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 气 史良侧影 史良(1900——1985)江苏常州人,女。1936年被国民党所逮捕,为历史上著名“七君子”之一。1949年后,历任国家司法部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第5、6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摘自《20世纪中国名人辞典》 史良长得美,也爱美,又懂美。这三“美”相加,使得她无论走到哪里,来到什么场合,都与众不同。 五十年代初的夏季,我家的四合院已是绿叶成荫,晨风拂来,凉爽快意。淡施脂粉的史良,身着白哔叽西服套裙,脚穿白色麂皮高跟凉鞋,飘然而至。庭院里缠绕在竹篱笆上的鸟萝松,正绽放着朵朵红花。那小巧的花形和鲜丽的花色,勾起她的兴致,俯身摘了几朵,托在手心,便直奔我家北屋。接着,从大客厅传来了一声史良的吴侬软语:“伯钧(父亲姓章名伯钧),你家的镜子呢?”父亲带路,引她到母亲的梳妆台前。我瞅见史良仔仔细细地把小红花一个个嵌入上衣的扣眼,嵌好后还左右端详。公事谈毕,她带着胸前的那些“鸟萝松”匆匆离去。 一个炎热的下午,史良又来我家做客。这次,她穿的是用香云纱做的“布拉吉”(即连衣裙)。她走后,我母亲把史良的这身衣服夸赞得不得了,对我说:“自从新中国的电影、话剧,把香云纱的裤褂作为国民党特务的专业服以后,人们拿这世界上最凉快的衣料,简直就没有办法了。你爸爸从香港带回的几件香云纱成衣,也只好在家休息的时候换上,成了业余装。看看人家史大姐,居然能做成‘布拉吉’穿到司法部去。”此后四十余载,我没见过第二个女人像史良这样地穿着。直到九十年代末,北京的时髦女性在“怀旧风”的席卷之下,拣起了香云纱。 1956年,母亲与她同去印度访问,史良是中国妇女代表团团长,母亲是代表团的成员。这些中国妇女界的精英们在参观了医院、学校、幼儿园,瞻仰了泰姬•玛哈尔陵墓,被尼赫鲁总理接见后,由接待人员将她们带到新德里最繁华的地段去逛街,带到一家最高级的服饰店去购物。史良在华贵精美的众多印度丝绸中细挑慢拣,抽出一匹薄如蝉翼且用银丝绣满草叶花纹的白色衣料,欣赏再三。她把末端之一角斜搭在肩上,对着镜子左顾右盼,并招呼母亲说:“健生(母亲姓李名健生),快来看看,这是多好的衣料哇。”母亲凑过去,看了一眼,扭身便走。 走出商店,史良气呼呼地问:“那块衣料,你觉得不好看吗?” 母亲说:“你光顾了好看,不想想我们口袋里有几枚铜板。团员每人80卢比,你是团长,也才180卢比。买得起吗?” 史良说:“买不起,欣赏一下,也好。” 母亲说:“老板、伙计好几个人围着你转,到头来你老人家只是欣赏一下。这不叫人家看出咱们的穷相嘛。” 她不作声了。 史良是考究生活的,希望别人也能如此,同她一样。我的这个看法,是由一桩小事引起。一个寒冷的冬日,民盟中央的几个负责人罗隆基、胡愈之、周新民、萨空了、楚图南、邓初民、吴晗、闵刚侯、许广平等,在我家开会。但凡家有来客,父亲必给每位沏茶。人多的话,还叫洪秘书事先在玻璃杯外壁贴上一个用白纸剪成的圆形小标签,那上面有用毛笔工整地写着的阿拉伯数字:1,2,3,4,5……客人按先后依次而拿。会开久了,茶喝多了,大人们陆续如厕。我和姐姐的书房紧挨卫生间,谁去方便我都能瞧见,而且这些先生们进进出出,看到我都要打个招呼,聊上几句。许广平先来,由于是第一次,不熟悉我家的卫生间,故让我陪厕。 我告诉她:“您用过的手纸直接丢进马桶,用水冲掉。” 许广平听了,极认真地对我说:“这个做法不好,手纸容易堵塞马桶。要放个纸篓,用过的手纸就丢进去,每晚再把它倒进垃圾箱。”她又用手指着水箱底下的一角说:“纸篓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史良继之。来了,又走了。她没有对我家的卫生间及其使用,发表任何看法。翌日下午,史良来了,手里还提着两大包东西。她把牛皮纸包的东西,往客厅当中的紫檀嵌螺钿大理石台面的圆桌上一放,笑眯眯道:“我今天不请自到,是特意给你们送洗脸毛巾来的。一包是一打,一打是12条。这是两包,共24条。我昨天去卫生间,看了你家用的毛巾,都该换了。”她转身对母亲说:“健生,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母亲的脸顿时红了,父亲也很不好意思。我跑到卫生间,生平第一次用“不能发硬”的标准,去审视家族全体成员的洗脸毛巾。