗不如的这么一个人。就言行举止极为差劲，见到女人就强奸，见到别人的财宝就抢夺，就这么一个人，跟流氓也没多大差别，言行举止没有任何这个规矩可言的。并且在他得知自己，即将要当皇上之际，在没有经过任何朝廷正式的任命和程序的情况下，就在自己家里的居住所在地，就把身边这个人，我命令你当上书，那个人我命令你当什么侍郎，就把身边的那些，给他服务的那些下属们，一个个都封官了。
            然后呢再从居地到达京城的途中，跟下属的女孩子嬉戏无度，跟那些工人们淫乱无度，并且在服丧期间呢，你想汉昭帝那是皇帝死了，全天下的人，尤其是你们皇家的，这些人，那都要服丧的，皇上死了，相当于要给父母服丧一样的，大夫们都得要服丧，在这个服丧期间，他就是淫乱无度，并且言谈举止毫无规则可言。还到处游猎，所以下面的人，对他苦戒他也不听。等到他当上皇帝以后，就正式到了京城以后，在皇宫里美女太多了，成天到晚就跟她们在一起鬼混，珠宝，金银珠宝太多了，成天到晚就游玩不断，从来没有呢，心思花在正事之上，那朝廷的那些大臣们呢，他们就实在看不下去了。说这样的人，当上了皇帝，咱们这个汉朝，那不就完了嘛？那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呢。所以那些大臣们，就纷纷去找霍光，给霍光讲，你把他立为咱们这个汉朝的天子，将来后果可能是不堪设想，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样劝戒他都没有用处。霍光一听，那这个也是挺伤脑筋的，你说我当时，决定要把他立为天子，结果弄出这么一摊子事情来，这个事情我如果不负责出面来收拾的话，责任也是在我身上，所以呢，他就跟皇后，皇太后，那时候已经是皇太后了，实际上是他的外甥女，还有朝廷的一些其他的大臣们就在一起商量，说这个事情该怎么办？那么有些大臣就说那最好，不能够让他再当下去，但是他是皇上，你大臣，谁可以罢免皇上呢，皇上可以罢免一个大臣，大臣哪有权力罢免皇上的，这是千古少有的事情，从来没见过的事情，但是霍光讲，那不行，既然他确实荒淫无度，根本不能够把武帝的基业传承下去，那我们可以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就让所有的大臣给皇太后上书，联合罢免刘贺。在霍光的主持之下，还有几位霍光的亲信大臣的强力支持之下，就把这个刘贺请到皇太后这里来，然后当面数落他所干的所有的那些荒淫无道的事情，一件接一件的讲，那史书上都记载下来了。就说呢，你不能够再当皇上，希望他自己回到昌邑王的居地去，结果这个刘贺总共是当了27天皇帝，就被迫离开了京城，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居地，继续去当他的昌邑王了，那么这个在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就是让人惊叹的一件事情，因为霍光作为一个大臣，一个宰相，居然能够罢免皇上。
            霍光在罢免了刘贺以后，他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必须重新选拔接班人，既然刘贺不适合于当皇帝。那你总得另外选一个人做皇帝吧，那选谁呢？大家在一起七嘴八舌的议论，最后有人说，说汉武帝的血脉当中，还有一个真身，叫病已的这么一个人。这个名字听起来你看也是个莫名其妙的名字，流落在民间根本呢就无权无势，名字都很难听，就这么一个人，后来在霍光等人的建议之下，把名字改成了刘询，几岁呢？已经有18岁了，而且这个人呢诗书都很精通，诗经他都能够背的下来，人品也相当不错，那么这次霍光就吸取上次的经验教训，就派人反复的考察这个刘询，勘察这个人平时言谈举止怎么样？为人处事德行于何，觉得还不错。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霍光就跟大臣们商议，派人迎病己为帝，就是后来历史上的汉宣帝，在公元前74年到公元前49年在位。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汉宣帝在历史上有宣帝中兴这么一件事情，这个汉宣帝后来历史证明，是迎对了，这个人后来对汉朝的经济发展，民生的改善和国力的增强，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应当说霍光这一次没有看错人。那么霍光在病已已经当上皇帝以后，就当面要求把自己手上的权力交还给皇帝，以前朝廷的大政方针，统统是由他来拿，那么现在应当交权，但是这个病已，为人处事非常的谦逊，做人礼貌甚多，坚决拒绝霍光归政于他，要求霍光继续为政于朝。那么霍光在这种情况下，迫不得已就继续主持朝政，并且汉宣帝有任何重要的事情，都事先派人通知霍光，主动跟霍光商议，对霍光极为尊敬。那么每一次上朝的时候，汉宣帝只要见到霍光来了都表现出一份什么？非常礼贤下士、极为谦卑，恭敬的态度来，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汉宣帝，做的都有点过了。
            等到公元前68年，霍光重病在身已经快要不行了，那么汉宣帝就亲自到他病榻前面去探望他，就问他死后有什么样的要求？没想到霍光就跟他讲，我希望，他哥哥不是霍去病嘛，24岁就死了，霍去病死了以后他还是有孩子的他的孙子还在，那么他恳请汉宣帝给这个霍去病的孙子分国邑三千户作为他的俸禄，并且把他封为列候，并且呢要求朝廷给他的哥哥霍去病立祀，就是立庙，要对他进行祭祀，这就是霍光在临死的时候，他唯一挂念的并不是自己的子女和家人，而是他死去的哥哥，这个人还是很重亲情的。v
            （四）政绩功勋
            可是呢，这个关于霍光这个功勋是这样的，史书上这样记载，班固在写汉书的时候，说霍光这个人，“受襁褓之托，任汉室之寄，匡国家，安社稷，拥昭，立宣，虽周公、阿衡何以加此。”就说霍光这个人，八岁的汉昭帝托福于他，他没有任何私心，把大汉的江山治理的稳稳当当，那么后来又荣立了汉宣帝，让大汉得到了一次忠心的机会，可见霍光这个人的功劳是非常之大的，所以班固说历史上的周公、阿衡，也不一定就比得上霍光的功劳之大。另外呢，这个司马光，宋朝的学者司马光，在评价霍光的时候，说“霍光之辅汉室，可谓忠矣”，就说这个人辅助汉室，可以说是忠心耿耿的，但是令人感到遗憾的就是，他的老婆和他的家人霍显、霍禹，霍云、霍山之类，在霍光死后不久，就全部被汉宣帝杀光。那么以霍光对朝廷这么大的功劳，不应当让他的家人灭族，其实汉宣帝这个人少恩德，这个人也太霸恩了。那么司马光是这样来评价霍光的。
            总的来说霍光在秉持汉朝政权前后有20年左右，终于汉世、知人善任，果敢擅断，可以说是一位有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他成功地击败了上官桀等人发动的军事政变，废除了刘贺，荣立了汉宣帝，使汉世转危为安。他改变了汉武帝末年，横征暴敛、赋税无度的政策，与民休息，让老百姓得到好处，他让盐铁，就是盐和铁这两样东西，由官营改为私营，长富于民，使汉代的经济出现了新的发展，有了新的活力，可见霍光这个人为政的时候呢，还是能够做到以国家为重，以生命的利益为重，这个人他的政绩还是有这样一些特点的。但霍光这个人的性格，跟史书记载，说他“为人沉静详审，长才七尽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须髯。”这个人行为，他的行为非常地有规矩，就每天早上几点起来，几点上班，几点上朝，几点下朝，非常的有规矩，日常生活当中，也是比较检点自己，不是什么荒淫无度，追求个人享乐，不是这样的人。
            另外霍光这个人呢，在为政的时候基本上做到了不结党营私，有一种说法，因为什么？因为在汉昭帝继位以后，他上官桀，曾经想跟霍光结为儿女亲家，遭到了霍光的拒绝，照理说如果他跟上官桀结为亲家的话，不就带朝廷里有自己的同党嘛，有利于自己的这个地位的稳固，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另外上官桀为盖公主的临行定外人之事，向霍光求情的时候，也遭到了霍光的拒绝。可见霍光对于像盖公主这样的人，既然这个人生活作风有问题，霍光就不愿意照顾他，这个人呢，人品还是有端正的地方。另外霍光做事情基本上没有什么阴谋诡计，就像他的夫人霍显这个人心胸比较狭窄，汉宣帝当上皇帝以后，汉宣帝18岁已经结婚了，有一个妻子叫许皇后，但是呢，霍光的老婆霍显设计把许皇后毒死了，然后想把自己的女儿，叫霍成君，嫁给汉宣帝为皇后，霍光自己一开始并不知道他的妻子把许皇后给害死，等到后来他知道了以后，非常的恼怒和生气，长时间的冷落他的妻子，甚至扬言要把他的妻子绳之以法。但是最后呢，可能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因素也影响了他，使他没有实际去惩罚他的妻子和家人。
            可见霍光自己呢，野心并不是非常大，那么还有霍光在用人方面，基本上能够做到重用一些正直的人。比如说当时皇宫里有一段时间，经常夜里闹鬼，古人非常迷信，一到半夜闹鬼了，就吓的半死，整个皇宫呢，倾巢而出。当时因为皇上的玉玺，在一个官员的手里，那么霍光就担心在皇宫闹鬼的时候，有人会趁机打劫，把皇上的玉玺给抢走了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就派人，就亲自跑到这个掌管玉玺的这个官员那去，把玉玺交给我，我来保管。但是这个掌管玉玺的那个人就声色俱厉，抓起一把宝剑告诉他，说我们命可以夺，玉玺不可以给人。因为我是被皇上任命来长官玉玺，我要用我的身家性命，用我的人头来保卫这个玉玺。任何人别想从我这把玉玺拿走，就坚持不把这个玉玺交给霍光，那么霍光后来一想觉得这个人还是非常称职的，虽然他对自己态度非常不好，但是他还是后来提拔了这位官员。叫尚符玺郎。除此之外他所重用的大臣像丞相田千秋、太仆杜延年、右将军张安世等人都是昭宣之际颇有资才的，自律的人才。
            （五）霍氏结局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霍光死后的待遇就不是这样了，在霍光死后汉宣帝才开始真正的主持政局，开始亲政。那么汉宣帝刚一开始亲政，就把霍光当时提拔的丞相给免掉了，然后重用了魏相和平安侯许广汉，跟他老婆都是有亲戚关系，许皇后他们家的亲戚，从而大大地削弱了霍氏家族在朝廷的势力。这个还有就是霍光担任，在朝廷担任羽林及两宫尉将屯兵这样一些，军队里一些要职，霍氏家族里面这些人，通通都被汉宣帝给免职了，用其他的人代替了他们。那这个事情就跟霍氏家族的人非常的高兴，霍光死了以后，他的妻子，就召集霍光的儿子。以及他哥哥的孙子，还有另外他们家族里其他的一些亲信、爪牙，在一起多次开会，那么他们开会的时候，他们就曾经商量想把汉宣帝身边的近臣，平恩侯许广汉和陈相、魏相等人给杀了，然后让皇太后下诏废除汉宣帝，而立霍禹，霍禹是霍光的儿子好像是他们当时在一起商量，觉得不能够允许汉宣帝继续这样削弱霍氏家族的势力。因为这个皇太后就是霍光的女儿，所以让皇太后下令这么做。但是到地节四年，也就是公元前66年的时候，阴谋败露了，导致霍仁和霍山都自杀，霍禹等人被腰斩七次，霍皇后就是霍成君，霍光的那个小女儿应该是，把许皇后给毒死了以后，嫁给了汉宣帝成为皇后，就这个人呢，被废，去到昭台宫里面。那么所有跟霍光家族里有关系的人，统统斩尽杀绝于是受到牵连的人，从中央到地方有数千家之多凡是霍光的子孙后代，跟他有任何半点血缘关系的人全部杀掉，一个不留。担心霍光死了以后，只有不到三年的时间，他整个家族彻底的灰飞烟灭了。消失在大汉的政治舞台之上。那么这个事情呢影响当然很大，因为霍光当宰相当了20多年加上为汉武帝服务，总共加起来在朝有40多年的时间，那你想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刘少奇被打倒，牵连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人有多少？是吧。林彪说实在，温度尔汗副主席是军队里的最高统帅之一，针对这个受到牵连的何止，成百上千，有多少人受到牵连。所以霍光死了以后，受到株连的人是非常之多的。那么整个霍氏家族里，只有一个霍成君，就是他的那个小女儿没有被杀，但是由于被废黜了，受到牵连后自己也自杀了。这是他死后的这个待遇。
            那大家分析这个霍光，他死后不到三年，汉宣帝为什么对他那么残酷无情。那你想一想霍光生前的时候，这个汉宣帝对这个霍光，那简直是恭敬有佳，那简直就是必恭必敬，任何重要的事情没有霍光点头，绝对不敢自己亲自去做的，整个朝廷的大政方针。都要有霍光来拿，霍光当面要求还政于他，他还坚决拒绝，没有霍光就没有他的位子，可以说他整个的皇位是霍光一手所立，那你这个汉宣帝是不是太残酷了，是吧，太忘恩负义了吧，为什么霍光死了以后，你对他整个家族这样血洗，并且株连了数千家。就为什么汉宣帝做事情，做人会这么残酷无情呢，当然我们可以像司马光一样谴责他，说他呢可能是担心霍光威胁到他自己的权力，说他怎么样的有私心。
            （六）霍氏被灭前因后果
            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刚才所讲的都是霍光这个人的好的那些方面。霍光这个人在做人做事方面，也有很多不好的方面，如果我们把他所做的那些不好的方面，拿到一起来看也许就能够进一步的理解，为什么汉宣帝在霍光死后，对霍氏家族痛下杀手。那么呢，班固在《汉书》里讲了霍氏家族的势力无限膨胀。那什么意思呢？霍光在位期间，汉昭帝的皇后是霍光的外甥女，叫上官氏，汉宣帝的皇后霍成君是霍光的小女儿，等于几个皇后都是霍光的女儿或者是外甥女，皇太后是外甥女，是他的外甥女。另外呢，霍光的儿子霍禹呢，担任中郎将右将军屯兵这样的职务，霍光哥哥的孙子霍云是中郎将，霍云的弟弟霍山是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自如领尚书、封乐平侯。另外霍光的长女婿叫范明友当上了度辽将军、未央卫尉，和平陵侯。霍光的女婿邓广汉为度辽将军和长乐卫尉，霍光的女婿任胜为诸吏、中郎将和羽林监，霍光的另外一个女婿赵平为散骑、骑都尉、光禄大夫、将屯兵。另外霍光的孙女婿王汉也是中郎将，还有霍光姐姐的女婿张朔为给事中和光禄大夫。那么你可以发现，就是这个霍氏家族。在霍光为政的这20年期间，整个霍氏家族，凡是跟他沾亲带故的人全都鸡犬升天了，人人都在朝廷担任要职，整个京城的防卫，就掌握在霍氏家族手里，而且外朝的很多重要的兵权，也掌握在霍氏家族亲信子弟的手中。那么这个事情你想，是不是会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呢。
            另外呢，霍光的夫人霍显呢，这个人做事情是非常不当的，她曾经使一个叫于衍，叫淳于衍的人，用药毒杀了许皇后，就汉宣帝的许皇后。并且规劝他的丈夫霍光，把他们的小女儿霍成君嫁给汉宣帝，并且后来立为皇后。那么你想汉宣帝18岁当上皇帝，娶了霍光，自己的老婆被人家害死了，被迫娶了霍光的小女儿，而且还被迫把他的小女儿立为皇后，汉宣帝真的是发自内心生气，心甘情愿这么做的吗？我想未必是心甘情愿，而是因为汉宣帝这个人善于察言观色，知道自己在朝廷的势力，根本不能够和霍光相提并论，所以事事处处让着霍光，事事处处让霍光顺心，但是等到霍光死了以后，那事情就不是，在跟他生前一样了，那就是另外一套做法了。
            另外呢，这个霍光呢，手下有一位呢，他非常喜欢的办事人员叫冯子都的，那么霍光的很多事情都是由冯子都给他办的，等到后来呢，霍光收敛了自己的妻子，他的妻子霍显在家里寡居的时候，跟这个冯子都的关系，就非常糟糕，两个人就出现了乱伦的行为。并且这个霍显和他的几位女儿，昼夜出入长信宫殿当中。那么这个长安，现在我们今天到西安去，已经看不到原来历史上的长安，那么历史上的长安，作为大汉王朝的首都，那可以说是极为的辉煌，比我们今天看到的紫禁城，应当还要更加巍峨和壮丽。那是皇宫，那么这个皇宫里呢，这个长信宫殿，长信宫女，应当是皇上和他的妃子们居住和嬉玩的地方，游玩的地方，而这个霍显呢，仗着她丈夫在朝廷的势力如日中天，长期和她的女儿霸占这个长信宫，并且在里面呢终日无度，就仿佛这个皇宫，就是他们自己家里的房子一样。
            另外，霍光的儿子霍禹，当上了博陆侯，那么这个太夫人霍显，就让霍光把他们家里，跟霍禹一起，把他们家里的坟墓大肆修筑。那么这个霍光夫人霍显，就把原来霍光所修筑的他们祖先的这个坟墓进行扩充改建，并且“三进三出”，而且呢在这个坟墓中间修筑了神道，好像是保护这个坟墓的，并且到什么地步呢？让他们霍家的坟墓和皇陵在一起，皇帝的这个陵墓，咱们到北京不是十三陵，十三陵是明朝皇帝的陵墓。那么就是把霍氏家族的坟墓和皇陵，紧紧的连接在了一起，并且呢在这个坟墓里面修筑了非常辉煌壮丽的宫殿，宫殿里面的雕梁画栋精美无比，而且昼夜是有人在里面看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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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从寿    时间: 2015年11月25日 16:06
国学智慧与领导韬略

