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魂商才】建立属于和君的国学一派！！！——基础准备之《气学(实学)的思想脉络》

张吉宏

我和君国学当开创国学之新气象，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二重在与商业实践结合，为商业实践提供内在文化支撑，建立真正的士魂商才体系。

简而言之，士魂+商才=和君国学+和君商学

而先生在今年开年年会上讲，和君学派有三个组成部分：传统文化+西方商业理论+中国商业实践，其所见高远乎！



首先，近代之前国学发展的顶峰是气学，又被人称为“实学”

把气学发扬光大的颜李学派，其思想理论与教学实践简直就是500年前的和君商学院，其命也哉！

而气学的研究，实在是太少，所以不太为人所知，一方面因为清朝的打压而早亡，另一方面也因为气学对学者跨学科的水平要求太高，近代以来大师凋零，无人搞通
实在可惜！


另外，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不论是现代文化还是传统文化，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能够解释当下的现实，必须能够指导实践
当下最大的现实就是商业在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以及现代科技的发展
所以任何文化体系必须要能解释和指导这两者，否则便是一具僵尸而已

西方文明的崛起，是因为改良后的新教能够为商业发展提供文化的原动力以及犹太教对知识的尊重为科技革命提供了内在的文化支撑
东方大国的衰落，也是因为八股文理学极大的禁锢了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

环顾当今世界，还有日本和伊斯兰世界，正是两个相反的例子
一个建立了日式以心学为基础的“士魂商才”文化而一度跃为世界第二，一个陷入在真主的规范中不能自拔终日在生存线上挣扎

不仅如此，气学还是传统学派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相兼容的流派
这其中既包含了对科学技术的兼容，也是未来能够在中国实际生存下来的基础


所以综上所述，和君国学应该以气学为基础建立士魂商才文化，才有可能在20年后获得当年新教的地位，并最终引导我们走向世界第一

那么这个“士魂”部分重点就应该放在气学，并结合心学，而不是追逐流行
也不要去做那些拾人牙慧，捞那些冢中枯骨，学那些学究无病呻吟
更不必去做那些重新发明车轮的事情，去重新走那些弯路

经学、玄学、理学，甚至心学的一部分内容，都该作古了
让我们从了解古人的最高成果开始，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前看吧。

所以根据同志的提议，介绍一下这个气学，把我前一段时间关于“气学”的笔记放到论坛上，权当抛砖引玉，欢迎拍砖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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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学（实学）的思想脉络》



气学起源于道家，“气”的概念被儒家引用最早可上溯到董仲舒、柳宗元以及王安石，但气学真正发端为北宋的理学家张载。张载的思想极为广博，他的主要思想是在理学，但同时他在气学领域做了重要的准备工作，后人都将他视为气学的旗帜。气学经过南宋“事功学派”发展，由明代罗钦顺对理学进行修正，到了王廷相那里真正从理学分化出来开宗立派。之后经由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发展，由明末王夫之大成，为颜李学派所发扬光大，最后没落于清朝的乾嘉考据之学中。


张载把宇宙看成气的不同存在方式，开气学之先河。更重要的是，张载认为宇宙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不断“气化”的过程，换句话说张载认为宇宙不是“物”而是一个“过程”，这是人类对宇宙认识的一个重大进步，直到二十世纪很多哲学家也不能认识到这一点，更遑论张载已经用一个成熟的体系来描述这个动态的宇宙了。他认为宇宙的整体叫“太和”，存在的方式是“气化”，气的最高层次为“太虚”，气也有阴阳二性，气的运动的规律叫做“道”。他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他认为只有明白了这些道理才能称之为有智慧，否则周公来了也不行。当然他的理学思想也从这里来。


张载之后，南宋之时有陈亮、叶适提出“事功之学”，为气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在当时和朱熹、陆九渊可谓三足鼎立。南宋时期东南地区同样经济发达，作为代表工商业者主张的事功之学强调功利，主张“农商一事”，“扶助商贾”，强调“实事实功”，在道学家遍地的宋朝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上一次强调功利的思想家则是一千年前战国时期的道家杨朱学派了，可见其思想之突破。


