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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旖萱

杨致远：艺术让我成为更好的科技界人士


我和董其昌有一种特殊的缘分

回溯对收藏的热情，杨致远在《法迹：观远山庄珍藏法书选》的序言中坦承，一开始是件苦差事。

1968年出生在台湾地区，幼年丧父，杨致远10岁和弟弟随母亲移民到美国。在台湾的短暂童年使他接触到书法启蒙教育，尽管那时对他来说，练习书法就像上钢琴课一样枯燥乏味。

“回到70年代的台北，那时我只是个背着书法工具包的小孩，无论晴雨，乘巴士去上书法课。我问自己为什么要学习这门枯燥乏味的传统艺术：无穷无尽地重复笔法，临摹‘晦涩难懂’的古籍典范，以及不断研磨砚台墨汁，体会毛笔在宣纸上的触感。”

在美国的生活，艰苦而忙碌，他终日忙于学习、创业，沉浸在互联网的世界中，从没想过再执起毛笔。直到有一天，他的一位中国朋友建议他收藏中国古代书画，以培养中国传统文化观念，“这是和你日常生活截然不同的世界，很有意思。”

那是1998年，雅虎已上市2年多，访问量和市值不断飙升。杨致远在互联网领域意气风发，跻身高科技行业的华人首富，丰厚的财力令他第一次出手便将董其昌的草书《临古帖》收入囊中。这幅名作经研究董其昌的专家、学者李慧闻后来考证，应作于1599年或1600年，是董其昌第一次告病隐居松江期间所作，或是海外现存最早的董其昌书法。

杨致远回忆，当时他展开手卷，瞬间被作品绵延的笔法所感动，童年练习书法的记忆一一浮现，“那不再是一件苦差事，而是对这种艺术形式的认可，对古代文人墨客气节的欣赏。因为这个机缘和这件作品，书法艺术对我的人生重新有了意义。”

2000年初，杨致远从香港著名的艺术经纪人Harold Wong处购得60件作品，形成了其收藏的雏形。此后他不断扩大自己的收藏，专注物色民初以前的古代书法作品，并有专门的收藏顾问团队为他把关。

贵为雅虎创始人兼大股东，杨致远身家可观，但始终保持着简朴的生活，坐的是公务舱，吃的是墨西哥卷饼快餐或越南米粉。唯独对艺术品，他一掷千金，毫不手软。2012年董其昌的行书《李白诗篇》公开拍卖，这幅作品除了有“董其昌印”之外，还有一方“知制诰日讲官”的闲章，气格高古，估价500万至700万港元，最终他以5778万港元竞得，引起市场一片惊叹。去年他又在匡时春拍上以897万拍得董其昌的《仿米南宫书王维诗》。

“我和董其昌有一种特殊的缘分，”杨致远说，“当我98年收藏第一幅作品时，他是我知道的为数不多的书法家之一。他一生中写过各种不同的字，但他总能展现出自己独特的风格。现在，我的目标是收藏他所有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


了解和欣赏中国书法是一个发现事物的历程，启发我、充实我

16年间，杨致远已收藏拥有三百多件书法精品，当中不乏元末清代名家的经典之作，赵孟頫、文征明、董其昌、邓石如、王铎、张瑞图、金农、伊秉绶等均在其列。除了书法，他和夫人还收藏明清家具、宋代瓷器和当代水墨。他谦虚地说，“我非常幸运能将这些年的收藏聚集在一起，我的收藏还谈不上重量级，但我有长远目光，会花时间来扩充它。”

中国古代书法讲究形神兼具，收藏门槛很高，不只是拍卖价格屡创新高，还要求有深厚的欣赏水平和审美情趣。杨致远花费大量精力对所藏作品深入研究，详读史料，“对我来说，有很多因素造就一幅杰作。当我研究一幅书法作品，我会试着去了解书法家本人，他是年轻还是年老，他是在什么场合写下这幅字，或者对比一下其他作品，看看这是不是最好的作品。我们经常形容一幅作品十分生动，好像文字在纸面或绸面上跳舞，艺术确实能打动人。了解和欣赏中国书法是一个发现事物的历程，启发我、充实我。”

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倪明昆对此也深表敬佩，“致远练就了一双好眼力，是位非常专注的收藏家，他对书法有深入研究。”

然而古代书法真伪之辨总是永恒的议题。去年天价拍卖的苏轼《功甫帖》是真是假争论至今，导致今年春拍市场谨慎，赵孟頫书法《致宗元总管札》（估价4500万元至5500万元）尽管临时降低起拍价，仍难逃流拍命运。

收藏了众多古代书法名作的杨致远，对此倒很坦然，“收藏书法作品的乐趣之一就是鉴别这些作品的真伪。对我来说，很多鉴定的练习就像拼七巧板,哪怕是专家也会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但无论怎样，这一次学到了经验，下一次还可以用上。”

王铎的《草书赠沈石友诗》。杨致远认为王铎是历史上最优秀的书法家之一，“尽管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他独特的风格和技艺贯穿我收藏的几幅作品中”。


书法让我与不同时空的中国文人相遇

曾是市值百亿的上市公司商业领袖，杨致远却绝不把商业思维运用到他的个人收藏中，甚至十分反感将收藏视为投资，“这是错误的观念！”他说。尽管所藏的书法作品价格翻番，件件价值连城，但他从未想过出售获取利益。“我当然很清楚，当中投入的成本和目前艺术市场的环境，但对于我来说，收藏是从长远考虑，我的意图是欣赏和学习艺术收藏品。”

虽然工作很忙碌，杨致远现在仍会抽时间坐下来，练习书法。他喜欢临摹大师作品，比如赵孟頫的《大乘妙法莲华经》，无论从字形还是字义都令他平静和深思。

史耀华这样评价杨致远对书法的热爱，“他从书法家的角度学习中国书法，读很多书，研究藏品的历史，临摹，对藏品的认识和研究非常深刻。”

作为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杨致远也以独特的视角、互联网思维解读中国书法作品。他收藏的明代《李梦阳等十三家行书屋舟篇》，是为江苏镇江一位钱姓医生撰书的诗文合集，由当时政治、哲学、文学、书法界十三位名人撰写。他为此着迷，“这是没有社交网络时代的社群活动！经过这么多个世纪流传，手卷上出现许多书法家的评语，组成一个类似的社交网络，这个社群穿越了时间和空间。手卷是个理想的社交网络结构—它可以延展，并且让后人随时可将评语留在手卷上。”

中国书法艺术赋予了这位美国长大、工科背景的互联网大佬更多人文情怀。“艺术，和创新产品、商业模式一样都需要创造力。软件与程序的创新，日新月异，而书法中的诸多创新却需要两百多年的时间。”

于是他赋予了自己守护这些艺术珍品的使命。“看到这些艺术品，感受到永恒的美感，我就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和它们共处一段时间。”杨致远说，“但我意识到这些艺术品已经流传了几百年，而且还会在我这一代之后流传更久。我只不过是这个时代的园丁，尽我所能去保护这些作品，使其在未来很长时间内继续为人们所欣赏。”

杨致远常说收藏是一场无关重点的旅行，重要的是旅程中间得到的享受。“最好的书法作品看起来有如水在流动、文字在歌唱。理解和欣赏中国书法，成为我探索、寻找灵感和履行灵感的过程。”

