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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旖萱

梁启超：成为一个不惑、不忧、不惧的人

这篇文章是1922年梁启超先生应苏州学界之邀作一场演讲，虽然已经过去93年，社会发生巨大变迁，但是对你青年一代仍有借鉴意义。


诸君！我在南京讲学将近三个月了。这边苏州学界里头有好几回写信邀我，可惜我在南京是天天有功课的，不能分身前来。今天到这里，能够和全城各校诸君同聚一堂，令我感激得很。但有一件，还要请诸君原谅︰因为我一个月以来，都带着些病，勉强支持，今天不能作很长的讲演，恐怕有负诸君的期望哩。

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辞的答道︰“为的是求学问。”再问︰“你为什么要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恐怕各人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诸君啊！我替你们总答一句吧︰“为的是学做人。”你在学校里头学的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心理、历史、地理、国文、英语、乃至什么哲学、文学、科学、政治、法律、经济、教育、农业、工业、商业等等，不过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种手段，不能说专靠这些便达到做人的目的。任凭你那些件件学得精通，你能够成个人不能成个人，还是另一个问题。

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份，这三部份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之为“三达德”—知、仁、勇。为什么叫做“达德”呢？因为这三件事是人类普通道德的标准，总要三件具备才能成一个人。三件的完成状态怎么样呢？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所以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 现在讲的知育、德育、体育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知育要教导人不惑，情育要教导人不忧，意育要教导人不惧。教育家教学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我们自动的自己教育自己，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

一、怎样才能不惑呢？

最要紧的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想要养成判断力︰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知识﹔再进一步，还须有遇事能判断的智慧。假如一个人连常识都没有了，听见打雷，说是雷公发威﹔看见月蚀，说是虾蟆贪嘴。那么，一定闹到什么事都没有主意，碰著一点疑难问题，就靠求神、问卜、看相、算命去解决。真所谓“大惑不解”，成了最可怜的人了。学校里小学、中学所教，就是要人有了许多基本的常识，免得凡事都暗中摸索。但仅仅有这点常识还不够。我们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职业。这职业也并不是我一人破天荒去做，从前已经许多人做过。他们积了无数经验，发见出好些原理、原则，这就是专门学识。我打算做这项职业，就应该有这项专门学识。例如我想做农吗？怎样的改良土壤，怎样的改良种子，怎样的防御水罕、病虫‥‥等等，都是前人经验有得成为学识的。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他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做工、做商‥‥等等，都各各有他的专门学识，也是如此。我想做财政家吗？何等租税可以生出何样结果，何种公债可以生出何样结果‥‥等等，都是前人经验有得成为学识的。

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他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教育家、军事家‥‥等等，都各各有他的专门学识，也是如此。我们在高等以上学校所求得的知识，就是这一类。但专靠这种常识和学识就够吗？还不能。宇宙和人生是活的，不是呆的﹔我们每日所碰见的事理，是复杂、变化的，不是单纯的、印板的。倘若我们只是学过这一件才懂这一件，那么，碰著一件没有学过的事来到跟前，便手忙脚乱了。所以还要养成总体的智慧，才能得有根本的判断力。这种总体的智慧如何才能养成呢？第一件，要把我们向来粗浮的脑筋，着实磨练他，叫他变成细密而且踏实﹔那么，无论遇着如何繁难的事，一定可以彻头彻尾想清楚他的条理，自然不至于惑了。第二件，要把我们向来昏浊的脑筋，着实将养他，叫他变成清明﹔那么，一件事理到跟前，我才能很从容、很莹澈的去判断他，自然不至于惑了。以上所说常识、学识和总体智慧，都是知育的要件﹔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

二、怎么样才能不忧呢？

为什么仁者便会不忧呢？想明白这个道理，先要知道中国先哲的人生观是怎么样。“仁”之一字，儒家人生观的全体大用都包在里头。“仁”到底是什么，很难用言语来说明。勉强下个解释，可以说是︰“普遍人格之实现。”孔子说︰“仁者，人也。”意思说是人格完成就叫做“仁”。但我们要知道︰人格不是单独一个人可以表见的，要从人和人的关系上看出来。所以“仁”字从二人，郑康成解他做“相人偶”。总而言之，要彼我交感互发，成为一体，然后我的人格才能实现。所以我们若不讲人格主义，那便无话可说﹔讲到这个主义，当然归宿到普遍人格。换句话说，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的人格和宇宙无二无别。

体验得这个道理，就叫做“仁者”。然则这种“仁者”为什么会不忧呢？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曰忧成败，一曰忧得失。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所以易经六十四卦，始“干”而终“未济”﹔正为在这永远不圆满的宇宙中，才永远容得我们创造进化。我们所做的事，不过在宇宙进化几万里的长途中，往前挪一寸两寸，那里配说成功呢？然则不做怎么样？不做便连一寸两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失败了。“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凡做事便不会失败﹔所以易经说︰“君子以自强不息。”换一方面来看，他们又信得过凡事不会成功的﹔几万里路挪了一两寸，算成功吗？所以论语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说呢？

再者，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便不会忧得失。为什么呢？因为认定这件东西是我的，才有得失之可言。连人格都不是单独存在，不能明确的画出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然则那里有东西可以为我所得？既已没有东西为我所得，当然亦没有东西为我所失。我只是为学问而学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等做手段来达某种目的— 可以为我们“所得”的。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持。”“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得失可忧呢？总而言之，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然会“无入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是教人做到“仁者不忧”。

三、怎么样才能不惧呢？

有了不惑、不忧功夫，惧当然会减少许多了。但这是属于意志方面的事。一个人若是意志力薄弱，便有很丰富的知识，临时也会用不着﹔便有很优美的情操，临时也会变了卦。然则意志怎样才会坚强呢？头一件须要心地光明。孟子曰︰“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行有不慊之心，则馁矣。”又说︰“自反而不缩，虽褐寛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俗词说得好︰“生平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这是第一著。第二件要不为劣等欲望所牵制。论语说︰“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被物质上无聊的嗜欲东拉西扯，那么，百链钢也会变为绕指柔了。

总之，一个人的意志，由刚强变为薄弱极易，由薄弱返到刚强极难。一个人有了意志薄弱的毛病，这个人可就完了。自己作不起自己的主，还有什么事可做！受别人压制，做别人奴隶，自己只要肯奋斗，终能恢复自由。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嗜欲的奴隶，那么，真是万劫沉沦，永无恢复的余地，终身畏首畏尾，成了个可怜人了。孔子说︰“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我老实告诉诸君吧，做人不做到如此，决不会成一个人。但是做到如此真是不容易，非时时刻刻做磨练意志的工夫不可。意志磨练得到家，自然是看着自己应做的事，一点不迟疑，扛起来便做，“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才算顶天立地做一世人，绝不会有藏头露尾、左支右绌的丑态。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人做到“勇者不惧”。

我们拿这三件事作做人的标准，请诸君想想，我自己现在做到那一件？那一件稍为有一点把握？倘若连一件都不能做到，连一点把握也没有，嗳哟！那可真危险了，你将来做人恐怕就做不成！讲到学校里的教育吗：第二层的情育第三层的意育，可以说完全没有，剩下的只有第一层的知育。就算知育罢：又只有所谓常识和和学识，至于我所讲的总体智慧靠来养成根本判断力的，确实一点儿也没有。这种“贩卖智识杂货店”的教育，把他前途想下去，真是令人不寒而栗！现在这种教育，一时又改不来，我们可爱的青年，除了他更没有可以受教育的地方。诸君啊！你到底还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险呀！非你自己抖擞精神想法自救，没有人能救你呀！

诸君啊！你千万不要以为得些片断的知识就是算有学问呀！我老实不客气告诉你吧︰你如果做一个人，知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越多越坏。你不信吗？试想想全国人所唾骂的卖国贼某人某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有知识的呢？试想想全国人所痛恨的官僚、政客— 专门助军阀作恶、鱼肉良民的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有知识的呢？诸君须知道啊！这些人，当十几年在学校的时代，意气横厉，天真烂缦，何尝不和诸君一样，为什么就会堕落到这样田地呀？屈原说的︰“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见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坏路上走。诸君猛醒啊！现在你所厌、所恨的人，就是前车之鉴了。

诸君啊！你现在怀疑吗？沉闷吗？悲哀、痛苦吗？觉得外边的压迫你不能抵抗吗？我告诉你︰你怀疑、沉闷，便是你因不知才会惑﹔你悲哀、痛苦，便是你因不仁才会忧﹔你觉得你不能抵抗外界的压迫，便是你因不勇才会惧。这都是你的知、情、意未经修养、磨练，所以还未成个人。我盼望你有痛切的自觉啊！有了自觉，自然会自动。那么学校之外，当然有许多学问，读一卷经，繙一部史，到处都可以发见诸君的良师呀！

诸君啊！醒醒吧！养定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好你的自由意志。你成人不成人，就看这几年哩！

1922年12月27日在苏州学生联合会讲演

原载1923年1月15日《晨报副鎸》，选自：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481-487页


PS：做事先做人。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你如果做一个人，知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越多越坏。此话安在企业家身上同理。尤其当代企业家的重要性凸显，其身上肩负更多民族大义、社会责任。若不能以正义之师驱动发展的矛，实乃民族的乃至世界的灾难。

王旖萱

杜维明：目前中国没有儒商

最近几十年，中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开始自觉地发展儒商文化。儒商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他们不仅是企业界的知识精英，同时也是对世界大势特别自觉，且有公共意识的知识分子。

儒商是企业界的公共知识分子

《中国慈善家》：“儒商”这个词语近年频繁出现，一些有文化的企业家甚至儒雅的企业家，都被称作儒商。作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你认为哪些企业家可以被称作儒商？儒商应该有怎样的内涵？

杜维明：只是在最近这几十年，中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才开始自觉地发展儒商文化。用今天的话说，儒商就是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的企业家。他们是企业界的知识精英和公共知识分子，是对世界大势特别自觉，而且有公共意识的一批知识分子。
       作为商人，儒商不完全唯利是图，他们非常重要的观念是见利思义。义利之辩中，一个很大的错误认识是要义就不要利，这完全错误。义是什么？是利益之和。义所代表的利绝对是大利，不是小利；是代表很多人的利，不是一个人的利。另外，他们获得利，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创造使人能够从事道德实践发展的条件。所以，义比利高，利和义是没有矛盾的。

《中国慈善家》：在你看来，儒商是“企业界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须有批判精神。那么，儒商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

杜维明：今天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叫intellectual，这个概念是从俄罗斯传统里来的。他们不仅一定要批判政治、批判现实，而且一定要跟既得利益者划清界线，所以他们以批判精神特别是对政治的批判精神为特色。这个观点只是在俄罗斯的传统里有很大的影响力，也深深影响到了中国。但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却都不是这样，政治体系的人也是很了不起的知识分子，比如基辛格、约瑟夫·奈。
       在中国的传统中，知识分子严格地说就是士，士君子。士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知识分子，是以他是为全体人民的福祉，有为天下的情怀，还是为现实政治的一己之私为标准。所以，不是看他有没有介入政治、有没有参与政府，而是看他的价值取向、他的心态。
       企业界的公共知识分子，是现代意义的儒商。他当然有批判精神，这种批判不仅仅是政治批判，还有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但并不是说一定要跟政治划清界线，他介入政治事实上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这是中国的老传统。

《中国慈善家》：按照你对儒商的定义和标准，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庞大的企业家阶层中，有哪些企业家称得上儒商？

杜维明：在中国的企业界，以严格意义上的儒商最高标准来论，我不认为目前中国的任何一个企业家有资格算儒商，儒商的观念在当今中国已荡然无存。目前中国还没有儒商，儒商需要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正走在成为儒商路上的人很多，因为在中国企业界，参与社会、注重文化的人现在越来越多。

《中国慈善家》：有没有接近儒商标准的企业家？例如，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他不仅身体力行学习、研究儒学和佛学，还把儒学作为企业文化。

杜维明：陈峰、傅成玉、马云等人，都是长江商学院“中国企业CEO课程”的第一期学员。如果他们再宽广一下，不就是儒商嘛。

《中国慈善家》：儒商是否一定要有自我认同？

杜维明：对。儒商的一个基本条件是文化自觉，这个文化自觉就是他有参与感。除了直接参与以外，他还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中国慈善家》：子贡被称作儒商的鼻祖，他的哪些行动和思想体现了儒商精神？

杜维明：子贡有一句话说孔子，是“夫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性命和天道是最深层的价值，子贡对这个问题特别有兴趣，所以，看子贡和孔子的对话，很多都是谈人的终极关怀，天与人的关系。另外，子贡做生意，是做冒险投资的生意，能获大利，因此他有远见。我相信，儒学很多的发展靠子贡，子贡最忠于孔子。
       子贡为儒家的发展创造了很多物质条件。他思想敏锐，非常有智慧和远见，追求天人合一，也有非常强的道德关怀。可以说，在孔子的弟子中，子贡最有企业家精神，他的事业比较宽阔，又能够发展各种不同的实业。这个传统，在儒家的文化圈一直发展。
       儒家的经济理念比较符合我们今天所讲的自由主义的经济理念，它不主张政府专断。法家歧视商人，只注重耕战，儒家却非常重视商人。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因为士农工商的排序，儒家重农轻商。为什么说这是错的呢？儒家认为，任何一个社会，要想成为一个复杂的社会，有三种职业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工人，另外一个是商人，商人通有无。法家则不要商人，只要两种人，农民和军人。

《中国慈善家》：在子贡之后的2000多年里，哪些商人可以称作儒商？

杜维明：有很多。据研究发现，很自觉地认为自己是商人，同时也具有儒商性格的商人，是从明代开始出现的。明代有一批商人，他们一方面以商人身份赚钱，同时又有一种强烈的士的情怀，有社会责任感，就成为了儒商。
       晚清民国，张謇是毫无疑问的儒商，此外还有胡雪岩和荣氏家族，很多很多。


为社会有序发展发挥大作用

《中国慈善家》：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都属于儒家文化圈，不知儒商的传统在那里是否获得了发展？

杜维明：现在中国的儒家传统断了，要想找一个能真正代表儒商的人，在整个中国文化地区不太容易。即便找到一个，他也不一定自觉地认为自己是儒商。但这个传统在韩国和日本没有断。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很多有名的华人大企业家，可以算是儒商。
       日本为什么没有断呢？涩泽荣一是日本实业之父，一生都在做《论语》研究，他说自己一生奉行的一句话就是见利思义。有次我碰到一个日本儒商—三菱的董事长诸桥晋六，他开玩笑似的对我说，他是家里的“黑马”，因为其他家庭成员都在做学术。诸桥家族曾主持编纂了《大汉和字典》，三菱公司也长期支持日本的东洋文库（日本最大的亚洲研究图书馆，日本三大汉学研究重镇之一），东洋文库的1/3资金来自三菱。资生堂的前负责人福原义春也是儒商，“资生”这两个字就来自《易经》中的“万物资生”。

《中国慈善家》：除了这几位大企业家之外，日本的企业家普遍重视儒学吗？

杜维明：数量相当大。有个叫冈田武彦的日本人，专门研究王阳明心学。有一次我去日本参加学术会，冈田武彦安排我和他长期培训的一批企业家见面。他每个星期六早上都和一些企业家讨论“四书”，特别是《大学》。在神户，他安排了400个日本企业家和我见面，其中既有中小企业家，也有大企业家，他们每周都会抽一段时间来讨论儒学。
       日本还有专门培训儒商的学校，比如明德堂。培训内容既有会计等基本技术知识，也有中国传统书院的教育，教授基本的修身哲学。他们特别重视修身哲学，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伦理。
       可以说，21世纪的领导者，除了经济资本以外，还必须要有社会资本。因此，除了科技能力以外，应特别注重文化能力；除了智商以外，应注重情商和人力资源；除了物质条件之外，应注重精神价值。如何培养文化能力，如何发扬伦理的智慧，如何开拓精神价值，这都是儒商的文明。

《中国慈善家》：刚才你提到日本有专门培养儒商的学校，韩国好像也有？

杜维明：对。韩国的几个大公司，现代的老板就是重要的儒商，三星也是这样。韩国的儒教大学成均馆，完全是三星在资助。文化在企业界和社会上是否起作用，要靠政府、学校、媒体和一般群众的共同努力，不可能是单向的。比如我手上这张1000元韩币（相当于人民币10元），上面印的人物是李退溪，他是韩国的大儒、韩国的孔子；上面印的建筑则是成均馆，就是太学。成均馆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相比之下，我们中国的历史就断得太厉害了，我们没有集体记忆，没有经过三代还能发挥积极作用的杂志、学校和企业。

《中国慈善家》：有观点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在二战后迅速崛起，同时，整个社会的价值和秩序依旧有序，其间，儒商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杜维明：的确。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错误认识，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是脱亚入欧，是把整个儒家传统给丢了，完全向西方学习。事实正好相反。现在日本有很多人做这方面的研究。有一个叫渡边浩的学者，是日本政治学家、思想史家丸山真男的大弟子，他研究之后认为，真正的儒家精神充分发挥积极影响力的时期是在明治。明治时期，日本人提出“和魂洋才”的思想。“和”就是大和，“魂”就是日本的精神，包括儒家理念，“洋才”就是西方的技术。事实证明，“和魂洋才”是成功的。

《中国慈善家》：除了日本，在“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儒商在社会秩序的恢复，甚至社会的建设方面，是否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杜维明：起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最开始是日本崛起，然后是“四小龙”。以前分析他们崛起的原因，有一个很大的错误，都是考虑外在的原因，认为可能是美援的关系，但是，受到美援最大的国家菲律宾就没有发展起来。还有人说了其他外在因素。外在因素是很重要，但不关键，关键的是人的问题。假如现在在台湾的几千万人不是中国人，而是菲律宾人，他们是不是仍然可以发挥得那么好，这是很大的问号。


大企业家要发展为社会服务的意志

《中国慈善家》：中国的现实问题越来越严重，诚信危机、道德崩溃，用孔子的话说就是“礼崩乐坏”。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作为精英的企业家阶层应该担负起怎样的责任？

杜维明：儒家有个基本信念，就是越有权、越有势、越有影响力、越掌握资源和信息的人，越应该有责任感。中国没有出现完全以个人主义为导向的经济人的观点，现在经济人的观点很强，多半还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小家庭的利益，其他人可以不管。虽然如此，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资源还是在起作用。第一，我们是一个学习的文明，所以中国的企业家打拼时，不仅向西方学习，也向日本和韩国学习。第二，我们比较宽容，没有狭隘的原教旨主义的倾向，比如说原来有三教，现在可能有五教，有不同的文明多样性的观念。第三，我们是对话的文明，我们喜欢谈天、喜欢对话、喜欢讨论、喜欢协商，因为我们有一个天下的观念，天地万物一体，这是很老的传统。
       最近我到无锡，看到一幅顾宪成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这一批人根本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甚至不一定考得上进士，在政府也没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他们有家国天下的气派，就是中国丰富的儒家传统资源。

《中国慈善家》：但是这个传统已经断了。例如，现在大多数企业家就公开表示，只要把企业做好就可以了，并没有家国天下的气派。

杜维明：这个我不担心，什么原因呢？因为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西方的因素已远远超出了自己的传统文化，有的企业家说我把企业做好，就是尽了足够的责任。这一点错误都没有。
       所谓经济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他们了解自己的利益，在相对自由的市场，在不犯法的前提下扩大自己的利润。他们有自由的观念，有理性的观念，有权利的观念，有法制的观念，也有个人的尊严。从儒家来看，这样一个人，至少比害人害己或损人不利己的人好了很多。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企业家群体有领导的能力，同时还要有很多价值，就是跟儒家的传统深刻关联的那些价值必须开发出来。自由之外必须有正义、公益或平等的观念；理性之外必须有同情或慈悲的观念；法制之外一定要有礼让的观念；权利之外必须有责任的观念；个人尊严之外必须有社会和谐的观念。这就是“仁义礼智信”，它是一个经济人必须有的。
       所以，如果一个企业家说，自己只要把企业搞好就尽到责任了，以他作为一个经济人的身份，我们不会批评他。但如果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企业家，一举一动都会影响极大的群体，那么，除了把自己的公司管理好以外，他还应该发展服务社会的意志。儒家叫做“推己及人”，他必须向外推，不推的话就失职了。

《中国慈善家》：近些年，你担任长江商学院人文委员会主席，接触企业家众多。据你观察，他们对儒商和儒学的态度如何？他们有兴趣和意愿成为儒商吗？

杜维明：这个自觉是有的。我觉得一个令人欣慰的发展是，企业界本身有一种追求文化，特别是追求传统文化的意愿，在各个商学院的EMBA教育里比较明显。现在许多大学都有专门的国学培训，对象有很多都是企业界的成功人士。从比较文化学上讲，这个潮流很特殊，其他国家没有。

《中国慈善家》：但是这种自觉会不会是功利性的？

杜维明：有功利性的一面。现在包括慈善事业，都是为了扩大影响力，扩大声誉。这种心理可以理解。另外他们也确实出现了一种新的想法，就是在成功之外追求意义。成功之后如果不追求意义，就会失落。追求意义的人不一定会成功，比如颜回就一贫如洗，但是他有内在的愉悦。假如你追求意义，而且又做大了，就很容易把你追求意义的这种价值分享出来。越有钱越有势的人，越应该有责任感，他们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当然应该扩大服务的范围。
       所以，好的大企业家，有四个方面要同时兼顾：第一是个人问题，特别是身心问题，因此很多企业家花大量时间修炼、休闲；第二是社会问题，即个人和社会之间健康互动的问题；第三是自然问题，现在企业家越来越应该注意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比如说不能把我们的家园给毁了；第四是天道的问题，就是人心和天道如何能相辅相成的问题，要有敬畏感，这是我们民族目前碰到的一个很大问题。

《中国慈善家》：企业家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力量，他们对复兴儒学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杜维明：对儒学进一步的发展，儒商起的作用会非常大。学术界从事研究可能很专业和深入，但影响不够。在政治方面发展儒学，将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受到很多现实政治的影响，包括意识形态的影响，真正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还是企业界的人。现在中国的企业家有资源，也有国际视野，如果他们有为儒学创造条件的理想，动力就比较大，影响力可能就更大。

2015-07-27 《中国慈善家》

郑刚阳

王旖萱 发表于 2015年8月20日 14:41
感谢您的推荐，我们会去关注^^。关于齐家、兴业、益天下等篇章下面的二级标题，不知您有没有好的建议{:3_ ...