明朝时期，工商业再次发达，所以反对理学主张思想解放的心学大行其道。而在传统理学之中也有人对朱熹的想法产生了怀疑，其代表就是罗钦顺。客观而言罗钦顺虽是理学家，但却是站在理学、气学分水岭上的学者，他认为理不是超然于气之上的抽象实体，而是实体气的条理和规则，宇宙本体是气不是理。从思想内容来看，他的主张已经进入气学的大门了。


在明朝王阳明学派盛行天下之时，与其同时代的王廷相则为气学正式开宗立派了。当时封建专制体制经过近两千年的发展已经残破不堪，具体到明朝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朝廷内部腐败，外部农民起义不断。王阳明以镇压起义闻名，而王廷相则以惩治腐败著名，他二人的学说本意在为挽救没落的统治但却在客观上加速了专制王朝的崩溃。以后来的历史轨迹而言，心学成为资本主义启蒙运动的先声，气学则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哲学思想基础。


王廷相在罗钦顺气是理的本体的基础上，发挥张载“太和化气”理论，提出“元气即道体”的命题，为气学正式开宗立派。他认为反对理学家认为“不朽之理”的主张，提出元气是宇宙的本源，万物都是元气所造，一切道理和规则都只在元气的造化运动之中，除了气之外没有其他存在。而且他进一步指出整个宇宙只是一气化的过程，万物都只是元气的不同表现，元气还蕴藏了“种子”作为宇宙的基因，“天地、水火、万物皆从元气而化，盖由元气本体具有此种，故能化出天地、水火、万物”。这就有了西方哲学和科学中原子论的意味，使得中国哲学在千年前的墨子之后又一次接近了近代科学的体系。


王廷相的本体论实际上是对张载“太和化气”论的继承和重新表述，但从历史地位上看，张载的气本体论是为理学的发展奠基，后被朱熹所利用；而王廷相的气本体论则是为了破除朱熹理学而提出，是为了把儒家学者习惯于讨论形而上学的观念王国拉回到形而下的现实世界。正如提出“心与物同体”心学思想的程颢是为理学发展奠基，提出气学思想的张载也仍然属于理学一派，所以从历史作用角度分析，王廷相才是气学的奠基人。


在认识论方面，王廷相否认理学主张的有“天命之性”的说法，认为只有“气质之性”；理学家认为德性之知（生而知之）高于见闻之知（学而知之），而王廷相则否认有德性之知的存在，认为只有见闻之知。客观而言，天命之性、德性之知的说法有神秘主义的倾向，容易被利用作为抽象的道德教条存在的证据，而否认这些则有利于回归人性，发扬人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与只承认见闻之知联系，王廷相尤其强调要进行社会实践，反对理学家的静坐内求之法，“知行并进，体用兼举，有用之学无过于此”。这完全是从社会生活与社会实践的角度考虑问题。他尤其强调在“实践处用功，人事上体验”的重要性，用实践来检验认识的正确性，简直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先行者。


明末清初，儒家哲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由注重对世界观认识论的务虚探索转变为注重训诂博雅和通经致用的务实研究。这一转变最初由明末的气学家顾炎武开始。顾炎武从小就受到教诲“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火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之后明朝灭亡他痛感儒生之无用，而投入国家治乱的探索，并加入抗清斗争。抗清失败后他转而游历著述，有丰硕的成果存世。在学术上她涉猎经学、史学、方志、地理、文字、考古、诗文等，著述丰富，成就卓越，对整个清代儒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日知录》是其代表作，为清代儒生必读之作。政治方面他反对君主独治，主张天下众治，强调舆论的作用，这些主张都为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所继承，为推翻清朝起到重要作用。

在哲学思想方面，顾炎武继承了气学的世界观，但却对哲学问题不感兴趣。他出身官僚家庭，对明末盛行主张士农商平等、重视下层民众的泰州学派极端仇恨。他认为是理学和心学的务虚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这就导致了他在思想上的偏见和矛盾，最终导致他只注重学问研究的特点。他对心学尤其反对，认为心学是“空谈误国”，与魏晋玄学一样大逆不道，他反而认为某种意义上理学有利于禁锢思想，有利于长治久安。岂不知东汉将经学神化以愚弄人民，玄学用狂放清谈破除之，元明用理学教条愚弄人民，阳明泰州强调人的主体性以破之，两者都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当然在具体学问上，他不主张扶植只重四书的明代理学，应该恢复扎扎实实的经学研究以取代理学，于是经他而始开启了清朝经学的考据之风。