而他自己也通过书法，将收藏圈的社交变为美好的相遇。“中国书法让我与不同时空的中国文人相遇，从不同层面与一群难以置信的人建立联系。收藏家，策展人，艺术经纪商，如果不是因为书法，我永远不会认识这些人，并成为我最亲近的朋友。”


收藏是一场无关重点的旅行

杨致远看重的是是旅程中间得到的享受。“最好的书法作品看起来有如水在流动、文字在歌唱。理解和欣赏中国书法，成为我探索、寻找灵感和履行灵感的过程。”

问：你小时候学习书法曾觉得枯燥无味，之后又赴美生活，是什么时候、怎样的情景下重拾对书法的兴趣？现在临摹名家作品，感受到书法的乐趣在哪？

杨致远：我在美国长大，没有机会真正练习书法，但书法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我记得有一次搬家，打包的时候发现了文房四宝，回忆起在旧报纸上写字。

在历史上，书法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艺术最高的表现形式，一直由学者和精英收藏。虽然传统绘画同样是很棒的艺术作品，但书法更吸引我的地方在于中国文字艺术可以从多层面去欣赏，不仅是形式和字体，还有文字的意思、适用的场合和风格的演变。对于我来说，书法更能展现中国文化的奥妙。

虽然现在我没有很多时间练习，但写毛笔字是我放松和沉思的方式。在繁忙的现代生活中，我很享受专注于这样美好的传统艺术。

问：你收藏不少古代书法名作，这类作品鉴定和欣赏难度较高，你是如何定真伪的？

杨致远：有一群好朋友和顾问来帮我参谋，他们有的是博物馆策展人，有的是艺术品经纪人，还有拍卖行顾问。事实上，没有他们，我也不会有目前的收藏规模。我曾说过，收藏是一段旅程，过程本身和到达终点一样有意义。收藏书法作品的乐趣之一就是鉴别这些作品的真伪。对我来说，很多鉴定的练习就像拼七巧板，哪怕是专家也会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但无论怎样，我们在过程中得到了经验，并且可以用在下一次鉴定中。

问：每一次收藏过程都很顺利吗？有没遇到喜欢却没能收藏的？

杨致远：当然收藏的过程总有些起起伏伏，有时候我们够幸运，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作品，但有的时候我们会错失一些佳作。但我享受的是收藏的过程，而非结果。我还是比较相信命运，不会太过强求，如果这些作品注定会在我收藏之列，那么自然就会得到。

问：赵孟頫的《大乘妙法莲华经卷三》历史久远，也曾历经不同时期的收藏家，你是如何购得？这幅作品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

杨致远：这幅作品我是从台北一位知名的收藏家那里购得。它在很多方面都是相当了不起的，而且出处是有据可考的。我最喜欢的是这长卷13000多字所呈现出来的韵律感和平静祥和的气质。尽管整幅经书抄写得相当规整，但也有微妙的变化贯穿其中。想想赵孟頫当时已经61岁，需要怎样的投入才写出这样七个长卷，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问：你的收藏涵盖了不少吴门书派的重要作品，比如文征明、文彭父子的书法，如何看待这个时期书法的艺术价值？

杨致远：我特别喜欢吴门书派的书法作品，而且随着我学习、收藏书法，吴派书派的艺术家越来越吸引我。他们的作品有着惊人的流动性、力量，在传统社会里展现出强烈的风格。文征明、文彭的作品很显然在吴门书派中有巨大的影响力，我们为这次展览挑选出来的作品是这一派典型佳作。

问：明末时期的书法家如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人的作品在你的收藏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他们的书法作品主要吸引你的是哪方面？

杨致远：吴门书派之后，明末清初的书法家是我近期最喜欢和最关注的。我欣赏他们在书写风格上的转变，对干、湿笔墨的掌控更到位，对缎子和丝绸的使用越来越普遍，最后出来的效果也是十分显著。王铎是我认为历史上最优秀的书法家之一，尽管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他独特的风格和技艺贯穿我收藏的几幅作品中。

我也喜欢张瑞图的大幅作品行书《王维诗句》，如果你留意特定的文字，你会发现它们看起来像现代抽象画。艺术家布莱斯·马登的绘画受到东方艺术的影响，把他和张瑞图的作品放在一起看会很有意思。

问：这些藏品在美国东西海岸的博物馆都展出过了，未来会考虑继续巡回展览吗，比如在中国？

杨致远：我将这些中国书法名作在美国展出，主要是让美国人完整地了解书法的艺术形式。在旧金山和纽约展出之后，目前没有打算在其他地方展览。

问：除了书法，观远山庄还收藏陶瓷、亚洲家具及当代水墨？

杨致远：对，我们主要收藏一些明清硬木家具、宋代瓷器和当代水墨。我跟夫人一起收藏这些领域的艺术品，但我更喜欢书法，而她已经成为一个宋代陶瓷迷了。这些藏品当中，很难说我们最喜欢哪一件，不过最近收藏了曾经在大都会水墨展展出的刘丹的《字典》，我们都很喜欢。

问：有人说电子产品和网络在彻底改变着艺术品市场，苏富比最近也和eBay合作开设网络拍卖会，作为互联网行业精英和资深收藏家，你会考虑往这个新的领域投资发展吗？

杨致远：我本人没有在这个领域投资，但毫无疑问，电子科技和网络改变着收藏人的世界。专家们可以更快地分享和交换意见，艺术品的信息会在全球传播，吸引更多的卖家和买家。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可以令艺术更平易近人，被更广泛地讨论和欣赏。

问：在艺术上的修养对你在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有帮助吗？

杨致远：我相信当艺术和科技两者平衡时，一定是人们最开心和最满足的时候。随着科技和网络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普及，就会有更多社会和文化的需求出现。艺术的确让我成为更好的科技界人士，因为它教会我有些事情无法用代码编制，还有保持创造力水平，这都对我作为一个投资者和科技人有帮助。


来源：外滩画报 作者：朱靓艳   2014-08-10 20:28

王旖萱

蒋勋：美，是回来做自己
蒋勋 2014-07-27 13:11

《美，看不见的竞争力》我在台湾的企业界讲过很多次。在大学里讲美学，我不太会用到“竞争力”。美可能是一朵花，很难去想象如果我凝视这朵花，跟竞争力有什么关系。

我曾在美索不达米亚(现伊拉克境内）发现八千年前的一个雕刻：一个女孩子从地上捡起一朵落花闻。这个季节走过北京，如果地上有一朵落花，很可能一个北京的女孩子，也会把它拣起来闻。如果这是一个美的动作，它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八千年前的艺术品里就有。所以我在大学上美学课不谈竞争力，就谈这朵花。

那时，我在台湾中部的东海大学。这个学校有十三个校徽，它的前身是辅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女大、圣约翰大学……当年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建了十几所教会学校，1949年以后庚子赔款余款撤到台湾，成立一个联合董事会。东海大学就是用这笔钱建起来的。校园很大，整个大度山都是它的校园，校园里到处都是花，每年四月开到满眼缭乱。教室的窗户打开，学生们根本不听我讲课。刚开始我有一点生气，可是我想，要讲美，我所有的语言加起来其实也比不上一朵花。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你们既然没办法专心听课，我们就去外面。”他们全体欢呼，坐在花树底下。我问：为什么你觉得花美？有说形状美，有说色彩美，有说花有香味……