主讲：国家行政学院李清泉博士
            

             根据清华大学的教学安排，让我谈一下“国学智慧与领导韬略”这个话题。
            大家一看这个题目，就会觉得这是文化方面的话题。最近文化很热，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讲话都讲到，我们领导干部要学点历史，要学点文化。我个人认为，这是我们中国人一种非常重要的人文情结。什么是历史？以史鉴今。通过历史，看明白昨天，才能更好地把握今天。什么是文化呢？文化是民族的特质。我认为一个民族的精神、道德和价值、情怀基本上在文化中都能够看到影子。
            各位朋友，一看到这个题目，你或许就会说，“李老师，韬略嘛，你要谈点阴谋，谈点诡计，谈点方法，谈个技巧，是不是我们可以学个东西回去怎么干。”我经常跟朋友们讲，韬略不是阴谋，也不是技巧，韬略是什么？韬略是中国人的大情怀、大智慧、大思维、大理念，当然也是大梦想。今天我们中国人都在谈中国梦，我们一把手把“中国梦”作为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一种蓝图来体现，我认为也是中国人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怀。什么情怀？浪漫情怀。“中国梦”这三个字说明什么问题？我们中国社会的发展，国家层面，民族层面、家庭层面、个人层面得到一个很好的体现。民族有民族的梦，国家有国家的梦，个人有个人的梦，家庭也有家庭的梦。既然如此，今天的课从三个字开始说，哪三个字？中国梦。
            十八大之后，我本人一直在想我们中国人如何实现梦想，或者说我们中国人如何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我想来想去，我们中国人需要三个宝贝。
            （一）科学致富
            第一个是科学。科学用来干什么？致富。各位朋友在清华学习，有时间出去清华西门看一看，西门外有一个公园——圆明园。但是今天去和昨天去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国家有钱了，修得也比较漂亮了。20年前我读研究生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国家没有钱，基本上建国之后什么样，大体也是什么样，荒草萋萋、残垣断壁。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那曾经是一个皇家园林，和苏州园林不一样。苏州园林他很精巧，很细致，一看就是私家园林。而这里仅有几个断石，仅有几个华表，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座园子非常与众不同。到现在20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当时一句话深深刺痛我的心灵。哪句话呢？法国作家雨果说的，雨果这样讲：“在世界的东方有个美丽的园子，这个园子你想像它有多漂亮就有多漂亮。突然一天这个园子里来了两个强盗，一个叫做法兰西、一个叫做英吉利。它们抢了，杀了，并且烧了。从此这个美丽的园子将不复存在。”也从那个时候咱们中国人，咱们中华民族开启了百年曲折和坎坷的历程。当然这段历史，我们的民族灾难原因是多元的，我个人认为很根本的一点在于是西方用现代科学技术来自我武装的时候，我们没有把握好这个战略机遇，我们落后了，落后就要挨打，这应该是近代文明展示给每一个民族必由的一种思考。
            所以说，不管我们怎么看科学和技术的负效应，我觉得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如果一个大的民族在科学技术上没有创新、在高端技术上没有自己的独到之地或者说一席之地，我们这个民族富强不了、伟大不了、安宁不了。所以，往后看，我们中国人要想不受欺负，要想有地位和尊严，不能没有它。所以，我称发展或者致富。
            （二）民主治国
            第二，我们中国人需要什么？民主。什么是民主？这个问题很复杂。但是我本人不太同意有些学者的观点，一谈民主就认为民主是近代西方文明的产物，我不这么认为。放眼人类文明的长河，“民主”其实就要解决两件事：第一件事如何更好地约束权力；第二件事，如何更公平地分配利益。我认为这两件事儿解决好了，就是民主。我一直感到民主是整个人类文明各个民族各种文明所追寻的一种真正的社会治理模式和理想。到现在我不认为哪个社会、哪种制度、哪种文明把这两件事解决好了。解决好了权力，解决不了公平，解决了公平，权力问题又会出现瑕疵，所以我认为我们人类文明还得探讨。其实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中国人的血液中一直在追求这个东西，这一点我不是道听途说。
            前不久我在研究《六韬》，几千年前周文王打天下的时候遇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姜子牙。他就问姜子牙，“先生，如果将来我当了君王，我统治天下，天下人这么多，事儿这么复杂，国家地面这么大，你说我该咋整？”姜子牙笑了笑，他说，“大王，我认为人世间要把复杂问题往简单处想，你别想多了。我说一句话，你做到了，肯定全部搞定。”文王很高兴，一言兴邦，“先生，你说吧。”姜子牙就说了，“大王，我个人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善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什么意思？他说，大王，你为什么当国君？为什么有社会？有政权、有国家、有家庭？因为有人组成的，没有人通通谈不上。既然如此，你当君王，你可以尊严高一点，钱多一点，房子大一点，大家都可以理解，但千万别忘了，你在恰当的时候拿出更多的好处让天下人分享。唯有如此，那江山才坐得住，唯有如此，你才不是夏桀，你才不是商纣！文王是个贤德的君主，就把这番话听进去了，文王就用这番话来治理国家，来经略天下，用这番话来打天下。遗憾的是文王没有搞定天下就死掉了。后来他的儿子，就是周武王姬发，接着用姜子牙这句话给他打天下，还管理国家，同时还给他配了一个副职，这个人叫做周公。在周公和姜子牙的努力下，一个早晨展开了“牧野之战”，把商推翻了，建立了周。建立周之后，周公这个人很贤德，他把姜子牙这句话制度化、法律化、具体化了，建成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套最伟大的制度——周礼。
            我读了《周礼》之后，我感到这部著作真的很伟大，到现在仍然闪耀着一些让我们很感动的东西。上学的时候，我的老师老说，《周礼》是封建礼教，是统治阶级愚弄百姓、愚弄人民的工具。我一直感觉，这种表述似乎有失偏颇，我们弘扬历史、我们宣传文化，我们吸取优秀的文化指导今天的生活，我认为这种表述有失公允。我认为《周礼》其实就解决了两件事：第一，约束君王和诸侯的权力。《周礼》首先不是什么压迫百姓、剥削百姓的，而是约束君王的。孔子读了《周礼》之后说，什么叫做执政呢？他说“政者，正也”。执政，就是自己首先坐得正，自己坐得端，把自身的腰杆挺硬了，你干什么工作你才行。“上有好者，下必兴焉”。怎么才能走正呢？他又说了八个字，叫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当君王的要有君王的样子，当臣子的要有臣子的样子，“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唯有如此，天下才安宁。那么各位领导想一想，我们今天中央谈八项纪律，从常委做起，政治局做起。为什么？我认为是这种古老的治理思想在这方面有重要的影响。我们上面做好了，下面谁敢触犯？谁敢触犯，谁就受惩罚。上面做不好，下面基本上就没有说服力了。我们今天为什么搞群众路线，我认为核心本质也在这里。
            第二件事是解决公平问题。周朝用《周礼》治天下，恍恍惚惚走完了800年的历程。后世君王也想玩《周礼》，但都没玩好，300年、400年算长的，100年、200年的短命王朝比比皆是。为什么？就在于他们没有读通《周礼》中的这种民族的光辉。所以，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叫做历史周期律，几百年一个胜王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个王朝、一个政权就拜拜了。
            面对这种历史的兴衰，几十年前黄炎培先生到延安就见到了毛泽东，他和毛主席说，“主席，我们民主人士对你共产党看好，你们共产党将来执政了，打天下坐天下，能跳出历史的周期和循环吗？”主席沉思片刻，一拍胸脯说，“能，我们一定能，因为这条道路我们找到了。”主席没说别的，就说了两个字，“民主”。他又解释了一句，“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我们就一定跳出历史的周期和循环。”主席也没有留过学，也没有学过西方政治学，这个观点系怎么来的？我认为老人家学贯古今之后，明白政权更迭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一句诗就看透了。哪句诗？叫做“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国家有战争了，倒霉的是老百姓。有人统计，一次农民起义，全国人口基本上减掉20%，就是1/5，一场战争老百姓就完了，叫“亡，百姓苦”。但是国家好了，没有了战争，受压迫、受剥削、倒霉的、有意见的还是老百姓。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政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和存在的合法性。所以，主席说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在西柏坡进京，主席进京很理智，在那里七届二中全会提了两个务必，同时他说“如果革命的胜利这个成绩我们还值得骄傲的话，说明我们太渺小了，以后的路会更长、更艰巨，当然也更骄傲。”他没有认为这次进京是一劳永逸。他说我们共产党进京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进京腐败了，我们要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他用了两个字形容——赶考。这个考试我们能不能及格、我们能不能走好，说真话，这是一直摆在我们执政党面前一个非常重的话题，到现在我们也在思考。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们这一代领导集体上台之后抓群众路线，和主席的这种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如果我们的政策再不接地气，法律再不接地气，官员再不接地气，我们能不能跳出历史的周期和轮回，那就不好讲了。所以，关于这一点，我们中央说，关系到亡党亡国之大计，根本就在这里。十八大讲，遵重人民的主体地位，让更多的人活得有尊严。这体现在哪里？我认为根还在这里。但道路该怎么走，政策该怎么制定，官员该怎么抓，百姓该怎么服务好，我认为还有很多重大命题等着我们思考。
            （三）文化治心
            第三个是讲文化。我看你们满面红光、气宇轩昂，我可能气色也不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咱们生活得好，吃得好、喝得好、乐得好，这是一个盛世。很多人有否定的说法，说汉朝有“文景之治”，当朝有“贞观之治”，清朝有“康乾盛世”。我认为哪个盛世都比不上今天。我们中华民族从来没这么繁荣过，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这么有钱过，我们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几十年一点大的战争都没有，我认为是个空前的盛世。但是这一点仅仅限制在从物质的角度来衡量，如果从道德、价值、情感的角度来衡量，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这么缺少过诚信，缺少过道德，缺少过品德，缺少过情怀，缺少过责任。我一再问我们中国人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种？搞不太清。最近发生了一系列的事儿都让我们感到很感慨。一年多前的“小悦悦事件”，一个2周岁的小姑娘，经过2台小货车、4次碾压，路过那么多路人无动于衷，最后一个拾荒（拾破烂）的老太太把小姑娘拉过去，进行一番抢救，当然那只是一种心灵的赎罪，最后还是死掉了。那是对我们民族道德的考量，上到中央，下到地方，大家都在讨论我们中国人的良心。但是这个事儿后不到两年，一年半多一点，北京又出现一个“摔孩子事件”。当这个孩子被摔死在街头的时候，我们这个民族的道德也已经被摔得粉碎，让世界人看不起我们中国人。这个案子尘埃还没有落定，富平又在卖孩子，更加触目惊心。所以我们说今天是怎么了？我们今天面对药品和食品的安全问题，面对不讲诚信的问题，面对整个社会腐败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我觉得没有办法，只有提升全民的道德情怀，只有提升全民族的价值观念，提升全民族的责任意识。从哪里开始？从文化。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这些文化我认为就是温暖我们生命的，提升我们生命境界的。所以我谈了两个字，叫做“治心”。
            大家是官员，每代中央领导集体上台之后，第一个集体活动去哪里？我认为这是一种执政的理念，也是一种执政的信号。今天总书记带着常委的同志和书记处的同志去了国家博物馆，在这里他提出了“中国梦”，媒体都在关注中国梦，没有人对行为本身进行解读，后来谁读了？刘云山同志解读了。他后来北京西城区调研时说，国博是什么地方？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祠堂和祖庙。中央这么高层的领导对祠堂和祖庙这个词儿，原来是比较避讳的。去哪里干什么？刘云山讲，去那里体现了文化的情怀和对历史的尊重。我认为这是个文化，用老百姓的白话说去祭祖了，或者我们拉近历史，拉近文化，拉近每一个中国人心灵之间的距离了。
            实现“中国梦”，总书记提了三点：第一，走中国人的道路。道路在哪里？第二，团结中国人的力量。力量如何团聚？没有这个血浓于水的情感，我们该怎么办？第三，弘扬中国人精神。中国人精神又在哪里？我认为也是五千年文明的积淀，我们的勇敢，我们的爱国，我们的忠信，我们的挚诚，其实都在这里可以找到答案。
            十八大非常斩钉截铁地说，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我觉得这个脉，无论如何都不能割断，我们人民也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我们每一个时代都要结合历史和文化特点，结合时代特点创造一套丰富的文化来温暖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我们整个民族才能走出情感价值和道德的低谷。
            在这个题目下，我讲两块内容：第一，什么是国学？国学的什么精神能温暖我们？第二，从文化中汲取什么营养来温暖我们的生活，来指导我们的工作？这些课程内容很多，我可能也只能点到为止，讲一部分内容。
            一、国学的基本架构与内涵
            这两年我一直在讲我所建立的一个国学模型。
            我本人认为，如果把中国的文化比成一棵参天大树，那么这棵树的根是《诗经》，这棵树的干就是《易经》，这棵树的冠就是《诸子百家》。我的这种划分很多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和建议，我在课堂还一直坚持这么解读，原因是什么？原因就在于，通过这种解读可以让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很直观、系统、简洁地看清文化这个大模样，一看就清楚了，很简洁。
            我也和各位朋友们交流中国文化的三种特性：诗性、智性、德性。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化？就要培养这三种品德。
            第一，诗性情怀。我看到很多朋友、很多领导学文化、学国学，爱学《易经》，《论语》也翻翻，《孟子》也看看。但是学了半天，我发现生命的情怀没变，人生的豪情没增加，胸怀没扩大，对土地的感情、人民的感情、对生命的感情也没有累积。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人不读《诗经》了。我认为没有诗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缺少根基的；没有诗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缺少色彩的；没有诗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不能温暖生命的。我认为诗是中国文化的灵魂，我们中华民族的浪漫、气度、风采就在一首首诗中所淋漓。而我们中国人把《诗经》过于文学化了，其实里面有精髓，有思想，有境界，很可惜，这一点缺失得最多。
            第二，智慧。人这一辈子，进进退退、得得失失、你来我往，我们生命都有很多迷茫，面对生命的种种迷茫和徘徊，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少走点弯路，多走点直路，少走点邪路，多走点正路，我们要有智慧。中国文化的智慧在哪里？我想在《易经》中。我一直提倡，我们领导干部如果有余力应该好好读读《易经》，把握我们世界辩证的变化关系，但是很遗憾我们很多领导跑偏了。
            第三，《诸子百家》，我称作德性。在春秋战国末年礼崩乐坏，社会很乱，那个时候诸子百家跳出来了。到今天我们来看，他们的理念无所谓绝对的对错，他们站在时代的基点上告诉我们民族该怎么办、国家该怎么办、社会该怎么办。他们都是有德的君子，所以我统一归为“德性”。这里的“德性”就是指的民族之大义、社会之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今天重点跟大家讲讲诗和智。
            （一）诗性：中国人独特的人文气质与浪漫情怀
            诗可以培养我们中国人浪漫的人生情怀和对生命的态度。怎么培养？我想了四点：一是培养情操；二是抒发情怀；三是表达情感；四是释放情绪。
            1.培养情操
            何谓培养情操？我给各位做了幻灯片，叫春夏秋冬，很漂亮。这叫沧海桑田、万事万物的轮回与变迁。我们可以看到，春天生命之鲜活，夏天生命之盎然，秋天生命之澎湃，冬天生命之苍茫，跃然纸上。
            我们古人站在天地之间就想，在想什么？人这一辈子再伟大、再辉煌、再有钱、再有势，都有纠结、有迷茫，面对生的迷茫我们该怎么办？向我学吗？我和你们一样，我也是人。向你们学吗？你们也有着类似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怎么办？我们古人想明白了，我们人来自于自然，应该归于自然，我们回到自然中去才明白，把心放静了，我们就懂了。懂得什么？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人在宁静的心灵中，在世界的流逝中，我们能看到生命的浅薄，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生命之宽广。久而久之，形成我们中国文化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观念，叫天人合一。
            天人怎么合一呢？我用一个季节——秋，给大家做一个解读。各位生活在内蒙古和我生活在北京，都算北方。现在无论是内蒙古，还是北京，包括再往北，全国上下没多大区别，到处绿油油的，但是一场秋风一来，南北方完全不一样。我们叫做一场秋风一场寒，在秋风秋雨中我们很自然想起一首诗，叫“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天凉了，心也凉了。如果读过女英雄秋瑾的诗，你会记得这句话，叫做“秋风秋雨愁煞人”。在秋风秋雨中，女英雄秋瑾内心很焦虑，当然也反映出对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堪忧。如果你读过《红楼梦》或许会记得这句话，“花因喜洁难觅偶，人为悲秋易断魂”。一到秋天，心就凉了，人生遇到一个倒霉的事儿，就纠结、抱怨、折腾，跳、闹、叫。难道说我们的人生真的如此脆弱吗？我们生命真的这么弱不禁风吗？难道我们面对生命的风雨真的这么容易被击溃吗？古人想来想去，他就觉得不应该这样。为什么？因为他们一抬头看到了这幅场景，我们中华民族有四大美景：秋北京、雨桂林、夜上海、雾重庆，很美。
            我那天到长沙讲课，我说我们中国有四大美景，叫秋北京、雨桂林、夜上海、雾重庆，很有名。长沙朋友跟我说，李老师，您不用吹，我们长沙有橘子洲，很漂亮。到南京，南京朋友和我说，李老师，我们南京有栖霞山，比西阳山（音）一点都不差。我说，各位朋友说得很对，这个叶子它不叫香山红叶，这叫枫叶，这个叶子全国都有，枫叶又叫黄栌叶（音），“年年黄栌叶，载载热情牵”。黄栌是圆的。每次香山红叶正红的时候，我都找一个很好的天气，乘着夜色爬到香山顶上，我坐在黄栌（音）数下等日出。因为人多，去晚了之后你也爬不上去。当旭日穿过黄栌照在我的脸上，我整个脸都是黄的，我极目远山，那种感觉真让我绚烂无比。我很自然地想到小时候学过一首诗——《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所以你纠结什么？你迷茫什么？秋天的红叶比二月的花还要红。为什么？因为一个字叫霜。不经历风雨如何见彩虹，生命的坚韧正是这种风吹雨打之洗礼。
            而另外一个人在秋天，他不仅看到了色彩，而且看到了空间，这个人叫刘禹锡。前不久我到广西柳州市，在柳州我拜谒一个人叫柳宗元。柳宗元当年和刘禹锡搞变法，后来变法失败了，刘禹锡被贬到了今天大概遵义这个地方。柳宗元先被贬永州，后贬柳州。刘禹锡当时很年轻了，原来在中央工作，后来到地方工作，心里很不好，总觉得一腔政治抱负没有能实现，很郁闷。在一个深秋的季节，带着郁闷的心情走出屋外，他突然一抬头，心情变了。为什么？原来光想变法了，光想当官了，光想挣钱了，光想心里纠结的事情了，也没有精力、没有时间、没有心情来欣赏生命两边的风景了。秋天的高这么高，云这么淡，恰好一群白鹤在天空翱翔飞过。刘禹锡想，我今年才31岁，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一次变法的失败难道就对自己的人生没信心了吗？不行。于是回到屋里，写了一首诗叫做《秋词》，谈对秋的看法、对生命的看法。“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别人说到秋天，人心情不好，别人说人生的坎儿心情不好，我刘禹锡今天总算明白了，我认为秋天比春天一点都不差，这次变法的失败是我人生的积淀、是我生命变得厚重的根本原因，失败乃成功之母。你看秋天、你看那白云，你看那仙鹤傲向苍穹的身影，这不就是我的榜样？这不就是我奋斗翱翔苍穹的前提和条件吗？于是，对人生充满另类豪情。
            每次我读这种诗，我都深刻感受到，我们中国人，包括咱们做官员的，为什么心胸越来越小，心眼越来越小，斤斤计较，你争我抢，你打我斗，你死我活，你来我往？我一直觉得我们中国人今天：第一，不读书了。有人做过统计，说我们中国人现在是世界上读书最少的民族。我认为这个话不是瞎说的。我现在回到我们村上，是1000多人的村，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村，过年也好、夏天也好，全村人除了种种田、做做生意，一有空闲就麻将、麻将、麻将。有人和我说，在俄罗斯远东有多温州商人包土地种，远东俄罗斯的农民平均人均一个书架，农民没事儿读读书。我们今天还读吗？有人做了统计，中国人人均读0.7本书，一本书读不完，日本人读7本，韩国人读30多本，俄国人读55本，读书最多的是匈牙利，人均64本书。第一，我们没有文化积淀，所以没有胸怀。第二，我们不懂得欣赏风景了。我们现在心里就装了两个字：钱、权，把心灵板结了。我们带着这两个字闷头前行，没有心情来欣赏生命，没有心情来欣赏风景，越来越纠结了。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原因。面对这种社会现实，我就是一个小老师，我怎么办？我是这样想的，当一个人不能改变世界的时候，就要适应世界，当不能改变环境的时候，只能适应环境。我讲文化，我讲美好的东西，我是这么讲的，我应该这么做到，至少我不能太小人、太狭窄、太阴暗，否则这种文化讲出来也不动听。每天我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开我们家的窗户极目远眺，培养胸怀。我今天起来又培养了。你们猜猜，我在北京眺多远就眺不动了目光？可能你们猜不准。前不久我真量过，眺望25米就眺不动了。我们家住的是26层高的双子座大塔楼，我们家住东边那个，朝西住二层。推开窗户这么看，能看到天，这么看，25米远就是一个摩天大楼。我每天坐在我们家的沙发上，目光所及就25米远。一个只有25米胸怀的人，还能指望成为大师吗？没戏！这是现代文明的通病。别说我没有胸怀，我们很多学者同样没有胸怀。为什么？我认为和我们今天的生活节奏，和我们的气度，和我们的大环境直接相关。所以，我们要学会看风景。我很喜欢内蒙，我很喜欢草原，喜欢大海，我也喜欢沙漠。
            有一次出差，我印象很深。我和一个朋友去，他说，李老师，到内蒙要保护我。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要三高，血糖、血压、血脂都高，内蒙古喝酒很厉害，你得保护我。我说，兄弟，到了内蒙，由不得我，也由不得你了。他理解成内蒙古的朋友劝酒挡不住，太真诚。到了内蒙古他发现他理解错了。那年的呼伦贝尔那个大草原长得特别好，雨水也比较好，我们站在草原上一望无际，何止25米，25000米可能都有，心旷神怡，牛羊成群，蓝天白云。那个时候人都将化成一滴水，就永远留在那里了，就那种感觉。晚上吃饭，在一个水泡子边上，有几个蒙古包，雪白雪白的，远处一看就是一道风景。别看是蒙古包，进去还蛮豪华的，很有民族风情，晚上在那里吃饭。一进去蒙古的朋友非常热情，一人一条哈达，这个哈达一披，就感觉自己成了半个草原人。晚上一开饭，两个小伙子进来，端个木架子，上面盖着一个红布，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掀开红布一看，焦红焦红的一只烤全羊，那是真羊肉，绝对不是假羊肉，更不是老鼠肉做的。一开饭，当地的一个老年人，一个乐队马头琴一拉，小姑娘穿着民族服饰很艳丽，银碗给你端过来了。当那碗酒端到你面前，如果你不喝，你就不是人了，没人劝你。因为在那个场景下，你如果不喝：第一，对不起主人的盛情；第二，对不起草原；第三，更对不起自己。人一辈子难得豪放一次，舒展一次，释放一次，开朗一次，奢侈一次，生命是需要展示的。我觉得生命越展示，人越有胸怀，人越真诚。内心越纠结，这样的人心眼就越小。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美好的心灵，我们不懂得绽放了，就琢磨自己内心的私利，这样的话你还有什么韬略，还有什么心怀，还是什么情调面对未来。你们生活在内蒙古，你们如果还没有胸怀的话，可真要好好读书了，我在北京没有这个条件。所以，你们要学会欣赏。我们人有这种心怀，一展示、一释放，你那就是天下的爱，国家的爱，家庭的爱，生命的爱。
            这是爱读书的人，谁呀？杜甫。这周末我刚从四川回来，又重温杜甫草堂。杜甫当年一进草堂，一场暴风把茅草屋给掀了，屋漏恰逢连阴雨。如果你们家房顶漏了，怎么办？肯定是塔梯子盖房、盖塑料布，报119，找施工队。俺家有存折，俺家有电视，俺家有冰箱，可不能湿了，这是你的行为方式。杜甫家，别看穷，每一件家具都是古董，一个碗剩到今天就值你家全部家产。杜甫在那样的情况下，没有急于盖自己的房子，而是在寒风冷遇中站了两个半小时，他在思考。他在思考什么？他说我这个草堂也不算太差的住房条件，也算个中产阶级了，一场寒风冷雨一来，我都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天下有多少人无家可归，成了无房户。北京的房又这么贵，房价又居高不下。多少人流离失所，怎么办？杜甫想，我要是大老板就好了，我有钱就好了，我买上1万套房、1亿套房，分给天下没房子的人，这样的话，就再也没有人流离失所了。叫“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我死怕什么，只要能温暖天下人，那就是我杜甫生命的价值。我们可以看看，什么叫君子，什么叫小人，什么叫一己私利，什么叫天下之情怀？一个人都落魄成这个德行了，还在想着天下无房子的人。我们今天也有，房叔、房姐、房妹、房大爷，很多，为自己。我们很多领导一出情况一查，十几套房，几十套房，有用吗？说真话，“广厦千尺，睡不过五尺”，道理就在这里。通过杜甫这个形象我们还可以看出，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一个人对天下的爱和高低贵贱没有关系。不能说人没有钱才能爱别人，人当官才能爱社会、爱百姓，没那回事。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人生要有一种道德的高度，人生要有一种责任的高度，这点很重要。而我们今天一般不大讲这个事儿了。
            孔子当年有一句话，人这一辈子，“不患无以立，患所以立”。你这一辈子先别问我能不能挣钱，也先别问我能不能当官，你先问你凭什么挣钱、凭什么当官。我们今天不问这个问题。孔子说人的一生有三大风险。哪三大风险？第一，德保而位尊。没有道德，很缺德，官当得很大，这种人早晚倒霉。第二，力小而任重。不好好努力，没有能力，老想拖天，这个胳膊早晚会被压断。第三，智小而谋大。不学习，没有智慧，不知道修养，老是想做大事、当大老板、当大官，这种人早晚把自己卖进去。我们今天人不懂得这种问题了，我们没有了基本的德财能的道德标准，而一味想自己的目标，而不问为什么能实现这个目标。这叫道德的容忍度。
            我们今天经常讲什么？我们依法治国，我很认可这个事儿，社会国家不能离开法律，但是我同时也认为法律不能解决社会的全部问题。我认为一个好的法制社会一定有一个基本的道德高度。几千年前老子就告诫我们整个社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法律最严酷的就是剥夺人的生命，一个人他生命都不在乎了，他还能在乎法律吗？我们这个社会中，人应该有个基本的道德准则，对生命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态度，这个事很重要。厦门公交车事件，很多人因为这个事儿批评咱们政府，说工作不到位，说好多官员工作不细致。官员需要反思，这点没有错，我个人认为主要责任还是怨这个家伙。人呼风就来风、呼雨就来雨，我不如意了，我一说领导就能满足我，我一说，别人都能满足你，哪个时代我认为都不可能。人生面对生命的风雨，我认为有一种基本的情况很重要，你不想活了，可以，你死呗。你有什么资格剥夺那么多无辜人的生命？15个孩子参加联考，7个受伤了。福建说，这7个孩子可以通过一种方式上大学，受伤的别考试了。8个孩子失踪了，过了好多天说了，孩子死了。为什么？烧得面目全非，通过医学鉴定才证明死了。这15个家庭还有中国梦吗？有两个数学系的博士，一个已经成为教授，一个男的31、女的27，两个人生孩子刚刚100天，生了孩子以后闲房小，到厦门集美区看房子，准备买个房子过更健康幸福的生活。结果一把大火，两个博士通通灰飞烟灭，这孩子才100天。朋友们，你想想，这个孩子如果将来长大了，自己爸爸妈妈这么优秀，由于这种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能爱咱们这片土地，能爱民族，能爱我们的社会吗？一个社会仇恨的种子不就埋下来了吗？这两天，成都又出现了砍人、杀人，有人说从这个人的目光中明显看到他厌世。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都没有生命的情怀。
            还有今天做官的，我们今天做官的人，为什么说大家对你们不敬畏，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在于我们缺少应有的官德。“官者，管也”，做官，在古代一定是君子，一个不能成为君子的人根本没资格做官。官本位是今天的概念，在我们远古时代不是这种概念，很多人不愿意做官。为什么？因为一做官意味着牺牲很多个人的利益，要为他人服务，所以做官的人是天下大君子，做官的人受到人敬仰、尊重。我们古代很多官仍然有这种情怀，比如柳宗元。柳宗元变法失败贬到永州，在永州写了一篇文章，很有名，叫做《捕蛇者说》。后来过了10年，皇帝一个圣旨，召回京城，柳宗元认为，有盼头了，人生终于又有机会了。回到京城（现在的西安、当时的长安），正准备一腔热情重新开始，一个圣旨又贬到今天的柳州。永州在湖南，柳州在广西，更偏、更远、更荒蛮。我们今天的官员如果遇到这个情况会怎么想？肯定牢骚满腹、抱怨满怀，跳楼了，自杀了，叛逃了，全都可以预测。为什么？没境界。柳宗元到了柳州，人生的最后四年，建文庙、搞教化，废奴赎、种柑种橘、疏通河道、打井为民，把一个荒蛮的柳州建得井井有条。后来柳宗元病死了，柳州百姓们说，咱们给他送点什么呢？说送钱送物有辱老人家英明。后来柳州人民在柳州找了一棵大树，给柳宗元做了一副棺材，就把他运回长安。到长安之后一掀棺材盖，就发现柳宗元像睡着了一样，一点都没腐烂。从那个时候柳州的棺材就出名了。所以谁都清官，送他一个棺材让他永世不腐。我认为永世不腐的肉体是假的，但是永世不腐的精神却是可以做到的。几千年来，柳州人民在那里建了庙，叫柳侯祠，又叫做罗池庙，千百年来被人供奉。这就是品德所换来的。
            我们中国文化有两个东西可以不朽：一是诗书继世长，二是忠孝传千古。比如上上周我去新疆坎儿井，去坎儿井干什么？缅怀林则徐。当年林则徐变法皇上让干的，我们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上也有“虎门硝烟”，都对，当然好了。但是一个圣旨被贬到新疆伊犁，多偏远。我们今天的领导如果遇到这个境遇，能接受吗？各位朋友扪心自问，你如果受到这个待遇，能接受这个现实吗？林则徐从那么大的官，从一方大官到新疆伊犁州，人家怎么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所以，文化是干什么的？文化是打造我们的情怀，有这种情怀来面对世界，人才能讲韬略。否则的话，那些鸡毛蒜皮、小技巧、小阴谋不足为道。这就是诗的第一个目的，让一个人有一种胸襟和目光来面对生命，这是很重要的。无论对官员还是百姓，我认为同等重要，没有这种胸怀，根本无以言“韬略”二字。一定要想办法，照那种感觉。
            2.抒发情怀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人不读诗、不爱诗，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的人没有追求了，没有更高的人生境界和追求了。因为没有追求，大家不爱诗，因为不爱诗，也越来越没有追求了。各位朋友，不信去看一下，仰望一下中华民族历史的星空，你会发现，那些伟大的灵魂，他的一生和诗都有解不开的渊源。
            比如曹操。曹操一辈子，我给他总结了八个字，叫“曹不离诗、诗不离曹”。曹操一辈子喜怒哀乐都做诗，曹操死了之后，人想到他，走过他战斗的地方，都会为他而做诗。曹操一辈子打了很多仗，其中两个仗最有名，一个叫官渡之战，那是一个胜仗，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一个叫赤壁之战，是个败仗，奠定了三足鼎立的格局。打赤壁，曹操不高兴。为什么？像我一样的北方人，咱们都是北方人，骑马射箭还可以，但是一上船一拿刀枪，人还没走就晕船。曹操说那个仗怎么打，有人趁他不小心给他献了个计。什么计？连环计。说，丞相，我给你出个招，你用大铁链子、大木板把船连一起，船变大了、变稳了，你们北方人肯定就一定没事儿，能打仗。曹操不知道上当，结果一试还真行。曹操说，完了。谁完了？刘备完了，东吴完了，我一个人一统三国，豪情万丈，大宴文武，舞搠赋诗。这是曹不离诗。赋什么诗？《短歌行》。诗人写得多好！这个诗写得多有气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人这辈子能活几年，喝吧！我觉得这个境界，生的境界很高。我们学文化为什么要会学？你要学正能量。这句话我认为就有很大的正能量，而不是负能量，而不是劝大家狂饮喝酒、湖吃海喝，不是那个含义。这句话告诉我们面对生命中成成败败、得得失失，人无什么时候都要充满生活的激情，这才是正常的人。我们高兴了，我们就笑，我们失望了，我们就哭。人有健康的感情面对世界，人才能做个好人，人才能做个好官，人不能太装了。
            现在你们当领导很难当，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们这个感情不会用。陕西的表叔，当官员不能随便笑，一笑把官笑丢了。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道理，深层次的道理，咱们当官员要想。那么大的车祸，那么多家庭面临人生的悲剧，谁在那个场面下内心都酸了，内心都会流泪了，内心都会纠结，这是常人起码的感情。你是安监局的领导，到了现场以后，面对百姓的苦难腆着大肚子在那里笑，我们怎么能接受这种感情？这种官能没有问题吗？网友通过网上一搜，表是一个突破口，一查，这个干部确实有问题。对人民没有健康感情的官能当上好官，我认为不可能。所以，感情看是小事，它也是大事，这点很重要。我们学《论语》，《论语》不是死的，是活的。孔子爱学音乐，我们古代文化中重音乐。孔子说，邻居家如果有丧事，老人去世了，三天不吃肉啊、一月不弹琴。人家老人家去世了，你还在那里燕语莺声，那叫什么人，那叫什么人，那叫什么邻居，那叫什么感情，那叫什么圣人，那叫什么君子。这叫同情心。
            今年河南大桥烟花爆竹塌了，一个领导去了，这次没敢戴表，穿个军大衣，显得很理智，很朴素，结果站在桥头哇地哭起来了。你抽西北风，哭什么？那个感情做得也不对，我们说真话。官也是人，咱们是正常的人，我们做有血有肉的官，也做有血有肉的人，该哭就要哭，该笑就要笑。哭也对，其实笑也对，关键是看你是否发自真诚，其实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一眼就能看清楚。这个很重要。
            曹操也是这样，别看这个丞相，不知道连环计上当，他认为东吴完了，人生马上成功了，就对酒当歌。一读这首诗，我还有一个感受，什么感受呢？我闹不明白咱们后辈子唱戏，把曹操唱成大奸臣、大白脸，我不明白这个事儿是从哪个时候开始的。我一直在想，大奸臣、大白脸能有这种胸怀？鬼才相信呢！
            我总结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趣的文化现象，当然我总结得不会太全面，或许多少有点片面，但是应该能说明点问题。什么现象呢？自古以来，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忠臣擅诗、奸臣擅字。我觉得能写好诗的，大多数是忠臣，能写好字的奸臣多。为什么？在心为志，吐而为诗，没那种追求，没那种理想，没那种信念，没有那种豪情，做不出诗来。写字怎么写？拿个字帖在那里练，琢磨、琢磨、琢磨，左边一撇搞掉张三，右边一捺消灭李四，一拐弯算计别人，字就练好了。
            我跟很多领导同志、朋友讲，今天领导好写字、好画画，还有朋友练了几年字、画了几年画，我看人生也没有豪情，胸怀也没有放开。所以，我劝大家，你除了写字、画画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做诗。很多朋友写字、画画，反而心眼变小了，变小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做官的第一要务是什么？你干什么要干好什么，做官是要履行好职责，下对百姓、上对领导，这是我们的首要工作，写字、画画那只是个修养。但是你别忘了你的身份，你和我不一样，我就是个老师，我就瞎写着玩。你一写，下面有人说“首长，字写得好，你应该入协会了”，就入协会了。你入协会了，当然协会欢迎了，可以拉赞助。第二天，“领导，你的字好，该搞画展了”，你又开始搞画展去了。结果一搞画展，好多吹鼓手一吹把你吹晕了。夸领导也是一门艺术，我这个智商就夸不了，水平不够。他怎么说的？“首长，你这字好，独成一家”。“独成一家”，这四个字一点毛病都没有，怎么挑都没毛病，乱画，那可不独成一家？如果不独成一家，公安局判案不是有多少冤案错案？谁的笔迹写出来都是独成一家。所以我和朋友们讲，一个领导，你去写字、你去画画，你要一辈子不卖弄，画一生、写一生、玩一生、乐一生，这个写字、画画一定是你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你一定会做一个很高明的领导。但一旦把写字画画作为一种资源去卖弄，甚至觉得王羲之都不如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飘起来了，真正飘起来了。
            前不久我看了一期节目，我建议你们看看，撒贝宁主持的，叫《科学与文学的对话》。科学找的杨振宁，文学找的莫言，艺术找的范增。撒贝宁就问范增，“范先生，我们央视很多主持人，比如白岩松、倪萍，都在画画，都在写字。从你的角度看他们这些人谁最有造诣？”范增笑笑说，他们根本谈不上造诣二字。我认为，范增把这句话说出来，央视一台又把这句话播出来，我真的觉得很有信心，我对范增更高看一眼。这叫曲高和寡，大师的境界高山仰止。术业有专攻，你如果不服，我写一个、你写一个，咱比一比，我说你没造诣，绝对不冤枉你。撒贝宁又说，范老师，咱不说造诣了，你说他们谁写得好、画皮好吧。范增笑笑说，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也不想得罪他们。到此为止了，说明做事范先生也有个门槛了。但是我们很多朋友练练就找不到自己了。练一手好字，真正成大师，那不是开玩笑的。到国家博物馆看看百年复兴之路，看看当年林则徐变法的时候，给皇帝写的圣旨，那个蝇头小楷，看得心灵都震撼，人怎么能写出这种字来，比印的都漂亮。那是从五六岁、六七岁一辈子苦功练那手字，为了陶冶情操、为了提高修养，而不会把自己写没有了。第二句话劝各位大家，大家是领导，什么语言，什么行为，还直接关系到我们是不是一个清廉的干部。我认为写字画画在有些领导身上也滋生了腐败。比如商人准备给你送东西，也不知道送什么，一打听，会写字、爱画画。一个古画几百万，一个端砚几十万。要了，这不是腐败吗？另外，说首长，我给你出钱搞个书法展。一投就是几百万，那么有气度，他那几百万你以为是白投的？商人是趋利的。前面给你办完了，后面来找你了，领导，这事儿给办办吧，你办还是不办呢？所以我们说，“上有好者，下必兴焉”，我们爱好也不能成为把柄。所以我跟很多朋友讲，写字、画画很需要，但是更根本的大家做诗。
            做诗可以培养人的语言能力。《论语》孔子说，说“不读诗，无以言”，不读《诗经》说话不好听、不动听。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作风建设？离了稿不会说话，你如果从现在开始做诗，做上两年，没稿子照样说话，没问题。因为你不读书了，不读诗了。腹有诗书气自华就是这个道理。你看我吹牛，大家说，李老师，你吹得还挺好听。为什么？我从小就做诗，从8岁开始就做诗，我不是忽悠大家。我8岁就学第一首诗就开始模仿，哪一首诗？叫做“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就会这么一首，我就开始模仿。有一天，我坐在我们家的打谷场。打谷场，就是粮食割下来晒干，晒问之后再压，现在都联合收割了，打谷场不多了。我蹲那里玩，结果我看到好多蚂蚁成群结队地回家，我老师说这个现象发生了，可能要下雨。这个时候一群小燕子从我头顶掠过，我老师也说了，这个现象也可能会下雨。刚想完，没一会儿，打雷下雨了，我就往家里跑。我往家跑，农民就往打谷场跑，他怕粮食湿了，赶紧盖塑料布，晒干了不容易。我回到家里，我有感于这种场景，我就拿出一张纸来就开始做诗。那个纸不是咱们今天的白纸，那时候家里特别穷，还没改革开放，都用包改进的黑纸，那个笔也不是圆珠笔，也不是钢笔，是我哥给我一个小铅笔头，我一年级都用铅笔头写字。我拿着包改的黑纸、拿着铅笔头，做了我这一辈子的处女作。过了30多年了，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我怎么做的？“燕低雨将临”，燕子飞低了，将要下雨，“蚂蚁把家归”，蚂蚁回家了，“雷声刚入耳，忙坏庄稼人”。我认为写得真好，我觉得可以收小学课本了。这8岁的孩子，心里没有思想、没有理念，他用纯洁的目光来看世界，看到什么说什么、看到什么说什么，说出来就是诗。人做好人、说真话，说的话就好听，说假话、说空话、说套话，说的话肯定不好听。为什么那百姓有时候不爱听大家说话？就这么空话套话太多。很简单，诗就是情感的宣泄，诗，就是情怀的流露，就在这里。
            老爷子接着说，“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拐个弯还是喝。很多外国人批评咱们中国人，说中国人就认吃，吃饭要喝酒，要包厢，浪费那么多时间。我说你们外国人呢？他说我们外国人15分钟快餐搞定，就工作了，人生效率都高。从那开始咱们中国人就不自信了，不敢谈吃，不敢谈喝，不敢谈饮食文化，觉得好落后，好封建，好愚昧。但是现在咱们中国人有钱了，我们文明程度提高了，倒过来一看，我们被洋鬼子忽悠了。我问各位一句话，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活着为什么？你们还很真诚，内蒙古的朋友，你说吃。说得没错。人活着这一辈子没有目的，活着就是最大的目的，这是一种生命的真实。
            我们今天讲民生，民生是什么？就是人民更好地生活。你说你很高尚、很伟大，你牺牲自己，幸福千万人，你用自己的生命让千万人更好的活着。我们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幸福快乐地活着，这是发展的目的。一个好社会，就是每个人都能健康、快乐、幸福活一辈子，这就是好社会。那么人怎么才能活着？第一就是吃。不吃饭怎么活？咱也不是圣人，谁不吃饭？我认为能吃好是人生的一大幸福，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再像中国人这样创造过辉煌灿烂的饮食文化。《舌尖上的中国》，咱们中华民族这片土地很神奇，南来北往的人都能根据当地的气候、当地的饮食，创造一套美食适合当地人。我们中国人如果吃饭仅仅为了填饱肚子，那个时候我们人生的快乐少了一半。我们中国人一吃饭，兄弟们一闹，我们欣赏美食，我们谈谈人生，我们谈谈感情，我们做做小诗，你会发现这顿饭就成了享受。我们中央今天加强作风建设是不让大家大吃大喝、挥霍公款，这叫节约，但不等于不让我们生活好、吃好、玩好，完全是两个概念。我们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每个人都吃好，这很重要。今天我们说增强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把文化看明白、看透彻，我们正面地解读文化、看文化，文化才能传承，我们才不至于走极端。
            曹操高兴的半天，结果第二天一上战场，小周郎一把大火，差点没烧死，也没胜利，走了华容道。几百年之后谁来了？苏轼来了。苏轼到了湖北赤壁古战场，就想曹操、想周郎，想这段历史。说那哥几个打来斗去太有意思了，立即做首诗，叫做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对这段历史的回忆，这叫诗不离曹。
            曹操的诗不仅打动了苏轼，而且打动的今天一颗伟大的灵魂，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伟大领袖叫做毛泽东。几年前，央视一台把毛主席《浪淘沙·北戴河》谱了曲，给一个电视连续剧做主题曲。这个电视剧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什么内容、什么题目，我就记得把主席这个词唱得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写得多好！“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主席1.8米高的个子站在北戴河边，一阵狂风吹来，风一骤起，就是暴雨倾盆，白浪滔天了，一艘小船在浪尖上翻滚。伟人深邃的目光遥望远方，伟人的伟岸和大自然的雄浑融为一体。这叫天人合一。每次读这首诗，读到这里，我都忍不住地说一句话，“中国当代毛诗之后再无有诗”。我觉得当代中国毛泽东之外的诗，谁的诗也不可能流传千古了，当然包括我那首小燕子也不行了。我说完之后，网上很多人骂我，好听的说我口无遮拦，难听的，说我满嘴喷粪。我说喷什么都不可以，就喷不出粪来。所以网上环境要整顿。我们这次打击网上造谣，这个网络环境害人，网络环境给社会造成很多不安宁、很危险的因素，所以我们要整顿。我说你骂我干什么？你不就是不服吗？有本事你也到北戴河边去，风衣你也别穿了，你站在毛主席站的地方，光着屁股，有本事你也做首诗。做完了之后发给全国13亿人给你打分，你的分如果比毛主席高，我在《人民日报》登一版广告，我给你道歉。你写不了，就学着点吧，千古一人，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的胸怀，这个东西学是学不来的。有人试过了，谁也比不了，谁呀？蒋介石。
            1945年的时候，主席到重庆谈判，写一首诗大家都知道，叫做《沁园春·雪》。主席那个气派，什么叫做韬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秦皇汉武牛不牛？牛，但没文化。“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牛不牛？牛，但没有战斗的勇气。“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武力够，但是韬略欠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我们通俗地解释，数风流人物，还看老毛，一个道理，今朝、老毛，老毛，今朝。其实这反映了主席博大的胸怀，也反映了他本人生命的自信。没有这种自信，能打下万里江山吗？这个能比得了吗？比不了。结果蒋介石急了。1945年是蒋介石人生最高峰，1945年二战刚结束，我们中国是战胜国，他以战胜国的领袖自居，苏联人对他好，美国人对他好，天下老百姓对和平谈判也寄予了厚望。那个时候蒋介石春风得意，那我和你们谈是瞧得起你，那个境界。结果主席弄这么一首诗，把蒋介石气得肝疼，把全国文胆都招来了，写写写，一个个地写，写一摞。蒋介石审稿，一边审稿一边骂街，一首诗都拿不出来和主席的PK。PK什么，你的境界差远了。所以这就叫胸怀。
            一个好领导，能写出真正的好诗来，一定是爱生活的。我跟组织部的同志讲，真正评价干部是全维的、多方面的，好不好读书、好不好做诗，有没有爱心，我认为这是一个人做一位好官最基本的感情和素养。文化素养看是小事，实乃大计。
            话锋一转，主席讲曹操了。主席说我为什么做这首诗，就是因为我想到了曹操。主席说什么？“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说曹操你死得真早，时光过得真快，掐指一算，你离开我们这个世界1000多年了，当年你跨马挥鞭。魏武大帝就是曹操。你多有追求，多有理想。为什么？当年你在这里做过一首诗，有诗为证，叫“东临碣石有遗篇”。哪首诗？《观沧海》。但主席说，你尽管有追求，你尽管有理想，但是你到死都没有统一三国，你进了棺材都死不瞑目。闹了半天，你还没有我毛泽东，没有我们共产党人厉害，你们没有搞定的，我们搞定了，“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曹操换人间了吗？他没换人间，主席把人间换了。
            两个政治家，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信仰、他们的追求完完全全不同，但是他们却实现了一种跨越时空式的交流。为什么？因为他们生命之豪情，人生之澎湃、社会之责任、民族之情怀跃然纸上。我觉得我们今天人不读诗、不爱诗，身上没有这种气魄。
            去年钓鱼岛事件，全国很多地方搞爱国游行。北京一个小伙子举着毛主席到了日本驻华使馆。举毛主席像倒也没关系，关键是小伙子特别有创意，他在下面写了一句话，读了之后让人很辛酸。他说“毛主席，我们别人欺负了”。读了之后，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的民族多么需要情怀、多么需要精神、多么需要气度、多么需要胆识！我们这个民族没有这种精神是不行的。很多国家找我们事儿，为什么？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不好好学文化，不好好打造我们自身的品德和形象，被人家看扁了。日本人曾经说过一句话，“世界上有两个国家我永远不会道歉：第一个是韩国，再道歉他都不买日本货。第二个是中国，道不道歉照样买日本货。”我听了之后我就很郁闷，我也很气愤。去年我们家的相机坏了，我去买相机，买相机的时候一看没法买，为什么？全是日本的。后来他们说，李老师，你买德国的。德国是有，稍微一好，好几十万，我又买不起。到现在全国各地走到哪里，我还靠着个小手机来照相，到现在不买，我一买就咽不下这口气，一直坚持到今天。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儿，我一个老百姓，我想爱国咋这么难呢？怨什么？我认为不怨别人，怨我们自己。
            有一天遇到一个老先生，七、八十岁了。他说，“李老师，我们中国不是没好相机，我们原来有好相机。我们原来有个相机叫海鸥，我小时候用那个相机照过相，我用那个相机照了半辈子相。相机咱们当时看，快门比较好的是日本的，镜头比较好的是德国的，海鸥两个优势条件还都具备一点，所以总体效果比它们差不到哪里去。那个相机然后不仅我们国内用，还经常出国，很正常。”但是一改革开放，科学研究很辛苦、周期很长，我们就不研究了，引进生产线，挂上洋品牌，一卖就能卖来钱，那多好啊，赚得个沟满壑平，全是钱。但到今天蓦然回头一看，钱能买来什么？钱能买来航母吗？钱能买来神十吗？钱能买来民族的尊严吗？钱能买出世界的顶尖技术吗？不能买来。我们在发展的道路上一切向钱看，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弱点。我认为我们现在要审视我们的发展模式，从中央到地方，从一般百姓到我们的领导干部都要认清审视，中国人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怎么调整我们的社会形态，怎么引领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念，这不是一件小事儿。
            10年前朱光亚先生写过一篇文章，我感慨很深。老先生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制造业与中国现代化》。他说一个伟大的民族，什么叫做现代化，开服装厂，搞鞋帽厂，搞这个扣子厂，要不要？我们需要。发展经济要多元化，都需要。但是作为一个民族来讲，核心是制造业，制造业是一个民族综合实力、综合国力的竞争。比如航母，从钢材，到通讯，到电子，到导航，到卫星，到定位，到各个系统，哪个不是民族整个综合国力的竞争？现在我们造大飞机，国家这两年为什么搞大飞机，为什么搞神十？好多人不理解，这是一个民族屹立在世界之林的根本，就是前面我讲的“科学”二字，很重要。我们不走这个道路不行了，我们要精神，要风骨。现在美国人第几代无人机又出来了，无人机没有人它在天上的战斗力和有人机可以相媲美。我们在这轮竞争中又落后了一步，下一步该怎么办？还面临很多问题。
            所以，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认真，不要在鲜花面前狂舞，以为我们真的就不得了了，真的就是世界贵族了，我们既富又贵，又有胸怀，又有品德，又有文化，又被人瞧得起。实际上我认为还很遥远，我们有很长的要走，这个看得很清楚。
            讲完诗的这两个功能，下面两个功能我就不讲了，接下来给大家讲一点《诗经》。
            3.《诗经》：歌颂爱情、重视家庭
            诗对我们的情感、对我们情怀打造很重要，有这个胸怀，我们才能够真正地来对待生命和世界。既然《诗经》是根，面对《诗经》，我们怎么学？它讲了什么？
            我觉得《诗经》是个博大精深的精神世界。在课堂上，一天课一般讲三大观点，半天课我讲《诗经》的一个观念，哪个观念呢？叫做歌颂爱情、重视家庭。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国人道德的逻辑起点，精神的逻辑起点，思维的逻辑起点。
            各位朋友在清华学习，走之前我建议你们买本书带着，什么书呢？《诗经》。回到你们老家之后，你找个周末没事儿开着你们家的车子，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把心静一静。什么叫静呢？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心就静了。闭闭眼睛，泡杯清茶，打开《诗经》。如果你觉得你的心是静的，你会发现，《诗经》中会传来一阵清甜的风气，淡淡的、轻轻的、柔柔的、软软的，因为这首诗叫做《关雎》，这是《诗经》的第一首，这是千古名句。它是怎么写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首诗讲了一个非常单纯而美丽的爱情故事。说一个小伙子十八、九岁，来到一个小河边，河水很清，两边红花绿草很漂亮。河中间有个小沙洲，沙洲上两个雎鸠鸟，像鸳鸯一样，卿卿我我在谈恋爱。我们说，那是春夏之交，是人和万物容易动情的季节。小伙子看着风景，看着雎鸠鸟，看着美景，陷入了无尽的沉思和遐想，风景把他迷住了。那时候没有照相机，也没有摄像机，一个人，多看几眼吧，这样呆呆地看风景。就在这个时候，一艘小船驶入画面，小船上站着个小姑娘在劳动，在采集河里面的野菜（荇菜）。用来是人吃，还是喂猪，我们也搞不太清楚了，总而言之，在劳动。左手一把、右手一把，右手一把、左手一把，一采菜小腰也晃，小船也晃，那个小蛮腰太迷人了。结果，就把这个小伙子给迷住了。小伙子就想，这个小姑娘长这么漂亮，嫁给我，做我老婆该多好。有了非分之想，怎么办？追。怎么追呢？用今天的话说，通过自己的各种关系，问清楚小姑娘QQ号、MSN、微信、微博，一边发邮件，一边打电话。结果小姑娘清华大学毕业的，还比较清高，一般人看不上。看不上他，他痛苦，叫做“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回家茶不思饭不想，在那里打滚，也不吃饭，也不睡觉，把他妈给急坏了，儿呀，你可咋办。结果他马上就说，“妈，请你放心，这个儿媳妇，我一定给你搞到手，你放心吧。”我们叫精诚所致，金石为开，几个轮回，结果就把小姑娘搞晕了。小姑娘说，嫁谁不是嫁，这个世界婚姻也没有绝对正确的、错误的，这个小伙子原来觉得不咋的，一看对我这么好，还是蛮有诚意的嘛，得了，就他吧。一答应小伙子，小伙子就高兴了，叫“钟鼓乐之”，敲锣打鼓娶回家。
            讲到这里，各位朋友可能说了，李老师，我看你就是个大忽悠。我们一谈中国文化，落后的、封建的、愚昧的、保守的。你说文化是根，中国人学文化，先读《诗经》，先读爱情诗，有这么浪漫，这么开放，这么自由？朋友们，还真是如此，这是正儿八经的中国本土优秀文化。
            刘云山同志说过一句话，他说为什么学文化？学文化：一是说人话，二是办人事。说人话，我前面讲过；办人事，什么叫办人事？人来到世界上办的第一件人事，就是要正确处理男女关系。男女结合是有责任、有道义、有情感，有家庭的，这是人区别于动物最不同的地方。一个人能正视爱情，能够正视家庭，这是一个人成为君子，成为有品德的人的根本和前提。如果乱搞男女关系，就不算一个正常的人。《毛诗序》说得很清楚，“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人和人在一片蓝天下、一片土地上，我们组成了一个群落叫做社会，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要和谐，要安宁，要稳定，人要幸福，怎么办？首先在社会中要刮一阵风，刮什么风？刮感情风，刮家庭风，刮爱情风，叫家和万事兴。一个社会中，美满的感情多，一个社会中和谐的家庭多，这个社会一定是和谐的，反之亦然。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因为人因为不能处理家庭和感情的问题，导致的个人悲剧、家庭悲剧、社会悲剧、民族悲剧，比比皆是。所以这首诗用之乡人、用之邦国。这首诗，对一个个人、对一个国家同样重要，全民族都要学这首诗，很重要。
            为什么读这首诗，孔子还有一句话说得更到位，“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这一辈子，要想不犯错误，两个事儿要注意。人犯错有两个重要源头：第一是饮食。饮食指的是物质、金钱和权力，人把不住这个关口，要出事儿。第二就是男女。男女感情、男女关系，在关系上把握不住，同样要犯错误，甚至犯更大的错误。这两天薄熙来案公开审理，他犯错误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没有处理和老婆的关系，没有管好手下工作人员，没有管好家里人。刘铁南，活生生的案例，干什么？（82：50）。现在很多犯错误的领导大多数都是情妇，导致了很多的悲剧、很多问题，触目惊心。所以，我跟记者说，我们的领导每天起来读一遍《关雎》，读上三年，都是君子了。文化叫润物细无声，长了就有感觉了，关键是我们没有决心、没有耐心去修炼自己。
            我认为这首诗就奠定了我们中国人的四大恋爱婚姻观。
            第一，责任意识。什么叫做责任意识？这首诗爱情的婚姻导向很强。小伙子追小姑娘就一件事，干什么？娶回家做他媳妇儿。在古代文化中，爱情的唯一目的一定是婚姻，但是婚姻不一定是爱情的唯一结果，可能种种原因没能走到一起，但是出发点一定是婚姻，这才是爱情。在我们中国人心中，当你蓦然回首往事总有一段情难以割舍，这段情一定是曾经你想娶、她想嫁，否则那不叫爱情，那叫单相思。而这个观念我们今天没有了，我们只在乎曾经拥有，不在乎天长地久，那还不能出事吗？今天我们很多人对婚姻、爱情没责任，我认为导致整个人生没责任。
            这件事孔子两千年前就告诫我们中国人。他怎么说的？他说“君子之道，造端夫夫妇”。有人问我怎么当君子？孔子说，别问我，回家问你老婆，别问我，回家问你老公。你们家庭好了，老婆照顾好了，孩子照顾好了，整个家庭健康了，你感情健康了，你责任尽到了，把对家的责任再拿出来对工作、对社会、对民族，你就一定是个君子。你对家不负责任，那么你对社会负责任那是句鬼话。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责任起点。大家想想我们今天，一个对家不负责任的人，一个男人天天在外面花心，他对工作能努力吗？一个女人对老公不负责任，这个人能爱世界。我认为全是一句空话。我在这里和各位领导讲，如果没有婚姻做责任，就不要玩爱情这把火，早晚惹火烧身。今天网上已经做了总结，当然总结得不一定全对，但是也给我们告诫。反腐败有四把利剑：第一，小三反目。第二，日记丢失。干这种事儿还写日记，这不要命吗？第三，家中被盗。第四，网上曝光。我们大家学文化，有一个字是“绝望”的绝，这边是“色”，那边是一条绳子，被色迷住了，只能是死路、绝路一条。我们文化是有深刻内涵的，“文可载道，字可通神”，不是讲假的。梁实秋先生说，人一辈子，你想一天不得安生，那你就请客，你想一年不得安生，你就盖房，你想一辈子不得安生，你就找个小情人。你们想不想和谐？那就看着办吧。
            第二，完美。我们今天讲中国梦，我们中国文化中构造了很多美好的梦想，其中有一个梦想是什么？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活得健康、幸福、快乐，有一份好爱心，有一个好家庭，这个很重要。那么什么样的家庭才幸福？才完美？我们的文化说了，叫“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一个家庭中，男的要是君子，什么叫做君子呢？我认为君子不一定很有钱，君子不一定官很大，但君子应该是有道德、有责任的。那么什么叫做淑女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就复杂了，我有段时间专门研究淑女文化。我就给大家讲一个条件，希望各位男同志回家引导夫人，各位女性领导提高女性修养。我认为淑女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是安静的静。我们中国的淑女叫温柔照水、娴静如花，我们中国女性的美，我认为就是一个静字，我们中国女性的涵养也是一个静字，修养也是一个静字，值得尊重也是一个静字。但是今天我们很多朋友不懂了。古代的淑女应该是美女、是美人。白居易有一首词叫《琵琶行》，他怎么描写淑女，怎么描写美女？“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妹子，弹一曲，弹一曲，那女同志不理他，最后他开着船过去找人家，人家看的实在难缠。女同志回到家里梳洗打扮，穿上长裙、抱着琵琶，迈着小碎步，慢慢慢慢出来了，还让琵琶遮着小脸。琵琶后的那个小脸，那可人，淑女。但如果倒过来，白居易说，妹子，来吧。那个女同志一个跟头跳出来了，那是孙二娘，不是琵琶女。徐志摩怎么写美女、写淑女的？“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恰似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一个娇，一个羞，把女性的羞涩内涵表达得淋漓尽致。咱们今天的歌怎么唱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哒开了，那是刺槐，不是玫瑰。
            咱们今天的女同志你为什么缺少足够的魅力？太闹。在家里和老公吵，到单位和领导吵，大街上刚才暴粗口，每天半夜喝得醉猫回家了，还是淑女吗？当然我说的是表面现象，这个现象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内涵。什么内涵呢？一进清华大学校门有八个字，叫“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主要讲的男同志，厚德载物是对女同志提得要求。在我们中国文化中，女性是一个社会的定海神针，女性是一个家庭的稳心剂。一个社会，女性不浮躁，这个社会一定不浮躁，一个家庭老婆不浮躁，老公一定不浮躁。我们今天的社会，为什么很浮躁？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女性浮躁了。薄熙来案子公开审理，薄谷开来在薄熙来从政的过程中，没起到太多积极的作用，心情浮躁了。《易经》有一个卦，叫家人卦，两口子就是家人。女人是风，男人是火，风借火力，火借风威。小家庭风风火火，这个日子就过好了。所以，一个女人不给老公吹风，你老公事业做不好，该吹大风吹大风，该吹小风吹小风，该吹热风吹热风，该吹冷风吹冷风，这个家庭就是一个好家庭。但是一个女同志怎么把风给老公吹好？我现在发现很多人走了错路、弯路，都是老婆吹风吹歪了，该吹冷风她给他吹热风，该吹小风吹大风，该吹正风吹斜风，就把老公吹死了。把老公吹死的女同志比比皆是。我研究很多案例，我就发现家庭不和谐，是不能做好官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我讲一个女性吹风的案例。去年，甘肃一个国土厅的副厅长被判了很重的刑。判了之后我就研究这个案例，我就发现她老公是典型的心不静吹斜风吹的，差点把老公吹死。老婆是个心理学的医生，我们知道做领导压力也很大，他老婆用心理学的这个方法给他老公做工作，老公，别急；老公，耐得住。这两口，风借火力，火借风威，做人、做事，官也很正常顺利，家和万事兴。结果有一天，他老婆的心不静了，一件小事就把她内心的平静打破了。有一天这个女同志到单位，她们单位的小姑娘还没结婚，背的包很漂亮。然后他老婆问，妹子，包很漂亮，在哪里买的，能不能大姐也买一个？那个小女孩也不懂事，一看她穿这么土，小孩就说，“姐，你懂什么？你这么土，这包叫LV，全球限量版，好几万一个，你哪买得起？”这一句话，这个女同志回家以后，好几天茶不思饭不想。她说，我老公都当了副厅长，我们一路走来这么辛苦，混到现在被一个小丫头片子瞧不起，那怎么能行？好多天很纠结。在她纠结的过程中，一个金矿老板上门了，原来认识她，说嫂子，你跟大哥说说，我这个矿咋就批不下来，我也没有多少违法”，送来了一包，包一打开，30万现金。这不钱来了吗？没钱就没尊严，不来了吗？好，放着吧。他老公一回家，就给他吹枕头风了，老公，这是我同学，你给办办；老公，这是我亲戚，你给办办，这个事儿又不违法，你给办办。老婆的枕头风，架不住天天吹。他老公一看，这个金矿没有太多违规的地方，也差不多少，手续算齐全，没几天，真批了。一批，这个老板又给他送了20万。没几天，50万，不是有尊严吗？利用周末带着女同学飞到香港，两天50万花光，买了好几个LV的包，一身珠光宝气就回来了。“妹子，看，这才叫LV，这才叫全球限量版，你那个很落伍了”。把小姑娘气得够呛，小姑娘说，这什么人？她们家咋这么有钱？那么土鳖。后来一打听，他老公是副厅长，副厅长也挣不了多少钱，怎么能这样？她就开始跟踪这个女的，这个女的也没感觉。每天在别人羡慕的目光中，越来越虚荣，越来越浮华，每天吃穿住行都讲高档、讲排场、讲时尚。女孩子拿着照相机照，照了一段时间，照了一摞照片，光这照片上的服饰就是几十万、上百万，就邮到纪委了。纪委一看，这是证据，很直接，一查，结果在他老公的这个思想工作的攻势下。知识是中性，往好处教人就能做好人，往坏处教就能做坏人。同样心理学的知识，鼓励他老公收东西，两年内收了2000多万，还有13套住房。结果，判了，不是无期、死缓，我记不太清了。
            所以，我跟女同志讲，没有女人，没有母亲，就没有诗人和英雄。我认为，在中国的社会中，女性的伟大就在于沉着、冷静、理智、胸怀，你守着社会，你守着家，我们这个社会就会宁静很多。这是文化很重要的一个根本。所以说，男人有了责任，女人有了胸怀，我们这个家就完美了，我们中国文化，这个大梦就实现了一半了。
            我为什么用这么多时间来讲诗，我觉得这是我们人性的基础，也是我们道德的基础。
            （二）智性：《易经》
            别看谈《诗经》我们很多领导不感兴趣，但是讲到《易经》，我们很多人就感兴趣了。但是很遗憾，大家把《易经》搞偏了，很多领导靠《易经》求神拜佛、求仙问路、求官问职。《易经》是门科学，孔子讲“吾寻求其德而已”，孔子说学《易经》是学品德的，学《易经》是求这、求那，什么都求不来。所以，各位领导，学《易经》首先要纠正态度。
            河北原来有一个官叫李真（音），他就特别信这个玩意儿。李真这个人做事很霸道，36岁当国税局的局长（正厅级干部），很年轻，他在单位做官的时候，一个电梯专用，别人不敢用。门口站着保安，副职有什么工作，还跟他请示汇报。李真的车在石家庄经常闯红绿灯，在他眼里，什么红灯、绿灯，我李真到了都是绿灯。有一次闯红灯，一个警察把他拦住了，刚上岗的小警察。小警察说，你怎么闯红灯？你跟人家解释一下，也算个人话。结果李真摇下车玻璃窗，吐人家一口吐沫。就这么霸道。他被双规前，他可能也听到了一点风声，或者做坏事做多了，可能有一点感觉。我们《易经》有一句话，“恶不及不罪亡身，善不及不罪臣民”，上帝让你死亡，必先让你疯狂，这就是《易经》。《易经》告诉你不能走极端，他就走极端。在这个时候，他不反思，不向领导反映自己的问题，相信这个玩意儿。一个朋友懂《易经》，就打电话，“你给我看看，我最近怎么觉得心脏不舒服，眼跳，左眼、右眼都跳。”结果那个哥们说“李局长，放心吧，我一直给你看着的，马上当副省长了，去吧。”去了，再也没回来。临行前说，写信给组织，说“看在孩子的身上，能不能给我留条命”。到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
            还有最近的刘志军案，刘志军一好色、二好财、三好迷信。修高铁搞奠基，那个棚子在哪里、朝哪个方向开，几点开，请什么人，都用《易经》看，最后也看进去了。河北省还有一个常务副省长叫丛福奎音，家里设佛堂，初一、十五上香拜佛，最后也进去了。山东某个市的市委书记，迷信，有人用《易经》给他看。说你命中可以当副总理，但是你要修桥。他竟然怎么修桥？有一条国道规划好了，本来要施工了，结果一定要那个桥拐个弯，要过水库。过水库不就可以修桥了吗？多修座桥，水库是环保水资源，一修桥，不是污染环境吗？没积德，我看反缺的德，最后也进去了，被判了很重的刑。
            《易经》是门科学，我们要好好学它。我们读了《易经》，能把生命看透，读了《易经》，能看通是非，看通利害关系，看清什么样的路该走、什么样的路不该走，什么该拿、什么不该拿，什么该放、什么不该放，这是《易经》的大学问。
            《易经》很复杂，我们今天有限的时间里面讲什么？我想重点给大家讲讲阴阳，我认为把握了阴阳，就把握了《易经》智慧的核心。
            1. 一阴一阳之谓道
            关于阴阳的问题，孔子说过一句话，“一阴一阳之谓道”。我们中国人学文化，希望成道，得道，孔子说，你把阴阳搞明白了，那就是道。那么什么是阴阳？我认为阴阳是《易经》中看待事物的一种独特的视角。什么是阳？发光的、发亮的、昂扬的、澎湃的、彰显的、进取的、执著的、雄性的，就是阳。什么是阴呢？含蓄的、包容的、承载的、宽容的、继承的、传承的、雌性的，就是阴。这是我们中国人看待事物的两极。
            曾经有一个学者讲过这么一番话，我也没去认真调研，是不是有这回事。他说，当年黑格尔为什么能写出辩证法来？就是因为他读了中国的《易经》，但是很遗憾他不懂汉语，他读了翻译的版本，但是翻译的人把阴阳翻译成了矛盾，他从矛盾的互辩关系就写成了辩证法。如果这个学者说得是对的，我觉得黑格尔好可怜，他对中国文化了解偏了。什么是矛盾？矛盾是对立的，其次才是统一。所以，矛盾的主旋律是斗争、是对立，第二位才是统一。而阴阳不一样，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白鱼是黑眼睛，黑鱼是白眼睛，阴阳首先是包容，讲的是和谐。矛盾讲的是对立，讲的是斗争。我一直感觉，我们头些年把阴阳老是和迷信对立起来，我不敢谈阴阳，但我本人一直认为，我们今天看世界要少谈点矛盾、多谈点阴阳，我们看问题就不一样了。谈矛盾，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是白的，你是黑的；我是阴的，你是阳的；我是高贵的，你是低贱的。但是世界哪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我们用阴阳看世界，我们都退一步，你退一步、我让一下，你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看问题，你发现这个世界是柔软的，不是僵硬的，世界没有那么多是非，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内心的纠结而导致了纷争，心宽一点，世界就宽了。我们有一句话说得好，“心大，事就小了；心小，事就大了”。阴阳就是让我们心灵要放宽的，多谈阴阳，我们世界多一份和谐。包括处理问题，处理同事关系，家庭关系，和百姓的关系，用阴阳看问题你会发现完全是两种境界。用阴阳看问题，我们都是人民内部矛盾，用矛盾的观念看问题，很多都是斗争的关系，这点很要命。
            孔子说，掌握了阴阳就好办了。但是很遗憾，“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咱们老百姓天天生活在阴阳和谐的环境中，但是遗憾的是你不能发现阴阳的真谛，不能用阴阳来指导生活，所以你就不能成为君子。这句话怎么理解？在座的有很多女性朋友，那么改天你带着孩子上街买菜，在买菜的过程中，假如和卖菜的发生纠纷打起来了。如果你这个当妈的很凶，暴跳如雷，把卖菜的臭骂一顿，你就会发现你的儿子和女儿会冲上去，拉着妈妈，“算了、算了，别闹了，不就点菜吗？”倒过来，如果卖菜的很凶，把你这个当妈的臭骂一顿，你的儿子不管他多小，他没有风险感，没有危机感，小狗一样汪汪叫，冲上去就打，和卖菜的吵，你不能欺负我妈妈，你凭什么。这是母子之间、母女之间一种天然的，追求阴阳和谐的观念，一种自然的本性，这个不用教。
            我现在一直感觉，我们很多孩子走弯路、走绝路、走死路、走错路，原因是我们家庭不和谐，社会不和谐所导致的恶果。有一个案例，这个案例给我们很多家长和社会上很多人一个惊醒，李双江这个案子。李双江的儿子李天一出事之后，我把这个孩子的成长经历整个搜了一遍，我用《易经》给他们家做了一个诊断。诊断之后得出一个结论，他们家叫纯阳家族。这种家庭在我们中国社会特别多，不是一个家庭的事儿。他们家是名人，媒体一放大，我们关注了。其实很多家庭，比他们家发生的悲剧还大。李双江离婚了，和梦鸽结婚了，我认为这个无可非议，重组家庭，我们这个社会很宽容；结婚生子，这个也没什么可指责的；老来得子比较宠爱，我觉得这个也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出在哪里？他过分了，走极端了，一走极端事就变了。怎么走极端？名字都起坏了。起个什么名？李天一。这个名不是人名。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爸爸妈妈对孩子的期待，对孩子的培养目标，对孩子的培养理念，对孩子管理的理念，所以我们生儿育女起名都很认真、很谨慎，我们中国家庭很重视这个事儿。
            天一是什么？根据《易经》的法则，皇帝是九五之尊，九五就是最高了，到乾卦叫九六，就是亢龙有悔了。天一是什么？用老百姓的土话说，皇帝他爹。家里养了小皇上，很多家庭不知道怎么养了，养了皇帝他爹，反映这个家庭对天一有多宠爱。孩子上小学，买个自行车，孩子玩自行车很正常，不行，我们是天一，要有尊严。光改造自行车花了1万多块。你说孩子讲和谐，跑那么快干什么？后来上小学，上中学，人大附小、人大附中，这是北京很好的中学和小学，一般家庭上起来不容易，人家上了。一上学校搞小团伙，不好好学习，校方说你好好管，不管影响教学秩序。结果家里说，我们家是天一，有个性，才有创造力；有个性，才能发展，不管。你不管，被学校劝退了，就跟开除差不多，人家还不批评。中国教育，我们还看不上，运走了，美国冰球学校。咱也不知道学什么。结果到了冰球学校，因为打架，没半年又被开除了。回来可要好好管，你不约束能行吗？不约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回来之后，不仅不约束，他妈妈梦鸽，送他一辆车，宝马325，那是个二手车。别人问，为什么送车？他妈说，孩子从小喜欢车模，原来给的假的，现在给个真的。给真的当车模，我也没意见，但为什么给他车钥匙，他不够法制的驾驶年龄。给车钥匙还不算，为什么花钱改造这个车。光改造这个车，一种说法是25万，一种说法是40万。总而言之，把这个车改成了跑车，一个月多次超速违规，从来不接受交警的处罚，被海淀交警戏弄地称海淀小霸王。最后出事儿了。一打人，好多人说，孩子看着长得挺厚道的，挺老实的，爸妈都是明星，怎么会有这种错误呢？但是背后的故事谁知道，都是宠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后来国家说，家庭管不了，我们社会得管，那不成祸害吗？劳教了。劳教出来之后，家里这个时候还没事儿，孩子，放心，劳教，也不是刑事处罚，从头开始，有爸爸、有妈妈就有你明天，给你改个名，重新开始生活。改个名，还不往好处改，叫“李冠丰”，那么惯、那么娇生惯养，还嫌惯得不够，非得惯疯了不可，这回真疯了。出来没多长时间，网上又开始吵，叫轮奸犯，后来警方说叫强奸犯，后来他妈妈梦鸽说应该叫嫖娼。不管叫什么，对这个孩子都是一种灾难性的悲剧，对这个家庭都是毁灭性打击。
            我们今天很多家庭，包括我们当领导的，包括大款，都是独生子女，生来就宠得不得了，我们有点钱、有点权势，搞得很多孩子忘乎所以，爹不像爹，儿不像儿，导致很多悲剧。我们一个家庭要和谐，要管，有阴阳，孩子也是一样。纯阳家庭就是光有攻，没有守，光有进，没有退，光有鼓劲，没有泄劲，光有增强，没有包容。我认为说，我们今天的很多孩子走极端的根本之所在。你们将来，条件再好，是你和你老公、和你老婆两口创造的财富，你可以给孩子一共一个相对较优越的教育条件和生活条件，但他没有任何资本在那个金山银山上享受，否则毁的是你，害的是他，这种悲剧太多了。我们现在99%的家庭管不了孩子，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色。哪有家长管不了孩子的道理？原来孩子跟爸妈（1：51：37）才最，父母之言。孔子说人一辈子有三畏，一是畏大人。畏大人就是父母，我就怕爸爸妈妈，我怕他们伤心，怕他们生气，怕他们着急。现在孩子是这样吗？不气你，不急你，他还不罢了。
            家庭是这样，我们单位也是一样。阴阳是分主次的，好多人不懂。什么叫做韬略？在单位，一把手就是阳，所有的副职就是阴，我们叫众星拱月，这个班子就和谐、就团结了。你一个人在阳位，你高高在上，你别忘了他们分管工作，你给他们足够的权限，做到足够的民主氛围。我们中国现在为什么班子不和谐？签字一支笔，决策一张纸。我们副职觉得没空间，有一天大家都会进步，在副职的要支持一把手，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认为你比他还强，这是副职的心理毛病。所以，高高在上的一把手对副职要理解，副职也不要总觉得就比他强，我们有很多班子打架，开着会就干起来了。湖南有一个司法局，局长、副局长研究人事问题，当场扇耳光、咬耳朵，老百姓知道之后，怎么看咱们党员干部的形象？所以，阴阳要各归其位，很重要。
            包括健康也是讲阴阳。我们为什么不健康？我们被很多理念搅混了。根据《黄帝内经》，人怎么健康？要吃方圆30里之内的食物。为什么？天地万物有灵气，人有灵气，动物有灵气，
            草也有灵气，吃这样的食物之后，进入肠胃，好复合，好消化，好吸收，能保持稳定的饮食结构，这对人健康很重要。咱们的专家说，饮食多样化，这个多样化、那个多样化。我们现在胃肠进化的功能，没有食物变化的节奏快，所以我们身体负担很重，这是我们现在社会的毛病。比如我，从北京出差到新疆吃烤肉，新疆到四川吃辣的，四川到广西南部又吃粤菜，一会儿辣，一会儿清淡，一会儿烧烤，我这个胃肠的负担多重！这是一个客观的现象。所以，大家一定要追求尽量稳定的饮食结构，不要为了追求时髦，要个性，要所谓的生活质量，然后乱来。还有我们今天吃反季节蔬菜。反季节，就是反社会、反人类、反科学，你反什么季节？我们天生什么就吃什么，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们在内蒙古就多吃羊肉，没事儿，喜欢喝奶就喝奶，我喝粥长大的我就喝粥。今天整个社会很多理念把我们人搅混了，现在养鸡喂饲料逼着它下蛋，搞得鸡蛋不环保，菜不环保。我认为我们社会节奏太快了，很多理念不对。一天一定要喝一杯牛奶吗？一定吃一个鸡蛋吗？我看未必，我小时候一个月不吃鸡蛋，也长这么大个子，怎么了？莫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在日本一个论坛发表讲话。他说，我们这个社会要慢着点、要悠着点。这点很重要。阴阳其实讲的就是这种关系、这种辩证关系。
            2.阴阳变化规律
            面对阴阳我们怎么办？我们面对种种的极端形势我们又怎么办？我今天在这里劝各位领导四句话，无论你工作、生活和决策的过程中，你一定要记得，就是阴阳变化的第一规律，我认为把这个规律把握住了，我们这辈子没大的风险。哪个规律呢？我称它为“物极必反，物壮则老”。我认为《易经》所有的智慧最根本的一点就讲这个事儿。人活在世界上什么时候都不要走极端，人一走极端好事变坏事，好人变坏人，天使变魔鬼，这点很重要。我在这里向大家讲四句话：
            第一句话，给生命留点空间。我们今天中国人为什么急？为什么走极端？原因是生命没有空间，没有空间的生命人就没有弹性，没有弹性就容易走极端、犯错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无论是做农民，做公务员，做高官，做一般干部，做大官，还是一般商人，我觉得通通没空间，从老人到孩子，整个年龄段也没有空间。比如孩子，大概几年前我一个同事的儿子8岁，过年了，他准备给孩子发红包。儿子，发个红包，过年了，想买点什么买点什么。孩子高兴，一拿红包，“儿子，爸爸和你说，你长这么大了，8岁懂事了，能不能和爸爸讲讲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孩子张嘴就说，“爸爸，你不问我就想跟你说，半年前我人生就定位了”。他爸爸很高兴，孩子7岁半就定位了，多懂事，说说吧。他孩子张口说，爸爸，我都想好了，我的人生理想就是退休。他爸爸气得半死，8岁就想退休。爸爸说，为什么？孩子很单纯，他把退休当职业了。他说，“爸爸，我认为退休是最好的职业。你看，楼下的爷爷奶奶退休了，唱歌、跳舞、下棋、散步、聊天，多好啊，我没退休，一会儿学这，一会儿学那，烦死了，啥时候我才能学到老？”我们明白了，孩子为什么要退休？被学习逼的。我们北京常说一句话，把我们家长快逼疯了，哪句话？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认为发明这句话的人缺了八辈德了。为什么？他光划了一个起跑线，没说比什么，这不是要命吗？比个东西，咱们家长有针对性、有焦点，他光划个线，没说比啥，吓得家长比音乐、比美术、比唱歌、比跳舞、比数学、比化学、比物理，古往今来、古今中外什么都比。
            北京的孩子有寒暑假吗？一到寒暑假，比上学还残忍。今年北京好多中学联名了，要求拒绝孩子上辅导班。我那天从大连回来，前面坐着父女俩，小女孩，十一、二岁，她爸和她坐一排，我坐她们后排。飞机从大连回来，飞过大海，大海上空气很陡，工作小姐说，各位，系好安全带，不要随便走动，注意安全。小姑娘听空姐这么一说之后，这个姑娘马上和她爸说，“爸，我最烦安全了。我看了，下面是大海，飞机掉下去多好，飞机掉下去我就可以直接去游泳，再也不用学钢琴了。”一个孩子对钢琴痛恶到这种程度，还学它干什么！“古之学知为己，今之学知为人”，古代学习为自己，为自己的情怀、情操、道德和责任，今天学习为了家庭、父母，包括自己的内心的虚荣，这个很重要。我们说孩子没空间，为什么很多小学生、中学生都跳楼、割腕、寻短见，甚至离家出走？都是因为没有空间才导致的极端行为。孩子不仅在学习中没有空间，孩子心灵上也不纯洁了，我们很多孩子为什么发生悲剧？包括李天一，出这种事儿，为什么？不纯洁了。
            我们《易经》中有一卦，叫蒙卦，启蒙的蒙。启蒙就是孩子要开始教育了。个卦说得非常清楚，《易经》说，叫做“童蒙吉”。说孩子小的时候越单纯越可爱，越无知，越秀气，越天真，这是大的好事，该懂得懂，不该懂得不懂，人生一步一步长大、一步一步成熟，这样对孩子的成长对有利。今天我们社会不和谐了，导致了很多悲剧，孩子还有纯洁的空间吗？没有了。
            我有一次看一个段子，这个段子说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和小女孩，在公交车上发生了一段对话。当然这是大人编的，但至少也能反映一个问题。小男孩和小女孩说，都说人生难料，我就不这么认为，我就知道我将来孩子姓什么，你孩子姓什么你不都知道。小女孩脸红了，很生气，想了五分钟，小女孩说，对，你孩子姓什么你知道，我孩子姓什么我是不知道，但我至少知道我生的孩子是我自己的，你的孩子是谁的就搞不清了。八九岁的孩子，他需要懂这个吗？今天的电视广告，再家看看今天的网络环境，看看报刊环境，看整个社会的环境，我们孩子内心中还有宁静的心灵，还有健康蓝色的天空吗？我认为这就是没有空间了。
            我们长大了做领导，有空间吗？没有空间了。你说做学问有空间吗？你们可能说，李老师，你多有空间，你不用走极端，北京讲个小课、挣个小钱、喝个小酒、做个小事，你多美！有空间吗？都是假的。朋友们，在北京做学问，压力也很大，学问做到了一定程度，进了圈子你才有尊严。北京机会多、平台高，但是高手多、名家多、大师多。我们在北京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北京培训多了之后，在清华、在北大、在行政学院，到中央党校都可以，你说我们安排什么课程，你们请老师。如果安排同样的课程，这些单位可能请的都是几个老师。别看北京人这么多，在某个学科讲得好的，全北京就这么五六个人。北大请，清华请，行政学院轻，中央党校也请，因为那是入了圈的人。给你们上课压力很大，你说给你们讲什么，你们要学历有学历，要阅历有阅历，要职务有职务，要认知水平有认知水平，给你讲什么？很难讲。你们需求不一样，兴奋点不一样，知识结构不一样，真的很难。我和你们什么关系？你们可能说，李老师，你是老师，我们是学员。你可别这样，我在行政学院当班主任，我也带班，我都有很多调研。我今天进来一看你们的目光，你们眼里没有对老师的真诚和尊重，你们是带着审视的目光来看我的，说今天讲课的家伙叫李清泉，听他吹吹吧。吹得高兴了，你们就听听，听得不高兴了，玩玩微信，打打瞌睡，上厕所撒泡尿，你们都走了。？我能走吗？清华老师盯着我，我能走吗？你们是老板，我就是打工的，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跑江湖的，撂个场子耍一趟，也有耍不好的时候，哪有那么好耍。形象地说，我老自我解嘲地说我自己，你们就是看客，你们就是观众，你们就是游客，我就是你们来看的猴儿。你们别不承认。我这个猴儿也有喜怒哀乐，也有悲欢离合，也有耍不好的时候。
            去年某个部委找我讲课，我说不去了。为什么？你们单位来了两次了，我不讲了。他说，不行，你还得来。我后来又去了，去了之后往礼堂一坐，二、三百人，银发苍苍、鹤发童颜。我说什么人呀？他说，李老师，这个报告会是我们老干部局组织的，我们单位历年退休的老司长，今天听你讲课的最老88、最小的58。我一听嗡一声，88岁，比我爹都大，我给他讲啥？讲人生，讲得失，讲韬略，讲艺术？88岁，人家都八宝山了，他给我讲还差不多，我还给他讲吗？但人家主持人说，下面有请李教授，一鼓掌。这一鼓掌就像那马戏团一敲锣，我这猴儿跳出来了，我还能跳回去吗？来不及了。怎么办？我说，别的不会，我不是会做诗嘛。得了，就做诗吧，一上午，平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一边做诗，一边冒汗，一边看表，时光如流水，那个表针咋就不转。好不容易熬到11点半，都能拧出水来，累死几百万的老细胞。做学者也没有空间。
            咱们中央叫学风建设，我和大家说，来到北大、清华这些地方学习，包括北京任何单位给你什么老师，都基本上都是认真筛选的，这老师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你记住一点，人一谦虚，总会有收获的，一上午一个观点、一个解释、一个解读，你听进去了，你就不虚此行。因为你们是领导，心量很高，每一个老师不可能把你们都罩住，每句话不可能都是精品，不可能每句话都能顶一万句话，那都是传说。不要相信哥，哥只是个传说，就是这样的。所以，什么时候大家都要用这种胸怀对待每一次培训、每一堂课，有一天总会知道我这句话很到位，很重要。因为你们不给我空间，所以我压力很大，你们给了我空间，我压力就不大了。年人同样没空间。我们中国人从上到下，心态太急，做人、做官、做事都这样。稍微把步子放缓一点，目光放远一点，你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不需要那么大压力。
            第二句话，给他人留一点宽容。我认为给自己没有空间是害自己，给他人没宽容是害别人。我觉得生命不仅需要长度，而且需要宽度，没有宽度的生命，我们活得很有压力、很累，也充满风险。
            像前不久我到上海上课，复旦大学流行一句话，“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一个研究生，今年保送博士，7月份硕士毕业，9月份上博士了，多光明的前途，突然死了。警察一查，发现中毒，再一查，同宿舍有重大嫌疑。复旦大学说别抓错了，为什么？这俩孩子不是一个专业的，孩子最大的利益是考试竞争，他俩没有利害关系，他怎么会杀人呢？又是同宿舍，同窗知己，怎么会呢？警方也很谨慎。但是一审还真是这个孩子，他交代了。他说我是和他没有深仇大恨，有一天吵架，没控制住情绪，结果到实验室拿了剧毒药物，就扔到饮水机了，两个家的中国梦又拜拜了。这个事儿一出，哈尔滨一个大学发通知了，所有宿舍的饮水机全部取走，怕投毒。
            我们社会没有了宽容，我们整个社会人都不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心态，什么办法也控制不住。厦门燃公交车，上海那个家伙打枪，北京摔孩子，成都又砍人。头些年，我们很多极端的人员报复社会，烧幼儿园，砍杀小学生。我们北京的保安都佩钢叉，那钢叉，这么长，鱼叉，特尖，叉人像叉蛤蟆一样。幼儿园的孩子、小学生，一进大门，保安叔叔手持钢叉，那还是温暖的学校吗？那还是温暖的教室吗？那不是变成阎王殿了吗？所以，我们古人讲，“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所以，我们还是要极力打造社会的法制环境，打造社会的道德环境，我们人才有安全感。
            我一直和大家说，大家少生抱怨。我们是小人物，我们改变不了世界，要从自我做起。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说一套，包括我也说一套，你们也会说一套。咱们说的时候要从自身做好，要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一个极端的想法，最急的时候退一步、忍三天，你就发现不应该生那么大的气，你忍一周发现也不都怨人家，忍上一个月发现太狭窄了，忍了一年你发现不打不成交，就过来了。我们常讲贵族心态，今天我们中国人叫暴发户的心态。我们要有贵族的心态。什么叫做贵族？我们讲富贵，富是物质的，贵是精神的。我们中国人有物质的富，但没有精神的贵，这点很要命，要有骑士丰度。
            第三句话，给希望要留一点时间。俞正声先生当选为政协主席之后说了一句话，叫“急于求成是历史上失败的主要原因”，我认为这点说得很好。刚才也反复讲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今天中国人太急了。我到普吉岛旅游，一个大巴二、三十个人，两个人一个座，那个导游是一个华人，他那几天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无论吃穿住行都是什么？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中国人急。一个大巴一人两座，来了之后排好队，慢慢等呗，那不行，那不行。所以，什么事儿都急，这个很要命。因为一急我们导致很多问题。
            当年我们贫穷的时候，我们特别希望富裕，那个心态很急。这30年来，我们今天（2：11：41），我们讲科学发展。为什么讲科学发展？因为30年来我们天天追求放屁，追求放什么屁？放GDP。我们单一地考核标准，导致了对环境的破坏。我们很多地方单一追求GDP，污染了环境，污染了水，污染了空气，你一个P放出去了，老百姓有意见了。为什么干群关系，政府和老百姓的关系紧张？老百姓讲，你政府为了GDP不择手段，我们干什么管政府的死活？所以导致很多悲剧，很多后果。所以，政府工作、家庭工作、个人生活都不能太急。有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扭转心态，用战略的胸怀、战略的目光来看待我们所面临的工作困难和问题。包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搞群众路线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形成长效机制。我们有很多教育，当时我们叫虎头蛇尾。为什么？不能形成机制，最后还是浮皮潦草。看到问题了，很急，抓一把，当时似乎起到了效果，但没几天我们又回来了，这点很要命。
            第四句话，给此生留点遗憾。这句话我认为很重要。今天我们社会常说一句话，“快干快干，不要给此生留下遗憾”，对这句话我本人不赞成。我跟朋友们讲，我们这个世界有完美的东西吗？有完美吗？太阳自强不息，有黑子，月亮有阴影，地球扁的不圆。我不愿意和好多女同志出差，你知道为什么吗？麻烦，办个事儿下楼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在楼上干什么？照呀、照呀，抹呀、抹呀，长那么丑抹什么。我一说，女同志反感我，说你这个人说话这么难听。我说这不是我说的。谁说的？南怀瑾先生说的。南先生说，咱们人就没有长完美，上帝造人，造得眼睛叽里咕噜这么大，都安到一边了，多不好，前面安一个、后面安一个多完美呀，打枪打炮就不用闭眼了。过马路还能看到后面，多安全。没长完美，你靠抹有用吗？没用。天生万物没有完美。《易经》也告诉我们，人生要能够正确对待遗憾。能够正确对待遗憾，就是能够正确对待得失。为什么要正确对待遗憾？因为人生有很多东西，有努力、有机遇、有时代、有家庭、有个人，多种因素组成我们灿烂、丰富、坎坷的一生。所以很多时候，《易经》说，我们面对很多遗憾，它不是你自己造成的，你不要和自己较劲。人就怕和自己较劲。
            汉武帝当年执政的时候，他南巡到浙江绍兴。在浙江绍兴一个老县长70多岁了。汉武帝一看，这个老县长好，把整个县治得井井有条，老百姓呼声很高。汉武帝很奇怪，把他叫来了，说老先生，你这么能干，老百姓拥护你拥护得这么高，也有学历，怎么混了这么多年才混一个处级干部？我觉得我这个皇帝用人还是蛮到位的。老先生笑了，万岁，不瞒您说，我是三朝老臣，我陪过你爷爷汉文帝，陪过你爹汉景帝，又来陪你了。当年你爷爷汉文帝执政的时候，他喜欢年纪大的，有工作经验的老同志，当时我还很年轻，没轮上我。后来跟汉景帝，喜欢练武的，喜欢打架，但我学文，学科不对，没得重用。看你好了，搞干部年轻化，搞创新，我又都老了。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我很佩服这位老先生，老先生面对人生仕途的不如意，他没有抱怨，他说服自己，守着一方天地，经营好自己职责范围的一番事业，然后赢得了百姓，赢得了人民，赢得心理的安慰，我认为这才叫高人。任何时候都这样，谁有办法让人生都完美？谁有没有办法。活佛也没有办法。
            我最近喜欢一个人，我爱读他的诗，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仓央嘉措的诗写得很漂亮、很舒服，《见和不见》，写得很美。他当了达赖，宗教领袖，在那个行当里也算很牛了。这个人爱上一个世俗的女子，从小青梅竹马，他在那里当达赖，这个女子从青海赶到拉萨，跟他团聚。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白天出家，晚上不出家，他觉得这个做法不对，违反清规戒律，他很郁闷，他写了一首诗问佛。他说，佛呀，您为什么给世界创造这么多遗憾呢？佛说了，你们生活的世界就是婆娑的世界，婆娑的世界就是充满遗憾的世界，如果这个世界没有遗憾，我给你什么你都不会感到幸福。他觉得无奈，他一个人在大雪夜里奔跑、狂奔。他写了一首诗，“住进布达拉宫，我的雪域最大的王流落到拉萨街头，我的世间最美的情郎，世间可有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世界上有什么办法，一，让我做好这个达赖，对得起佛祖，二，我能享受爱情，抱着我的小宝贝享受生命的快感和美好。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他选择了爱情，就是选择了牺牲。几百年之后，我认为他在宗教上没有作为，但是他留下了人性，留下了爱情，留下了美好的诗，这是他生命的价值。所以我跟朋友们讲，选择人，什么叫做吉凶？人以群居，物以类分，吉凶生焉。人有选择就有吉凶，有选择就有得失。
            当领导也是一样，当领导你手里掌握权力，当领导你有尊严，但当领导你必然少了很多自由，这是正常的。哪一个职业都有它的职业危险，哪一个职业都有它那个职业的特点。所以很多官员，身居高位又患不自由，这就是这个职位的特点。人这一辈子，面对遗憾一定要淡定，面对生命中不能实现的目标我们要从容。我觉得蓦然回首，每一个生命的背后都有太多的遗憾。而岁月不能重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说服自己，背着遗憾前行，或许这种遗憾也正是我们生命中的另一类美丽。所以大家给自己一点空间，给他人一点宽容，给希望一点时间，给遗憾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这辈子就不会走极端。人不走极端，也就不会有太大的风险。
            二、领导韬略与领导艺术
            前面我讲得其实都是我们中国韬略最本质、最人性的层面，了解这点，我们人生就不会偏颇了。
            （一）韬略的内容
            前面讲了，韬略是大智慧、大情怀、大思维、大境界、大梦想。韬略不是阴谋诡计，韬略究竟是什么？我认为韬略就四点内容。
            第一，立身。我用了四个字，叫无欲之欲。人这辈子不管干什么，在什么岗位，不要把自己玩进去。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要掌握一个欲望。刘志军，从一般百姓当到部级干部，应该说他也有智慧，也有聪明，但是我们不能说他有韬略，有韬略也不会有今天，把自己栽进去的人说明他还是没有控制好。所以，各位领导，当你做事儿的时候，要记得不要把命算进去，不要把命算赔了。
            第二，立人。我认为当领导最大的责任，是把身边的人用好，要把别人的智慧用出来，完成自己的事业，这才是一个高明的领导。我用了四个字，叫无用之用。我认为这点很关键，也很重要。我们中组部讲人人是人才，我认为这句话讲得很好。每个人都有长处，我们看人不要以自己的目光，光看人短处，不善于看人家的长处。没用的人用起来，不是优点的优点当成优点来用，你这个人就是高明的，这点很重要。
            第三，立德，我称为无心之心。一个人要有良好的德行，才能正确判断事物，人才能不能走错路。我用了四个字，叫做无心之心。把心把他平了，把自己的利害关系把他平乐，站得正、行得端、人有德，我们才不至于把生命判断失误，工作判断失误。
            第四，立功。人这辈子怎么都要做一点事业，中国文化中做事业的最高境界，我同样用了四个字，叫无为之为。今天剩下的时候重点给你们讲讲叫做无为之为，怎么当领导，怎么做事情。
            各位朋友可能讲，李老师，咱们中央让咱们讲有为，你咋在这里讲无为呢？我认为中央讲有为讲得很对，我们一定要有为，但我认为，有为也对，无为也对，这是一个理念问题。我认为有为评价的是结果，当领导做事，上级满意，领导满意，群众满意，同事满意，朋友满意，你是个有为的好领导，这是有为。但是一个人做事怎么才能做到有为呢？我认为实现有为的最佳路径、最高境界就是无为。人通过无为的手段达成有为的目的，这个人官和事儿就做好了。所以，无为不是不干事情，无为是干事的方法，无为是干事的思路，无为是干事的理念，无为是做事的最高的文化境界。
            （二）无为的原则
            那么怎么做才叫无为呢？我讲三个小原则：
            1.为者易为
            第一，为者易为。我们文化中讲什么？“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底下再大的事儿，小事儿积累了，再难的事儿，容易事儿来的。所以我们做官、做人、做事，要“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还没发生，我们就预防了，刚有苗头把它消灭了，看着什么都没干，但其实干了最大的事儿。我们今天的很多领导、很多朋友，做事好做大事，不好做小事儿，好做难事，不好做容易的事儿。为什么？做小事，受累不讨好，别人看不见；做大事、做难事，媒体关注，群众看见，领导看见，有政绩，有政绩才能升迁，是这个心态。这个心态，我认为是个非科学心态。我认为只有从细处着眼的人，从小处着手的领导才是一个真正对事业、对社会、对百姓负责的好领导。因为咱们不做细事儿，出了多少社会和人生的悲剧！
            今年3月份，长沙下雨井盖冲走了，一个大学生掉下去了，姓杨的那小女孩，一个多月找不着，后来我到长沙上课，正好找着了，在湘江下游找着了，高度腐败，做DNA鉴定，就是那个女孩，死掉了。同样3月份，广西一个小男孩，一个下水井盖没人管，盖了三合板，漏下去了，当场死亡。哈尔滨东北一个小女孩，一个排污管道，没有覆盖，被融雪水冲走了。同样是3月份，三个年轻的生命或者说年幼的生命瞬间即逝，也是因为那个井盖。这是不是小事？是小事。今年夏天，北京做得好，每个井盖用这么粗的白绳子编成网子套上，井盖一旦冲走，人漏下去能兜住，人下不去。难道处理这个井盖这么难吗？为什么今年才编这个绳子呢？我们把井盖用铁链子链住，让它跑不掉，有那么难吗？是高科技吗？因为这种小事没有触及到我们很多领导的神经。我们说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但是毕竟亡了羊了，更何况亡得不是羊，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很多是小事没做好。
            我们搞应急管理，瓮安事件大不大？当然大了，上到中央，下到地方，大家都关注。从瓮安事件往前面导，就是一个小女孩因为感情原因跳了河，119没捞着，家人有情绪，但对家人的情绪谁关注过，谁关心过，谁会想到他会燃起一场熊熊的烈焰，给社会造成那么坏的影响。所以，你要当一个没事儿的领导，平常很淡定、很从容，怎么办？一定要见微知著，什么事儿有预见。看着什么都没干，高高兴兴，轻轻松松。为什么？一切都做到我心里，事业在我心里，老百姓的安宁在我心里，我们当地的风情在我心里，这种领导就是无为的好领导。所以第一点叫做为者易为。
            2.道法自然
            第二，道法自然。我觉得按规律办事，就是无为的好领导。我觉得我们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我认为这点很重要。什么叫做自然？自然而然，事物本来的规律，事物本来的面目。人做事一定要符合规律，人世间是有规则的。但是庄子说，很遗憾，自从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后，我们世界上出了两个道：一个叫天道，一个叫人道，“无为而成天道，有为而立人道”。天道无为而尊，什么叫做天道无为？太阳是典型的，每天东边出西边落，谁见过太阳西边出东边落？第二天太阳说，我搞创新，西北角钻出来了，东南角钻出来了，把人都吓死了，地球早爆炸了，也没有沧海桑田，也没有春夏秋冬了。太阳周而复始、自强不息地这么运转，才有了我们的世界，这叫天道。而人道则不然，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人好折腾人。习近平总书记讲“治大国若烹小鲜”，典型的无为思想。一个大国，就像煎一条鱼一样，你老是翻腾就会出大问题。我们今天很多累，最累的时候不是工作本身，是人折腾人的事儿。所以，我们今天不折腾了。我们今天搞群众路线，很多浮躁的东西，很多浮华的东西，我们都在抓这个事儿。什么叫做按规律办事？这叫规律。“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叫规律。什么九层之台？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顶九层。九层的玲珑塔，相当于摩天大楼，相当于今天的最高建筑了。为什么它不倒呢？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因为基础结实，这是建设的规律。但是今天违背规律，楼歪歪、楼脆脆、楼倒倒、楼裂裂、楼亲亲、楼抱抱，桥塌塌、路断断，咋来的？投了几十亿的桥没几天垮了，上百亿的高速，没几天1/3破坏了，怎么来的？行政手段干预工程进程。东北一个城市，城市桥塌了，过了一段时间出了一个鉴定报告，为什么？因为超载。说三个货车同时过桥，所以桥塌了。有网友借此发了一个微博，当然说得不一定有道理，但也确实挺有说服力的。说车超载，为什么轮胎不爆，弓子板不断，咋桥塌了呢？那么大的钢筋混凝土还不如一个轮胎结实吗？东北还有一条铁路，骗子包工程，厨子修大桥，拎炒勺的上去了。他是炒菜的，能修吗？大柱子里塞的都是砖头。他说这个铁路修完了，我都不坐，你不坐让谁坐？怎么来的？不就是利益关系层层转包吗？不按规律办事吗？
            还有这条（2：31：01）。走南闯北，南来北往的很多城市广场，喜欢种古树、种大树。为什么？种大树，有文化，有历史，有沧桑感。因为你种大树，很多树贩子到四川，到云南、到陕西大山里挖上百年的古树，卖到城市里来。这个过程中一半都死了，当时栽上，表面上活了，也活不了多少年。树和人是一样的，吸天地之灵气，才能长成百年大树。“世间难逢百岁人，民间难见千年树”。一个楼，今天推倒，明天可以盖，一棵50年、上100年的树，它是365天每天长成，杀树和杀人没多少区别。我们今天为什么种古树？我们心浮躁了，我们没有耐心看着小树一天天长大成树。我们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你今天不栽小树，后人靠什么乘凉？这叫规律。我走了很多城市，越有钱的城市，它的广场都是老树、古树。但这背后有多少树都死掉了？说明我们心态有问题，不按自然规律办事。这些大树虽大，但也是小树苗长成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给希望留点时间，光想迈快步，导致很多问题。
            庄子说什么叫做人道？我们人就是折腾，爱折腾。他说“凫颈虽短，续之则忧”。凫就是野鸭子，野鸭子脖子短，天鹅脖子长，“断之则悲”。天鹅脖子长，野鸭子脖子短，给天鹅截一截，接到野鸭子身上，那么鸭子也完了，天鹅也完了。所以庄子说，“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它长就长，它短就短，就长了这个玩意儿，你折腾什么？咱们干事业也是一样，有的可以快一点，有的快不了，该快的快，该慢的慢，该急的急，该缓的缓，该进的进，该退的退，这才是我们做事的规则。不能什么都追急的，什么都猛折腾，最后也会背离天道。
            朱熹写了《读书偶得》三首。朱熹年轻的时候，也想做贡献，想当大官，想改造世界，后来也比较失落，一辈子注《四书五经》。最后突然发现，他学术的成就反而影响整个社会，年轻没有这个理想，反而成就了这个理想。最后他写了一首诗，“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很多事儿，我们要追求水到渠成的效果，急了不行。
            这个人你们也熟悉，莫言。莫言获奖，张艺谋说了一句话也很有道理。他说，25年前，和他在高密种高粱的时候，哪想到会有这一天。当时莫言多年轻！巩俐才十、八九岁。很多作家，但有多少人像莫言这么执著？很多人下海了，经商了，做官了，做事了。我们说人生没有信念，为什么没有信念？根在这里。演《红高粱》的时候我上高中，《红高粱》是意外的作品，咱们很多人已经不关注的，反正知道他就是一个作家，反正挺有名，但是写什么、什么心态不知道。25年后，倒过来看他为什么获奖，25年来他思考着、写着，然后忍受着艰苦。这么高的身份在北京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但一直坚持他的理想，游走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用自己的心灵来探索着社会，探索着生命，人家才有今天。急了行吗？不行。
            3.终其一策
            第三，终其一策。我觉得这是我们做事业一个很重要的韬略。我们今天的社会，我们管理社会执政还有一个毛病，人走茶凉，人亡政息。一个领导一个思路，一个班子一个对策，这是我们今天社会一个很要命的现象。当然可能和我们的体制、机制有关系，这个问题可能不是一天就能解决的。但是我们要尽可能地克服自己，我们要有胸怀承认过去。我们很多领导一来，我要搞创新，体现我的聪明、体现我的才智，我要创新。我们说，没有良好的继承，你的创新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典故，叫“萧规曹随”。萧何是大汉朝的第一人丞相，后来萧何死了，推荐一个人叫曹参。曹参当丞相，曹参一上班，每天研究文件，研究法规，研究法律，批评文件和大臣聊聊天，做调研。来了上任，6点准时下班，回家走了。好多人给皇帝告状，说萧丞相的时候，咱们办公区的灯彻夜不熄，你看曹丞相来了，你看每天准时下班，还喝小酒，还打牌，还下棋，也没有新法规，也没有新政策，把机关风气都给带坏了，也不加班。后来皇帝受不了，就把曹参叫来了，说老曹，你不是一般公务员，你是丞相，你的工作怎么这么不认真？你也不搞创新，你也不加班？曹参说，万岁，我问你，是你厉害，还是你爹刘邦厉害？汉惠帝说，我爹是马上皇上，高祖皇帝，我比不了。你说我厉害，还是萧何萧丞相厉害？他说，要打仗你还行，治国你还差一截。他说那不得了吗？二位老人家刚刚去世，他们的政策我研究过了，我认为至少管50年，我关键是抓落实。所以，汉朝初年实行黄老之治。春秋战国几百年，民不聊生，国家百废待举，在这种情况下，汉朝不搞大起大落，稳定民心，几十年后老百姓的生产力慢慢恢复了，才有后来的“文景之治”，才有汉朝之中兴。
            所以我们说看历史明古今。我们虽然是小人物改变不了世界，我劝大家一句话，你到一个单位当领导的时候，特别是你说了算的时候，你先别急，先别以自我为中心，先把这个单位的运转规则、工作习惯，有关条规好好研究一下。哪些是好的，老百姓拥护的，凡是老百姓拥护的，有利于事业的你敢于坚持；哪些不足，哪些不利于发展，你大胆革新，这样的领导就是无为的好领导。不要来了之后就全部推倒重来，他发展开发区，你就搞商业，他搞商业，你又搞这个，搞来搞去我们整个城市没有规划，搞来搞去我们整个政策偏离地气，搞来搞去我们的方法脱离实际，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搞得民不聊生，搞得老百姓怨声载道。所以说，一个人要有胸怀，正确地看待过去，敢于继承过去好的东西，这就是无为的好领导。
            我认为做到以上三点，就是无为的好领导，我们的事业才能真正达到有为的效果。所以这就称作无为之为。
            韬略这个东西它还是一种大的文化境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今天在有限的时间里我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各位领导一定要把学文化、把读书作为生命的一种爱好，当你真正去投入进去之后，有一天你蓦然回首，就会发现有文化的生命会与众不同，有胸怀的生命会更加灿烂，有道德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安安静静地让生命享受真正的安宁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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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从寿    时间: 2015年11月25日 16:20
企业家为什么要学国学

