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 思
乔家大院随想
乔家乃至晋商的发展，凭借的不是天时地利，而是人和。是贯穿在商业法则中的人格力量和道德光辉，以及超越环境的严酷博斗。情感往往成为他们衡量盈亏的最后标准。在乔家，挥手抹去几万两债务的事情，屡见不鲜。乔家最大的家产是整个家族的道德积累，这是时间赋予他们的智慧，是深藏于家族命运中的幸福秘决。维持整个家族的灯火不灭的，除了那高深的院墙外，是他们对善的力量的坚信不移。
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祁县乔家堡村正中，占地面积8724.8平方米，建筑面积3870平方米，共六个大院，19个小院，313间房屋。从外观上看，大院三面临街，不与周围民宅相连，是一座城堡式的建筑。大院四周是全封闭的砖墙，高10米有余，上屋是女墙式的垛口，还有更楼、眺阁点缀其间，显得很有气势。
（一）
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富有者如何保护自己的财富，确乎是一道难题。最容易想到的办法，就是盖起一座牢固的监狱，把自己连同堆成山的白银一起关起来，就像把美女锁于深闺，把尸体埋入土中，于隔绝中获得永恒的安全。砖墙的高度似乎与安全的程度有关，所以尽管山西民居以平房为主，但乔家大院的院墙还是有了夸张的高度。
我们最先就是从这里发现了这座古宅与周围其他民居的不同之处，也由此辨别了主人的身份。忠于职守的老墙将两种不同本质的生活隔离开来，它试图使院内的时间永远停留在主人最满意的刻度上，任凭墙外的时间像箭镞一样飞过。高墙的坚硬反证了他们心理的脆弱。这使我发现了一个悖论：人们期望通过财富获得自由和特权，得到的却往往是更多的限制。富翁可以拥有一切，但是他们在世界上行走的自由感可能比不上一无所有的穷人。
（二）
过量的财富会给人带来恐惧，尽管财富的获得常常与罪恶无关。我们不能归罪于人性的弱点，但我们得承认这是世界的秩序，就像容貌出众的女子，对安全的担心总要多一些。虽然我从未有过巨富的体验，但是我能想象到那些象特务一样掩饰自己真实面孔的巨额中彩者，在兑现时那种惊喜与惊恐相交织的情绪。富裕与凶险共生，这也许是上帝表达公正的一种方式。
乔全美在乾隆年间初创乔家大院的时候，或许已经对未来的风雨有了一些预感，所以一开始就对乔家大院确定了城堡的主题。最初建筑的里五外三的穿心楼院，都是封闭式的，结实严密。它们的主人认为围墙能够捍卫他们的日常生活。让墙内的家庭生活更接近它应有的平静本质——尽管这种粗朴笨重的建筑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家居生活的轻松与温馨。这让我想起了在湘西看到的碉楼：土楼斑驳阴暗的墙上，射击孔高低错落，袅袅的炊烟后面掩藏着机警的准星，这种奇特的组合见证着安逸与恐慌的如影随形，让我隐隐感到一种压力。如果失去了可靠的屏障，美好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仅仅是一种假设。
山西历来匪患横行，因而，山西民居素来屋舍内向、外观封闭，巨商大贾的高门深宅，四周更是筑成高出屋很多的围墙，有如城墙一般。院落则南北长、东西窄，就是说，厢房之间的距离小于正房的面宽，正房的两侧被厢房挡住。这样紧凑的布局，好像一家人因为恐惧而将身体紧紧地靠在一起。它们既可以抵挡自然界的风沙，也有利于抵御强盗的入侵。这种格局的形成完全出于环境逼迫，但不管怎样，它们紧密封闭的秩序，与开放自由的商业精神形成了根本的矛盾。
如果站在明楼上俯视，便会形成这样的视觉效果——青灰的屋顶占据着大部分的视线，两侧厢房的屋顶上一道道凸起的瓦楞以相同的抛物线旋向低处，屋檐上的兽头瓦当是它们的终点，两侧屋顶中间，只留下一条细缝，露出干净的石板地，像是一条狭谷，切断了相汇的水流。偶尔有人从石板地上匆匆走过，身影很快会被巨大的屋檐覆盖。除了后花园外，户外的活动的空间并不多，是整齐有序的狭长过道，串在各个屋堂之间。
开始，乔家在一条街的四个角落修建了四座封闭的院落，后来，那院落却一天天长大，到乔致庸那一辈，他干脆买下街巷，把巷口堵死，修建了一座城堡式大院——东面营造了大门，西面建起了祠堂，两楼院外又扩建了两个外跨院，还以大门顶楼为桥梁，在各院房顶增设了通道，使四院连通，房顶又增修眺阁、更楼，使整个建筑联结成一个周密完善的系统，提高应付乱世的挑战，这时大约是清光绪中期。在古代城市建设中，防御功能向来归于城墙，民居一般不担负任何防御责任，而在乔家，他们建设的仿佛不是家园，而是军事要塞。
（三）