明清之际另一位气学家是被称为清代“史学之祖”的黄宗羲。黄宗羲跨心学、气学两家，在意识形态领域他倾向于心学的反抗精神与批判精神，在学术领域他属于气学，崇尚实在的能够经世致用的学问。这种跨界使他成为明清之际一位特殊的儒学大师。


与顾炎武类似，明亡之后他同样投入反清起义，坚持八年后失败，转而投入著述和讲学之中。其在政治著作《明夷待访录》中猛烈批判君主专制，主张统一货币和工商皆本，提出了初步的民主政治要求，其书被乾隆列为禁书。他在书中抨击专制的弊端，并设计理想的社会。他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君臣平等。在治国方面主张恢复宰相设置，重大国是要由太学讨论，太学要发挥议政的作用，宰相与太学领袖平等，这就有了议会思想的萌芽。法治方面认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认为法治重于人治。在人才方面主张科举、荐举、太学、任子（世系）、邑佐（公务员提拔）、辟招（任命）、上书、绝学（专家）八者并用。其中“绝学”指“历算、乐律、测望、占侯、火器、水利之类”，这是主张提高科技的地位。在经济政策方面，主张“工商皆本”，鼓励工商发展……总之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具有极其强烈的民主政治气息，并为清末资本主义革命党所继承。


在哲学思想领域，黄宗羲则认同气学，并力图贯通心学与理学。他认为气是本体，心和理隶属于气，是气的规律和利用，用气学统领理学和心学。黄宗羲注重本体论和认识论，而且把他们贯穿于经学和历史研究中，以期发挥实际作用，认为“经术所以经世，言性命者必穷于史”，开创了清朝史学新风。他认为文史哲是互补统一的，诗文所以补史，经术是对史的提炼和开拓，以史为根底，以哲为极致，二者统一融洽以成文，成为宋明儒学的总结者和清朝儒学的开创者。


明朝末年，利玛窦等人将西方科学带入中国，使得中国自然科学开始走向近代化。这时期不仅出现大量自然科学研究者，还出现了汇通各门学科，并试图将科学与哲学打通的学者，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方式体现了东方研究的特点。方以智就是其中代表。方以智是墨子之后，在王廷相基础上更加接近近代科学的学者。他提出了“质测通几”之学，成功的打通了自然科学与哲学，把儒家气学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成为一面独特的理论旗帜。


明清之际的气学家因其信奉经世致用的主张，经历大多相似。方以智在明朝灭亡先后加入南明弘光、永历政权抗清，因遭排挤而流亡，后来被清朝通缉而入佛门。似乎资本主义启蒙时代中西都会出现类似达芬奇一样的博学人物，和顾炎武、黄宗羲一样，方以智也是学识渊博，“凡天人、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下逮琴剑技勇，无不析其旨趣，著书数十万言”。早年他融汇中西自然科学，著有《通雅》、《物理小识》，为重要的自然哲学作品，后来遁入佛门也力求贯通儒道佛三家，著有《药地炮庄》、《东西均》等，思想极为深玄超透。


方以智把所有学科分为三大类：质测（自然科学）、宰理（社会政治）、通几（文化哲学），深得要领。他将三者打通，认为哲学应该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并克服科学的局限性，这种认识比许多今天的大家还要深刻。在此基础上他对宋明理学和西学都有所批评，他认为理学“不达其实”，悬在空中；关于西学他认为“泰西质测颇精，通几未举”，肯定其科学而否定其神学观点。他认为儒者应该以气学世界观为至道，发展出更加详备的自然科学来。他的看法一针见血的刺到了西方科学体系的痼疾——始终无法摆脱神学的影响。