作者：博商 来源：博商管理科学研究院


关于国学，一般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也有说国学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哲学、科学、技术、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旁及书画、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诸多方面。

“国学”这个称谓是怎么来的呢？清末年间，欧美学术进入中国，号为“新学”、“西学”等，于是，人们便把中国固有的学问与之对应统称为“旧学”、“中学”或“国学”等。

管理大师彼得.圣吉在1990年出版了他的《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一书， 推动人们刻苦修炼，学习和掌握新的系统思维方法。正是这位享誉世界的管理大师，近几年却频繁造访中国，是什么如此牵动大师的脚步呢？原来彼得.圣吉每年都要来中国找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学禅，探究生命的本源。

据统计称近几年在海外开设的“孔子学院”（汉学院）已逾三百五十余所，国学热已风靡全世界。

企业家为什么要学国学呢？国学与企业经营管理之间存在什么密切关系呢？我们认为这其中存在以下关系：

一、了解中国文化与历史，提升企业家的人文与哲学素养

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国学是中国古代文化一颗璀璨的明珠，他是我们中国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已成为现代企业家必修之学。古往今来，历代伟人唯以博闻修身，方可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图伟业。

企业家通过感悟国学广大而尽精微的万物妙道，领悟自然与事物的规律，能够发现实践经世致用的济事之道，可修为兼济天下之大德，更可练达成就事业之博大胸怀。而往往只有具备这样修为与思想境界的企业家才能把企业带向一个广阔而高远的视野与境界。

做一名有成就的企业家，只有通过修身以培育人文情怀，具备广阔的胸襟，同时有横跨古今之博闻，明鉴历史得失之大德，方可成就伟业。一个没有人文底蕴的管理者，成一时之功易，成一世之功难。领导者的视野、修为、思维模式和人文底蕴决定了事业发展最终所能达到的高度和长度。


二、领悟哲学思维,提升企业家经营管理智慧

国学是中华智慧的源泉，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他融会贯通法家、道家、墨家、兵家、儒、道、释等学派提炼出国学的思想内核，在各个时代有重要影响力，企业家在领悟国学文化与哲学思维的同时，还可以将这些规律运用在实践中，提升企业经营管理谋略水平和商业竞争的智慧。学习国学，你就具备了一种方法论与思维观，这些国学精神和智慧，会化作一把无形的利器，辅助你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制定战略决策、构建商业模式、发现人才、管理企业、建立企业文化等等。


企业家在学习现代管理理念的同时，更要领悟东方传统智慧的伟大力量，将中华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现代管理理念和工具进行有机结合，企业经营管理理念才能发挥的更好，比方说，探寻《周易》的基本原理和哲学智慧，可以帮助企业家掌握和谐的事物运动规律，为管理者准确分析市场机遇，预测经营风险，提高战略眼光；领悟儒学，可以提升领导者的人格魅力和哲学思维，成经世济民的大胸襟，创独成一体的经营哲学，为打造更加富有生命力和竞争力的当代企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基；感悟禅道，能帮助企业家体悟真理，摆脱外界干扰，保持内心平静，精准把握万物关系，是企业家明心见性、思维修炼最佳的方法；把握法家强调制度、职责与技巧的法、势、术的管理思想，以强化组织的统御与控制能力，为企业家提供了企业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之道。


老子《道德经》说“治大国如烹小鲜”，而经营企业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转载务必注明：博商管理科学研究院评论—www.bosum.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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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从寿    时间: 2015年11月25日 16:22
企业管理是明明德的历程

来源：商业中国


孔子当年周游列国，志在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孔子的学问，主要在于人道，人道以政为大。儒家经典著作中，一部阐明政道的书，称为《大学》，是儒家最为重大的人道学问。大学提出三纲八目，是儒家管理哲学的总论。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字面意思是说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第一个明字，是动词，意思是“发扬光大”；第二个明字，是形容词，意思是“良好的，光明正大的”。就个人来说，明德指良好的“德行”；就社会而言，明德指良好的“德政”。儒家宣导修己以安人，明明德便是发扬光大修己安人的良好德行和德政。

管理的根本原则，依此类推，也是以修己(管理者的良好德行)安人(管理者的良好管理行为)为历程的，明德以求尽乎为己之道，明明德以求近乎管理之道。

君子睹高远，行渐修，无时间断。作为一个管理者，首先在思想上要有一个高标准（明德），逐渐完善个人的修治，从不间断。培养自己的优良品德，提高自己的理论知识，完善自己的管理行为，更新自己的管理观念，提高自己的管理意识，发展自己的管理眼光，甚至形成一套自己的管理理念。如此则具备了一个优秀的管理者的良好素养，即做到了管理者的修己。

明德由心生，修己而安人。管理者修己后，让员工的思想上也逐渐提高（明明德），对企业的发展路线，发展方向和发展前景，对企业的管理政策，对个人的发展前途以及对个人与企业的关系，都能形成正确的认识。则员工可以理解管理的行为，约束自我的行为，并能将自身的发展与企业的发展一体而视，等同对待。使其明德于心则人心安，让心指引个人的行为则行为规范。这是管理的一种智慧，类似兵家的攻心为上，可达老子的无为而治。

管理是明明德的历程，良好的修己，是德行。良好的安人，即为德政。发扬光大修己安人的道理，便是明明德。有了这样的基础，企业便会形成一种和谐的氛围和向上的凝聚力。如此，企业发展便会无往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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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从寿    时间: 2015年11月25日 16:24
企业管理需要“顺其自然的智慧”

来源：商业中国

近日，由河南省老子学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等主办的“２０１２·首届老子文化天津论坛暨天津市周口商会成立典礼”在天津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嘉宾代表及天津市知名豫商３００余人参加了论坛开幕式。文化部原部长、着名作家王蒙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着名老学研究专家葛荣晋分别以《老子的战略哲学》和《“无为”智慧与企业管理》为题作了专题学术报告。

老子哲学能够提升精神境界

首届老子文化天津论坛以“老子思想与现代管理”为主题，围绕老子哲学与现代管理哲学、老子“道法自然”的管理智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会专家认为，通过对老子管理之道的研究，对於构筑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哲学，推进和提升中国企业管理水平和构建和谐企业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河南省老子学会会长王明义说，《老子》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智慧宝典，是一部管理哲学、领导哲学的大书。

王蒙重新阐发了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知荣守辱”“道法自然”“治大国若烹小鲜”等哲学思维的现代意义，认为研究老子哲学能够提升精神境界，攀登智慧高峰，强化人的抗逆应变能力。他说：“比如下棋，一般人能看到３步、５步，而读了《老子》，能看３０步、４０步。”葛荣晋提到老子“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时说，在市场经营上要“经营人心”，在现代管理上，根据马斯洛的人生需求层次论，要实施人性化管理，需要“顺其自然的智慧”。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许抗生认为，研究古代道家的管理思想，抛弃其过时了的内容，挖掘其合理的成分为我们当代所用，对于建立当代的管理学，指导当代的管理工作定会有所启迪，有所帮助。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并不是现代的企业管理学，但与我国当前市场经济下的现代管理学，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相似或相近的地方。作为一个现代管理者，自身的素质品德培养十分重要。老子提出的谦虚、处下、朴实、仁慈、节俭、信用等，对於现代的管理者来说都是必须的。这些品德本来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优良美德，我们应当大力加以继承和发扬。

周口商会会长王天洪说，河南周口下辖的鹿邑是老子故里，老子思想影响和塑造了周口的人文环境与文化氛围。河南作为中原腹地，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老子无疑是其中最醒目的“文化名片”之一。

丰富的人性化管理智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董京泉认为，老子哲学中具有丰富的人性化管理的智慧，这主要表现在他关於“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以及关於“人性”的论述之中。如果说《老子》中也有一些管理思想，那麽它不是具体的管理知识，而是管理哲学、管理的大智慧，也是管理实践的灵魂之所在。“无为而治”及“辅万物之自然”是老子管理哲学或管理智慧的核心，也是领导和管理的最高境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陈静认为，自然和无为是老子思想中的一对重要概念。自然和无为提示了什麽？简而言之，提示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要保持良性关系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相互依赖，无管理者就无所谓被管理者。但是，就保持二者的良好关系而言，自然和无为这一对密切相关的观念所针对的对象却是不同的，自然是针对被管理者而言的：“百姓皆谓我自然”﹔而无为是针对管理者而言的：“我无为而民自富。”因此，被管理者需要自然，而管理者应当无为，因为管理者的“无为”是被管理者得以“自然”的前提。自然和无为是一对古老的观念，但是直到今天它们仍然具有意义。如何领会它们的启示并应用於现代的管理，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田文军认为，如果就《老子》书中的内容而言，其“无为”“不争”“柔之胜刚，弱之胜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等思想观念都可以转换成具体的企业管理方式。我们应当在不同的视域中全面地总结和发掘道家学说的现代价值，即使这样的总结与发掘服务於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也使这样的总结与发掘服务於我们的物质文明建设。特别是在现代企业管理方面，可以充分发挥道家学说的实际功能，展现道家学说的现代价值。

研究老子不能“误解”和“错断”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白奚认为，对於老子的不争，历来存在着很深的误解。最常见的是把道家的不争说成是“以不争为争”，如此一来，不争就成了迂回的争，成了一种与人相争的特殊方式。事实上，老子从来没有说过“以不争为争”。在老子那里，不争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老子崇尚“不争之德”，把不争视为一种美德。老子的“柔弱胜刚强”，常见的误读是把这个“胜”字理解为“战胜”或克敌制胜的“克”，把“柔弱胜刚强”等同於“以柔克刚”。其实，“柔弱胜刚强”的“胜”字在这里是“优於”“胜过”的意思，而不是“战胜”“克服”的意思。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刘仲宇认为，按老子的思想，祸福的转化有其“极”，即今天所说的矛盾转化的关节点，但不易找，所以说“孰知其极”。有的研究者不知其究竟，便下断语说他有循环论，是错断。其实老子的孰知一说是对人们的敬告，要人们关注转化的那一个极点，掌握时机，正确处理。这是任何一个经营者都必须十分认真学习和运用的。

“柔道”高手的柔性管理命题

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周德丰认为，老子是“柔道”高手，其柔性管理的主要命题有：（一）尊道贵德，无为而治。即分层管理，“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二）上善若水，尚柔守雌。即“天下莫柔於水，而攻坚者莫之能胜。”赤子之潜力无穷，而强梁者往往失败，“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三）低调无痕，谦卑取胜。深藏若虚，大智若愚。（四）功在不舍，贵在持续。即“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层之台，起於垒土。”“企者不立，跨者不行”“事缓则圆，弦绷立断”“兵强则灭，木强则折”。

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王伟凯则认为，我们重视“柔”，拥有“柔”，但绝对不可放弃“强”，无论“柔”和“强”的运用与把握都有一定的支撑底线，超越了这一底线，就会走向事物的反面。因此，客观认识老子“柔”的思想，以之来丰富人类的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和逆向思维，同时通过“柔”的思想，不断提升思维水平和丰富工作经验，才能为人类实现自我的价值奠定应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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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从寿    时间: 2015年11月25日 16:47
彭富春：当代全球视野中的国学继承与创新