回顾一下乔家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同其他晋商一样，在乔家发展史上，并没有留下罪恶的痕迹，既没有南霸天似的横行霸道，也没有黄世仁似的欺男霸女，甚至没有坑害消费者的不良记录，他们所遵从的职业道德完全值得今人敬重。他们毋须提防任何因私仇而萌生的攻击，他们的真正敌人是社会不能为资本的积累与运作提供安全保障，财富就像失去器皿的水，随时可能流逝。
我们从时间的逆光里看清了乔贵发的身影。夕阳里的黄土地正在放大他身后的影子，在粗糙不平的地面上，像一张颗粒粗大的旧相片。他是乔氏家族走向兴盛的第一代创业人，是传奇故事的第一个主角。在家族中，他最早背离了土地为他规定的传统主题，独自到口外谋生。我们已经无从推知乔贵发出走的具体时间，我们只知道被抛在身后的故乡，多年以后，将有一座屋檐层叠错落的宏伟家园耸立起来，成为他的纪念碑和坟墓。但在当时，他连自己是死是活都说不准。乔贵发在创业的时候，遵循的是仁厚守信的准则，宁肯自己吃亏，不让别人吃亏。在荒凉的口外，内蒙古包头一带，他把钱先给那些无力购买生产资料的农夫，让他们开垦田地，还提前付下定金，将他们的收获包买下来，在秋季运出去卖掉。这是一种大风险大产出的经营行为，却同时修改了农夫和土地的命运。他比西洋人早几十年玩起了期货生意。他因此而暴富，也因粮价暴跌而一夜破产，将十年的心血付之东流。但他不亏待农民弟兄，把钱如约付光，就一个人踏上迢迢回乡路。乔贵发的后代也经受过一次灭顶之灾，那时，乔家在包头做生意，由于大掌柜决策失误，不仅将字号里的资金陪个分文不剩，而且也将别人存在字号的钱也陪了进去。大掌柜本可一走了之，但他还是从包头奔向千里外的祁县，一迈进乔家的门，就扑通一声跪倒，痛哭失声，向少东家乔全义请罪。乔全义虽然生活安逸，没有经历过创业的艰辛，但是，在这种打击下，但并没有慌乱，反而下马金、下马银，好吃好喝招待大掌柜，最后倾尽全部家底四万两白银，交予大掌柜，供他起死回生，大掌柜回到包头，脱皮掉肉苦干六年，才将命运翻转过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乔家乃至晋商的发展，凭借的不是天时地利，而是人和。是贯穿在商业法则中的人格力量和道德光辉，以及超越环境的严酷博斗。情感往往成为他们衡量盈亏的最后标准。在乔家，挥手抹去几万两债务的事情，屡见不鲜。乔家最大的家产是整个家族的道德积累，这是时间赋予他们的智慧，是深藏于家族命运中的幸福秘决。维持整个家族的灯火不灭的，除了那高深的院墙外，是他们对善的力量的坚信不移。
乔家大院经过几代人的经营，已经成为商界的巨轮，经得起商潮的起落和世道的沉浮。然而，世界上另有一套粗暴的法则企图取代人们之间的“费厄泼赖”。所谓的杀富济贫，貌似公正，本质上却是排斥平等竞争的犯规行为。那些野蛮的掠夺者，貌似强者，实际上却是回避规则的弱者。当然，在特定的时间段落里，他们很可能成为赢家，让人性的准则成为刀下的祭品。乔家试图用厚重的砖墙维系住商人的体面与原则，但是，诚信公道的精神如果像砖雕碑刻、楹联匾额一样，成为院落中的藏品，而霸道无信成为世上的硬通货，世界的秩序必将陷入混乱。终有一天，画栋雕梁会成为旷野上遗弃的、被啮啃净尽的荒凉的骨骸。
（四）
平素若有若无的假想敌，会在某种神秘的时刻里汇聚成一股可怕的旋风，企图揉碎古老庭院的每一个坚硬的棱角。旧屋里的灯火在寒夜的凄风中像梦境一样摇曳。余秋雨先生认为：“是上个世纪（19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抱愧山西》）以均贫富为主题的农民运动剥夺了商业竟争的可能性，商号钱庄，被荡涤一空，中国社会在权力斗争的怪圈中停滞不前。
太平天国运动使中国陷入了巨大的颠簸之中。枝叶间尚未成熟的果实在粗暴的狂风中变成大地上狼藉的垃圾。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其顽固的稳定性原地绕圈，而资本经济，似乎是中国社会的肌体天然排斥的异物，永远无法赢得自由发展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乔家大院的围墙只能维系心理上的自足，而无力扭转窗外的大势。太平天国将从商活动宣布为非法，将天下财富视为天王一人所有，太平军所到之处，“商贾流离”，“江路不通”，“城内店铺亦歇，相继逃散”。乔家也陆续撤回他们在全国各地的产业，龟缩于自家的城堡里。后来又直接经历北方的义和拳运动和军阀混战的折腾，腰粗气壮的乔家，最终只剩下一缕飘忽的游丝。
我们日常会有这样的发现：一个好人，在命运中常常是居于守势，仿佛敌意和破坏的影响力，远远高于美德的影响力。即使他从不损害他人的利益，总是善意地面对世界，但是，在这个冰炭不容的世界上，只要有对峙，守势就意味着劣势。更何况，那些外在侵犯，还会导致内在的空虚和不可支撑。