把这一切加起来，我们赫然发现：花是一种竞争力。它的美其实是一个计谋，用来招蜂引蝶，其背后其实是延续生命的旺盛愿望。植物学家告诉我，花的美是在上亿年的竞争中形成的，不美的都被淘汰了。为什么白色的花香味通常都特别浓郁，因为它没有色彩去招蜂引蝶，只能靠嗅觉。我们经常赞叹花香花美，“香”和“美”这些看起来可有可无的字，背后隐藏着生存的艰难。

后来我跟学生做一个实验，我们用布把眼睛蒙起来，用嗅觉判断哪是含笑，哪是百合，哪是栀子，哪是玉兰……这个练习告诉我们，具体描述某一株花“香”是没有意义的，每种花的香味都不一样，含笑带一点甜香，茉莉的香气淡远……美是什么？另一种物种没法取代才构成美的条件。我问学植物的朋友：如果含笑香味和百合一样会怎样？他说：“那它会被淘汰了，因为它东施效颦，没有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所以我常常给美下一个定义：美是回来做自己。可是谈何容易。


“东施效颦”是一个很悲哀的成语

东施效颦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西施是上古时代很有名的一个大美女，她的故事有点像李安拍的《色·戒》。吴越打仗，越国打败了，越王勾践要复国，可是军事力量不够，谈何容易，所以他就想到了一个现代人类还在用的方法，训练女间谍。这些女间谍其实是在民间找到的。东村姓施的姑娘就叫东施，西村姓施的就叫西施……如果你只训练一个女间谍，万一她失败了，你就没戏唱了，所以要多训练几个。所以那次越王一次送去十几个美女，让她们运用各种能力去蛊惑吴王夫差。结果西施成功了。

我们不知道西施到底有多美，她留下来的记录蛮特殊，她大概有心绞痛的病，一痛起来她就会皱眉、捂住胸口，后来我们特意把这两个动作命名为“颦”(pín)和“西子捧心”。西施每次一心绞痛，夫差简直会爱怜得魂飞魄散。这个时候最痛苦的人是东施，因为她摆出各种姿势，夫差都不太看她。东施大概会经常怨毒地看着西施想：我到底输她什么？美一旦开始有输赢，有比较，其实是蛮悲哀的事。最后东施得出一个非常危险的结论：她会心绞痛，她会发愁，我不会。

其实东施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女孩子，也许是跑四百米能得冠军的田径选手，皮肤晒得黑黑的……很多人在电影里故意把东施拍成一个很丑的女孩子，我觉得不对，她如果丑，她不会被国家选出来。可悲哀的是，东施到最后没有办法相信她自己也是美的。所以有一天上朝，她故意模仿西施，那么壮、那么健康的女孩子，一皱眉，一捧心，所有人都快疯了。“东施效颦”是一个很悲哀的成语。


美的力量比什么力量都要大

关于美，中国的先贤下过很多定义。

老子在《道德经》里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所有人知道的美已经不是美了。

“美”上面是一个“羊”，下面是一个“大”，所以《说文解字》说：羊大为美。我很害怕这种古书，文字太精简，为什么中国人两千年来都说“羊大为美”？牛大不美吗？后来我看到一个日本学者做了一篇论文，他认为“羊大为美”是早期人类味觉感官，吃羊肉时候感觉到的快乐。这个论文争议很大，很多人反对：我们现在讲美是视觉的或者精神性的美，没有人会说自己的女朋友美得像一碗羊肉面。可是这个论文对我很有启发：如果“美”跟味觉有关，我想到另外一个字“品”。

三口为品，一个口是吃，不饿了，才能“品”，味蕾感觉到的酸甜苦辣都变成口腔的记忆和审美。“品”这个字在中国的南北朝被大量运用。钟嵘写《诗品》、谢赫写《画品》，把诗人、画家分为九品。很多诗人写了大量的诗，但是“下下品”，陶渊明的诗“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简直像白话，但他把诗的思辨品质拉到了极致，所以是上上品。“品”是很复杂的审美活动。

现代企业常常讲“品管”、“品牌”，品牌是建立在品位基础上的。

香奈儿纵贯二十世纪到现在，是非常了不起的品牌，她的创始人加布里埃·香奈儿是一个在乡下孤儿院长大，生命力十足的女人。年轻的时候，她曾到巴黎卖帽子，卖得并不好。

在1920年之前，法国女人的服装就像印象派画作里那样，胸部很大，腰勒得很细，有的女性去做打断肋骨的手术，为了要17寸的腰。因为腰勒得太紧，气上不来，讲话经常昏倒。这恰恰给某些男性充当保护神的机会。可是工业革命以后，工商业越来越发达，女性的竞争力不输给男性，越来越多的女性做了企业的主管。她常常要召开会议，如果她的腰只有17寸，常常要晕倒，她大概很难树立威信。香奈儿很聪明，看到了大势所趋，就把男人的西装做出腰身，加上垫肩，改出最早一件女性套装。从此香奈儿一炮而红，她不止设计了一个服装，也改变了性别差异，她塑造了女性可以承担责任的形象。

大众的风起云涌，社会的流行风潮不是没有原因，背后一定有一个东西在驱动，普通人说不清楚那是什么，少数人却能嗅到其中的趋势。而这些人往往不是左脑很强、永远考第一名的人，而是直觉很厉害的人。这就是“看不见的竞争力”。

亚洲在市场经济的战场上跟着西方跑了一百年，很急迫希望我们能赶快追上去。不是在后面追，而是能超越去想。我多么盼望我站在北京的街头，满眼看到不是香奈儿、阿玛尼、宝马、奔驰……而是我们自己的品牌。

那是我梦想中的北京，这里有过齐白石，有过曹雪芹，有过沈从文，这个城市的文化的底蕴是最厚的，他一点都不输给巴黎、纽约。

当年我到北京，沈从文先生刚过世，我很遗憾，但我的反应没有林怀民那么剧烈。他是一下子就在沈先生的灵台下跪下去了，沈夫人很惊讶，她不了解，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沈先生的书是“禁书”，我们偷偷在底下传，并且觉得，如果有一天能跟沈从文说：你一直是我的老师，该是一件多么棒的事情！

所以你看，美的力量比什么力量都要大，它可以让你把未曾谋面的人认作老师，禁都禁不住。

大家如果去香山，可能都看到曹雪芹纪念馆。其实那几间房子不是曹雪芹住的，但假的都要造一个。怎么可以没有？他曾经在那边生活过，在一个家族的败落里回忆起自己一生的繁华，讲自己一生什么事也没有做，就是认识了一些了不起的女子，这些女子不应该因为我没出息不传世，所以要为这几个女孩子写一部书……现在不是讲女权主义、女性书写吗？曹雪芹在三百年前就是女性书写，他让我们看到那些女性，从更新的角度看待美。