旖萱同志，本人才疏学浅，不敢胡乱推荐。但是，一旦有了觉得还可以的书目，一定会按照“齐家、兴业、益天下”的要求，随时留言。感谢！

王旖萱

郑刚阳 发表于 2015年8月22日 20:48
旖萱同志，本人才疏学浅，不敢胡乱推荐。但是，一旦有了觉得还可以的书目，一定会按照“齐家、兴业、益天 ...

好的^^ 是商学和国学结合的一些篇章哦~ 感激！

郑刚阳

王旖萱 发表于 2015年8月23日 08:52
好的^^ 是商学和国学结合的一些篇章哦~ 感激！

  嗯，嘿嘿，谢谢~

郭坤学

南怀瑾：刚日读经，柔日读史

我素来主张“经史合参”，要诸位对经史融会贯通，这样才能学以致用，否则光读经书，一天到晚抱着四书五经，人会变迂的，会变成呆头呆脑的。读经书，还必须配合历史，读历史同样必须配合经书。

二十多年前在一个朋友家吃中饭，他家客厅挂了一副对子很正派，字也好，写的是“柔日读史，刚日读经”。朋友晓得好，就是解释不出来。

刚日是精神特别好、思想特别清明的时候，要读经，读四书五经，读佛经，读基督教的《圣经》都可以。读经需要思想，哲学思想必须要头脑精神够的时候去研究；精神不够的时候，看看《红楼梦》，看看什么彩虹蓝天那些小说也可以。如果你人不舒服，头脑昏昏的还来研究《参同契》，那只会睡着啦！当安眠药来用蛮好！

但是在“刚日读经，柔日读史”这句话里，刚日、柔日的意思不是这么呆板的。所谓刚柔，代表抽象的观念，“刚日”就是指心气刚强的时候，这里看不惯，满腹牢骚，情绪烦闷。这时候就要翻一下经书，看看陶冶性情的哲理，譬如孟子的养气啰，尽心啰。相反的，如果心绪低沉，打不起精神，万般无奈的时候，那就是柔日，就要翻阅历史，激发自己恢宏的志气。

所以刚柔就是代表阴阳，《易经》里的阴阳两个是物理代号，这个观念要懂得。“刚柔有表里”，表就是外面，里就是里面。也就是说，每天的气候，从夜里十一时开始，一直到第二天上午十二点，都是阳气；下午属于阴气。现在都市很多年轻人，都是阳气不够——上午起来昏头昏脑，一点精神没有；到下午睡一个午觉起来，精神慢慢好了；到夜生活一来，精神越来越好——这些人都是阴气很盛，学中医看病就要知道了。

譬如咳嗽，有些人半夜子时阳气上来，非咳嗽不可，比闹钟还要准。因为他那个肺被痰包围了，就像是垃圾堆里有些东西出不来，半夜一到，阳气要往上冲痰出来，就咳起来了。道理就在这里，晓得这个病源就晓得用药了。

这就是中国文化啊！文学里边有哲学，今天我们这个思想，看到什么事情，社会呀，政治呀，各方面很不满意，我们感到很不平的时候，赶快读读书。读读《易经》呀！四书五经呀！心气就和平起来了。柔日读史，当心情很无聊，很沉闷，很想睡觉的时候，就可以看看历史，启发我们奋斗的勇气。所以说“刚日读经，柔日读史”，这是关于刚柔的道理。

王旖萱

PS：文章很长，但细读下来对真正的传统文化会有另一层理解，推荐。


我所理解的中国古代教育
   徐健顺

【作者介绍】徐健顺，满族，1969年出生于青岛。著名吟诵专家，中华吟诵学会秘书长。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12年调至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1991年入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师从裴斐先生治唐宋文学。2003年在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获文学博士学位，师从李岩教授治朝鲜文学。2006年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师从赵敏俐教授治中国古代诗歌。其主攻方向为音乐文学、比较文学、朝鲜文学、中国古代文学。讲授文学理论、中国文学史、通俗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古诗文吟诵等课程，并长期在中央民族大学和首师大每周举办“徐张国学讲座”，邀请杰出国学学者主讲。著作有《名家状元八股文》、《命名——中国姓名文化的奥妙》、《声音的意义》、《徐健顺吟诵文集》、《吟诵教程》、《我爱吟诵》（合著）等。论文数十篇，发表于《东疆学刊》、《延边大学学报》、《文学前沿》等刊物。录有《徐健顺吟诵专辑》、《学唱传统吟诵》、《吟诵之美讲座》、《吟诵理论与方法》等吟诵录音与录像。

今日蒙周坚老师拨冗为余导游柏林，如数家珍，尤至派加蒙博物馆，耳闻纵横辟阖之希腊两河文明，目接宏伟曼妙之建筑雕塑陶器，直如身在远古天国，迷恋不忍，而周老师则感国内博物馆教育之羸弱，民族文化启蒙之缺失，叹息良久。于是共论中国人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中国历史，更不知其不知，而妄自菲薄，常令西人亦为之瞠目。我一辈人上不能引民族未来之路，下不能安传统断绝之状，唯可作为者似考古学家，发掘真相，洗清污垢，复原神采，以奉后人。联想近日讲学，同道多询古代私塾事，因思撰文略述中国古代教育。

然而今日受教于周老师之大心得，尚不为古代史，而为做人之谦恭、不坚硬。唯知我之可能错，而有聆人之可能，而为己留一生路。余自推广吟诵以来，姿态多锐进，做事多坚决，此为狂狷，非君子者。赵师多诲，余尚未能。五四之失，其因亦在急切。周老师长余一岁，而谓渐知天命。师友亦多有劝余慢行者。此余心慕之事也。然余读书之少，为学之利，此非能立变者。唯日三省，多反思之。今日为文，亦为急文，各位师友不可做定论看。余不敢论今日教育何去何从，唯谈古代教育；亦不敢论古代教育，而云我所理解的古代教育。此意非定如此，而仅为余翻检旧书、拜访耆老而个人构拟者。故盼诸君指点不足、纠正偏颇，或补充见识、发表新论，共同接近传统真相，则幸甚至哉！

又，此为漫谈，不引文献考证。拜访近千耆老、翻检上万文献所得之详情，请待朱立侠君大作。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一

现在我们的教育场所，叫做school，教育形式，叫做education，老师叫做teacher，学生叫做student。老师不是古代的“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现在的老师不传道。学生不是古代的“生”。生者，所以学道修身安民也。现在的学生就为找份好工作。所以school也不是学校，学校不是老师站着学生坐着，而是大家都坐着，也不是一个老师面对一群学生，而是一对一的教学。当然education也不是教育。翻译误事，已逾百年。英语的所有词汇，都不能够完全对应汉语的，心不是heart，父亲也不是father。我们的文化复兴，好像要从重编字典开始。一百年前，我们强调的是东西方文化的共同性，——这当然是对的。可是，一百年后，我们似乎应该关注一下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了，这才全而不偏，不是吗？

一百年前，中国的教育不是这样的。从一百年前上溯到三千年前，中国的教育从来不是这样的。我们古代的人才，都是私塾官学系统教育出来的。如今，最后一代读过私塾的老先生，还有一些尚在人间。我和我的团队，这些年来到处拜访这样的老先生，询问当年的教育情况，采录当年的读书方法。昨天有人问起，那些老先生都是怎样的人？我郑重回答：不是现实中的人。和他们面对面坐，恍若隔世。他们吟诵的时候，会哭。他们和你一见如故，亲如家人。他们不顾年迈体衰，总是倾囊而授，或又拄杖带我们寻访他人，从未提报酬、版权，也从不怀疑我们是骗子，也从不担忧我们是文盲。他们都会随口作诗，儒经道藏，更是信手拈来。吃饭的时候，能为你解说每一道菜的来龙去脉。走路的时候，能为你指点每一处地方的历史变迁。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术药材、拳理兵法，都通一二。他们历尽苦难，死里逃生，却都达观开朗，笑对人生。他们是“士”，周坚老师谓横平竖直立于大地，他们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气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气节不是一个架势，恰恰是亲切，是温柔，是可爱。

我们也认识一些会吟诵，但没有读过私塾的先生。这些先生或从家传，或从学堂、大学，或像我一样从采录习得吟诵。这些先生，就感觉是现实人物。这其中的差异，也难以说清，但就是感觉不同。所以不是吟诵使人不同，而是传统教育使人不同。

您教语文，教文学，教历史，教文化，只要是中国的，是不是就该了解一下古代是怎样教的。您是家长，是学生，是中国人，是不是应该了解一下古代中国人是怎么教育出来的。我们现在不想了解，是因为我们以为知道，以为没有价值，以为古人就是落后。章太炎先生说：目学变耳学。对历史的认识从亲眼见到变成了道听途说。我真心希望每一个人都在身边寻访一下读过私塾的老先生，亲身感受一下你以为知道的那种陌生。

在成都讲课，前面一位先生下台前说：世界上最会读书的民族是犹太人，中国人太落后了，我们要多向犹太人学习。我接着上台，不知道怎么往下接，迟疑了一会，只好说：恐怕不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上，最会读书的，是我们中国人，只是我们都忘了。或者说，不知道了。


二

我们采录到的吟诵人，有一些是农民，有一些是妇女。他们并不是文人，可是会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我们总以为，古代劳动人民是不识字的，是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利的，事实恐怕不完全是这样。孔子有教无类，他把本来是贵族的教育向民间大众开放了。封建制也是在那个时代瓦解的。此后，中国民间的居住形式，虽然也有依附豪门卖身为奴者，然而其主流，是宗族聚居。所以我们农村的地名，多赵家村李各庄之类。一个宗族能聚居，其中一定有富裕者，否则都是穷人，一定会流离失散了。富裕者或者宗族长老、大户人家，有三件必做的事情：修路、建祠、兴学。族有族学，村有村塾，家有家教，这是中国教育最基层的单位。这些私塾，有公立的，那么对于这个宗族乃至村子里的外族都是免费的；也有私立的，会收费，但是费用也不高，一般一个月一袋米而已。在原则上，所有人家的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没听说哪个私塾规定什么样人家的孩子不许入学的。当然，实际上，从家庭的角度来说，还是有条件的。首先是要有点余钱，不能穷得叮当响，其次，要舍得这个孩子不劳动。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古代是有三年义务教育传统的，这个时间，大概是儿童三到六岁，也就是蒙学时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已经能调皮捣蛋，但又没有劳动能力，所以家长一般愿意把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送去私塾。到了六岁左右，他能带弟弟妹妹了，能放牛了，能砍柴了，很多人家就会让孩子辍学，所以古代很多农民是受过三年左右的蒙学教育的，会背《三字经》《百家姓》和一些唐诗，但是并不是文人。上学的不只是男孩，也有女孩。古代也有女馆，专教女生的。也有专门给女孩读的蒙学书。我们采录到的吟诵调，有的先生会分男调女调，教男生是一个调，女生则是另一个调，比男调要温柔细腻。从小家碧玉到大家闺秀，都是要上学识字的。您回想一下笔记小说里的情节，是不是这样？那时候好女孩的标准是“知书达礼”。有人要说，古代给女孩的教育都是封建的、压抑人性、侮辱人格的，这个我不想争辩，只请您亲眼看看那些女孩的蒙学书，我们再讨论吧。

综合这些情况，中国古代的文盲率大概是世界上最低的。我们总有个印象，觉得旧社会文盲率高。这是因为1950年的调查数据是80%以上的文盲率，有的地方达到90%以上。但是，1860年代，外国传教士曾在湖南一带做过调查，结果是文盲率只有60%，而且还是一般的县镇山区。在城市，文盲率会低于50%。一百年间，文盲率的飙升有两个大的原因。一个是战争，我们都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百年。另一个更重要，是教育体制的急速更替。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成立，旋即废止读经，政府只承认新学堂的学历。私塾大批消失，而新学堂却一时寻不到教师。今天全国都难觅国学教师，情况不是一样吗？只是方向相反而已。当年教育转型太急，以致于广大县镇农村，包括许多城市，新学堂一时难以建立，建立起来质量也没有保障，而私塾已经大量消失，结果是两代中国人，大批失去了受教育机会，文盲率一下子上升了近一倍。以前，不是这样的，古代的中国人，大部分是识字的，所以这个国家，叫做文明古国，这个地方，叫做天朝上邦。

不仅如此。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有子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教育并不是以识字为必须的。教育的目标，是把人培养成一个好人，一个健康的人，一个对族群有用的人，一个人生幸福的人。苟能如此，何必识字？慧能大师就是明证。

以前不识字的人，也受教育。我们采录到了很多不识字但是会大篇背诵《三字经》等蒙学，或者评书曲艺、戏曲民谣等等的人。北京老天桥的相声，有《歪说三字经》、《歪说百家姓》、《歪说四书》等段子。那时候相声可是撂地说的，围观的多贩夫走卒，十秒钟不让人发笑，场子就散了，可是要发笑，就得先背得过这些书。这就证明一般观众都是背得过这些经典的。《歪批三字经》我也听过，几乎把《三字经》的内容说了一多半，你没读过，真是一句也笑不起来。以前听评书说《三国》、《英烈》，那不是教育吗？看戏演《包公》、《梁祝》，那不是教育吗？农民也不是只有祈福求利习俗的。闻刘备败则悲，听徐达胜则喜，知耻而勇，知义而信，这就是人格的养成了。

况且，族有族规，门有门风。家族和家庭的教育，是代代相传的，是由父母和长辈口传心授的。老一辈的人都会说：咱们家人可是忠厚老实的，不能出去偷奸耍滑。又会说祖上的事迹，又会贬斥市井败类。小到待人接物，大到成家立业，都会谆谆叮嘱，细说利害。当然也包括生活常识、自然知识。骂人如果骂“没有家教”，就是对整个人品的彻底否定。可见，家教、门风，是教育的一个基础。

少数民族现在还有很多是没有文字的，其中包括一些大民族。难道这些人都是没有教养的？还是没有知识的？他们的知识、文化、修养，都是代代相传，口传心授，未必见得比所谓文明人差。他们的生活、人生也可以很健康、很幸福。

文字，只是教育的工具之一。科学，也是教育的工具之一。没有文字和科学，对人生会有影响，但不是最主要的。以前中国的教育质量如何？看看我们在几千年内的文明一直在世界前沿，看看我们凝聚来多少人，看看我们的文化成果，还不清楚吗？如果教育质量不好，两代人下去，这个文明就要衰落了。中国的文明能够延续不绝，而且一直高歌猛进，是因为中国的教育天下第一！教育不仅仅是学校教育，而是整个社会成员的教育，从理念到方法，从内容到模式，都是令人惊佩的！我举个例子吧。

中国古代是居民自治的。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自我教育，不是吗？以前的中国官员，最低一级是九品下，相当于现在的镇长，镇以下呢，就没有官了。村庄、街道、小区、胡同，都没有政府，一律居民自治。自治，靠的是长老、大户，更靠的是门风、家教。大部分的事情都可以在自治范围内解决。沈从文的《边城》巴金的《家》等等，让很多人对居民自治和门风家教印象恶劣，其实用逻辑想一想就知道，只是恶劣的东西，不可能为全体民众所接受并奉行几千年。人心都是肉长的，脑子不是都进水的，居民自治和门风家教，缔造了地方的安宁和秩序，塑造了正能量的人品，给了每个人以优化的生活，这才为大家所接受。今天，还有几家有家风？还有几处有自治？中国人的整体道德水平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至少和科学教育的发展严重不成比例吧。为什么现代教育没有带来相应的素质提高呢？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好人，如果把这个目的忘了，就很可能适得其反。识字的教育、学校的教育、专业的教育、科学的教育，这些都是途径，不是目的。在这些教育的背后，贯彻着一个精神的教育，一个做人的态度和方法的教育，做事的态度和方法的教育，这才是更重要的。今天，我们重专业教育，轻精神心灵情感信仰的教育，又或把两者脱节，这都是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没有家教门风了呢？一个原因是，教育已经成为一个糊口甚至发财的职业，不是教师的人，或者教师在八小时之外，都很少再从事教育工作。家庭、社会的教育经常跟学校教育唱反调。这也说明，学校教育的理念没有贯彻到每个家庭。不过这也不是说学校的理念就都是对的。我们需要对此有个深入的思考。另一个原因更重要，就是很多家长自己已经没有资格教育子女。自己就没有素养、没有人格，如何激励孩子？家长平时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的自私自利、庸俗猥琐、无知无畏、混吃等死的状态，就是对孩子持续的反面教育。有几个家长在孩子面前敢说气节、人格？门风已堕，谈何传承？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状。文化复兴，往往从零开始。一穷二白，不知道该从何做起。有人说，是反右、文革，把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吓掉了。中国知识分子现在整体呈现无信仰、无品格、无作为的状态，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是为什么会有反右、文革？积极进行反右、文革的不也是知识分子吗？这不是伟大领袖一个人想做就能做的事情。得有群众基础。群众基础是什么？就是对传统文化的集体蔑视，对传统品格的集体抛弃。结果是学习西方的独立自主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反而失去了本来的独立人格。不过，这么说有点过分，其实反右、文革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理想的，尽管是割裂了传统文化的根基不牢的信仰。改革开放再次延续西化未完的进程，到九十年代教育产业化，知识分子才真的彻底失去了信仰。教育产业化，老师上了台，还有什么脸面对学生？学生说：你不过就是来赚我钱的！我给了你钱，我就是上帝，你还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师道不存，学生的需求被摆在了第一位，上学是为了找工作，职业规划成为很多大学生入学后的第一课！

教育不再以人格教育为首要，是教育的堕落。这与全面否定古代教育有莫大的关系。

古人读书为了什么？很多人都回答说：科举做官！这是以偏盖全。很多人读书并不去科举的，而去科举的很多人也不是非考上不可的，考上的也不是都为了做官的，做官的也不是为了做贪官的。儒士是为行道而上学、出仕，这一点不可不知。

古代的教育，其目的是树人。把高洁的品格和文化的特质注入一个人的生命。从诵读经典到诗词文赋、琴棋书画，从理性到感性，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在进行人格教育。教育出来的人，可能成绩不好，但人品首先要好。这样的人，为世所敬重，并不在于做了多大的官。这样的教育的结果，是绝大多数文人的身上，有一种气节，一种精神。在任何地方，中国人都会团聚在这样的人的周围。

我这次去欧洲，看到中国人开始流散了。以前中国人是不流散的。不管到哪里，都有唐人街。有的是政府划的，有的是自发形成的。现在没有自发的唐人街了。中国人在国外不再聚居。以前为什么能聚居呢？因为有长老。不是钱，不是政策，那些都不是不可战胜的。现在没有长老了。长老是什么人？就是老师。是德高望重的儒士。有长老就有气场，有儒士就有道场。我看到欧洲教堂林立，最大最漂亮的建筑都是教堂。以前我们也是这样的，孔庙和宗祠林立。孔庙和宗祠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总是跟学校在一起。这是两位一体。西方是分开的，教堂和学校分别存在，分别进行教育。我们是合在一起的。现在海外的中文学校，还有孔子学院，只是school，没有church，老师只教知识不传道，不传文化，当然就没有长老，也没有道场。中国人无从聚起，于是大家都谈怎样融入当地社会。融入当地社会当然是对的，但是你给当地带来了什么呢？当地人也期望你能给当地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可你只是脱中入欧，令人失望。我们中国也是不断地聚集人的，聚来的人的数量是原有华夏人的十倍百倍以上。你看广东人和山东人一样吗？他们好像各自保持着一定的传统的，但是又能互相谐和，这就是中国的文化形态。

不仅是在欧洲，尤其是在中国，如果这个社会要想实现和谐幸福，就得发展林立的道场。现在我们有村庄、有小区，有居委会，有文明办，这些都是很好的条件。但是仍然没有道场。大家仍然对面不相识，每个人都说孤独所以上微信去摇朋友。以前的宗祠也许不适合现在，但是道场应该是永存的。中国的道场从来就是以学校为主体的。那不是西方式的学校，而是道场式的学校。所有的居民都是学生。这里没有神仙鬼怪，也不讲利益竞争。这里会讲健身养生，但也会讲舍生取义。这里以人格教育为主旨。所有的人也都是同学，学道的同学。什么时候中国的每个村庄和小区都有这样一个道场，什么时候大学有这样一个师资专业，什么时候农村大学生愿意返乡做一名道场老师，什么时候中国才能叫做小康社会。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我跟好多人说过，也尝试过，但是，好遥远啊。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做这件事吗？