在弥漫了几千里的血腥味道里，敦厚古朴的乔家大院显得孤独而无助。这个时候，只要关上那扇厚重的大门，家族的心理防线还能暂时维持。密密的院落象一张提前备好的支票，在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尽管墙外乱云飞渡，商业活动难以为继，墙内的日常生活节奏却依然如故。琴瑟之声照常响起，精肴美味与古紫檀木家具的古旧气味相混合，显得更加芳香。高高的院墙拒绝了纷乱的枪炮声，同时也阻挡了风的运动，让安逸的蛆虫在角落里萌生。莫非后人的无能与奢侈，是艰苦创业、勤俭持家的创业者必须要承担的后果，就像在青春的背后，疾病和衰老总会尾随而至？老宅里激励后人的对联，像什么“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食非银缘惜福”还有“积德为本续先世之风心存继往，凌云立志振后起乃家法意在开来”，都成了多余的装饰。乔家的婚筵，新郎新娘的席上，要把120个碟子按照菜的品种和色彩，摆出一个“龙凤呈祥”的字样来，男方迎接新娘的客桌，124个碟子则要按色彩摆出一个“一品当朝”；反过来女人送嫁的客座之席，也以同样数量的碟子摆成“得胜回朝”。目睹此景，乔家第五代传人乔映霞早已失去了重振家业的信心。
在古宅的笑声里，叛匪抢占商号，官府伸手要钱，终于，昔日温暖从容的琴声变得焦灼不安，在深夜里听到的树枝被狂风折断的噼啪声，更令人陷入恐怖的联想。乔家先祖希求院落永不被瓦解，他们可曾想到，外部的震荡和内部的溃烂正同时发生，相互之间配合默契。丑陋似乎比美好更能持久。远离劳作的手越来越臃肿笨拙，蜘蛛攀上了他们的工具。手中的玩物被摩挲得发亮，帐册单据却被尘土覆盖。资本运转趋于停滞，白银不再象水一样在流动中发出悦耳的脆响，而消费却象一个黑洞，销蚀着族人的魂魄。当维持一个家族正常运转的成本超过它的经营收入，再坚硬的院墙也阻挡不了家族的衰落。
（五）
1930年，乔家被迫分家析产，富可敌国的气派已成过眼云烟。热闹的乔家大院，终于沉寂下来。时间带走了家庭里的人们，把他们的庭院留了下来，让负重的石头述说着家族里的隐密，每一条缝隙都隐藏着深奥的潜台词。华丽家族的历史，以物化的形式保存下来。我首先看到，保护财富的院落本身，就是一笔财富，如同收藏宝物的盒子，本身就价值连城。
乔家大院告诉我们，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创造财富是一种冒险行为，太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远不如穷困更加安全，必须用比艰辛劳作多得多的力量来应付世界的报复。那些艰难聚拢的财富太经不起狂风的吹袭。上帝同时给晋商安排了两样道具：飞翔的翅膀和沉重的脚链，这增加了他们命运的神秘感和不确定性。如果没有暴力的冲袭，如果商号象阳光的藤蔓一样顺利地生长蔓延，那么乔家大院那些多余的建筑结构，就完全成了浪费的部分，但事实证明乔家大院的创始人先见之明，证明他们成本核算的精明。这座封闭的城堡，在后来的岁月里，实现了它的价值的最大化，甚至连侵华日军都没能进入这座神秘的古堡。有趣的是，在这些精明的商人死后，古堡依然没有背叛对主人的忠诚。
乔家大院的高墙象祖先巨大的手臂，围拢着子孙和家业，即使在后代们消散之后，还倔强地坚持着它原有的姿势。1966年，乔家寺院已成为中共祁县县委党校，然而它在一片“破四旧”的呼喊声中还是无处藏身。红卫兵到来的时候，党校的看门人，名叫原成瑞的，将大门一关，一个人就守住了一座空城。10米多高的院墙让红卫兵们飞扬的斧头在一阵聒噪之后归于沉寂。红卫兵们没有“特洛伊木马”，他们只知强攻，不知智取，他们的智商与建筑这座大院的先祖相比是多么的逊色。
因为石头比肉身更加坚固和长久，所以人们利用它建造家园和坟墓。生命与财富终会流逝，而故园却可能长存。我们无法记算到底有多少白银从这座院落里流过。只能从俯仰可观的门窗椽檐、阶石栏杆中，推知过去年代的细节。临走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从空中看，乔家大院是一个巨大的“喜”字，如果这种说法确凿，那么乔家的主人在老宅的格局中深藏的寓意更让我感到凄楚。我在时间的这头揣摩乔氏先祖被时光遮蔽的遗言，遥想着他们试图保持家族奇迹，并与黑暗混浊的现世对峙的倔强和决心，内心里生出难言的悲悯之情。
（本文作者：祝勇）
江南小镇
（一）
我一直想写写“江南小镇”这个题目，但又难于下笔。江南小镇太多了，真正值得写的是哪几个呢？一一拆散了看，哪一个都构不成一种独立的历史名胜，能说的话并不太多；然而如果把它们全躲开了，那就是躲开了一种再亲昵不过的人文文化，躲开了一种把自然与人情搭建得无比巧妙的生态环境，躲开了无数中国人心底的思念与企盼，躲开了人生苦旅的起点和终点，实在是不应该的。