刚才提到了香奈儿，也提到了阿玛尼。大家可以到北京阿玛尼的旗舰店看一下，它的色调偏黑偏灰，很少有缤纷的颜色。喜欢阿玛尼的人说那是低调的奢华，你要看很久才知道那个料子真好，有隐隐的花纹和亮光。这需要很大的信心。如果是东施，她可能会说：我可不可以学一学别的牌子，来一个红色西装？那阿玛尼就完了。阿玛尼成功的秘诀就是笃定地做自己。

有比它更了不起的。单色系可以很美，其实是宋瓷创造的。宋代之前是唐三彩，之后是元青花、清彩瓷、珐琅瓷，宋朝决定一件瓷器可是只有白色、青色，同样也美轮美奂。台北故宫有一个莲花盆，珍贵得不得了，当年不过是养水仙的花盆。现在全世界有六十几件汝窑，汝窑在世界拍卖市场价格是最高的，全世界的贵族都以拥有一件汝窑器皿为荣耀。国外皇家瓷器厂很长一段时间是以宋元明最好的瓷器为母本，做一点简单的加工，镶镶金边之类的。宋瓷其实是世界瓷器第一品牌，而且是一千年的品牌。

今天，全世界的孩子学美术，大概都会对着希腊人体雕像画素描；全世界的人，只要去健身房，它的标杆就是希腊的身体。这也是希腊的一大品牌。世界上有很多叫“亚历山大”的健身房，没有叫“孔子健身房”的，如果有人这么叫，它一定没生意。

其实，孔子不见得体弱，他父亲身高超过一米八二，能举起正在下落的城门；他常年在各国讲学，风餐露宿，是典型的背包客。也许我们对古人的概念化想象，把我们原本有的竞争力扼杀掉了。如果我们认定只有希腊的身体是美的身体，我们就会不太知道自己的身体美在哪里。

你知道最早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人有多辛苦？

台湾云门舞集的创始人林怀民本来是学现代舞的，但怎么跳，怎么努力，也是学人家，人家还不买账：你为什么要学我们？你腿那么短怎么跳天鹅湖？后来他想：既然腿伸出去不好看，那就气沉丹田，蹲马步。结果他在全世界赢得掌声，因为那是东方的身体，东方的美学。


最微小的努力可能是最大的救赎

中国人有很多美的实践，但无可否认，最早让美成为一门学问的是西方人。“美学”这个词是后来日本人翻译的，翻译产生了很大的问题，仿佛美学就是研究美和丑的学问。然而事实上，美学的拉丁文原意是“感觉学”。

也许我们可以闭起眼睛，感觉一下自己的口腔里有多少味觉的记忆，自己的鼻腔里有多少嗅觉的记忆？

我曾把学生带到菜市场，台湾的菜市场收工之后，会打扫得很干净。我拿布蒙住学生的眼睛，让他们猜白天哪一个摊卖什么。结果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卖鱼、卖葱、卖姜、卖牛羊肉的摊子。

那么，气味到底是什么？它是肉体生命已经不在了，还在空气里流动着的东西。

母亲过世以后，我常常闻到她的味道，我一直觉得是我的幻想，因为我跟她太亲。做了菜市场的实验，我才发现：鼻腔的记忆体是这么灵敏，最爱你的人已经离你而去，她的味道却挥之不去。

几年前，发现鼻腔里记忆腺体的科学家已经得了诺贝尔奖，他发现人能分辨一万多种嗅觉。你能闻出这么多的味道吗？你是否记得春天从北方吹过来的风沙的味道？去香山的时候，你是否闻到过松树的清香和苔藓的潮湿？收割后的田野、大汗淋漓的爱人，是否在你的鼻腔里留下记忆？

年轻的时候，我在巴黎读书，读到第四年突然很想家。在香榭丽舍华丽的街道上，蓦然觉得秋天的荒凉。忽然，我的鼻腔释放了一种味道，让我一下子热泪盈眶。那是台湾夏天七八月间，太阳晒了一整天，晒到土都发烫，忽然来了一阵暴雨，土壤泛起的味道。我才发现乡愁是气味。你想家的时候，想的可能是某种奇怪的小吃，它一下子把你底层所有的东西都唤起。

你的眼睛能看到多少种颜色？科学家说，我们的视网膜能分辨两千多种颜色。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有那么多吗？红、蓝、紫……你数几个就数不下去。

刚才我们讲到，汝窑是世界第一瓷器品牌，又名“雨过天青”，最早是五代后周世宗创造的。别人问世宗：你喝茶的茶杯是要蓝色的还是绿色的。他看着天说：给我烧一个雨过天晴的颜色。工匠很犯难，因为他要等下雨，等雨停，要看天空很久，观察到天光在蓝跟绿之间变幻，其间又透露出太阳将要出来的淡淡的粉红色。聪明的皇帝宋徽宗把它沿用下来了。康德说“美的判断力”，把这样的色彩固定在瓷器上，需要多么高超的“美的判断力”！

我们在作美的判断的时候，视觉通道打开了、听觉通道也打开了。

听觉并不只是听贝多芬、巴赫。今天是寒露，入夜以后，如果你仔细听，应该可以听到树叶的沙沙的声音，伴随秋天最早到来的是声音。我们的古人写过多少关于“秋声”的诗，古代文学里有多么好的敏感度！如果我们只知道让孩子背唐诗宋词，而忘了让他聆听秋天的声音，那没有太大意义。

秋声一来，过不了几天，香山满山的银杏都会变黄，洒落一地。

今天我们讲竞争力，掉了还有什么竞争力？因为接下来的季节是一个艰难的季节，在纬度这么高的地方入秋入冬养分是不高的，只能把部分肌体牺牲掉，保存最好的水分和养分，来年春天重新发芽。如果你看到了秋天凋零的悲哀，那你恐怕不懂什么叫“看不见的竞争力”。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每一天都在做美的功课，可是他不讲话。

我最敬佩的老师佛陀，没有写过一本书，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佛经，不过是他学生的笔记，所以开头总是说“如是我闻”。有一天佛陀不想讲课了，就拿一朵花给大家看。他的意思是说：我一生讲的经，就在那朵花里，你懂得了那朵花，就懂得了生命本身。

回到生命的原点，才能看到美。美最大的敌人是“忙”，忙其实是心灵死亡，对周遭没有感觉的意思。我们说“忙里偷闲”，“闲”按照繁体字的写法，就是在家门口忽然看到月亮。周遭所有最微小的，看起来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可能是我们最大的拯救。我不觉得，今天在这个城市里，我们讲任何大道理对人生有什么拯救，我们能做的是许许多多微不足道的小事，一点点像女娲补天一样，把我们的荒凉感弥补起来。


看到大，也关心小

这个城市有多少被你遗忘的角落？

大家都知道《清明上河图》，一个画家受命去画他的城市，表现其中的繁华。画家画了一千六百多个人，各式各样的场景。其中有一个场景是：官家的轿子出来，前面有人举着“肃静回避”，一个小孩在路中间玩，他妈妈怕他被马踩到，惊惶地把他抱起。如果是你受命拍一个关于北京的纪录片，你能不能拍出这个画面？

还有一个画面，出现在画卷快结束的地方。一个做大官的人进城，前有开道车，后有随护。城门口有一群叫花子，其中有一个没有腿，做官的人回头看了他一眼。看到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画家真了不起。我的学生问我：你觉得那个做官的人后来给乞丐钱了吗，我说我不知道，我觉得一个画家能画出大官跟乞丐的对视就很了不起了。