今日中国的科学体系乃效法近代西方科学体系而建立，但是既未有将其神学哲学引进，也没有建立自己的科学哲学，只是盖了个马克思哲学的帽子。中国科学实际和西方科学一样，正如无头苍蝇一般，原地打转而飞不出去。以方以智为代表的气学家的气学哲学理论正是可以填补今日西方科学之所无，本来沿着这条路中国科学水平可以远远领先于世界，可惜不仅清朝对其进行打压，时至今日也无人对此种体系进行重视。


如果没有满清的打断，心学和气学的盛行自然会带动资本主义以及近代科学的出现，如同西方的思想启蒙和文艺复兴。由墨家的墨子到鲁胜、刘徽，由儒家的徐光启到王廷相、方以智，古代中国学者是有接近近代科学的可能性的，中国人也并不缺乏科学理性。如此李约瑟之问，答案呼之欲出：畸形强大的政治奴役了哲学与科学，两者直到今天都没有能够实现真正的自由，自然处处落后。


气学由王廷相开山，经过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的发展，到王夫之为其大成。王夫之也是明末清初之人，同样策划了反清起义，失败后加入南明政权被诬陷，后来回乡著述讲学，宣传反清复明思想。可见气学家们都不仅是学问家，而且真正追求经世致用，言行一致。在学术方面，王夫之为有史以来著述最多的学者，有一百多种，四百多卷，八百多万字。


王夫之的学说充满了辩证唯物的理性精神。他通过对儒道佛三家哲学的反思，建立了体系最完善的气本体论哲学。王夫之继承了张载太虚是宇宙本源的学说，并认为太虚是气构成的，气有连续性和不间断性，“色何从凝？声从何合？理从何显？皆太虚一实者为之。是两间无太虚也”。同样他也认为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可以从“用”的实在性来证明“体”的实在性。进一步他否认理学对理的抽象理解，认为理在气中，理气不分离。气的概念发展到王夫之这里，已经相当于辩证唯物主义中物质的概念了。


再进一步，王夫之认为物质世界是运动和变化的，气没有不动之理，运动是气的根本属性，气和运动不可分，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气的运动还表现在新事物不断产生，旧事物不断消亡的过程，简直就是马克思的前世。


接下来王夫之由提出了辩证法的方法论，认为此种日新的变化又表现为质变（“外生”）和量变（“内成”）。而这种变化其本源则要“归于两端”，阴阳二气密不可分对立而又统一。进一步王夫之支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始于合，中于分，终于合”，是一个正反合的辩证否定过程。最后他认为对立双方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是互相转化的。如此辩证法三定律也齐备于王夫之的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王夫之不仅在其理论指导下指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而且认为这种矛盾是好事，有利于社会进步。而且他提出了“奉常以处变，变不失去其常”的常变观，体现了超出时代的智慧。王夫之尽管同意矛盾的斗争性以及变的无休止性，但是他反对无休止的斗争，认为斗和变只是手段，和和常才是目的。这是中国儒家自己的辩证法，对比倾向于机械化的外来辩证法以及建国后的历次运动，其见解何其高远！


在认识论方面，王夫之则利用了佛家的概念“能”和“所”，并且逆佛家出世涅槃的思路提出要入世和有所作为。“能”是指人的认识能力，“所”是指能够被认识的客观世界。佛家认为“能”“所”之分是后天的虚妄，而王夫之则相反，认为“所”必须有其客体，“能”则必须有其实用，强调他们都是客观存在的。“体俟用，则因所以发能；用乎体，则能必符其所”，王夫之认为人的认识是是通过与客体的交往而提高的，人的主观认识是对客体的反映，认识的内容来自于客体，又反作用于客体，认识的内容必须符合客观实际，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如此一个既唯物又辩证的认识论也建立了。


根据这种认识论，王夫之反对静坐内求以及消极的反映论，认为要发挥心的主观能动性。同时王夫之是一位可知论者，而且还对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有所阐述，强调要“以心循理”。最后王夫之在知行的关系上，提出“知行相资，并进而有功”的知行统一思想，比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更进一步，更加有利于学习和实践。从气学家大多是理论家加实践家中可以看出气学的认识论确实不虚。