编者按：2015年9月29日晚，武大国学院邀请彭富春教授在哲学学院大报告厅作了一场精彩讲座，现将彭老师的演讲稿以及与学生的互动问答分享如下。


当代全球视野中的国学继承与创新

彭富春
感谢郭齐勇老师对我的介绍，我也很高兴来做这样一场关于国学的报告。郭老师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位师长，对于郭老师组织建立的国学院和国学研究，我是发自内心地支持的。所以今天，我想在这里把我对国学的一些想法跟各位老师和同学，跟我们的郭老师谈一谈。对的大家支持，不对的也请大家批评。但是我想把我很真实的一些想法说出来。刚才郭老师把我的经历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我还想借这个机会稍微说一下，我为什么今天要谈这么一个题目。其实我的本科是学中国语言文学的，从我们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我非常喜欢我们的古典语言，古典语文学，当时我还是古代汉语的课代表。后来我对美学比较感兴趣，之后又到德国去学习海德格尔哲学，回国以后专注于中国古典思想的研究。有的同学就问，你既然在美学教研室，怎么突然转到这个领域来的呢？我要声明一下，我并不是突然转到这里来的，我其实是同时在进行三个领域的研究。我在德国从事海德格尔研究的时候，最触动我的，是海德格尔非常推崇老子的思想。他曾经跟一个中国学者翻译过老子的《道德经》，并把其中的一句话：“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写成类似对联的东西放在他家里。而且在他的部分演讲当中，也多次引用过《道德经》和《庄子》，可见他对“道”是很感兴趣的。此外，海德格尔还对禅宗有很大的兴趣，当然主要是通过铃木大拙的作品来了解的。他认为道禅思想对于他克服西方近代思想的危机能起到很大的启示作用。可以说，他是非常向往东方的智慧的。而我的老师是海德格尔的学生，他本人也非常喜欢中国的东西。其实我在德国研究海德格尔哲学的时候，就已经在那里开过一个《道德经》的研讨班，和大概一二十个德国同学一起研读德文版和英文版的《道德经》。应该说我在研究西方哲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回国以后不只是要传播西方的思想，当一个海德格尔中国的徒子徒孙。而是说在学习了西方思想之后，借助于西方的思想来重新思考我们中国的思想，力图让中国的思想在世界上有它的影响。所以在我1997年毕业之前，我的中国的硕士导师李泽厚到荷兰的莱顿大学讲学时碰到我，让我毕业后一定要回到中国研究中国的思想。后来我的德国老师也跟我说，你回国之后，一定要回到中国思想的本源。你可以介绍西方的思想，但这恐怕没有你回到中国思想的本源，去思考中国思想的现代性或者中国思想走向世界更有意义。因此我回国之后，一方面从事美学研究，另一方面也继续从事德国哲学的研究。同时，我研究的重心是放在中国古典思想的研究。那么关于这个主题，现在我的写作计划大致是五本，这也是和人民出版社做了一个长期的合作。第一本是《论中国的智慧》，现在修订后更名为《论国学》，已经纳入到国家社科项目的“中华学术外译基金”之中；第二本已经出版的论著是《论老子》，也可能纳入到“外译”项目之中；第三本即将出版的论著是《论孔子》。另外我今明两年准备完成的就是以研究《坛经》为主的《论慧能》以及《论大道》。我一向从中国古典思想中提炼出来的三个词，就是“欲”、“技”、“道”，也就是欲望、技术和大道。《论大道》就是要讨论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并论述这三者的关系。我作为武汉大学的教师，无论是我在社会上有什么兼职，我觉得我的第一使命，就是要把书写好，希望它能站得住脚。
当然今天在这里，我不可能给大家陈述这五本书的内容。郭老师上次邀请我之后，我仔细揣摩了一下，我想讲下面几个问题：第一，什么是国学，尤其要考虑在当代全球视野中的国学是什么。因此，我这里不但要讲什么是“国学”，也要讲什么是“当代”，什么是“全球”。因为我们现在所讲的“国学”和孔夫子时代不同，甚至和王国维时代也不同；第二，目前“国学热”的几种形态。关于这一点很多同学都知道，我2011年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时，曾经批评过“国学热”。很多人因此认为我“反国学”，事实上我只是反对“伪国学”。这里我想要分析一下几种形态的国学，比如宗教性国学、商业性国学、政治性国学和表演性的国学等等，相反，我们则主张一种思想性、学术性的国学。我在这一点上和郭老师是非常一致的；第三，研究国学的正确态度。我把它提炼为“十字方针”，即承认、批判、继承、借鉴和创新。我觉得现在的国学就是要落实这五个词；第四，国学的根本。在我看来，国学的根本就是由儒、道、禅三家构成的中国的智慧。那么这三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它们是在何种意义上成为中国智慧的核心，又是在何种意义上对西方有所启示的？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第五，新的中国的智慧在当代的意义。我们古代中国的智慧是“天人合一”，西方的智慧是“人神合一”，我想新的中国的智慧是“天人共生”，而“天人共生”又如何克服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问题。我大致想讲以上五个方面。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国学”。
我在这里并不想对“国学”一词做字源学或文献学的考证，我们只是讨论“国学”一词本身的意义。“国学”作为一国之学，肯定是不切中中国目前的国学研究和教学的。我想“国学”的第一个意义是中国学。我们所讲的“国学”不是美国学或者欧洲学，而是中国学，它的意义大致相当于目前西方大学所设立的中文系或汉学系。大家知道这个意义上的中国学翻译成英文就是sinology，而中文系就是Chinesedepartment。这就包括一切中国的东西，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或其他，都可以包括在其中。西方的汉学家所从事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当然，每个汉学家有他的研究重点，可能以哲学为重点，也可能以文学或历史为重点。我在德国知道的汉学家可谓林林总总，比如专门研究王弼的瓦格纳，研究中国新诗的顾彬，还有一些德国汉学家专门研究毛泽东思想。我们国学院研究的国学，恐怕不是这样的。“国学”的第二个意义是中国古典学，翻译成英文就是Chinese
classics
study，以研究中国古典文献为主。当然，中国古典文献还必须要分类，不是所有的中国古典文献，而是中国古典人文类的文献，也就是经史子集，按照今天的学科分类来说就是文史哲。在西方也有类似的学科，比如德国就有一种文科中学，学制13年，毕业之后相当于我们的大学生，他们就是要学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很多著名的哲学家都是从这样的文科中学里毕业的，比如尼采。尼采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的主业是古典语文学，以研究古希腊语为主。所以大家知道他有本书叫做《悲剧的诞生》，这本书就是研究古希腊的。他在巴塞尔大学是一名古典语文学家。听他的课最多的只有六个人，真正听他课的只有一个人。按照欧洲学校的规则，至少两个人听课才是可以开课的。今天这么多人在这里，我看到觉得非常高兴。还有就是海德格尔。我们现在搞国际化不是要搞英文吗？我觉得这个不是国际化，这是英国化和美国化。海德格尔本人是不懂英文和法文的，他是德国人，他只学过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他最著名的女弟子汉娜·阿伦特在美国把她的英文版的著作寄给海德格尔的时候，海德格尔并没有看。这并不是说瞧不起她，而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懂英文。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启示，就是国际化究竟应该怎么搞，是不是我们哲学院乃至我们的国学院都去搞英文？我觉得那是胡扯的事情。非得用英文发表文章，那也不对。国际化（inter-national）一定是“国际间性”（inter-nationality）。就是说，既要有英美的，又要有中国的，又要有德国的。话说回来，我所讲的古典中国学应该是古典人文学，就类似尼采和海德格尔所接受的传统人文的训练。我们现在所讲的经史子集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语文学的训练。没有语文学，经史子集是无法进入的。所谓语文学，过去称为“小学”，就是文字、音韵和训诂。这是我们“国学”比较切中的含义，就是“中国古典学”或者说“中国古典人文学”。当然如果把国学只是限定在这个层面上，大家也会有疑问，因为我们有文学系、哲学系和历史系，这和世界都是接轨的。这些系中，有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典哲学和中国古典历史。我们把这三者结合到一起究竟有什么意义？这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我们把一个已经存在的中国古典学的三个主要分支集合成为国学院，它的意图究竟是什么？这就引出了国学的第三个定义：中国智慧学。这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国学不能泛泛而论，而是要研究中国的智慧是什么，就是在经史子集或者说文史哲的基础上，要抓住它的核心，研究中国的智慧。那么中国的智慧，大家都知道，就是儒道禅。当然中国还有其他很多智慧，有民间的智慧、日常的智慧等等，但是最核心的就是儒道禅的智慧。因此，对“国学”我们可以分析出这三个层面的意义。当然还有可能有其他的层面，甚至可能有四个、五个层面。我所主张的，就是最后一个定义，即中国的智慧。我原来的一本书就叫做《论中国的智慧》。
那么如果在这个意义上讨论国学的话，我们必须回到我们现在讲话的语境，即当代和全球。我们现在研究国学，必须要从我们现在所处的语境出发。大家就一定要思考，“当代”是一个什么时代？今夕何夕？我们现在做一个编年史的说法，就是21世纪。区分于我们自身的古代，也区分于中国自身的近代和现代。如果我们把它做一个政治化的描述，是改革开放的时代，甚至还可以说是中国梦的时代。如果按照西方的说法，就是古希腊、中世纪、现代、近代和后现代。我们就属于后现代这样一个时代，后现代的现代。但是这只是一个编年史，属于一般历史学的表述。我们需要对“当代”进行一个本质性的概括，我们所处的当代究竟是一个什么当代？这里我曾经用三个主义来描述它：虚无主义、技术主义和享乐主义。我会在我讨论的第五个方面“新的中国的智慧在当代的意义”中谈新的中国的智慧如何解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我在这里只是描述这个时代的特点。首先，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是什么意思呢？是指旧的智慧已经衰败，新的智慧尚未建立。大家注意，这里的两种智慧是有确切含义的。所谓“旧的智慧”，是指我们中国古代的儒道禅那种“天人合一”的智慧，或者说“天道”。那么西方是什么呢？就是“人神合一”的上帝的智慧。关于上帝（神）的智慧我一会儿还要详细讲，这里只是简单地说一下。大家知道，西方的这种神圣的智慧在20世纪已经彻底地衰败，基督教依然存在，但它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高的规定。我们中国古代儒道禅的智慧现在也有它的痕迹，甚至大家力图复兴这种智慧，但他也没有真正成为我们最后的规定。可以说，这种旧的智慧已经丧失了它的规定性，但是新的智慧还没有确立的时代。所以我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虚无主义。这是一个空白，存在、思想和语言缺少其自身所在的依据。说得具体一点，就是我们现在要渴求一个精神家园，渴求一个精神支柱。这是第一个特点。其次，技术主义。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时代是技术的时代。技术虽然古已有之，但是却没有像现在这样控制自然甚至控制我们自身。我们甚至还可以说，现在是高新技术时代。甚至我们的领导人都强调，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我今天在网上还看到“互联网+国学”，就是说国学如果想走向社会，你得接受互联网。互联网是什么呢？是信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信息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有手机，都有一部互联网移动手机。我们现在离开了手机，离开了微信、信息和电话，都没法活下去。我们这个时代的高新技术，通常说来就是ABC技术：第一，A技术，也就是原子（Atom）技术。原子技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就是两个，一个是原子弹，另一个是核能。这是两种形态，一个是把核作为武器杀人，一个是把核作为一种能源来活人。当然这个核能还有更广泛的用途，大家都知道的；第二，B技术，也就是生物（Biology）技术。大家知道的转基因食品，这是吃的。还有我们穿的，也是转基因的生物科技。但是更多的生物技术是运用到我们人身上来，比如干细胞。现在生物技术被用来战胜人类的很多疾病，乃至癌症。虽然也有它的弊端，但生物技术是不可避免的；第三，C技术，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信息（Cyber）技术。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新能源、新材料和航天技术，非常非常得多。但是，所有这些技术都是以ABC技术作为其基础的。那么这个ABC技术，一方面是控制了自然——我们人类文明几千年，没有像今天这样可以征服地球。比如三峡大坝的修建就带来了江汉平原生态的巨大变化。我们现在不仅要征服地球，还要征服外太空。但是相应地，也没有哪一个世代像现在这样控制着我们自身。我们的存在、思想和语言都是被技术所控制的。最后，享乐主义。享乐主义的核心就是欲望的满足。我们的这个时代提供了市场，而市场就是商品的买卖，而商品的买卖就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欲望。世界上所有生产的商品，最后都是为了直接或间接地满足我们的欲望。没有我们的欲望，就没有商品的生产和销售，也就没有市场，而市场经济就是为此服务的。因此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所讲的国学已经不是传统的在山水之间的国学，而是这个时代的国学。包括现在孔庙里对孔子的祭拜，也是和商业挂钩的。因此，我们所说的国学要符合当代的特点。
第二，“全球”是什么？“中国”这一语词本身就意味着“中心之国”，甚至可以叫做“中央帝国”，事实上英文也是这样来翻译“中国”的。甚至古人所讲的“天朝”或“天下”就是世界，而天下的中心就是中国。“中华”中的“华”就是花，是文明之花，它的周边就是野蛮之国。因此，历史上的中国直到一百多年前，都是以世界中心自居的，并没有“全球”的概念。“全球”概念的引入是近代以来的事情。而现在，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是生活在全球之中，是生活在地球村之中。当然这里的“全球”如果作为一个地理学的概念来理解的话，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全球”必须具体化。与中国相分离的“全球”主要是欧美，或者说西方，即一个作为文明、文化或者思想的西方。如果从我们中国的角度出发把地球分为两个整体的话，一个是中国，一个是西方。当然大家知道还有日本、印度以及亚非拉的一些国家，但它们对我们国学的研究不起太大的作用。因为日本一方面是中国的，一方面是西方的。印度的佛教曾经影响过中国。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面临着一个他者。但是这个他者不是外在于我们中国的，而是内在于我们中国的。这一百年来，西方的物质和精神的东西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人存在的一个部分。这个他者你是排斥不掉的。就像我们用的手机就是西方的。我们的衣食住行，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很多东西都是西方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中国也进入了西方。就像我之前讲的，海德格尔对老子和禅宗怀有一种深深的敬意，启发他的思路。其实比他更早的时候，启蒙运动的时候，传教士把四书五经带到西方的时候，西方人就惊讶，这样一个没有上帝的国家，一个不信神的国家，居然能够创造出如此伟大的文明。这激励了启蒙运动的一批人，因为他们当时批判上帝，批判神学。结果他们看到中国的东西根本就没有上帝，没有神学，他们觉得中国人比他们伟大得多。当然之后又有负面的评价，那是另外一回事。这个事例可以表明，中国的儒道禅已经逐渐进入到西方的思想当中去。比如现代的西方思想家，如海德格尔、雅斯贝斯、马丁·布伯，都是对中国人怀有敬意的。在这样一个中西对抗、排斥、交流、融合的发展进程中，我们一方面要考虑从中国看世界，另外一方面要从世界看中国，要相互转换视角和立场。具体到国学而言，我们一方面要从中学看西方，另外一方面要从西学看中国。我觉得这样，可能会为我们国学的继承和创新开辟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第二个问题，“国学热”的几种形态。
“国学热”持续了几十年，我自己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种“国学热”的存在。因为我的小孩上小学的时候，学校不但要求他们背ABC，还要求他们背《三字经》和《弟子规》。过去是让他们系上红领巾在舞台上表演革命英雄的形象，现在是让他们穿着所谓“传统”的衣服去背《三字经》和《弟子规》。我个人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批评过这个事情，有赞成也有非议。我当时也受委托写了一份提案，指出国学应当区分糟粕和精华，国学要和现代公民教育相适应，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关于“国学热”的几种形态：第一，商业性的国学。现在真正对国学推动最大的，我认为还不是大学的国学院。据我了解，应该是一些企业家，应该是一些大小老板们。当然我这里讲的“商业性的国学”，是指有些人借国学来谋利，办国学班。据我所知，有些幼儿园和小学里的国学班，一年的学费都要好几万。第二，政治性的国学。我认为，这种意义上的国学是把传统的君臣观念强化为一种主奴观念，来控制员工。这在南方的很多企业很时兴，许多企业有国学堂。我认为这也不太妥当，绝对不能把含义丰富的国学简化为一种主奴意识。尤其在我们现代的民主社会里，主奴意识是应当得到淡化，得到转化的。第三，宗教性的国学。宗教性的国学有两种，一是凸显国学当中的宗教性的成分，甚至还包括风水、相面等，这些人还自称为“应用国学家”；二是对国学怀有一种宗教性的情绪。那么真正的国学形态应该是什么呢？我认为是思想性的国学。这也是我们郭老师组建的国学院，以及各位学习国学的同学所从事的工作。这才是国学的正道。
思想性的国学的前提是学术，也就是说你要对国学的基本经典熟悉，同时还要具备基本的语文学知识。我还给郭老师建议，我们国学院要开设书法课。这个跟你学希腊文、拉丁文，学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不一样，中国的文化必须从文字开始。从文字开始，你就必须懂得“篆隶真行草”。你必须用毛笔去写字，你才能够去体会中国文字的伟大和奇妙之处。我虽然不是书法家，但我也练习书法。我用毛笔写字，跟用钢笔写字或者用电脑打字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可以做到身心合一。因此，这种思想性的国学，首先是要有学术功底，还必须有语文学和书学的功底。然后在此基础上，研究和探索国学的思想意义。我们不只是去背诵经典，而是要注意我们伟大的国学、伟大的中国智慧它说了什么，还有那些没有说出来，还有哪些是需要我们去说的。这样的国学才不是死国学，而是活的国学。思想性的国学是活生生的，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一样。当然在这四种国学形态之外，还存在一种戏剧性的国学或者表演性的国学。在我看来，这种形态的国学虽然可以对国学起到宣传的作用，但也会对国学本身造成伤害。唯一能够使国学走入正道并获得生命力的，就是思想性的国学。
第三个问题，研究国学的正确态度。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研究国学的正确态度，或者说从事思想性的国学研究应当保有五种正确的态度：承认、批判、继承、借鉴和创新。第一，承认。承认的出现一定意味着不承认的存在。近百年来，一直存在着否定国学的声音。一是说国学不成立，认为“国学”这个语词太过宽泛。但是我认为，虽然“国学”这个语词的意义很丰富，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研究来划定它的范围，使它明晰化；另一种反对国学的声音认为，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糟粕居多。这种说法看起来是对五四时期的一种继承，但其实是一种很片面的看法。“国学热”的确存在，不论它的好与坏，应该说一百年来就一直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儒道禅的思想，也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它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我可以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西方很多分析哲学家认为上帝是虚构的。我们可以承认上帝是虚构的，然而教堂也是虚构的吗？它不是虚构，而是实实在在地在那里的东西。相应地，无论你讲“国学”这个语词对不对，无论你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好或坏，它都实实在在地在这里。既然它存在，你就必须要承认它。既然承认它，我们就应该面对它，接受它。第二，批判。我这里讲的批判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而是康德意义上的“批判”。这个“批判”在英文中就是critic，而critic的来源就是crisis，也就是边界。因此，思想要找出它的边界。我这里讲的对国学进行批判，不是说要否定国学，给它找出十条百条的罪状出来。而是说，我们要区分国学的边界。当然我们可以区分国学和西学的边界，但我在这里强调的是要区分国学自身内部的边界，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当然“精华”和“糟粕”是比喻的说法，我们从思想的角度来说，应该区分什么是国学的真理，什么是国学的谬误。或者说，国学中哪些东西是真理，哪些东西是非真理。如果要把这个问题具体化，我认为可以用一个五四的口号来说，就是科学和民主。这里的“科学”并非科学技术，而是指知识学，是追求真理的学问。这也就是说，我们要区分国学中哪些是合乎真理的，哪些又是不合乎真理的；而又有哪些是民主的，哪些是非民主的。这两点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得到认可的。在这个意义上，国学当中有它合乎真理和民主的地方，但是也有反科学和反民主的地方。这里我特别想讲讲我当时在电话采访中给《武汉晚报》的记者举的例子，就是《弟子规》当中的“亲有疾，药先尝”。我后来看了一下网上的反馈，基本上都是骂我的，说彭教授连“尝”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都没搞清楚，还当什么教授。我们国学院的同学都是知道的，但是一般的国学爱好者恐怕还真不知道这里的“尝”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弟子规》宣传了一些好东西，但是有更多不好的东西。这个不好的东西一方面是非科学的，一方面是非民主的。所谓“非民主”最主要的是主奴意识，主要宣传君臣、父子，大家想想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恐怕还是要转型。回到《弟子规》本身。《弟子规》的基本结构是按照《论语》中的《学而篇第一》的第六章来安排的，亦即“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弟子规》基本的材料和语言也是来源于四书五经。像“亲有疾，药先尝”一句就来自于《礼记·曲礼下》，原文为：“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大家想想，在这一个语境中的“尝药”是什么意义？就是看看药有没有毒。就是这个医生没有三代家传的话，我还不能找他去看病。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你还要教小孩“亲有疾，药先尝”，我觉得首先不科学。为什么不科学呢？第一，我们时代已经没有什么中药了，大家都是吃西药、打针或者手术，你怎么让你的小孩去尝这个药啊？第二，这句话的来源《礼记·曲礼下》是要人尝药，当小白鼠。你让一个低级干部帮一个高级干部尝药，他的人权到哪去了？让儿子给他的父亲尝药，他的人权又到哪儿去了？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妥当，这已经不是一个“忠孝”就可以解决的。“忠孝”在我们时代已经有了新的意义，就是对人性和人权的平等尊重。第三，继承。对传统文化而言，糟粕的东西肯定要抛弃掉，精华的东西肯定要继承。那大家就会说，那些东西才是精华呢？我们对刚才提到的那些非科学、非民主的东西可以存而不论，但是要继承那些真理性和民主性的东西。比如真理性的东西，就是儒道禅对于人和世界真相或存在本性的描述，这个是值得肯定的。还有就是孔夫子所讲的仁爱精神。我想孔夫子绝对不会赞成一个儿子为他的父亲尝药的毒性。中国古代的智慧和博爱精神应当被我们继承下来，这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像前不久韩国总统朴槿惠说她读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里面讲的儒道禅的思想成为了她的精神支柱，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她的这段描述。她在如此困难的时候读到了中国儒道禅的思想，成为了她的精神支柱。可以说朴槿惠是世界上少有的一个有智慧的女性。第四，借鉴。我们一方面要继承中国的智慧，另外一方面要借鉴西方的智慧。我们讲中国的智慧，儒道禅的智慧，讲“天人合一”和天道，最后回到天本身。那么西方的智慧是“人神合一”。这里我们要对西方的智慧做一个简单的描述，看看哪些智慧是可以继承的，而哪些又是应当抛弃的。西方一般可以分为五个时代，第一，古希腊的智慧。古希腊时期是宙斯及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的智慧，这种智慧通过《荷马史诗》来传播，它要求人成为一个英雄。一个英雄就应该有四大美德：智慧、节制、正义和勇敢。我们听到这四大美德，很快就会想到孔夫子讲的“仁志勇”，而这既相近又有不同之处。同学们回去可以思考一下，孔夫子所讲的“三达德”和古希腊所讲的四大美德的相同与不同之处是哪些。第二，中世纪的智慧。中世纪的智慧是上帝的智慧，这种智慧通过《新约全书》表达出来的，他要人成为一个圣人。我们知道中国都是讲圣人的，孔子讲圣人，老子讲圣人。我们讲的圣人是什么，基督教讲的圣人又是什么？基督教的圣人有三大美德：信、望、爱，亦即信仰、希望和博爱。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孔子和老子讲的圣人是什么？老子和孔子讲的圣人都是通天道的人。基督教讲的圣人则是跟神建立关系。第三，西方近代的智慧，亦即人性的智慧或人的内在神性的智慧。这种智慧主要是通过卢梭这批作家的作品说出来的，他们要求人要做一个自由人，成为一个公民，要懂得自己的权利（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和义务（必须做什么、必须不做什么）。我们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一章的思想精神源泉就在这里，来源于卢梭。我们回头看看我们的儒道禅。儒家要求我们成为一个君子，道家强调最高的是圣人（得道之人），禅宗则强调一个觉悟的人。他们讲的这些里面有没有自由、平等、博爱？或者反过来说，自由、平等、博爱的自由人有没有中国的儒道禅所讲的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可以借鉴的。第四，现代。现代的三个伟大的德国思想家，就是尼采、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他们的智慧和前面所讲的智慧不一样。因为古希腊、中世纪和近代的智慧可以通称为“神性的智慧”，只是到了西方的现代，才由神性的智慧转向了人的存在的智慧。此时，他们就认为，他们既不需要古希腊的诸神，也不需要中世纪的上帝，甚至也不需要作为人的内在神性的理性，而是要回到生活本身，回到存在本身。所以这三个人又提出三种新的世界性或世俗性的智慧。马克思所面临的是他的资本主义时代，工人是雇佣劳动者、无产阶级，他憧憬着共产主义。他要求要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来改造这个现实。尼采则觉得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一些道德卑劣之人，他要求超人。上帝死了，他希望超人的诞生，用超人来建立一个新的形象。海德格尔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被理性所控制的，尤其是被技术理性所控制。他认为这样的人不可能作为我们时代的人的形象，他应当死去。那么一个新的人，一个知道自己死亡的人，一个要死的人，也还没有诞生。而将来的人则生活在天地人身之中。这三个人提出的构想改变了德国，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我们中国。我们可以说没有马克思，就不可能有新中国；没有尼采就没有新文化运动、没有鲁迅；没有海德格尔就没有对存在的关切，没有我们现在讲的“诗意的居住”。因此，我们必须面对西方的思想。当然到了后现代（亚现代），提出了多元主义，这也影响了我们的中国，其实我们现在的中国就是一种多元的东西。第五，创新。其实前面的这些东西都是为创新做准备的，但是我这里想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创新一定要回到我们当下的现实。我们必须设想孔夫子如果现在还活着，他会说什么样的话？老子活着，他又会说什么话？慧能活着，他会说什么话？我们不是要去考虑已经死去的孔子、老子和慧能，而是要考虑活着的孔子、老子和慧能，创造我们新的思想。而创造我们新的思想，我们就必须立足于我们当下的现实。这是我们的根，我们的思想之根。我们的根一方面是来源于先秦、汉唐，这是一个“老根”。但是我们还必须有一个“新根”，这个新根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当代全球的中国。这是我讲的这个“创新”的基本的东西。另外我想特别强调，创新一定离不开怀旧。我们的儒学研究里有“返本开新”的说法。我们要注意，“返本”是为了“开新”，但是“开新”必须“返本”。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们一定要源于自身所属的语言和我们思想的历史。我们如果抛弃了这一点，我们是不可能创新的。我从德国回来，不是要传播海德格尔的思想，而是要通过他的思想来启发我们重新思考我们自身的思想，让我们的思想复活，让我们的思想能够传播世界。大家想想，我们在中国能够建设一个新的基督教神学吗？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中国的儒道禅没有这个东西。一个当代的新基督教神学只可能在西方产生。反过来，新儒家、新道家和新禅宗可能在西方产生吗？我认为可能性也不太大，因为它没有这个根。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老根”一个“新根”。这个“老根”就是我们儒道禅的传统，这个“新根”就是我们当下的现实。
第四个问题，中国智慧的核心。
我们讲中国的智慧，最根本的是作为思想性的智慧，就是儒道禅。大家知道先秦的时候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后来真正保存下来的是儒道两家。唐代以后产生了禅宗，这个禅宗事实上也是在我们儒道的基础上产生的。我想先描述一下它们的主题，然后再分析一下它们的关系，再揭示他们共同的特点。第一，儒道禅三家的主题。首先，儒家。儒家的主题是关心家国，关心社会世界。它的所有思想来源是孔夫子，包括孟子、荀子，包括之后的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无非是为他的“仁”提供一种本体论的论证，包括气本体、心本体和理本体。我觉得孔夫子的智慧在当代最有价值的，就是他的仁爱学说。这里的“仁”包括结构上的几个方面：一，爱自己的亲人，就是“孝悌”。这一点主要来源于一种血缘关系，一种自然关系。那么在这样的意义上，孔夫子讲的“仁爱”和基督教讲的“圣爱”是不一样的，因为“圣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二，爱他人；三，爱天下。尤其是到宋明理学讲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我觉得现在不是要建立一个理本体、心本体或者气本体，而是要建立一个仁本体。但是一定要在此基础上对“仁”进行重新阐释。关于这一点，我曾经借用《周易》上的话，就是“生生之德”。“仁”是果仁，是种子。种子是什么？是生命的种子。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仁者，一方面是让自己的生命能够得到生长，同时也让他人的生命得到生长。这就是“仁爱”之“仁”。最大的爱，是生命之爱。其次，道家。道家也有很多形态，一开始是老庄，后来是魏晋玄学，但它的核心还是老子。老子的“道”，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描述了中国人生存的基本结构。我们刚才讲到了西方人是“天地人神”，中国是“天地人”，人在天地之间。“道”并不在天地人之外，“道”就是天地人之道。“道法自然”，是道法自身。所以老子强调，圣人主张遵道而行。圣人位于天地人之间，与一般的人又不同。他一方面领悟、聆听天地之道，另外一方面把天地之道传达给大众。这就是圣人的伟大之处；最后，禅宗。我们刚才讲儒家主要讲“仁爱”，道家主要讲“自然”（自己的本性），而禅宗主要讲“心灵”。禅宗就是心灵的宗教。禅宗中的“禅”不是禅定之禅，而是智慧之禅。所以，慧能的禅宗是从五祖传出去的，完全跟印度的佛教是两码事。它不是印度的佛教在中国的延伸，而是中国借助于佛教，依据于我们的儒道产生的一种新的形态。所以它和印度讲的“禅”有根本区别。禅宗是回到心灵本身。“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所以说，所有的一切要回到心本身。但是关于这个心本身大家要注意，世界上虽然有善恶之别，但是心本身是无善无恶的，是超出善恶的。回到这个超出善恶的心本身，才是禅宗所追求的觉悟的心灵。但是是不是要否定世界的善恶呢？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我们的心本身要超出善恶，用这个心来观照这个具有善恶的世界。这是禅宗所讲的心灵的觉悟的核心所在。这是我讲的中国智慧的三种形态，一是儒家思想关注社会，关注现实人生、人类世界；二是道家思想关注天地自然。大家注意，天地不是自然，但是天地直接显示出了自然的本性；三是禅宗思想关注心灵。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为何会出现这三种智慧？这是因为儒道禅三家的思想构成了我们人生世界的一个整体。我们活在世界上，首先是天地之间，这是我们生活的一种自然的维度。也就是说，天地自然已经给予了自身。其次，我们生活在天地之间的同时，我们有家有国，我们必须跟人打交道，这是儒家解决的问题。最后，我们每个人不光有肉体，而且有心灵。这是禅宗解决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在中国的智慧中只有这三种智慧？是因为它们正好揭示了我们人生在世的这个整体的三个主要方面。那么这个儒道禅的智慧在思想上具有一种怎样的结构形态呢？我阅读中国思想的经典，我找出三个词，就是欲、技、道。中国传统的智慧，就是关于欲技道的不同形态的表达。“欲”就是欲望。人活在世界上首先是有欲望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必须通过自身欲望之外的人和物来满足自己。那如何满足自己呢？他必须通过技术。我这里讲的“技术”是广义的技术，就是一切工具，一切手段，包括古代使用的石块、木棍到现在的手机，都可以算作技术，都是为了实现我们自身的欲望的。但是光有欲望和技术是不行的，还必须有大道的指引。这个“大道”就是我们讲的真理和智慧。这个大道就告诉我们，第一人的哪些欲望是可以实现的，哪些欲望是不能实现的；第二，哪些技术是可以使用的，哪些技术是不可以使用的。儒道禅就提供了这三种智慧。下面我想对它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第一，儒家的欲技道。首先，我们在《论语》当中可以看到，孔夫子是反对贪欲的，我们讲的“无欲则刚”其实是从《论语》中变过来的。他在这里说，如果一个人有他怎么能够刚强呢？反过来说，一个人只有没有了欲望，才能够刚强。但是他这里讲的欲望是指贪欲，并不是我们一般的日常生活的欲望；其次，对于技艺，孔夫子是强调的。因为孔夫子就是传授“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所以有个汉学家写书，说什么是儒家？儒家就是“技艺的大师”。最后，孔夫子强调仁爱之道。孔夫子的道有天道也有人道。他的天道是天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但是他更强调的是人道，礼乐之道。但是孔夫子又用仁道重新解释了礼乐，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孔夫子把“周公制礼作乐”以“仁”来解释，奠定了中国儒学真正的基础。第二，道家的欲技道。老子首先是否定欲望的，主张清心寡欲。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个否定欲望，也是否定贪欲，他强调五音、五味、无色都会对人的身体和心灵有极大的伤害；其次，他也反对机械，使用器具的，所以要“见素抱朴”，回到最原始的生存方式。最后，那么他主张的道是什么呢？是自然之道，是天道。天地自然有它自身的本性，这个本性不是人为的，不是人改造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反对孔夫子的仁爱之道。因为“天道无亲”，天道本身是超越善恶、超越仁与不仁的。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大仁”。第三是禅宗的欲技道。禅宗从印度传来，也借助了一些印度的学说。我们知道，佛学最基本的学说就是“三学”：戒、定、慧。慧能在他的《坛经》中也对戒、定、慧重新做了解释。戒定慧讲的就是欲技道。首先戒什么呢？戒贪欲。我们讲人有“三毒”，就是贪、嗔、痴。“嗔”是愤怒，“痴”是一种痴心妄想的错误认识，都是来源于人有贪欲。所以戒学首先就是要戒掉人的贪欲，以及由贪欲所产生的人的一切邪恶的东西；第二，定。定学，就是禅定，打坐；第三，慧学。佛教和禅宗特别使用了梵语的一个词就是“般若”，它的意思就是“大智慧”，是一种跟我们一般的智慧不一样的智慧。这种大智慧伟大在哪里呢？就是要解脱我们的生死，解除我们的烦恼，使我们能够得到解脱，真正达到自由。但是禅宗的伟大之处在于把“戒定慧”三学最后还原到心那里去，让人不要注重外在的东西，要让你的心本身能够恢复到那个无善无恶的纯粹本心，初心或者天心。这是我所理解的中国智慧的核心，实际上就是儒道禅讲社会、自然和心灵，最后都是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欲技道。
第五个问题，新的中国的智慧的当代意义。
我前面强调，我们的创新是要一方面继承我们中国的伟大的智慧，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借鉴西方的智慧，同时要立足于我们当下的现实。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你们自身存在的现实。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思想，始终离不开他自己所处的那个境遇的。我们讲“生命的学问”，就包括你自己生命的学问。我在前面提到，我们的当代有虚无主义、技术主义和享乐主义。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中国的国学、中国的智慧学能够创新什么呢？我想郭院长带领大家研究国学，都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熟读四书五经。而是要在其中找到我们思想的原初的根，并且延伸到当下的土壤，生出新的东西。这种新的中国的智慧，我认为还是要回到天人关系，还是要回到人我关系。我把这种新的中国的智慧命名为“天人共生”。这个“天人共生”的语境，首先是没有神的，所以说西方古代的人神合一在我们这里是不被借鉴和使用的。它所面对的一个现实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技术社会，天人相分、天人相争。在这样的情况下，随之而来的伦理问题、心灵问题，我认为是没有被顾及到的。将来会不会出现一种怪物，都是很难预料到的事情。那么我们这种“天人相分”能不能回到古代的“天人合一”呢？我认为也是不可能的。我们两千五百多年从孔夫子以来，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的确有它伟大的地方。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那是在技术时代尚未到来的时候。如今这个技术时代已经到来了，“天人合一”已经不可能了。技术社会已经彻底地打破了中国传统自然社会自给自足的境遇。我们不能完全地反对它，而是要面对它。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用“天人合一”是没法对付“天人相分”的。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天人共生”。也就是说，天不是人的主人，人也不是天的主人。同时也是说，人不是天的奴隶，天也不是人的奴隶。我们是一对伙伴，就像游戏的伙伴，共生共荣。武汉大学就是“天人共生”的典范。武汉大学建校的时候这里是一座光山，现在我们的树都有八十年、一百年。你让大地和山水生成、生长，大地和山水也让人类生成、生长。这是一个很朴素很简单的道理。同时在人之间，人我也要共生。所以这里我们就要去除传统的主奴意识，去除那种主仆关系。人与人是有差异的，但是是平等的。我们必须承认差异，男女差异，长幼差异，干部之间的差异。但是虽然有差异，他们也是平等的。尤其是我们现在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我想，这样一个“天人共生”的智慧是可以作为当代全球的一个新的中国的智慧。而且这对西方有神学背景的人来说，它是一种无神的智慧。既不需要神来指引，也不需要天来指引，而是天人共同参与这个游戏规则的制定。天以它的无言、沉默，来赞成或者否定你的规则或活动。那么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看看当前的三种主义。第一，克服虚无主义。虚无主义就是传统的智慧已经衰败，新的智慧尚未建立。传统的智慧在中国就是天道的智慧，西方是神性的智慧。我们一方面是去掉了神性的基础，另外一方面也去掉了天道片面唯一的基础，而是讲“天人共生”。这样一种新的中国的智慧是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基础的，而且它还吸收了中国古代的思想乃至西方的现代思想。古代思想比如“大同世界”、“大同社会”，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我在十多年前写过文章纠正过，“共产主义”的本意应当是共同生存，而不是把财产共在一起。我们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是一个存在共同体；第二，克服技术主义。既然是“共生主义”，我们就要反对技术主义无限制地征服自然和人类。比如核的存在，我们不要核武器，但是需要核能源。我们不仅需要核能源，而且需要一种安全的核能源；第三，克服享乐主义。根据“天人共生”，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欲望的边界。我们过去是饿死，现在都是吃死。我们要对我们的欲望区分边界。我想这样一种想法，这种新的中国的智慧，为当代提供多种选择之中的一种选择。
这是我今天简单给郭老师和各位同学做的一个汇报。最后我希望我们同学们一定要爱智慧，一定要爱我们伟大中国的智慧。你们只要将你们的身心奉献到思想当中去，伟大的中国智慧也会回馈你们。谢谢大家！



提问环节

同学一：彭老师您好！您刚才讲到中国是“天地人”，西方是“天地人神”，我觉得天和神在西方那里应该是一样的。还有就是我们要如何用一个包容的心态来面对面对西方？
答：这位同学讲的意思我大致明白了，还是很能思考，值得鼓励。关于中国的“天地人”和西方的“天地人神”，一定要注意，西方是一个复数，是具有时代性的，包括古希腊、中世纪、近代、现代和后现代，一定要注意每个阶段的不同。我们讲天地人神的合一，就古希腊而言，它的神是诸神，人是住在大地上，诸神则住在天上。你要注意，天不能等同于神。到了基督教那里，古希腊的诸神就变成了上帝，上帝在天上，人是在大地上，它是这样一个关系。在中世纪“天地人神”的框架中，神是最高的。祂是高于天地的，也高于人。我想这样大致描述一下。但在中国，天地是最高的。至于你讲中国如何持一种开放性的态度面对西方，比如说我刚讲到的那种神性的文化，中国是缺少的。当然现在有很多的人信基督教，作为个人信仰，我们要充分地尊重。但是我们从思想的角度来讲，中国是没有神这个维度的。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神性，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但这个“神明”和基督教的耶稣是不一样的。西方近代讲的自由、平等、博爱，人的权利与义务，已经吸收到我们的《宪法》里面去了。至于西方现代的技术，它也影响了我们的中国。我们既不能充分地肯定它，说它技术万能；也不能抱有悲观主义的想法，说技术就是我们时代的敌人，要把它消灭。这是要把握一个度的问题，哪些东西可以用，哪些东西不能用。就像我刚才讲的核，我们不要核武器，但是我们要核能源。大致是这个意思。

同学二：彭教授您好！您提到了要从国内的视角去看国际，也要有一个国际的视角来看国学。我觉得您今天的讲座主要是从一个国内的视角来看国学的反思与创新，当然您肯定赞同国学需要走出去。我特别想知道您关于国学的现代话语的转换以及怎样做一个思想性的国学在国外传播的态度。谢谢！
答：我刚才说过，“国学”这个词是有中国的独特的语境。西方，尤其是德国，很难说它用“中国古典思想”来概括儒道禅，它一般都是比较具体化的。比如说道家就是老庄，禅宗就是慧能。如果说对西方的影响，据我所了解，首先是启蒙运动的时候。这个“启蒙”是从神性启蒙到人性，回到人的理性。把人的理性作为自己存在、思想、语言的根据。“启蒙”就是照亮，照亮就是去掉神性。这时候他们通过传教士就发现了中国是一个没有上帝的国度，而且这样的文明从孔夫子开始已经延续了一两千年。所以他们对中国的文明非常的吃惊。但是后来到了像黑格尔这些人，他就很瞧不起孔夫子，他觉得《论语》只是些道德教化。当然这与他不懂汉语有很大关系，因为四书五经当初是传教士翻译过去的，很多的翻译不准确。这是关于儒家的智慧。关于道家的智慧，我前面已经说过，最伟大的思想家海德格尔、雅斯贝斯、马丁·布伯，都非常推崇道家。他们觉得这个“道”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深邃的语词，而且这样一个语词对于西方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所以可以说启发了海德格尔克服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思想模式，应该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老子学派西方的传承人，但是老子的一些思想启发了他。你如果有兴趣，可以看我在《论海德格尔》当中有两篇论文，一篇是海德格尔与老子的比较，一篇是海德格尔与庄子的比较。我本来还想写一篇禅宗的，但是我后来发现他所了解的禅宗主要是日本的东西，所以我放弃了这个想法。还有就是禅宗的影响。最早佛学对于西方的影响主要是小乘佛学，主要是像斯里兰卡那些英属殖民地的人。后来是达赖喇嘛到西方传播藏传佛教。禅宗呢，主要是铃木大拙到美国去传播的，主要是唐宋的东西。就目前而言，我所了解的，好像在海外传播禅宗的主要在华人圈当中。大致情况是这样。我想把国学传播到西方去，就一定要面对西方当代的现实。西方当代的现实，首先是在没有上帝的时代里人怎么活着？其次是在技术时代人怎么活着？最后是在人欲横流的时代，人怎么活着？所以为什么西方人对道家和禅宗感兴趣呢？就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对西方的这个语境根本不熟悉，只是翻译介绍，还是很难传播道家和禅宗的智慧。这有赖于像海德格尔、马丁·布伯这样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他们自身吸收这些东西。就像我们现在作为中国思想的传承者，我们吸收西方的思想一样。

同学三：您刚才提到了禅宗最终是要人达到超越善恶的境界，我想问这样的状态是不是也是一种虚无？
答：慧能讲，人的心灵本身是无善无恶的，但是心灵和世界建立关系的时候，这个世界是有善恶的。因此他要求要行善去恶。这个后来被王阳明吸收为“四句教”，他已经说得非常好了。我可以把这个问题说得广一点，上帝本身是超出善恶的，《圣经》里讲得很清楚，太阳既照好人也照坏人。但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是要区分好人和坏人的。老子也讲得很清楚，“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整理：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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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从寿    时间: 2015年11月25日 16:50


中国国学，商道智慧

新常态下企业发展的十大纲要

所有的企业都想挣钱，为什么挣不到？很多的企业都已挣钱，为什么挣不多？优秀的企业挣钱很多，为什么守不住？极少的企业能够守住，为什么传不好？

显然，这些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更不是一个策略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有一个复杂的背景，需要我们深度剖析，有一个特殊的过程，需要我们理性的认识，有一个转型的要求，需要我们专业的准备，有一个经营的视界，需要我们全新的启程。

——北京大学国学学者：武长江

人生思考：要懂得对得起人生以及自己的企业

谈起这个话题，很多人会觉得很苍白，都会认为自己的企业和自己的富贵荣辱息息相关，怎么可能不重视、不用心对待自己的企业呢？这也是我之所以用“要懂得”来加以特别强调，因为，几乎所有的企业领导人都会认为自己用了100%的努力来经营企业，而事实上，这个世界上只有大约2%的企业领导人真正懂得如何做才算对得起自己的企业，而98%的企业领导人只是停留在企业认知的初级阶段。

国学商道：企业发展需要高屋建瓴的智慧系统

为什么学习中国国学？为什么必须依靠国学智慧？这其实是一个很深奥也很沉重的问题，因为两千多年的封建愚民制度让我们离中国国学距离好远，一百多年的屈辱沧桑让我们与国学智慧相隔天地。

然而，今天的中国已非往日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积淀的物质基础迫切需要精神文明的指引，物质文明几乎失控的发展速度必须由国学智慧理性导航。这是时代的需要，更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智慧选择。

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需要我们关注太多的事物，这是一个效率的时代，需要我们很强的专注能力，如何能够关注的事物足够多足够用，专注的能力足够强足够好是一个人或一个企业能否强大能否非凡的前提，那就需要我们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精力条件下获得相关样的智慧内容，这就是学习国学智慧的意义！即：掌握足够多足够用的核心智慧，专注足够强足够好的纲领智慧。这也就是国学智慧对于当代的两大特殊意义：

1、古圣前贤们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融合天地之奥，感应神鬼之能，汇聚万千感悟，凝集非人之智，探寻引领人类文明进程，警示标注人生成长重心。所以，国学思想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思想纲领，即国学的纲领性；

2、古圣前贤倾其一生的时间来思考其核心领域的法则，寻找其核心领域的规律，描述其核心领域的意义，指导其核心领域的应用，所以，国学智慧是指导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根本智慧法则，也是指导人们行为处事最效率的智慧原则，是个人发展的思想主线与行动核心，即国学的核心性。

我们每个人的成长都需要少而精的取舍，但大多数人都处在多而繁的杂乱中，所有非凡者都会找到发展的纲领与核心，并用最高端最经典的规律智慧来解决矛盾，才能在有限的生命时间中做到常人所不能；而平凡的人之所以平凡，大多像无头苍蝇一样随意乱撞。

我们先来看一下当下的学习现状！每一个企业的发展，都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如何从无知走向有知，如何从无能走向智慧，这可能是每一个人需要关注一生的事情，也可能是一生无法完成的事情。因为无知会伴随每个人的一生，智慧是每个人一生的追求。

这是一个知识爆炸的世界，这是一个智慧泛滥的时代，我们每天都活在知识和智慧海洋中。然而，这不是畅游，而是浮沉！因为，并没有几个人能从知识和智慧的包裹中脱颖而出并成就非凡。相反，大多在无所适从中碌碌无为。

也许有人认为，新鲜的知识和智慧可以让自己耳目一新，甚至可以让自己脱胎换骨。然而，事实却是只有极少的一些人能从中获益，更多的人则是在知识和智慧的包裹中氧气中毒，却查不出病因。

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一个单极的世界，而是一个多元化的，极其复杂的，又处在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时期的世界。我们曾经赖以生存的招数已经渐渐失去效力，远远不能适应新时代的竞争需要，你所能听到和看到许多观念的解析和观点解读都只是别人的生存工具或别人的生存智慧，都只是属于别人的某一面或某个点，不足以支撑你的应用。而你的成长则需要在智慧的海洋中建立属于自己独有的智慧纲领系统，找到属于自己特色的智慧通道系统，否则，只能做历史车轮的尘埃！

如何才能成为历史的车轴？这是一个时代的命题，需要我们认清纲领和核心的作用，懂得用什么样层面的智慧解决我们面临或将要发生的矛盾和问题。

课程宗旨：企业发展思想与时代发展观念的思考。

研究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民营企业腾飞，是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的建院宗旨。

2013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分水岭，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团队的施政方略成果让人为之一振。习近平主席在APEC会议上向全世界宣布：“发展不可以杀鸡取卵，不可以涸泽而渔，不可以因为个人荣辱而葬送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不断深化，随着中国经济深度改革及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历史进入了崭新的“中国梦”时代。然而，如此鸿篇巨制的社会浪潮，风起云涌，影响和波及的最大的群体是谁呢？毋庸置疑，是中国数千万的民营企业。

前三十年河东狮吼，后三十年河西寻梦。发展观念已经从过去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过渡到追求“民族强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时代”。创富观念也从“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过渡到“要质量，要效率，要创造，要创新”的崭新观念。整个世界经济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谁能认清发展的方向，谁能把握未来的主流，才能把握时代的机遇。民营企业如何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大潮中认清方向？把握主流？如何在全新的经济大潮，在激烈竞争中抓住机遇？占领先机？是每一个有责任心的企业领导人面临的最重要、最急迫的课题！

课程意义：企业经营观念与时代发展精神的思考。

提及中国企业经营的智慧，必须认清一个事实，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年前，我们处在贫穷、落后、愚钝、麻木的状态之中，三十年后，我们处在世界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内。今天，我们的房子大了、车子贵了、食物多了、服装新了、旅游美了、娱乐爽了……太多的领域和时代接轨了，然而，我们的质量、效率、创造、创新等领域也和世界接轨了吗？答案很显然，没有！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心”并没有和时代接轨。所以，我们总是抱怨和发泄着对国家、政府、社会等客观因素的不满，却很少自查一下自身的不足和差距。总是觉得自己企业大了、关系硬了、金钱多了、身份高了所有的错都是别人的了！蓦然间，天道变了、世道改了、关系没了、项目少了、天命来了、运势差了、特质偏了、吉凶现了、才发现晚了！那么，我们的心为什么没有与时代接轨呢？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年的核心动力是什么？中国企业快速成长的根本动力又是什么？相信很多企业老板还真的需要思考很久。一是改革红利，二是人口红利，国家和政府用非人之智、非人之策、非人之力制造了强大的改革春风，允许并给予大力政策和资金支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即：用强大的国家包容心和资本纵容力实现了经济飞跃的奇迹。然而国家的包容是暂时的，资本的纵容是一时的，社会的宽容是有限的，自我的虚荣是无止境的。

因此，不管国家在前三十年的特殊时期采用什么样的改革思想和发展观念，当经济总量达到一定的水平，社会压力达到一定的负荷，各种矛盾达到一定的界限，国家的发展依然要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上。即，好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先富是为了幸福的民众。否则，歪曲会倾覆一个帝国，欲望会粉碎一切规则。

谁都知道抱着的孩子长不大的道理，但谁都想成为一直被抱着的孩子！由贫穷到快速富足的感性与虚荣冲昏了原本无知的头脑。当完善规矩，助力减退，改善民生，自生自救的冬天来临，才发现事情的真相，甚至一脸无辜的抱怨着国家的釜底抽薪。然而，企业真正的发展的动力来源于理性的内在动力，即：理性的发展应该是在国家包容之下搞好升级，在资本纵容之末做好调整，在社会宽容之内准备创新，在自我虚荣之前重视效率。然而那时，中国民营企业老板大多处在小富即安、沾沾自喜、目光短浅、急功急利的阶段，金钱的感性完全战胜经营的理性。豪车、别墅、讲排场，美女、宴会、搞奢侈，把单纯的买卖与智慧的经营混为一谈，把项目和生意与如何当老板弄错概念，最终发现自己已经身陷囹圄。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困局呢？我们的心究竟该如何与时代接轨呢？

毋庸置疑，“未雨绸缪的防范智慧，运筹帷幄的用人智慧，战无不胜的市场智慧，高瞻远瞩的发展智慧，商道创新的总裁智慧，超越发展的英雄智慧”才是企业经营与企业老板所需要必备的心灵智慧基础，
2013年，武长江老师向国务院办公厅递交了“致李克强总理的一封信”中强调中国急需解决的思想观念等六大问题，其重要意义就在于积极倡议用国学思想指引发展方向，用国学智慧提升经营能力。

1、思想问题:社会大众因为不明白国家发展的主流思想和政府指导的主流方向，产生的消极抵触思想从而造成的浪费是巨大的。因为其不明白主流思想和发展方向的意义，盲目实行强制手段使其改变的效率是很低下的。

2、观念问题:社会各个阶层因为不具备思想智慧、观念智慧创造以及驾驭财富的能力，一味聚焦在财富本身而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因为其不改变原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只是在旧观念中变相操作，所产生的影响依然是恶性的。

3、工具问题:社会各领域因为不具备新形势下的经营工具而一直沿用曾经低端的、粗劣的、不匹配的经营方式而造成的浪费是巨大的。没有意识为转型升级积累条件，没有意识完善发展智慧系统，而只是被动的适应所取得的转变依然是被动的。

4、资源问题:社会各领域和相关政府部门等平台因为找不到相应的工具或者产品，积极性、服务性没有办法得到体现，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不健全服务的智慧通道，而一味强调去除形式化只能得到变相的形式化。

5、人才问题:人才急需庸俗思想观念的革新和基础素质的培养和工作能力的培养，否则千里马大多堕落成为千里驴，而造成人才价值的极大浪费；而市场所做的只是寻找突破的速效药，不做深度矛盾的纠偏，最终的结果依然是没有效率的市场利益，培养不出时代人才。

6、发展问题:社会各领域对于国家战略的步骤和落实是没有预见性的，大都停留在小富即安、沾沾自喜或不可一世、为所欲为的层面，所以大多得意一时，这是发展的悲哀！如何改良社会各个阶层的基因思想，是国家健康发展的头等大事。而改良基因思想最好的药效，莫过于国学思想结合哲学思想的实际应用，明确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与规律。

课程特色：中国企业领导人的经营思想和六大特质

“如何让中国企业超凡脱俗的发展，百年帝国的经营”是中国国学、商道智慧课程的灵魂。所有的企业挣钱挣不到，挣钱为挣不多，挣钱守不住，守住传不好的原因不在于挣钱的问题，而在于中国企业不能明白什么是企业，为什么挣钱的企业经营发展思想。

其实，这不是时代的悲剧，也不是环境的罪恶，因为曾经三十年的无序与疯狂只是让我们感性的认识了金钱的魅力，还没有让我们理性的认识到金钱的意义，更没有让我们智慧的认识的经营的魅力和发展的意义。
“传播中国国学思想，继承华夏人文血脉，纵观古今优秀基因，融通中西先进理念”是中国国学商道智慧课程的使命，针对中国特殊的背景剖析中国企业经营成败的根源，结合中国特殊的三十年环境影响解读中国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利弊得失。吸取精华，去其糟粕，从繁杂的各种因素和条件中梳理出最重要的十大要素。

“坚持中国国学核心智慧观”是中国国学、商道智慧课程的追求，即重高度而高瞻远瞩，重深度而抓刚携领，重宽度而未雨绸缪，重密度而精益求精，重角度而心无旁骛，重速度而超越人生。这是中国企业领导人所必备的六大特质，因为平凡的人之所以平凡就是因为平凡的视野、平凡的认知、平凡的知识，平凡的思维，平凡的积累、平凡的要求。

课程核心：新形势下中国企业发展的十大纲要

如何实现企业的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创新发展，智慧经营是中国企业面临的重大难题。如何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课题。二者结合是中国国学商道智慧的升华。

重实际是每一个企业领导人的习惯，今天则要求：重长远是每一个企业领导人所需要养成的全新习惯。因为我们很容易懂得智慧的力量，而关于精神力量的意义，需要一部分企业领导人在课程中认真领悟。

触摸与感悟意义收获的大小，因人而异，因感而别，因情而重，因爱而升。本课程涉及十大纲要，均需要大家用思考去触摸商道智慧的脉搏，用心灵来感悟商道文明的大爱。

一、道家智慧与正道主流：左右人生事业发展的四大因素。

道家智慧就像盖房子，房子建造的高度与安全取决于“地基的质量”和“垂直的方向”，所以，企业要健康发展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懂得顺应时代的主流方向，积淀全新的基础条件。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都在推动人类文明、社会文明、商道文明的飞速发展，当我们还在历史中查找、抱怨或咒骂时代缺陷的时候，时代已经远远把你甩在历史的车轮后。

道家智慧讲求“道”为方向，即：天道、世道、人道、商道相互影响。“德”为地基，即：时代服务的核心与基础。不把这两个问题弄清楚，多么漂亮的高楼大厦也会瞬间崩塌。（我们之所以忽略这两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不确定这一瞬间什么时间发生！并且我们总侥幸的认为这一瞬间会在发生在一百年以后。）

二、经营智慧与商道原则：决定企业经营成败的四大元素。

经营智慧就像种种子，原则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播种和收获永远不在同一季节，果实的质量取决于成长与培养。

经营能力是决定企业经营智慧的核心。能力包含能量与力量，所以，拥有什么样性质的经营能力？拥有多大的储备能量？释放多大的爆发力量？决定企业经营的效果。

数十年，数千个经营观点中寻找影响企业经营智慧的关键因素，最终的答案是思想、环境、观念、行为。即：我们种下什么样的经营思想的种子？拥有什么样的经营环境的成长？形成什么样的经营观念的培养？结出什么样的经营能力的果实。

三、发展智慧与人生定位：影响企业发展快慢的四大条件。

发展智慧就像爬梯子，梯子台阶的高与低决定你的期许或者身份，你必须按照你所期许的台阶标准制定发展战略。（很多企业领导人总是做着高端的梦而做着低端的事，或者拥有高端的身份而谈着低俗的言论，以致影响了企业发展的速度）

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形形色色的人、有各式各样的理论观点，其实各有道理！究其原因，是因为大家站的台阶不同而已！各自表述着自己所处位置的风景，山顶与山底的风景永远不同，是因为爬到山顶与站在山底的付出不一样！

伟大的人之所以伟大不是天生的，而是地造的！思想所牵，观念所引，环境所迫，自修所得。所以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自己把自己定在某个位置之后，逼着自己学到的。

四、儒家智慧与修身强企：打造老板领袖特质的四大要素。

儒家智慧就像开车子，你需要关心的是比赛的终点在哪里！驾驶的能力和规矩！车辆的保养和维护！加油的型号和质量!即：什么是企业领导人？领导人应具备那些素养？应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应具备什么样的追求？应该如何学习与之身份相匹配的知识内容？

身份决定修养！老板就是司令员，哪怕公司只有老板一个人，也是光杆司令，司令就要用司令的眼光，司令就要有司令的思维。

地球之所以绕着太阳转，是因为太阳强大的万有引力。员工之所以围着企业转，需要企业领导人拥有强大的个人魅力的凝聚力、做人做事的驾驭力、超越自我的创造力、务实高效的学习力。

五、兵家智慧与市场博弈：市场营销攻无不克的四大能力。

兵家智慧就像找方子，药方要因人而异，因病而异，因境而异，市场竞争更需要根据企业领导人的特质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基础特征、竞争对手、产品特点等相关条件，制定相应的市场竞争方案。

企业竞争市场博弈有两大鲜明的特点，第一，商道的文明追求；第二，博弈的残酷事实；如何破解二者的矛盾是高端博弈智慧。即：如何懂得先胜、速胜、易胜、全胜的竞争思想！

三十年来，中国市场机会相对较多，挣钱相对容易，但我们却挣得少，挣得难，挣得累，为什么？究其原因，是因为竞争境界分为用体力、财力、智力、心力四大境界，中国企业都不惜体力，甚至不惜尊严，只是我们在智力和心力上出现了问题，才造成的被动。

六、法家智慧与内部管理：提升企业管理效力的四大关键。

法家智慧就像养孩子，既然花了钱、花了时间、花了精力、为什么不能让孩子优秀呢？每一个企业员工都是充满能量的人，他可以全力以赴发挥出英雄般的壮举，也可以按部就班的发挥自己的本能，还可以懒懒散散的浑天度日，更可以自私自利的勾心斗角……如何让把企业管理好，这是一个值得每一个企业领导人深思的问题。

中国企业管理目前普遍存在的三大现状：1、中国企业的管理大多仍是无管理状态。2、中国企业的管理大多仍是粗暴式管理。3、中国企业对管理的普遍误读，不知道管什么，理什么。即使是自认为一流管理的大企业，也大多是表面功夫而已。

树立权威，严肃制度，强化公信，主张严爱是法家智慧的核心思想，其最大效力是能使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发挥人性的主观能动性，摒弃人性的嬉、惰、随意性，最终达到企业管理的速效、实效、高效的管理追求。

七、易经智慧与识人用人：企业发展完美用人的四大规律。

易经智慧就像选位子，每个人身上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和劣势，用好了就是人才，用错了就是混蛋。这个道理大都能懂，关键在于你是慧眼识金？或是盲人摸象？还是亡羊补牢？或是一错再错？

易经智慧源于敬畏之心，易经智慧强调内在基础。三十年来，我们大多依靠天道、世道、关系、项目，我们并没有太多警示的素材。从而忽略了天命、运势、特质、吉凶等规律基础。一旦天道变了、世道改了、关系没了、项目少了、天命来了、运势差了、特质偏了、吉凶现了、发现晚了！其实，中国99%的企业都存在规律偏差，只是没有敬畏心，不会重视而已。

管理学总是强调人的价值观，即人的爱好与职业的选择，其实，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观点，因为每头驴都想拥有千里马的职业，每个人都有成为明星的梦想，关键是其是否有千里马的素质和明星的潜质。而人的基础素质和潜能潜质才是决定职业选择的核心元素。

八、佛家智慧与因果善终：企业长青百年传承的四大要求。

佛家智慧就像摘果子，太多的人上山拜佛，太多的人供奉神灵，太多的人明白舍得，太多的人知道因果。然而却很少人能真正得到佛祖的眷顾，很少人能真正得到神灵的护佑，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太在意果子而忽略了种子，总是以一颗交换的心而非种下一颗善心。

天堂谓之文明的方向，地狱谓之文明的较量。每一个商人都在追求着终极的幸福与善终，但幸福只是一时，善终总是少数。其实，神灵是一种思想能量，包裹着我们，指引着我们，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随各自与神灵的缘分不同而最终的结果不同。

中国企业的终极追求应该是百年帝国，更应该是子女传承，我们不可以盲目自信有三辈子花不完的钱，更不可轻易放纵孩子选择平凡的人生。这是企业经营的信仰，也是商道文明的推动，这是神灵的意愿，也是最好的善终。

九、担当智慧与圆梦人生：担当责任承担使命的生命意义。

担当智慧就像挑担子，我们总以为担当是被动的承担，是不情愿的付出。其实，担当智慧是造物主设置的鲜为人知的文明天机。造物主的怜悯让不愿意担当的孩子默默无闻，造物主的恩赐让主动担当的人拥有无穷的能力，散发无穷的魅力。

有担当则有动力，有动力才有追求！有追求才有责任！有责任才有使命！这些词语都不是平常人的所能企及，因为他们挑不动、动不起、追不上、任不了、使不着；责任是人类文明规律优胜劣汰的主动意愿，使命是特殊历史时期风云变幻的担当精神；责任是获得智慧能力的最佳通道，使命是成就人生的终极意义。责任不是与生俱来的，使命更是极少数人的殊荣。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一个全新历史时期伟大责任，炎黄华夏，民族复兴，一个中国梦追求的神圣使命；修修身，养养神，充充电；走正道，承担责任，迎接使命；鼓鼓劲，加加油，补补课；顺主流，圆梦中国，圆梦人生。

十、英雄智慧与圆梦中国：自我价值自我实现的终极追求。

英雄智慧就像装傻子。身为领导者，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你身边的每个人都比猴儿精！（占便宜者理所当然，抢好处者天经地义）你能做的只有两件事情，做别人不愿做，做别人不能做！

什么样的精神能使邱少云被活活烧死而一动不动？能使黄继光面对机枪子弹而奋力一扑？能使董存瑞粉身碎骨炸毁碉堡？在这个世界上，可以粗略的把人分成两种人，平凡与英雄！平凡的心注定平凡的人生，不凡的梦才有不凡的结果。关键在于自己是否愿意为梦想而付出，还是愿意为舒适而甘愿平凡，