好几年前，我路过天安门广场，在长安街上看到一个画面：那一定是一个乡下来的妇人，因为只有下田劳动的人才会有那么粗壮的骨骼。她喂孩子吃奶，毫不遮掩，孩子吃饱了，奶汁还很多，她就让奶滴到长安街上。我觉得那个身体好动人：她跟那个土地是在一起的。我问自己：T台上的美跟这个妇人的美，哪一个能让我记忆更久？

美不仅仅是华服名模，甚至不仅仅清风明月、巴赫贝多芬，要看到美，我们首先要看到生命存活的艰难。

要看到美，我们首先要看到生命存活的艰难。

唐朝人喜欢画牡丹。我曾在二月间到日本皇宫里看过牡丹，全部用草围着，上面还撑一把伞，因为牡丹有一点风吹雨打就会凋零。宋朝以后发现牡丹的美不能体现生命顽强的竞争力，就开始画梅花。王冕的《南枝春早》成了传世名作。如果说唐朝创造了牡丹的美，宋朝发现梅花的美，我们这个时代用花来象征，可以找到什么？

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使用汉朝斗拱的造型，堆砌出一个倒三角形的飞檐式建筑。我看了很辛酸。因为我看到它强大背后，是几乎要被世界列强瓜分殆尽的屈辱记忆。所以它的强是一定要撑出来。可是我看到英国馆，轻轻松松就做出一个好漂亮的东西。当时我就想：如果真的是大国崛起，必须有最笃定的自信，不去做场面上的东西，而是回到最小的事情，慢慢做，不一定要那么快。现在的强有一点用力，并且用得好辛苦，我害怕它变成烟火，那么绚烂华丽，可是一下没有了。

唐的文化、宋的文化为什么有厚度？因为它看到大的，也关心小的。杜甫挤在难民里面逃难，写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果这十个字变成千古绝唱，我觉得不是诗的技巧，而是诗人心灵上动人的东西：他看到了人。同样那捧白骨，很多人走过去都没看到。


PS：这是一篇关于美的散文，看似行散，实则神聚。美是超越时代与国界的，而其中所例举的一些关于咱们传统文化的例子，让我觉得我们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从来都是挺立于世间而不倒的！它正是我们民族“看不见的竞争力”！

王旖萱

儒家“诚信为本”与现代管理的碰撞

       诚信，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民族都遵从的一种基本道德，社会上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如果没有诚信，不讲信用，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是一个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第一、“信”是儒家的五种基本道德之一

       “信”是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一。孔子认为，“信”是一个人必须具备一种德行，并且认为，诚信就能得到任用，“信则人任焉”。孔子还提倡“谨而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孔子把那些不讲信用的人称之为小人，是不与他进行交往的，“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论语·泰伯》）。

       其次，为政者要取信于民，“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孔子的学生子夏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论语·子张》）管理者必须先取得百姓的信任，然后再去号召百姓，不然百姓会认为你在折磨他们。可见，在儒家看来，诚信在人际交往和国家管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诚信的社会功能

       儒家认为，管理者讲“信”，就能团结人民，这样就没有办不到的事。管理者讲诚信，守信用，任何法律制度都能得以顺利贯彻。

       汉代著名的大史学家司马迁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保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美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至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亡，岂不哀哉！”在司马迁看来，“信”是国君治理国家的“大宝”，用之以取信于民，以便保住国家的政权。如果国与国之间、上下之间、家庭中的亲属之间，都互相欺骗，那么，必然是各怀异心，互不信任，以甚分崩离析，国与国之间就可能发生战争，国内的政权就有可能不稳固，家道就绝不会昌盛。即是用欺骗带来一点点好处，但是，这点好处不能医治所带来的伤害，不能补救其所带来的损失，是十分可悲的。

　　作为一个国家的管理者，不能以欺骗的手段去对待其臣属，而要信任他们。唐代贞观年间，有人上书奏请废弃邪佞的人，太宗对他说：“我所任命的人，都认为是贤人，你知道邪佞的人是谁？”那人回答说：“臣在民间，不能确切知道邪佞的是谁。请陛下假装发怒去试验群臣，如果能够不威畏惧陛下盛怒，直言进谏的，就是正直的人；顺从陛下喜怒迎合心意的，就是邪佞的人。”太宗对封彝德说：“流水的清和浊，在于它水源如何。国君是国家政令发出者，好比水的源头，百姓象流水一样。国君自身搞欺骗，要想臣下办事直，就象水源浑浊而要流水清澈一样是不可能的。我时常因为魏武帝多搞诡计诈骗，很鄙视他的人品。用这样的方法试探群臣，怎么能够作为施行教化的办法呢？”唐太宗拒绝了上书人的主张。唐代吴兢编《贞观政要》一书，对历史上的治国经验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夫君能尽礼，臣能竭忠，必在于外内无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在矣！故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贞观政要·论诚信第十七》）。

第三、诚信是企业生存发展之根本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深刻认识到，诚信不但是个人立业之本，更是一个企业生存发展之根本。“诚信”在管理中的意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企业内部的管理者对被管理者，下级对上级，员工与员工之间要建立信任机制

       如果企业内部上下之间，左右之间，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相互猜疑，同床异梦，企业就没有凝聚力。只有建立了充分的相互之间的信任机制，才能团结一致。特别是领导之间的诚信合作，团结一致更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世界上不少学者和企业都竞相探索管理中信任机制问题，我国也有企业在自己实践的基础之上，对我国传统管理的诚信思想进行升华，不断探索建立信任机制。

       有人把尊重职工作为人本管理的十大关系之一，如江苏华星集团公司认识到“管理的最高境界是真善美”，他们从尊重职工出发，在管理思想和观念上进行创新，提出了建立信任机制的“三大新观念”，即分层管理观念；实效管理观念；无旁观者的观念。“分层管理观念：明确每个部门、每个层次、每个人的责任、权利与利益，实行逐级管理，逐级负责，逐级考核，逐级奖罚。一级抓一级，下一级对上一级负责，每个人对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问题自己解决，创造性地工作，不轻易上交矛盾。”；“实效管理观念：华星既注重规范的统一，又不强求一律，只要能取得实效就行”，对别人、他域的经验如果不合符华星的实际，就不为所动；“无旁观者的观念：华星人认为，每位员工既是责任者，又是管理者，管理绝不是少数人的事，而是全体职工的事，在管理中没有旁观者。” 所谓“真善美”，其“真”应该是指管理过程是否合乎它的客观规律性；其“善”应该是指管理中的道德性，包含仁爱思想，包含对职工的尊重和信任；其“美”应该是指管理过程中的和谐与协调性以及生产环境的美化等。信任机制的建立能够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因而能够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创造更多的企业利润。

　　二，要建立企业与用户、消费者的诚信机制

　　常言说，诚招天下客，以“诚信为本，信以导利”，强调的是“诚”和“信”二字。一个人没有信誉，不能在世上立身处世，同样一个企业没有信誉，也不能得到发展。诚信是一个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

       说到底，一个企业是否真诚地实行诚信机制，有一个“企业良心”的问题。什么是“良心”？指合乎道德的善良之心。“良心”这个概念由孟子首先提出来，朱熹注释说：“良心者，本然之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四书章句集注》）