我到过的江南小镇很多，闭眼就能想见，穿镇而过的狭窄河道，一座座雕刻精致的石桥，傍河而筑的民居，民居楼板底下就是水，石阶的埠头从楼板下一级级伸出来，女人正在埠头上浣洗，而离他们只有几尺远的乌蓬船上正升起一缕白白的炊烟，炊烟穿过桥洞飘到对岸，对岸河边有又低又宽的石栏，可坐可躺，几位老人满脸宁静地坐在那里看着过往船只。
比之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河边由吊脚楼组成的小镇，江南小镇少了那种浑朴奇险，多了一点畅达平稳。它们的前边没有险滩，后边没有荒漠，因此虽然幽僻却谈不上什么气势；它们大多很有一些年代了，但始终比较滋润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让它们保留下多少废墟和遗迹，因此也听不出多少历史的浩叹；它们当然有过升沉荣辱，但实在也未曾摆出过太堂皇的场面，因此也不容易产生类似于朱雀桥、乌衣巷的沧桑之慨。总之，它们的历史路程和现实风貌都显得平实而耐久，狭窄而悠久，就像经纬着它们的条条石板街道。
堂皇转眼凋零，喧腾是短命的别名。想来想去，没有比江南小镇更足以成为一种淡泊而安定的生活表征的了。中国文人中很有一批人在入世受挫之后逃于佛、道，但真正投身寺庙道观的并不太多，而结庐荒山、独钓寒江毕竟会带来基本生活上的一系列麻烦。“大隐隐于市”，最佳的隐潜方式莫过于躲在江南小镇之中了。与显赫对峙的是常态，与官场对峙的是平民，比山林间的蓑草茂树更有隐蔽力的是消失在某个小镇的平民百姓的常态生活中。山林间的隐蔽还保留和标榜着一种孤傲，而孤傲的隐蔽终究是不诚恳的；小镇街市间的隐蔽不仅不必故意地折磨和摧残生命，反而可以把日子过得十分舒适，让生命熨贴在既清静又方便的角落，几乎能够把自身由外到里溶化掉，因此也就成了隐蔽的最高形态。说隐蔽也许过于狭隘了，反正在我心目中，小桥流水人家，莼鲈之思，都是一种宗教性的人生哲学的生态意象。
在庸常的忙碌中很容易把这种人生哲学淡忘，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它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诱惑而让人渴念。记得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我父亲被无由关押，尚未结婚的叔叔在安徽含冤自尽，我作为长子，20来岁，如何掌持这个八口之家呢？我所在的大学也是日夜风起云涌，既不得安生又逃避不开，只得让刚刚初中毕业的大弟弟出海捕鱼，贴补家用。大弟弟每隔多少天后上岸总是先与我连系，怯生生地询问家里情况有无继续恶化，然后才回家。家，家人还在，家的四壁还在，但在那年月好像是完全暴露在露天中，时时准备遭受风雨的袭击和路人的轰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又接到指令必须到军垦农场继续改造，去时先在吴江县松陵镇整训一段时间。那些天，天天排队出操点名，接受长篇训话，一律睡地铺而夥食又极其恶劣，大家内心明白，整训完以后就会立即把我们抛向一个污泥，沼泽和汗臭相拌和的天地，而且绝无回归的时日。我们的地铺打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从西边墙板的袷缝中偷眼望去，那里有一个安静的院落，小小一间屋子面对着河流，屋里进去的显然是一对新婚夫妻，与我们差不多年龄。他们是这个镇上最普通的居民，大概是哪家小店的营业员或会计罢，清闲得很，只要你望过去，他们总在，不紧不慢地做着一天生活所必需，却又纯然属于自己的事情，时不时有几句不冷也不热的对话，莞尔一笑。夫妻俩都头面干净，意态安详。当时我和我的同伴实在被这种最正常的小镇生活震动了。这里当然也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但毕竟是小镇，又兼民风柔婉，闹不出多大的事，折腾了一两下也就烟消云散，恢复成寻常生态。也许这个镇里也有个把“李国香”之类，反正这对新婚夫妻不是，也不是受李国香们注意的人物。咳，这样活着真好！这批筋疲力尽又不知前途的大学毕业生们向壁缝投之以最殷切的艳羡。我当时曾警觉，自己的壮气和锐气都到哪儿去了，何以20来岁便产生如此暮气的归隐之想？是的，那年在恶风狂浪中偷看一眼江南小镇的生活，我在人生憬悟上一步走向了成年。
我躺在垫着稻草的地铺上，默想着１００多年前英国学者托马斯•德•昆西(T。De。Quincey)写的一篇著名论文：《论〈麦克白〉中的敲门声》。昆西说，在莎士比亚笔下，麦克白及其夫人借助于黑夜在城堡中杀人篡权，突然，城堡中响起了敲门声。这敲门声使麦克白夫妇恐慌万状，也历来使所有的观众感到惊心动魄。原因何在？昆西思考了很多年，结论是：清晨敲门，是正常生活的象征，它足以反衬出黑夜中魔性和兽性的可怖，它又宣告着一种合乎人性的正常生活正有待于重建，而正是这种反差让人由衷震撼。在那些黑夜里，我躺在地铺上，听到了江南小镇的敲门声，笃笃笃，轻轻的，隐隐的，却声声入耳，灌注全身。