在古代，文人儒士，就是一方民众的主心骨，一方水土的保护神。识字的人就是精神文化的集中所在。读书的人就比不读书的人要更有品格、更有气节。蒙古、满清南下，都是在东北横扫，人民望风依附，到中原长驱直入，各处难以抵挡，但一到江南，就艰难推进，反复拉锯，要攻坚，要屠城。江南人不是没有北方人高大勇猛吗？江南也不比北方更有天然抵御屏障。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江南文人多。自魏晋以来，文化重心南移，明清状元多出自江南。这个地方儒士多，就有气节。民风剽悍不管用的，城高水深不管用的，技术先进不管用的，人品的教育是最顶事的。古代的教育，主要是儒家教育，儒家的教育，是修身为本的。

若不明白这些道理，下面所讲的古代教育方法，就仅仅是技巧了。


三

无论是此前说的，还是此后说的，都是指主流、核心的部分，不是指全体。从五四到现在，很多批判传统文化的人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常把历史整体中坏的部分当成传统文化来批判。比如：传统文化如果好，怎会有三妻四妾的现象？怎会有缠小脚？怎会有昏庸皇帝？怎会有农民起义？怎会有窝里斗？怎会有劣根性？这种问法很奇怪，因为按照同样的逻辑，我也可以问：如果西方文化好，怎会有妓女？怎会有高跟鞋？怎会有希特勒?怎会有屠杀？怎会有金融风暴？怎会有西方的劣根性？

什么地方都有好文化，也有恶习俗。文化是人性的部分，不是动物性的部分。残杀和压迫，都是动物性，不是人性。文化是一直跟这些劣根性做斗争的那个部分。孔孟从来没说过要三妻四妾，朝廷也一直下令禁止裹小脚。我们现在要发扬的，是那主流、核心的部分。

大家对传统教育的印象恶劣，是因为有很多批判私塾先生、八股文、科举制的小说、诗歌、散文，那些当然基本上是真实的，可是只是真实的一部分，而且是一小部分。就像你看今天的西方艺术，或者读西方的报纸，你会觉得西方真是没救了，不是在悬崖边缘，简直是已经在坠入深渊。而实际上，西方的大部分都很平静，他们上不了艺术，也上不了报纸。那被批判的，是不符合文化的那个部分，是没文化、反文化的那个部分，是打着文化旗号破坏文化的部分。

教育也有三六九等，那九等的、等外的，就是反教育的。天天举着戒尺打学生的，非孔门弟子也！只令背四书五经的，非孔门弟子也！一心考科举做贪官的，非孔门弟子也！看看《儒林外史》吧，看看《官场现形记》吧。

吟诵也有三六九等。不是所有传统吟诵都是好的。所以不要拿某位先生的吟诵否定吟诵的规则，或者吟诵的整体。也不要拿某位先生的私塾，否定所有的传统教育。我今天说的，不是传统教育的整体，而是传统教育的主流、核心，是好的教育，是教育的理想。

我们今天要发扬的，是文化，而且是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有些人已经不相信传统文化有优秀的部分了，尤其不相信其主流和核心是优秀的，这就是很糟糕的事情了。对此争辩是没有用的，只能建议读读四书五经吧，再读读钱穆的历史著作。

现在可以专门说说古代的学校教育了。

前面说，古代的教育主流是儒家教育，儒家的主流教育，把教育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零岁到三四岁，为家学时期，实际上是自母亲怀孕开始的。胎教是中国词儿，最早见于《大戴礼记》。其原则跟现在的胎教理论没有大的差异。婴幼儿时期，主要的任务是健康成长，还有基本生活常识和礼仪规范。

三、四岁到六、八岁，为蒙学时期。古人一般三岁、四岁开蒙，进蒙馆。六岁至八岁进学馆，这个年龄划分跟今天的幼儿园、小学的划分差不多。蒙学的主要任务有礼教和乐教两部分。下文再详细说。

六、八岁到十二、十五岁，为学馆时期，主要任务是读经，也有习字、练武等活动。六岁以前一般不读经。读经要“详训诂、明句读”，还是要详细解释的。

十二、十五岁到二十、二十五岁，为官学时期，一般会去县学、府学继续学习，相当于现在去县高中读书。学习的内容主要是解经，也包括琴棋书画、诗词文赋、经史子集等等内容。解经不是训诂，是讲义理。

二十、二十五岁到三十、三十五岁，有时甚至到四十岁，又是一个重要时期，以前往往被我们忽视。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学习专业。古人也有专业的，相当于现在的大学。学习专业要拜专业的老师，但也是文人，不是工匠。专业看自己的兴趣了，有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卜数术、政治军事，都是可以学的。还有一个任务，是行万里路，去交游。交游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在为出仕做官做准备。在做官之前，必须先了解官场，也要了解国计民生，还要建立自己的人际网络和声誉名望。杜甫玩到了三十六岁，才去考科举。古人也有很早去考科举的，那是为了练手，历历场，如果真是为了考取，那就走偏了。古人对于年少中举者，不贺。为什么？你什么都不懂，就去做官了，非家族之幸也。将来为祸国家，连累宗族的，就是你。以前常有人跟着西方学者指责科举，说不考政治经济学，不考行政管理学，不考金融贸易学，只考四书五经，所以中国官员都是啥也不懂的书呆子。果真如此吗？那中国早就垮于两千年前了。看看史书，中国的官员真是什么都不懂吗？实际上好像每个人都懂政治、经济、外交、科技。你可以说那都是师爷干的，可是师爷也是文人哪。况且老爷啥都不懂，师爷也无法可施。他们什么时候学的这些知识？就是这十年交游间。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阶段。

三十、三十五岁到七十岁，是出仕做官时期。当然，做不了官，就做老师，都是行道布道。不做老师，也可以做隐士，修身齐家，一样起作用。

古人七十致仕，回家养老。养老也不是不做事了，作为乡党长老，或以身作则，或著书立说，或兴学讲学，都是继续教育事业。

下面主要说蒙馆、学馆、官学三个时期，尤其是蒙馆时期的情况。


四

古代教育有很多地方今天看起来简直是匪夷所思——比如说：一对一教学。这难道是真的吗？

从孔子到民国，中国所有的私塾、官学，都是一对一授课。老师从来不会面对两个以上的学生讲课。上大课只有一种情况，所谓“会讲”，也就是讨论课。老师的授课，从来都是一对一。——这是真的。

一百年前教育改革，章太炎先生反对，主要反对两点，一是“目学变耳学”，也就是用教材、课本。要知道我们古代的学校，只有蒙馆才有教材，也就是《三字经》之类，自学馆开始，就再也没有教材了，一律读原典。——这也是真的。——用教材，从此学生不读原典，所有的学问都是听说来的，所以章先生说“目学变耳学”。另一点，就是一对一教学变成一对众教学。

这两点，都是从西方学来的。所谓教育改革，就是引进西方教育模式。我们从日本模式、德国模式到苏联模式、美国模式，实验了一圈，最终就是今天这个样子，八个字评价，叫“不中不西，似是而非”。

西方教育为什么用教材、一对众？这与西方人的世界观有关。西方兴于商业文明，中国兴于农业文明，这是双方最根本的分歧点。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商业文明，所以流动、小家庭制、关注私利、重视计算、讲究契约、追求自由，农业文明，所以安土重迁、大家族制、关注集体、重视平衡、讲究仁义、追求天道。商业文明，信神，从希腊到希伯来到印度，都有宗教，一神论。所以也都有科学。科学和宗教是一体的。很多人都以为科学是在反宗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实际上科学是宗教的产物。科学也在根本上支持着宗教。当今世界最著名的科学家，当属霍金。霍金先生获得了罗马教皇的嘉奖，理由是“您的理论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宇宙大爆炸理论，宇宙是从一个点开始的，向外爆炸而形成的。世界（宇宙）又一次统一了，统一于宇宙大爆炸理论。只要世界是统一的，有一个统一的规律，那么上帝就存在。不然是谁让世界统一的？宇宙凭什么要爆炸？宗教的一神论，就是在指出：世界有统一的规律，因为上帝是稳定的。上帝从不喝醉或者抑郁。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是在寻找世界统一的规律。所以最大的科学家，最后都走向了神学。——牛顿晚年在做什么？爱因斯坦晚年在思考什么？——可是，世界真的有统一的规律吗？要是没有呢？凭什么一定要有呢？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基于农业文明的朴素的道理：世界没有统一的规律，或者说，规律是变的，所以叫做“道”，道者，世界元首在行走，他在变！所以描述“道”的书叫《易经》，就是“变易”的道理。您会看到，在《易经》里，都是整体平衡的观点，没有什么是一定的，都有很多可能性，掌握这些可能性很难，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本段论证得颇有其理】

世界有统一的规律，那么学生也就有统一的规律。把统一的世界规律教给统一的学生，所以要有教材，要一对众教学，要套公式，要考试有标准答案，横向混合学生，成批生产毕业生。

世界没有统一的规律，那么学生也就没有统一的规律。把变化的世界教给差异的学生，所以不能用教材，要靠老师，要一对一教学，要学生学会对付各种可能性，答案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时而异，纵向混合学生，一个一个地生产毕业生。

这就是文明的差异，没有谁对谁错，各自适应各种的文明。今天，我们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有这样两种相反的教育模式存在，这不是人类之福吗？我们都可以从对方身上受益。

不过我真的想说，还是中国的教育高明些。……这还需要论证吗？

老有人指责我们古代的教育压抑个性、压抑自由、压抑创造性、压抑感性，一说到学习传统教育，就质问：那创新能力怎么办？我们培养学生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创新能力！现在到处都在说“创新”，弄个城市精神也有“创新”。要知道当喊出一个口号的时候，一定是缺那样东西的时候。到处喊“创新”，就是因为中国到处缺“创新”。喊“国学”，就是缺“国学”。喊“环保”，就是缺“环保”。同样的道理，西方教育喊“个性”、“差异性”、“创造性”、“想象力”，就是因为他们缺这些个。华德福也好，蒙台梭利也好，现在也都不是西方教育的主流。我们古代的教育，一直喊“规矩”、“道理”、“次第”，因为我们缺这些个。我们的教育，太个性了，都一对一了，还要怎么个性？所以我们从不谈教育的差异性。我们的教育，太富有创新性了，所以也从不谈创新。——这是真的吗？我想有人又会这么问。是真的，往下看后文会明白。——子曰：温故而知新。学吟诵的都知道，“而”是虚字连词，当长读，就是重中之重的意思。它表示三层涵义：温故和知新是两件事、先温故后知新、温故了就一定要去知新。创新从哪里来？从温故来。你觉得这是谬论吗？可是伽达默尔也这么说。20世纪西方哲学的最后结论。所有的创新，都来自对传统的重新解释。所以我们的古代教育，重经典，重基础，重传统。今天的中国为什么缺创新能力？答案一目了然。是古代文人的创造能力强，还是今天的知识分子创造能力强？作为大学老师的我心里跟明镜儿似的。作为天天面对当代大学生的老师，心里都跟明镜儿似的。我都快让他们愁死了你知道吗！

哪怕是双胞胎兄弟二人，头一天一起入学，第二天，两个人就不一样了。一个人性急，就读《中庸》吧。一个人性慢，就读《孟子》吧。学习的内容不同、教法不同、进度不同、考试的标准也不同。这就是一对一教学。现在连博士生也没有这个待遇，就算这位博导面对一个学生上课了，他心里还不平衡呢，而教法恐怕也和教别的学生一样，是名为一对一，实为一对众啊。而我们古代的学童，是从三岁开蒙就是一对一待遇的。怎能相比！

这个法子，是孔子传下来的，至少是他确立的。看《论语》《孝经》《礼记》，孔子授课都是一对一的，是问学制。上大课一定是讨论课，像“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篇”。也有概论课。但是老师传授知识技能的时候，一定是一对一的。

一对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是人的教育，是针对个人的个性化教育。所有的私塾先生都做到了吗？当然不是，当然有混混。但是我们要学那好的，不是吗？一对一，你就要关心学生的方方面面，从家庭到性格，为他设计独特的学习套路。这不就是以学生为主体吗？所有西方教育学所梦想的东西，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实现。

我们一直都说孔子的教育是因材施教，不同的学生给不同的答案，可是不知道这种教育态度是建立在一对一教学的教学体制上的。没有一对一教学，因材施教很难实现。现在不就是这样吗？老师们会讨论一个班的教学，到底是以好学生的需求为标准，还是坏学生的，还是中等学生的。这本身就是对因材施教的背弃。

现在的很多教育辅导班，打出了一对一辅导的招牌。可见一对一教学是多么有魅力。可是以前的一对一教学，比现在的辅导班、家教还要厉害得多，因为现在有标准答案，那时候没有。一对一冲着标准答案去，最终还是一刀切。没有标准答案，才是打开了天堂的大门。

有人说，古代教育没有标准答案吗？科举考试的八股文不是有标准答案吗？是，所以八股文有问题，为主流教育所诟病。但是，八股文正名是制义，是王安石发明的。王安石发明时，原意正是要打破标准答案。看看他做的八股文，个人之见横溢喷涌。所以八股文的宗旨是“代圣贤立言”，圣贤不在了，你要出来代替他们说话。你要说的跟他们一样，要你何用？明代以朱注为标准答案，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也是流弊深远。而另一方面，你看见大家都在骂八股文，不是证明核心的教育并没有被八股文带走吗？八股文只考四书五经，都是先秦的作品，所以徐灵胎骂道：“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真的只背四书五经和注疏的，其他不读的人，是被人笑话的。文人哪个不会诗词文赋？哪个不会琴棋书画？哪个没读过诸子百家、史记通鉴？哪个不知道天文地理、农业水利、政治经济、中医武术？若这些个不会，这个文人没脸出去见人啊，怎么跟人交往啊！所以说，尽管科举不考，但是文人的教育，还是很丰富、很深厚的。因为儒家的教育，从来不以国家考试为目的，也不承认国家考试是指挥棒。

中国的教育，向来是私人教育为主流。自孔子开创此传统，因此他被尊称为“至圣先师”，中国的教育，主要都靠民间私人教育。县学、府学、太学，有时兴盛，有时衰微，而且名额有限，所以大部分文人不是官学培养的。儒家私人教育，以求道行道、济世安民为目的，岂是有限的考试所能指挥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所谓君子不器！君子是修身求道的，不是为考试而生的。

我看过不少学校和私塾，学校就不说了，现在私塾也难见一对一教学的。大家都是一本课本在手，一群孩子一起教。我想是很多人还不了解古代私塾教育的缘故。但是，也有人知道了一对一教学，还是不能去做的。我也听到很多老师的反映：这个太难了！不适合现状了。现在教一个班都课时不够用，再一对一，怎么教啊？没有足够的老师，没有足够的课时，甚至没有合适的教室。

那么古人是怎么做到的？古代的私塾，一般只一个老师，教十几个学生。书院，一般有几位先生，分别教学，也是一位先生教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学生。他们是怎么教的？您要说，我是面对五六十个学生啊，那么您就是三四倍的学生而已嘛，可是私塾先生是包班制，他一个人语文数学音乐体育天文地理政治经济书法绘画全教啊。您把其他课的老师都算上，现在我们学校的师生比例也是一比十几到二十的样子。完全做得到啊。关键是怎么做。

首先，一个老师要能承担语文数学英语自然品德音乐体育等多门课程。对于小学来说，一个老师承担多门课程是完全有可能的，特殊的课程的确不能上的，可以独立出来，比如体育。有的老师会说，我教一门就那么多学问，怎么能教好几门？这个说法有合理之处，的确即使小学一年级的数学也是门学问啊，往深里说也是深不可测，但是，教得差不多是不需要太多精力的，而且不同的课互相之间还有辅助功能。古人做得到，现在受过现代教育的教师也应该有此决心。

即使西方科学不适合一对一教，那么至少语文等中国文化课可以尝试改。如果不适合全部一对一教，那么至少尝试某些时候一对一教，但是一对一要形成主体才好，这样才能形成学生的一对一学习习惯。而且，一切都是尝试，也未必西方科学不能一对一的，至少某些时候。

这样的结果，就是班级变小，但是每位教师的授课时数增加。这里有个教师的劳动量问题。其实我们都知道，不管上不上课，老师们都是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的。授课时数增加，并不意味着劳动量一定增加，只要您会教。

现在我们即使面对20名学生，也还是不会一对一。除非真的只面对一名学生。这就是教学方法问题了。所以我们要借鉴古代的教学方法。


五

古代的教学方法，在一对一方面，最突出的，是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能动性，也就是自学。

古代学校的班级设置，是纵向混合班。现在我们都是横向混合班，是跟西方学的。纵向混合班，就是不同年龄的学生在一起学，蒙馆学馆从3岁到18岁都在一个班上，县学府学从15岁到50岁都在一个班上。

想一想，为什么一定要横向混合班？是为了学生有伙伴吗？伙伴不一定是同龄的，况且下了课还可以找同龄人玩。是为了学习时互相帮助吗？这个好像是纵向混合班的优势哩。所以说到底，横向混合班，是为了统一的教学。还是西方世界观的问题。

古代的私塾官学，上课的时候，每个人一个桌子，没听说两人一桌的，还划线分桌。这些桌椅的摆放、形式，都是与教学目的相关的。有时桌子也各各不同，因为是从各家自己搬来的。桌子有自己的个性，至少您知道鲁迅在他的桌子上刻了一个“早”字吧。这些潜移默化的东西都很重要。

上课读书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出声，但又不能大声，免得影响别人。这个度的把握，就是以先生听得到为尺度。先生坐在前面，可能正在给一名学生授课，也可能自己看书，但是他的耳朵听着你呢，每个学生，谁念谁不念，谁在念什么，他都听着。谁念错了，他就知道，就可以出声纠正。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也这样描述过啊。我们也采录过很多老先生，证实的确如此。

每个学生都在出声读，但又不影响别人，这种小声读的情况，古代有个词形容，叫做“书声琅琅”。现在好多人都写错字，写成朗诵的“朗”。什么叫“书声朗朗”呢？就是走进学校，听到学生们在大声读书。但是，是玉旁的“琅”啊，美玉的意思。两块美玉相碰，还大声，那不碎了。“书声琅琅”，是形容读书的声音像两块美玉轻碰，发出的美妙的声音，声音不大，而且各各不同，但是汇聚在一起又很好听，因为它是吟诵的，是唱的！走进学校，听到学生们在各自读书，旋律优美动听，声音不大但是汇聚在一起，真是一种享受！叫做“书声琅琅”。

好了，每个学生都在小声读，先生听得见，当然学生也听得见。但是声音的音量不大，可以使你在不想听时，在自己读书时屏蔽掉别人的声音，可以专心读自己的书。你会说，这个音量控制太难啦，当然啦，不训练当然难啦。你觉得笔直坐好手背后容易吗？还不是可以做到？就是个训练而已，很快就可以学会的。还有人说，别人在边上读书，我一定看不进去自己的书。那也是训练问题。从3岁开始练，不信你不行。

正因为读书声不大，可以屏蔽，也可以不屏蔽，所以旁人的读书声对自己也是个学习。试想一个3岁的孩子在读《三字经》，旁边一位8岁的孩子在读《论语》，这个3岁的孩子也要到6岁以后先生才教他《论语》，可是到那时候，他已经听人读《论语》听了三四年啦！学起来能不快吗？充分地利用休息的时间、走神的时间、玩的时间（学生经常坐在下面玩的，可不是现在这样守纪律，因为都是自学的，最后能背过就行，不论他怎么让自己背过的）来潜移默化地学习，利用潜意识学习，利用预习，利用量的积累所产生的加速度，这就是中国古代的教学。你能说古人不懂教育、不懂心理学吗？现在说利用屏闪来学外语，利用睡眠时播音来学外语，同理的东西，古人都有的。

其余的好处，您也想得到。大孩子带小孩子，高年级带低年级，很多问题问师兄就可以解决，从《论语》就是如此。老师别操那么多心。大带小，不仅对小的有好处，对大的也有好处。要想不被师弟问住，就得好好学习。孩子们最重视自己的形象啦。老师不在，大孩子就可以代替老师管理班级，这也是一种锻炼。在班里，有长幼之序，有师门之谊，又可以培养待人接物之礼、进退洒扫之道。每个孩子都可以得到尊重与爱护，并为这尊重与爱护而努力学习。西人所谓激励教育，我们古人也有的。

现在一个班都是同龄的，互相之间少了尊重，少了敬畏，所以怎么培养大家的团结友爱精神，就成了老师们头疼的问题。西人认为，团结友爱是建立在自由独立的基础上的（还是豪猪取暖），中国人认为，团结友爱是建立在差异秩序的基础上的。西人认为平等才有博爱，而平等就是平均。中国人认为，平等就是差异，差异就是平等。男人站着尿，女人蹲着尿，就是平等。西安交大非搞出一溜站着尿的女厕所，说男女平等，只会令人尴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差异的平等。没有差异就没有平等。现在西方哲人萨义德也这样说啊。

纵向混合班，就意味着自学量的大大增加。而古代教育的授课方式，也是与此相一致的。下面说说古代授课的程序，也就是今天所谓的课堂教学。

古代老师面授课程，分这样几个步骤。

第一步，授书。这是从先生的角度来说的。从学生的角度，叫“上书”。因为学生要拿着书自己上到先生的桌子那里，所以叫“上书”。授书（上书）又分三个小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点书”，就是学生拿着书，翻到要学习的这一页，教给先生。先生给他点出句读。古代点句读有专门的工具，比牙签略粗略长一些，一般是木制、鸡骨制、铁制的，也有高端的象牙制的。一头粗一头细，两头都有一个圆圈。用它戳上印泥，往书中断句的地方一盖，就是一个圆圈，表示句读。通常小圈表示逗号，大圈表示句号。也有小圈表示逗号和句号，大圈表示这个字用得好的。但一般评点精彩会用朱笔在字旁点一个点。点书这一节，如果学生年龄大，会句读了，就会是自己点好给先生修改。