这个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人，有的人为了欲望铤而走险，有的人为了利益你争我夺，有的人为了权力相互拆台，有的人为了方便勾心斗角……然而，还有一些人，他们活着好像跟自己无关，他们要的好像离自己很远，他们想的好像都不是自己，他们做的总是跟别人相反！这就是英雄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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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从寿    时间: 2015年11月25日 16:57
国学研究静水流深
                             ——陈来先生访谈录
记者：陈先生是当今儒学研究的重镇，领域从先秦儒学直到现代新儒家，请问，您是怎样走上儒学研究的道路的呢？
陈来:我其实不是一开始就对中国哲学有兴趣，而是对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有兴趣，当时北大研究生招生只有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后来就选择了中国哲学，但是在没考研究生以前是对一般的哲学理论感兴趣。那个时候上大学专业也不是自己决定的，我那时候学理工科也不是自己选择的，所以当有一个自己选择的机会时就选了哲学，我其实本来最想选的是政治经济学，当时对政治经济学更感兴趣，可是我77年准备报考的时候，北京的招生专业没有政治经济学，所以就报考了哲学。
1978年我考取了北京大学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题目确定了朱熹，但是早期还没有“儒学研究”的自觉。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文化热的展开，“儒学”作为一个整体的符号比较突出了以后，这个意识才比较明确。当然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这种自觉就不仅仅体现在学术研究上了，在我介入一些文化讨论的时候也有这个自觉。
    记者：陈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文科博士，师从张岱年先生、冯友兰先生，在其间，他们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除他们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前辈学者影响了您？
    陈来：张先生对我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做学问的方法、路数都是跟着张先生学的，当时张先生给我们研究生上两门课，其实张先生真正完整的讲课也就是给我们78级研究生讲的课，后来张先生就再也没怎么给学生上课了。讲课是一个方面，真正跟张先生学习，还是读张先生的文章来体会先生做学问的方法，和平常与张先生私下的谈话，应该说张先生对我学术研究的基础的奠定是起了根本的作用的。此外早期我写文章也是给张先生看、请张先生推荐，我早期文章的发表都是张先生推荐的。
我毕业以后，系里就安排我给冯先生做助手，本来是做一年，期满后冯先生让我留下继续帮他，这样我跟冯先生就变成了私人关系，不再是系里委派的了。当时主要是帮冯先生做《中国哲学史新编》，我负责五、六、七册，算起来有五年的时间吧。给冯先生帮忙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学习，虽然是给冯先生帮忙，跟他讨论他的写作，但是在这之外跟冯先生还是有很多接触的，可以让你了解这位中国真正第一流的哲学家，了解他的胸怀、他的见识、他的修养，这对我也是一种熏陶，我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冯先生是怎么作为一个哲学家在这个世界上思考、生活的，是从这个角度来体会、来学习，这是不同的层次。
    此外求学的时候，朱伯崑先生对我的影响比较大，他给我们上课的时间比较长。还有一些海外学者对我影响比较大，主要是陈荣捷先生和杜维明先生。陈先生是海外中国哲学的权威，一直对我比较关怀，我在美国也和他交谈过很多次，信件往来也比较多，他对我的影响还是比较重要的。我和杜维明先生八十年代初就认识了，关系一直比较密切，我三次长期访问美国都是在哈佛大学，所以彼此交流也比较多。我刚才讲自己早期没有儒学研究的自觉，这个自觉的产生我想除了国内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讨论以外，跟杜先生对我的影响也有关系，应该说杜先生对我确立儒学的文化自觉上起了很大作用。
记者：陈先生，我听别人说文革后冯先生有一个思想转变，您能否介绍一下这个变化过程？
陈来：文革后大家思想都变化，看你要指的是什么。从五十年代初开始，新政权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个接一个，知识分子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可以说冯先生一直在努力学习新哲学，希望用新哲学来重新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表达他对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一种理解，这种努力应该也是真诚的，有压力也是正常的。文革以后大家就有种完全的觉醒，这种觉醒我想不见得是说你要把以前的东西都丢掉。但是你不用在原来的那个框架里思考问题了，你可以比较自由地选择你思想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保留了一些他解放以后学到的东西。假如说从五十年代初到文革结束这二十多年他完全是对自己的过去持一个整体批判的态度，文革以后他确实更多地要回到自己原来的哲学世界，这个转变肯定有，因为很多人都是这样转变的。
    记者：在文革之后，1980年代是思想开放之年代，陈先生的一系列思想也发轫于1980年代。学术界有一种意见，认为您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请问，您对这个定位有什么看法？还有，您对那个时代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评价？
陈来：从某一个意义上来讲，我也承认是这样的，从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前期，我应该算是一个自觉的代表，为文化保守主义发出呼声，因为虽然也有一些立场跟我比较接近的人在自己的文章里论述相关问题，但是没有明确使用文化保守主义来概括。我是比较早——1987年——就开始用这个概念，到八八年、八九年，在这前后我的一系列文章里这个提法已经比较清晰，也就是说，从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同情的了解出发批判五四的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立场是比较明确的。九三年十月，《东方》杂志创刊的时候，我发表了《二十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也是从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对整个二十世纪文化激进主义的反思。九七年我在广西出了本书叫《人文主义的视界》，一开始就讲我对文化激进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认识是什么，那个集子基本上是我过去十年即从八七年到九七年所有讨论的总结。本名叫“文化激进主义的批判”，但是觉得有点刺激，就改了，并没有叫“保守主义的视界”，是因为保守主义这个名字不好听，而且当时国内有些左派学者从95、96年就开始集中批判保守主义，其中包括文化保守主义，也点名批判我的若干文章和提法，但是我想没有必要跟左派学者正面冲突。在这之后，我谈这个问题就比较少了，因为我觉得随着中国社会慢慢发展，这个问题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九九年我给《人民日报》写了篇文章《世纪之交话传统》，就认为这个问题现在已经不是中国社会的焦点了，已经正在让位给其它新的问题。
在九七年那本书的序言中，我就讲到在一个阶段里我确实是这方面的代表，但我并不完全赞成把我仅定义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保守主义是我的一个方面，在其它方面我也有自己的兴趣和主张，对西方文化除了不满其欧洲中心主义之外，对它的引进我是非常开放的，另外对很多文化现象我都有批判性的声音。贝尔讲“一个人可以在文化上是保守主义者，在经济上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一个人的文化结构、价值结构是复合的，就是在文化上他也可以是复合的，不一定在文化上仅仅是保守主义的、也可以是开放的、批判的文化保守主义。所以我并不仅仅把自己定义在那个符号下面。
八十年代——从八十年代初一直到八八年——应该是一个启蒙的、批判的、指向现代化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主流是启蒙，基本以启蒙思想为主导，把西方近代以来的价值加以高扬；批判主要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批判，而且还是大量地使用反封建的概念；指向要比五四明确，就是现代化，到了中期，现代化的指向越来越强，而且对儒学的批判不再仅仅采用反封建这样的符号，已经开始借鉴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把儒学和现代化联系起来，为什么要批判儒学？是因为阻滞了现代化，五四也是启蒙的、批判的，但是没有现代化这个观念。
总体来讲主流是这样的，受激进主义的主导，但是到后期也有一些学者表达了自己不同的意见，比如冯友兰先生，一方面强调中国文化要走向现代化的，另一方面也讲中国文化的同一性，兼顾到了文化传承。这些看法到九十年代以后慢慢就变成比较主流的意见了。
记者：在1990年代以来，形成了“国学热”，对于国学热，众说纷纭。您是国学热的重要推动者，请问您对“国学热”有什么样新的看法？
陈来：不能算是推动者，算是辩护者吧。当时《人民日报》有篇文章叫《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媒体就认为出现了国学热，议论很多，我是94年写的那篇文章《九十年代步履维艰的“国学研究”》。我想当时在思想文化界应该只有我写了一篇全面回应当时的局面和各种问题的文章，回应了左中右各方面的意见，大家认为我的文章还是比较公道的，包括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和我们的上层。教育部、中宣部等很多部门对这个问题也很关注，北大校长还让我复印了这篇文章给他，之后我们主管文科的副校长也看了。《人民日报》的同志也这么认为，因为当时也有一些文章批评《人民日报》，说《人民日报》制造了国学热。到了九五年胡绳同志公开出来反对国学，《孔子研究》登了一组文章回应胡绳，第一篇文章就是我的文章，这也表明舆论已经比较开放，我想到今天，社会科学界已经没有人再持胡绳那种看法了，我们的努力还是看到结果了。
这三十年来的发展也印证了我的一些预言。九二年的时候我给《二十一世纪》“展望二十一世纪”部分写的文章《贞下起元》，就讲儒学经过了二十世纪已经走过了低谷，其实九二年还是相当严峻的时候。同年我写评墨子刻的《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的文章，就说我们将会迎来越来越多的对儒学为什么成功的解释，在儒学还是比较不景气的时候做了这个预言。另外我在八十年代已经讲儒学复兴的最大条件就是现代化，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成功，儒学复兴的困难会越来越少。这些预言可以说都已经实现了。
记者：20世纪以来，儒学的价值和现代命运一直是现代儒学研究的热点，您在研究中一直关注。我记得您上次来就是讲这个问题，请问陈先生，现代儒学与古代儒学最本质的区别在哪里？
陈来：我想现代儒学和古代儒学最重要的不同还是在外王方面，现代社会从经济到社会到政治都和古代不一样了，我们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都变了。因此儒学必须在新的时代与新的社会存在在价值上有一种新的协同，儒学必须要肯定平等、自由、民主、法治这些新的社会制度所反映的价值。事实上从十九世纪末期儒学就已经开始追求这些价值，康梁变法应该说就是对民主、自由、平等的一种追求，只是那时候的概念不那么明晰，谭嗣同在《仁学》里边讲“仁是什么？仁就是平等”，梁启超给他写信也讲“什么是孔子、儒家的仁学？就是平等”，平等就是反对专制的帝制，寻求新的社会建构，在这里平等已经变成儒学认同的价值了，到了梁漱溟的时代，还是追求平等、自由、公正。所以这些现代性的价值，应该说从上个世纪以来儒家学者就在不断地追求，在历史上现代儒学本来就是这样的，而不是像现在学界讲的在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儒学本身是有相当多元的发展的，比如港台的新儒家就肯定自由、民主，大陆有一些新儒家却反对自由、民主，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也很正常。虽然我们追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但这些毕竟不是儒家第一序的价值，儒学最根本的特点是对价值理性的挺立和维护，第一序的价值大家必须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多元化。现代性很大程度上是工具理性的发展，但是社会的发展必须有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引导。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现在的儒学都应该反对自由、民主，因为自由、民主、法治、公正，经过人类几百年的发展、斗争，应该说已经变成了一个共同的追求，只不过在不同的国家实现的历史形式不一样，在十八大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二十四个字的表述中，这些词汇都有。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讲，我觉得现代儒学必须与现代社会发展和现代民众的文化心理相适应，现代的儒者不能因为我们的传统里没有这些东西就排斥这些东西。
记者：我们知道，在儒学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他作为一个整体，体现出很大的共同性，另一方面由于处于不同时间空间，体现出不小的差异，比如文化的，哲学的，制度的、地域的等等。请问，在研究中，对于这种共同性和差异如何处理？又如何调适和转化？
陈来：我写过一篇文章《儒学的普遍性与地域性》，基本认为没有离开普遍性的地域性。在中国历史上，地域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儒学，就没有脱离了普遍性的独立发展。比方说宋代以来，在江南出现一个独立的哲学，与朱子学、阳明学或者说传统没关系，这是不可想象的。地域性的发展一定是在普遍性的前提下展开的，对地域性的发展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估计，不能把普遍性和地域性对立起来。
现在海外汉学研究有这种倾向，像常州学派的问题，不能把它仅仅归结为地方的某种经济结构、宗族结构，我觉得不能这么解释，它的宗族结构并不能决定它一定要采取我们看到它所采取的这一种学术取向。宗族当然会支持它的子弟按照它已有的文化优势去发展，它的文化优势假如是春秋学就会鼓励子弟向春秋学发展，但并不是说子弟必须向春秋学发展。优势是什么？是你原来的传统，所以一个地方的文化传统比宗族结构、其他的一些东西更重要，不能采用一种历史归约主义的办法把一个文化归结到它的宗族、经济等。历史上是一些特殊的例子，但这些特殊的例子不能成为普遍的解释。
因为中国跟欧洲不一样，地方与中央、穷乡僻壤与文化中心之间没有很大的隔阂，任何一个本来居住在穷乡僻壤的人，只要他接受过一定的普遍性教育，就可以很快的融入到全国性的共同的文化话语或者政治运作当中，就可以很快的成为领袖人物，不管是梁启超还是毛泽东都很快就成为了文化的中坚、政治的中心，这在欧洲很难想象。
记者：我们知道，陈先生的研究成果代表了目前本领域的领先水平，多部著作与论文被译为外文。您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有什么样的研究心得？
陈来：没有什么心得，我是读书比较细，对文献我比别人读的更精细、更深入。我的研究不是靠发现新材料，大部分研究用的都是传统材料、大家都用的材料，我写王船山跟过去写王船山都不一样，就是真正从文本去找出它本有的脉络。我的解读一方面比较细、另一方面比较内在，不会轻易受外来观点的影响而忽略它本来的脉络。我的心得大概就是这样。
    记者：陈先生，还是这个方面，我们想多问一下，您研究朱熹、王阳明、王船山这些点，但人们在评价你的时候都认为你是在讲一种比较大的理论，您是怎样把这些点与很宽阔的面进行结合的？
    陈来：我研究的面比较宽，从古代到近世一直到现代，但基本方法是一样的，就是对文献的读解比较仔细，对文献本身的问题比较关注，在理论方面我觉得大家都差不多，就是理论要跟你所要处理的整个时代结合，不能用错了。九十年代初我就从对朱熹、王阳明的研究跳到先秦了，我研究古史和别人不同的是我采取的视角比较宏大，不像一般的古史研究仅仅从文字、制度进入，我是采取宗教人类学的方法进入古史领域的，大量利用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的理论、观念、视角去讨论古代思想的发生、演变等等，因为这是一个哲学还没有发生的前哲学时代，哲学理论用不上，解释这个时代需要更普遍的理论。
记者：是的，因为我发现现在的研究大部分是这种情况，要么是宏大理论，流于空疏，要么是细碎化，只关注一点，陈先生您在这方面做的是恰到好处的，我们就想在这方面多问一下。最后，对青年一代，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儒学研究者，您有什么样的期望和建议？
陈来：期望是这样的，每个学校的学风、传统也不一样，大家都有老师，在学术上都能成才，我不担心。但是有志于从事儒学研究的人，不要仅仅研究儒学，应该包含对儒学价值的人生实践，我是觉得现在的年轻一代比较忽视对儒学价值的实践，在这方面的欠缺是比较多的，我希望看到更多的年轻学者是在做人、做事方面更多的体现儒学的价值，这是我的建议。
    记者：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儒学不仅仅是一种研究的过程，更是一种提升人格修养等等的方式?
    陈来：是，我希望是这样。
记者：陈先生，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山东大学报》，2013、6、26日刊载
（2013年6月8日我到参加山东大学参加庞朴先生主编的“儒学小丛书”一百种启动仪式并发言，庞公因身体状况不佳，参加了一个小时的会，而后提前离会。我在会后接受了山东大学校报采访，当月即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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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从寿    时间: 2015年11月25日 16:58
专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华朱子学会会长陈来

国学依然是社会伦理的长久资源
 
　　陈来 早报记者 田波澜 图
　　“现在个人的道德、社会的伦理，主要依凭的资源是什么呢？说实话，不是五讲四美三热爱，这些只能短暂地给小孩子一些口号式的东西。长久的资源，还是中国文化的一些基本经典、价值理念，它才能支撑个人道德和社会伦理。”
　　——陈来
　　早报记者 田波澜 
　　
　　3月16日下午，中华朱子学会成立暨朱熹研究中心和朱子学会揭牌仪式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古籍研究所举行，在此之后，中华朱子学会会长陈来作了题为《朱子的“仁包四德”说及其意义》的学术报告。
　 　这位师从冯友兰、张岱年等名师的学者，在儒家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研究上成果卓著，2009年，三联书店将他的主要学术作品辑为《陈来学术论著集》。此前，三联只给陈寅恪、钱锺书这样的大师级学者出过文集，他应邀执掌恢复组建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被外界解读为清华大学文科复兴的有力征兆之一。
　　3月17日，陈来在上海接受了早报记者的专访，就当前热议的一些文化事件、国学热、儒学复兴等，一一进行了梳理。
　　“孔子像就是摆到天安门广场，
　　也没什么奇怪的”
　　东方早报：近些年“孔子归来”的声音越来越强劲，由去年年初的《孔子》大片到国庆前夕北京孔庙举行建国以来首次大规模的祭孔活动，再到今年年初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矗立的孔子雕像，你怎么看待这些现象？
　 　陈来：总体来讲，这些事件跟最近十年以来的国学热有密切的关系。祭孔作为一个民间独立的活动，大概1980年代中期已经在山东开始了。2004年，曲阜举行了建国以来首次公祭； 2005年，海内外30多家孔庙联合祭孔；2006年，曲阜、台北、台南孔庙举行“两岸祭孔大典”……
　　对于孔子雕像的问题，我觉得媒体有意地把它放大为一个新闻了。其实它的位置不属于天安门广场的一部分，是在国家博物馆北面。国家博物馆的宗旨就是要展示中国历史文化，如果它门前只能有一个人物雕像来做标志的话，那当然就是孔子了。毛主席早年曾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给予总结。孙中山的像，国庆时都摆到天安门广场的中心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孔子就是摆到天安门广场里头，也没什么奇怪的，表示我们完整地贯彻了总结中国文化的理念。最重要的是，天安门广场文化，不能把它理解为仅仅是“造反有理”的文化。
　　但是，从这件事情所引起的反应也不能说没有意义。最典型反应有两种：一种是台湾和海外华人，反应很强烈，非常积极地肯定这个被放大的现象；另一种是很极端的反对的声音，这些人大部分不是年轻的愤青，而是老人，是受以前“造反有理”的那种文化的影响。
　 　可以分两方面来举例说明。在台湾方面，马英九今年元旦致辞也是打中国文化牌，就是把台湾跟中国大陆相比，认为台湾的优势就是最好地保持了中国文化。所以，孔子雕像经媒体报道后，台湾马上有反应，说中国大陆要主导中华文化的解释权和发展权，要主导中华文化复兴的话语权。这个对台湾来讲是一个挑战，但它不认为这是反面的。另外一种极端反应，就是受“文革”思维的影响，受“批林批孔”的影响，全盘否定儒家。去年我亲耳听到，北京有一位老教授，在大庭广众之下批评孔子学院，说办孔子学院就是我们到世界各地去帮助当地政府和统治者培养顺民。可见在他脑子里面唯有“造反有理”，这就是“文革”的文化。一个国家给它的公民以道德文化的教育，在他来看，只是培养一种顺民。这个观点太陈旧了，事实上孔子不主张盲目地做顺民，而孔子学院主要是语言教学。
　　国学热是文化自信心的
　　表达和现实的需要
　　东方早报：你怎么看待国学热？能分析下它产生的原因以及可能导致的文化和社会后果吗？
　　陈来：1993年，因为市场经济刚刚兴起，还没有充分发展，但那时已经有国学热的苗头了。
　　真正的国学热是最近十年发生的。最重要的原因是1992年小平南巡以后，中国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和成功，它导致了国民心理的重要变化。
　 　国民的文化心理跟1980年代相比，已经完全改变了。上世纪80年代时，我们是事事不如人。当时中国人在世界上取得一点点成功，就会变成全民族的大事， 比如那时聂卫平下一盘围棋，都要牵扯全国人民的目光。那个时候，这些东西中国是输不起的，找不到别的东西来支撑民族的自尊。 
  在那个年代，我们把所有的愤懑、怨气，都喷发在祖先身上。同样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东亚、日本和“四小龙”，都是浸润了浓厚东方文化的地区。韩国最明显，它同样承受一份儒家文 化，却比较顺利地走入现代化，这本身就是对那种把责任都推到传统去的想法的一种否证。
　　人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从1990年代中期以后，越来越强。特别是在民众中，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家们，普通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越来越强，这是国学热最根本的起因。
　　至于引起的文化后果，从这些传统文化热现象可以看出来，就是传统文化的资源被社会各个阶层所日益重视。
　　从政府的层面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再中国化”。现在对外宣示的观念，都是中国文化，正面宣示我们现在是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以人为本”、“与时俱进”、“以和为贵”等，都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资源来加强它的合法性。
　　当然不是说有了民间的国学热，才影响到中央，这是个互相联系、互动的过程。国学热虽然主要是民间形成的，但政府也没说不许搞国学热，它在客观上推动了国学热，跟民间形成了共识。
　 　国学热兴起的原因，除了现代化成功进行的背景外，最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建设以来，伦理和精神资源的高度匮乏造成文化真空，使得人民群众按照他自己的需要和意愿完全转向传统文化。所以，国学热不仅仅是文化自信心的表达，它反映了对现实需要的认识。甚至跟经济发展相关的管理智慧，也主要是向中国式的管理寻找智慧。企业家是最重视国学的，在中国做管理，不是用加加减减的数学符号来做的，需要学习如何在现实的中国式人际关系里面去驾驭和调节，要有中国的人学理解和中国文化的人学智慧。
　　台湾可作大陆国学
　　发展的借鉴
　　东方早报：前段时间，山东省教育厅发文要求中小学在开展国学经典诵读活动时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湖北省部分学校则推荐删节版《三字经》、《弟子规》、《劝学诗》等，对此你有何看法？
　　陈来：我的看法比较中庸，应该说有其自身的理由，也不必责备。
　　儿童的经典诵读活动，从总的方向来说，我是赞成的。现在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没有比较集中地学习“如何做人”的主题。传统中国文化是从小孩子抓起，“做人”很重要，现在的教育把这些阶段全忽略掉了。
　 　在3000年前的周代有关礼仪的经典和规定里，就已经很详细地规定了对儿童的这种教育。一直到清代，对小孩怎么教育，都是有一整套东西的。这套东西基本上是对儿童少年行为的一种训练，让他学会自我约束和适应社会的礼仪，怎样从小学会在不同的范围内来扮演自己的伦理角色。现在我们体制内的学校教育不教这个，但是老百姓觉得这个东西还是重要，他就需要这个东西。
　　再比如说《弟子规》，它不仅对小孩重要，对青年也重要，甚至认为对干部也重要，有些县级的党政部门就组织干部学习《弟子规》。
　 　现在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还在探索。 不管国家层面怎么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但是地方政府、各级干部和社会的各个层次，都明确认识到有对价值的这种需求。他们发现，在传统的很多文本里边，人们所需要的那些价值其实早已经讲得很简练、很清楚了，因此他们就直接利用这些资源。国学热的兴起，是现实的社会道德伦理和精神的需求。
　　东方早报：台湾“教育部”日前公布，将以“四书”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列为高中必选科目，对此您如何看待？
　　陈来：台湾对传统文化还是非常重视的，一直确定“中华文化基本教材”以“四书”为核心，在高中实行传统文化教育。人际关系的情义，很浓厚的中华文化的情义感、人情感，在台湾社会里是处处可见的。
　 　台湾之所以能把中华文化——特别在社会文化的层次保存到今天，有几个方面原因。从消极方面来讲，它没有经过“文革”，它没有经过“文革”对社会文化层面的这些习俗、传统、亲情的破坏。第二，就是它始终坚持在高中以前的教育里面有以“四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的教育。（虽然这个教育他们也做过检讨，“四书” 一变成课程，再有考试的话，它就会异化，但它的教育是有结果的。）在一般的老百姓的心目中，传统文化的地位没有被破坏。第三，就是在台湾传承中华文化的社会主体是比较多样的。不仅仅是政府的教育和推行，还通过各种传统宗教，尤其是佛教的社会教育，非常正面地发挥了传扬中华文化的功能。
　　在台湾社会文化层面，保留了很多的传统文化。比如对中国传统圣贤的那种尊敬，对圣贤的那份信仰之心，对很多传统文化符号的这种敬畏感等，都还存在。香港也是这样，香港民间宗教里面也是保留了很多传统文化的东西。但是，推动中华文化复兴的主导力量在大陆。
　　东方早报：你觉得台湾能作为大陆国学发展的借鉴吗？
　　陈来：怎么样把传统文化的精神、理念，包括它的素材，正大光明地引入到我们的教育体制，值得思考。
　　比如日本，国家的教育有一个法令性质的文件，日本叫教育宗旨。中国现在没有这个形式的法令，只有教育发展纲要，多是技术性的。教育宗旨对整个教育发展的精神方向、基本价值、理念，作了明确规定，在这个规定里头，明确规定了中华文化应该有的地位。
　 　中国缺乏一种法令的形式，来规定传统文化及其价值在我们的教育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只是一般地讲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方向，但是对于怎么样传承文化、发展教育、改良社会风俗、转化道德人心，这些都没有具体的文化导引。需要一些比较接近现实生活层次的道德文化，才能合理地建设社会的秩序。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另外，对于如何良性地来发扬中国传统宗教的社会功能，也是值得借鉴的。
　　传统文化
　　支撑社会的主流价值
　　东方早报：你曾说过，在进入现代化的今天，中国面临民族复兴和文化复兴的时候，儒学迎来了在现代复兴的第二次机遇，您怎么看待这个机遇？
　　陈来：20世纪的一百年对儒学来说主要是冲击和困境，其中比如那八年的抗战时期是有机遇的。但是，抗战时文化氛围虽然是好的，但社会条件还是非常困难的。
　　八年抗战，全国民族意识高涨，对民族文化复兴要求也很强烈，20世纪儒家的重要的理论建设都是在这个时期，冯友兰、熊十力、贺麟的工作，都是在这个时期。
　　今天有国学热的背景，新的机遇就来了。怎么抓住这个机遇，来实现儒学的复兴和发展，这还是开始。
　　中华文化要复兴，当然内在地包含儒释道都要复兴。
　　东方早报：现在市场导向占据主流，民众普遍趋向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你觉得在个人精神和心灵的安顿方面，儒学能真正成为一种有效的资源吗？
　　陈来：传统文化肯定是有效资源的一部分，不能说是全部，但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现在的人“待人处世”用的是什么资源？有一部分人，如老共产党员，用共产主义的理想支持他的精神世界。大部分人，尤其是青年人，他从别的方面难以找到这样的资源来支持他。
　　现在社会文化是多样的，包括各种不同的宗教和文化。但仍然要有一个主流的文化，实际上，传统文化现在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另外，功利主义在当今社会不可避免。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需要有利益的计算和追求，但同时也有其他需求，与他的那些功利主义价值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如果发挥得好的话，对功利主义的那一面也能够起到一个良性的范导作用，使它不会超出他必要的经济活动所需要的范围。
　　语言学习
　　还谈不上软实力
　　东方早报：截至2010年10月，全球已有9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322所孔子学院和369个孔子课堂。以孔子来命名中国在海外的语言推广机构，可否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标志？
　 　陈来：复兴我倒不敢说，这至少是中国政府对孔子在中华文化中地位的一种肯定或认可。对孔子来说，这不是现在的中国政府加给他的一个光环，而是对他在 2500年历史中早已有的由历史所赋予的地位的重新认可，还是一个比较积极的认可。按照国际惯例，语言学院要用本国最有名的文化名人来命名，比如德国的歌德学院，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都是用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文化伟人来命名。就这个方面来说，中文的海外学校，用孔子命名是最恰当的。
　　对中国政府来讲，相对以往三十年我们对孔子所抱的一种暧昧的态度来讲，这是一个进步。
　　东方早报：孔子学院发展这么快，有人认为，它不仅只是个语言培训机构，更是中国在大国崛起的背景下，一种软实力的输出。
　　陈来：我觉得语言也谈不上是软实力。软实力主要讲文化里面的那些深刻的价值、审美，它特有的那些能吸引人的地方。
现在的语言教学，对大多数国家来讲，是因为我们现在在世界经济上处于一个谁也不能忽视的地位，它必须要跟你打交道，而语言就是第一位的训练，所以没必要过于拔高对它的认识。
《东方早报》201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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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从寿    时间: 2015年11月25日 17:07
企业员工为什么学国学？

梅逸     北京硅谷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一、员工文化素质影响企业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经济利益高于一切的时代，人们的精神在物质丰富下表现出空前空虚、无聊，道德的约束力无限削弱，物质丰富了，精神匮乏了。
        文革带来的中国文化断根，使得我们许多人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一个没有民族文化修养的中国人，很难算是一个合格的中国人。全球化时代不仅需要的是世界文化和融合，更需要民族文化的张扬和发挥。很难想象一个民族可以没有文化，也很难想象一个企业可以没有文化。更难想象企业员工没有文化素养，有才无德，个人主义，唯利是图，蝇营狗苟，企业的发展会受到多么大的影响。
 
　  文化素质指人们在文化方面所具有的较为稳定的,内在的基本品质,表明人们在这些知识及与之相适应的能力行为,情感、道德等综合发展的质量,水平和个性特点。
人是生产力诸因素中最活跃的因素，是把社会生产中其他因素联结起来的纽带。劳动者的素质如何，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水平，同样也决定着一个企业的发展水平。
　   事在人为,物在人管,财在人用。没有人,也就没有企业。人是企业中最重要的资源和管理活动的核心。
　　　当前，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竞争的实质就是人的文化素质的竞争。根据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观点，人的文化素质代表着他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我们把它分为知识、技能、体力等基础性资本和道德、诚信、社会关系等交易性资本。前者可称之为“才”，后者可称之为“德”。尤其是在追逐名利的经济社会中，员工的道德是企业做大、做强和长久发展的根本。
二、国学的核心价值观可以全面打造企业员工的文化和道德素养推动企业和谐发展
企业员工学习国学，也就是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与核心价值观，即“中华十德”：“仁义礼智信，忠孝节勇和”。
1、学习国学可以使企业员工有仁爱之心，处理好人际关系
中华十德之首“仁”。
自孔子倡导“仁”学以来，“仁”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德”和“恒德”。孔子把“仁”作为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把“爱人”作为道德的根本要求，把“天下归仁”作为最高的社会道德理想。讲“仁”，就是讲人与人的关系，讲人对人的爱，由对父母之爱、兄弟姐妹之爱，进而推及对他人之爱。
企业员工有了仁爱之心、交往技巧，就会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避免内斗内耗，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工作中；同时企业员工也会爱自己的企业就像爱自己的家，处理好自己和企业的关系。而不会身在曹营心在汉，整天想着跳槽，或者认为自己和企业就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我干活你给钱，你倒闭我走人的狭隘思想。
2、学习国学可以使企业员工深明大义，以企业发展大局为重
   中华十德之二 “义”：大义、正义、情义、责任。中华传统文化把“义”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取向。《礼记·中庸》：“义者宜也。尊资为大。”中华传统文化把义与仁并用，作为传统道德的核心内容，提出了“仁义道德”、“仁至义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思想。“义”是合宜、应当、应该之意，是作为人应该遵循的最高道义。利他，不以损害和出卖他人尤其朋友来换取一己的生存和利益。“义”，还有情谊、恩谊之宜，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牵挂、互相关照、互相提携。亲情和友情，发展到完美的程度，就有“义”的成分。有“义”，使友谊友情友善纯久。有“义”在，朋友不会出卖朋友，丈夫也不会抛弃妻子儿女。“义”，是中华民族崇高的道德表现。 
企业员工如果深明大义有情义，就会一切以企业利益为重，和企业共荣辱，勇于承担责任，使企业走向兴旺发达之路。同时，也会处理好家庭关系，身心健康，把更多更大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之中，不会因为家庭矛盾影响自己的工作状态，托企业的后腿。

3、学习国学可以使企业员工知礼、守礼提升企业形象

    中华十德之三“礼”：明礼、礼貌、礼让、礼节、礼仪、礼制。“礼”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突出精神，是社会交往之道。礼与仁互为表里，仁心爱人是礼的内在精神，恭敬辞让是仁的外在表现。好礼、有礼、注重礼仪是中国这个“礼仪之邦”的传统美德。中华传统文化认为，“礼”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仪也。”（《礼记》）“礼”也是治国安邦的根本。中国伦理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礼仪文化”。“明礼”，从广义说，就是讲文明。作为伦理制度和伦理秩序，谓“礼制”；作为待人接物的形式，谓“礼节”、“礼仪”；作为个体修养，谓“礼貌”；用于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谓“礼让”。明礼、礼貌、礼让、礼节、礼制，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 
如果企业员工都懂礼、知礼、守礼，有礼的思想、言语和行为，那么企业将是一片和谐祥瑞的景象，不仅可以提高员工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也可以提升企业的文化知名度。
4、学习国学可以使企业员工善于思考，善于方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中华十德之四“智”：知者、明智、智慧、机智。“智”通“知”。中国古代思想家赋予“智”以丰富的道德和内涵。“智”在知道遵道。学而致知，不知不觉，智而不奸。“仁、义、礼、信”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而要将这一切联系起来就需要“智”贯穿其中，否则即使有“仁、义、礼、信”加持于身，也都不可能通达无碍。
善思好学是智的具体表现。企业要做大做强，企业员工必须善思好学。学做人、学技术、学管理、学习新的知识。并且要善于思考，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防患于未然。这一切都离不开智。
5、学习国学可以使企业员工诚实守信

    中华十德之五“信”：诚信、信任。《说文》讲：“人言为信”。“信”是立身之道、兴业之道、治世之道。诚信求和。诚信是约定俗成的社会交往准则。孔子把“信”列为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四大科目”（文、行、忠、信）和“五大规范”（恭、宽、信、敏、惠）之一，强调要“言而有信”，“信则人任焉。”“以诚待人”、“以信取人”、“一诺千金”、“诚实守信”等传统美德千百年来为人们所推崇并发扬光大。 
    企业员工如果能够信守承诺，保质保量的完成自己的工作，企业的销售和生产就会上一个新台阶。企业管理者和员工之间也会相互信任，相处融洽。

6、学习国学可以使企业员工忠诚和宽容

 
中华十德之六“忠”：忠诚、忠良、忠恕。“忠”，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主张的一种优良品德。一提“忠”，人们往往想到“愚忠”，其实这是误解。在孔子看来，不只是对“君”，对普通的人、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忠”的问题。孔子时代，“君”并不稀奇，到处是大大小小的“君”。其实，孔子很反对愚忠，对路对心才能忠。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忠”讲的是君王人民：“上思利民，忠也。”所谓忠，就是内心求善，外求尽职尽责。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精忠报国、舍生取义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历代仁人志士的共同心愿。忠于事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是中华民族崇高的最高最神圣的价值追求。 
如果企业员工对企业有一颗忠诚的心，就会和企业同甘苦、共患难，维护企业的利益、形象，不说、不做有损企业秘密和利益的事，并且竭尽全力做好本职工作。
7、学习国学可以使企业员工感恩孝悌

    中华十德之七“孝”：孝心、孝敬、孝道。中华民族崇尚祖辈传承理念。主要是对父母、长辈之“孝”，强调长幼有序。孔子首创私学，把“孝”放在教学首位，说“孝”是道德的根本。“孝乃德之本”，“百善孝为先”。人们往往把“孝敬父母”与“包销祖国”起来，认为“忠孝不能两全”，甚至贬低“孝敬父母”。这是误区。其实“孝敬父母”与“报效祖国”二者都光荣。二者可以统一，也应该统一。忠孝可以两全。个别人受条件限制不能统一，也是有的，但不能因此而泛化。我们要把二者尽量同意起来，既尽到“报效祖国”之“忠”，又尽到“孝敬父母”之“孝”。这是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传统美德。 
所谓感恩，就是是企业员工对企业感恩、对客户感恩、对社会感恩。所谓孝悌，就是员工尊敬领导，有执行力，不消极怠工；员工和员工之间相互尊重，密切配合。企业员工有了孝悌之心，企业的人事管理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8、学习国学可以使企业员工廉洁自爱

    中华十德之八“节”：节气、名节、操守、节制。崇尚理想、信念、信仰。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在《腾文公下》中提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至理名言。讲气节、重操守、重名节、软利欲，历经千百年的锤炼和发展。熔铸成为不图名利、为政清廉、公正无私的高尚品质，克己为人、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伟大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成为中华民族自尊自强的精神支柱和一个人涌葆铮铮铁骨的人格追求。 
如果企业员工能够廉洁自爱，就会严格认真的遵守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不会迟到早退，消极怠工，浑水摸鱼，挑战和破坏企业的规章制度。就会珍惜公司的财物、办公用品，不会铺张浪费甚至恶意毁坏，更不会公物私占，偷盗和贪污挪用。

9、学习国学可以使企业员工勇敢坚强、勇于创新

    中华十德之九“勇”：勇敢、坚强、刚毅。中华传统文化对“勇”赋予了丰富内涵：“持节不恐谓之勇”，“持义不掩曰勇”，“投身为义曰勇”， “胜敌壮志曰勇”，“知耻近乎勇”。“勇”就是要敢想、敢干、敢闯，敢于创新，敢于开拓，敢于承担责任，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实事求是。一言蔽之，“勇”就是勇敢果断、徇义不惧、刚健不屈。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的这种自强不息、英勇顽强的刚健精神，是中华民饱经磨难、历久弥新、愈挫愈勇、愈挫愈奋的不竭动力。 
企业员工如果能勇敢坚强，就会敢于面对挑战，在工作上不避重就轻，勇挑重担，锻炼自己，服务企业。不推诿抱怨，勇于承担责任。
勇于创新，是指多方面的创新，包括：（1）思维创新；（2）产品（服务）创新；（3）技术创新；（4）组织与制度创新；（5）管理创新；（6）营销创新；（7）文化创新。企业员工的创新氛围、文化、意识，是现代企业腾飞的核心要求。

10、学习国学可以化解企业员工内部矛盾，使企业有有凝聚力

    中华十德之十“和”：和睦、和气、中和、和平、和谐。中华传统文化把“和”作为最高价值，作为最高的道德境界。“礼用之，和为贵。”（《论语*学而》）提出为政应“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和”以治国。周幽王大夫史伯针对当时周政权危机，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济”的理论。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离散不能相和合。”（《墨子*间诂》卷三）“和”被认为是人道追求的最高目标。传统文化还把“中”与“和”并提：“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中和”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强调“和谐”、“允执其中”、“时中“等思想，在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和睦夫妻、和合家族、顺和邻里、和谐社会、协和万邦、天人合一、和气生财、和平天下、和衷共济，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 
如果企业员工有和的思想和信念，就会做事有原则，说话有分寸；不扯皮，不拆台，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和气生财，和谐发展。


   中华“十德”具有综合性、全面性、现实性。“十德”是全方位的，“十德”中有道德，有价值，有人格，有文化，有制度，有法治，有经济，有政治，有实践，有家庭，有国家。 
   “十德”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基本内涵，是要义，是精华，是人生的基本准则，是社会伦理规范。“十德”充分表明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博大精深，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深厚底蕴，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 
    “十德”是个很高、很全、很美、很理想的目标，是崇高的境界。每个人，甚至每一代人，不可能彻底做到，不可能完全达到，但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向往之、为之奋斗之，不懈努力，不断地接近，直到永远！ 
    “十德”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至德要道。如果每一位企业员工坚持“十德”、弘扬“十德”、追求“十德”、实践“十德”，那么，我们的企业一定是非常和谐、发达、强盛的，企业员工一定是非常幸福的！

 
三、企业员工学习国学彰显成效的企业案例
 
华为成立于1988年，从事通信行业。华为的老板任正非，是如何领导这么一个无人知道的小民营企业，来打败这些国际巨头，占领中国市场的呢？
任正非对中国国情非常熟悉，对中国文化领悟很深，完全是由于他在青少年时代经历了中国的苦难。任正非念高中时，赶上了中国由于大跃进的失误造成的三年自然灾害，是一家人（特别是父母亲）的互相关心，相依为命，使这个家庭度过了难关，中国文化就是从家庭开始的（孝悌是为人之本），由此，他体会到了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亲情，中国文化的基因就这样在他的身上发芽，生长。
读大学时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使他洞察社会的复杂，人性的复杂，“文革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书呆子”，探究复杂系统的思维方式（儒学思维）开始形成。
随着华为的扩张，人员规模的扩大，华为面临的组织管理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 光靠狼文化这样简单的概念已经无法解决华为面临的问题,更加不能带领华为继续扩大。例如,华为的快速扩张,导致成熟的管理干部奇缺.象原来的办事处人手少，办事处主任从机器组装、销售、检测、维护,什么都要干,干的是一个工程师的脚色.现在人员扩张很快，办事处主任必须领导大批手下人去干，干的是一个领导者的脚色.狼文化仅仅提出一个群体奋斗的意识,显然不能告诉办事处主任如何才能带好这支狼队伍,也就是如何才能当好一匹头狼. 再如,华为扩大后,上下级之间的冲突,部门之间的冲突,员工之间的冲突,都越来越多,如何来协调他们的矛盾,如何来统一他们的认识,拿现在的流行术语来说,就是如何在华为建立起自己的企业文化，包括愿景,使命,价值观等，这显然也是狼文化回答不了的。
树立起适合中国人的企业文化，以解决华为员工的人心问题，即企业凝聚力的问题，这是任正非思考良久后的解决之道。例如,中国人最重视的是家庭，所以华为的管理目标可以定为: 华为公司是华为人真正的家园.
为了使这个管理目标深入华为人的心里，即让华为人信它，就必须在华为设立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孝悌仁爱。孝悌是中国人在家庭中培养出来的道德仁义，正如，悔罪爱人是西方人在教堂中培养出来的道德仁义。对于中国人来说，有了孝悌谨信,才有其他更广泛的道德仁义，例如，忠、信、礼、义、廉、耻。也就是说，华为只有先要求员工孝敬自己的父母，然后员工才可能做到忠于华为公司，忠于自己的上级，礼让自己的同事，培养自己的下级。
 
要使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价值观得到员工的认同，首先必须正名。其实，正名是一切组织管理的基础。当今中国名不正，言不顺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人受西学不变式还原法思维的影响，把本来只该用在简单科学上的不变式还原法，也用到了复杂现象上，例如，如果把员工和企业的关系，仅仅看成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那就是用企业给员工发工资这一个孤立事实来定义员工和企业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把员工和企业的关系还原到金钱这个基本因子上，这是典型的西方不变式还原法思维。如果一个老板把员工和企业的关系看成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同时又要求员工忠于自己的企业，这就是典型的名不正，言不顺，员工又怎么可能为这个企业卖命呢？这就是言不顺,则事不成。
华为文化中的核心部分，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以中国传统文化构筑企业核心价值体系，即任正非所讲的“建立以国家文化为基础的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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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从寿    时间: 2015年11月25日 17:13
慈济怎样“以爱做管理”——专访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发言人何日生

来源：中外管理 作者：李靖

全球志工人数近200万，捐助者超过千万，每年帮助的人超过2000万。这一系列庞大数据的背后，作为民间慈善组织的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在怎样运作?

慈济基金会创立者证严上人，曾经用“立体琉璃同心圆”来比喻慈济基金会的架构精神——圆是转动的球体，所有慈济志工不分前后、上下、高低。大家同在团队潜移默化的力量里，浸润自身，以团体之圆修自心之圆，辗转相教、彼此精进。

如此，佛陀喻示的理想国“琉璃世界”就在眼前。

那么，慈济这个“同心圆”到底在怎样转动?对管理者而言，又能吸收怎样的管理营养?《中外管理》特此对慈济基金会发言人何日生进行了专访。

“同心圆”组织的平等精神

《中外管理》：以您的视角，会怎样描述这种同心圆组织的管理特征?比如：圆心、半径、圆周能怎样理解?

何日生：同心圆其实指的是一种慈悲等观，是人人平等的理念。上与下是可以转过来的，它不是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即使有资深志工，他回到自己的社区后，依然做一线服务。平等是慈济的一个最基本精神。

“圆形”强调的是平等，同一条心，因此，圆形组织没有谁是核心、圆心的概念。核心是利他精神。

例如：志工做服务的时候，为什么要穿制服?这就是在落实平等观。谁都不用炫耀衣服好，或者其他人觉得自己的衣服不好。另外，我们从来也不会用董事长或其他任何头衔称呼，都是用师兄、师姐的尊称，也没有师弟或师妹的称呼。

“以爱做管理”

《中外管理》：您曾经说慈济基金会是“以爱做管理”，创造爱的场域，怎样理解“以爱做管理”?

何日生：我们从关怀彼此开始，然后再去爱更多的人，让每一个来慈济的人，都有家的感觉。

一个人在爱当中，创造性会特别强。一些管理理论说创造来自于竞争，但是我们的创造是来自于爱。

比如：志工看到地震发生，基于爱护受难者的心，赶快去提供帮助，但发现灾区有没法生火之类的问题，于是志工出于爱，研发了便于加热的“香积饭”，冷开水浸泡50分钟后即可食用。而出于对环境的爱，志工在回收塑料瓶之后，也创造了把它们加工成毛毯的方法。

其实慈济的医院、骨髓库等，都是因为爱而创造出来的，而不是为了竞争。

“以爱做管理”是用爱人的态度，来激发我们每一个人的创造力，更好地来帮助更多的人。

喜悦就是吸引力

《中外管理》：慈济在全球有200万志工，您认为慈济的吸引力在哪里?

何日生：慈济的精神围绕在爱和利他展开。“付出无所求，付出还要感恩”，这是慈济最重要的精神。每个人在做慈善时，都会得到很大的生命安定感和喜悦，这是很特别的感受。

一些人以为赚钱了很快乐，享乐很快乐，但如果没有爱和利他，生命就很空。证严上人让你知道怎样在爱他人当中，得到生命的喜悦。

打通的“爱的循环”

《中外管理》：那么，怎样理解慈济所强调的“爱”?

何日生：慈济有三种平等的爱：第一种平等爱，是“教富济贫”，无分别地爱一切人。以平等心爱一切众生，而不论他们宗教、种族、文化、背景、肤色有什么不同。

第二种平等爱，是“济贫教富”，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爱人。在教导富有的人济贫之后,证严上人提出还要“济贫教富”。贫者和富者是平等的,他们一样有付出及布施的可能。没有人永远是受助者，他也可以去当帮助他人的人，这是慈济所建立的“爱的循环”。

第三种平等爱是“怨亲平等”，就是用爱回应仇恨。把平等对待一切众生，更进一步推展到如何对待仇视我们的人。

1998年，印尼发生暴动，许多华人被印尼暴徒攻击杀害。但是证严上人那时却呼吁慈济志工不要逃离印尼，而应该用爱回应仇恨。1998年印尼排华暴动期间，慈济人在雅加达当地发放物资和药品给10万个以上的穷人和军警眷属。2002年更在雅加达最脏的红溪河开始进行慈善和医疗的工作。慈济人把整条长10多公里布满垃圾的红溪河整理干净，并且办义诊救治将近5万人。

后来，即使当地最排华的村庄，在慈济华人志工到村里时，也都会给予热烈的欢迎。

仇恨只能用爱来化解消弭。

“以价值做领导”

《中外管理》：慈济的爱，最终转化成了怎样的慈善形式?

何日生：哈佛大学商学院说，证严上人是在以爱做管理，以价值做领导。

那么，是什么价值呢?就是利他的价值。以利众生、利社会的价值观创造出志业。慈济人所推动的方面包括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统称为“四大志业”，都是围绕爱来开创的，而不是为了竞争，也不是为了利润。这不同于企业，这就是在以爱做管理。

《中外管理》：慈济是怎样实现“以价值做领导”的?

何日生：就是以利他的价值做领导。这么多志工来慈济做奉献，是因为相信这种利益他人的价值是他一生都要追寻的。比如：曾云姬师姐为什么要来慈济?因为她相信一种爱的价值，一种利益他人的价值观。

这么多人接受证严上人的领导是为什么?她没有权，也没有利益，她也不给我们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她让你感受到利他的价值是很喜悦的。



相互启发“爱的人格”

《中外管理》：以您的感受，成为慈济志工需要怎样的核心素养?

何日生：要有爱的人格，所以你能够启发更多的人。一个资深志工要有爱的人格，就可以带领着其他志工继续去爱别人。用人格去启发另外一个人的爱的人格，被启发的人格又去影响更多的人。

《中外管理》：“爱的场域”在这种爱的启发中形成?

何日生：是的。从一个人爱的人格去启发另外一个人爱的人格，从你自身的慈悲去启发别人的慈悲，这才真正是一种爱的带领。不是给你利益，不是给你权位，是你爱人，爱到他感动，要跟着你去爱人，这个就是济贫教富了。

就慈济基金会而言，爱的人格是谁启发呢?是证严上人。证严上人充满着爱的能量，一开始时她曾经带领30个家庭主妇每天投5毛钱做慈善。这意味着一个月才15元，然后再去帮助他人。结果有人对证严上人说：“我一个月给你15元就好了。”上人说不要，“我要的是你每天投5毛钱，每天发善心，而不是一个月投15元，一个月才发一次善心”。这“不是募款，而是募心”。

所以，以爱做管理，最重要还是要回到人格本身。爱不是一个方程式，而是要启发爱的人格。

因此，慈济人非常重视“善行”。因为善行中，你会反省自己的内心，要去掉贪嗔痴，日后在生活中都会充满着善心，善行是慈善的根本。

有的慈善组织是接受捐赠，然后请他人去执行，但慈济完全不同，每个志工都要直接参与善行。如果需要扛大米，不管他是身家千亿的大企业家，还是木匠，一样都要亲自搬。

慈济的“慈善现代化”

《中外管理》：乍一看慈济很传统，其实慈济的一些理念是超越传统的，而有更多“慈善现代化”的成分。比如：慈济基金会是超越宗教，超越政治的，这是怎么做到的?

何日生：慈济志业基于的是爱的付出，所以不会去计较宗教、政治、人种等差别。慈济志工来自很多不同宗教，也包括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比如：慈济基金会在南非有上万名黑人志工，他们是基督教徒;在菲律宾有几万信仰天主教的志工;在印尼也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志工。他们都不用放弃信仰，因为慈济的活动是基于爱的奉献。

《中外管理》：慈济本会的志工黄秋良说过一句话：“舍小爱求大爱，就会有障碍。舍大爱就小爱，我不爱。大爱小爱我都爱，人生不会有障碍。”但是不少传统慈善理念乃至社会主流价值观中，对小爱是不关注的。那么慈济基金会在运行过程中，怎样处理志工大爱与小爱的关系?

何日生：大爱是无所求的爱，是一个更清静的爱，里面没有杂质，没有烦恼。小爱当然很重要，志工先做好家里的事，才能够去为社会服务。可是你的爱心不能只关注你身边的人，或你喜欢的人，而要更大范围地去爱更多的人。

慈悲与智慧是并行不悖的，大爱里包含着小爱，小爱要扩充成大爱。

用爱的“气场”督促自律

《中外管理》：人们提到管理时，都会想到制度问题，能不能说慈济不是在用制度进行管理?

何日生：慈济有自己的制度，慈济“志业人”必须守十戒:

一、不杀生;
二、不偷盗;
三、不邪淫;
四、不妄语;
五、不饮酒;
六、不抽烟、不吸毒、不嚼槟榔;
七、不赌博、不投机取巧;
八、孝顺父母、调和声色;
九、遵守交通规则;
十、不参与政治活动、示威游行。

志工要把戒律守好，先管好自己，这个团队才会有组织，才能够完善。

《中外管理》：慈济在戒律的维护上有什么制度?比如：是否有检查和惩罚?

何日生：没有惩罚，以爱做管理怎么惩罚呢?而靠自律。如果违背了戒律，你会不好意思。你不做，大家都这样做;你有私，大家都无私。慈济会形成一种很特殊的爱的“气场”，督促志工自律。

所以我们不是花时间去惩罚恶，而是花时间去扩大善。我们有一句话：“要消灭恶，方法不是打击恶，而是扩大善;要消灭贫，方法不是打击富，而是扩大爱。”

“专业陪伴”背后的培训功夫

《中外管理》：慈济的管理中，志工培训是非常突出的部分，那么慈济怎样培训自己的志工?

何日生：培训要有智慧。通常慈济的培训是很多感人故事的分享，着重在激发志工的爱心上。另外不同的环境下，不同的问题下，我们怎么去关怀也要培训。慈济志工都围绕“四大志业、八大法印”经过长期的培训。

比如：到病房里去怎么关心病人?如何表达?怎样不把病菌传给病人，也不被病人传染?环保方面也是，教志工如何做分类。慈济的培训是经验的传承，而不是一套规矩。

“多元启动”慈善活动

《中外管理》：在遇到突发事件时，慈济会怎样启动自己的慈善活动?