好多年过去了，生活应该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种敲门声还时不时地响起于心扉间。为此我常常喜欢找个江南小镇走走，但一走，这种敲门声就响得更加清晰而催人了。
当代大都市的忙人们在假日或某个其他机会偶尔来到江南小镇，会使平日的行政烦嚣、人事喧嚷、滔滔名利、尔虞我诈立时净化，在自己的靴踏在街石上的清空声音中听到自己的心跳，不久，就会走进一种清空的启悟之中，流连忘返。可惜终究要返回，返回那种烦嚣和喧嚷。
如眼前一亮，我猛然看到了著名旅美画家陈逸飞先生所画的那幅名扬海外的《故乡的回忆》。斑剥的青灰色像清晨的残梦，交错的双桥坚致而又苍老，没有比这个图像更能概括江南小镇的了，而又没有比这样的江南小镇更能象征故乡的了。我打听到，陈逸飞取像的原型是江苏昆山县的周庄。陈逸飞与我同龄而不同籍，但与我同籍的台湾作家三毛到周庄后据说也热泪滚滚，说小时候到过很多这样的地方。看来，我也必须去一下这个地方。
（二）
像多数江南小镇一样，周庄得坐船去才有味道。我约了两个朋友从青浦淀山湖的东南岸雇船出发，向西横插过去，走完了湖，就进入了纵横交错的河网地方。在别的地方，河流虽然也可以成为运输的通道，但对普通老百姓的日常行旅来说大多是障碍，在这里则完全不同，河流成了人们随脚徜徉的大街小巷。一条船一家人家，悠々走着，不紧不慢，丈夫在摇船，妻子在做饭，女儿在看书，大家对周围的一切都熟悉，已不愿东张西望，只听任清亮亮的河水把他们浮载到要去的地方。我们身边擦过一条船，船头坐了两位服饰齐整的老太，看来是走亲戚去的，我们的船驶得太快，把水沫溅到老太的新衣服上了，老太撩了撩衣服下摆，嗔色地指了指我们，我们连忙拱手道歉，老太立即和善地笑了。这情景就像街市间不小心撞到了别人随口说声“对不起”那样自然。
两岸的屋舍越来越密，河道越来越窄，从头顶掠过去的桥越来越短，这就意味着一座小镇的来临。中国很多地方都长久地时行这样一首儿歌：“摇摇摇，摇到外婆桥”，不知多少人是在这首儿歌中摇摇摆摆走进世界的。人生的开始总是在摇篮中，摇篮就是一条船，它的首次航行目标必定是那座神秘的桥，慈祥的外婆就住在桥边。早在躺在摇篮里的年月，我们构想中的这座桥好像也是在一个小镇里。因此，不管你现在多大，每次坐船进入江南小镇的时候，心头总会渗透出几缕奇异的记忆，陌生的观望中潜伏着某种熟识的意绪。周庄到了，谁也没有告诉我们，但我们知道。这里街市很安静，而河道却很热闹，很多很多的船来往交错，也有不少船驳在岸边装卸货物，更有一些人从这条船跳到那条船，连跳几条到一个地方去，就像市井间借别人家的过道穿行。我们的船挤入这种热闹中，舒舒缓缓地往前走。与城市里让人沮丧的“塞车”完全不同，在河道上发觉前面停着的一条船阻碍了我们，只须在靠近时伸出手来，把那条船的船帮撑持一下，这条船就会荡开去一点，好让我们走路。那条船很可能在装货，别的船来来往往你撑一下我推一把，使它的船身不停地晃晃悠悠，但船头系结在岸椿上，不会产生任何麻烦，装货的船工一迳乐呵呵地忙碌着，什么也不理会。
小镇上已有不少像我们一样的旅游者，他们大多是走陆路来的，一进镇就立则领悟了水的魅力，都想站在某条船上拍张照，他们蹲在河岸上恳求船民，没想到这里的船民爽快极了，想坐坐船还不容易？不仅拍了照，还让坐着行驶一陈，分文不取。他们靠水吃饭，比较有钱，经济实力远超这些旅行者。近几年，电影厂常来小
镇拍一些历史题材的片子，小镇古色古香，后来干脆避开一切现代建筑方式，很使电影导演们称心，但哪来那么多群众角色呢？小镇的居民和船民非常帮衬，一人拿了套戏装往身上一披，照样干活，你们拍去吧。我去那天，不知拿家电影厂正在桥头拍一部清朝末年的电影，桥边的镇民、桥下的船民很多都穿上了清朝农民的服装在干自己的事，没有任何不自然的感觉，倒是我们这条船靠近前去，成了擅闯大清村邑的番邦夷人。
从船上向河岸一溜看去，好像凡是比较像样的居舍门口都有自用码头。这是不奇怪的，河道就是通衢，码头便是大门，一个大户人家哪有借别人的门户迎来送往的道理？遥想当年，一家人家有事，最明显的标志是他家码头口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船只，主人便站在码头上频频迎接。我们的船在一个不小的私家码头停下了，这个码头属于一所挺有名的宅第，现在叫做”沈厅”，原是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万山的居所。