第二个阶段，叫“读书”，就是先生范读，学生跟着读。一句一句地模仿。我们采录的情况，一般先生是读三遍。也有读六遍的，也有读两遍的。这个“读”，就是吟诵。吟诵的规则，依字行腔、依义行调、入短韵长、虚字重长，不仅把每个字读得字正腔圆，而且涵义传达得很完整、很深刻，但又是感性的、艺术的，这真的是高妙的方法。现在的朗读，是又难听又理解错，天差地远。我这篇文章不是说吟诵的，关于这方面的事情请见我的吟诵文章吧。

第三个阶段，教“讲书”，就是先生要讲解。不是不讲解的。现在读经很多老师不讲解。孰不闻《三字经》：“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王财贵教授说教儿童不解经，那是“解经”，不是“训诂”。解经是讲义理，训诂是讲字义。字义还是要讲的。一边读《三字经》，一边怎么不信《三字经》呢？不仅讲解字义，也会讲解简单的、学生那个年龄段可以理解的意思，就是串讲。

尤为重要的，是讲故事。朱熹的《小学》，是承前启后的著作，是后世最重要的蒙学指导典籍，其中大部分都在讲故事。每一条道理，都不是这样硬灌的，都不是只令孩子执行就行的，而是有故事引导。儿童做事的动力，多不似成人有是非逻辑，更多的是为获得尊重和承认，还有获得乐趣。

儿童在成人的老师、家长面前，一直是弱小的，所以他有长期的强烈的自卑感，他一直想展示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儿童常常夸张。叶嘉莹先生看到孩子们模仿她的吟诵，曾提示说吟诵不是表演，不要有那么大的动作。我就给叶先生做了如此的解释。儿童经常会夸大他的能力、情感，这是为了表达，为了争取获得承认和尊重。这是正常的现象。但是要引导，什么时候他不那么夸张了，什么时候他就是心里有底了。我曾问学生：一个强者面对弱者的姿态是什么样的？他们举起胳膊作健美运动员展示肌肉状。我说你见过狮子对苍蝇这样吗？狮子的脸上常趴着苍蝇，狮子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是淡然的。狮子对羚羊也是这态度。只有对大象才紧张，才要低吼，要展示肌肉。紧张的、夸张的、激烈的和坚硬的态度，是弱者的表现。强者是谦卑的、温和的、超然的。所以我们要理解儿童的夸张姿态，也要引导他们变成自然的姿态，变的途径是内心的强大，也就是修身养性，深化内涵。泰勒吴先生看不惯小学老师的稚化教学语言，这里面也有个两面性，一方面我们理解老师们这样说话的原因，获得儿童的沟通认同感，易于教学，另一方面也希望老师们不要停留于此，要引导儿童变得成熟和自然。

所以说，儿童做事的动力，多来自获得尊重和获得乐趣。只告诉他要怎么做，不告诉为什么这么做，这是对儿童的不尊重，这个出发点就在消解儿童的动力。有人说朱熹这样主张，朱熹主张的不讲解，是义理层面的，不是完全不讲解。不讲解还加那么多故事干什么！完全不讲解，只是靠表扬来激励孩子，谁做得到背得出就表扬谁，这的确比靠惩罚要好，但是还没有激发出孩子最深层的学习动力。所以，要讲解。讲解除了训诂，还有讲故事。训诂和讲故事，都是在儿童能理解的层面进行的。面对什么年龄的孩子就说什么层次的话。现在出版的蒙学故事书，往往语言太成人化。前面说了，这是个度的把握。太成人，板着脸，一堆概念术语，也不对的。我们马上要编的蒙学吟诵，就要采用儿童文学的口吻讲故事。为什么要讲故事？因为儿童的感性比理性发达，更容易接受从故事中得出的道理。所以，教《三字经》，要讲故事，教《弟子规》，要讲故事，教《论语》，还要讲故事。很多人以为古代私塾先生不讲故事的，这是误解。

现在还有一种倾向，以为故事就是童话。儿童文学就是童话童谣。这恐怕也是一种误解。所谓童话，是从西方来的概念，是神话的变种。西方人信神，历史大都变成了神话。中国人信祖先，神话大都变成了历史。西方的神话，流传在民间，在中世纪以来，慢慢以同样的形式，产生了很多民间故事，都带有巫术和神话的色彩。我们说《格林童话》，这是翻译的误读，格林兄弟搜集的是德国民间故事，为什么就是“童”话？你看看有几篇是适合讲给孩子听的？不仅是恐怖荒诞，而且表达的思想很多都是功利的。《安徒生童话》才能叫“童话”，因为是专为孩子创作的，但也不是全部。狄更斯的《圣诞故事集》也是。儿童文学，在西方是缺乏传统的，至少不比中国强。中国还有《小学》之类的书呢，当然也不纯粹。

童话是现代产物，是适合儿童阅读（阅和读！）的作品，那么童话就跟西方的神话巫术没有必然的联系。不是大灰狼喜羊羊才是童话，那是西方的传统。我们中国是崇拜祖先、讲究历史的，所以我们的故事大都是历史故事。自五四以来，有人专门搜集中国的民间故事，也是神仙鬼怪的，这是以西方理论观察和阐释中国文化，有积极意义，但不够。中国民间故事的主体，是历史故事，是桃园三结义，是武松打虎。神话和传说在中国大都变成了历史。搜集民间故事的时候，故意忽略这些，而专门找白蛇传之类，本身就不是科学的态度。因为在西方，历史和神话是分离的，所以就不承认历史故事在中国是民间故事，这种以西方为天下共同规律的观念，该结束了。儒家的想法，是以史为鉴。历史在儒家眼里不是客观的，但却是真实的。不是真实就一定客观。客观是没有主观因素，实际这是不可能的。儒家是以史证道，记录和编写历史，都是从道出发进行考察，《尚书》《春秋》《左传》确立了这样的史学传统。中国的历史故事都是有教育意义的。怎样在这样的历史故事中，选择出适合今天的儿童的故事，又怎样以适合儿童的方式讲述给儿童听，这是今天一件很重要的工作。现在有台湾的《吴姐姐讲历史故事》和合肥薛瑞萍老师的《薛老师讲中国故事》，就很好，但是还不够，还应该有更多、更丰富的作品。

以上说的是古代私塾授课的第一步，授书（上书）。那么一天授多少次书？一次授多少书？这些都是因人而异的。古代蒙馆的学习时间，一般是一天2到4小时。学馆的学习时间，一般是一天4到8小时。古代有很多“儿童十二时辰图”之类的画，看一看就可以发现，儿童除了吃饭睡觉，大部分时间是在嬉戏。学习上课的时间很少，作业也很少，或者没有。在这几小时的时间里，授多少书，由儿童自己决定。因为他上完了书，要回去背。背会了，要给老师检查。什么时候背会？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觉得背会了，就举手告知先生，于是再次上去。所以是学生掌握着学习进度。当然老师也会适当干预，但是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习是自己的事情，这一点，在私塾是共识。学生进入这个集体，很快就会适应由自己来决定学习进度。

一次授书的内容并不多，像开蒙的时候，一般就是十个字左右，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就是一次授书的内容。到大一点，就到二三十个字。到学馆，一次一般也不会超过一百字。一天上多少次书？我们采录到的，最多的一位先生，是一天十次。他说，我小时候是神童啊，一天可以上到十回书啊。那么别人呢？他说，一般也就三四次，也有甚至一天就一次的。可见，大概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或者上午两次下午两次，是比较正常的情况。一天的学习内容，在几十字到一两百字之间。这个进度，现在看起来好像很慢，可是您算算，这是每天新学的内容，就按一天一百字，一年就是三万字，十二到十五年的私塾学习，就至少积累了三五十万字。关键这些都是熟背的！此外还有泛读，泛读是私塾学习的一个重要特色。除了学习新课，还要复习旧课。复习是每天都要进行的事情，这样循环不已，才能没齿不忘。

古代文人能背过多少字？一般在几十万字到几百万字之间。大家都听说过茅盾能背《红楼梦》吧？随便打开一页，他都能背下去。能背《红楼梦》的不止他一个。《红楼梦》一百万字。这还是当玩的。真正要背过的，首推十三经。科举要考的。八股文是从十三经中随意抽取一个词、一句话、一段文字，就以此为题作文。所以十三经都是要背过的。十三经多少字？据南宋郑畊老统计，周易24207字，尚书25800字(近人黄侃除去伪古文，则17925字)，毛诗39224字，周礼45806字，仪礼56115字，礼记99020字，左传196845字(孔子春秋本文18000字)，公羊传(清阎若琚统计)44075字，谷梁传(清阎若琚统计)41512字，论语13700字，孝经1903字，尔雅13113字，孟子34685字，大学1753字，中庸3568字，共计641326字。

背过这64万字就可以进考场了吗？当然不行。因为你还不会写八股文呢。八股文是十三经为题，所以古代的高考复习资料叫“高头讲章”，就是把十三经的每句话都作题目，下面附上一篇典范八股文。排版的时候，题目也就是十三经正文高出八股文，所以叫高头讲章。没有这些高头讲章做底，你怎么敢进考场？一篇八股文多少字？五百字到一千多字。也就是说，要看十三经的千倍的文字。一个考生掌握的数量大概就在几亿字。其中不会都背过，但是背过的也当在百万字以上。

背过十三经，掌握高头讲章，就可以了吗？当然还是不行。明清科举虽然主考八股文，可不是不考诗词文赋，况且诗词文赋也是八股文的基础。要掌握诗词文赋，就要背过或熟读楚辞、乐府、汉魏六朝赋、古诗、唐诗、宋词、元曲、诸子百家、文选、古文观止等等一系列诗文，字数也不在几十万以下。

这样就可以了吗？当然还是不行。没有读过《史记》算什么文人？没有读过《资治通鉴》算什么文人？所以还要读史，好的也要背过。此外，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卜数术、拳理兵书，都要涉猎。琴棋书画、文武双全，这才能算是个文人。

所以说，古人文人能背过几十万字到几百万字，决非虚言，也非大言，而是保守估计。现在我们的学生能背过多少？我在大学教课，大一新生我总会问：能背过多少字啊？有一万字吗？下面都摇头。有五千字吗？下面还摇头。这就是我们的教育。

不过，这还不是全部情况。有位中学老师告诉我，他在班上做了个调查：你能唱多少流行歌曲？结果，大部分学生能唱一千首以上的流行歌曲。大家进了卡拉OK厅，就知道什么叫会唱歌了。中学生正在追星期，会一千首歌不算多。一千首歌的歌词有多少字？十万字左右。我们的中学生能够背过十万字以上的歌词！可见，中国人的背诵能力没有丢失，只是背错方向了。

为什么歌词好记？因为它是唱的。以前我们的诗文都是唱着背的，这就是吟诵。吟诵比现在的唱歌还有一点不同：它是你自己的调子！所有的经典、诗文，都是你在作曲，是你自己的流行歌。你自己创作的歌会记不住吗？

还有人说：有必要背那么多吗？你看人家美国学生就背的很少。是，当然，那是西方文化嘛。前面说了，西方人认为世界有统一的规律，所以做实验，找到规律就行，剩下的就是套规律、细化规律，以及不同规律之间的关系。所以，学习是一个抽象的过程。中国文化认为世界没有统一的规律，只有不断变化的道。掌握道可是很不容易的，不是背过一个公式就行的。你看孔子说仁、说孝、说君子，都是因人而异的。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敬。”子夏问孝，子曰：“色难。”这都是根据不同的人的不同的情况做出的答案。比如子游看来是能养不能敬父母，子夏看来是对父母态度不好，等等。那到底什么是孝？你要是这么去问孔子，他就会根据你的情况做一个回答。你要是说：“请先生给我们一个标准的、统一的答案吧！”孔子就会像达摩那样回答：“把你们带来我看！”这世界上没有一样的学生，就没有一样的答案。但是，每一个答案又都是道，都很深刻。但是，又不是说所有的答案背后都有一个一致的核心，那就又成西学了。看到太极图了吗？那就是一个大致的描述。没有核心，只有不断变化着的不同的核心之间的关系。这么表述其实还是不准确的。真是不能说，说出来就是错。就像吟诵也是一样。我一直在强调吟诵的规则，这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读书太不守规矩了，可是，我若生在宋元明清，我定要强调突破规则。规则不是死的，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可以突破的，只不过，每一次突破要有理由，不能没道理。好了，一个人，可以面对不同的人说出不同的答案，每一个答案都是恰好针对那个人的情况的，这个人当然是知道问题的答案的，这就是得了“道”的人。得道之人和得公式之人，差距有多大！

所以中国的文化，不是背过条条框框就行的，必须连材料一起掌握，了解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了解大道的各种变化和变化的理由。所以，中国人的学习要背过很多东西。背和不背是不一样的。背全文和背选本又是不一样的。对于西学可能差不多，对于中国学问，却差距很大。《论语》492章，如果只看过选本100章，那392章都没看过，在以前的中国人看来，一定是如瞎子摸象，只得其道的几个侧面。比如只读了孟懿子问孝，那就以为孝是无违于礼。其实这只是孝的一种表现。而要命的是，如果固执于这道的侧面，排斥其他的孝的表现，结果还不如不知道什么是孝呢，有害无益。所以，要读就读整本。现在您就明白为什么章太炎先生反对教育改革“目学变耳学”了吧。教材、课本这个东西，对中国文化来说，常是弊大于利，甚或流弊无穷。现在就是这样。所以古代教育没有课本，都是读原著，整本读。都要整本读吗？那也不是。如此固执，就又是有违大道了。不是所有的都整本读，都要背过，而是重要的要整本读，典范的要背过。哪些是重要的、典范的？大家有个大概的认识，比如十三经。但是这个认识也是随着时代的不同、流派的不同、人的不同而不同的。至于其他的，哪个更重要，更是因人而异。十三经内部也不同的。根据学生的情况，有的可能要重点读《孟子》，有的可能要重点读《左传》。如此丰富多变，可是跟今天还是有质的不同。因为今天我们是基本不读原典，读也只读极少量的选本，而且还是配着教材做着西方式的解说的。——读书人一声长叹啊。

好了，前面说的是授书。下面说第二步，是背书，学生下去自己复习。复习的内容不仅仅是典籍本身，还包括典籍的注疏，和老师的讲解。其中有些是要背过的，有些是要理解的。

古人背书和今人也是不同的。今人背诵，就是要把文字记住。看看学生们在背诵时候的脸，那表情，是紧张的、痛苦的，也是茫然的。那表情说明，他们在努力记住课本的内容，要把课本的文字灌进心里。古人的背书不是这样的。试想，老师叫张三上来，教了几句诗文，带读了几遍，讲解了一下，就让张三下来了。张三回到自己的桌子，要背书，因为过会还要再上去“复讲”呢。怎么背呢？他一定是这样：“先生说了，这几句这样读：床前——明月！光——，哎呀，真难听！”要知道，先生教的是吟诵，而先生的吟诵没几个是好听的。为什么？您去卡拉OK厅看看就明白了，一片鬼哭狼嚎。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录音棚里出来的音乐，都听mp3，听广播，觉得所谓音乐，就是那个样子。错了！那是录音棚里修饰过的音乐好不好，还是专业人士唱的好不好，原生态的唱歌，有几个是好听的？包括现在的歌星，有几个敢现场清唱？什么是音乐？就是从心里自然流出来的声音，它可以不好听，但却是真实的。录音棚里的声音是假装的！所以叫表演！表演艺术永远是二流的，生活艺术才是一流的！这是我从秦序先生那里学来的真理，受益终生。现在好多人不敢当众唱歌，为什么？怕唱的不好听。这都是现代“音乐”害的。还有人说“我五音不全，所以不唱。”唱歌是上天赋予我们的权利，每个人都可以唱歌！五音不全，是别人听起来你五音不全，你自己听着，一定是全的！在洗澡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大声唱的歌，才是真正的唱歌，因为那是最放松的时刻，那是心里流出来的声音。唱歌，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唱给自己听的，一种，是唱给特定的对象听的，我就是唱给你听的。别的情况，唱给不知道什么人听，唱给一大片不认识的人听，这都是假装，不是真唱歌。在古代，只有失去了人身自由的人，才被迫做这样的事情，明白吗？所以古人瞧不起戏子，因为他失去了人格。戏子也知道自己有问题，所以好戏子会修身立德，尽量真诚，反而令人尊重。今天全变了。

我说这些就是想说明，唱歌是自己的事情。别人唱的歌，再好听，也不可能完全适合自己。学别人唱歌，哪个人能学得惟妙惟肖？都会有所改动。改动是正当的！现在有些老师不敢教吟诵，为什么？怕唱歌不好听，让学生笑话。这就是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你又不是歌唱家，又不是录音棚的电脑，凭什么要唱歌好听？您是语文老师，又不是音乐老师，怕什么？不要想一定自己先成吟诵家，再教孩子，那就不是教孩子语文了。唱的不好，是正当的，还怕您唱得太好呢。唱的不好，才给了孩子们超越的空间。当然，这也不是说就该唱的不好，当然要努力唱好，但唱好唱不好，不是以嗓音好听、旋律优美为标准的，而是以理解到位为标准的。老师的优势在这里。孩子们一学，不管是跟您学，还是跟录音机学，总之不会学得很像，这时就是老师的功力了。您要抓住核心的东西，就是吟诵的规则和内涵的理解，这两样有问题了，您就指出来，要求纠正。这两样没有问题的，就一律鼓励：好啊好啊，唱得真好，比老师好，比录音机也好，太好了！这样就行了。最终孩子们就会有自己的音乐自己的歌。这就是古代私塾先生的教法。

我们回到张三。张三一定觉得先生唱得不好听，即使先生嗓音很好，是个歌星，也不可能完全适合张三的乐感。于是，他就会改——改别人的唱是本能！我教了这么多年吟诵，很多人都号称是跟我学的，可我就没听过一次跟我一样的，有的简直面目全非，但是，这就是正常的。改是对的！——改完以后，再上去唱给先生听的时候，先生就会像前面说的，抓住重点做指点，其余一律鼓励：“啊！很好啊，比先生我读的好听多了！就是那个‘前’字还要再拖长一些，还有，别那么悲伤的样子，看见明亮的月光不高兴吗？这时候李白还是很高兴的！明白了吗？再去读读试试，会更好听的！”就是这样。我们采录吟诵，有时会采录到几位是同学，有时甚至能采录到师生，结果，没一个人是一样的！当初不是一个老师教的吗？怎么差距这么大呢？就是因为老师当初没有要求学生跟老师保持一致，反而是鼓励不一致的。这跟今天的所谓“音乐”课的教法是完全不同的。而那才是真正的音乐，人的音乐，中国人的音乐。你要是说，中国音乐原来就是一大堆不专业、不好听的东西啊，那么请你听听我们编辑的《吟诵集锦》，再请你看看中国音乐史，让你明白中国音乐的美妙、高雅、复杂、深刻，以及人人都是音乐家的史实。没有吟诵这样的音乐基础，就没有中国音乐。现在的所谓“音乐”是空中楼阁，没有群众基础，也没有文化之根的，只有一味假装，只能赚初中生的钱，这不能叫音乐！

现在您明白了吗？古代学生的背诵，是主动的行为，是作曲，是一种创造！学习不仅仅是接受，更是创造！这种现代西方教育学的理论，古人早就明白的，早就实践了的。自己作的曲，自己记不住吗？所以古代学生的背诵效率很高，效果很好，而且很快乐。

再下一个层次才说读书大部分是唱的，即吟诵中的吟咏。唱比诵更容易记住，这是常识。前面也说过了。诵，也比口语式的念，或者现在一字一拍的念字式的读法，要容易记得多，因为同样，诵的抑扬顿挫，也是有声音的涵义的。

有了这两个层次：创造性行为和吟诵，背诵在古人就不是难事了。而且背得快乐，脸上的表情是陶醉的：“不亦悦乎！”像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所描述的那样：“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古人授课的第三步，叫复讲。这又是中国教育天下第一的秘诀之一。复讲就是学生背好书后，举手告知学生，于是再次上去先生那里，要检查。检查通过，就可以再次上书，所以是学生决定着学习的进度。那么什么是复讲呢？是不是老师再讲一遍呢？不是。是学生讲！老师刚才怎么讲给你的，请你再复述一遍。

我一直觉得，这招太毒了。我们做老师的都明白，什么才叫真学到了本事？就是能讲给别人听。认真听课不保险，认真做笔记更不保险，猛背也不保险。什么才是真掌握了？就是能教别人了。

古代的儿童是从三岁就开始做这项训练了。三四岁的时候，刚开蒙，老师教的东西很少很简单，是他可以复讲的。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增加难度，但一直是他那个年龄可以承受的。就这样下去，一直到成人，不得了的。

我在大学教书，经常请学生上台来讲，经常就有学生上来说：“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站在讲台上，面对这么多人讲话。”天哪！18岁了才第一次上台，将来怎么去工作呀？古人是从三岁就模拟老师了。【PS：编者十分汗颜，25岁仍然不敢上台讲话。】

更重要的，是学习的态度。试想，你听一堂课，后面没下文，和后面要考试，你的听课态度就不同。如果是后面要复讲，你的听课态度又怎样？那真是生怕漏下了一句，而且一定要理解，不理解没法讲啊。脑子高速转着，不断把老师讲的重新组织起来，马上就能发现疑问，因为到那儿自己讲不下去啊，于是就问老师，——这样的学习，才是高效率的，因为是自觉的。