何日生：慈济的启动不只是一种模式，我想应叫多元启动，不是一元启动。没有一个事情非得谁说了算才能开始做，而是实时地做、就近关怀。

这次马航事件就是如此，没有刻意的规划，其实是看当时的缘分。马来西亚志工与马航本来就有一个互动，而马来西亚志工飞北京援助，北京的志工就会启动来关心他们和大陆乘客的家属。




给企业慈善的建议

《中外管理》：当前，很多中国企业在把一些慈善的理念注入企业管理，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何日生：首先，拥有无私的爱、清静无染的爱才会做得长久;然后从行善到善行，要通过善的行为来推动对内心贪嗔痴的反省，这是两个关键。慈善不是要求别人，而是通过爱的启发，形成爱的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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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从寿    时间: 2015年11月25日 17:16
——华商晨报清华大学国学班“清华论坛”如期举行

把别人放在自己心上

沈阳奥体万达广场有限公司总经理 严春昊

中国人的国学理念中，强调最多的就是责任。

我们经常看到国外的孩子到了一定年龄就要脱离父母，自己养活自己，但是这并不代表父母对他们的爱就减少了。亲情中承载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责任。

而一个企业的责任，一定是背负着的社会价值。我们在做基层工作时，往往只将它视为谋生的手段，但作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创办人是不会这么想的，它追求的社会责任一定会高于经济价值。

永远想的不是自己，而是把别人放在自己心上，这就是责任。

万达是做商业地产的，而商业地产与住宅不同，它承载着一个城市的经济生活的发展模式。这就需要一种创新力，而这种创新力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

万达能够在市场中存活下来，绝对不是市场的被动选择，是我们主动改变市场，创新市场，引领市场的结果。

企业应深知感恩回报社会

红星美凯龙东北区域总经理 陈雪梅

爱心，回报是国学中一直倡导的价值观，也是一直延续且应用至今的信条。

在现代社会中，重拾感恩、回报社会是非常正确的。而从企业管理角度来看，也时刻能看到国学精髓所在。

每一个企业的成长都离不开各个方面的帮助，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更应该回归社会，尽应尽的社会义务。

红星美凯龙在26年风雨历程中，成为行业中首屈一指的典范，无论是领导者还是各层级同事都身怀感恩之心。红星美凯龙进入东北4年来，通过公益活动不断传递出企业感恩回报社会的爱心。

我们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人能加入到奉献爱心的队伍中来，企业的爱心行动不仅仅是对大爱主旋律的践行，也是企业核心价值观的体现，我们要将爱与关怀、温暖与呵护，责任与热心延续并牵手传递。

送去的不只是光明更是希望

沈阳何氏眼科医院院长 何伟

“假如可口可乐的工厂被一把大火烧掉，全世界第二天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一定是银行争相给可口可乐贷款。”这是可口可乐人最津津乐道的一句话，这就是连续9年排名“全球最佳品牌榜”榜首、品牌价值高达700亿美元的可口可乐的底气。这就是品牌的力量。

何氏眼科集团从创办初期就把无形资产的经营作为发展的重中之重。其定位在两个字：高与贵。高，用高新技术、高质量服务，服务中国人民；贵，上善若水、奉献自我、用社会责任引领何氏发展的一切。

何氏送去的不只是眼前的光明，更是对生命的一种希望。在何氏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一直坚持着“奉献社会”的公益理念，通过各种公益项目来承担起社会责任，这是一种上善若水的贵族精神，充分体现了何氏“奉献、信赖、共好”的核心价值观。

责任需要一点一滴地执行

辽宁蔚蓝地产董事总裁 孙刚

责任一词，看似宏观，实际恰恰应该是微观的，有了方向，就需要一点一滴地执行。

蔚蓝地产推出的蓝卡服务，酝酿了16年时间，落实用了3年时间，如今，它可谓一鸣惊人。

辽宁蔚蓝地产牵手蓝卡（国际）健康集团，将业主的健康保健、医疗、绿色食品特供、候鸟式度假等服务全部囊括在其中，利用国际先进的私人医生服务方式和最先进的云计算技术，实现了365天24小时不间断地，对人从物质到精神需求的全面满足。

蓝卡服务真正实现了客户“买房就能买到全家人一生健康，买到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丰富了住宅产品作为一项商品的物质内涵。

责任、诚信、爱心抑或品牌，实际上最终都是殊途同归的，你以一个什么样的愿望和心态去做一项工作，就决定了你的视野有多宽，最终给居住者和社会带来的价值有多大，你的事业可以走多远。

用“德”管理才是最高境界

沈阳居易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晓龙

从改革开放之后的几十年中，中国企业一直在学习西方的管理制度、管理体系。

很多企业只学习了西方企业制度怎么运用、怎么管理、怎么制约、怎么达到绩效。但中国的企业不能光去学习这些表面的东西。这些都需要有文化的东西给管理以理论支持。而国学就是在为中国企业的管理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持。

其实古代管理国家的理念和现代管理企业的理念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比如，国学中的“德服为上、才服为中、力服为下”，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讲，在权力面前他们是被迫服从，在才智面前是理智地服从，在人格面前他们是心甘情愿地服从。“力服”者得到的往往是“口服”的效果，而“德服”得到的才是“心服”的效果。

如果想成为一个卓越的管理者，用“德”管理才是最高境界。

企业发展壮大 离不开诚信

辽宁路安伟业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 赵玉全

海纳百川的经营理念成就了路安集团强大的实力，而诚信经营的践行方式更是让路安集团不断地发展壮大着。

作为沈阳第一家4S店，广汽本田路安特约销售服务店成为辽宁路安伟业集团的开山之作，并以此为大本营逐渐成长起来。之后，辽宁路安集团第二家店北京现代路鑫4S店，东风本田兴路安4S店也在沈建店，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我将诚信二字立为企业的标签，本着为客户负责的精神，诚信将成为路安集团对消费者永恒的承诺。

一个具备现代竞争意识的企业往往具备一个突出特点，即在行业的某些发展阶段中，总会成为一个或者几个环节的开创者和领先者。我常常教育员工，不求销售业绩最大，只求服务口碑最好，把精力都用在为客户服务上。路安集团本着不求最大，但求最精的精神，有序地开拓市场。在路安集团下一个阶段里，路安人将会让路安的品牌影响力再次升华，让路安在更多的地方扎根成长并不断壮大！

消费者是品牌发展的核心

领秀家居购物广场总经理 陈延喜

《道德经》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我看来这恰恰道出了一个企业如何树立自身品牌的全过程。

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消费者才是品牌成长的真正核心，如何把握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是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消费者在选择卖场进行家居消费时，在日趋同质化的卖场定位情况下，更多的是看企业所承担的责任以及对消费者始终如一的诚信。而我们也长期秉承顾客第一、诚信经营的理念，以诚实守信为根本、以环保安全为标准、以优质服务为宗旨、以顾客满意为目标，让消费者购物无后顾之忧。其实，这也正是领秀家居不断赢得消费者青睐的原因。

而消费者对于品牌的认知过程也是领秀家居在不断培养的。消费者才是品牌认知的核心，这并不是靠单纯地打多少广告可以换来的，你必须真真正正地让消费者得到实惠，必须实实在在地做到诚信服务，才能赢得消费者对企业的信任。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布洛特红酒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邹润芳

企业是什么？企业就是一个家，让每个员工把企业当家看。

那么，怎么样才能让员工把企业当成家呢，这时就“要修其身”。修身就是修心修德，必须通过学习而来。其实在社会这所大学中，企业就是一个课堂。

在校园中，得了百分就是好学生就是白雪公主，但在社会中没有人会在意在校的分数，转眼中就变成的灰姑娘。原因就是在学校中只是学习知识本身，而在社会中则要学习如何使用知识，所以说社会就是一座学校，企业就是授课的课堂。

要想在企业这个课堂中有所收获，势必端正态度，即“先诚其意”。这里说的“意”就是情感，情动了心才会动，投入了情感才能用心将事情做好。

诚信铸就企业“金名片”

沈阳兴隆大家庭总经理 徐银彪

在我国传统儒家伦理中，“言必信，行必果”被视为“立人之本”，这也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之一。

对于商业企业来说，诚信是立身之本。这就要求，商业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必须做到信守道义和诺言，做到重义轻利，以诚信为本。

对于商业企业来说，诚信经营是企业的生命，也是企业在市场上长久发展的一张“金名片”。在企业价值观的塑造中，“诚”是企业的聚心之魂，“信”则是企业立足之本。儒家常讲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的先决条件就是诚信。

我认为，儒家思想里的“言必信，行必果”，落实到实际商业经营行为中，就是要诚信经营，并以此赢得消费者的信任，而这恰恰也是兴隆大家庭的核心价值观。今年是兴隆大家庭在沈阳开门纳客的第十个年头。在这十年里，兴隆大家庭始终秉承着“顾客至上”的服务理念，并且在每一位光顾兴隆大家庭的消费者内心都打上了“诚信”的烙印。

品牌体系 蜕变提升

香江集团华北区域总经理 王朋

国学精髓中不乏对企业管理有益的部分，《道德经》中讲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作为企业管理，品牌正是企业发展的源头以及根本。

一个企业在确定了自身定位之后，就形成了一个品牌体系，这也是企业树立自身品牌的过程。而这种体系不仅需要旗下的每个品牌支持，在同质化日趋严重的家居卖场，在品牌上更需要有自己的特点。香江家居工厂批发城的成功正是顺应了广大家居消费者的基本需求——质量过硬且价格便宜的家具建材产品。完善的品牌体系也离不开其完备的服务，而这种服务体系归根结底是把对消费者的诚信摆在首位。

售前我们保证每一件进厂商品品质得到保证，环保方面得到认证；售中会做一些抽检的工作，保证销售过程当中每一件商品都是名副其实；在售后环节，我们有先行赔付机制。服务体系的提升也对企业品牌树立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消费者才是企业的衣食父母

辽宁金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西平

微博里曾经流行一个黑色幽默的笑话，大意是说两万五千里长征时，部队已经没有任何吃的东西了，一个团长抽出身上的猪皮带，让下面小兵烧开水煮来大家吃，小兵吃着猪皮问团长，以后是否他天天能吃上猪皮。团长回答他，以后，全国人民都能吃上猪皮，不仅是我们。这个笑话暗讽前段时间出现的毒胶囊事件。

一个企业发展的初期就是为了让更多的百姓获益，可当企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规模在逐渐壮大到一定程度时，却用最简陋的东西伤害曾经支持企业的消费者。

作为企业的经营者，要明白消费者才是衣食父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你背离了大多数消费者的意愿，企业将无法生存。毒胶囊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违背了创立企业的初衷，伤害了消费者，这样的企业惟利是图、利欲熏心，结果就是企业走向死亡。

治企业 心怀水一样的德行

辽宁嘉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国金

一个企业应如何担负起造福于民的责任呢？首先，企业应拥有水一样的品行。老子用水之特征和作用来比喻最优秀的领导者所应具备的人格特征。老子认为，最优秀的领导者，具有如水一般的完美人格。这样的人，愿意到别人不愿意到的地方去，愿意做别人不愿做的事。

世界上最柔的东西莫过于水，然而它却能穿透最为坚硬的东西，没有什么能超过它。企业若能拥有水一样的品行，怀有一颗奉献的心，广阔仁爱的胸襟脚踏实地地认真做事，不争名利包容世俗，以这样的品行发展与经营，终会成为行业之首。

其次要有勇于担当的气魄，换言之“言必信，行必果”。为人要讲诚信，做企业更要讲诚信，诚信经营、铸就品牌。一个企业若想持续地发展，诚信是企业最好的经营理念，心怀水一样的德行，才能担负起造福于民的社会责任。

十年品质 塑造经典品牌

辽宁新世纪汽车贸易集团董事长 赵晓勇

近年来，东风日产品牌在沈阳乃至全中国都呈现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东风日产和新世纪店的成功，离不开东风日产优秀的品牌价值和丰富的产品线，更离不开新老客户的一贯支持。这也就是《道德经》中所谈的品牌的建设。

首先，东风日产的品牌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汽车品牌，产品线也比较长，十余款车型基本涵盖了高中低档客户的全部需求。

其次，东风日产新世纪店的经营管理方式比较细化，尤其是在对客户的管理方面。

工作人员曾经进行过一次统计，在店里购车的新客户有近一半以上是由老客户介绍来的，这个结果说明我们的客户黏性很好，当然，因为我们的地理位置并不占优势，所以维系老客户就显得尤为重要。为了这个结果，我们也是在售后服务和线下活动，比如车友俱乐部等方面，在售前售后的跟踪上下了很大的工夫。

诚信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

沈阳亚泰金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丁佳新

“诚”，是儒家为人之道的中心思想，我们立身处世，当以诚信为本，而“信”的基本内涵是信守诺言、言行一致、诚实不欺。

企业建设亦是如此。

诚信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只有做到诚信，企业才会发展得更长久。亚泰城作为亚泰地产进入沈阳的首个项目，一直秉承亚泰地产“团结、诚信、高效、开拓”的经营理念。

先说产品，亚泰城以建一座超越品质想象的城为目标，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品质和享受。

再说品牌建设，亚泰城通过建立全员品牌意识、全员社会意识，不断扩大品牌认知度，树立企业品牌形象，提高社会影响力。亚泰地产始终坚守诚信与责任，以消费者为中心，不断提升产品品质，用心铸造精品人居。

亚泰城通过秉承以上几大方面的诚信，建设企业、发展企业，并将一直以诚信为准则，不断发展壮大企业。

城建地产给予的同时也在收获

沈阳瑞志城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谢东辉

作为本土的“老字号”国企，城建地产得以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就在于诚信与责任。

有一个数据让我们感到欣慰，根据我们的统计，城建地产有40%的产品是被老业主消化掉的，所以说，付出看似是给予，实际上又是收获，城建付出的是诚信和责任，而收到的是客户认可和口碑。

一直以来，城建地产面向大众，高性价比的策略得到了沈阳老百姓认可，他们也愿意住在城建开发的小区里面。

在统计中，很多老业主觉得城建地产的房屋质量好，整个墙体，地面的坚固程度都比较高。而且50万平方米以上项目，配套服务也比较好，每个项目在规划中都有餐饮、健身会所、学校等。

此外，我觉得，责任这一词，还体现在产品创新层面。无论是独特的建筑风格还是人性化的园区规划，抑或是可持续环保节能的生活环境，城建地产一直没停止过探索，未来会给沈城市民带来更多惊喜。

运用国学智慧克服更多困难

沈阳皓伦帝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明川

“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这是一个深奥而又启迪人智慧的学术。

通过华商晨报主办的清华大学总裁班这个平台与更高层次人士的交流和接受专业的培训讲课，让我对“责任”二字有了新的认识。这其中包括了互帮互助、互相礼让和爱心的体现。我认为“诚“字更多地指“内诚于心”，“信”则侧重于“外信于人”，“诚信”不仅要诚实诚恳，还要拥有内在道德品质，当然在企业管理上也是如此。

此外，每个经营者都会有一些在经营中的困惑，因为单一的品牌发展一定会遇到其发展狭隘的一面，然而通过清华大学总裁班这个平台，让我交到了各个行业的精英人士，让我们拥有了相知的机会，可以说运用国学智慧让我的思想境界有了很大的提升，通过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流和运营，让跨行业的合作应运而生，这给了我们的企业和团队一种新生的力量，所以，运用国学智慧，让跨行业合作不再困难。

拒绝暴利 付出就是收获

天成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大中华区董事、地产事业部总裁 田宏阁

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产品，首先是要先学会做人，它决定着一个企业的文化及价值取向。

我也不断地在对身边的员工说，付出的同时其实就是在收获，对客户的服务亦是如此。

我每年都要参加“利群阳光助学行动”。我希望每一次捐助不是走走过场，不是面子工程，所以我会亲自调查走访，了解这些孩子的实际困难和需要怎样的帮助，最终也是希望帮一个成一个。同时，我也把这份“付出”精神灌输到企业之中。

爱，首先是要做一个诚信的企业，因此，壹米阳光项目是拒绝暴利的。

我明确地要求自己的员工：要如实介绍产品的全面信息，把购房者当成是自己的家人，只有这样，购房者成为你的业主后，才会成为你的口碑传播者。

实际践行国学中古人教诲

朗勤置业副总经理 徐利群

在国学智慧中体会企业管理的魅力，我深深感到了“责任”二字的重要。

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是关系到企业能否长远发展的重要因素。有种说法叫企业公民，企业作为国家社会经济的一个细胞，只有企业良好、健康的发展才能带动整个社会的向上发展。这就跟人体的细胞是一样的，细胞需要对人体有一份责任、做一份贡献，整个身体就会强壮，如果细胞都不讲责任、贡献，整个身体也就垮了，而细胞也活不了。

这就要求企业的发展要取之于社会，回报于社会。因为企业发展的基础是社会赋予的机会，社会给予企业一些资源和条件，企业才有发展的资本。

朗勤·泰元中心这个项目也是抱着社会责任去开发的，朗勤·泰元中心在建筑中集合了世界领先的节能环保技术，这不仅使未来业主的居住会更舒适，也为太原街商圈的升级增添了一份绿色环保的因素。朗勤置业正是用实际行动去践行国学中古人的教诲。

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

东亚国际城项目总经理 吴海辰

老子《道德经》有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指的是宇宙亘古不变的规律性与和谐性。我们也可以把这句话看做是品牌管理的重要启示。

首先，道生一，这个一指的是人，尤其是指起决策作用的领导者，可以看作是品牌的缔造者。由一生二，为品牌的精神要素和物质要素，精神为品牌构建的动力和向导，物质为基础和前提，良好的精神导向和物质构建，是品牌的基础。二生三，奠定好基础，我们还需要实现品牌构建的操作者。我们需要注入品牌灵魂的建筑师、起到宣传作用的营销师和维护品牌的维护者，这三者是一个品牌的重要因素。

三生万物，这里提到的“万物”指的就是终极的产品，包含物质、精神和文化三个层面的产品，也就是企业品牌发展追寻的终极目标。“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国学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础，企业管理者更应该了解其精髓并应用于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之中。

企业经营之道　诚信摆在第一位

沈阳同和起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辽宁同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洪民

何为企业经营之道，在我看来，诚信可能是摆在第一位的。

4S店的市场就是客户，服务的精髓就是客户服务效率的提高，让客户满意，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诚信，卖车卖的是诚信，而修车修的则是心态。

诚信往往体现在服务上，经销商不光卖车要讲诚信，在售后服务上也要讲诚信，对客户长期性的关怀就体现在售后服务这一方面，让客户只要使用这台车，就能一直享受到我们的诚信服务。

孔子曾经说过，言必信，行必果，这也体现在4S店的诚信服务上，就是靠诚意打动消费者。很多人在买车时并不懂车，都要靠4S店工作人员去介绍。每一家都介绍，他更偏重于哪家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靠诚意去打动消费者，让他更加认同我们的品牌。

企业在国学运用中去伪存真

华锐世纪企业集团沈阳区域公司总经理 张志

儒家的进取，道家的无为，周易的精妙，法家的权谋，兵家的智慧，佛家的和谐都是国学的精髓。

企业管理最根本在于人的管理，归纳来说将法学用于基层员工，道学用于中层员工，儒家用于高层员工，这是表象的联系，而如何融古贯今恰为其用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磨合改进。任人以能，聚贤以优。在华锐世纪集团我们深谙人尽其才的道理，重视每一位员工的成长，尊重每一位员工的个性，竭力提供实现员工理想的平台，并委以每个人身上企业和社会共同的责任。顺应人性化的管理本身也是一种对人的尊重和鼓励，“双赢”正是取决于企业与员工的良性互动，让员工在企业产生归属感也正是华锐一贯的文化理念，同时也是企业始终充盈着人文关怀与活力的根源所在。

管理是企业永恒的话题，愿我们的企业在运用国学管理的道路上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汲精弃糟更进一步。

志当存高远 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

沈阳大悦城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子锐

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句话告诉我们，人不可不胸怀宽广，意志坚强，因为未来责任重大、道路漫长，也时刻提醒着我们在困难面前应该摆正心态，勇往直前。

一句流传千年的古训，却很符合现代商业现状，也很符合我们大悦城乐观、拼搏的精神，告诫我们要对现状和未来发展有阶段性的认识，着手现在，放眼未来，正确看待有可能发生的困难，拥有战胜困难的决心，明确目标，朝着目标前进，用坚韧的意志力和强大的竞争力一起去战胜困难，实现目标。

对于企业而言，任何一个企业都会经历成长期，经历一段时间的发展和探索之后才会收获回报，“志当存高远”，要坚忍不拔地向前进。中街大悦城一直以“自由、享乐、永不孤独”为品牌主张，以提升城市未来精神气质为愿景，主张热爱生活、醉心事业，去最大化地实现自我价值，在追求个性与品味的同时，更讲究理想与梦想，而在实现梦想的路途中，即便任重而道远，也依然要坚韧向前。

诚信的塑造源于企业的责任

远洋地产沈阳公司副总经理 韩利军

在对于人的培养上，古人便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法，可见修身是要摆在第一位的，而修身的内容，自然就是礼仪与诚信。人如此，那么一个企业，就更是这样了。

一个企业若想要以诚信来著称，那么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企业的责任感，因为没有责任感的话，也就无从谈诚信与否。“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弘，便是宽宏；毅，也就是坚毅。远洋地产对待社会责任，正是按照曾子所说，对外谦恭宽宏，对内严格坚持，方成为“任重而道远”，如此一来，企业责任感是不能不越来越强的。以此看来，远洋地产在责任感的层面上已经为诚信的树立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企业要讲诚信，首先要兑现承诺，其次要付诸行动，正如孔子所言“言必信，行必果”，虽只六字，却道出了真谛。远洋地产深谙古人智慧，无论是对待客户，还是对待合作伙伴，都能做到充分的诚信，有承诺，就必然兑现，采取了行动，就必然十分果断，从不拖沓。也只有这样，才能树立企业的威信与诚信。

爱你的员工　未必多难

阳光壹佰置业集团华北管理中心总经理 莫轻潘

随着网络的流行，信息量加大，以前很多不被注意的新名词传播开来。

其中一个就是“幸福感排名”，有排列城市的，有排列工作行业的……乍听起来，仿佛是个轻松调侃的话题，但其实里边折射了很深的社会问题。

高速发展的社会，人们已经不再满足单纯的物质给予，更渴望得到全方位的幸福感。

比如，上下级工作关系是友好平等还是强势，管理流程是简单透明还是一言堂，同事之间是友善帮助还是勾心斗角，都影响员工在公司工作的情绪和幸福感，这些是单单一个工资所不能解决的。

爱你的员工，未必多难，和谐的工作氛围也不需要怎样的大动干戈。

只要你想做，爱心会在更广泛的范围传播。

沈阳未来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伟平

诚信是必须遵循的经营规律

儒家常讲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决条件就是诚信。

孔子在《大学》中讲到“生财有大道”，“道善则得之”，这个“道”就是市场规律，其核心就是道德规范。市场经济就是诚信经济，一个企业要在市场中生存并取得发展就要讲诚信，这是被历史反复证明的一条真理，谁违反了诚信的原则，就必然遭到市场规律的惩罚。企业的经营智慧，不是小花招，而是大胸怀。伟大的商业游戏需要伟大的诚信，伟大的诚信造就伟大的商业和商人，把企业做大做强的成功法则和制胜之道是坚持诚信，至诚至信。

在高度商业化的现代社会中，对于企业而言，诚信是一块金字招牌，是企业的基础和生命。在企业发展的进程中，把诚信作为基本的道德操守，遵循“游戏规则”，以诚为本，打造企业品牌，讲究“言必信，行必果”，形成“以诚信为荣，以失信为耻”的企业文化，树立“诚信经营，用户至上”的指导思想，只有做到了这些，我们的企业才能够健康地、长久地发展。

企业管理是“道”的问题

沈阳瑞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建军

如何保证企业的长久不衰，我想这不是技术上的问题，更是规律，或是“道”的问题。

泱泱中华五千年文明古国，孕育的文化博大精深。而这些文化之中能撷取哪怕一丝半缕，就可受用一生。

企业管理最高境界我认为是文化上的管理。“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是为责任；“言必信，行必果”，是为诚信；“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是为爱心；“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为品牌。纵观国内国外，很多企业文化追根溯源都是国学文化得到良好运用的结果，很多成功的管理模式也恰好是与国学经典不谋而合。

国学班这段时间，我个人对于国学也从简单认识到痴迷寻找，今后也会把所学国学更加深入地运用到企业管理当中，让更多的人受益。

每一份责任都是企业前行的动力

辽宁兴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志军

中国的国学知识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的很多智慧和道理，是非常值得借鉴的，尤其是在企业的管理和营销中，如果能够将所学习到的国学知识加以运用，相信能够获得企业的提升。每个企业都需要承担多种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员工的责任等，对企业自身而言，所承担的每一份责任，都是前行的动力。此外，在管理和对外经营中，将诚信作为企业的信条之一也十分关键，如此才能让企业走得长远。

近两年，为了使品牌得到更长远的发展，自主品牌更加重视售后服务，这也是对客户的诚信，在客户购车后，企业能否兑现之前承诺，这就是诚信的体现，买车只是一时的，但消费者在很长的时间内都要面临着用车、养车等问题，因此，并非给出售车的优惠多，就能取得消费者的信任，而是在日后的用车中，时刻从车主的角度出发，提供优质的服务，辽宁兴旗希望在沈阳成为一个诚信的企业，因此在这方面，企业也将更努力。

诚信构筑百年品牌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郭裕春

“诚信不欺，一诺千金”是中国商业精神的一条重要原则。

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也是旨在要求人们要诚信做人，诚信做事。

对于老字号企业来说，历经百年之后，老字号企业之所以依然充满了生命力，主要原因在于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对于任何一家商业企业来讲，想要在市场竞争中长久立于不败之地，诚信则是安身立命之本。

萃华金店从公元1895年诞生至今，一路走来可谓历史悠久，能够发展到今天的规模，与我们始终坚持诚信予人的理念是分不开的。这也是萃华金店继承“言必信，行必果”的儒家思想精髓的一种体现。

萃华企业宗旨是“厚德载物，诚信予人，商道即人道”，而“赢心盈利同在，金品人品共纯”的经营理念正是萃华诚信经营宗旨的反映，在诚信经营方面，我们确保每一件首饰质量都在授控之中，售出的每一件首饰都是合格品。

责任于企业发展是积极的

对于一个企业来讲，立足的根源是企业的责任感。单从“企”字可看，上面是个“人”，下面是个“止”，“止”在中国文化的概念中，代表脚趾，即，一个人翘着脚往上看。而企业实质就是领导者能够看到比其他人更远的愿景、承担比他人更多的责任。因此，企业不单是机构的代名词，又代表着更多的奋斗愿景。从儒家经典思想的角度来看，领导者应该代表的是一个群体所透露出来的一种特征、一种精气神，能做到厚德载物，把社会责任承担起来。

作为领导者，将员工凝聚在一起，企业的战斗力就会增强，由此来看，责任对于企业发展是非常具有积极意义的。

本组稿件由本报主任记者 甘晶　潘艳莉　本报记者 肖鹏 齐慧铭　沈阳　郭金凤　刘轶南　杨倩　陈天明　王浩　阚月　吴霜 常亮 整理

7月12日，华商晨报、清华大学国学总裁研修一班的学员们齐聚一堂，针对这一年多的国学研修与企业管理相结合，展开“清华论坛”。

本次论坛汇聚了地产、汽车、商业、家居建材等行业众多精英，他们在论坛上踊跃发言，畅谈各自所习国学智慧与企业管理结合的感受。
从国学智慧看企业管理

来源：华商晨报

华商晨报在2010年9月开始携手清华大学开办华商晨报清华大学沈阳地产总裁研修班。2011年，华商晨报再次联手清华大学开办国学总裁研修班。此举聚合了沈阳一流企业家的智慧，为沈阳经济区发展助力；搭建各大品牌企业交流、沟通和互动的平台；并满足企业决策者进一步提升整体素质的需要。

百战之后再读书。在经历了一年多的国学研修之后，身经商战的总裁班学员们将中国传统的国学精神应用于日常的企业管理中。通过此次论坛国学总裁研修班的企业老总对责任、诚信、爱心、品牌等方面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国学，一个民族的智慧精华；国学总裁研修班，涵养一座城市的智慧。本报主任记者 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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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从寿    时间: 2015年11月25日 17:23
国学智慧与管理创新

主讲人：张其成，著名国学家、国学管理创建人、养生专家、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北京易和书院院长、中国易学与科学委员会理事长、中国中医药文化研究会会长、国际易学联合会理事兼培训部主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总载班、卓越领导班特聘教授。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中华民族刚刚经历了一场灾难，这是一场自然的灾难。自然的灾难固然可怕，但是最可怕的是人为的灾难，或者说是文化的灾难和心灵的灾难。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以一场特殊的方式，我们一起来探讨怎么来预防这种人为灾难和心灵灾难的发生？所以我讲的题目是国学智慧与管理创新。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国学?

国学：

◇  中国传统学术文化

◇  国故？国粹？

◇  四部：经史子集

◇  易贯儒道禅（医）

◇  道统天地人（ ）

我刚才说到了我们最怕的是文化的灾难。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传统学术，现在有一个词，当然这个词已经100多年了，叫国学。但是这个词，它流行开来，我指的是学术上的流行，严格地说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的。本世纪初有一个国学热，一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好多人叫我预测，因为我主要是研究易学，问我能不能预测一下这场国学热什么时候能结束。我说国学热至少还要20年，甚至于还远远不止20年。为什么我要说20年呢？这是按照易学的说法，就是说从2004年到2023年，这20年我们走的一个运，叫“艮卦之运”，周易里面有一个卦叫艮卦之运。很有意思，我也不懂这是偶然还是必然，我都不懂。那么恰好就是在2004年左右，国学在我们的社会上开始热起来，尤其是我们企业界成功人士当中开始对国学感兴趣，在北大清华开设了一些国学班，面对企业家开设了一些国学班。而这些国学班总是要从周易开始讲起，一般都是我在讲，我非常有幸结识了好多朋友。2年、3年过去了，好多企业家老板还继续学国学。这很有意思，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学了国学，学了这么长时间，你有什么感觉？他们回答我四个字：“一头雾水”。怎么学国学学得一头雾水啊？他们说：国学先秦时期就有 诸子百家吧，现在讲国学的人也是诸子百家。以现在的诸子百家讲过去的诸子百家，你不一头雾水才怪呢。我一想，这有道理，所以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学国学，怎么来学才不一头雾水？不仅不一头雾水，而且能在现实生活当中，能够真正地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能够大家每一个人身体力行？所以我就在琢磨这个问题。后来我琢磨出来了三句话。我说你按照这三句话来学国学，你肯定不会一头雾水。哪三句话呢？一个中心，三个代表，两个基本点。你要是这么来学国学，你绝对不会一头雾水。什么叫“一个中心”？国学博大精深，但它是有一根主线的，是有一个中心的。把这个中心抓住，把这个主线抓住，这样再来学国学，你就一清二楚了。那这个中心是什么呢？我的观点就是“易”，一个字“易”。这个“易”字还不能说就是《易经》这一本书，不是这一本书的问题。那么“易”的里面也非常复杂，我们讲的主要是“易道”，“易”所体现的这个思想，这个精髓，这是核心，不是“易术”。易术具体的方法是干嘛？就是算命、看风水等等。这个不能说就是易道，这只是对易道的一种运用而已。首先要抓住“道”。这是我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观点，叫“易道主干”。什么意思啊？就这个意思，打个比喻，如果我们把中华文化，把我们的国学比喻成一棵参天大树，那么这个树的树根，就是伏羲八卦，这个树的树干就是易道，大易之道，这个树上长出三个枝，也就是我说的“三个代表”。所谓“三个代表”是指汉代以后，我们中华文化的三家：那也就是三个字：儒、道、佛，儒家、道家、佛家，儒教、道教、佛教，儒学、道学、佛学。这是“三个代表”。这三个代表，我是这么来理解的，是在这棵参天大树的树干上面长出来的三个枝，一枝是儒家，一枝是道家，还有一枝当然不敢说是佛家，因为佛家毕竟是古印度释迦牟尼创立的。

释迦牟尼诞生于公元前565年4月8日，在迦毗罗卫国。不能说它（佛家）是这个大树上是伏羲氏这里长出来的。大家别忘了，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反而是在我们中国生根开花结果，而在印度有600年佛教彻底没有了，主要是在中国。所以在中国，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就是禅宗。到隋唐时期，佛教形成八个宗派，但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就是禅宗，所以另外这个树枝准确地描述，我认为就是禅宗，儒家、道家、中国化的佛家，这个我想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三个代表”。“两个基本点”，我一会儿再说，那是国学的作用，在当今社会的两大基本用途，这一会儿再说。那么按照我们学术上的分类，尤其是按照我们文化的载体图书的分类，一开始是分六类，《七略》实际是六类不是七类。我刚刚讲了一门课叫中国图书分类精神。他们都说你这个应该给图书馆馆长讲，我说有机会应该讲。那么到后来呢，是在晋代魏晋时期，晋代开始就分四类了。这四类那就是我这里打的叫经、史、子、集。经史子集也可以这么来理解，我是这么理解的。“经”是个核心。如果说“一个中心、 三个代表”，也可以说“经”是一个中心。那么史、子、集是三个代表。“史”拿到今天的学术分类来说，主要是史学；“子”主要是哲学；“集”主要是文学。当然“集”里面很复杂，  但是可以简单地这么做分类，这是一种学术的分类。但是我认为，中国文化的精髓，一个中心是在“易”里面，“易”是群经之首，是经里面的第一经。经里面主要是五经，这五经的第一经就是《易经》。那么这三个代表呢，当然就是文化思想层面的三家，三足鼎立，儒、道、佛，或者说儒、道家、中国化的佛家，所以我就作了一幅对联，上联是易贯儒道禅，下联是道统天地人。这对联我一直不满意。因为什么？“道”出现了两次这是大忌，对对联的大忌。可是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更好的词。一会儿请你们给贡献一点你们的智慧。有人说对个“学”，我也是主张下联“学”，但我的意思就是“易道”，头两个字是“易”、“道”。“易”我们可以说《易经》内容非常庞杂。传统的分类是分四个部分：象、数、理、占，易象、易数、易理、易占，“占”占卜。也可以分成两类：易里面一个叫“易术”，就是具体的方法技术。                                    第二就是“易道”。我讲的是易道，这个易道的“易”，它当然可以统贯儒道，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一会儿会说，用一个太极图就给你作说明了。另外还有一个是“禅”，就是中国化的佛教。中国化的佛教——禅宗，我有一个基本认识，禅宗是印度大乘佛教的中观派和中国“三玄”结合的产物。“三玄”是哪个“三玄”呢？就是易、老、庄，易经、老子、庄子，所以这里面有“易”。下联是道统天地人。“易道”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这个简单的符号可以统领天道、地道、人道，这是《周易》里面自己说的：“易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三才”就是天、地、人。可是我们大家知道我们还有一枝，实际上不止这三枝，这三枝是非常粗的三枝。在一棵树上，还有一枝是什么？还是绿的？什么意思？就是说现在还在民间，或者准确地说，在我们人民大众当中还在使用的。你们说是哪一支？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如果加上它那就是“四个代表”。我老喜欢讲中国国学有四大金刚，除了儒释道之外还有一个千万别忘了，那就是“医”，中医。为什么要把中医拎出来？我一会用那个太极图就能说明了。

中医是还活着的，还在运用的中国文化的一个代表。我就对上联加了一个字，那下联大家也可以加一个字，加这一个字就反映了你的心态、你的价值取向、你的思维方式和你未来的走向，突然一下冒出来。由于时间问题，你自己想。你加这个字之后，就是你心理状态的一种表现，潜意识的一种感觉，很有意思。这个我已经讲了有一两千场了，叫大家对这个对联，很好玩。现在我们看一看我们的总书记是怎么说我们国学——中华文化的，我觉得他说得特好，他是这么说的。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和灵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是海内外无数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这就是我刚才一上来所说的最可怕的是文化的地震。因为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根基。大家发现了吗？这场地震是大地一动，你上面所有东西都毁了，所以这个根是最重要的。我们的根在哪里？是我们的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最核心的是什么呢？我的理解，那就是“一个中心、 三个代表”。

当然现在还要再加上社会主义的文化。但是我觉得中华民族的根就是“一个中心、 三个代表”。这是作为我们全体华人，无论你身处何时何地，只有中华文化，可以把我们凝聚起来。比如说两岸的统一，一打中华文化的牌子，谁都凝聚过来了。一打别的一个什么主义，那就可能比较难。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的血管里面流的都是我们炎黄的血，我们伏羲氏的血液一直在我们的血脉里面流淌着。它具体的体现就是这些文化，所以这个根基千万不能动摇。根基一动摇就地震了，所以我们说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是什么？我们大家仔细想一想，可能就明白了。大家还记得吧，稍微年纪大一些的人可能还会记得，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北京大学打出了一个口号，四个字叫“振兴中华”。现在不叫“振兴”，现在叫“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差一个字，“振兴”和“复兴”差一个字，我认为意义大不相同。什么叫“复兴”？复兴就是曾经我们辉煌过，但是后来衰落了。现在要重新恢复，所以这个里面，文化的含量在大大地增强。

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的大地就是中华文化。我不排斥其它宗教，都非常好，只要是宗教都非常好。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一定要站在我们民族的文化上面。如果叫它宗教也可以，我最不喜欢它们在打架。儒家是不是教，这有什么打头？其实一句话就解决了嘛。如果按照西方宗教的标准，儒家当然不是宗教。可是我有一个基本理论，都是多元的。如果说这个教的作用是把整个民族或者说有关的人群，给它建立一个精神支柱的话，那儒家当然也是宗教了。你要看怎么来区别，有什么打头呢？一句话不就解决了嘛。这些都不重要。我们重要的就是要把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主干给它支撑下来，这样我们才有了心灵的回归。这就是我的理解，恐怕就是总书记所说的“精神的家园”。家里面没有个支柱不行，对不对？光搭别的东西，没有个支柱会垮的。这个支柱，我认为就是国学的精髓、优秀的传统。国学里面也有很多非常混杂的，所以总书记提出来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在今天来说意义更加重大。我认为这场地震留给我们的影响当然是非常大的。

可是精神上的地震，我们已经地震了。在我看来，近代有三次大地震，我们文化上三次大地震。第一次，五四运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三次，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当然是正面的东西非常多，可是你们发现没有，改革开放的初期，有人就提出来全盘西化，它的代表有两个电视剧，一个是《河殇》，后来接着是《神州》。中华文明是黄土文明、黄色文明，将来文明的走向应该是蓝色文明，要全盘西化。这不是一场地震吗？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再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学国学？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第三句话。我不是说了三句话吗，第一，一个中心；第二，三个代表，那是回答什么是国学。为什么要学国学呢？那就是第三句话，叫两个基本点。按照北宋张载张横渠的说法，他有四个“为”。为什么要学国学？

◇  为天地立心，

◇  为生民立命，

◇  为往圣继绝，

◇  为万世开太平。

◇  修心——民族的心、企业的心、个人的心

◇  开智——思维方式、转识成智

◇  安身立命——内圣外王

学了国学，或者说我们人来到这个世上走一遭，我们是带有我们的使命来的。按照张载的说法是四个“为”，我想大家都非常地熟悉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大家仔细来回味一下，这四个“为”是太有意思了。第一个“为”，“为天地立心”，你说天地有没有心？天地的心是什么？大家仔细地想一想。所以这就是马上要讲到的两个基本点的第一个基本点。实际我说的两个基本点很简单，一个叫修心，一个叫开智。修心、开智就是学国学的两个基本点。我们现代人学国学究竟是为什么？一个是为了修心，第二为了开智慧。修心，是天地之心。那天地的心是什么？我的初步理解，但不一定对，是天地的本质，以及天地运行的规律。就是最重要的那个东西，一个人，按照我们的中医来说，人的心是最重要的，在五脏里面心是最重要的。“心为君主之官”，是一个皇帝。一个天地当中，那个最重要的就是天地的一颗心，你要找到。这个天地是说的人为生民立命。按照《周易》的说法，我们人一生下来，我们的灵魂就在外面游荡，叫游魂。学了国学、学了周易、学了儒释道，我们的灵魂就回来吧，回来吧，叫归魂卦。京房易里面分了8个宫，64卦分了8个宫，最后面两个：一个叫游魂卦，一个叫归魂卦。那归魂是什么意思？就是立命。我们找到自己的心没有？我们的命立住没有？学了国学，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心灵归宿，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我认为张载张横渠这位张夫子说得太好了，不愧是我的祖先。可是根据我的考证，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伏羲的后代。一会儿我要说伏羲的后代。我们这些人既然是我们古圣先贤，他们的后代，炎黄的子孙，伏羲的后代，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使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往圣”，我刚才说了，这些人都是“往圣”。继承他们的绝学，他们的学术快要中断了。尤其是近代，经过了三次大地震，快要中断了。然后“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太好了。这是什么意思，明白吗？按我的理解，这就是说将来世界的走向、文化走向，必定是以中华文化为主导的。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必定是以中华文化为主导。如果是以西方二元对立的文化为主导的话，就会怎么样？很简单，地球就报销了。地球非常脆弱，我们只有一个母亲，一个地球，只要甩一两个原子弹就完了。我们跟西方的那种二元对立，我有一个图来表示。是什么图呢？就是一张黑白分明的图，就是这种思维方式。一会儿你们如果有不同意见，我们可以讨论。总而言之，只有我们中华文化，可以为万世开出太平。中华文化主要是两个目的，就是学国学，学中华文化的目的，一个是修心。修心分三个层面：第一要修民族的心，也就是建立一个民族的信仰。我们中国当代最大的危机就是信仰的危机。信仰危机最大的表现，就是信仰的多元与信仰的缺失。那我们应该信什么？我认为就是要信以易为统领的儒道佛的那些精髓的东西。这是修一个民族的心。对于我们在座的老板来说，我们有的企业家对我们老板来说呢，修的是企业的心，要修一个企业的心。企业的心是什么？就是企业的一种凝聚力和创造。因为这也是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里讲过，文化是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然后要修个人的心这三个层面，最后落实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学了国学能够修心，修了心之后，至少按照我的说法，能有三个“不会”。第一，不会自杀，绝对不会自杀，你学了国学不会自杀。第二，不会郁闷。第三，不会痴呆。但是有的人不服气，于丹在电视上讲《论语》，于丹讲《论语》讲得非常好，讲得不错，讲得比我好多了。她的一个研究生自杀了，真的不是传说。我一着急，把我的十几个博士生召集起来，我说于丹的研究生前天自杀了，他们哈哈大笑。我说你们笑什么？老师，你是不是怕我们自杀？我说对了，不要给国学丢脸，因为我说过，学国学绝对不会自杀。昨天我在清华讲，清华有一个人就问我，他说张老师，为什么王国维自杀了？王国维不是学国学的，我说那是他要自杀给你看，他死给你看，真的。他就是为了一种文化的堕落、文化的衰落或者说文化的地震。他就要以他的生命来献给你们看。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所以他就在昆明湖自杀了嘛。我每一次到昆明湖，我都绕着（昆明湖）旁边走，我说这个王国维，静安先生从哪里跳下去的呢？居然没有一块碑。应该树立一块碑，叫国学大师静安先生殉难处。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你学会了国学，掌握了儒释道，以易为统领的一线串起来儒释道的精髓，你就很开心了，非常地快乐。我们人来到这个世上，按照佛家的说法叫呼吸之间，就没了。那你弄得那么痛苦干嘛？我原来是搞考据的，我是章黄学派传人，章黄学派的。《说文解字》我是通读的。《说文解字》9353个字，重文1163个，通读不是大徐本，是段玉裁的注，那就苦不堪言，所以我主编了中国第一部大辞典，是1992年。当时人家说张其成70多岁。你们现在看我多大岁数？还可以吧，也差不多70，但是比70要年轻一些是吧？越活越年轻，为什么？学国学，学得当然还没有学好。真的，你学了国学，真的可以开心、修心，修个人的心，第一，不会自杀；第二，不会郁闷，学了之后不会郁闷；第三，不会痴呆。所谓不会痴呆是什么？是我讲的下面一个，叫开智，开启智慧。什么意思呢？国学的思维，如果按照一项诺贝尔研究成果来说，人分左脑和右脑。左脑主管的是逻辑思维、语言思维、理性的思维、科学的思维。那么右脑呢，主管的是直觉思维、形象思维、体悟思维、灵感思维。如果按照这个研究成果，我们说我们的国学主要的是右脑思维。它是图像、形象的思维。这就是我们国学。

它的根，不就是伏羲八卦嘛。那个八卦就是一种形象。它更强调的是直觉、体悟、灵感，是这些东西。那么按照西方的科学研究，人是分有意识和潜意识。那么潜意识呢，主要是在右脑。那么你学了国学，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们好多老板一听国学课，他们为什么越听越喜欢呢？因为他的左脑思维越来越发达了。按照我的话来说，你两条腿，有一条腿太粗太粗了。哪条腿？左腿还是右腿？对了，聪明，右腿太粗了。为什么右腿？因为左脑管的是右腿，太粗太粗了，而另外一条腿，右脑思维太欠缺了。也就是说，左腿太细太细了，所以我们学了这个，不是说否定西方的，绝对不是，那叫井底之蛙。我是井底之蛙吗？不会的。我学了五个大学，所以我越学越笨，怎么样？左脑思维不行，所以学了这个，能开启我们的智慧。智慧主要是在右脑。我认为如果按照这个研究来说，那么这种右脑的智慧一开启之后，就改变了我们的一种思维的方式。按照爱因斯坦的说法，他说按照形式逻辑是带不来发明创造的。1加1等于2，1加1永远等于2。

而要用什么呢？用那些形象的思维，用那些直觉、体悟的思维，这往往能带来发明创造。所以国学有助于我们开启智慧。所以这样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安身立命，都达到了内圣外王。好，说了两个问题了，一个是什么是国学，一个是为什么学国学。什么是国学？一个中心、三个代表。为什么学国学？两个基本点。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下面我就简单说一下。刚才我说了，实际上我们所有中国人都是伏羲氏的后代。因为伏羲氏在炎黄之前。黄帝距今五千年，那么伏羲氏距今多少呢？当然，这个历史上还在考证。有人说六千多年，有人说七千年。我认为可能差不多七千年吧。因为那个大地湾遣址，就是甘肃秦安有一个大地湾遣址，那里的文化基本上就是伏羲文化了。因为伏羲氏就诞生在甘肃天水，这是历史传说。当然，是不是有，是不是真的？你们说是不是真的？伏羲氏，七千年以前伏羲氏，他有十大功德。

三圣与周易

◇  伏羲氏——作八卦

◇  周文王——演六十四卦：《易经》

◇  孔夫子——作十翼 ：《易传》

其中有一个最最最重要的功德，那就是作八卦。请问是不是真的？真的。但是回答得不响亮。真的还是假的？是有还是没有？有。好，有没有说没有的？有，那你拿出来，出土文物拿出来看。这个没有。我们现在发现的有一件最早的文物，是2005年5月12号发现的。在哪里呢？在河南淮阳。

李学勤教授他就认为，那上面刻了一个符号，那就是离卦，周易八卦里边的一个卦——离卦。用碳14检测发现，距今4500年不到7000年，甚至于还不到5000年。那么究竟有还是没有？学国学，周易叫“闻思修”。你现在在听我说，说了之后，我说的可能全是错的，所以你要思考。思考了之后，要修，要立即去做。这才叫学国学。那么究竟是对还是错？这个问题实际上我说了，大家来用你们的智慧想一想，来回答一下是有还是没有？伏羲氏作八卦，这个传说是有？还是没有？有。你要是按照现在科学来说，它也拿不出来。7000年哪有呢？那你要说没有，我们在座的还是不错，大概是可能有一点胆怯。我要说没有，你又一下说有了是吧。怎么回答？你说有这种回答，这种人肯定是有信仰的人，他们是幸福的人，是快乐的人，或者至少是可以幸福的人，可以快乐的人。那么我们还有一些人回答没有，但是悄悄地回答。但没有，我认为不要回答没有。为什么？说不定明天从哪里挖出一个来，它就有了呢。所以对古人的东西千万不要说没有。那你说我也不能说有，我没看到，我也不能说有，所以怎么回答？很简单。怎么回答？不知道。聪明啊。孔夫子就赞美你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那就叫智慧。但是，千万不要说没有。我们现在可悲的就是，我们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去较真，较真伏羲氏。你说伏羲氏作八卦，伏羲氏有吗？有，你拿出来。好多人还做考据，那是需要的。学术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可是我们说伏羲氏这个人究竟什么样子，我想再考个几千年，估计也难搞清楚。可是，我们中国人不能没有一个文化符号，不能没有一个信仰。在伏羲的大旗帜下，就可以把全中国人统一起来。你看， 黄帝也可以，黄帝这个旗帜也是非常响的。可是你要注意，黄帝不是还杀了蚩尤吗？蚩尤的后代在哪里？在海南。他们家人听说你是黄帝的后人，他跟你拼命啊。是不是？可是伏羲氏不是这样。伏羲氏这面大旗，这个文化符号，它可以把各民族包括我们汉族人统一起来，所以我们都是伏羲氏的后代。因为伏羲氏创立了第一个姓氏。我们姓什么姓什么，中国人不能没有姓的吧。那没有姓的，那你除外，都是有姓的。第一个发明姓氏的，据说就是伏羲氏。伏羲氏自己姓什么呢？姓风，大风的风。风就是天下一条虫，虫就是龙，所以伏羲氏是龙，是龙图腾的一种象征。伏羲氏十大功德里面最重要的功德是什么呢？很简单，作八卦，伏羲氏作八卦，这个《史记》里也记载，《汉书》里也记载，《周易》里更是这么记载的，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伏羲氏作了八卦就是这个样子。我有一个观点，自从伏羲氏作了八卦，于是就有了中国文化。所以说我们的国学博大精深，那最基本的就是它最原创性的就是这套符号系统，叫八卦系统。但这个八卦有还是没有？这个问题我已经说了，你就把它当作有就可以了。一种信仰，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意思。那么，这套八卦，可我现在就经常觉得很悲哀。因为我去新浪网、搜狐网上面做网上大讲堂，网上直播。这个网站上还有一些其他的门户网站上都有一个栏目，这个栏目的名字叫八卦。我点开一看，八卦新闻，所以八卦变成了一种什么了？这八卦新闻什么意思我不懂。我请教你们什么叫八卦新闻？一些编造的、乱七八糟的、还带一点色情的男女关系，那些东西，可能是吧。真是欲哭无泪。

还有一些人把八卦当作是封建迷信。可是我们想一想我们的邻国——韩国，它将八卦当中的四个卦，再加上太极图作为它的国旗。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家的国旗是这个国家精神的最高象征。你要对这个国家进行抗议很简单，把它国旗给烧了，这是最重的一种抗议方式。人家韩国把八卦当作国旗，我们中国人把八卦当作封建迷信，当作八卦新闻，你说这不是地震吗？所以我们中国，我刚才讲了，最大的危机就是信仰的危机。没有信仰了，他不知道信什么了。我好多国外的朋友就说了，我不怕你们中国经济飞速发达，我最怕你们中国人没有信仰。十几亿人都没有信仰，他就可以无恶不作，他就没有羞耻感，这是最可怕的。这种地震是文化的地震，是心灵的地震，是没有找到我们的命，没有找到我们的心。你说我们不知道它，可以吗？不可以，作为一个中国人绝对不可以。我是被我们北京市奥组委选为中医名家讲师团六位之一。这六位都是70多岁了，包括我。我上个礼拜在北京工业大学讲，讲中医文化。我一看，真是。当时我不好说，我只是说了这句。因为都是奥运志愿者嘛。我说，靠我们在座的各位，在奥运会上传播中华文化，真是难为你们了，那完全没有中国人的心啊。所以现在这个社会缺心、缺魂，也就是缺文化，文化就是心，是魂，也就没有一个精神支柱，没有一个精神信仰，多可悲呀。我们要信什么？我认为，首先要信这套符号，你把它搞清楚就行了。那后来的儒家和道家，你看，按照我的说法，因为《易经》它是易以道阴阳。这是《庄子》里面的话。这句话说得很好。周易自己是这么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易道。易道是什么意思？就是阴阳，所以说很简单。如果说中国文化，我们的国学用两个字来概括，是哪两个字呢？“阴阳”。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是个什么字呢？“易”。很好。这被我带上钩了，被我带上路了。就是“和”，当然“易”字充分体现了“和”，就是阴阳之和，这说得很好。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看，我说了中国传统文化到汉代以后主要是三足鼎立。我们佛家暂且不说，因为佛家还是比较复杂一些。我们就说这两家，一家是儒，一家是道。我们来看一看，儒和道这两家如果用一个太极图来表示的话，它就是在这个太极图里面。，这个太极图，一个黑的部分，一个白的部分，也可以形象地把它看成两条鱼。白鱼跟黑鱼揪在一起互揪，阴阳鱼互揪。白鱼里面有一只黑眼睛，黑鱼里面有一只白眼睛。这很有意思。这个就是我们中华文化，我们国学的一种最重要的精神和最重要的一种思维。我把它看成是源精神与源思维。这是区别于西方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那么请问：白鱼是儒家还是道家？儒家。对了。黑鱼呢？道家。儒家和道家是不是截然分开的呢？当然不是。是怎么样？白当中有黑，黑当中有白。所以这张图，大家发现了没有？漂亮不漂亮这张图？这是世界上最美的一张图。当然关于这张图究竟是怎么来的？它的来源如何？我专门写了一本书《易图探秘》。这里我不做学术性的论述，我只想说明的是，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我刚才说了一句话，世界的未来，一定要以中国文化为主导。我刚才说了，是吧？但是不是说排斥西方文化。为什么？大家来看，如果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比较而言，请问哪一个是白鱼，哪一个是黑鱼？聪明，白的当然是西方文化。因为西方文化是一种强势的文化、偏向于阳刚的文化，就跟我们比较而言。而我们呢，是偏于黑的。没有问题，跟它两个相比。所以这个阴阳是可以无穷无尽地分下去的。那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和西方文化也是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可是西方文化，当然，西方文化非常复杂，我说的是占主流的这种文化，它是排斥我们东方文化的。举个例子。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塞缪尔·亨廷顿的一篇文章叫《两种文明的冲突》。很简单，他就是把基督教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西方文化的代表，基督教文明和我们儒教、伊斯兰教文明是冲突的。在他看来，都是冲突，都是对立的。可是我们不是。我们可以融合它，好的东西一定要吸收，所以我希望大家，当然一两个小时这么讲了之后，肯定还没有太多的感觉。希望大家再来看一看我们的国学，这种文化将来肯定要在世界上占主导。那么儒家和道家这两家实际上是互补的，是互动的。其中它们至少都说了一个最基本的精神，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国学用一个字来概括，是一个什么字？“和”。你看，它们都强调“和”。好多人说“和”是儒家的，道家没讲“和”。儒家里讲“和”太多了。《论语》里讲的“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个是讲“和”的。

这个是儒家讲得非常充分的。道家没讲“和”，错。道家怎么没讲“和”？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就叫“和”。都是讲“和”，而且都讲“中和”都讲“中”。“多言术穷，不如守中”，“中气以为和”。“中气”我们通行本是“冲气”，马王堆帛书本是“中气”，要“守中”，守中道。我们为什么叫中国人？“守中”守中道。为什么叫中医？好多人说，那是中国的医学。错，什么中国的医学？那现在的医学是中医占主导，还是西医占主导？中医是什么？中和的医学。《黄帝内经》第一篇第一段上面就说了“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中和的医学。我为什么把医家要拎出来讲？因为你看，儒家偏向于讲阳，道家偏向于讲阴。请注意，绝对不是说我只讲阳，不讲阴，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太极图。而医家，中医是什么？它是在守中，在阴阳和合。所以中医看病是这样，一个人怎么有病？阴阳不和，怎么治病？调和阴阳。病治好了呢，阴阳调和，说得很简单吧。但是请大家务必要注意，越简单的东西越接近于真理。按照我的话来说，我们的国学，它的大智慧就在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那叫智慧。而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那叫知识。

学国学不是学知识，是学一种大智慧。国学里面，这两家是最重要的。当然还再加个佛家嘛，三家。再加一家呢，就医家。但是我呢，喜欢把易给抽出来，超越出来。因为易家它既不是儒家，也不是道家。我跟好多人打仗，原来我也喜欢打仗。现在好了，现在我不打了。你说得都对，我都错，不就完了嘛。有什么打头呢，是吧，好多人就争。一开始说，周易一般的说法是儒家五经之首。儒家五经的第一经就是易嘛，易、书、诗、礼、春秋。《易经》是第一经。在《四库全书》里经史子集，经里面的第一套那么多书，据不完全统计，在1911年以前，易学的书有2028种，这还是现存的，那还有大量流失的，收得还不全，就这么多书，这是易学的。那么我把它当作什么呢？传统上是把它当作儒家的经典，第一经典，《易经》为五经之首。道家讲三本书：易、老、庄，称为三玄之一，三本玄妙的书。所以儒家也争它，道家也争它。我有一个基本观点，《易经》究竟是哪一家？《易经》就独成一家，因为它最早是从伏羲氏（开始）。