天哪!父亲、母亲、姐姐和我的四条毛巾,活像四条发黄的干鱼挂在那里。尤其是我用的那条,尾梢已然抽丝并绺儿了。此后,我家的毛巾不再使到变硬发黄,但始终也没能达到史良指示的标准:一条用两周。那年月提倡的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我问父亲:“史阿姨的生活是不是过得有点奢侈?” 父亲说:“这不是奢侈,是文明。我在德国留学,住在一个柏林老太婆的家里。她是个犹太人,生活非常节俭。但她每天给我收拾房间的时候,都要换床单。雪白的床单怎么又要换?——我问老太太。她讲,除了乞丐和疯子,德国的家庭都如此。” 在民盟中央,一般人都知道史良与父亲的私人关系,是相当不错的。一只小罐焖鸡,也让我看到了这一点。一次,父亲患重感冒,愈后人很虚弱。史良得知后,很快叫人送来一只沉甸甸的宜兴小罐,母亲揭开盖子,一股鸡汤的浓香直扑鼻底。她还带话给母亲:“不管伯钧生不生病,他今后吃鸡都要像这样单做。” 父亲用小细瓷勺舀着喝,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说:“史大姐因高血压住进北京医院的时候,小陆都要送这种小罐鸡汤。” 史良来我家,每次都是一个人,她的丈夫在哪儿呢?在我对史良产生了近乎崇拜的好感之后,便对她的一切都有了兴趣和好奇。我问父亲:“史阿姨的丈夫是谁?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父亲说:“她的丈夫叫陆殿东,外交部的一个专员,这个差事是周恩来安排的。他的年龄比史大姐小,所以大家都叫他小陆。当时在上海,史大姐已经是个名律师的时候,小陆还在巡捕房当巡捕。” 母亲小声地矫正:“到了(19)46年,人家小陆也在上海挂牌当律师了。” 我认识小陆是在全家去青岛避暑的途中。在火车的软卧车厢里,他对妻子照料之周,体贴之细,令所有的男人自愧弗如,也让所有的女人暗羡史良能有这样的夫君陪伴,实在是福。小陆出出进进,端茶,倒水,提拖鞋,送零食,都不在话下。午饭后,史良说要小憩片刻。小陆听了,立刻打开行李箱,先拿出雪白的睡衣睡帽和一卷镶有法式花边的白色织物;继而取出一个纸口袋,口袋里装的是一把小钉锤,两粒小铁钉,一节软铁丝。我们面面相觑,不知要搞什么名堂。接着,他请来列车长,比比划划,低语几句后,只见小陆携工具爬到上铺,在左右两壁各打进一小钉,然后把那卷织物抖落开——原来是两尺见宽的帏帘。帏帘上端缀着一个个小铜环,小陆将它们套入铁丝,再把铁丝的两端系于两边的铁钉。这样,一副床帏在几分钟之内便做成了。它质地轻薄,尺寸合适,既把上铺遮得严严实实,又开合自如。史良在帘内换上睡衣,戴好睡帽后,小陆从行李箱拿出一个木质衣架,把史良换下的衣服抚平撑好,挂于下铺的衣帽钩。 车在行驶,车内寂静。帏帘将夏日的阳光挡在了外边,也遮住了午休者的睡容。小陆端着自己的水杯,站在通道的窗前,欣赏着窗外的风景。 1956年的夏季,官方在北戴河召开什么会议,参加会议的既有中共的高官,也有民主党派的领导。在开会的空隙,父亲邀请了苏联专家去视察秦皇岛港,海上一游,史良同行。 那天的风浪特别大,船颠簸得厉害。好多男人都受不了。人们一个个在大海的魔力下,像显了原形一样:或东倒西歪,或愁眉苦脸,或钩腰驼背。我干脆就趴下放平,如一只壁虎,紧贴于地。这时,发现整条船上唯有史良在正襟危坐,并保持着正常的表情和原有的风度,连她脚上的高跟鞋也是那么地昂然挺立。洋专家非常佩服这位端庄高贵的中国妇女,特别是当父亲介绍她是中国司法部部长的时候,他们都情不自禁地惊呼起来,赞叹不已,并争先恐后地要求和史部长合影。 翻译把这些俄罗斯男人的要求转达给史良的时候,她摇头说:“不行。”且向父亲及翻译解释道:“我今天来这里,如果是外事活动的话,我一定同他们合影。但在这样的私人活动中,当有我的先生在场。遗憾的是,他今天没有来。没有他或者有他在场却不被邀请的话,我一个人是不和谁照相的。” 吃过简单的午餐,看着苏联专家恭敬礼貌地与史良握手告别的情景,我心生感动。 古书上说:“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古人指的是圣人之德行,我虽未遇一个伟大的圣贤人物,但我面前的这个女人,确让我感受到有容、有执和有敬。 (本文改编自章诒和《史良侧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