复讲很难吗？也不难。只要有这么个氛围，这么个传统。三岁的孩子，一进入学校，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学校，什么叫学习呀。看到大家都是复讲的，也就自然形成了这样的学习习惯。没什么大不了的。从易到难，从量变到质变。【蒙学威力无穷啊！】

所以古人私塾毕业，就可以“代圣贤立言”作八股文，可以融会贯通，把所学到的知识变成自己的，再创新。钱学森先生曾问总理：“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于是大家就喊创新。创新靠喊没用的。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恳请大家关注“复讲”，让“复讲”重回中国课堂。

从授书，到背书，到复讲，这样就完成了一次课堂教学。于是再次授书。

大家从中看到了什么？就是充分发挥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其实老师授课的时间不长，每个人一次授书也就是几分钟到十几分钟。一天下来，老师还有很多空闲时间。您没看到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所描述的吗？他的先生寿镜吾每天都有很多时间在自己看书。他的授课时间，每天能有四小时就很不错了。有的私塾先生还要自己备考，还要去考科举的。怎么这么清闲？因为学生是自学为主的，老师只引导、点拨。这没有什么，只要从小形成习惯就好了。现在我们的教学，老师就是学生的学习保姆。不厌其烦地讲啊讲啊，学生都理解的，还在讲，浪费时间，浪费老师的精力。学习的效果怎样？反正寿先生培养出了鲁迅。

除了授课，还有复习，还有会讲，还有考试。这些都是读书的内容。除了读书，还有别的学习内容，像习字、作文、唱歌、弹琴、跳舞、游戏、武术、农耕、下棋、学医等等。

复习，是每天都做的事情。不断地滚动，不断地重复。

会讲，是讨论课。出一个题，大家讨论，检验学习成果，发表个人高见。当然是水平差不多的学生在一起。古人是非常重视辩论的。切磋和讨论，也是学习得真知，尤其是创新的重要途径。《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篇”就是会讲。会讲最后，老师点评。

这是一位老师主持的会讲。在官学和私学书院，常有两三位老师共同主持的会讲。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形式。因为老师们之间，意见并不一定统一。看老师们之间互相辩论，学生又参与讨论，这种思想的激荡，是一种巨大的享受。它所达到的学习效果，也是巨大的。朱熹与张栻在岳麓书院的会讲，朱熹与陆九渊在鹅湖寺的会讲，都是历史上的著名盛事。史载，随着会讲的热烈进行，学子们左右逢源，茅塞频开。台上台下的辩论曾连续三昼夜不辍。各地的学子们得到消息，纷纷骑着快马从四面八方赶来听讲。路上的人流络绎不绝，讲堂内外围得水泄不通。饮马池的水一下就被学子们的马喝光了。这个传统一直为儒学所继承。


六

现在说说读书以外的教学。先说识字。

古代的教育，是在蒙馆解决识字问题的。进了学馆，先生不管识字，就是没有识字课的专门内容。先生会教怎么查字典，学生有了难字也可以请教，但是，没有专门教识字的时间。识字，是要在六岁以前通过自由阅读关的。

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是做采录的，采录了六七百位私塾出来的先生，而且有大量的文献为证。这个事是毋庸置疑的。古代编有《不二字》这样的书，就是识字课本，把蒙学中重复出现的字去掉，剩下的就是生字表。《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一共是2250个不二字，其中2000个左右都是常用字。蒙学不是只学三百千的，还会学点别的，声律启蒙啊，千家诗啊，于是识字量就过三千了，经常能达到四千字以上。

我们中央民族大学有一位关辛秋教授，她的父亲老关先生，是安徽人。我们采录过他。关先生四岁开蒙，六岁父母双亡，家庭出了变故，他一下子成了流浪儿童。就是两年的蒙学学习，很明确。他流浪流浪着，就流浪到了新四军那里。新四军收留了他。收留的那天，新四军的首长看着他问：“小鬼，认字吗？”他回答：“认得。”“认得多少？”“不知道！”首长就笑了，指着里屋说：“去，到里屋去，自己数数，认得多少字！”他就去了里屋，很认真地数自己认得多少字，半天，出来跟首长说：“三千多字。”首长很惊讶，这么个六岁的孩子认得三千多字，太好了！于是，他就做了新四军的情报员。因为他小，鬼子不注意，他可以这边看了书信，到那边背给别人听。老关先生是位老革命，解放后一直在东北工作。这个材料很纯粹，两年的蒙学学习，就是三四千字的识字量。

三四千字，对于汉语来说，就是自由阅读线。有了这些字的基础，就可以阅读任何他想读的书。古代的儿童，是六岁就可以读任何他想读的书。我问过很多先生，小时候父母是怎样督促他学习的，像叶嘉莹先生、钱绍武先生等很多先生都说，没怎么样啊，就是父亲的书房是开放的，我可以去看任何书。看任何书有个条件，就是识字过三千。关键是他从六岁就自由阅读，他就会养成读书的习惯，爱读书。现在我们的学生，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是小学六年级毕业，识得1700字，据说还在减负，要减成1500字。到了初中毕业，甚至高中，才有自由阅读能力。所以我们的孩子只能打游戏，看喜羊羊。所以现在的儿童不爱读书。有人说：他可以看儿童文学！是，我也支持儿童文学，但是，有一点需要了解：儿童文学不能只看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是成人用儿童的语言和较少的常用字专门写给儿童看的作品。如果没有成人写呢？如果成人写得不好呢？就只能看不到了。就算是所有成人都来写，也不能满足所有儿童的需要，因为每个儿童都是不一样的。况且，用少量常用字，很难传达出文化的深层。您说，等他长大了读！可他从小就看到的是这样的浅层的文化，未必长大有这个读书的兴致。又况且，儿童不是只能读儿童文学。儿童也需要直接阅读成人的作品，当然是一部分，但是这部分很重要，对于他形成真实的社会观、世界观很重要。所以，不管怎么说，都是儿童有自由阅读能力是好事。

但现在教育界主流反对儿童早识字、多识字，这个理念也是来自西方。西方教育学认为，儿童的感性大于理性，而识字是理性的，所以过早识字是摧残儿童。我举双手赞成这个理念的内涵，但是，有一点被忽略了：西方的文字和汉字不同。西方，乃至世界上所有的文字现在都是拼音文字，只有汉字不是（还有东巴等极少数文字，但那只是巫师用的）。拼音文字是用理性记忆的，汉字不是。去年香港的温金海先生转给我香港大学脑神经专业的一个研究成果，我把这个成果的结论页作为免费资料提供给了所有吟诵学会会员。这项研究是汉语学习和学习英语的脑神经作用的对比，历时多年完成，结论说：学英语主要用左脑（逻辑），学中文主要用右脑（形象）。所以，如果要尊重儿童，那么西方儿童应在6岁后识字，而中国儿童应在6岁前完成识字。

世界上所有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开始的，为什么后来他们都变了拼音文字？因为拼音文字简单。象形文字是音形义的统一体，拼音文字主要是音。一个儿童从一岁起就知道桌子念desk，长大后背过26字母，桌子怎么拼？desk。就这么简单。易学易记易用。象形文字就不同了，难学难记难用。但是，我们的祖先为什么坚持象形文字？因为，我们的汉字跟一般的象形文字又不同。他们找到了一条象形文字也简单实用的发展之路。

汉字是声旁为核心的音形义一体文字。比如“辰”，这个字的甲骨文是，字形像一个人手拿着东西打击一个贝壳或者石头。它的上古音大概是zhən，是一个浊齿音声母，加半闭元音，加鼻音。浊齿音是用力的意思，鼻音表示有过程有回味，半闭或半开元音表示有不大的动态。合起来，是震动、打开的意思。您读读这个音，是不是有震动的感觉？这就是语音的产生机制——象似，以口腔的发音过程模拟语义。好了，辰是震动，所以女人肚子里有震动为娠，虫子在洞穴里动为蜃，太阳震动着离开大地为晨，手震动为振，下雨的天空有震动为震（雷）。这就是汉字的诞生机制。

汉语的语音是有意义的、有道理的、有规则的、有系统的。不讲语音的意义，不能叫语文！一个汉字，为什么读这个音？为什么是这个声母、这个韵母、这个声调？全是有道理、有来源的。

汉字的字形，与其他民族的古老象形文字也不同。其他民族的文字，在几千年后，大部分很难再猜出来是什么意思，因为，字形与巫术太相关了，符号性太强。我们的汉字，甲骨文大部分都猜得出来，因为它主要使用生活意象，这些意象，到现在大部分还活在我们的生活中，所以一眼便知。也正因为如此，汉字今天还可以用象形文字的方式进行学习，而且生动有趣。

再也不要说形声字就是形旁表义，声旁表音，所以汉字是走在从象形文字到拼音文字的半路上，落后了。不是的！世界上所有的文字都从象形开始，不断地抛弃含义以简化，最终变成了拼音文字，只有汉字，从指示到会意到形声，更加复杂化，是高度发展的象形文字。结果汉字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远远超过拼音文字。我们的汉字，是有多美丽、多高雅、多深厚！我们的文明没有断，难道与此无关吗？再联想到中国的儿童因此可以早识字，在欧洲儿童还是文盲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可以看任何想看的书了，我们始终高度发达的文明难道与此无关吗？想到这里，不由得对我们的祖先要顶礼膜拜，还有无限的感恩。

这样美丽有趣的汉字、汉音，怎么在我们的手中变成了乱码！识字、正音，全成了死记硬背！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读这个音，也很少有人讲为什么这么写。把汉字、汉音与中国人的感情联系割断了。为什么要这么做？

现在，您可以明白为什么汉字是可以而且应该在六岁之前识得的了。对于儿童来说，这真是一场乐趣无穷的游戏！这里面有画画、有唱歌、有跳舞、有故事，因为古代识字的方法，是吟诵、指读、背诵和训诂！

我们现在在编一本字典，用正确的方法识汉字。希望孩子们早日用上。上小学之前，通过识字关。

但是，古代蒙馆一般不写字。写字，一般是六到八岁以后的事。写字有开笔礼，先生郑重其事地送给学生一只毛笔，这时才能写字。

为什么幼儿不写字？因为他的神经还没有发育好。写字是很精细的活动，幼儿还不能很好地控制他的胳膊和手指。即使开笔了，也是先给粗笔写大字。

现在可好，一入学，就发给每个小学生一支那么细的铅笔，还有那么小的格子的本子，一上来就写小字。所以不经专业的书法训练，一直到大学，学生罕有写字好的。而且由于小学生控制不了那支细铅笔，往往无法坚持正确的写字姿势，造成很多问题。以前用粗笔写大字，人、笔、字一开始都是正的，所以罕有写字不好的文人。

现在的讲究，叫“听说读写”，还一体化。是谁这么教我们的？西方人。中国人做事，是有次第的。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人教识字，用大字课本，指读。注意，古代的“读”就是今天所谓“吟诵”啊。吟诵的时候，每个字音拖长，声母、韵母、声调，全都清清楚楚。合在一起，还是一首歌，好听好记。一篇《千字文》，一千个不重复的字，就是一首歌，唱一遍，十分钟。用小手指着，再加上先生有时打乱顺序，于是，他就知道这个字形就读这个音。通过大量的识字和反复的练习，就可以过识字关了。

蒙学课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正音识字，所以蒙学的文字都不是乱编的。有平有仄，有清有浊，有升有降，得间隔开。孩子唱的时候，声音上去了，下一个字准下来，声音下来了，下一个字准上去。该停顿要停顿，孩子没成人那么长的气口。所以吟诵起来很舒服。

蒙学除了声韵类的（如《声律启蒙》《笠翁对韵》），都是歌谣体，均匀节奏的。为什么呢？因为六岁以前的孩子很难接受不均匀节奏。三字句为多，是汉语的不平衡韵律结构，不平衡，就要追着下一个字，所以环环相扣，速度很快，特别适合儿童。蒙学的吟诵调以平调为主，为什么呢？因为幼儿正在学说话，有起伏的调子，容易干扰学说话。

蒙学的内容也是非常丰富而且有价值的。且不说《三字经》表达了中国文化的全套基本概念，也不说《千字文》的文化涵义和识字功能，也不说《千家诗》都是适合儿童的温柔敦厚的诗，也不说《声律启蒙》传授了汉诗文的意象系统，我们就说说好像最没意思的《百家姓》。

现在读《百家姓》的最少，因为它好像没有意思。其实《百家姓》有很重要的意思。这是宋朝的作品，我们都知道那是个怎样的朝代。《百家姓》传达的是孔子的华夷之辨的观念。什么是华？凡相信万物一体、同生共荣的，追求和谐理想、天下为公的，为中国人。什么是夷？凡相信主客分立、弱肉强食的，追求竞争、天下为私的，为蛮夷。现在大家都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学第一页说什么？资源短缺与资源配置。这背后的理念是什么？不是很清楚吗？中国古代为什么不愿意发展商业，甚至不愿意发展科学，于此不是豁然开朗吗？一百年来，大家都说西方好，中国文化落后。这二十年来慢慢改口了，说中西文化各有所长，各自适应各自的社会，要互相交流学习。这当然很好了，我也同意。可是，在内心深处，忘不了孔子的华夷之辨。三千年来，我们一直是说中国文化优于蛮夷文化！这不是骄傲自大，而恰是中国人要给21世纪的人类带来的福音！首先要自己明白，才能传播给外国人。我们的文化，有他们没有的好处。竞争不是大道，仁爱才是永恒。希望有一天，《百家姓》变成《万家姓》，在那里面也能找到奥巴马，也能找到野田、小泉。【有意思的观点！】

我们一起读钱穆吧，还有南怀瑾。

还要争辩一点。就算是华夷之辨，也可以换一种形式啊，为什么要一大堆姓在一起，毫无涵义。远远不如“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有涵义。

这就是说，《百家姓》是乱码，只能死记硬背，所以要反对。果然如此吗？且不论《百家姓》有格律、有节奏、有韵脚，就算是乱码，乱码没有价值吗？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什么对我们都是乱码。儿童的一个最大的能力，就是把乱码变成有序的码。随着年纪增长，这项能力渐渐消失，我们逐渐都是通过逻辑来记忆了。还记得我们的一些中学同学考上了北大、清华吗？还记得他们的一个常人做不到的能力，就是能背圆周率吗？谁能把背乱码的能力保持到成年，谁就是天才。天才就是童才啊。再回忆一下我们小时候，是不是背过很多不知道什么意思的歌谣？我们更喜欢知道意思的歌谣，还是不知道意思的歌谣？至少不相上下。国外有一项比赛，就是背乱码，前些年还引进到中国。这是智力游戏，明白了吗？我们古代的儿童，从小就训练背乱码，这在教育学上，应该是一大奇迹！应该再次感恩祖先！

按照吟诵的规律，开蒙似以《百家姓》为好，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没有涵义。在吟诵的方法上最简单，只有依字行腔，没有依义行调。其次则《三字经》，然后《弟子规》，然后《千字文》，然后《声律启蒙》，然后《千家诗》。声韵类的靠后放，因为节奏有变化，年龄小的孩子不容易接受。古文一般情况下，不当在幼儿期读，因为古文是完全没有节奏的，那是另外一种节奏，是快快慢慢、高高低低的美，是气，曹丕说：文以气为主。见过打拳吗？读一篇古文，就像打一套拳，窜高伏低、辗转腾挪、忽快忽慢、大开大阖，最后敛气收官。这是高境界的美，是儿童所不能体会的。所以，幼儿也不宜读经，因为经基本是古文。只有《诗经》和个别有节奏的篇目可以读。经是一定要读的，但要押后到六至八岁以后为宜。


七

再说礼教。

什么时候起，出现了“吃人的封建礼教”这个常用词组？“礼教”总与“吃人”连在一起，让大家避之唯恐不及。

礼教吃过人吗？吃过，当然吃过。但是，那是伪礼教。不能把披着羊皮的狼犯下的罪孽算在羊的头上是不是？真正的礼教吃过人吗？没吃过，礼教只成人。说礼教吃人的，要学习什么才是真正的礼教。

礼教不是礼仪，“人而不仁如礼何？”礼是内心对生命的尊重。礼仪可以从权，也可以与时俱进，但内心的真诚不可磨灭。

那么说来，就完全不必恢复汉礼了，只要我们真诚，就现在的礼也罢。

然而，非也。与时俱进的意思，不是存在即合理。问题是现在的礼有问题。一来太少，二来太乱，三来太重表面，四来太与中国文化无关，所以，还是要研究汉礼，以资借鉴。

说到礼，非我所长，请大家多看彭林教授等专家的讲解。

我还是说说古代教育中的礼教。礼教者，非宗教也，乃指“礼”的教育。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可以看成是孔子主张的教育顺序吧。

诗，即《诗经》，在周代可看成是贵族子弟的教育课本之一。未成年的贵族子弟们，都要学习《诗经》，所谓“不学诗，无以言”，人际交往都要用《诗经》的。然而，看看这个课本，不觉得奇怪吗？上下八百年，纵横六七省，作者从公侯到奴仆，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内容从祭祀、政治，到鸡毛蒜皮，无所不包，把《关雎》这样的情诗放第一篇……这到底是要闹哪样？

《诗经》是个大杂烩，这样的课本的功能，按照逻辑也只能有一个答案，那就是：认识社会百象、人生百态！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什么是“思无邪”？就是思想都纯洁、没有不道德？那《诗经》里还有野合怎么算？还有骂人怎么算？“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骂得好狠哪。所以“思无邪”不是那意思，而是“真实”的意思。没有假装，没有掩饰，没有作秀，一切都是从内心发出来的。野合也是真喜欢那姑娘，骂人也是真气愤那人。《诗经》都是真的！所以才能做社会百态的课本。给人讲社会现状，还撒谎，那有什么用呢？那不是误人子弟吗？

因为真诚，所以感人。每一篇诗，都能感受到作者的真情实意。如果您吟诵的话，这种感觉就更切实了。仿佛能触摸到那音容笑貌，那情感的细节都在音韵中跳动。因为古人是用声音作诗的！文字可以撒谎，声音很难撒谎。古人留下的不仅仅是文字，还留下了声音。“兴”，兴发感动，因外物外人而引起了自己内心的波澜。这外物外人一定得是真诚的。

周代的贵族子弟们，吟诵着《诗经》，仿佛完全看透了形形色色的人的内心，体会到了酸甜苦辣五味杂陈的人生。这就是他们成年后要面对的世界、面对的人群、面对的人生。真实的、残酷的、伤感的、美丽的、丰富的、危险的人生。于是子弟们一片喟叹之声。

了解真实的人生，是教育的第一步！反思现在的教育，是不是可以有很多感想？

面对这样复杂危险的社会和人生，谁不有焦虑？谁不有担忧？虽有抱负，虽有梦想，如何实现？如何度过平安幸福的一生？

于是，“立于礼”，这时候，礼教出场了。孔子告诉弟子：只要有“礼”，就什么都不怕，就有幸福人生。

立，不倒。什么人才会不倒？怎样做才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倒？就是正。邪不压正。只要是正的，就无所畏惧。什么是正的？就是无私的。无私则正。

我邀请王财贵教授讲座，见到有人问他大义灭亲之事。他说，这是个两难处境，就如老婆和老妈掉水里了，先救哪个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只有到了那时才有答案。因为情况都不一样。到了那时，你心是正的，救谁都是对的，心是邪的，救谁都是不对的。

“礼”是对生命的尊重。在“礼”的背后有“仁”。仁者爱人，所以仁者无敌，无敌就是立。

所以吃人的都不是礼教。“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不是礼教，“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才是。溜须拍马、八面玲珑不是礼教，“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才是。以德报怨不是礼教，“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才是。露八颗牙微笑不是礼教，内心的感激才是。（最后是彭林教授语。）

礼教教的是礼仪，是生活常识和待人接物的规矩，但更重要的，或者说真正的目的，是教授对生命的尊重，对别人的，也是对自己的。

“三礼”，尤其是《礼记》，是后世礼教的经典范本。《礼记》说礼，从胎教开始。其理念和今天的胎教是一致的，但更重内心精神的正。今天很多地方在推《弟子规》。《弟子规》的内容主要就是来自《礼记》。这中间还有一个过渡，就是朱熹的《小学》。

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主流认为，儿童的教育，以正心为主，所谓“童蒙养正”。就是告诉孩子应该怎么做，但不一定告诉他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还不能理解。儿童从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心性就是正的，长大才好继续培养。当然儒家的另一派则认为童心最真，人性本善，开发此童真，就可达到心正，过分约束，反而失去了真性情。《弟子规》是主流派。

两派都是礼教。我们的教育似乎一直告诉我们，陆王是近代启蒙思想，李贽是反封建先锋，黄宗羲们是民主先驱。这基本属于胡扯。心学一派还是儒家，同理学一派一样，都是追本溯源，进一步开发孔子思想，与西方近代启蒙不是一个路数。在新世纪，如果我们不认真研究对待中西文化差异，还是一味关注文化共通的话，那这新世纪也不会有什么希望。

只要记住了礼教的本质：尊重生命，那么别的就好理解了。

以《弟子规》为代表的蒙学礼教课本，首先教的都是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是对自己生命的尊重，也是对别人生命的尊重。首先是对父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儿女受伤生病，最心痛的是父母，恨不能以身相代。孝敬父母，首先是照顾好自己。所以《二十四孝》非正宗也。照顾好自己是一种能力，是一种独立生活的能力，也是互帮互助的能力。这种能力当然要从小养成，习惯成自然，是最好的。

反思我们的幼儿园，在这方面下了多少功夫？有几个经过幼儿园出来的孩子，是有良好的生活习惯的？大部分就是看孩子的保姆，或者带着孩子唱歌跳舞，教点科学知识而已。当然，孩子的健康是第一位的，但是，只有这些还远远不够。过分强调孩子的快乐，有时也是耽误了孩子。