       企业良心是一种职业良心，它在企业管理的决策、调控、评价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一、在决策之前，良心是决策中心，起着选择和指令的作用，使企业行为符合企业道德规范的要求。一次陕西一家制药厂从北京购买了一批PAS-na原料药，由于启封后没有及时使用，放掉了保证产品稳定的氮气，致使部分原料表面变色。北京制药厂得知这一消息之后，主动协助对方妥善处理。这是良心的抉择作用。二、在行为过程中，良心充当道德导向，对企业的行为方向起着调节和控制的作用。对符合道德要求的思想和行为加以鼓励和支持，对不符合道德的观念和行为加以调整和制止。如北京制药厂片剂车间生产痢特灵片时，检验员发现部分药片有微弱的暗影。这本来是不十分明显的问题，但他们出于对人民健康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和良心，促使他们宁可承担经济损失，而将3万药片全部返工。其三、在行为之后，良心是内在法庭，对企业的行为起审查和评价的作用。企业行为符合道德要求，良心上的满足会使人们感到欣慰；企业行为不符合道德要求，良心上的责备会使人们感到悔恨和不安。可见，企业良心是企业行为的内在道德自律能力，因而，它在管理的道德性之中起作重要的作用。

　　三、企业与企业、公司与公司之间也必须要建立起诚信机制

       企业以及一切经济组织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往来，一般都采用经济合同的形式。虽然经济合同具有法律的效力，但是，履行合同更主要的是“诚信”。 只有“诚”和“至诚”，才能有“信”和“信用”。没有“诚”就没有“信”。“诚”是本，“信”是用。一个企业不讲诚信，它不可能成功，所以《中庸》说：“不诚无物”。

       只有“诚”才能有“信”，也只有“诚信”，才能获得信誉。“信誉”是诚信的表现，诚信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同样信誉也是企业生存的根本。信誉是经过多年辛勤培养的结果，如果一旦不讲诚信，则多年培养起来的信誉，将丧于一旦。

       信誉是无形的宝贵财富。所以日本的松下幸之助先生十分重视企业的信誉，他说：“当我们做一件事时，信誉可说非常重要。信誉可说是无形的力量，无形的财富。但这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久的日子里不犯错误，经过实际行为的积累，才能逐渐得来的。然而。这般辛苦建立的信誉要丧失却很快速。如果在过去，就算犯了小小的错误，不见得立刻使信誉扫地。然而，今天的情报能在刹那间传遍世界的每个角落，小小的错误也会造成致命伤。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松下幸之助讲到信誉的极端重要性，特别是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和商业竞争十分激烈的时代，更是如此。信誉以诚信为本，坚持以诚信为本就能获得好的信誉，这也是企业获得成功的根本。

（本文来自网络，有删节，作者未知）


附上几则诚信故事

立木为信与烽火戏诸候的对比

      春秋战国时，秦国的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变法。当时处于战争频繁、人心惶惶之际，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商鞅下令在都城南门外立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并当众许下诺言：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围观的人不相信如此轻而易举的事能得到如此高的赏赐，结果没人肯出手一试。于是，商鞅将赏金提高到50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站起将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立即赏了他五十金。商鞅这一举动，在百姓心中树立起了威信，而商鞅接下来的变法就很快在秦国推广开了。新法使秦国渐渐强盛，最终统一了中国。
      而同样在商鞅“立木为信”的地方，在早它400年以前，却曾发生过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烽火戏诸侯”的闹剧。周幽王有个宠妃叫褒姒，为博取她的一笑，周幽王下令在都城附近20多座烽火台上点起烽火——烽火是边关报警的信号，只有在外敌入侵需召诸侯来救援的时候才能点燃。结果诸侯们见到烽火，率领兵将们匆匆赶到，弄明白这是君王为博妻一笑的花招后又愤然离去。褒姒看到平日威仪赫赫的诸侯们手足无措的样子，终于开心一笑。五年后，酉夷太戎大举攻周，幽王烽火再燃而诸侯未到——谁也不愿再上第二次当了。结果幽王被逼自刎而褒姒也被俘虏。
      分析：一个立木取信”，一诺千金；一个帝王无信，戏玩狼来了的游戏。结果前者变法成功，国强势壮；后者自取其辱，身死国亡。可见，“信”对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晏殊信誉的树立
   
       北宋词人晏殊，素以诚实著称。在他十四岁时，有人把他作为神童举荐给皇帝。皇帝召见了他，并要他与一千多名进士同时参加考试。结果晏殊发现考试是自己十天前刚练习过的，就如实向真宗报告，并请求改换其他题目。宋真宗非常赞赏晏殊的诚实品质，便赐给他同进士出身时，正值天下太平。于是，京城的大小官员便经常到郊外游玩或在城内的酒楼茶馆举行各种宴会。晏殊家贫，无钱出去吃喝玩乐，只好在家里和兄弟们读写文章。有一天，真宗提升晏殊为辅佐太子读书的东宫官。大臣们惊讶异常，不明白真宗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真宗说：近来群臣经常游玩饮宴，只有晏殊闭门读书，如此自重谨慎，正是东宫官合适的人选。”晏殊谢恩后说：“我其实也是个喜欢游玩饮宴的人，只是家贫而已。若我有钱，也早就参与宴游了。”这两件事，使晏殊在群臣面前树立起了信誉，而宋真宗也更加信任他了。


以小见大说诚信

      据《玉泉子》一书记载，吕元膺任东都留守时，有位处士常陪他下棋。有一次，两人正对局，突然来了公文，吕元膺只好离开棋盘到公案前去批阅公文，那位棋友趁机偷偷挪动了一个棋子，最后胜了吕元膺。其实吕元膺已经看出他挪动棋子了，只是没有说破。第二天，吕元膺就请那位棋友到别处去谋生。别人都不知道辞退他的原因，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被辞退。临走时，吕元膺还赠送了钱物。
      分析：吕元膺之所以要辞退这位棋友，是由于他从这位棋友挪动一个棋子、搞了一个奷诈的小动作中发现了他的不诚信。诚信者，真诚守信之谓也。诚信，是人生的无形资产，是思想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无信不立”，不诚信的人，不可能做好人，也难处世。与没有诚信的人交往，是十分危险可怕的。
      挪动一个棋子，看起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似乎不值得认真。但小事不小，小中可以见大。诚信，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可贵的善良;而不诚信，却是一种恶德，世间的无数不幸和灾祸的根源，无不是由恶德所滋生、引发的。小与大，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曾子杀猪

       孔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教育他的弟子要诚实。在学习中，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他认为这才是对待学习的正确态度。曾子也是个非常诚实守信的人。有一次，曾子的妻子要去赶集，孩子哭闹着也要去。妻子哄孩子说，你不要去了，我回来杀猪给你吃。她赶集回来后，看见曾子真要杀猪，连忙上前阻止。曾子说，你欺骗了孩子，孩子就会不信任你。说着，就把猪杀了。曾子不欺骗孩子，也培养了孩子讲信用的品德。