江南小镇历来有藏龙卧虎的本事，你看就这厶些小河小桥竟安顿过一个富可敌国的财神！沈万山的致富门径是值得经济史家们再仔细研究一陈的，不管怎厶说，他算得上那个时代精于田产管理、又善于开发商业资本的经贸实践家。有人说他主要得力于贸易，包括与海外的贸易，虽还没有极为充分的材料佐证，我却是比较相信的。周庄虽小，却是贴近运河、长江和黄浦江，从这里出发的船只可以亳无阻碍地借运河而通南北，借长江而通东西，就近又可席卷富庶的杭嘉湖地区和苏锡一带，然后从长江口或杭州湾直通东南亚或更远的地方，后来郑和下西洋的出发地浏河口就与它十分靠近。处在这样一个优越的地理位置，出现个把沈万山是合乎情理的。这大体也就是江南小镇的秉性所在了，它的历害不在于它的排场，而在于充分利用它的便利而悄然自重，自重了还不露声色，使得我们今天还闹不清沈万山的底细。
系好船缆，拾级上岸，才抬头，却已进了沈厅大门。一层层走去，600多年前居家礼仪如在目前。这儿是门厅，这儿是宾客随从人员驻留地，这儿是会客厅，这儿是内宅，这儿是私家膳室……全部建筑呈纵深型推进状，结果，一个相当狭小的市井门洞竟延伸出长长一串景深，既显现出江南商人藏愚守拙般的谨慎，又铺张了家庭礼仪的空间规程。但是，就整体宅院论，还是算敛缩俭朴的，我想一个资产只及沈万山一个零头的朝廷退职官员的宅第也许会比它神气一些。商人的盘算和官僚的想法判然有别，尤其是在封建官僚机器的缝隙中求发展的元明之际的商人更是如此，躲在江南小镇的一个小门庭里做着纵横四海的大生意，正是他们的“大门槛”。可以想见，当年沈宅门前大小船只的往来是极其频繁的，各种信息、报告、决断、使令、契约、银票都从这里大进大出，但往来人丁大多神色隐秘、缄口不言、行色匆匆。这里也许是见不到贸易货物的，真正的大贸易家不会把宅院当作仓库和转运站，货物的贮存地和交割地很难打听得到，再有钱也是一介商人而已，没有兵丁卫护，没有官府庇荫，哪能大大列列地去张扬？
我没有认真研究过沈万山的心理历程，只知道这位在江南小镇如鱼得水的大商贾后来在京都南京栽了大跟头，他如此精明的思维能力毕竟只归属于经济人格而与封建朝廷的官场人格处处抵牾，一撞上去就全盘散架。能不撞上去吗？又不能，一个在没有正常商业环境的情况下惨淡经营的商人总想与朝廷建立某种亲善关系，但他不知，建立这种关系要靠钱，又不能全靠钱事情还有远比他的商人头脑想象的更复杂更险恶的一面。话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即应天府）后要像模像样地修筑城墙，在募集资金中被舆论公认为江南首富的沈万山自然首当其冲。沈万山满腹心事地走出宅院大门上船了，船只穿出周庄的小桥小河向南京驶去。在南京，他爽快地应承了筑造京城城墙三分之一（从洪武门到水西门）的全部费用，这当然是一笔惊人的巨款，一时朝野震动。事情到此已有点危险，因为他面对的是朱元璋，但他未曾自觉到，只知道像在商业经营中那样趁热打铁，晕乎乎、乐颠颠地又拿出一笔巨款要犒赏军队。这下朱元璋勃然大怒了，你算个什厶东西，凭着有钱到朕的京城里摆威风来了？军队是你犒赏得了的吗？于是下令杀头，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又改旨为流放云南。
江南小镇的宅院慌乱了一阵之后陷入了长久的寂寞。中国１４世纪杰出的理财大师沈万山没有能够回来，他长枷铁镣南行万里，最终客死戍所。他当然会在陌生的烟瘴之地夜夜梦到周庄的流水和石桥，但他的伤痕累々的人生孤舟却搁浅在如此边远的地方，怎厶也驶不进熟悉的港湾了。
沈万山也许至死都捣不大清究竟是什厶逻辑让他受罪的。周庄的百姓也捣不清，反而觉得沈万山怪，编一些更稀奇的故事流传百年。是的，一种对中国来说实在有点超前的商业心态在当时是难于见容于朝野两端的，结果倒是以其惨败为代价留下了一些纯属老庄哲学的教训在小镇，于是人们更加宁静无为了，不要大富，不要大红，不要一时为某种异己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而产生焦灼的冲动，只让河水慢慢流，船橹慢慢摇，也不想摇到太远的地方去。在沈万山的凄楚教训面前，江南小镇愈加明白了自己应该珍惜和恪守的生态
（三）
上午看完了周庄，下午就滑脚去了同里镇。同里离周庄不远，却已归属于江苏省的另一个县——吴江县，也就是我在２０多年前听到麦克白式的敲门声的那个县。因此，当我走近前去的时候，心情是颇有些紧张的，但我很明白，要找江南小镇的风韵，同里不会使我失望，为那２０多年前的启悟，为它所躲藏的闹中取静的地理位置，也为我平日听到过的有关它的传闻。
就整体气魄论，同里比周庄大。也许是因为周庄讲究原封不动地保持苍老的原貌吧，在现代人的脚下总未免显得有点局促，同里亮堂和挺展得多了，对古建筑的保护和修缮似乎也更花力气。因此，周庄对于我，是乐于参观而不会想到要长久驻足的，而同里却一见面就产生一种要在这里觅房安居的奇怪心愿。