当然，不重视孩子的感受，也是过犹不及，首先就是老师对孩子的不尊重。不尊重孩子，怎么做“尊重生命”的教育？儿童的教育，往往身传胜于言教。老师教的知识、道理，包括礼仪、规矩，都不如老师本人所表现出来的生活态度、生活习惯给孩子的影响更大。家长也一样。所以做老师不容易啊。

这个中间有个度，不好把握。“文质彬彬”，不野不史。这又回到王教授所说的，心是正的，就都是对的。不正，就都不对。所以还是牢记礼教的本质，多反思最好。

礼教更重要的是教健康的人生态度。健康从哪里来？从人生理想来。没有理想就没有方向。孩子总不能永远以获得老师表扬为学习的动力吧。为什么要尊重生命？为什么要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些都需要理想的导航。

儒家的理想，是济世安民，所以大气，又是修身为本，所以温润。

儒家主流认为，少年立志，就是少年时期确立人生理想。这是个大概，不是说童年不能立志。如果固执一端，就会陷入陆王所批评的情况。幼年教育，就要有立志的方向。在他能懂的层次上，指向儒家理想。所以也不是只讲规矩不讲道理的，哪能那样呢？正确的表述可能是：在不同的儿童和不同的年龄段，根据儿童理解力的实际情况，都要立志、讲理、定规、习礼，只是侧重和形式不同而已。

有了理想，就无往而不正、无往而不利了。对规矩、礼仪的权宜、突破也就有了依托。

中国人的思维，从来都是有阴阳、有正奇。以正为主，以奇为辅。什么都不是死的，都可以变，但变要有道理。只要有道理，就对。没道理，就是乱来。

所以有理想的人生，就会处理各种情况，面对各种困难挫折，而不慌乱、不颓废。纵观历史，中国儒士不自杀。有被逼死的，但没有主动死的。屈原自沉，他不是儒士。谭嗣同自杀，他已经不是儒士。谭嗣同是自杀的，他留诗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就是明确告诉世人，他是自杀的。他自投罗网，因为两千多年没有儒士自杀了，他要用鲜血唤醒国人。此后陈天华、秋瑾等等一大批人，都是自杀的或变相自杀的。到了今天，考个不及格就自杀，失个恋就自杀，甚至老师批评一下就自杀，这是怎么回事？不知道人生的宝贵，不尊重自己，也不尊重别人。父母们，老师们，这是我们最不想看见的，不是吗？

看到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我爱你”就是“我恨你”。因为我爱你，凭什么你敢不爱我？因为我对你好，凭什么你敢对我不好？凭什么爱过我又敢去爱别人？这种态度被叫做“爱”，而且在媒体和娱乐界广泛传播。这不是爱，爱首先是尊重。

因为没有理想，没有对自己生命的肯定，对别人生命的慈悲，所以才有这些现象，还有无数令人扼腕的现象。

当然，为什么有这些现象？还是因为没有爱。因为父母、家长、朋友和同事，缺少爱。大家都有责任，所以一起做礼教吧。


八

吟诵界的老师们知道，我们主张汉音有理。汉语的语音是有意义、有规则、有系统的。古人造音造字，都不是乱来的。先有音后有字。在没有字只有语言的几十万年里，你命名一个东西，发出的声音不能让别人明白是这个东西，那又怎么能“约定俗成”它呢？

所以，有诗则有思，有礼则有立，有乐则有乐。

现在说说诗教。

诗教，初指《诗经》的教育。如前所言，《诗经》的教育首先是一种社会现实的教育，前文已论。在这背后，还有礼乐的教育。在这背后，又有周代人生理想和人生态度的教育，它和儒家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以《关雎》为例。很多人都奇怪为什么《诗经》把《关雎》排第一？不管孔子删没删过《诗经》，至少《诗经》是经过他的手传下来的，也就是说，孔子同意把《关雎》排第一。为什么呢？

《关雎》五章四韵，分别押平入上去。换韵为一段，所以是四段。这四段的情绪都是用韵来表达，因为韵字的时长占了全篇的近一半。这四个韵分别表达了爱恋、痛苦、喜悦、坚决，对应一见钟情、求婚被拒、再求得应、山盟海誓四个阶段。这个在吟诵课上有详细的分析，在此不赘。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孔子最喜欢《关雎》的末章。因为前面都是人情之常，最后一章是人伦之重。在宗族社会中，夫妻关系是最重要的横向关系。纵向关系有血缘，横向只有情义。夫妻稳定，则宗族稳定。所以，发誓很重要。《关雎》就是教育贵族子弟：找好配偶很重要，要找就要找淑女，找到就追求她，不要错过。被她拒绝怎么办？继续追！想办法，下工夫。追到以后怎么办？对她发誓，永远对她好，让她快乐！

《毛诗大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这段话以前说是附会，现在看怎样？《诗经》是什么？以前说是男女情歌，还把朱熹的话搬出来曲解。男女情歌怎么“风天下而正夫妇”？难道周杰伦的歌也能“风天下而正夫妇”？

是为早期诗教。

先秦时，“诗”就是指《诗经》。《诗经》以外的，叫“歌”、“赋”、“辞”等，不叫“诗”。屈原作的，就是“辞”、“歌”、“赋”。到了汉代后期，才有人慢慢把新创作的韵文叫做“诗”。这是一种抬高身份的表现吧。孔子不作诗，孟子也不作诗。曾子子思都不作诗。但是他们作歌。当时的歌、辞、赋，形式上和《诗经》里的诗或有差异，或无区别，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所以汉代以后统称为“诗”，亦无不可。

从另一个角度考察，第一个称得上是诗人的，是屈原。因为屈原是第一个“作”诗的人。以前的诗，不是“作”的，是自然流出来的。把作诗当作一件事，自觉地去作诗，屈原是第一个。他的诗有署名，这在以前是很罕见的。以前的诗一般都不知道作者，只有偶然留下姓名的。《九歌》《九章》两组诗，显然是有构思有刻意的创作。《诗经》里也有祭祀诗，但是基本上是承命而作的感觉。屈原的诗都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不像是命题作文。总之，屈原是第一个自觉作诗的人，所以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也许屈原之前就有诗人，但是我们不知道。在文献的范围内，他是能确认的第一位诗人。

屈原作诗，和《诗经》里的诗，创作目的有所不同。第一，屈原是士大夫，而且是贵族、王族，他的身份决定他的人生态度，就和《诗经》中的绝大多数作者不同。剩下的贵族大夫之作，和屈原也有差异。屈原的诗有强烈的个人抒情色彩，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又剩下的诗，如《诗经王风黍离》等，还是跟屈原的诗有差异。屈原一直在强调他的高洁，香草美人，内美修能，实际上一切抒情都是围绕着个人的人格确认进行的。

屈原以后，诗歌进入了楚辞时代。大江南北皆歌楚辞、作楚歌。楚辞成了流行歌曲。汉朝更是楚人所建之朝，楚文化一时成为时尚文化。由屈原直至汉武帝，汉诗的主体是楚辞。汉武帝时才告结束，转向汉赋主体。由此，屈原成为了后世诗人的模仿典范。

屈原给后世诗人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除了他的诗歌之外，还有两样。一是吟诵，“形容枯槁，披发行吟于泽畔”。屈原是吟诵着创作的！从那以后，诗人都吟诵着创作。另一样，就是诗歌的创作目的。以往诗歌创作的目的，主要是抒情，此外还有祭祀。屈原把修身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上，虽然他还谈不上是作诗为修身，但在诗中，他是处处自命高洁，并以此为核心，组合起其他内容。

此后，经汉魏文人诗、六朝诗，到唐诗，文人作诗的修身目的上升到了第一位。到了杜甫，完全确立，并在宋诗中得到了极大发扬。宋元明清，都是这个路数。

至此，“诗”已不是原来的“诗”，当然“诗教”也就不是原来的“诗教”了。我更重视的是后世的“诗教”，是文人以作诗为生命状态的那个“诗教”。在孔子时代，作诗或者作歌不是必须的，作歌的目的是陶冶性情，或抒发感情，并没有把它当成修身功夫。这个转变，是由屈原、曹植、陶潜、杜甫等人接力共同完成的。

在历史的后半段，作诗已经成为儒士的必修功课。我们就在这里来说“诗教”。

现在的语文、文学课，所有的影视剧，鉴赏类书籍，说到诗歌创作的时候，都在背后暗含这一个观念：诗歌是抒情用的。李白为什么要创作《静夜思》？为了抒情啊。如此等等。但，果真如此吗？

后世文人皆作诗。哪个文人不会作诗啊？这里面，有好人，也有坏蛋。比如，秦桧也作诗，严嵩也作诗，和珅也作诗。他们的诗都是什么内容呢？如果作诗是为了抒情，那么秦桧的诗一定有几首是抒发害岳飞之快的，严嵩的诗一定有几首是抒发弄权之喜的，和珅的诗一定有几首是抒发贪污之乐的。有吗？没有。严嵩和珅的诗，跟其他人的诗一样，主题也是伤春悲秋、人生苦短之类。所以说，文人作诗主要不是用来抒情的。

再看诗本身。文人诗的主题，是基本固定的，不外乎伤春悲秋、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咏史怀古、咏物言志、唱和酬答、友情亲情、思乡怀归、羁旅思妇等等。相对于浩如烟海的汉诗来说，实在是太少了。相对于今天的自由诗来说，也是太少了。诗的结构也是基本固定的，即所谓起承转合，罕有意外者。诗的因素，就是构成单位，是意象，而中国人的意象是全民族共通的，很少有个人意象。格律也是基本固定的，押韵也是必须遵守的，等等。总之，你要作一首诗，一开口，有一半就已经作好了，大家都一样。如果诗是用来抒情的，这不是太不靠谱了吗？

再计算几个数字。一个文人一生能作多少首诗？正确答案：十万首以上。多乎哉？不多也。十万首是什么概念？就是这个人十岁才开始作诗，作到六十岁就不作了，每天只作五首诗。古人既不是十岁才作诗，又不是六十而止，且不是一天只作五首诗。古人作诗，那是他的生命状态，就像今天发短信一样。不发短信你能活吗？古代文人不作诗也活不了。你一天只发五条短信吗？明白了吧，古人作诗，很简单的。比如《红楼梦》的开篇，甄士隐去见贾雨村，那天是中秋节，贾雨村那个晚上吟了三首诗。三三得九，照这样一天就是九首诗。另外，历史上真的有几个人留下了差不多十万首诗，比如乾隆皇帝。

可是我们见到的文集，一般只有几百首，能上千首就算多了。十万首？那其余的九成多都哪里去了？

首先，大部分直接飘散在空气中。古人作诗先吟后录，而且大部分时候是吟而不录。贾雨村那晚吟了三首诗，一首也没记录下来，于是就在空气中飘散了。

只有特别好的，他满意的，才会记录下来。记录下来的叫做“稿”，就是禾苗高，乱七八糟未经整理的意思。而我们见到的一般是“集”，集者辑也，经过编辑的，这其中，大部分又会被毁掉。《红楼梦》有“黛玉焚稿”，黛玉为什么要焚稿？很多人都以为是因为宝玉抛弃了她。那就是今天的辣妹，分手了，就要把以前的照片啊、情书啊什么的，一股脑儿撕碎，扔他脸上去：哼！凭什么甩我？林黛玉是大家闺秀啊，不是90后。为什么要焚稿？因为知道自己命不久长。文人的习惯，死前要把自己的稿子处理掉，因为诗文都是自己的隐私。诗是作给谁的？作给自己的。除此之外，只有少量是作给特定的人的。所以，我们见到的诗集，其中很多是唱和酬答的内容，因为这些本来就是给别人的。文人会在自己的诗文稿中，选择那些可以公开的，编一个集子。有钱就出版，没钱就交给儿子，传之后代。

所以，文人是给谁作诗作文？主要是给自己。其次是给特定的人。没有给陌生人、给大众的。现在创作诗文都是为了发表，唱歌都是为了发唱片。此等事情，过去只有失去了人身自由的人才肯干。创作时是吟诵的，周围没有人听，创作完就飘散了，偶然记录下来的，又大部分烧掉了，还是没人看。所以，创作是为自己。

为自己有什么用？就是修身。儒家以修身为本，什么都是修身。做官是一种修身，隐居也是修身。琴棋书画是修身，打拳练功也是修身。当然，诗词文赋也是为了修身。

诗词文赋怎么修身？我们就以伤春为例。伤春怎么修身？比如《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有的翻译说：诗人早晨在睡梦中被鸟叫声吵醒了。“吵醒”！天哪，是准备拎支枪出去打吗？这就是不会吟诵的问题。这首诗押的是上声韵。上声是细小亲密的意思。上古的上声字都有这个意思。韵字拖得最长。你把“鸟”字拖长试试，感觉不到那深深的恋爱之意吗？古人是用声音作诗的，口头创作，而声音是有意义的。详见我写的《声音的意义》。诗人是多么喜爱那些鸟啊，怎么可能是“吵醒”！“夜来风雨声——”，听到了那无情的声音了吗？平声字结尾，平声是没有什么感情色彩的字。“花落知多少——”，又是上声结尾，对于那落花，是无限的惋惜啊。

文人为什么见花落泪，闻鸟惊心？是因为文人太酸、太浪漫？当然不是。这是文人的心灵的真实的声音，没有做作，没有夸张。因为中国人是万物一体观，物就是我，我就是物。鸟鸣了，就是我在鸣。新的一天，新的生命，所以醒来是无限欢喜，对于鸟鸣中的欣喜感同身受。花落了，就是我落了，旧的一天已经过去，永远不再。我的生命已逝去了一部分，对于落花的凄凉，也感同身受。所以文人见景生情，感物起兴，所作之诗多以景写情，情在景中。这不是今天的娱乐作秀。

他连花落都感伤，鸟鸣都欣喜，试问这样的人会害人吗？这就是修身。这就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传承。《千字文》：“鸣凤在竹，白驹食场，化被草木，赖及万方。”一个好的社会是什么样子？鸟儿在竹林里自由地鸣叫，马儿在草原上自由地吃草。不仅是所有的人，而且是所有的动物，都从这个社会中得到了恩惠，幸福快乐。不仅是动物，连草木植物也得到了恩惠，幸福快乐。不仅是有机物，连无机物也得到了恩惠，各得其所。这是什么样的景象啊，这是何等的胸襟！跟现在掠夺资源、资源配置式的发展模式是何等的不同！如果有了这样的精神，还需要喊环保吗？还需要喊和平吗？这样的人，他的心灵也是安详的、慈悲的，他的人生也是积极的、健康的。这就是修身的目的。

儒家修身，有很多方法，甚至可说无事不可修身，而且各有次第，在此不谈。作诗，就是一种修身的方法，自屈原始，在汉魏六朝得到加强，在唐确立。杜甫无事不入事，已把作诗变成了一种生活状态。这个传统在宋朝普及，成为后半期中国文人的常态。

文人每天的感慨，都习惯性地以作诗为表达。诗就成了最贴近心灵的事。而作诗，如前所述，主题是定的，结构是定的，格律是定的，意象也是共同的，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发乎情，止（指向，不是停止的意思）乎礼义，这是诗歌的传统。不如此不叫诗歌。看看历史上受嘲笑的那些诗吧，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没有用来修身，二是没守诗的传统。现在都把作诗当成是抒情，也这么看待古人。流行的话都是什么什么时候，我们就怎样怎样（一句名诗），什么什么时候，又怎样怎样（又一句名诗），诗歌表达了中国人最丰富的感情啊，也是最浪漫的感情。我一听这种朗诵诗式的句子就起鸡皮疙瘩。

中国人的诗歌首先是修身用的！

每天作十首诗，在风花雪月中感受生命的珍贵，纯洁自己的心灵，这是何等样的生活！一个民族，有一半的人，每天作十首诗，这是何等样的民族！所以我们叫文明古国，天朝上邦。所以我们能体会到马可波罗是如何仰视、赞叹、羡慕中国社会的，尽管他只是个商人，大部分时候都盯着钱。

现在，代替每天作十首诗的，一半中国人每天都在做很多次的是什么？麻将？微信？骂人？

诗教，就是每天自己作诗教育自己。这是诗教的最高境界。当然，读（即吟诵）别人的诗，体会人生也是诗教。

一个孩子，他会每天自己作诗教育自己，调整自己，抒发自己，提升自己，你作为父母，还担心什么？为什么中国儒士不自杀？现在可以有答案了。

而且这种形式还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是自己的感情的回味，而且还是一种创造，是自己作词自己作曲自己吟唱，而且还那么美，那么好听……天下哪有如此等好事？而让我们中国人得着。是不是应该再次感谢孔子，感谢屈陶李杜，感谢我们的祖先。

古代的儿童，一般在蒙学后半期开始进行作诗的训练，大概是五六岁、六七岁的样子。因为更小的时候，不能接受不均匀戒节律，而汉诗尤其是近体诗，大都是不均匀节律的。不均匀节律是节律的高级形式，所以要晚些接触。

作诗从对对子开始。这个时间，是跟读诗同时开始的。因为古人读书就是吟诵。会吟诵自然会作诗，因为诗的格律，无论是近体的还是古体的（比如韵字拖长），都是吟诵的结果，不是谁谁强行制定的。都是为了吟诵时好听，是汉语和吟诵自然发展呈现的结果。所以，格律是不需要死记硬背的，会吟诵，格律自然迎刃而解。所以古代但凡认字的都会作诗，现在，呵呵。

开蒙应自蒙学始，不是诗。蒙学是歌谣体，是均匀节律的。还有童谣。还有故事。稍大，则教读诗。这时候就是平长仄短的了，因为先教的是近体诗。为什么不先教古体诗？因为古体诗规矩少，所以难作难读。现在很多人上手就作古体，以为古体没有格律，好写，岂知写出来就是顺口溜。近体呢，因为有格律，再顺口溜也像个诗。以此类推，则最难读难作的是古文。然也！再推，则最难作的是白话自由诗。更然也！白话诗就是两种倾向，一是看不懂，说揭示人生的荒谬；一是拟人比喻腻死人，意思还是大白话。有韵味、有感动的诗太少了。所以我主张恢复我们几千年用声音作诗的传统，用吟诵来作白话诗。不是天方夜谭，已经在实践了。

好了，回到古代。五六岁教读诗，一读，平长仄短、平低仄高、入短韵长、依字行腔，格律就出来了。于是很容易就可以作诗。会吟诵就会作诗。

可是，在技术上，还缺少两个最重要的能力：对仗和意象。

对偶和后来的对仗，是汉诗除了押韵以外最重要的手法。押韵是说汉语的人天生的本领，需要训练的就是文读切韵而已。所以要练对仗。

对仗从对对子开始，就是对联。对联就是对仗的。先练一个字对，然后两个，然后三个，到五个，一联诗就出来了。

对对子难吗？对那么小的孩子是不是太难？太枯燥？大错特错！我是从我女儿那里首先发现的。自从跟她说了对对子的要求，她那一段天天缠着我对，简直入了迷。后来发现古人也是这样的。后来推荐给别的老师，发现孩子们全喜欢对对子，因为那是一种语言游戏！是孩子们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力的时刻！每当对上，特别开心，对不上，也是哈哈大笑。是游戏的力量！再难也抗不住他喜欢是不是？再次感谢祖先，发明了这么好的游戏！

老师们啊，一定要尝试啊。就像吟诵一样，孩子们也喜欢对对子，也喜欢创作。要把吟诵从诵读向前推进到创作啊，创作才是终点！什么是吟诵教学的结果？就是随便一个学生，你随便出个题，他十分钟能作出一首诗来，格律工整，情感端正，遣词造句不让人笑话，而且还能马上吟诵，而且还是他自己的调子！

今晚我在岳阳，参加全国青少年吟诵比赛的启动仪式，陈芙格玥出场展示了吟诵，自己作诗，自己吟诵，自己抚琴，轰动全场。格玥九岁，学习吟诵一年。她能做到，你的学生也做得到。

读诗与作诗相结合，读什么诗，就可以尝试作什么诗。一边读一边模仿。薛瑞萍老师她们提倡儿童仿作儿童诗，一切从模仿开始。这非常好啊。古代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语文，只读不作，可惜了，读也读不扎实。

《千家诗》是古代蒙学课本中比较有名的一种。它选择的都是平和美丽的诗，没有暴力，没有仇恨，没有凄凉，也没有狂喜。这符合现代教育学吧。只是，有些诗的水平不甚高。不甚高，也是高的，就是不甚高。

忽然想起现在的语文课本，选了好多描写儿童的庸诗。想来就是因为描写了儿童吧，就入选了，可是真不是好诗啊。这可能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兴趣吧，可是，古诗的魅力并不在此啊。舍本逐末。

与读诗、作诗同时的，是教授意象知识。

意象是什么呢？就是有意的象。中国的汉诗文有一整套的意象系统，所作出的诗几乎没有一个字是原来的字义，是那个物理学、自然科学，或者说生活中的那个东西的意思。太少太少了。绝大多数那个字都是一个意象。

中国的这个意象，首先是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周易，就有这么一套意象。后来这种思维方式，扩展到方方面面。这个意象系统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整个民族的，它有一个民族共同性。这才是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那个意象，见到同一个象都会知道它背后的那同一个意义，互相之间全都知道，这样才形成了一个价值的体系。