吃枣留钱

       北宋时期，有一个叫查道的人，一天早上，他和仆人挑着礼物去看望远方的亲戚。他们走了一个上午，到了中午时分，两人都感到肚子有些饿了，可是方圆几里地却没有一家饭铺，怎么办呢？于是仆人向查道建议说：“主人，这四处也找不到食物，我们不如从送人的礼物中拿出一些东西来吃吧！”。
       “那怎么行呢？这些礼物既然要送人，便是人家的东西了。我们要讲信用，怎么能偷吃呢？”查道很坚决地说。仆人听他这么一说，知道没有办法说服他，只好无奈地看了看礼物，饿着肚子继续赶路。
       走着走着，路旁出现一个枣园。枣树上挂满了熟透的枣子，十分招人喜爱。查道和仆人本来已经饿得发慌，更觉得饥饿难耐，便停了下来。查道叫仆人去树上采些枣子来吃。
       两人吃完枣，查道拿出一串钱，挂在采过枣子的树上。仆人奇怪地问：“这是什么意思？”查道说：“吃了人家的枣子，应该给钱。”仆人说：“枣园的主人不在，别人也没看见，何必这样认真呢？”查道严肃地说：“讲诚实是人应有的道德，虽然枣主人不在，也没有别人看见，但我们既然吃了人家的枣子，就应该给钱。”
       说完，查道挂好钱，带着仆人离开了。


板桥点心

       清代乾隆年间，南昌城有一点心店主李沙庚，最初，以货真价实赢得顾客满门。但其赚钱后便搀杂使假，对顾客也怠慢起来，生意日渐冷落。一日，书画名家郑板桥来店进餐，李沙庚惊喜万分，恭请题写店名。郑板桥挥毫题定“李沙庚点心店”六字，墨宝苍劲有力，引来众人观看，但还是无人进餐。原来“心”字少写了一点，李沙庚请求补写一点。但郑板桥却说：“没有错啊，你以前生意兴隆，是因为‘心’有了这一点，而今生意清淡，正因为‘心’少了这一点。”李沙庚感悟，才知道经营人生的重要。从此以后，痛改前非，又一次赢得了人心，赢得了市场。
       人心是一笔无形资产，是一笔不可忽视的巨大财富。对于企业、商家而言，经营人心是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此事亦可看出郑板桥的智慧与幽默。


人要有信于已

       画家李苦禅年轻时师从国画大师齐白石，不仅画艺精湛，而且人格质朴。他长于画鹰、竹、梅等题材。鹰是阳刚的倾向，竹是刚正不阿的象征，莲喻示了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情操，梅则表现了坚贞不屈的品格。画品如人品，这也正是他人格的真实写照。他常说：“人，必先有人格，尔后才有画格；人无品格，下笔无方。”李苦禅心地宽厚，待人诚挚，尤重信义，言出必行，不计得失。
       有一次，李苦禅在家中正忙着作画，一位相交多年的老友突然来访，他赶紧放下画笔，请老友入座，命家人端上一杯清茶，俩人天南海北地聊起了故人旧事，甚是欢娱。末了，老友将要起身告辞，才不好意思地说：“不瞒你说，今天我是来求画的，不过我看你作画辛苦，想是相求的人太多，实在难以启齿……”不待老友说完，李苦禅爽朗地笑了起来，“老兄何必这样客气呢?凭你我的交情，一幅画算得了什么?不日即可奉上，还请老兄多多指教!”老友高兴得连声道谢，揖手而别。
       可是随着李苦禅名气越来越大，他的应酬也越来越多，因为事务缠身，老友所求之事也一拖再拖。有一天，老友的儿子突然登门，臂戴黑纱，泪流满面地告之其父已于目前病故的噩耗。李苦禅惊得跌坐在椅中，想起老友所托之事尚未如愿，悲伤之中又禁不住满怀愧疚。应人之事未了，而所应之人已去，如何能让自己心安呢?
       夜深人静之时，李苦禅在书房里神情凝重，他缓缓地铺展开一张洁白的宣纸，细细地研好墨，然后挥毫作画，时而运笔如风，时而精雕细琢，整整画了一百枝卓尔不俗的莲花。画罢，他又郑重地题上了老友慧鉴的跋款，并盖上了平时自己最喜爱的印章。之后，李苦禅携画来到后院中，满上两杯水酒，点燃一支高香，洒一杯酒在地，双手举画。对天遥祭道：“吾友见谅，苦禅疏懒，未得一了心愿却惊闻老兄仙去，追悔莫及。今作《百莲图》，焚之以追偿所愿，老兄在天有知，苦禅岂敢无信?”拜完后，划着火柴，将精心制作的画作，化作了一团鲜红的火焰。
       李苦禅的奇怪举止惊动了他的儿子，他跑出来问父亲发生了什么事，李苦禅叹了口气，详述了事情的经过。儿子听后有些不解地问：“您这又何必呢?又不是故意不给他画。再说，您的朋友已然亡故，你画了画给他，他也无从知晓了啊?”听儿子这样说，李苦禅抬起头，正色道：“过去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应人之事，岂可食言?老友无知，而我心有知。”
       事后，李苦禅一再嘱咐儿子说：“今后再有老友要画，及时催我，不可失信啊!”
       在苦禅大师看来，“诚信”二字，之所以要在“信”字前加一“诚”字，就是强调对信的遵守关键在于自己的内心。这种诚信能够超越时空与生死的界限，应之于心，遵之于心，不是做给别人看，而是追求自己内心的释然。
       诚信的最高境界，不是简单地有信于人，更要有信于己。

王旖萱

“无我”而“无敌”, “无敌”而“有我”

           ——李嘉诚的儒商境界

                                                                  文/张从忠

       李嘉诚曾经对记者说，有人问我做人成功的要诀是什么？我认为做人成功的重要条件是：让你的敌人都相信你。而要做到这样的境界，第一是诚信。我答应的事，明明知道吃亏了都会做，这样一来，很多商业上的事，人家会说李嘉诚答应的事，比签合约还管用。

       例如，有一次，李嘉诚的团队和一家拥有大幅土地的公司将进行合作，他们公司有个董事跟其它的同业是好朋友，有利益的关系，这位人士不解的问自己的董事长，“为什么要跟长江集团合作，不考虑其它的公司呢？”他的董事长回答说，“跟李嘉诚合作，合约签好以后你就高枕无忧，麻烦就没有了；而跟其它的人合作，合约签好后，麻烦才刚刚开始。”这是一家大公司，公司全部的人包含高级主管都知道，董事长对于李嘉诚及其企业的高度评价，结果没有人再敢提出考虑其他公司了，所以一次会议就通过了与李嘉诚合作事宜。这个案子，长江集团赚了很多钱，对方也赚了很多钱，是双赢。

       敌人相信你不单只是诚信，敌人之所以敢于相信你，是因为敌人相信你不会伤害他。例如我是他的竞争者，但他相信我不会伤害他，不会用不恰当的手段来得到任何东西，或是伤害任何一个人。除了诚信，第二是自强不息，第三是真的要追求知识、准确的讯息。这就是李嘉诚的境界：“无我”而“无敌”, “无敌”而“有我”。以下是李嘉诚于2005年给长江商学院的总裁学员讲过的一个故事。