国学经典

◇  易学：《周易》

◇  儒家：《论语》

◇  道家：《老子》

◇  禅宗：《六祖坛经》

◇  医家：《黄帝内经》

伏羲氏作八卦。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叫做“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经过了三位圣人伏羲氏、周文王、孔夫子，三个古代上古、中古、下古，所以它形成是最早的。老子和孔子是生于什么时间？公元前500年左右，老子生于公元前585年2月15日，孔夫子生于公元前551年8月27日，阳历9月28日，所以这一天马上，你看，你别笑，马上要成为教师节。当然，他要真不承认我也没办法。但是我还有一个提议，一定要把这一天定名为圣诞节。那你说12月25呢，那是耶诞节。我想我这辈子活着也没希望，但是教师节很快就有希望了。这个就是儒家。那《周易》这本书到底是道家，还是儒家呢？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既不是儒家，也不是道家，既是儒家，也是道家，儒道互补，它是一个过程。最早，你看从八卦来说，如果这个传说是真实的，当然我们相信它是真实的，是伏羲氏造的，这是源头吧，是一个根吧，中国文化的根吧。然后呢，到了周文王作六十四卦的时候，周文王他的儿子周武王后来把商纣王推翻。推翻的时间是公元前1046年1月25日。那他肯定是在公元前一千年以前，也就是距今三千年以前作的。而孔子、老子那是2500年以前，当然它得早，早期的，是不是？所以我认为这是没有大问题的。好多人较真，学术界怎么办呢？他要为这个来吃饭，要来争，那也是必要的。学术问题一定要去研究，但是我们信仰问题、文化的问题，我认为在当今社会更加重要，所以我现在有一点改了。我原来就是搞考据，现在我要传播文化。我希望我的传播还是有一点用途，所以我把它拎出来了叫易家。因此我说，国学实际上要读五本书。不瞒你们说，本人也是大学图书馆馆长。我的祖先厉害，他是国家图书馆馆长——老子。我认为孔子夫子是什么？所以我们搞图书的特自豪。能不能这么叫孔夫子——第一位国家级的图书整理员？他第一次整理六经，删定六经，所以是很自豪。所以，我作为一个大学图书馆馆长，我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书千万不要多看，一定要看经典，你看后边解经典的书，当然也可以参考，一定要看经典，经典是永恒的。你看我们这个经典流传了几千年。你比比现在好多是快餐似的那些书，我认为不看也罢，还有好多书的作者都不敢露脸的，那些书你们还敢看，好多人，我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注意，这些东西千万不要多去看。你至少就这个人名啊，看一看、翻一翻它的作者简介，他是研究这个东西的，你才能看。要看五部经典，国学五经，我认为第一《易经》，就是周易。第二《论语》。第三《老子》，也就是《道德经》。第四《六祖坛经》，那是中国佛教的代表，禅宗的。佛教只有一部叫经的，在中国的佛教，我们中国人写的佛学书不能叫经，只有释迦牟尼（写的）才能叫经，所以我们只有一部叫《六祖坛经》。第五部《黄帝内经》，。简单地说一说，因为我们在后面还有一个话题叫做与管理，是吧，但是我们在座的好像来的企业家还不太多，主要是它对人生的意义，就这些国学对人生的意义，总的来说是什么呢？就是儒家和道家这两个是阴阳。我们再回到这张图上来看一看，一个主要崇尚阳刚的精神，一个主要崇尚阴柔的精神。按照《周易》的话来说，一个是乾卦，一个是坤卦。乾卦里面可以总结出四个字，据说是孔夫子作的《易传》里面总结的《象传》说的，叫“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以儒家那种精神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一种刚毅的精神、进取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偏于阳的精神、与时俱进的精神。“与时俱进”这个词也是出自于《周易》，叫“与时偕行” 。周易的第三爻，乾卦第三爻，那这个就是儒家的精神，所以你看，我们的孔夫子这一生实际上就给我们，他的一生的那种历程，实际上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历程。孔夫子说了，“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73岁孔夫子去世了。这里面有一个最关键的点在哪里？大家思考过吗？所以说我们的圣人他走过的历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走过的历程，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你看“十有五而志于学”，就是十五岁而志于学，这是什么意思？一般的理解，包括有的讲《论语》讲得很好的（人）也都是这么理解，十五岁而立志于学习，那是完蛋了，那孔子肯定是弱智。你想一想，按照现在西方心理学的研究，人的记忆力最佳年龄是13岁以前，15岁是过了，13岁、15岁再来立志于学习，就说明他15岁之前没有好好学习，错过了人生记忆力的最佳年龄段。而你要知道，古代的这些学问，那些经典东西至少都要背下来的。那你过了15岁再来立志发奋学习，肯定是背不下来。我们说不是这样，实际上你考察一下我们的孔夫子，他是15岁才来立志学习的吗？当然不是。他3岁失去父亲以后，他母亲带着他。那他那个时候，他自己说“吾少也贱，多重鄙事”。 然后，那个时候就刻苦学习了嘛。那“十有五而志于学”什么意思？这点太重要。什么意思？而立志于什么？“学”。

这个“学”什么意思？立志于为学。古代这个“学”原来有一种说法，在《周礼》里面记载，就是8岁入小学，15岁入大学。8岁入小学，后来就有一门课，我是学小学出身的，你肯定说我也是学小学，你不是。小学叫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这叫小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这叫小学。我是学小学的，章黄学派就是学小学的。那么十五而志于学，这学的是大学。大家都知道有一篇叫《大学》，四书里面有一本叫《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是跟道串在一起的。那它这是什么意思？这点太重要了，这句话。也就是说，我们孔夫子在15岁的时候，他就立下了这个大的志愿，就像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一坐下去，他就发了一个大宏愿：我这一坐下去，一定要证得摆脱人间之苦的方法，否则的话，我就是粉身碎骨，我也不起坐了。我们孔夫子也是如此。他15岁的时候立下了一个大志愿：我这一辈子不干别的，我就“志于学”，也就是说立志于为学传道。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孔夫子在15岁就找到了人生的终极目标。

我经常问：我们在坐的找到了没有？我们自己找到了没有？我经常问那些企业家：我们找到了没有？我就来作这个企业，我要作成几个亿，几十个亿。那是不是一个终极目标？那不是。所以在我看来，我们作一个企业，当然，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但这不是终极目的。企业的终极目的是使得企业的所有的人都实现他的价值，都有幸福感、快乐感，这是他的终极目的。那这个可能跟钱有关系，可能跟钱没有关系。那就是要修心，要向我们的孔夫子学习，你绝对不会痛苦，所以我不是说了嘛，这就快乐。他15岁就找到了人生的终极目标，所以这也就是什么意思？我这一辈子是为这个而生，为这个而死，我管它这一路上我是成是败，当然成功最好，不成功也没关系，我反正在做这个事。大家找到了没有？你想想，闻思修啊，自己找到没有？你这一辈子来干嘛的？这个问题你想好了，你一切都想通了，你是为这个而来。然后呢，二十岁没说，二十而冠，按照古代的礼仪二十岁成年。二十岁成年，请注意，那是生理的年龄，成人了。可是孔夫子后来又说了“三十而立”。三十而立是什么？好多人说三十岁结婚了。那不是。孔夫子哪能三十岁结婚，有那么晚吗？没有。有人说：三十岁而建功立业了，事业上有了大发展了。这个呢，严格地说倒也不错。因为孔夫子也就在三十左右授徒，就是开始教学生了。所以说教师节马上要定为9月28日，因为他是第一个老师？错。他不是第一个老师，他前面有官学，他是第一个民办教师，第一个私人授徒的，大家要交学费，给他交就行了，十条腊肉，好。孔夫子三十而立，好像表面上看是指他三十岁开始授徒了，事业成功了，立起来了。其实大家想一想：他怎么能到三十岁的时候再来授徒教学呢？那最重要的是什么立起来了？是他的精神立起来了。他有一种独立的精神，这样才可以去授学。不像现在有的人今天看了两本书，明天就哇啦哇啦能去跟别人说，他自己还没有悟道呢。就像我一样，我也没悟道，现在就哇啦哇啦地说，所以我是最没有智慧的人。这是谁说我的？你知道吗？谁说我是最笨的人？谁说的？我的祖先——老子说的。老子说：“言者不知，知者不言”，所以你们都是大智者，我在夸夸其谈，所以我是最没智慧的人。

那我们的孔夫子呢，他是悟道了之后，开始在三十岁精神独立了，所以他传授给学生。然后“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五十而知天命”是什么意思？张载不是说“为天地立心”，天命也可以叫天心，这是一个意思。命就是心，或者叫性，心性，就是最本源的、最本质的东西。孔夫子是五十岁找到了天命，知天命。他十五岁找到了自己人生的终极目标，然后那个时候就逐渐地悟得了人道。然后到五十岁，他又知道天道了。为什么他知道天道？读《易经》。孔夫子读了《易经》之后，突然一下悟道。这个是历史书记载的，说孔子是什么呀？《论语》里自己也这么记载，他是这么说的：“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五十岁学《易经》，从此之后没有大的过错。五十岁读《易经》，他下了一个什么功夫呢？叫韦编三绝，是什么意思呀？就是把那个书，那个时候的书是写在竹简上的，竹简要用牛皮绳串起来，就是串起来的牛皮绳叫“韦”，用韦编起来的叫“韦编”。那个书都三绝，多次地断掉。“三”代表多次地断掉。你看他下了多大的功夫，就连我们孔夫子他也下了这么大的功夫。突然有一天读懂了，《易经》原来不是讲算命的，是讲天命的。就像我上一次在搜狐网作直播的时候我讲的，周易不是讲算命的，是讲改命的。周易就讲变，变变变，命是可以变的，而不是现在这些算命先生。所以我告诉你们，周易可不可以用来算命，当然可以。但是你就用这种方法可不可以？当然不可以。所以真理和谬误就相差0．0001毫米。大家仔细想一想，我们的孔夫子一下子从《易经》六十四卦、八卦一下子悟道了。这是讲一个天命，天命就是一个天道规律。当然这个天道规律也是人道规律，天人合一，也是人道的规律。于是他在五十四岁的时候，开始周游列国。人道也知道了，天道也知道了，这个时候才把他的那种学说，把他的道拿出去传播，五十四岁开始周游列国。周游列国14年，他拜访了6个国君。用一句话叫做什么？“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我们北大一位老师写了部书，叫《丧家狗》，犬不就是狗嘛。这是有一次孔子跟他的弟子们去传道的时候，跟他弟子们走散了。结果他的弟子就去打听，打听一个老先生，说老先生，你见到我老师了吗？那个老先生说：什么老师？是不是那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人啊？他的弟子很生气，回来之后，跟他老师讲了，老师，别人说你像条狗，一条找不到家的狗。孔子一听，哈哈大笑。孔子说，在对我所有的称呼中，就这个称呼最适合于我了，他就像找不到家的狗。他的家是什么？是精神的家园。他的精神家园，他的精神这套东西，人家不理他，6个国君都不睬他，有的还躲着他，即使跟他见了之后，也是应付他，那不就像丧家狗嘛。于是乎孔夫子在六十八岁的时候，回到了自己的家。所以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六十左右，所以叫“六十而耳顺”，耳朵顺，越骂他越好，这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人把自己彻底放下来之后，你就觉得太开心了，不要把自己当一回事。我有一句名言，张其成名言，叫做越要脸越没有脸，越不要脸越有脸。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是道家的思想。所以儒道两家要合起来，合成什么？就像周易的“易”字，那个“易”字上面是日，下面是月。当然“易”字有两个写法：一个写法就像“蜥蜴”，我主编的《易学大辞典》，把十几个“易”字我都收进去了。我现在要给你考证的话，你肯定吓跑了。我简单告诉你，“易”上面是太阳，下面是月亮，太阳代表阳，月亮代表阴，阴阳和合就是这张太极图，组合在一起，多美啊！这张太极图跟你们看的太极图一样吗？仔细看一看，一样吗？都不一样。你们所见到的太极图是两个半圆所构成的图，或者左右或者上下两个半圆。这是两个半圆吗？不是。这是凹进去的，是吧？凹进去，这么伸进去。所以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你们所见到的太极图99．9%都是错的。只有这张图是唯一正确的太极图。当然眼睛画大了些，应该是真正的是这个图。这个图是非常讲究的，可以用公式来表示的，这是跟八卦配在一起的。因为今天我就不讲八卦了，讲讲有一点难。简单就这个意思，它就是一个八卦的体现，每一个方位是一个卦，一共八个方位，是八个卦。那么我们儒家它要用卦来表示的就是乾卦，以乾卦为主，就是阳的这部分。阳的部分，乾卦在哪？在最上面，就阳的最多，你看白的最多，白的最多就是乾卦。正下面黑的最多，那就是坤卦。所以那个是道家的思想，是道家。然后这旁边呢两只眼睛是什么东西呀？也是两个卦，坎卦和离卦。这也就是说韩国国旗上选的4个卦，乾、坤、坎、离4个卦就够了。如果就这4个卦而言，我们说儒家强调的是乾坤，讲的问题都是用乾坤卦来表示的。

道家讲的是坎离，偏向于讲坎离卦，这是用4个卦来说。如果用2个卦来说呢，那就是乾和坤。那么道家偏向于讲坤，儒家偏向于讲乾，清清楚楚，中国文化一阴一阳，所以为什么说好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五种文明形态当中，唯独中华文化流传到今天呢？我认为就是因为一儒一道，一乾一坤，一阴一阳。如果只有一家会怎么样？所以现在好多我的师兄弟们有的人提出来儒教统领，要恢复儒教，那行吗？完蛋了，死定了。道教，完全地或者是道家思想统领一切，行吗？不行。儒道两家互补这才是中华大道、阴阳大道，你们说是不是？这样人才平衡。你不能光有阳性的，也不能光是阴性的。这是刚才我在采访的时候，我们记者在跟我采访的时候，我说了，我们的管理、我们的人生实际上是阴阳互补的，用两句话来说，叫做含刚强于柔弱之中，寓申韩于黄老之内。这是人家评价曾国藩的两句话，我认为说得很好。“含刚强”就把刚强的东西，刚强是什么？是乾卦，阳刚的东西含在里面，含在哪个里面？含在柔里面，柔弱之中，含在柔弱里面，内在刚强，外在柔弱。“寓申韩于黄老之内”，申是申不害，韩是韩非子，也就是要把法家的东西蕴藏在黄老道家里面，这就是太极图。所以中国文化说来说去，就是一张太极图，所以我们要学儒家阳刚的精神，像孔夫子这一生当中这种自强不息，为了传播他的道，他这种奋进的精神，这就是阳刚的精神。同时我们还要学我这个老祖先老子的精神。这个老子，这头牛画得不对，这是别人画的，不是我画的，颜色搞错了，应该青牛嘛，青色，非常讲究。为什么是青色？为什么骑牛不骑马？孔夫子骑马，老子骑牛，为什么？太有道理了。因为我刚才不是说孔子是阳刚吗，是乾卦吗，乾为马，坤为牛。那为什么是青牛，不是黑牛？不是白牛？青色是东方，所以我们大家都会发现老子是在函谷关那里，函谷关的官兵一看一团紫气东来。这是特讲究的。你们去过少林寺吗？少林寺好多人都去过，但是你知道那个嵩山有三个建筑，不仅是少林寺，少林寺是佛家的，还有一个道教的叫什么？中岳庙。还有一个儒家的或者叫儒教。我是赞成把汉以后的儒家叫做儒教的，特殊的儒教而已。那么它有一个建筑叫什么？嵩阳书院。好，我问大家这三个建筑，儒、道、佛这三个建筑是排在一条线上，从东到西的一条线上，如果叫你安排的话，谁居中呢？谁摆在中间？谁？佛在中央，道在中央，儒在中央，都猜到了。哪一个在中央？我问你这三个位置，哪一个位置最重要？东边，西边和中央这三个方位，哪一个最重要？中央重要，所以我们叫中国嘛。我们叫党中央，我们不叫党上边，中央最重要，中央不占四方而统领四方，所以要中，所以中国人讲中。中国人太厉害了，大大地厉害。那么这个中央呢，那你说儒、道、佛这三家在中国历史上哪一家最重要？儒，这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历史上一般的，当然了，也有时候有偏差。但是总体上是儒家更重要，所以儒家在中央。因此嵩阳书院在中央。东边是什么？那剩下的道和佛，东边是道还是佛？是道。恭喜你答对了，为什么？紫气东来。那佛家就在西，为什么在西？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崇尚西方。

因此，我们的唐僧，《西游记》里写的特有意思。《西游记》这四个人，实际上是五个人，加上小白马，实际上是五个人，这五个人就是五行。他们这五个人都有缺点，而且缺点极大，可是一组合起来，那是太强的一个团队了。我经常跟他们讲管理，你得向《西游记》学习。我们唐僧他没有别的优点，是吧？一见了妖怪，他也辩不清是非，没有任何优点。但是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很简单，两个字“取经”，再加两个字“向西”。这就是一个董事长，一个最高领导者，你就把握这个方向，我不管你怎么样，我就是做，你再有什么诱惑，或者受到什么折磨，我就是取经，向西取经，认准一个方向。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就这一点上他是属于什么卦？就这一点，就是乾卦的。乾卦属金命的，目标力极强。那么我们的老子，我的这个祖先，跟我们孔夫子他做的就不一样了。当然，他整个的传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最后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史记》的记载叫“不知所之”，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当然有一种说法，但这种说法绝对是不承认的。那个中国人为了排斥佛教，而传出来的一个说法，说他往西走，往西走，最后一瞅，到了迦毗罗卫国，一投胎变成了释迦牟尼。但这个说法叫“老子化胡说”。这是在汉代一个说法，但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千万不能这么说，他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到哪去了？问你到哪去了？什么不知道，这个肯定知道。到哪去了？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去了。所以老子啊，我认为儒家的管理和道家的管理，所以说管理实际上两个字阴阳或者儒道或者乾坤。我认为儒家的那种管理方式，乾卦的那种自强不息，与时俱进，不断地去激进、进取这种精神，我认为作为我们企业家来说并不缺乏，对成功人士来说，也不缺乏。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肯定就成功不了，是不是？所以我认为现在最缺的是什么？是道家的管理方式或者叫坤卦的管理方式或者叫坎卦？就是水，水性管理。这个水性管理是我们最需要的。

水性管理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第八章）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第八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第七十八章）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我这个字写得还行吧？这是用气在写的，上善若水，这是老子《道德经》里的。你看上边写了吾祖老子言，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就是水。所以现在我们最缺的就是水性的管理。那对我们老百性来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要向水学习，这是最需要的。这个水它太重要了。我在我那个书里，把它分析了十条，就这个《大道之门》。因为老子就讲门，打开了这扇门，我是企图打开这扇门啊，所以我说这本书你们如果要看的话，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可能我的观点是错的。可是呢，可能会给你一些启发，启发出你的一个新的思想来。因为这是我的感悟，我写的是怎么来琢磨这个水的，我琢磨了半天，你看我这个人就好琢磨，就老在那静下心来慢慢琢磨琢磨，我发现水有十大特点，那可能还有十一、十二由你来补充。这些特点，如果每一点用在管理上，那就太精彩了，所以一定要向水学习。《老子》第八章上讲了“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所以水就像道。如果说我们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儒家的思想如果用一个字来表示，是什么字？如果用一个字来表示孔夫子的思想，就是“仁”。道家思想用一个字来表示，是什么字？“道”。老子就在讲“道”， 通篇在讲“道”。那什么是“道”？老子怕我们不懂，老子像这些圣人都非常慈悲的，他就怕我们不懂，所以他怎么办呢？打比喻说道就像水，这是一个比喻。第二，道就像婴儿。第三，道就像少女。这一比喻你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你明白了它，你才能再做管理，才能做好我们的人生。他说：它为什么是最高尚的？它就是处在众人都讨厌的地方，那个物就讨厌，我们人喜欢往高处走，不喜欢低处，就讨厌那个低处，水偏偏到低处去，这样就完了，这样它就战无不胜。你说是不是？所以一定要向道家学习。好多人老把自己当作了不起，你越觉得自己了不起，那你越是怎么样？你就越容易衰亡。所以我后来又琢磨出来，我又琢磨了好多好多。这是老子用水来作比喻。那个水，你看，我在琢磨了。这个水呀，它是最厉害的。石头能不能把水给斩断，水可以把石头给滴穿，但石头能不能把水斩断？不可能。你说三峡大坝不是把水挡住了吗？那是你赖着不走。等你一抽，这个水又怎么样？合起来了，天衣无缝地合起来了。所以叫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而它的力量在哪里呢？在那个柔性，在那个韧性，所以讲，以柔克刚。大家想一想，我们的管理，我们的管理，你也可以分为阳性的管理和阴性管理。阳性的管理呢，偏向于那些制度化的管理，需不需要？非常需要。我没说不需要。但是这个呢？有好多人说用法家的思想，需不需要？需要。但是你光用法家，你就完蛋了。同志们，尤其是老板们，法家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法家太可怕了。

但是，必要的制度是需要的。我认为，法是第一位的，是需要。但是你不能像法家那样太过分，叫“法、术、势”，法家到韩非子最后总结出三个字“法、术、势”。你完完全全按照那个去做，你这企业非垮不可，而且你这个老板非死无葬身之地。历史的教训就是如此。何必要向他学呢？但是必要的法律是需要的。我再强调一遍，不要说张先生说了不要法家了，不是这个意思。什么东西很简单，你明白吗？你光用儒家行不行？不行。光用法家行不行？不行。光用道家行不行？不行。你不用行不行？更不行。很简单，就在那个度，只要守中，你就什么都对了，一偏，你就错了。我刚才说过，真理和谬误就相差0．01毫米。那我们这些制度化的硬性的东西，我们从西方学习。西方有好多完备的东西，一定要向他学习。可是我们一定要增加一些阴柔的东西呀，要像水一样的东西呀。其实，老子给我们打了一个比喻，我就说怎么做管理，老子的管理。老子这个人因为是我的祖先，我跟他有一句话，就从管理上说有一句话，老子是一个伟大的“阴谋”家。一定要注意，“阴谋”打个引号。我是带有无限崇尚的心情来夸耀我这个老祖先的。你别看他说无为无为，大家都知道老子说无为，无为不就消极嘛，这错了。老子的无为是为了无不为，老子的无为是达到一个最高境界，什么都战胜不了他了。所以我说老子大大地狡猾。明白吗？不要觉得无为，无为在家睡大觉。无为什么意思？无为是按照自然规律来为，不要人为的去做，不要强加自己的意愿，所以老子的管理有最精彩的一句话，我认为这句话太精彩了，叫做“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我可以讲两个小时都讲不完。我在给他们讲管理的时候，我就给他分析为什么“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我问他们值多少钱？那为什么我要问这个话？因为我们曾经请世界第一CEO杰克·韦尔奇到我们中国来。据说那一天给他的报酬是100万美金。实际上他就讲了20分钟话，然后上午一个对话，下午一个对话，上午跟TCL老板对话，下午跟华润集团老板对话。那些话呢，我有朋友去听了。我说那他讲什么20分钟？他说就讲了一句话。我说什么话？做企业就是做游戏，这句话就是100万美金。那我问你，老子这句话值多少钱？我就问他们值多少钱？那是价值连城，无价之宝，几百亿美金也换不来。“治大国若烹小鲜”，大家来考虑琢磨，而且他这个用词我不能说，我一说口水就下来了。你不相信你看，“治大国若烹小鲜”，你看它启齿呼的这个字，这口水不就出来了吗。什么意思？人家治理一个大的国家就像烹饪一条小鱼儿一样。怎么烹的？你仔细琢磨。我那个书上大概也是写了琢磨出十几点来，否则的话老子白说了。在你看来这一钱不值了，是吧？那么多钱，你至少看了这句话，你赚了几百万了。按照这个来做，太美妙了。今天时间有限，“治大国若烹小鲜”让大家来分析的。我在讲课的时候，有的人说，我说怎么烹小鲜？他说那就反正我不会做饭，你们谁会烹小鲜烹一个小鱼儿怎样？要翻它，不能翻。我看有好多人说要翻,完蛋了，这碎掉了。我就从这一点上来看怎么做管理？怎么做管理？就这一点，什么意思？对，千万不能朝令夕改，不能随意地去翻动，去人为,这就叫“无为而治”。“治大国若烹小鲜”是一个最充分的体现,就像这么来做，这才叫无为，而不是说在家睡大觉。那样你能治好一个国家吗？不可能的，你们仔细去琢磨，那句话的味道太足了，太好玩了。老子还说了要少，老子说了好多好多话，每句话在我看来都是那么地美妙。他说这个少，少是什么呀？老子说了“少则得，多则惑”，故“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要抓住那个“一”，“一”是最少的。零这个数字很晚才出现的。数字里面1、2、3、4、5、6、7、8、9、10， 1是最少，所以要少，要1。我们这有没有老板？有吧，教我们怎么做品牌，就这一句话，你说价值连城吧？我们现在做品牌，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要多。我这个品牌，我什么样的产品都用这个品牌，错了。大家考察一下世界前百位的品牌，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奔驰、宝马等等这些品牌都是单一品牌。一说肯德基你就知道是那个玩意。可口可乐就是那个玩意，你能说出别的吗？所以当这一个品牌如果它只代表，它能代表一个品味了，它的力量是最强的，所以越少越重要。这就是从八卦里得到的启发。因为这个时间太短，没有办法讲。本来我还要问你，哪一个男孩，哪一个女孩，我先问你一个吧，问你一个震卦，第四卦，乾一兑二离三震四 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中的那个震卦，那个两根线就是阴，那一根线就是阳。我问你它是男孩还是女孩？是属阳还是属阴？属阳就是男孩，属阴就是女孩，男孩还是女孩？ 我有一次在北大讲课，给他们大学生讲课，我说震卦，男孩，女孩？前面坐了一个男生他说：是男孩。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这不很简单，你看这两个女的和一个男的在一起，那谁重要啊？我说你是不是在谈恋爱？他说对。是不是有两个女生在追你？他说对对对。所以发现，对了。男孩子越少越重要，不是越多越重要。所以我们说“少则得，多则惑”。老子就总结出来了，越少力量越强。我再问你，我们幸福，什么叫幸福？是不是得到东西越多越幸福？幸福不在得到的多，而在计较得少。我们老子都跟我们说了，他说这个房子，在一个房子里面叫“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这是老子的原话，什么意思？我们盖一个房子开了窗，开了门，它的最大作用在哪里？这个房子的最大作用在哪里？在中间空的部分。你试想一下，如果这个房间里堆满了泥巴、石头，那这间房子还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所以人越空也就越有收获。我们为什么有迷惑，或者现在叫困惑，或者有一个词，一个时髦的词语叫“郁闷”。为什么？就是因为可供选择的东西太多，自己找不到北了，你不就郁闷了么，迷失自己了。所以我刚才讲了，从孔子的一生，我们也悟出来了。孔夫子15岁就找到那个“一”了，他就找到了那个“少”，最少。我就这一辈子就干这个，管你怎么骂我，怎么说我，挺好，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老子、孔子这里去寻找智慧，在《周易》里面去寻找我们的大道、我们的人生，一定可以是一个健康的人生、快乐的人生、智慧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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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从寿    时间: 2015年11月25日 17:25
朱汉民：反思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思想

来源：凤凰原创 作者：朱汉民

编者按：近日，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湖南高校10多位专家学者，作为湖湘文化和国学的友好使者，远赴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杜伦大学和纽卡斯尔大学等高校，通过演讲、论坛和对话等多种形式，传播和展示湖湘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教授先后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主讲《士大夫精神与中国文化》、在杜伦大学主讲《儒家管理哲学中的礼与仁》、在牛津大学主讲《儒、法的国家治理思想及其管理学意义》。以下是朱汉民教授在牛津大学讲座的主要内容。



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教授在牛津大学主讲“儒、法的国家治理思想及其管理学意义”

现代政治学特别关注政治治理的两个方面：能效和民意。这既是政治治理的目标，也是政治合法性依据。政治学家亨廷顿称其为“政体能力”和“政体类型”。政治治理的能效和民意之间既可能相互补充促进，又可能相互影响干扰。

中国传统政治的治理理念主要由儒、法两家构成，并且形成了儒法互补、王霸并用的国家治理结构。中国传统政治的长期稳定，就因为这一套独特的儒法互补的治理方式，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效能和民意两个目标。这一套儒法互补的治理理念、治理结构的历史经验，可以为现代管理学建构提供思想资源。朱院长从中国历史各个主要阶段中，详细阐述王道和霸道思想的产生及发展历程。





夏商周三代中，霸道治理首先指对外族的军事征讨和暴力征服，从而建立起以血缘为依据的封建制。同时也指朝廷对内部臣民的严酷刑罚和暴力统治，形成对王权建构和维护的统治秩序。王道治理主要体现在民本思想中，强调把民意与天命联系起来，将民意的力量理论化为天命，客观上制约着王权统治。三代国家关于霸道和王道相结合的治理经验，其实就是一种治理效能和民意表达达成相对平衡的机制，这是三代维持长久统治的原因。但是，这种治理效能和民意表达的平衡总是相对的，历史上许多暴君迷信权力，不顾民意的反对，导致政权崩溃。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分别继承夏商周三代王道和霸道的治理经验，分别在国家治理目标即“民意”和“效能”方面提出不同的国家治理目标和政治合法性依据。儒家将三代先王的民意为天、以德配天的观念发展为儒家的民本和仁政的政治思想体系，强调“立君为民”、“民惟邦本”、“民贵君轻”、“敬天保民”、“仁民爱民”等重要政治原则，表现出人民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民本”思想深刻揭示了政治治理目标的“民意”要求。儒家希望能够通过民本的政治原则而限制君主的政治权力，最终能够顺应和表达“民意”。儒家还继承了西周的“以德配天”的思想，提出让君主仿效三代的“圣王”，让士人成为“君子”。总之，这是要求统治阶层自上而下地自觉追求圣贤、君子化的道德理想人格，最终实现“敬天保民”、“仁民爱民”的国家治理目标。不足之处在于这种理念在传统治理结构中缺乏治理能效。

法家将三代先王对外族的军事征讨、暴力征服和对内部臣民的严酷刑罚、暴力统治的治理经验发展为法家的富国强兵、君本政治、严刑峻法的政治思想。法家思想在国家治理目标即治理的能力和效率方面有着突出优势，对正在争霸的诸侯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法家系统地提出法、术、势的学说，其实就是一种强调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效率的政治理论。“法”和“术”是维护“势”的重要手段，严刑峻法是君主治理能力体现，是君主治理国家的有效性保证。“势”是指君主的权力、权势、威势，法家尤其突出“势”的功用，强调“势”是君主治理能力体现，也是国家治理具有效率的保证。法家的治理理论以自然人性为基础，认为人性是趋利避害的，其行为皆出于利益而已，而人际关系也是一种利益交换，厚赏重罚立足于人的逐利本性，从而达成天下治理的最终目标。





秦国正是依靠法家思想强盛，最终统一六国，但秦帝国太迷信政治权力，太追求治理效能，完全蔑视普遍民意，否定道德文化的力量，所以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却突然崩塌，这与其政治治理结构的严重缺陷相关，不能形成权力的平衡。可见，儒家或法家、王道或霸道，任何一方均不能形成相对平衡的治理结构。汉代形成儒、法互补、王霸杂之的多元一体的治理体系，奠定了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模式。汉帝国建构起稳定的治理秩序延续两千多年，其国家治理模式贯穿了的古代中国。


最早把政治分为“王道”与“霸道”的是儒家。王与霸正好是儒、法两家的不同治理模式，儒家的理想政治以仁义道德作为统治原则和目的，是“王道”；法家的政治理想则强调以效能作为政治原则和政治目的，是“霸道”。但在历史活动和政治实践中，仅仅以“王道”或仅仅用“霸道”，皆不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治理。“王道”重德，关心民意；“霸道”重功，关心权位。但两者都有益于国家治理，故而“王道”和“霸道”须并用。从历史学、哲学的角度论证“王霸并用”原则的是南宋事功学派的陈亮。从义利统一的道德哲学论证了“王霸并用”的观点，肯定义必须体现为利，故义利双行，缺一不可。儒家本质上要求“内圣”与“外王”统一起来。

从中国传统的儒法互补、王霸并用的国家治理思想和运用中，将古代国家治理的经验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联系起来思考，寻求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为建立一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企业管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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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从寿    时间: 2015年11月26日 11:02
治理企业的奥秘——《论语》

张清平


　　习总书记前不久来到曲阜孔府考察。参观孔子研究院时，他饶有兴趣地翻看桌上摆放的展示的《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时，他拿起来翻阅：“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他还说：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一定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

　　这部书为什么叫《论语》呢？这要追溯到我国古代人写作的体例。古代书籍的写作体例，人体分为“著作”、 “编述”， “钞（抄）纂”三大类。由钞 （抄）纂而成的书籍，古人称为“论”。《论语》的“论”宇，实为排比资料、纂辑成编之意，“语”者，语录也，是集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汉书·艺文志》在解释《论语》一书得名由来时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夫子即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称之‘论语’。”由此可知，“论语”实为辑纂孔夫子及其弟子语录之意。

　　《论语》是我国的经典作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著作。古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论语在历代的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了。

　　自改革开放以来，投资者和企业高管们一直在苦苦寻求企业管理秘籍，前些年人们纷纷学习西方管理理论，到后来发现西方管理理论与中国企业实际情况“水土不服”。由于学习不系统，往往一叶障目，断章取义，反而把企业搞的更糟，闹出不少笑话。

　　在人们迷茫之时，习总书记的一番话如醍醐灌顶，指明了企业管理真谛就在《论语》中。

　　笔者近读日本作者写的《论语与算盘》一书，本书在论述《论语》）与商业应用如何结合，值得国内投资者和企业高管们认真一读。

　　关于日本政治走向不是本文讨论话题，但在日本研究《论语》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却比国内成绩斐然。在日本，“《论语》十算盘”已经成为一种著名的经营模式，其基本精神就是“义利合一”，即以公益为利，利即是义——承认谋利有其正当价值，但必须用道德对其进行规范指导，使其符合社会**。

　　该书探求二战后的日本在一片废墟上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了国力的根本性原因，不少研究者认为，这与儒家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延续是分不开的。日本“工业之父”涩泽荣一曾用《论语》作为培训企业管理者的必读教材；日本学者村山孚的《新编论语》在日本企业界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松下电器商业学院通过学习《论语》、《大学》等儒家经典，确立了“商业之道在于道”的经营思想。

　　笔者认为，符合社会**的经营模式就是商业之道。既是说：管理的最高境界在于融道于商，探求中华千年文化的精神传承：论语、孟子、道德经等百家著作之文化精髓，并一以贯彻于商业经营中，“义利合一”，从而成就永续经营，造就基业长青。

　　相比之下，国内企业界张口闭口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者多，谈论《论语》、《孔子家书》者少之又少，说明人们喜欢“术”这类小聪明，对“道”这类大智慧缺少深层理解，这又说明什么呢？浮躁！浮躁心态像雾霾笼罩着整个企业，也迷着了很多人的眼睛，毒化了人们心灵，人们看不清企业方向，导致企业做不优，做不强，做不长。三十多年来，世界500强里中国民企仍榜上无名，迄今没有出现一个类似麦当劳肯德基企业，足以说明了这一点。

　　纵观企业管理具体内容很多，归纳起来无非两个字：人和事。事又是人做的，所以，说来说去，企业管理归根结底落到一个“人”字上。《论语》解决人的问题。

　　粗看《论语》，不过是一本语录，篇幅也不长。可细细品来，孔子及其弟子的思想、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理念等几乎都包含在语录的字里行间。《论语》里最常见的词汇，无非是中庸、君子、礼仁云云。

　　中庸却是《论语》里最容易理解的而最难做到的。中庸，指的是人应该如何看待世间万物，如果对待这些问题时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

　　如何解读中庸？历来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指的是“对人处事采取不偏不倚、调和折衷的态度”。说中庸是骑墙派。如果什么东西都是A+B除以二，都折中，那就完了。

　　笔者认为，“中”，是整全的，由于我们水平知识所限，我们不可能同时掌握整全的，所以，中就变成合理。当它大小合理的时候，这个中，就代表大；当它小才合理时，这个中就代表小；当它极端才合理的时候，中就代表极端。什么东西只要都走在中间，那是不可能有长进的。

　　“中”是未发的中。“庸”是中节的和。这是合理的标准解释。没有发出去的就叫“中”，一发出去，发得合理就叫“庸”。这样去理解中庸就简单多了。比如人都有喜怒哀乐好恶之情，未发状态谓之“中”，发的合理适时，即为“和”。

　　孔子特别强调处理事情要“时中”，“时中”在企业管理中应该理解为时时刻刻都中节，时时刻刻都要合理。做的事事处处都合理，是不容易做到的，不是一般企业能做到的。但这是企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或许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好好学习明代名臣张居正。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卓越的改革家之一，在荣登首辅之位后，他理政达十多年之久。在这期间，他整肃教育，广揽人才，革新赋税，梳理刑政，一扫当时的萎靡、颓废之风，而他所做的一切都依据于《论语》与《孟子》。当然，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张居正绝不生搬硬套，而是结合自身所处的现实状况，有选择的运用《论语》中的管理思想。在担任万历皇帝老师期间，他曾为《论语》加注，并从中总结出“明大体”、“认本真”等主张。

　　时至今日，我们应该从《论语》中汲取什么？又如何将之活学活用到企业管理之中？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寻找到传统管理与当下管理的共同点。

　　今天的企业管理者越来注意到，在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员工的素质，依靠企业的培训力度，依靠团队文化建设的今天，孔子以人为本，注重学习教育和全面发展的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是很有借鉴价值的。

　　翻开《论语》，开门见山，孔子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为什么孔子将学习之事放在首位？足见学习之事重要，事关企业、个人的前途和命运。

　　比尔·盖茨曾经说过，如果80年代是注重质量的年代，90年代是注重再设计的年代，那么21世纪的头10年就是注重速度的时代，在未来的10年中，企业的变化会超过它在过去50年中的总变化。如今变化眼花缭乱，新鲜事物层出不穷，因此必须以接纳而非抗拒的心态面对今天的社会，而学习是任何事业成功的基础。日本的成功企业特别强调员工的学习，除了新职工上岗培训外，还要集中时间组织在职职工学习培训，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更应强化研修。边工作边学习已成了日本企业的风尚，他们的管理人员甚至在《论语》、《孟子》、《德道经》等古籍方面的研修，超过了我们的专家教授。国内企业管理者更是无法比拟。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管理学大师彼得·圣吉于1990年发表了一本轰动世界的书《第五项修炼》，该书于1992年荣获世界企业学会最高荣誉的开拓者奖，圣吉本人也于同年被美国《商业周刊》推崇为当代最杰出的新管理大师之一。该书的中心论点在断言：在新的经济背景下，企业要持续发展，必须增强企业的整体能力，提高整体素质；也就是说，企业的发展不能再只靠像福特、斯隆、沃森那样的领导者一夫当关、事必躬亲、亲力亲为。自己是诸葛亮，别人都是阿斗。未来真正出色的企业将是能够设法使全体员工全身心投入并有能力不断学习创新的组织——学习型组织。

　　为了使组织的实务能有效改善，管理人员必须将各种终生学习与实践的原理落实到每天的工作上。这些修炼与原则，已成功地发展为理论、工具与方法，实际运用于个人、小组与团队的学习当中。这就是圣吉归纳的五项修炼，特别适用于长期的组织改革上。这五项修炼也就是他第一本书《第五项修炼》的核心，包括自我超越、心智模式、共同愿景、团队学习与系统思考。美国的许多企业都接受了他的观点，对企业进行了“修炼”，结果企业面貌焕然一新，充满生机。

　　我们需要学习《论语》哪些内容？怎样理解这些内容？学习后结合企业实践灵活运用？这又是我们下一步需要继续探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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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从寿    时间: 2015年11月26日 11:07
浅谈国学与企业文化

天泵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 胡 刚

国学是企业文化的“基因”
　　国学一说，产生于上世纪初西学东渐的文化转型时期，当时为了有别于西学而提出了国学的概念。何为国学？严格意义说，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称：“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学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另一位国学大师吴宓认为：“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我以为，从广义上讲，对我们国家和民族之精神、性格和气质起影响作用成为特有的文化遗产都可称之为国学。
　　企业文化是企业组织在长期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并且是企业组织成员认可和遵循的具有本企业组织特色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环境氛围等要素的总和。
　　企业文化建设是培育和树立具有本企业特色的创新拼搏的企业精神。其内在联系为，员工是企业文化的主体，团队是企业精神的载体，这种内在联系表明，企业文化的本质是以人为本的人文化。在我们的国度里，无论是国企、民企还是外企（包括中外合资、外方独资），凡是中国血统的员工无一不可脱离地、不同程度地受到本民族国学文化的熏陶和感染，成为我们企业文化和企业文化建设的基因和营养。
　　而今，我们把国学文化和企业文化联系到一起是基于客观的必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飞速发展，但也不可无视市场经济、外来意识带来人们的浮躁情绪和心理困惑，究其根源，更多的是来自精神层面上的需求，这就催生了人们对文化根源的诉求，返本开源，去探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群体乃至个人的精神、性格、行为的形成，而这些都需要从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中去寻找答案，这就是当今国学热兴起的内在成因。我们的企业生存在现今这样的环境中，从企业管理来说，了解员工思想动态，培育先进企业文化，使员工将自身利益和企业发展紧紧的捆绑在一起，是企业家应该时刻关注的事情，这些在国学里都能找到影踪，如“四书五经”给我们讲述了为人处事的道理，《孙子兵法》使我们学会了把握市场竞争的战略和策略，《道德经》让我们了解了建设企业文化的重要性……总之，古人留下的博大精深的国学文化，是我们建设企业文化的宝贵资源，培养基因、汲取营养、放大资源、古为今用，一定会使我们的现代企业文化内涵更加深邃和丰富。
　　“和”是国学与企业文化的内核
　　“和”可以说是国学文化的灵魂，构建和谐企业是建设企业文化的主旨，显见，“和”是国学与企业文化的内核、联结点。
　　在博大精深的国学文化中，“和”的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早在3000多年前，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了“和”字。西周时期，周太史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更是经常运用“和”的概念来阐发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管子提出“畜之以道，则民和”；老子提出“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孔子的《论语》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中庸》提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我们的古人还强调，“和”，不是不分是非，不是无原则的苟同，而是“和而不同”，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体。
　　我们领悟国学文化的“和”思想，推动企业文化建设进而构建和谐企业，就是构建一个员工和谐、部门和谐、软硬和谐、远近和谐、内外和谐、发展和谐的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的统一体，这其中，员工和谐，即员工身心和谐、员工价值取向与企业价值取向和谐是基础。要造就这个基础的稳固与持久，须把握好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的相辅相成。
　　这里，不妨以周公制“礼”作“乐”的故事加以易释，周朝由武王克商开始了一个新的朝代，周由一个小小的邦国突然成为统治四方的大国，面临的是一片荒芜土地和一群不安分的殷商土著居民，特别是商朝的遗老遗少对刚刚诞生的周王朝更是耿耿于怀，整个朝纲礼崩乐坏，天下局面混乱不堪。东都洛邑建成后，周公还政于成王，为了辅佐成王安人心、定天下，便着手制“礼”作“乐”：一方面制定了大量的典章制度，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另一方面用“乐”来引导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尊崇，从而发自内心改变自己的行为。正所谓“乐由中出，礼由外作”，从而，稳定了当时的社会秩序，结束了原始的蒙昧状态，使华夏民族进入了一个“礼”“乐”文明的社会。
　　在现代的企业管理中，制度建设相当于“礼”，文化建设相当于“乐”。实践告诉我们，完美把握这二者的相辅相成，是建设企业文化、构建和谐企业的基本原理，按此原理操作会使企业受益匪浅。以我们天泵集团为例，天泵集团始建于1956年，一直以来是我国螺杆泵业公认的排头兵企业。2000年前后的六年间，由于重组背上了三个亏损企业的包袱，加之一度频繁更换企业经营者，给企业发展和员工心理造成负面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于2005年实施了从体制到机制的全面深化改革，仅在企业管理层面，精简机构50%，减少中层干部60%，用人用工分配完全绩效制，修订和完善100多项管理制度，再造管理流程。改革必然触及人的利益，会遇到阻力。而我们的改革能够得到广大员工的理解和支持，就在于文化建设与企业改革相伴相随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在出台各项改革措施之前，发动全员开展了为时两个月的厂情教育活动，和盘托出企业投入产出比，人力结构比和现金流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引导员工把个人得失与企业兴衰联系起来展开大讨论，使广大员工在忧厂患己的震撼中形成了和衷共济、重振“天泵”的共识和行动，企业很快驶入发展快车道。
　　2005年的那场企业改革，使我们对国学“和”思想的精髓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在后来的企业文化建设中，我们把“礼”与“乐”的基本原理转化为“严管”与“厚爱”的操作方式，逐步形成了一种人文管理的长效机制，即：强化思想教育，对员工进行道德导向；开辟多种途径，让员工参与民主管理；实行计划培训，为员工敬业增长才干；关心员工生活，使员工感受企业温暖。多年来，随着这种人文管理机制的运行，企业形成了一个凝心聚力、内和外顺的和谐局面。
　　企业文化是企业最本质的核心竞争力
　　培育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是所有企业致力追求的永续主题。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人们往往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有形的硬实力上，而对无形的软实力重视不够，尤其对无形软实力中的企业文化是生成核心竞争力的源动力更是缺乏足够的知与行。
　　软实力这个概念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创说，后来有学者把软实力引申应用于企业，形成企业软实力现代管理科学，它包括企业组织模式、管理技术和方法、企业文化、品牌战略、创新能力、企业内外部环境和谐指数等。与之相对应的是企业硬实力，是企业用以直接支持其市场行为的所有可量化的物质态要素，它包括企业的厂房、设备、资本、人力、产量、收入、利润等要素。
　　其实，硬实力即有形力、软实力即无形力，早在2000多年前已见著于老子的《道德经》。《道德经》第十一章讲：“三十幅，共一?，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在这一章用车轮、陶器、室屋三个比喻，讲解了“有”和“无”的辩证关系，最终得出结论：“有”只是给人以便利，而“无”才能发挥其作用。更重要的是，老子在《道德经》的第四十章又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进一步揭示了“无”是生“有”的本质与规律。
　　综上之说我以为：企业文化是企业“无”形软实力的核实力；企业文化是整合企业“有”形硬实力和“无”形软实力所有资源要素的源动力；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有”形硬实力加“无”形软实力的合成力。基于以上三点逻辑推理，我们可以论定：企业文化是企业最本质的核心竞争力。
　　之所以论定企业文化是企业最本质的核心竞争力，还在于企业文化体现一个企业一个团队的价值属性。这种属性的载体表现为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打造的员工价值取向与企业价值取向相融合的价值共同体，即：为客户创造使用价值，为股东回报投资价值，为企业积累发展价值，为社会贡献公益价值，为员工实现自身价值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培育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力量源泉，是将企业拼搏创新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博弈市场的物质力量的发动机。
　　总之，中华民族的国学博大精深、资源宝贵。今天，我们通过对国学与企业文化的探讨，意在求索现代企业文化与古老国学文化的对接，使企业植根于国粹的沃土中与时俱进的成长，以求把企业培育成立于世界企业之林的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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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从寿    时间: 2015年11月26日 11:11
著名国学专家段俊平：论《弟子规》对企业管理的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以儒家文化为主体修身养性的道德约束的著作很多，其中《弟子规》是流传和影响最广的儒家经典启蒙教材之一。《弟子规》共360句，1080个字，看似非常短的一本小书，但它是儒家文化的集中反映和精华所在，《弟子规》里蕴藏了中国人做人处世的大智慧，是儒家文化从伦理道德转变为行为约束的最主要的载体，《弟子规》传达的精神其实是中国人行为美德的集中体现。企业管理作为社会管理的一部分，它是塑造员工的伦理道德和约束员工行为规范的动态过程，所以《弟子规》对企业管理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我们知道，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文化管理，所谓的文化管理是最终能够实现员工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自动自发和无为而治是管理的终极目标。文化管理实质就是对员工的“心态”的管理。文化管理就是要使员工能够安心。员工做到“安下心来”听起来很容易，做到却很难。原因是当今社会人心浮躁，信仰缺失，社会道德体系没有形成合力，所以管理和安住员工的心是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古圣先贤留给我们的传统文化精髓是一付安心良汤，而《弟子规》是其中最好的安心管理宝典。用《弟子规》的理念建立的企业文化管理是企业从员工的心性入手的道德行为和约束体系，它是实现员工自我管理和达到无为而治最好的启蒙教育，因为《弟子规》是集中国人优秀品德的行为大全和自我修身养性最好的启蒙教材。《弟子规》也是管理中国化的最好途径，也是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根植在企业文化中最成功的实践。

    《弟子规》蕴含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精髓，是儒家文化最高道德和行为的观念的集中体现。清朝秀才李毓秀根据《论语》“学而篇”第六句：“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这几句话为精神内涵编写了《训蒙文》，并以“孝悌、谨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为组成部分；后来清朝学者贾存仁修订改编并改名为《弟子规》。这里的弟子是指孩子、学生和一切圣贤的弟子。“规”就是规范。如果我们想在企业中倡导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做人理念，那么《弟子规》就是最好的教材，因为《弟子规》实质就是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具体化、行为化和形象化的行为实践。

    《弟子规》里要求的孝悌是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有句古语“百善孝为先”，有孝心是做人的基础，企业中的每个员工只有做到孝悌方才可能处理好与其他员工的关系，我们设想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亲都不好，怎么能施仁爱于别人？只有有了家庭伦理才会有社会伦理和企业伦理。设想我们引导员工能把企业和同事作为自己的家和家人，那么这个企业就会有很强的凝聚力和生命力，我们提倡要建立生命型组织，生命型组织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有人性的光辉和人性的关爱，《弟子规》正是以引导人们发扬人性的光辉和关爱为主要宗旨的教材.