比如我送你一首诗，开头第一句：“君似一棵松”，下面是赞美你还是骂你呢？当然是赞美，因为松树在中国的意象系统中，就是坚强的意思。因为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几千年来，中国积累了大量这样的意象。所以他们说话的时候，就可以不再用那个“意”去说话，而改用“象”去说话。这好像编了一套密码一样，就用密码来说话，这样就是我们中国的诗，包括文的叙述方式。

比如“白日依山尽”，并不是亮闪闪的太阳顺着山落下去了。“白日”并不是亮闪闪的太阳，“白日”是什么意思呢？白日是生命，是壮丽的生命。《诗经小雅 天保》说：“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所以它的反义词叫“末日”。

“依”是什么意思啊？依就是靠上去，但中国人看到“依”不会仅是这样的，因为《诗经 小雅采薇》有这样一句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所以我们经常说“依依不舍”。所以“依”这个字有不舍的意思。

山也不是mountain，在中国的诗当中，“山”的含义经常是屏障，所以它也是边界。“依山尽”，靠着山落下去了，靠着山的哪一边啊？落到山的那一边，因为落到的是山的那一边，就是我永远也抓不到的了，如果落到山的这一边呢，它就还是我的。为什么“山”会是这样的呢？因为我们中国是农业文明，中国人生活在平地上。中国的山，从山顶、山中、山下，生活着三个不同的民族。上面就是彝族啊，中间就是苗族啊，底下就是汉族啊或者是侗族啊，所以叫平坝民族。他们对山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汉人是农业民族，农业总是在田里耕作的，梯田是我们现在发明的，以前都是在山下面。所以抬头看山和站在山上往下看是不同的。所以“山”是屏障的意思。依山而尽，那就是消失了。

“尽”就是没了，没有了。但是和end是不一样的。汉语表示结束的词，是表示彻底的结束。但是，世界上其他民族都不是这样的。中国人的人生观，是“有始有终”。儒家的人生是有始有终的，佛家的人生是无始无终的，基督教的人生是有始而无终的。有始有终意味着什么？中国人的生命力是最强的，因为生命只对中国人是只有一次的。所以什么叫“尽”呢？就是没有了。“白日依山尽”的意思，不是说明天又升起，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不然他不会用这个词，他会用另外一个词，比如说落，或者说失，他会用其它的字。但是当他用“尽”的时候，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太阳永远不会回来了。

所以，白日依山尽，五个字，你都要看到它的意象，才明白他的意思。“黄河入海流”，黄河不是yellow river，黄河是最大的河，最大的河就是最大的生命，入海流，一下子就到海里去了。“入”是入声字，短音。“海”是什么？百川东到海，“海”就是归宿。所以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下面才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他想要抓住那个时间，又抓不住，这才是这首诗的意思。这就是意象。

意象是从哪里来的呢？意象是由于全体中国文人儒士都读同样的书而形成的。这个过程在今天依然存在，比如说“非诚勿扰”，明白了吧？什么叫“非诚勿扰”？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经历，看过共同的东西。意象就是这么形成的，以前也是这样的。因为所有的文人，他们读共同的书。所以意象首先从四书五经来，其次是史书。还有什么？诸子。集就很少了。

所以我们的诗是由意象来表达的，你要不知道意象，你其实读不懂任何一句诗。如果你“白日依山尽”都读不懂，那肯定是什么都没读懂了。我们现在的语文也好，文学史也好，大部分情况下，是根本涉及不到这个意象系统的，就是讲浮在表面上的一些字义，所以存在大量的误读和表面化的这种理解。意象才是真正构成中国诗文的最小单位。它非常重要。它的存在的基础就是民族共同性。

要了解这个意象怎么办呢？要读经史子，虽然难，也必须读。不读，就读不懂诗词文赋，那也就是个识字的文盲。

古代有意象方面的专门的辞书，比如《佩文韵府》，也可以在各种注疏中学习。在蒙学阶段，也有办法。

《声律启蒙》和《笠翁对韵》是现在最有名的两本蒙学中的声韵类课本。当时还有很多。这种书教什么呢？教三件事。

第一，教平水韵。凡押韵的字，都属同韵，这样就不必背平水韵而就能记住韵部中的常见字了。

第二，教对仗。从一个字到七个字的对仗全有。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的对仗，用于词曲。五个字、七个字的对仗，用于诗。四个字、六个字的对仗，用于骈文。骈文俗称四六，因为主要是四字句和六字句构成的。现在还有个俗语叫“不着四六”，就是不靠谱的意思。骈文很重要。古代最多的是骈文，不是古文。所以韩愈、欧阳修他们才搞“古文运动”。骈文是古代的应用文，从圣旨到请假条都用骈文，写信写文件，都是骈文。不会骈文，寸步难行啊。所以要从小学四六字的对仗。

第三，就是这个意象系统了。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云是什么？是物理学的云吗？雨是什么？是rain吗？雪是什么？中国在温带！风是什么？这次周坚老师在讲解古希腊雕塑群的时候，指着一大块残雕说：这是天后赫拉，驾着马车出来了。她的马有四匹，分别是：东风、西风、南风、北风。我就会心一笑。在中国，这四风是碰不上面的。东风是什么？春风。东风无力百花残。西风是什么？秋风。古道西风瘦马。南风是什么？夏风。五月南风兴。北风是什么？冬风。北风吹雁雪纷纷。冬天就不许刮个西风？生活中可以，诗中不可以，要不人家以为你是秋天了。

《声律启蒙》之类的声韵书，就是在传授这种意象知识。这一节，是一定需要老师讲的。不讲是不行的。意象来自哪里？都来自典故。语典和事典。语典可以解释来源和意思，事典可以讲故事。

有了《声律启蒙》这样的书，孩子们掌握声韵就容易得多，而且，短时间内可以掌握大量的辞藻，更重要的，是意象。以前儿童八岁以前是要全文背过的。看看那个辞藻的量，数量和质量，足令今天的教授咋舌。

《声律启蒙》和《笠翁对韵》的区别，主要在用词上。前者较古雅，后者较通俗。

有了这些基础，就可以作诗了。

读诗和作诗的顺序是：五绝、七绝、五律、七律、排律、古体诗、骈文、古文、词、曲。词曲最后，是因为小道也，自学也可。古文是最难的。

至于格律、平水韵、入声字等等这些关卡，都有诀窍通过。学过吟诵课的就明白了。

至学馆，每天至少创作一首诗。自此，作诗就成了这个学生的日常生活状态，他一辈子离不开诗了。

诗怎么才能作得好？这是个古今难题。其实也不难。最管用的就是：多读诗。《红楼梦》里黛玉教香菱作诗，说：“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瑒、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你又是一个极聪敏伶俐的人，不用一年的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

这就是说熟背五百首，熟读五千首，就可以作诗入门。这个难吗？一点不难。我们现在就是背的太少，而泛读几乎没有，当然作不出诗了。你都没有词，不知道这种情况该怎么表达，还作什么诗！

还有，看得出林黛玉强调整本读。读诗，一旦过了最初的阶段，就要整本读。古人自进学馆，就无课本，一律读原著。为什么要整本读？因为如果只读选本，就如现在的语文和文学课，所有的诗都是互相割裂的，且与其作者的背景割裂。只有整本读，才能进入作者的背景，了解到他什么情况下作什么诗，什么情况下又作什么诗，这样才学会作诗。现在只挑好诗读，结果反而作不出好诗了。薛瑞萍老师她们强调读整本书，说的是现代文，其实古诗文也一样。所以，整本读，大量读，泛读，配合精读，是学会作诗，把古诗真正学到肚子里的基础。

这还只是说入门，没有说高处。还有诗话呢？还有注疏呢？诗的技巧，能说到深不可测、高不可攀。现在的诗歌鉴赏的水平也很难恭维，所以精读也难读出真金来。

不过，这些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修身。作诗为修身。

唱和酬答皆用诗，酸甜苦辣皆入诗，这样的人，是修身的儒士。现在老说诗人、诗人，古代没有诗人，只有文人、儒士。

顺便解释一下，为什么南怀瑾、王财贵等先生不重诗词，强调经典。表面上，这些先生都是说经典更重要，当然，这是当然的。但是他们也明白孔子为什么重诗教、乐教。只有经典，只有礼教，这个教育能成功吗？没有兴，没有成，只有立，掐头去尾取中间，这能行吗？我想这些先生心里都明镜儿似的。但是，他们面对的现实，是一穷二白的基础。比孔子所面对的礼崩乐坏还糟糕，怎么办？只能权衡轻重，先迈第一步。谁都知道没有右腿走不了路，但是你也不能两腿一块儿迈啊。

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什么？就是诗词文赋、琴棋书画、唱歌跳舞、雕刻绣花，全成了艺术！可怕的艺术。

作诗的，不再是文人儒士，而是诗人！弹琴的，不再是文人儒士，而是音乐家！写字的，不再是文人儒士，而是书法家！唱歌的，不再是文人儒士，而是歌唱家！他们都是艺术家！艺术家什么样？艺术家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男的留长发，女的剃寸头，男的留胡子，女的戴骷髅，男的穿唐装，女的穿蚊帐，男的浪漫脸，女的狐媚相。他们创造艺术，是为了沾沾自喜地向大众展现痛苦的自我。他们都不知《论语》为何物。

试问，把这群人引进国学课堂，会是什么景象？所以，宁可没有诗教乐教，也决不能把他们招来。

再多说句，其实他们也不是艺术家。艺术是西方概念。艺术是对纯粹人性的追求。艺术家首先要真诚。没有追求作一名艺术家就作成艺术家的。艺术是对真、善的反抗，是对自由的向往，是人类的航标灯。我们的艺术家还信着真善美统一呢，怎么能懂艺术。作艺术家，需要最大的勇气，跟儒士的担当是一样的勇气。

我们的现状，叫做中不中西不西。

现在，我们从吟诵做起，从国学内部做起，从儿童做起，从教育做起，从自己做起，恢复诗教乐教，恢复中国的文艺。这可能是唯一可行的路。


九

再次说乐教。

乐者，乐也。乐和乐是一个字，原来也是一个音，原来也是一个意思。

什么是音乐？最能给人带来快乐的。

现在的music是快乐的吗？现在的音乐都是缪兹柯，不是音乐。现在他们唱的都是丧，不是歌。翻译的混淆，造成了无穷的祸患。就像白面倒进了石灰里，要想再弄清楚，太难了。将来得编本词典，针对汉语和英语的每个词，分个明白。

世界上的乐音、旋律、节奏都是音乐吗？不是。不能给人带来快乐的，不叫乐，只能叫“声”。“郑声淫”、“声色犬马”。郑声淫，不就是因为它给人带来快乐吗？不是的，那是吸毒的快感，不是快乐。快乐是什么？是高境界的大欢喜，是超越之后的大觉悟。快乐是中庸的，又是非常深刻和复杂的。只有能带人上升、带人脱离动物性，带人回归本真、带人爱他人的，才叫音乐。

这样的音乐的教育，叫做乐教。

为什么成于乐？因为乐是最高境界，是对得道的体会。你也许还没得道，但是乐让你体会到得道会有多快乐。另一方面，如果最终没有快乐，那么诗教礼教也是追究没有成功。儒家教育的璀璨光芒，就存在于乐中。三月不知肉味，尽善尽美。想看什么是儒家的理想，就看乐。所以咏而归，吾与点。

乐的作用，还让你在修道的过程中，有动力，有欢喜，不至于为困难所绊住，也不至于忘了前行。

而乐的最大作用，是直接带人上天堂。

教育，都有理性感性两条路。理性，告诉他，应该这么做，这么做对他有好处，必须这么做。感性，启发他喜欢这么做，也许不知道为什么，但就是喜欢。什么也挡不住我愿意、我喜欢啊！当然，各不偏废是最好的。可是您想想，我们现在的教育是什么样的？

从幼儿园到大学，我们没有一门情感课。音乐是情感课吗？唱歌都得按谱，多一拍都不行，到底谁唱谁的？这叫什么情感课？没有的，我们根本没有情感课。

所以我们的孩子们都是知道该怎么做的，你常说一句他十句等着，他比你说的还溜呢。可是他不喜欢，宁愿做错事，吃亏。

呜呼，乐教兮归来！

周代是礼乐文化，乐教之发达，自不必言。《周礼》有记，不赘述。到了春秋时代，礼崩乐坏，连乐官都散跑了，乐恢复不起来了。孔子一生的梦想，就是恢复礼乐。他成功了吗？

他成功了，巨大的成功。他把礼乐转型了。此处不说礼，单说乐。

乐，以前基本上是集体行为，有唱的有弹的有舞的有执礼的，现在，不可能了。孔子就从乐器中挑了一件，——琴——随身带着。他走到哪里都弹琴唱歌，并以此教学。他的学生，有会琴的有会瑟的，有什么都不会的。不会怎么办？就清唱。于是吟诵诞生了。孔子把乐从集体行为转换为个体行为了。

从此以后，文人唱着歌儿读书，作诗，生活。这就是后世的乐教。后世乐教的基础，就是吟诵。吟诵是文人的基本技能，也是中国音乐的根。

乐教，除了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快乐，并且能看到高境界，更重要的，是能够让学生在吟诵中，就达到修身。

吟诵可以修身。吟诵的内容是经典，所以修身。吟诵的形式是中国式的腔音，是连绵起伏的旋律，是高低长短轻重缓急的平衡，是对生命的细致感悟，所以修身。吟诵是表达对作品的理解，是化身作者，充分体会别人，所以修身。吟诵是养气调息，所以修身。

古代儿童，一入学，就吟诵。这决定了他的学习生活，将一直是快乐的。

乐教，就是自己作音乐教育自己。当然也可以唱别人的歌，也可以唱给别人，特定的人，但是主要，是修身之用。

我们中国人的音乐传统，是先词后曲。《尚书》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经过《礼记》，到了《毛诗大序》表述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些话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即诗歌舞的顺序是：情——言——诗——歌——舞。

先有感情，心动了，有了感情，于是有话要说；话说出来，不足以表达感情，于是拖长它；还不足以表达感情，于是加上叹词；还不足以表达感情，于是和上音律歌唱；还不足以表达感情，于是手舞足蹈，这就是古代的跳舞了。

一切都从感情出发。志者，心之所之也，心所向往的地方，也是感情的意思。没有感情，就没有诗歌，也没有舞蹈。诗歌、音乐、舞蹈，都是从感情里自然生发出来的。今天的流行歌曲和所谓舞蹈，都是表演的。甚至很多人以为艺术就是表演艺术。岂不知，生活艺术才是艺术。艺术就是在生活中，感情来了，挣脱了动物性的羁绊，绽放出人性的光辉，就是艺术了。

表演艺术永远是二流的。表演就是假装。为什么每次演出都要这样唱？为什么每次到这里都要这样跳？难道感情没有任何变化？以前的艺人都是知道这一点的，所以要钩脸儿，把自己藏在脸谱的后面，还要出场先亮相，表示自己不是那个角色。也正因如此，以前的艺人严于修身，有气骨有艺德。现在从大众到艺人，都以为演艺明星是艺术专业户，艺人就只有离艺术更远了。

生活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宗教艺术，是那人真的信仰。剪纸艺术，是那人真的那么想。这些都不是表演。歌唱，是有话要说才唱的。唱的是自己的词，唱给自己或者他想告知的对象，不是不认识的人，不是虚空的大众。舞蹈，是身体自然的动作，用以表达他的感情。现在我们见到的舞蹈，大都是谄媚于人。这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舞蹈。舞蹈和歌唱一样，都没有什么美不美，只有感人不感人。所以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舞蹈。每个人都不一样，每次都不一样。这才是艺术。

我们的旋律和节奏，是从语言中生发出来的。因为我们的语言，是声调语言，还是旋律型声调语言，天然地与音乐相通。西方的语言属印欧语系，是重音语言，他们有重音没声调，天然只与节奏有缘，而与旋律较远。所以西方需要作曲家。作曲这件事，在西方是天才才能做的事，需要拍脑袋的灵感，而灵感需要刺激，所以贝多芬的头发是那样的，艺术家在西方近乎疯子。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作曲家。在中国，作曲不是个什么事儿。把想说的话拖长，往音阶上一放，就是歌曲。语音的长短高低轻重缓急，就化为音乐的旋律节奏。这就是“依字行腔”。然后根据情感调整旋律，这就叫“依义行调”。音乐就诞生了。这件事，每个说汉语的中国人曾经都会。会说话就会作曲，会走路就会跳舞，有什么了不起呢？有人会说，姜夔不是作曲家吗？不是。您给曲艺或者京剧作过新唱段吗？作过就明白了，那叫“度曲”，不是作曲，不是拍脑袋想旋律！

会吟诵就会作曲。吟诵本身就是作曲。当孩子们唱着自己的歌——自己的诗，自己的曲，自己唱——的时候，还有周杰伦吗？被“学堂乐歌”颠覆了的中国音乐，将在新时代的“学堂乐歌”——吟诵的推展下，重新颠覆回来。当然不会是清朝音乐，而是吸收了西方音乐的中国音乐，但是，它是中国的！不是香蕉的！

在成都一位老先生来找我，他是参加过建国初地方民歌集成的采录编选工作的。痛哭流涕啊。以前的四川人能随口唱歌啊，四川处处歌声不绝啊，川歌成万上亿啊，——都没了，只有一点变成了谱子还扔在档案馆，没人理。现在到处都是录音棚里出来的声音，机器的声音，完美到可怕的声音，整齐划一的声音，只有那点声音。说中国一年新创作的歌曲上万啊，先人个板板，以前四川一个村子的歌就上万。

这个拥有世界上最音乐化的语言、最悠久的音乐历史、最高明的音乐技巧的民族，全体不会唱歌，已经快一百年了。

唱歌，是唱自己的歌。自己的感情，自己的词，自己的曲，自己唱，自己听，或者是唱给特定的人听。没听说唱给不知什么人听的。唱别人的歌，唱给不知什么人听，以前叫做伎。现在少年少女们一个劲儿地要做伎，还以为是“中国好声音”！这五个字，他们一个字也不明白。

不要伤心。当中国人重新学会随口编歌即兴唱，民歌就回来了。当四川人重新学会用四川话唱歌，川剧就回来了。当北京人重新学会用北京话唱歌，单弦就回来了。你觉得回到梅兰芳时代不可能？你觉得大街小巷尽是戏迷、新剧种不断涌现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觉得不是，一定会回来的，只要吟诵，只要我们推广吟诵，只要孩子们学会吟诵。

乐教解决了孩子们读书的兴趣问题，好的乐教还能解决读书的理想问题。乐教把理性的学习转变为感性的学习，抽象的说教转变为情感的共鸣，所谓入情入心。这个力量太大了。

古代私塾，入学即吟诵。我们发现也有类似现在练习音准的训练。先生对歌唱这块并不是不管的，还是有指点的。吟诵得好的孩子，会挑出来，做另一项训练，就是祭孔。以前有学校就有文庙，至少有孔子像，就相当于西方的教堂。文庙举行祭孔仪式时，有孩子们的歌舞仪式。我们也有儿童唱诗班的。这些孩子就来自私塾，先生平时挑选唱得好的孩子，专门训练，包括礼仪和乐器、歌唱。

私塾除了吟诵，还唱歌。唱歌一般在下午，可能是下午容易困吧。唱歌的内容，有儿歌，有文人歌曲。文人歌曲是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当然吟诵是文人歌曲的核心，但是，此外，文人歌曲还有丰富的形式。比如唱曲，就是文人们聚在一起，会一起唱歌，唱的内容是诗词文赋，甚至《三国演义》，但是有乐器伴奏，有固定唱腔。但这又不是地方戏曲，因为不勾脸，不坐打，不登台，仅用于文人雅集。我们在苏州、河南、山西、四川都发现了这样的现象。这些歌曲非常宝贵，可惜我们不是专门搜集这个的，没有下大力气。希望各位朋友有条件去做做这些唱曲的搜集研究工作。

文人歌曲还有琴歌。琴歌就是吟诵。琴，就是现在所谓古琴，当初在周代乐队中，是最靠近歌唱者的，用以定音的乐器，因为它的声音太小了。但琴自被孔子选中，就转变了功能。现在，古琴是唯二不给人伴奏的乐器，另一个是口弦。现存的琴歌谱，都是人唱琴弹，人停琴止，一字一音一琴声，从没有间奏前奏之类，也从没有琴发出的乐音和人的乐音不一样的情况。这就是说，古琴是另一个你，是你的知音，两个人一起唱。所以只有琴被称为知音。伯牙摔的是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岳飞弹的是“瑶琴”。口弦直接就是人本身，它是代替声带的，就是本人在说话。古人弹琴要焚香行礼，因为那是你的知音，要尊重她。《礼记》：“士无故不彻琴瑟。” 文人都要有琴的，都要会弹琴。陶渊明实在学不会，还挂张琴在墙上，每天假装凭空弹一弹。戏曲中文人上京赶考，身后都跟着两个书童，一个挑着书箱，另一个呢？抱着琴。不会琴的文人，的确不能算是正宗文人。会琴就通音律，所以文人都是懂基本音律的。这种音乐教育是谁在做？私塾先生。古代没有音乐老师。私塾先生就是音乐老师。

古琴，它的形制非常简单，它的弹奏就非常自由。它能发出的音，是所有乐器中最丰富的。而它发出的音，又是与人体最和谐的。这已有声学实验证明，诸君勿疑。所以古琴也是最养生的。古琴学会很容易，因为很简单。古琴弹好也很难，因为太简单，一切就的靠自己的把握。