同里的桥，不比周庄少。其中紧紧汇聚在一处的“三桥”则更让人赞叹。三桥都小巧玲珑，构筑典雅，每桥都有花岗石刻的楹联，其中一桥的楹联为：
浅渚波光云影，
小桥流水江村。
淡淡地道尽了此地的魅力所在。据老者说，过去镇上居民婚娶，花轿乐队要热热闹闹地把这三座小桥都走一遍，算是大吉大利。老人６６岁生日那天也必须在午餐后走一遍三桥，算是走通了人生的一个关口。你看，这厶一个小小的江镇，竟然自立名胜、自建礼仪，怡然自得中构建了一个与外界无所争持的小世界。在离镇中心稍远处，还有稍大一点的桥，建造也比较考究，如思本桥、富观桥、普安桥等，是小镇的远近门户。
在同里镇随脚走走，很容易见到一些气象有点特别的建筑，仔细一看，墙上嵌有牌子，标明这是崇本堂，这是嘉荫堂，这是耕乐堂，这是陈去病故居，探头进去，有的被保护着专供参观，有的有住家，有的在修理，都不妨轻步踏入，没有人会阻碍你。特别是那些有住家的宅院，你正有点踟踌呢，住家一眼看出你是来访古的，已是满面笑容。钱氏崇本堂和柳氏嘉荫堂占地都不大，一亩上下而已，却筑得紧凑舒适。两堂均以梁棹窗棹间的精细雕刻著称，除了吉花卉图案外，还有传说故事、剧曲小说中的人物和场面的雕刻，据我所知已引起了国内古典芸术研究者们的重视。耕乐堂年岁较老，有宅有园，占地也较大，整体结构匠心独具，精巧宜人，最早的主人是明代的朱祥（耕乐），据说他曾协助巡抚修建了著名的苏州宝带桥，本应论功授官，但他坚辞不就，请求在同里镇造一处宅园过太平日子。看看耕乐堂，谁都会由衷地赞同朱祥的选择。
但是，也不能因此判定像同里这样的江南小镇只是无条件的消极退避之所。你看，让朱祥督造宝带桥工程他不是欣然前往了吗？他要躲避的是做官，并不躲避国计民生方面的正常选择。我们走进近代革命者、诗人学者陈去病（巢南）的居宅，更明确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我由于关注过南社的史料，对陈去病的事迹还算是有点熟悉的。见到了他编《百尺楼丛书》的百尺楼，却未能找到他自撰的两副有名楹联：
平生服膺明季三儒之论，沧海归来，信手钞成正气集；
中年有契香山一老所作，白头老去，新居营就浩歌堂。
其人以骠姚将军为名，垂虹亭长为号；
所居有绿玉青瑶之馆，澹泊宁静之庐。
这两副楹联表明，在同里镇三元街的这所宁静住宅里，也曾有热血涌动、浩气充溢的年月。我知道就在这里，陈去病组织过雪耻学会，推行过梁启超的《新民丛报》，还开展过同盟会同里支部的活动。秋瑾烈士在绍兴遭难后，他的密友徐自华女士曾特地赶到这里来与陈去病商量如何处置后事。至少在当时，江浙一带的小镇中每每隐潜着许多这样的决心以热血和生命换来民族生机的慷慨男女，他们的往来和聚会构成了一系列中国近代史中的著名事件，一艘艘小船在解缆系缆，缆索一抖，牵动着整个中国的生命线。
比陈去病小十几岁的柳亚子更是被人们熟知的人物，他当时的活动据点是家乡黎里镇，与同里镇同属吴江县。陈去病坐船去黎里镇访问了柳亚子后感慨万千，写诗道：
梨花村里叩重门，握手相看泪满痕。
故国崎岖多碧血，美人幽咽碎芳魂。
茫茫宙合将安适，耿耿心期只尔论。
此去壮图如可展，一鞭晴旭返中原！
这种气慨与人们平素印象中的江南小镇风韵很不一样，但它实实在在是属于江南小镇的，应该说是江南小镇的又一面。在我看来，江南小镇是既疏淡官场名利又深明人世大义的，平日只是按兵不动罢了，其实就连在石桥边栏上闲坐着的老汉都对社会时事具有洞悉幽微的评判能力，真是遭到了历史的紧要关头，江南小镇历来都不
木然。我想，像我这样的人也愿意卜居于这些小镇中而预料不会使自己全然枯竭，这也是原因之一吧。
（四）
同里最吸引人的去处无疑是著名的退思园了。我可以亳不夸张地说，这是我见过的中国古典园林中特别让我称心满意的几个中的一个。我相信，如果同里镇稍稍靠近一点铁路或公路干道，退思园必将塞满旅游的人群。但从上海到这里毕竟很不方便，从苏州过来近一些，然而苏州自己已有太多的园林，柔雅的苏州人也就不高兴去坐长途车了。于是，一座大好的园林静悄悄地呆着，而我特别看中的正是这一点。中国古典园林不管依傍何种建筑流派，都要以静作为自己的韵律。有了静，全部构建会组合成一种古筝独奏般的淡雅清丽，而失去了静，它内在的整体风致也就不可寻找。在摩肩接踵的拥挤中游古典园林是很叫人伤心的事，如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或许是大雨刚歇，游客未至，或许是时值黄昏，庭院冷落，你有幸走在这样的园林中就会觉得走进了一种境界，虚虚浮浮而又满目生气，几乎不相信自己往常曾多次来过。在人口越来越多，一切私家的古典园林都一一变成公众游观处的现代，我的这种审美嗜好无疑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侈愿望了，但竟然有时也能满足。