尽管王夫之强烈反对心学，但是他也受心学影响，加上他曾经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活过，他对人类历史产生了重新的审视。他认为今胜于古，以民为体。他一反前人对上古的盲目崇拜，认为上古之时的国家不过“今日川、广之土司”，可谓精辟；“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可谓叛逆。


基于“理依于气”的自然观，王夫之提出“理依于势，理势合一”的历史观。“势”指历史趋势，“理”指历史规律，他认为不存在超脱于历史之理，历史的规律必须从历史中寻找，“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王夫之认为合理的历史活动行程历史的必然，“得理自然成势”；客观历史有其必然之势，理和势都是客观的，这就是“天”。

历史的具体表现是偶然性的，总体表现是必然性的。据此他指出秦始皇统一，曹操挟天子令诸侯，都是“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不可因为具体事件的偶然而怀疑历史的必然，应该“推其所以然之由，辩其不尽然之实”。这种看法比今天活跃在各种讲坛上的一些历史学者高出多少！


在这种历史观下，王夫之把民心与民情看成天理的体现，进一步说明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决定因素，“即民以见天”。接着他又认为“即欲以见理”，认为天理就在人欲之中。最后他晚年提出“均天下”和“公天下”的政治主张，最终认识到人民的革命主张，认为“天下非一姓之私，必徇天下之公，易吾共主，杀此有司，以抒吾怨”。


王夫之这种种早熟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历史观，为清朝所封杀，直到晚晴才被革命党人重新发掘，直接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身。


王夫之之后，清初出现了颜李学派，以颜元、李塨、王源为代表。颜李学派强调“以用为体，以用为学”的实践精神，和泰州学派发扬了王阳明的心学一样，颜李学派发挥了气学讲究实用的精神，为气学之脊梁。颜元之学以“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为特点，他曾对书院教育进行大胆改革，设立教授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的“文事”科，教授水陆兵法、射御技击的“武备”科，教授十三经、历史诗文的“经史”科，教授水火工程数学等的“艺能”科，强调学习的实用实效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他说“凡为吾徒者，当先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予虽未能，愿共学焉”，颇有新式学校的味道，为五千年之第一次。


颜元认为，真正的圣人绝不可能像宋儒一般，只是书生，而是礼乐兵民但凡有利于苍生必有所知。为此他提出要向尧舜周孔学真道统，不能静坐读书，而是要学圣人们掌握的六府三事，三物四教。六府是指“水火金木土谷也，六者乃财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是指“正德（道德）、利用（经济）、厚生（民生）也，三者乃人事之所当为，故曰事”；总之，“六府三事，所以养民之政也”。三物是周公提出的，指六德（智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四教是孔子提出的，指文、行、忠、信。他认为只有实用之学才是圣学，只有实践之人才是圣人，历史发展到两千年后，终于回到了教育的本质了。


对于治国方面，颜元曾称：“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其施政纲领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可谓全面而系统，可见其讲究实用之学问。


颜元生前交游不广，其学主要由其门人李塨发扬光大。李塨继承了颜元向古代求实学的方式。颜元已经有复古的倾向了，到了李塨就明确打出复古的旗号，以求以古来黜今，作为对八股文理学的反叛。关于古代的实学，李塨曾有一段完善的概括：“言水，则凡沟洫、漕挽、治河、防海、水战、藏冰、鹾榷诸事统之矣；言火，则凡焚山、烧荒、火器、火战、与夫禁火、改火诸燮理之法统之矣；言金，则凡冶铸、泉货、修兵、讲武、大司马之法统之矣；言木，则凡冬官所职、虞人所掌、若后世茶榷抽分诸事统之矣；言土，则凡体国经野、辨五土之性、治九州之宜、井田、封建、山河、城池诸地理之学统之矣；言谷，则凡后稷之所经营，田千秋、赵过之所补救，晁错、刘晏之所谋为，屯田、贵粟、实边、足饷诸农政统之矣。正德，正此金木水火土谷之德；利用，利此金木水火土谷之用；厚生，厚此金木水火土谷之生也。”如此广博，远远超出儒家涉猎的六经四书的范围，已经有近代的意味，如此复古，可谓中国的文艺复兴。