当初古琴是制作的标准是什么呢？是人声。古琴发出的声音，有三种。泛音是天声，散音是地声，按弦的声音是人声。古琴的手法，有一种很重要的叫“吟”。你仔细听，古琴就是在模仿人声。现在，人声消失了，我们已经不知道周代、唐代、明代的文人是怎么吟诵、唱歌的了，但是古琴还在，古琴的形制和三千年前相比没有变化。我们可以从琴声中再找回人声！所以，要想学好吟诵，一定要学古琴。不用弹得好，至少体会吟诵的唱法。那种腔音，那种迂回婉转，那种连绵不绝。

古人吟诵，没琴就清吟，有琴就是琴歌。琴，完全是配吟诵的。没有专门去创作的琴歌。琴歌的内容，都是诗词文赋。琴谱不记长短，为什么？因为不需要，大家都知道长短，就是入短韵长、平长仄短。今天很多琴谱都被打成了五线谱、简谱，打谱的人不知道长短，完全凭感觉，所以打错了很多。

学习古琴的年龄，一般要在八岁以上。这里有手的发育问题，也有对不均匀节律的感受问题。古琴入门很容易，主要靠感悟。现在很多人是像学钢琴一样学古琴的，全把古琴当技巧，还是每天由老师来纠正的，这恐怕不大对头。现在的古琴有文人琴和艺人琴之分，我们的传统是文人琴，学琴不为考级，不为表演，不给人伴奏，只为修身。希望大家学文人琴。

文人也有舞蹈。现在一提到舞蹈，就是舞蹈学院、舞蹈演员，好像不经十年训练就不会跳舞。那“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又怎么算？闻鸡起舞又怎么算？项庄舞剑、周瑜舞剑又怎么算？文人跳舞，不为表演，不给人看的，乃是性之所至。这些都需要我们去研究。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改变教育，复兴文化，乐是最易推行的手段。乐的基础是吟诵。让中国的音乐回到吟诵这个根上来，让音乐成为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人人都是作曲家，人人都是歌唱家，人人都是演奏家。让音乐重新成为心声，而不是表演。


十

最后说学习态度。

学习的效果取决于什么？最主要的，取决于学生的学习态度。学生的学习态度从哪里来？从老师哪里来。是老师通过各种规矩、习惯、体制和言传身教、自然熏陶，最后综合作用的结果。

还记得我们第一天上学吗？那么兴奋，可是又有些许畏惧，因为不知道学校是个什么样子，不知道所谓读书学习是怎么回事。第一天回来，就明白了大概。有些孩子很快就讨厌上学了。不，我说的还不彻底，现在不是上小学的第一天，而是上幼儿园的第一天。孩子对于学习和学校的印象和态度，是上幼儿园的头几天或者第一个月形成的。

什么是上学、读书和学习呢？首先就是有纪律，不能随时去玩，得听铃声。上课干什么，由老师决定。放学干什么，一部分也由老师决定。学习的答案，在老师那里。跟老师说的一样，有表扬，否则，有批评惩罚。考试决定了你在学校的待遇。最重要的，老师说了（当然家长也说），上学就是为了找份好工作。幼儿园好好学，才能上好小学。上了好小学，好好学才能上好中学。上了好中学，好好学才能上好大学。上好大学，才能有好工作。有好工作，人生才能幸福。

古代是怎样的呢？蒙学的第一天，教《三字经》或者《百家姓》。《百家姓》有多少种唱法？无穷无尽。就算先生有个大概固定的调，还是有成千上万的唱法。这个吟诵一下就明白了。先生也不是都记着自己上次怎么吟的。每次心情不同、理解不同、对象不同，吟的也不同。小朋友跟着学几次就明白了：原来没有什么定调，可以自己来。当他每次去复讲唱给先生听的时候，一定和先生唱的不一样。先生只抓重点，比如不能倒字，“赵”不能唱成“找”，“钱”不能唱成“欠”，如此而已，其余就随便了，还要表扬他：真不错，比先生我唱的好听！

如此一来，学习成为一种创造性活动，还是陶冶情操的审美活动，还是有趣的游戏。从第一天开始，学习就是要加入自己的理解，去和先生交流。和先生不同是正常的，正是可以和先生讨论的地方，正是复讲要做的事情。这样的一种学习态度一旦形成，您可以想象有多大的力量！整个的学习姿态都改变，一辈子的学习都改变。不是知识改变命运，也不是学习改变命运，而是学习的态度改变命运。

一对一教学、复讲、在一定程度上自己决定学习进度、自己决定学习内容、自学为主的学习方式，这些都是互相配合的，都在养成学生的一种主动学习的态度。

学习还是一种享受。古代有打手板的事。几乎每个先生都会有个手板。手板很沉。打手板是一种惩罚行为。有很多人说，打手板是有讲究的，只打左手，留着右手写字、翻书。打的是脉络，有醒脑提神的作用。这些也都是有的。但是体罚毕竟不好。我们了解的情况，其实先生是很少使用手板的，有人说从未被打过。当然也有打人成习惯的，那是坏先生，不能跟他学。那不是古代教育的典范。现在不体罚，变成冷暴力了，一样坏。批评是必要的，挫折也是必要的，惩罚也是必要的。但是要合理，就是要孩子心服口服。惩罚的目的是造成自我悔过，否则真是适得其反。悔过也是一种进步。如此就没有真正的沉沦，真正的痛苦。学习本是一种人生的享受。

《论语》开篇孔子说人生三乐，学习第一。学习是儒士的基本生活状态。学习为什么是快乐的呢？因为学的内容是圣贤之道，学而时习“之”嘛，不是学什么都快乐的，只有学圣贤之道一定是快乐的。因为圣贤之道就是提升自我，修身养性，让自己的人生幸福安详，而又能有用于天下。学习只有困惑、困难，但是没有痛苦。学习而有痛苦和厌倦，一定是偏离了圣贤之道。

如此，学习态度就归结为教育态度，再归结为教育理想，教育的目的。理想有多高，学习就有多快乐，也就有多大的可能学好。

古人的学习目的，治国平天下，济世安民。有了这样高远的志向，学习态度就完全不同。不是为了功名，当然更不是为了利益，这样的理想，有巨大的力量。现在我们连表面上说说为国家、民族、人类做贡献，都很少了。

然而这还不是最终的归宿。学习最终归宿于修身。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重读诸葛亮《诫子书》，可以看见这就是学习的目的吗？也就是教育的理想。教育的最终理想，是培养君子。君子，是比圣贤低一级的人，但是可以进而为圣贤。什么样才是君子？孔子有很多论述，大家都知道的。

有了这个目的，济世安民才有根，成败进退才不怕。总之都立得住，过得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也才不会走偏，不会过犹不及，不会变善为恶。

君子，首先是一种人生态度、世界观、生活方式，它是真诚的、健康的、积极的、快乐的、安详的、高远的、用世的、实在的。这比那些都重要，比学知识重要，比考试重要，比背经典重要，比快乐也重要。如果说还有什么是比培养君子更重要的，那只有身体的健康。安全和健康当然是第一位的。首先要活着。幼儿园也好，学校也好，首先要保证学生的安全健康。但是只活着，不是作为一个人活着，就是失败的、黑暗的人生，生不如死。所以要做君子，有光明的人生。

任何教育的技巧，都不要妨碍这两个目标。基本目标：健康。终极目标：君子。如果一个行为，可以提高他的成绩，但是伤害了他对君子理想的信心，那宁可不做。

怎样才能牢记这一点？依靠爱，对学生的爱。好老师都是爱学生的，没有爱不可能有任何教育的成功。只要有爱，就会反思，就会调整。我们都不是完人，也不是教育家，甚至也不是君子，但是，只要有爱，就有可能，路就是通的。

爱就是一切为学生着想。但当然不是一切听学生的。是为学生着想。只要如此，就不怕我们水平不够，条件有限，学生没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只要他在上学的时候，感受到了学校和老师对他的爱，他就是有希望的，有希望成为君子。

这就是最后的结论：君子的理想、健康的基础、爱的教育。其余的都是技巧。当然技巧也很重要。

这些不只是老师要知道的，也是家长要知道的。孔孟皆易子而教，他们是如何做家长的？是不是也符合这三点？而其中又有些技巧。本文不多谈了。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中国古代教育。希望跟大家一起讨论。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郭坤学

王旖萱 发表于 2015年8月31日 14:00

好文章。

王旖萱

郭坤学 发表于 2015年9月1日 07:13
好文章。

师兄推荐得好！^-^ 话说看完此文，萌生了以后将自己的宝宝按传统教育教养的想法。

王旖萱

与其抱怨黑暗，不如点亮蜡烛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在任何时代，总是有黑暗，也有光明，就看你选择沉沦于黑暗，还是追随着光明。不要期待大环境变化之后再来改变自己，也不要期待等有了物质资本再来自我改变——一无所有的时候尚不愿改变自己，当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时候还愿意改变？所以，什么时候点亮蜡烛，这和你处于什么样的处境没有关系，重在脚下，从此刻做起。


与其抱怨黑暗，不如点亮蜡烛

——如何重建中国的伦理与信仰


近几年中国崛起，世界瞩目。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整个西方世界似乎趋于没落，但中国好像是“风景这边独好”。 但网络上也流传着一句话，说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形势大好、秩序大乱、人心大坏”的时代，无良商人制造毒奶粉、毒馒头、毒胶囊，跌倒的老人很多人不敢去搀扶……很多基本的常识和良知出了问题。市场发达了，欲望被放大了，但伦理规范和道德底线却塌陷了。


实用主义下道德的多重标准

我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曾经做过一个全国性的抽样调查，考察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其中有个问题：“你是否同意：人们的价值观各不相同没什么好坏对错之分” ？竟然有将近六成的受访者同意这个看法，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赤裸裸地折射出当今中国价值观的危机。

很多学者认为，首先从伦理层面看，今天的中国进入了一个“秩序大乱”的时代，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心灵秩序上的“乱”，表现在各种伦理的底线不断被突破。其中的原因之一，乃是维系社会的价值观出了问题。

我们该如何克服这个危机，重建当今中国的道德和信仰？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重建当代中国的伦理规范，二是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价值与信仰。“伦理规范”和“价值信仰”这两个概念既有密切的相关性，又存在区别。简单来说，伦理学将伦理道德分为规范伦理和德性伦理。前者涉及社会秩序的维系，是法律背后的伦理道德支撑，没有规范伦理，“法”就是外在的、强制性的，人们若不认可就不会自觉遵守，反而会去尽量躲避惩罚，冲击法律和伦理的底线。

与社会性的规范伦理相对应的，是个人的德性伦理。这涉及到当代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价值信仰？什么样的价值观是好的价值观？伦理规范与其背后的价值信仰是不可分离的。孔子讲“仁”与“礼”，“仁”作为一套价值观，需要通过社会伦理之“礼”得以实现。而一个“礼”的社会，又有赖于众人内在的德性。孔子之后，分为孟荀两家。孟子着重修身和心性的内在德性，而荀子强调外在的礼治。那么，伦理规范和价值观念究竟哪一个更重要？制度重建的同时，要不要一套新的伦理规范和核心价值来支撑制度和法律？这些问题显然是需要我们深入讨论的。

价值的相对主义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便是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善、什么是正当这一系列有关价值的核心标准的模糊和不确定。当现代社会祛除神魅之后，好与正当这两组价值开始分离。好属于德性伦理，正当属于规范伦理。当代中国在私人领域已经相当开放，默许并宽容人们具有各自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方式，问题在于“什么是正当”这一规范伦理，也随着各种道德价值观的解体而崩溃，变得模糊起来。虽然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在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上有明确的规定，但由于这些法律和道德规范背后的伦理源头被掏空了，缺乏一个具有超越的客观性或历史正当性的伦理体系的支撑，因此，这些法律和道德法则对于许多人来说，只是外在的、强制性的规范，而没有内化为自觉的、天经地义的良知。另一方面，在制订这些法律和道德规范的时候，缺乏公众的普遍参与和公共讨论，因而，这些规范虽然在内容上是善的，在产生程序上却是外在的、强制性的，无法成为公民的自我立法。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各种法律和道德规范无所不在，甚至细微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另一方面，这些规范并不为公众所真正信仰，只要缺乏有效的行政权力的监视，人们便会毫无顾忌地违法，而不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和良知义务。

在日常生活之中，普遍地违背公共道德和公共规范，并不意味着公众普遍丧失道德感，而只是他们将价值相对化和实用化了。实际上最基本的价值和良知还是有的，我们常常用以衡量社会、批判别人，虽然很多人内心仍有这套价值标准，但它已不再成为我们坚定的绝对的信仰，而是可以视具体场景灵活变通运用。从社会整体而言，价值的实用主义体现在功利主义的公共道德观，“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来衡量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和道德性，从社会个体来说，在不同的语境下实用地、灵活地理解和运用价值标准，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潜规则。对于许多家长来说，如何对子女进行道德教育，如今已经成为一个颇为尴尬的任务。一方面，家长们灌输那些千年不变的大道理，教他做正人君子，但遇到具体的事，大道理通通不管用，他们又不得不向孩子传授高度变通的小道理。久而久之，在这种普遍的价值实用主义的氛围之中，人们便习惯了按照道德的双重标准、乃至多重标准生活，道德人格趋于分裂而又不自觉地按照某种实用理性统一起来。

我们每个人激烈地批评、讨厌所谓的开后门、拉关系，但当有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找关系，因为我们不相信这个体制是公正的，我们只相信“拼爹”，“恨爹不是钢”。当今中国价值观的危机是以这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构成，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制度的改善，需要有好的教育，也需要有社会的重建，下面我着重从制度和德性这两个层面来谈。


正派社会是我们可以追求的目标

小悦悦事件发生之后很多人都在反思，它背后的问题出在哪？学术圈对它的讨论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这是道德沦丧的结果。今天太多的国人已经丧失了孟子所说的最基本的恻隐之心。因为缺乏基本良知，接下来就是唤醒良知的问题。另外一种意见则是，小悦悦事件背后更多是制度上的缺陷问题。上海交通大学法学家季卫东教授认为制度本应保障扬善抑恶，如果我们今天的制度不能保障好人做好事没有后顾之忧，就会使得人人自保。

所以，要重建中国的伦理道德和信仰，要从制度入手。我们今天观察很多事件的时候，需要将制度和伦理问题相结合。好的制度会激发人心的善。但恶法不仅会抑制人性之善，反而会释放人性中的幽暗。包括地沟油、三鹿奶粉等各种事件，它们既反映了伦理的问题，也反映了制度、法律不完善的问题。我们不能孤立地讨论伦理问题，首先得检讨制度，看制度是否存有改进的空间。因为人心具有神魔二元性，扬善抑恶或抑善扬恶，制度是关键所在。政府层面不需要采取某种具体措施，而要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完善的法治社会，社会才会滋生伦理道德。

至于国民劣根性，虽然有，但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东西。在好的制度环境下，它同样会改变。比如，香港在几十年的法治传统里，形成了新的传统。 整个社会相当有序，市民社会也相当发达。市民间守望相助；有钱人做慈善，捐助文化事业，蔚然成风。所以不要夸大国民性，它不是宿命。而且国民性里也有善的一面。在中国文化没有断裂的台湾地区，整个社会非常具有人情味，继承了传统之“美”。传统很丰富，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的。在这个意义上，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制度。

美国神学思想家尼布尔说：因为人性是恶的，所以民主是必要的；因为人性是善的，所以民主是可能的。这就是说，我们之所以需要民主和法治秩序，乃是充分考虑到人性中的自利本性，但仅仅靠自利的人性，无法建立起民主，民主是需要公民的献身精神的。

当下的中国社会，需要建立一个正派社会。所谓正派社会，就是比儒家所说的君子社会要求低一点。君子社会要求很高，往往会衍生伪君子。但在君子和小人之间，有一块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就是正派人。虽不高尚，但也绝对不卑鄙。一个社会要正派，首先是制度的正派。正派的人在社会上得到尊重、鼓励和肯定。反之，则让他们感觉羞辱。前几年的范跑跑事件令我感到，一个真小人的社会要比一个伪君子的社会可怕。伪君子社会也不尽如人意，但大家起码还承认基本的伦理道德标准，即便是伪装。而真小人社会没有公认的基本伦理，大家都拿出一套丛林规则，人人唯我，而且觉得天经地义。这样的社会很可怕，只会被暴力所决定。顾炎武说“亡国亡天下”，亡天下就是社会丧失了基本道德标准。好的制度会让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成为正派人，而制度有缺陷则会使得伪君子和真小人当道。儒家道德标准太高，但正派社会是我们可以追求的目标。

2010年11月21日，在上海“11·15”火灾事故发生的第7天，上海十万民众自发去火灾现场献花哀悼遇难者。有句话叫鲜花可以溶解淡漠，今天他遭难有人来关怀，明天如果你遭难的话，同样会有人关怀你。他们和你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但却和你有共同的情感，这种情感基于我们都是人，都是中国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这就是社会重建的基础。那次上海市民去献花，很多是家长带着小孩去的，他们想让小孩从小就培养同情心和爱心。这次活动完全是公民自发的道德性的实践，这种实践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世界将会更可爱。


“有所不为”是文明社会的底线

这个世界永远不缺少善的力量。今天的中国不是普遍沦陷，总有一些精神让我们感动，总有一些燃灯者以个人的德性力量温暖着我们。

离我们的记忆不远的汶川大地震，是一次集体性的德性的爆发。地震中老师们的表现岂止伟大，简直可以说都是圣人。绵竹市东汽中学的谭千秋老师在教学楼即将倒塌的一瞬间，将四个学生塞在课桌底下，自己像老母鸡一般，张开双臂护住学生，学生得救了，老师却倒在乱石之中。我看过一档凤凰卫视陈晓楠主持的《冷暖人生》特别节目“大地震中的北川中学”，这是我所看到的最令我感动的节目，北川中学的老师们，个个都是罗盛教和刘英俊。李佳萍，一个文文静静、胆子不大的女老师，出事那一刻，用身体死死抵住教室门，拼了命把学生一个个从教室中扯出去，到第三十六个学生的时候，天花板掉了下来。几天后人们找到她，她的身体仍在教室里面，没有跨出门口一步。这是一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老师，但在生死一瞬间却闪耀出“圣徒”的光芒。

这样的师生之情，是伦理之情，经得起生死考验。这些年中国进入市场社会，师生关系也被世俗化了，有一些舆论将师生关系完全看成是市场的交易关系和服务关系。学生交学费，老师提供服务，学校变成一个非人格化的交易市场。顾客和服务者的关系不是伦理关系，它纯粹是一个契约关系。商业交易不会产生“小我”为“大我”牺牲的崇高，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超市发生了地震，营业员会死死抵住门框，让顾客先撤。

圣徒是一种宗教境界。而中国不是一个宗教社会，而是人文代宗教。梁漱溟老先生讲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伦理本位”，指的就是人文精神不是一套抽象的概念，仁义信爱，必须落实在具体的人伦关系网络之中。自然，今天我们所处的市场社会与传统社会很不相同，每天碰到的大量是非人格化的契约关系。但诚如哈贝马斯所说，人们在系统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生活世界。系统世界（市场和政治）由金钱和权力主宰，但在生活世界里面，要靠人们的交往理性，以及真诚的情感与宗教。我们不要相信庸俗经济学的鬼话，似乎现代人就是一个“经济理性人”，就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仅仅是系统世界的逻辑。在生活世界里面，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伦理人，具有自己的良知和情感，那是金钱无法衡量也无法收买的。

如今在青年知识分子当中有一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心态：既然对世俗做不到彻底的超脱，那么索性就全然拥抱世俗好了！既然你们也做不到完全的超凡脱俗，那么不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吗？甚至认为“五十步”是“伪君子”，而“一百步”倒是“真小人”。的确，如今有不少满口仁义道德、私下比谁都庸俗、投机钻营的“伪君子”，但在我看来，他们不属于“五十步”，而是地地道道的“一百步”。真正的“五十步”，乃是虽然有不少无可奈何之举，但依然挣扎着想当真君子，他们与“真小人”的区别，一个是自甘堕落，而且振振有词，另一个自惭脆弱，但依然有向善的愿望和追求。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在任何时代，总是有黑暗，也有光明，就看你选择沉沦于黑暗，还是追随着光明。不要期待大环境变化之后再来改变自己，也不要期待等有了物质资本再来自我改变——一无所有的时候尚不愿改变自己，当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时候还愿意改变？所以，什么时候点亮蜡烛，这和你处于什么样的处境没有关系，重在脚下，从此刻做起。

这里没有绝对的标准来衡量，关键是你的态度。台湾的钱永祥先生，是著名的素食主义提倡者，但他并非一个绝对的素食者，他提出一个观点叫“量化的素食主义者”，他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现在还不能做到完全戒荤，只能尽量吃素，能够不吃荤就不吃荤，能够做多少算多少。同样，重建中国的伦理和信仰不要求所有的人高风亮节，积极地“有所为”，更多地是看一个人是否能够做到“有所不为”，守住一些道德的底线。“有所为”的德性要求太高，只能自己要求自己，如果普遍化、强加于众人，便会流于虚伪。但“有所不为”，这是全球各大轴心文明的共同底线，基督教有“摩西十诫”，儒家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底线守住了，贪腐、抄袭、毒药、毒奶粉、见死不救等这些社会上的恶便会少了大半。

从这点来说，点亮蜡烛不是以客观的标准来衡量你一定要捐钱、擦皮鞋、扶老奶奶，而是你能做多少算多少。当有更多的人能够做到这些事情，我们会觉得我们周边似乎有了一些温暖，这个世界也许还有黑暗，但我们的小环境是光明的，我们的内心是光明的。所以，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大家。


本文根据许纪霖先生在无锡图书馆梁溪大讲堂的讲座编辑整理，刊于2014年8月6日《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