去年冬天曾在上海远郊嘉定县小住了十几天，每天早晨和傍晚，当上海旅游者的班车尚未到达或已经离开的时候，我会急急赶到秋霞圃去，舒舒坦坦地享受一番园林间物我交融的本味。退思园根本没有上海的旅游班车抵达，能够遇到的游客大多是一些镇上的退休老人，安静地在回廊低栏上坐着，看到我们面对某处景点有所迟疑时，他们会用自我陶醉的缓慢语调来解释几句，前后又安静地坐下去。就这样，我们从西首的大门进入，向着东面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观赏过来。总以为看完这一进就差不多了，没想到一个月洞门又引出一个新的空间，而且一进比一进美，一层比一层奇。心中早已绷着悬念，却又时时为意外发现而一次次惊叹，这让我想到中国古典园林和古典剧曲在结构上的近似。难怪中国古代曲论家王骥德和李渔都把编剧与工师营建宅院苑榭相提伴论。
退思园已有１００多年历史，园主任兰生便是同里人，做官做得不小，授资政大夫，赐内阁学士，任凰颍六泗兵备道，兼淮北牙厘局及凰阳钞关之职，有权有势地管过现今安徽省的很大一块地方。后来他就像许多朝廷命官一样遭到了弹劾，落职了，于是回到家乡同里，请本镇一位叫袁龙的杰出芸术家建造此园。园名“退思”，立即使人想起《左传》中的那句话：“林父之事君也，进思进忠，退思补过。”但我漫步在如此精美的园林中，很难相信任兰生动用“退思补过”这一命题的诚恳。“退”是事实，“思”也是免不了的，至于是不是在思“补过”和“事君”则不宜轻信。眼前的水阁亭榭、假山荷池、曲径回廊根本容不下一丝愧赧。好在京城很远也管不到什麽了。
任兰生是聪明的。“退思”云云就像找一个官场烂熟的题目招贴一下，赶紧把安徽官任上搜括来的钱财幻化成一个偷不去抢不走、又无法用数字估价的居住地，也不向外展示，只是一家子安安静静地住着。即使朝廷中还有觊觎者，一见他完全是一派定居的样子，没有再到官场争逐的念头了，也就放下了心，以求彼此两忘。我不知道任兰生在这个园子里是如何度过晚年的，是否再遭到过什厶凶险，却总觉得在这样一个地方哪怕住下几年也是令人羡慕的，更新何况对园主来说这又是祖辈生息的家乡。任兰生没有料到，这件看来纯然利己的事情实际上竟成了他毕生最大的功业，历史因这座园林把他的名字记下了，而那些凌驾在他之上，或弹劾他而获胜的衮衮诸公们却早就像尘埃一样飘散在时间的流水之中。
就这样，江南省镇款款地接待着一个个早年离它远去的游子，安慰他们，劝他们好生休息，又尽力鼓励他们把休息地弄好。这几乎已成为一种人生范式，在无形之中悄悄控制着遍及九州的志士仁人，使他们常常登高回眸、月夜苦思、梦中轻笑。江南小镇的美色远不仅仅在于它们自身，而更在于无数行旅者心中的毕生描绘。
在踏出退思园大门时我想，现今的中国文人几乎都没有能力靠一人之力建造这样的归息之地了，但是哪怕在这样的小镇中觅得一就较简单的住所也好呀，为什麽非要挤在大都市里不可呢？我一直相信从事文化芸术与从事经济贸易、机机施工不同，特别需重有一个真正安宁的环境深入运思、专注体悟，要不然很难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家。在逼仄的城市空间里写什厶都不妨，就是不宜进行宏篇巨制式的芸术创造。日本有位芸术家每年要在太平洋的一就小岛上隐居很长时间，只留出一小部分时间在全世界转悠，手上夹着从小岛带出来的一大叠乐谱和文稿。江南小镇很可以成为我们的作家芸术家的小岛，有了这厶一个个宁静的家院在身后，作家芸术家们走在都市街道间的步子也会踏实一点，文坛中的烦心事也会减少大半。而且，由于作家芸术家驻足其间，许多小镇的文化品位和文化声望也会大大提高。如果说我们今天的江南小镇比过去缺了点什厶，在我看来，缺了一点真正的文化智者，缺了一点隐潜在河边小巷间的安适书斋，缺了一点足以使这些小镇产生超越时空适吸引力适芸术灵魂。而这些智者，这些灵魂，现正在大都市人海中领受真正的自然意义上的“倾轧”。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但愿有一天，能让飘荡在都市喧嚣间的惆怅乡愁收伏在无数清雅的镇邑间，而一座座江南小镇又重新在文化意义上走上充实。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能在人格方位和地理方位上实现双相自立。
到那时，风景旅游和人物访谒会溶成一体，“梨花村里叩重门，握手相看泪满痕”的动人景象又会经常出现，整个华夏大地也就会铺展出文化座标上的重峦叠嶂。
也许，我想得太多了。
（本文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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