后来清朝开始重点打压知识分子，李塨也不得不转换策略，以考据学之名来继续行气学之实。这种曲线斗争后来只有乾嘉学派的戴震有所继承和发扬，戴震之后气学不存。


气学是最具有唯物主义气质的儒学，其强调实践的作风对青年毛泽东也有很大影响。气学的经验理性和求实精神，成为后来儒家接纳西学和走向近代的桥梁。马克思主义虽然是舶来品，但却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气学在晚晴的准备和铺垫，中国人会较快的接受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学派，可以说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

钱俊

感谢分享！不过“气“学在现代，因为这个名字可能就没有办法广泛传播，普通大众会把它当做和气功类似的东西，而不会想到商学。

张鹏4

赞张吉宏兄大才！
1 这个题目起的好，士魂+商才，这个是现时代之需要，其实亦是长期时代之需要，无商不活，无士不立。和君即此！
2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对气学了解甚少，吉宏兄此文不仅给我们补充了此一知识，更给出了气学的精粹，与经世致用接起来，让我们心向往之。
需要弘扬啊！

简单的儒学系列发展图与现代关系，如下（但不是完全二、割裂的）：
孔学--经学--理学--心学哲学；
孔学--实学--气学--科学商学。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其中理学脉，重立德立言，于立功偏少；
而实学脉，在把经的贯通下，重视立功，如斯可以在科学工程技术上通之。

我们要理也要实。这才是真圣人。

钱俊

张鹏4 发表于 2015年6月19日 10:47
赞张吉宏兄大才！
1 这个题目起的好，士魂+商才，这个是现时代之需要，其实亦是长期时代之需要，无商不活 ...

这就是为何商学难立的原因，必须得“实”。而这个“实”，就必须得先立功。没有实际的成果，商学是没有立足之本的，人也不会信。

刘平

赞吉宏兄，我非常赞同：士魂+商才=和君国学+和君商学，这样的模式和框架，至于颜李学派还是称实学比较好一些，我看学界一般也是将颜李学派的思想称为实学思想。我们可以成立相关研究小组，一起研究研究，吃透思想后进行科普化传播推介

郭坤学

赞吉宏兄！请多多分享。

张吉宏

钱俊 发表于 2015年6月19日 09:48
感谢分享！不过“气“学在现代，因为这个名字可能就没有办法广泛传播，普通大众会把它当做和气功类似的东西 ...

我之所以一开始不想用“实学”这个称谓，是因为有时候“实学”特指清朝考据学派的那些儒生——陷到故纸堆里了，怎么还敢叫“实学”？
当然他们的考据工作确实是扎扎实实的，为我们的古文献保存立了大功
所以叫“实学”也未尝不可

张吉宏

张鹏4 发表于 2015年6月19日 10:47
赞张吉宏兄大才！
1 这个题目起的好，士魂+商才，这个是现时代之需要，其实亦是长期时代之需要，无商不活 ...

理一下儒家发展的脉络吧：

古代：子学——经学（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玄学——理学——心学——气学或实学（颜李学派以前多称气学，乾嘉学派以后多称实学）
近代：新学（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新儒家（熊十力等）……


不过占统治地位的前一千年是经学，后一千年是理学
玄学是对经学的纠正，心学是对理学的纠正，都是在野派

心学在日本引导了资本主义发展
实学是不是可以在中国引起唯物主义的商业革命？

张吉宏

张鹏4 发表于 2015年6月19日 10:47
赞张吉宏兄大才！
1 这个题目起的好，士魂+商才，这个是现时代之需要，其实亦是长期时代之需要，无商不活 ...

换句话说，当今任何文化或者哲学，都必须要能够解释今天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并且还要能支撑未来的商业发展和科技发展
环顾世界，只有实学+心学，才有这个潜力

张吉宏

钱俊 发表于 2015年6月19日 11:32
这就是为何商学难立的原因，必须得“实”。而这个“实”，就必须得先立功。没有实际的成果，商学是没有立 ...

没错，所以三不朽还是要的，用士魂来统领自己，用商才证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