    孝悌引申很重要的是体现忠诚和感恩文化，“孝悌”可以引申为“忠诚”。因为只有做到“孝”才能做到“忠”。“孝”是“忠”的基础。培养员工的忠诚度也是企业管理很重要的课题。员工是否忠诚对企业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没有建立忠诚文化的企业很难达到基业长青，中国企业的忠诚文化已影响了中国企业的发展。有一份调查显示，中国大多数企业的员工在一个企业能坚持5年以上的只占员工数量的不到百分之二十，频繁的人员流动极大的阻碍了企业的发展，同时也不利于员工自身的发展。员工队伍的不稳定是中国企业家最为头痛的管理难题之一。员工之所以频繁流动，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没有忠诚度是一大主因。我们知道，中国近现代最有名的当属徽商和晋商了，员工从小就到商号中当学徒，而且学徒是不给工钱的，只管吃住，学完徒以后才成为伙计，从伙计开始几乎大多数都会为这个商号干一辈子，有的甚至服务到东家的下几代。我们看历史故事，无论是徽商的胡雪岩还是晋商的乔致庸，辅佐他的都是跟他几十年的“老臣”。可我们现在很少遇到这样的情景，企业员工是各领风骚一两年，没能耐的被企业淘汰，有能耐的职业经验刚有进步，就耐不住诱惑，就被其他企业挖走了。我们仔细分析，造成员工频繁跳槽的原因很多，跟许多管理模式紧密关联，比如绩效及分配体制，比如公司的发展前景等等，但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的企业无论是企业家本人还是员工，现在没有“忠”的价值标准和处事原则。

    忠诚就是人心。经营企业首先是经营人心，谁赢得了人心，谁就会成功。我们知道日本的丰田公司最著名的就是：丰田员工的忠诚文化。丰田早期员工的一些回忆录中记载：77岁的山本作夫，如果发生台风等灾害，就是在夜里，也会跑去公司；76岁的小野铁次郎，退休的时候，买了三套丰田的工作服，他对儿子说，就好好穿着自己的衣服安享晚年；77岁的土井三吉，祖孙三代都在丰田工作，要是让上大学的孙子也能进入丰田就好了；75岁的佐野三雄，用锤子敲打金属板，如果声音不对，就会被工长用锤子敲脑袋，当时几乎无人幸免，在车间还没有空调的夏天，他没有换洗的衬衫，还穿着冬天的衣服，热的大汗淋漓，工长把钱放到他裤子口袋里，说：“虽然很少，但至少可以买件衬衫。”“忠诚”是丰田成功的基因密码，精益管理也是建立在忠诚的文化基础之上的。

    忠诚是一种理念，是真诚和善良的集合，是我们每个人人性的基础。古人云“忠臣出于孝子”，一个人在家孝顺父母，工作中才会忠于职守。忠诚于企业是每位员工应尽的义务，员工的忠诚也是企业发展的需要。企业即父母，古人有衣食父母之说，所以员工应对企业的安排“应勿缓”“行勿懒”；应体现在生活和工作中的每件小事上，对工作失误要“须顺承”；要树立主人翁意识，爱企如家，将企业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与企业共荣辱，同命运。这就是《弟子规》对管理的现实意义。当然，我们要求员工对企业忠诚并不是一味的“愚忠”，员工也可以提不同的建议和意见，但这些都是源于对企业忠诚的基础上的行为表现。

    《弟子规》里除了能培养员工的忠诚度以外，最主要的还能培养员工的诚信度。诚信在任何时候都是塑造个人与企业品牌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凡出言，信为先”这六个字确立的诚实、守信、正直的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精神层面的最重要的纲要之一。

    此外《弟子规》里的泛爱众，体现了“大爱无疆”的哲学理念，企业须建立合作型企业文化，在企业内部要相互团结，相互学习、相互关爱，而对企业外部也要“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这样才能构建员工、企业、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型企业，这也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仁者爱人”的集中体现。

    《弟子规》里的亲仁，则是对企业家的要求，亲仁就是要求企业家一定要心底无私、匡扶正义，有坦荡的胸怀才有浩然正气。要把员工的道德品质与工作能力放在同等重要地位来建设。这与“德才兼备，人尽其才，人人成才”是异曲同工之意。企业一定要正本清源，树立正气，“能亲仁，无限好，德日进，过日少”是和谐的保证，是树立企业良好形象的前提。

    《弟子规》里的余力学文是要求企业一定要构建学习型企业，员工构建学习型技能人才的企业文化要素的具体表述。只有学习才能达到自信。“工夫到，滞塞通”，只有勤勉刻苦、努力学习才能做到“圣与贤，可驯致”。构建学习型企业也是现代企业文化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

    “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而余力，则学文”。《弟子规》从这六个方面阐述了中国人的处事方法和行为准则。对于企业来说，管人管事是管理的核心，而管人最好的法宝就是用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和中国人血脉里的民族优秀品格特征来形成员工自我管理约束。倘若用《弟子规》来培训教育员工，用《弟子规》的主要精神内涵而构建企业文化，一定会从人性的本质上解决管理上的难题，使文化力真正变成生产力。因为《弟子规》里的道德和行为上的法则和理念，其实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优秀品德和民族性格特征中最易唤醒的部分。

    《弟子规》实质是儒家文化“仁义礼智信”在社会和企业中的具体实践，也是中国人践行儒家文化时从“知易行难”到“知行合一”过渡的最好普及教材，《弟子规》是中国化企业管理的精髓。

段俊平简介：
著名国学专家、著名书法家、知名管理学者、国内多所大学国学及管理学教授、中国百名最具影响力专家，中华书画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华书画艺术产业联盟主席及北京东城书协副主席、内蒙古年度经济论坛执行主席、爱维龙媒中国化管理商学院院长，爱维龙媒管理咨询集团董事长。著有《大道行简》、《传承的力量》、《企业幸福力》等多部中国化管理专著。所撰写管理文章被《羊城晚报》、《读者》、“国务院国资委官网”等数百家媒体刊登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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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从寿    时间: 2015年11月26日 11:15
优秀的企业家一定是企业的保健师而不是神医

作 者：著名国学专家、著名书法家 段俊平

在企业管理中，人们往往把企业虽处于危难中却能力挽狂澜的企业领袖视为英雄，把企业虽屡经磨难却能带领企业屡屡度过难关的企业领袖视为传奇人物，员工和人们会把他们捧得很高，这种企业领袖一般很有魅力，一个企业和企业的员工能遇到这么一个企业领导无疑是很幸运的，但是这样的领袖是所谓的优秀企业家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此头疼医头和脚疼医脚的企业家风光肯定也是暂时现象。因为衡量一个领袖是否优秀，是否能被江湖认可，一定要看他对这个江湖的影响力维持多久，要看他领导的企业是否能基业长青，昙花一现的领袖不会成为优秀企业家的。例如早些年红遍整个企业界的蒙牛总裁牛根生，曾经被称为中国企业教父级企业家，其领导的企业蒙牛乳业被称为成长最快的企业。但现在牛根生早已成为江湖上的一缕青烟随风飘得无影无踪了。因为一个领袖要想能持久的称霸于江湖，一定是一个能让企业远离疾病、不得病和持续健康发展的保健师，而不是一个经常让企业得病而给企业不断输液和打针的所谓的妙手神医，虽然这个神医能使企业暂时恢复健康，但企业元气已经大伤，要想持续发展，已没有了足够的动力和能量。
司马迁的《史记》上有一篇关于名医扁鹊和他的兄弟的故事，魏文侯曾问扁鹊说：“你们三兄弟中谁最善于当医生？”扁鹊回答说：“长兄医术最好，中兄次之，自己最差。”文侯说：“可以说出来听一听吗？”扁鹊说：“长兄治病，是治于病情未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中兄治病，是治于病情初起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于乡里。而我是治于病情严重之时，在经脉上穿针管来放血，在皮肤上敷药，所以都以为我的医术最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天下。”这便是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扁鹊三兄弟故事。
这个故事其实很形象的说明了一个道理，真正优秀的企业领袖并不是一个能给企业制造暂时的奇迹和速度并能给企业吃药和打针的所谓神医，而是一个能使企业持续健康不得各种病的营养师和保健师，用行业术语讲一定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战略家和管家专家。
我们从蒙牛的牛根生案例中可以看出，从乳业巨头伊利出来的牛根生靠几个朋友凑起来的壹仟多万元，用先委托工厂出产品和先打品牌后建厂的理念带领蒙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用三年的时间跻身于中国乳业的前三甲，而后又炒作创造了一系列的营销事件，使蒙牛非常规的带病发展，仅靠牛根生的个人魅力在维持着这个速度与辉煌。虽然在牛根生如妙手神医般的治疗下，蒙牛取得了很大发展，但是正由于企业不注意对未来的风险控制，没有对企业许多致命环节做好防微杜渐的管控，结果蒙牛很快陷入各种丑闻当中，曾被奉为中国企业教父级的牛根生黯然下课，成为江湖中的悲剧人物而被定格。他的创业团队纷纷下课，企业落得个被中粮收购的结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因为牛根生医术高超，所谓的能左右逢源，所以他能使蒙牛创造奇迹，但恰恰又因为他的医术高超，带领企业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险境，所以才存侥幸心理，却没有在企业的事前和事中下功夫，没有一步一个脚印的把企业真正做的强壮，没有像扁鹊的两位兄长一样做到“不治已病治末病”。一个合格的企业领袖一定是一个太极高手，在充满节奏感中带领企业永续发展，而不是通过炒作和给企业吃补药使企业走向暂时的辉煌。昔日的三株口服液、秦池宴酒和爱多VCD都是所谓企业魅力领袖为了企业暂时的繁荣而导致失败的结局。
国外的企业如摩托罗拉、柯达公司也是缺乏远见、没有未雨绸缪及防患于未然的意识，结果轰然倒塌。世界上没有强者恒强的铁律，无论他看起来多么卓越，万里长征走了多远，如果一个企业领袖没有治未病的本领，那么这个企业不会基业长青，这个领袖也不会成为江湖霸主的。美国经济学家柯林斯在其《基业长青》一书中就指出，杰出企业领袖一定是“造钟”人，而不是“报时”人，他指出：拥有一个伟大的梦想，或身为高瞻远瞩的魅力型领袖，好比是“报时”；建立一家公司，使公司在任何一位领袖身后很久，经历许多次产品生命周期仍然欣欣向荣，好比是“造钟”。作为高瞻远瞩的公司能够坚持不断提供优越的产品和服务，原因在于它们是杰出的组织，而不是仅因生产优越的产品和服务才成为伟大的组织。”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魅力型领袖其实并不是企业最需要的，他也许把企业带到一个常人无法达到的高度，但后续的接班人很难延续他的辉煌，所以企业很可能得不到永续发展，而企业需要的真正的企业领袖是一个战略制定者、一个组织架构师和一个有忧患意识的管控家，只有这样这个企业才能基业长青，这个企业领袖才能奠定其历史地位，才能真正的成为优秀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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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从寿    时间: 2015年11月26日 11:17
国学与企业文化应互为皮毛

国学已越来越多地受到企业家重视。企业家的重视，无疑加快了现代企业文化引入国学经典的新一轮讨论。

　　文|江金骐（中国企业改革研究会公司研究部研究员）

　　9月24日，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在京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会并作主题演讲，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

　　习近平对国学的褒扬不仅于此。今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走访北京师范大学时，非常认真地表达了自己希望传统文化能够得到传承。在早些时候，也就是去年的11月26日，习近平到山东曲阜孔府考察时表示，要使中华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

　　随着中国进入“大企业时代”，企业文化建设被提到从未有过的高度，但是，无论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或是合资企业，在管理上统统采用了西方经济学的方法，与其相应的企业文化，无论喊出什么样的口号、设计出什么样的LOGO，或拟定出什么样的核心理念，但基本上是围绕着“规制”、“服从”、“流程”、“效用”各做延展。企业文化建设的这一基本取向，不能说不出效果，但实践证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水土不服者。企业出现排异，国学正是解决这个矛盾的“方子”。

　　为什么这样说，看看以下几件正在发生的事：第一件是，“2014北大管理与企业文化国学班”正在开课中，来自金地集团(600383,股吧)、赛特集团、光大银行(601818,股吧)、华夏银行(600015,股吧)、北京恒通集团、国美电器、长城葡萄酒等企业的高管，奔着“修身、明志”的目的坐进了课堂；第二件是“中国企业500强”新华联(000620,股吧)集团，在刚刚结束的年度培训中，专开“国学”课程；“中国机械工业百强”山东华兴机械股份公司，不久前实施以“国学养心，文化育人”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文化创新工程，为正在开展的“三提一优”活动提供了精神动力。除此之外，我们还经常听说许多公司，从高校邀请国学老师，开展形如“《弟子规》特训营”、“员工诵读感恩词”、“孝德建设大家谈”等形式各异、内容大同的学“国学”活动。

　　我们所说的企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组织里一群人，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趋向，但是，这种“求同存异”的存在，毕竟只局限于一个组织，体现为单一的经济体行为。反过来说，某一个经济体即使体现出良好的执行性和统一性，未必就能遵循良好的经济秩序、道德秩序。但是，如果将企业文化与“国学”进行对接和融入，那么，这样的企业文化很自然地涵盖着民族性、地理性、行业性，甚至由此衍生的企业“名称文化”、“老板文化”以及“团队文化”，都随时随地处于校正和补位之中。

　　文化就是人化。传统文化特别注重人的感受和人的发展，而国学就是以“仁义”为核心，对此，有国学专家将其概括为“一个中心、三个代表”，一个中心就是“人”为中心，三个代表即从精神层面、理论层面、价值观层面来解决企业经营中的利益冲突。

　　实际上，作为企业，如果文化没形成主流，企业的产品推广难免受限制，因为任何品牌都是企业文化的“外挂体”，不论是品牌还是产品，要想走出来，要想闯荡国际市场，如果品牌没有足够的文化做支撑，参与竞争的难度就非常大。

　　现在掀起“国学热”，根本一点就是要统一“情理法”。如果企业在讲情的时候忽略了理，那就是一种不平衡，因为国学对企业文化建设的作用，就是倡导建立一种信仰。中国最大的危机是信仰危机，表现在信仰的多元和缺失。把国学中优秀的成分精选出来，建立一种企业信仰，不仅让企业员工有归宿感，最终能凝聚正能量，获益的还是企业和企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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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从寿    时间: 2015年11月26日 11:21
国学大师曾仕强教授2014年厦门演讲会精彩语录

关于中国式管理

　　中国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关心，中国的企业家要把员工当亲人，才能成功。

　　现在很多人讲“同理心”，不要再讲了，中国人不可能有“同理心”，西方的理是法理，中国的理是情理，是不一样的。

　　领薪水不工作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腐败。

　　我们是一个没有英雄性的民族，中国需要的是集大成的人。

　　凡是在中国有成就的企业，一定是中国式管理。

　　现在一些老板规定干部24小时开机是不对的，真的有紧张到那个程度吗？老板没有理由剥夺别人的生活。




　　关于传统文化

　　读易经读到最后，会发现所有发生过的事情都是好的。

　　39岁开始读易经，到现在读了40多年，老祖宗讲的话都是对的，人有多面性，有些是我们理解错了，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对老祖宗要用恭敬之心。不要以批判的心理去读经典，否则就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经典里面要读的我推荐三部，易经，论语，道德经。

　　全世界的人被中国人同化很容易，但要同化中国人很难。我们的文化，“化”字很厉害，所以不要太担心被西方文化入侵。

　　全民学英语是没有必要的，小孩子到小学四年级再学英语就够了。不然一辈子没有掌握一门流利的母语是很痛苦的。

　　我们要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就是要“中学为用，中学为听”，我们的“学”是道学，是“体用合一”的，通俗的是说是“天人合一”。

　　世界上一定要有两种以上文化互相激荡，才会生生不息。比如说中美关系，有些矛盾，才能进步，凡是表面对中国不好的东西，都是对中国好的。以此类推，一个公司要保留5%不同的声音，这样才不会变成孤家寡人，才会进步。


　　关于房地产、电子商务

　　全世界的房地产都一样，不会一直往上走，也不会往下走，它会像龙头一样，地产企业是龙头企业，政府打压也是不得不打压。

　　一切事务都要做阶段性调整，要调整而不是创新，调到最后就是“与时俱进”。



　　中国的房地产今后只有一条路，就是文化地产，把文化融入其中，不是浮于表面。我们很多人对文化真的不了解，文化同工业化、商业化是相对立的，我们需要工业，但不需要工业化，我们需要商业，不需要商业化。

　　茶被炒作太厉害了，这是商业化的结果。茶要融入生活才叫文化，而不是另一种包装出来的“茶文化”。感觉到的就是做作，做作就是商业，感觉不到的才是文化。

　　电子商务最容易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人与人之间没有适当的接触性格就会改变。商业必须要有人情的东西在里面，否则会很“冷”。

　　刺激大家盲目消费也是一种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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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从寿    时间: 2015年11月26日 11:24
曾仕强：中国式管理的精髓是修己安人

10月10日，“中国式管理大师”曾仕强教授应论道天下文化传媒(中国)集团有限公司和云南博迪森商务有限公司的邀请，携其最新课程《21世纪的中华大道》——做一个术德兼修的堂堂中国人走进昆明为各界人士讲授国学，展示如何把国学思想融入现代企业管理中。“我很喜欢昆明，所以来过好几次。”78岁的曾仕强迈上讲台后，第一句话就拉近了和听众的距离。随后，这位被誉为全球华人中国式管理第一人、中国易学大师的他，作了题为《21世纪中华大道——做一个术德兼修的堂堂中国人》的全国首次讲座，带领近千名听众，畅游在文化的海洋中。

　　没有多元文化人类将毁灭

　　“现在世界都已经变成地球村了，没有东西方分别，我们要做国际人，这种话对不对呢？”曾仕强抛出了第一个问题，无形中调动了现场听众的积极性。

　　“如果我们都这样想，那中华文化很快就不见了。”他举例说，希腊文化不见了，罗马文化、埃及文化只剩下一个地名。为什么只有中国文化源远流长？

　　19世纪是英国人的时代，占领了很多殖民地，自诩日不落帝国。但英国人花了100年时间证明一件事：用武力占领是不长久的。美国人用100年时间证明了两件事：单边主义是行不通的；商业化会把整个人类文化吃掉。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搞“世界一同”。如果没有多元的文化，人类就会毁灭。

　　曾仕强谈道，《易经》给人们的是一套思路，而不是知识。道法自然的意思，就是道本身即是自然。什么叫道，道就是天理。天理有一个特性，叫难明。天理难讲，天意难测。

　　外国人很诚恳，实话实说；中国人永远有第三条路走，而且经常走第三条路。“我们有世界上唯一的三分法文化。”

　　“有客人来，你问他喝什么，是茶还是咖啡，他嘴上说随便，可你能随便吗？一随便，你就完了。”听完，台下听众会心地鼓起了掌。

　　中国式管理的精髓是修己安人

　　中国式管理的精髓是修己安人。这样就可以做到人与人之间的通力合作。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式管理以人为中心，西方式管理以事为中心。

　　美国式管理从1950年左右开始走下坡路，日本式管理从1980年左右开始走下坡路，现在美国、日本都在学中国式管理。“西方式管理，重在CEO，所以CEO一般会短命10年；日本式管理，重在员工，CEO就很轻松；中国式管理，重在人情。”

　　他举例说，如果董事长早早来公司，中层干部肯定也会早来。这个时候，董事长如果说：为了公司利益，我们应该早来。第二天，肯定都不会早来了。“我要是董事长，我会这么说：你们年轻人应该多睡会，我是老了才睡不着。这样，中层领导就来得越来越早。”

　　讲话一定要有技巧，但不能骗人。凡是直接把老板的话给员工讲，或是把员工的话直接给老板讲，都不是合格的干部。

　　科学发达，对人类知识的增进，有很大的助益。但是对于人们的道德，都没有什么作用。知识愈多的人，不一定品德修养就愈高尚，这是大家都看得到也想得通的事实。特别是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大家深信知识就是力量，更是重知识而轻道德，造成人类社会的莫大隐忧。西方文化以科学、法律为主，中华文化则以道德、艺术为生。

　　在知识经济时代，影响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决定企业的成功与否，实际上掌握在一个关键性的资源，那就是智慧资本。和谐社会所需要的管理，必须格外重视道德。管理者的道德修养，已经成为最大的无形资产。现代化管理，由于内外环境的快速变化，逐渐由以事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本。制度是必须的，然后制度化的管理很难发挥合理的应变力，不容易适时调整，以适应各种接踵而来的变化。人不可靠，必须加强品德修养，以提升其信任度。

　　所以道德的要求，日趋重要。管理是人的行为，必须重视人的生命，具有整体性，只能直观而无法加以推论。人的知识，必须和道德合一。我们的管理，才能够合乎人性。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中华文化的道德精神，应该受到重视，必须获得发扬，以增进知识的价值，提升人性的光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令举世刮目相看。相信中国式管理的道德意志和能力，必将不断增强。促使全世界的管理，要重视知识的同时，也能够提升道德精神。中国式管理应以安人为目标，依经权而应变，用将心比心来促成彼此的和谐合作。正本清源，洞悉人性，各界管理者方能实施真正适合中国人的中道管理。

　　人生就是要把“缺口”修圆

　　在谈到人生时，曾仕强说，每个人都有一个缺口，你的目的就是把它修圆，修圆就叫完人。做了完人，就该走了，不要太早修圆。诸子百家都讲修，修自己叫修身。

　　一个人不要管别人，要了解自己的缺点在哪。你只要修好它，就圆满了。太多人就是看到别人在修，自己也就跟着修，修了很多不该修的地方。所以说，中国人要了解自己，连自己都不了解，那就只能自作自受了。

　　现代人是没有人格的，只剩下一个位格。“我们今天有几个观念搞错了：中国人最讨厌的是圆滑，最喜欢的是圆通。只有圆通寺，却没有圆滑寺，就算有你敢进去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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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坤学    时间: 2016年3月25日 14:23
标题: 钱穆：中国人的九本书
（一）
中国有关人生修养的几部书是人人必读的。首先是《论语》。切不可以为我从前读过了，现在毋须再读。正如天天吃饭一样，不能说今天吃了，明天便不吃。好书也该时时读。再次是《孟子》。《论》、《孟》这两部书，最简单，但也最宝贵。如能把此两书经常放在身边，一天读一二条，不过画上三五分钟，但可得益无穷。此时的读书，是各人自愿的，不必硬求记得，也不为应考试，亦不是为着要做学问专家或是写博士论文，这是极轻松自由的，只如孔子所言“默而识之”便得。只这样一天天读下，不要以为没有什么用。如像诸位每天吃下许多食品，不必也不能时时去计算出在里面含有多少维他命、多少卡路里，只吃了便有益。读书也是一样。这只是我们一种私生活，同时却是一种高尚享受。

孟子曾说过：“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连做皇帝王天下都不算乐事，那么，看电影、中马票，又算什么？但究竟孟子所说的那三件乐事是什么？我们不妨翻读一下《孟子》，把他的话仔细想一想，那实在是有意义的。人生欲望是永远不会满足的，有人以为月入二百元能加至二百五十元就会有快乐。哪知等到你如愿以偿，你仍然觉到不快乐。即使王天下，也一样会不快乐。我们试读历史，便知很多帝王比普通人活得更不快乐。做人却会有不快乐，但我们不能就此便罢，我们仍想寻求快乐。人生的真快乐，我劝诸位能从书本中去找。只花三两块钱到书店中去，便可买到《论语》、《孟子》，即使一天读一条，久之也可有无上享受。

还有一部《老子》，全书只五千字。一部《庄子》，篇幅较巨，文字较深，读来比较难。但我说的是业余读书，尽可不必求全懂。要知：即是一大学者，他读书也会有不懂的。何况我们是业余读书，等于放眼看窗外风景，或坐在巴士、渡轮中欣赏四周景物，随你高兴看什么都好，不一定要全把外景看尽了，何况是谁也看不尽。

还有一部佛教禅宗的《六祖坛经》，是用语体文写的，内中故事机生动，道理机深邃，花几小时就可一口气读完，但也可时常精读。

其次，还有朱子的《近思录》与阳明先生的《传习录》。这两部书，篇幅均不多，而且均可一条条分开读，爱读几条便几条。我常劝国人能常读上述七部书。中国传统所讲修养精义，已尽在其内。而且此七书不论你做何职业，生活如何忙，都可读。今天在座年幼的同学们，只盼你们记住这几部书名，亦可准备将来长大了读。如果大家都能每天抽出时间来，有恒地去读这七部书，准可叫我们脱胎换骨，走上新人生的大道去。

——恭录 钱穆1962年12月2日对香港慕德中学师生演讲词《读书与做人》，此文收入《新亚遗铎》（新校本）一书。（九州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钱穆先生说“中国文化七书”

(二)

我在十年前，曾经提出一个主张。我说我们中国人，应有几部人人必读的书。西方人人必读的第一部，应是耶稣教的《圣经》（即《新旧约全书》）。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朱子选了一部《四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我个人则认为，我们今天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读书人，应该读四部书：一部是《论语》，一部《孟子》，第三部是《老子》，第四部是《庄子》。读了这面，还应该读那面，这就叫“一阴一阳”。在中国思想界里，一正一反，一积极一消极。

我可以告诉诸位，中国的读书人，从古代汉朝起，到近代清朝末年，他们讲的孔孟，其实没有一个不读《庄》、《老》。他可以反对《庄》、《老》，但不曾读过《庄》、《老》，如何来反对？当然讲道家《庄》、《老》的，亦同样没有不读过孔孟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以后的中国人，比较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至少应读四本书，《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我曾写过一本《庄子纂笺》，有人就骂我，讲孔孟而注《庄子》书，是挂羊头卖狗肉。但我又曾写过一部《论语新解》。我自有我的主张，此处亦不再详细讲了。

这四部书都是古代的。若要再读后代的，则我更举三部。一是禅宗慧能的《六祖坛经》。诸位并不信佛教，亦该一读。这书不仅唐代，此下宋、元、明、清四代人，多读此书，以及现代的西方人，读此书的亦不少。我们对此书自该一读。第二部是朱子选的《近思录》，把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张横渠四家言，分类收入。清代江水，又把朱子的话逐条为《近思录》作注，这就会合了濂、洛、关、闽五家言。亦值得我们一读。第三是王阳明的《传习录》，代表着理学家中的陆王一派。我们亦该一读。这三部书都是后起的。《六祖坛经》是纯白话的，《近思录》、《传习录》亦可说多半是白话的。

拿唐朝以下的三部，汇合上战国时代的四部，可成为中国新的“七经”。我想读了此七部书，始可知得我这次所讲中国思想史“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所在。但这只不过是我一人的说法而已。

——恭录 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新校本）九州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钱穆先生说“中国文化七书”

(三)

一 引言

略

二 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我想举的第一部书是《论语》。你若要反对中国文化，那很简单，第一就该打倒孔家店。当时立意要打倒孔家店的人，就都在《论语》里找话柄。如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说这是孔子看不起女人。又如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说孔子主张愚民政策。又如“子见南子”，把来编成剧本表演。拿《论语》里凡可以挑剔出毛病的，都找出来。至于如《论语》开卷所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何毛病呢？这就不管了。至少从汉朝开始，那时中国人就普遍读《论语》，像如今天的小学教科书。《论语》、《孝经》、《尔雅》，人人必读。《尔雅》是一部字典，现在我们另外有合用的字典，不需要读《尔雅》。《孝经》今天也不须读，已经经过很多人研究，《孝经》并不是孔子讲的话。我想《论语》还应该是我们今天人人必读的一部书。倘使要找一部比《论语》更重要，可以用来了解中国文化，又是人人可读的，我想这不容易。只有《论语》，照我刚才所讲条件，从汉朝起，到我们高呼打倒孔家店时为止，本是人人必读的，在中国没有一个读书人不读《论语》，已是经历了两千年。我们要了解一些中国文化，我想至少该看看《论语》。

既然要读《论语》，便连带要读《孟子》。讲孔子讲得最好的，莫过于孟子，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常合称孔孟。唐朝以前只叫周、孔，不叫孔、孟，这不能说不是中国后代一个大进步。说周孔，是看重在政治上。说孔孟，是看重在学术、教育上。至少从宋朝到现在，一般中国人都拿孔孟并称，所以我们读《论语》也该连读《孟子》。《论》、《孟》这两本书我现在举出为大家该读之书，读了《论语》有不懂，再读《孟子》，容易帮我们懂孔子。
既然讲到《论语》和《孟子》，又就联想到《大学》和《中庸》，这在宋代以来合叫做《四书》。实际上，《大学》、《中庸》只是两篇文章，收在《小戴礼记》中，不算是两部独立的书。但很早就有人看重这两篇文章。到了宋朝，特别是到了朱夫子，就拿《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合称《四书》。他说《大学》是我们开始第一本该读的。中间所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大纲领。把中国学术重要之点全包在内。使一个初学的人，开始就可知道我们做学问的大规模，有这样八个纲领。至于如何来讲究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就该进而读《论语》和《孟子》。这样读过以后，才叫我们读《中庸》。《中庸》有些话讲得深微奥妙，好像我们今天说太哲学了。所以朱子说，《四书》的顺序，该最后才读《中庸》。后来坊间印本书，《大学》、《中庸》的分量都太单薄了，就把这两本书合订成一本，于是小孩子跑进学校，就先读《大学》、《中庸》，再读《论语》、《孟子》，这就违背了我们提倡读《四书》的人的原来意见。可是《四书》认为是我们人人必读的书，从元朝就开始，到今天已经七百年。
我的想法，我们既然要读《论语》、《孟子》，兼读《大学》、《中庸》也省事，而且《大学》、《中庸》这两篇文章，也是两千年前已有，中间确也有些很高深的道理。我们不必把它和《语》、《孟》再拆开，说读了《语》、《孟》，便不必读《学》、《庸》，所以我主张还是恢复旧传统旧习惯，依然读《四书》，只把读的方法变动些。不要在开始进学校识字就读，我也不主张在学校里正式开这《四书》一门课。我只希望能在社会上提倡风气，有了高中程度的人，大家应该看看这《四书》。尤其重要的，读《四书》一定该读朱子的《注》。提倡《四书》的是朱子，朱子一生，从他开始著作，经历四十年之久，把他全部精力多半放在为《四书》作《注》这一工作上，因此朱子的《论孟集注》、《学庸章句》可以说是一部非常值得读的书。我们中国的大学者，多方面有成就，在社会上有最大影响的，所谓“集大成”的学者，上面是孔子，下面是朱子。朱子到今天也已八百年，我们不该不看重这个人。《四书》是两千年前的书，今天我们不易读。我们拿八百年前朱子的注来读两千年前的《四书》，这就容易些。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人注《四书》能超过了朱子。所以我希望诸位倘使去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一定要仔细看朱子的《注》。

我再敢直率讲一句，倘使我们读了《四书》，就不必读《五经》。当时宋朝人提出这《四书》来，就是要我们把《四书》来替代《五经》。读《四书》，即省力又得益多。至于《五经》，在汉代以来就规定为大学教材的，然而《五经》不易读。在汉时，已经讲得各家各说，莫衷一是。朱子也曾在《五经》里下工夫，但他一生，只讲了两部经，一是《诗经》，一是《易经》。可是他后来说他的工夫浪费了，他读《诗》、《易》所得，远不如他读《四书》所得之多而大。倘使我们今天还要拿《诗》和《易》来做人人必读的书，那就有些不识时务。至于《春秋》，那是孔子自己写的，但谁能真懂得《春秋》？朱子说，他对《春秋》实在不能懂。直到今天，也没有人真能懂。讲《春秋》的，就要根据《左传》、《榖梁传》、《公羊传》，把这《三传》的讲法来讲《春秋》，但《三传》讲法又不同。所以讲《春秋》的一向要吵架。朱子劝他学生们且不要去读《春秋》，现在人还要来讲《春秋》，这是自欺欺人。谁也不懂得。又若讲礼，《仪礼》十七篇今天社会上哪里行得通。而且从唐代韩昌黎起他已说不懂这部书。从唐到清凡是讲礼的，都得是专家之学，不是人人能懂，而且也易起争辨。若论《书经》，清代如戴东原，近代如王静安，都说它难读难懂。目前学者，还不见有超出戴、王的，他们如何却对《书经》能读能懂。所以我认为到今天我们还要来提倡读经，实是大可不必了。但我也并不是要主张废止经学，经学可以待大学文科毕业，进入研究院的人来研究。纵使在大学研究院，也该郑重其事。近代能读古书的大师如梁任公王静安他们在清华大学研究院作导师，也不曾提倡研究经学。若要稍通大义则可，要一部一部一字一句来讲，要在经学中作专门研究，其事实不易。王静安研究龟甲文，讲训诂，讲经学。据说他劝学者略看《仪礼》，因为名物制度有些和研究龟甲文有关。譬如一个庙，一项祭典，一件衣服，龟甲文中有些字非参考《仪礼》、《尚书》守古经典不可。一言以蔽之，我并不反对大学研究院有绝顶的高才生，真等经学专家作导师，再来研究《五经》，来一部一部作研究。可是从宋朝起，一般而论，大家就已不像汉、唐时代以经学为主。元、明、清三朝的科举考试，虽也考《五经》，实际上只要第一场《四书》录取，第二场以下的《五经》只是名义上亦加考试，而录取标准并不在此。这三朝来，如《通志堂经解》，《清经解》正、续编，卷帙繁重，真是汗牛充栋，不先理会这些书，又如何来对经学上有更进一步之新发现。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虽要提倡文化复兴，似乎可以不必再要人去读《五经》。读通《五经》的是孔子，我们今天读了孔子的书，也就够了。而且经学中也尽有孔子所没有读过的，譬如《仪礼》，这是孔子以后的书，孔子一定没有有读过。

今天我们要讲复兴文化，并不是说不许人复古，但古代的东西也该有一选择。更要是使人能了解。近人又认为《五经》虽难懂，翻成语体文便易懂，但先要有人真能懂，才能翻。若请梁任公、王静安来翻，他们必然敬谢不敏。在清朝时代讲经学，那时尚有个行市、行情。一人说错了，别人来纠正。今天经学已无行市、行情可言，大家不管了，一个人如此讲，别人也无法来批评，你是一个专家，尽你讲，没人作批评。却要叫人人来读你翻的，那太危险了。所以我想《五经》最好是不读，我们就读《四书》吧。

三 老子、庄子

但是我要告诉诸位，讲中国文化，也不是儒家一家就可代表得尽，还有《庄子》、《老子》道家一派的思想，从秦开始到清也历两千载。我们最多只能说道家思想不是正面的、不是最重要的。但不能说在中国文化里没有道家思想之成分。儒、道两家思想固有不同，但不能说此两派思想完全违反如水火冰炭不相容。我们要构造一所房子，决不是一根木头能造成的。我们讲文化，也决不是一家思想所能构成。

中国自汉到清，恐怕读过《庄子》、《老子》书的很多，不曾读过《庄子》、《老子》书的很少。如陆德明《经典释文》中有《庄》、《老》，但无《孟子》。宋以前不论，宋以后虽则大家读《四书》，但还是大家都兼看《庄》、《老》。我想要讲中国文化，应该把《孔》、《孟》、《庄》、《老》定为《四书》。儒、道两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阴一阳，一正一反，一面子，一夹里。虽在宋朝以下，所谓《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可是我们今天是要讲中华文化，不是单讲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里一根大梁，但其他支撑此文化架构的，也得要。所以我主张大家也不妨可以注意读读《庄》、《老》。《老子》只有五千言，其实《论语》也不过一万多字，《孟子》多了，也不过三万多字。今人一动笔，一口气写一篇五千一万三万字的文章并不太困难，读《论语》、《老子》、《孟子》三书合共不超过六万字，这又有什么困难呀！每天看一份报章，也就五六万字一气看下了。只有《庄子》三十三篇较为麻烦一些。但我想，我们读《庄子》，只要读《内篇》七篇，不读其《外篇》、《杂篇》也可以，当然喜欢全读也尽可全读。但《内篇》大体是庄子自己写的，《外篇》、《杂篇》或许也有庄子自己的话，或许更多是庄子的学生及其后学们的话加上去。《内篇》七篇也不到一万字上下，读来很轻松。

若我们要读《庄子》、《老子》的话，大家知道，《老子》有王弼《注》，《庄子》有郭象《注》，但两部注书实不同。从王弼到郭象，还有几十年到一百年，这个时候正是中国大变的时候，等于我们从民国初年到今天，思想、学术、社会上各方面都大变。所以我们看王弼注的《老子》，也还不太离谱。至于郭象注《庄子》，文章写得很好，可是这些话是郭象自己的意见，并不是庄子的原意。我们若要研究中国思想史，应该有一个郭象的思想在那里。他的思想正在他的《庄子》注里面。倘使我们喜欢，当然郭象的文章比较容易读，庄子的文章比较难读。但是我们读了郭象《注》，结果我们认识了郭象的思想而误会了庄子的思想，那也不好。因此我想另外介绍一本注《庄子》的书，那是清代末年的王先谦。他有一部《庄子集解》，这部书商务印书馆有卖，篇幅不大。有两个好处：一是注得简单。庄子是一个哲学家，但他的注不重在哲学，只把《庄子》原文调直一番，加一些字句解释便是。第二个好处是他把《庄子》原文分成一章一节，更易读。若你读郭象《注》，读成玄英《疏》，一篇文章连下去，就较麻烦。能分章分节去读便较容易。《论语》、《孟子》、《老子》都是一章一章的，只有《庄子》是一长篇，所以要难读些。也把来分了章，便不难。若这一章读不懂，不妨跳过去读下一章，总有几章能懂的。

诸位当知，这些都是两千年前人的书，此刻我们来读，定不能一字一句都懂，你又不是在个大学开课设讲座，来讲孔、孟、庄、老。只求略通大义即得。纵使大学讲座教授，有学生问，这字怎样讲？教授也可说这字现在还无法确定讲，虽有几个讲法，我都不认为对，且慢慢放在那里，不必字字要讲究。大学教授可以这样，提出博士论文也可以这样。写一本研究《庄子》的书，也可说这里不能讲，讲不通。真讲书的人，其实哪本书真能从头到尾讲，每一字都讲得清楚明白呢？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假读书的人，会把这些来难你，叫你不敢读，或者一样来假读不真读。这些话，并不是我故意来开方便之门，从来读书人都如此。能读通大义，才是真读书。或许诸位会问，那么朱子注《四书》不也是逐字逐句讲究吗？但朱子是个数一数二的大学者，他注《四书》为方便我们普通读《四书》的人。我们是普通的读书人，为要读书，不为要注书。而且我们只要普通能读，不为要人人成学者。这里是有绝大分别的。从前人说读《六经》，我想现在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定为“新六经”，那就易读，而且得益也多些。

四 六祖坛经

以上所讲都是秦朝以前的古书，但我还要讲句话，中国的文化传统里，不仅有孔子、老子，儒家道家，还有佛学。其原始虽不是中国的，但佛教传进中国以后，从东汉末年到隋唐，佛学在中国社会普遍流行，上自皇帝、宰相，下至一切人等信佛教的多了，实已成为中国文化之一支。直到今天，我们到处信佛教的人还是不少。印度佛教经典，几乎全部翻成了中文，如《大藏经》、《续藏经》，所收真是浩瀚惊人，而且历代的《高僧传》，不少具有大智慧、大修养、大气魄、大力量的人，在社会上引起了大影响，那些十分之九以上都是中国人，你哪能说佛教还不是中国文化的一支呢？这正是中国民族的伟大，把外来文化吸收融化，成为自己文化之一支。

据此推论，将来我们也能把西方文化吸收过来融化了，也像佛教般，也变成为中国文化之又一支，那决不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而且佛教是讲出世的，孔、孟、庄、老都是讲入世的，出世、入世两面尚能讲得通，至于我们吸收近代西方文化讲民主、讲科学，这些都是入世的，哪有在中国会讲不通之理？从前中国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治国平天下怎样不讲经济？又怎样不喜欢讲民主？我们何必要拿这所房子里的东西一起全搬出去了，才能拿新的进来。从前人讲佛教，拿佛经一部一部的翻，使中国社会上每个人都能读，何尝是先要把中国古书烧掉，抑扔进毛厕去。今天讲西方文化的人，却不肯把西方书多翻几本，有人肯翻，却挑眼说他翻错了。翻错了也不打紧，《金刚经》薄薄一小本，不也翻了七次吗？不论翻书，连讲话也不肯讲中国话，必要用英语讲，至少遇话中重要字必讲英语。这样，好像存心不要外国文化能变成中国文化，却硬要中国舍弃自己一切来接受外国文化，那比起中国古僧人来，真大差劲了。最了不起的是唐玄奘，他在中国早把各宗派的佛经都研究了，他又亲到印度去。路上千辛万苦不用提，他从印度回来，也只从事翻译工作。他的翻译和别人不同，他要把中国还没有翻过来的佛经关于某一部分的全部翻。他要把全部佛教经典流传在中国，那种信仰和气魄也真是伟大。

若使现代中国这一百年乃至五十年来，亦有一个真崇信西洋文化像玄奘般的人来毕生宏扬，要把西方文化传进中国来，也决不是一件难事。若使玄奘当时，他因要传进佛学先来从事打倒孔子、老子，我也怕他会白费了精力，不仅无效果，抑且增纠纷。

隋唐时，佛教里还有许多中国人自创的新宗派，以后认为这些是中国的佛学。这里有三大派，天台宗、禅宗、华严宗，而最重要的尤其是禅宗。在唐以后中国社会最流行，几乎唐以后的佛教，成为禅宗的天下。我这些话，并不是来提倡佛教，更不是在佛教里面来提倡禅宗，诸位千万不要误会。或许有信佛教的人在此听讲，不要认为我太偏，我来大力讲禅宗，我只说中国唐代以后，中国佛教中最盛行的是禅宗。这只是一件历史事实。因此我要选出唐代禅宗开山的第一部书，那就是《六祖坛经》。这是在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来写的书。这书篇幅不大，很易看，也很易懂。而且我们此刻自然有不少人热心想把西洋文化传进中国，那更该一读此书，其中道理，我不想在此详细讲。

我记得我看《六祖坛经》，第一遍只看了整整一个半天，就看完了，但看得手不忍释。那时很年轻，刚过二十岁，那个星期，恰有些小毛病，觉得无聊，随手翻这本书，我想一个高中学生也就应该能读这本书的了。如此一来，我上面举出的书里，儒、释、道三教都有了。也许有人又要问，你为什么专举些儒、释、道三教的书，或说是有关思想方面的书呢？这也有我的理由。若讲历史，讲文学，讲其他，不免都是专门之学，要人去做专家。我只是举出一些能影响到整个社会人生方面的书，这些书多讲些做人道理，使人人懂得，即如何去做一个中国人。若能人人都像样做个中国人，自然便是复兴中国文化一条最重要的大道。这是我所以举此诸书之理由。这样我上面举了六经，此刻加上《六祖坛经》，可以说是“七经”了。

五 近思录、传习录

从唐代《六祖坛经》以后，我还想在宋、明两代的理学家中再举两书。诸位也许又要说，理学家不便是儒家吗？但我们要知道，宋明两代的理学家已经受了道家、佛家的影响，他们已能把中国的儒、释、道三大派融化会通成为后代的“新儒家”。

从历史来说，宋以后是我们中国一个新时代，若说孔、孟、老、庄是上古，禅宗《六祖坛经》是中古，那宋明理学便是近古，它已和唐以前的中国远有不同了。现在我想在宋明理学中再举出两部书来：一部是朱子所编的《近思录》，这书把北宋理学家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张横渠四位的话分类编集。到清朝江永，把朱子讲的话逐条注在《近思录》之下，于是《近思录》就等于是五个人讲话的一选本。这样一来，宋朝理学大体也就在这里了。

也许有人说我是不是来提倡理学呢？这也不是。在《近思录》的第一卷，朱子自己曾说，这一卷不必读。为何呢？因这中间讲的道理太高深，如讲《太极图》之类，也可说是太哲学了。既不要人人做一哲学家，因此不必要大家读。下面讲的只是些做人道理，读一句有一句之用，读一卷有一卷之用，适合于一般人读，不像前面一卷是为专门研究理学的人读的，所以我们尽可只读下面的。我选此书，也不是要人去研究理学，只是盼人注重“做人”，则此书实是有用的。

最后一本是明代王阳明先生的《传习录》，这本书也是人人能读的。我劝人读《六祖坛经》，因六祖是一个不识字的人。当然后来他应识得几个字，可是他确实不是读书人。他也不会自己来写一本书。那部《坛经》是他的佛门弟子为他记下，如是的一本书，我说一个高中程度的人应能读。至于王阳明自己是一个大学者，但他讲的道理，却说不读书人也能懂，他的话不一定是讲给读书人听，不读书人也能听。而且阳明先生的《传习录》，和朱子的《近思录》，恰恰一面是讲陆王之学的，一面是讲程朱之学。宋明理学中的两大派别，我也平等地选在这里。教人不分门户平等来看。

六 结言

以上我所举的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共九部。九部书中，有孔、孟，有庄、老，有佛家，有程、朱，有陆、王，种种派别。我们当知中国文化，本不是一个人一家派所建立的。诸位读这九部书，喜欢那一派、喜欢这一派，都可以，而且我举此九部书，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此九部书其实都不是一部书，都可以分成一章一节。诸位果是很忙，没有工夫的话，上毛厕时也可带一本，读上一条也有益，一条是一条。不必从头到尾通体去读。倘使你遇有闲时，一杯清茶，或者一杯咖啡，躺在藤椅子上，随便拿一本，或是《近思录》，或是阳明《传习录》，依然可以看上一条、两条就算了。究看哪些条，这又随你高兴，像抽签一样，抽到哪条就哪条。
或有人说，中国人的思想就是这么不科学，没系统、无组织。但我认为中国思想之伟大处，也就在这地方，不从一部一部的书来专讲一个道理。我们只是一句一个道理、一条一个道理，但那些道理到后却讲得通，全部都通了。西方人喜欢用一大部书来专讲一个道理。像马克斯的《资本论》，老实说，我从没有时间来读它，其实西方人真能从头到尾读它的恐怕也不多，如果马克斯是一个中国人，他受了中国文化影响，我想只很简单两句话就够了，说你这些资本家太不讲人道，赚了这许多钱，也该为你的劳工们想想办法，让他们的生活也得改好些。这就好了。如此说来，他的话也是天经地义，一些也没错。但西方习惯，定要成为一家的思想，只此一家，别无分出，于是不免要装头装尾，装出许多话。于是，历史的命定论、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种种理论都装上。本是讲经济，讲资本主义，后来不晓得讲到哪里去，毛病就出在这些加上的话。

我对西洋哲学，当然是外行。但我觉得一部书从头到尾读完，其实也只几句话。但他这几句话，必须用许多话来证。中国书中讲一句是一句，讲两句是两句，不用再有证。只此一句两句已把他要说的道理说完了。所以西方哲学，是出乎人生之外的，要放在大学或研究院里去研究，中国人孔、孟、庄、老所说的话，是只在人生之内的，人人可以读，人人也能懂。从这个门进来，可以从那个门出去，随便哪条路，路路可通。我们中国人认为有最高价值的书应如此。

我所举的这九部书，每部书都如此。可以随你便挑一段读，读了可以随便放下，你若有所得，所得就在这一条。如《论语》云“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你若到外国留学去，这段话对你恰好正有用。我们此刻要讲中国文化，孔子思想，卑之毋甚高论，即如“言忠信、行笃敬”六字也有用，难道有此六字，便使你不能留学！必得先打倒孔家店才能留学吗？若要民主与科学，有此六字亦何害？你到外国，言不忠信，行不笃敬，你在家里，你到街上，言不忠信，行不笃敬，到底会行不通。难道你嫌孔子讲的思想太简单？但中国思想的长处就在这简单上。我不说外国思想要不得，但和我们确有些不同。正如一人是网球家，一人是拉小提琴的，你拿打网球的条件来批评拉小提琴，只见短处，不见长处；只有不是，没有是处。你总是要我把小提琴丢了，来打网球，那未免太主观太不近人情。我们不能尽拿外国的来批评中国，等于不能拿狮子来比老鹰，老鹰在天上，狮子不能上天去。
我这样讲，你说我顽固守旧，那也没法。我在小孩时最受影响的有一故事，试讲给诸位听。那时我在初级小学，那是前清光绪时代，一位教体操的先生，他摸摸我的头，问我说：“你会读《三国演义》是吗？”我说“是的”。他说：“这书不要读，开头就错了，什么叫做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治一乱，这都是中国人走错了路，中国的历史才这样。你看外国，像英国、法国，他们治了还会乱，合了还会分吗？”那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中国人崇拜西洋，排斥中国自己的那一套心理，前清时代就有，我在小学时那位体操先生就是思想前进早会讲这些话。但现在的英国、法国又是如何呢？我的意思，还是劝诸位且一读这九部书，也不劝诸位去全部读，可以一条一条随便的读。读了一条又一条，其间可以会通。如读《论语》这一条，再翻《论语》那一条，这条通了，那条也可通。读了王阳明这一条，再读王阳明那一条，其间也可以通。甚至九部书全可得会通。

我提出了这九部书，照理我该提出第十部，我们蒋zongtong提倡复兴中华文化，就是要实行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应该是今天的guomindang一部人人必读的书，《三民主义》并没有抹杀中国文化，在近代可说是独出人群一个大见解。也可定为中国人一部人人必读书，可是我今天只想举几部古书，不举今人的著作。因此也不把《三民主义》举在内。

这九部书中，也不一定要全读，读八部也可七部也可。只读一部也可。若只读一部，我劝诸位读《论语》。《论语》二十篇，至少有几篇可以不读，譬如第十篇《乡党》，记孔子平常生活，吃什么穿什么，那一篇可以不读。最后一篇《尧曰》，不晓得讲些什么，也可不读，只《尧曰篇》最后一条却该读。如是一来，《论语》二十篇只读十八篇也好。十八篇中你不喜欢的，也可不必读，譬如上面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一条，你说不行，你不读这条也好。哪一部书找不出一点毛病，不要把这一点毛病来废了全书。你不能说孔子这人根本就不行，当知这只是一种时代风气，时代过了，那些便只是偏见，很幼穉，很可笑。《孟子》的文章是好的，《庄子》文章也好，若不能全读，只读《内篇》，就《内篇》中分章分段把懂的读。其余各书当然一样。我们既不是要考博士，又不是应聘到大学里去当教授，既为中国人，也该读几部从前中国人人人读的书。若有人把这几本书来问你懂不懂，你尽说不懂便好。你若把书中道理你懂得的讲，人家会把西洋人见解和你辩。那是急切辩不出结果来的。只要我读了一遍感觉有兴趣，自然会读第二遍，读一条感觉有兴趣，自然会读第二条。

让我再举一故事。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十九岁时，那是民国二年，已在一小学里教书。一天病了，有一位朋友同在一校，他说他觉得《论语》里有一条话很好，我问哪一条，他说“子之所慎，斋、战、疾”一条很好。他说你此刻生病，正用得着，应该谨慎，小心一点，不要不当一件事，不要大意，可也不要害怕，不要紧张，请个医生看看，一两天就会好。我到今天还记得那一段话。还觉得《论语》此一条其味无穷，使我更增加读《论语》的兴趣。你不能说今天是二十世纪，是科学时代，这一条七个字要不得，不能存在了。其实在《论语》里，直到今天还可以存在的，绝不只这一条七个字。如“言忠信，行笃敬”，这条能不能存在呢？“子曰：‘学而时习之……’”这条能不能存在呢？你若用笔去圈出其能存在的，第一遍至少圈得出二三十条，第二遍可圈出七八十条都不止。

还有一位朋友问我对《论语》最喜欢哪一条，我一时感得奇怪，说我并没注意喜欢哪一条。我反问他你喜欢哪一条呢？他说他最喜欢“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那一条。那位先生比我还要穷，他喜欢这一条，是有特别会心的。我仔细再把这一条来读，我说你讲得好。回想那时，民国初年，在小学里教书，还能有朋友相讨论，此刻是不同了，肯读《论语》的人更少了。

我今天所讲，当然并不是一个学术上的问题，读书得其大意，为自己受用。若能成为风气，大家来读，那时情形就更不同，可以互相讨论，可以温故知新，可以各自受用。不论政、军、商、学各界，学科学的、做医生的都可读，医院里的护士，店铺里的伙计都该读。此刻的问题我所举的九部书是不是可以替换？这也无所谓。只要是大家能读，容易读，而读了又有用。

今天我大胆的提出这九部书，这九部书，可以减，可以加。有几部该读注，有几部不要注。从前我曾把王阳明先生的《传习录》作一节要本，并不是说某几条不重要故节了，我只把《传习录》里凡引到《大学》、《论语》、《孟子》，引到其他古书的都删了，我要使一个只懂白话，一本古书也没有读过的，让他去读这节本，我是这样节法的。我想诸位劝别人读阳明先生的《传习录》，他要说他没有读过中国古书，好了，凡是里面引到《论语》、《大学》、《孟子》种种古书的暂且都不要读，不好吗！等他读了有兴趣，再去找本《四书》看，自然会把自己领上一条路。最难的是对中国无兴趣，对中国古人古书更无兴趣，那就无话可讲。但如此下去，终必对自己也无兴趣，对中国人一切无兴趣，把中国人的地位全抹杀，中国的前途也真没有了。

我们今天如何来改造社会转移风气，只有从自己心上做起，我最后可以告诉诸位，至少我自己是得了这几部书的好处，所以我到今天，还能觉得做一中国人也可有光荣。

——恭录 钱穆《中国文化丛谈•复兴中华文化人人必读的几部书》 民国五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复兴中国文化会第十次学术讲演，五十七年二月《青年战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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