       清朝末年，重庆有个年轻的书生，叫刘继陶。他苦读诗书十几年，却碰上腐败没落的朝廷，他只好投笔从商，跟着父亲学做生意。这年春夏之交，四川地区阴雨连绵，川江、岷江大河溪流水急浪高，过往船只损坏严重。眼看船舶大修时节来临，而重庆市面上桐油告缺。由于父亲年事已高，就派刘继陶到川北大山深处的桐油产区，收购桐油。

       刘继陶带着几个伙计，赶着一溜胶轮大车，日夜兼程地向川北赶去。这是他第一次单独出门做生意，心里有一点忐忑不安，生怕去迟了，买不到桐油。可等他来到川北的南充一看，心里的石头就放下了。

       由于这一年雨水充沛，川北地区桐籽大丰收，只见各处桐油榨户院子里桐籽堆积如山。而且，此时桐油还没有开榨，离收购桐油还早着呢。于是，刘继陶就找了一家客栈住了下来。闲着无事，生性喜好山水的书生傻气就上来了，独自一人，跑到南充的大山中探幽访古。
    几天后，刘继陶回到客栈，只见满街的客栈里已经住满了南来北往的客商。刘继陶连忙带着伙计，拿着银票，急急忙忙地去收购桐油。可情况大变，那些榨户一个个高昂着脖子，理都不理他。碰到好说话的，才硬梆梆地回一句：没有，一滴也没有，全部被人订走了。

       一连几天四处碰壁，他竟然病急乱投医，吩咐伙计将南充大街小巷的油篓收购一空。而且，他还带领伙计守住四处路口，进来多少油篓，就收购多少。伙计们心里直叫苦，桐油没买着，他却跑到这里买油篓，重庆城里多的是。不到几天时间，收购来的油篓就堆满了客栈的前院后院。

       几天过后，客栈里突然变得热闹起来。原来，那些榨户和客商等到桐油出榨了，才发现满大街没有一只油篓卖。一打听，是一个叫刘继陶的年轻书生全部买走了。这一下，他们就慌了起来，桐油一榨出来，如果不及时装篓封存，很快就会胶化长菇子。他们只好纷纷找上门来，愿意出高价购买油篓。这时，刘继陶的伙计们才明白过来，心里不由得感叹说，这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板的儿子天生就是会赚钱的料。这一次，可得狠狠地宰一把，好好地赚一笔。当这些榨户和客商把价钱抬到平常的三四倍，刘继陶竟然放着白花花的银子不赚，就是不卖！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伙计们大跌眼镜。他把这些心急火燎的客户请进客栈，好酒好菜地招待。饮酒正酣时，刘继陶端起酒杯，对着满堂客商说：各位都是生意场上的前辈，晚辈是初来乍到，日后还要各位提携。我刚才说不卖，是指高价不卖，而是要原价卖给你们。听刘继陶这么一说，全场都静了下来，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啥药。刘继陶接着说：晚辈有一个不情之请，各位能否把订购的桐油匀三成给在下。

       刘继陶的话音刚落，下面就议论开来，他们一致认为，这个年轻人不趁火打劫，而且，今年桐油本来就多，让他三成又何妨！于是，大家纷纷表示同意。这些榨户和客商棘手的问题，一下子迎刃而解，一个个喝得兴高采烈，临走时，都留下商号的名称和地址，说日后生意上多来往，与他打交道信得过！

       刘继陶带着伙计，赶着十几驾马车，满载而归。一回到重庆，伙计们就把一路的经历告诉了他的父亲。父亲就把他叫到跟前，问道：俗话说无商不奸，唯利是图。你这趟生意本来可以一本万利，可你却舍多取少，你给我说说，为什么要这么做？

       刘继陶看着父亲，笑着说：我这是第一次出门做生意，不懂生意经。但书中古语说得好，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想，做生意也是一样，也要广结朋友，细水长流。这次，我完全可以狠狠地赚一把，但这样做是焚林以猎，涸泽而渔，成为同行的众矢之的，将来还有谁敢与我们做生意。这次虽然少赚了一点，但从长远上看，我们还是赚大了。

       父亲听了，哈哈大笑起来。从此后，父亲就放心地回到家里颐养天年，将生意全部交给刘继陶打理。他果不负众望，不仅生意越做越大，成为重庆首屈一指的大商家，而且，他还广结善缘，扶危济困，兴学助教。至今，他的美名还在重庆的大街小巷流传。

王旖萱

如果没有文化，我也不想活了

作者：诚品书店董事长吴清友
（文章来源：《中欧商业评论》  ）

1950年代，我出生在台湾西南沿海，小时候是家里表现最差的小孩，但我得到非常多的爱，尤其是我的父亲，他给了我这一辈子最伟大的养分。那个年代，台湾很贫困，父亲经历了非常大的风波。但是，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位伟大的父亲，也是一位伟大的爱人。他把生命定为“留得清白在人间”，虽然没有钱，但很有骨气，希望他的小孩将“诚”字作为生命的信仰，“财物有时而尽，惟有‘诚’字是终身受用不尽的”，所以我有机会成家立业，所有公司全部以诚为始。

我经历了年少的贫困，但运气很好，工作十几年积累了很多财富。1980年代左右，我经营一家小公司时，读到一本《灵机实务》。通常，公司做年度计划都会沿用去年业绩，但这本书讲了一个新的概念：当你做一个新计划，可不可以把一切想法归零再去考虑呢？

它让我自问两个问题：一、不做原来的行业，我做什么？第二，生命归零，我又期待什么?

我有先天性心血管疾病，而手术在当时是很危险的。这就逼迫我思考生命的问题，重启了一段旅程。


诚品书店不是商学院的好案例

经过诚品赔钱的15年，我至少看到了自己对生命态度的诚恳。

在病痛之中，我的内心非常迷离。就在这个因缘中，《弘一大师传》和史怀哲先生的《文明的哲学》给了我最重要的影响。

《弘一大师传》文字太美了，是弘一大师对生命的了断。他三十多岁时，在文学、音乐、戏剧、教育等方面都很有成就，却选择了佛教中最严厉的律宗，以追求生命的完成。史怀哲先生对基督教很有研究，还研究巴赫，是一个非常好的管风琴演奏家。一天早上，他读到一份报道讲刚果有很多黑奴病痛无人照顾，就立志此生都要奉献给黑奴，花了五六年时间去学医，然后跟太太去了非洲。这本书让我大受感动。

史怀哲和弘一大师，一位在西方，一位在东方，在三十多岁的壮年就决定此生要度己度人，这种生命的壮阔实在是非我们所能及。我的学问不好，但从小就喜欢思考。史怀哲讲到，大自然是上帝最伟大的创作，人类最伟大的创作尽在书本当中。这开启了我对书店经营的一种兴趣。

柏拉图曾经说过，贩售和分享知识其实是要比贩售和分享食品更严谨、更需要小心的事情。之前我根本没有任何对书店认识。虽然相较于弘一大师，经营诚品书店也不过是一个心灵生活的逃兵，但我开始思考人生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我提出了人文、艺术、创意和生活为理念的诚品之旅，也就是爱、善、美的不断精进，使自己不断地活下去。诚品除了书店，还有一个诚品画廊，是讲美的；“诚品艺术空间”则希望通过各类艺术活动，通过展览、表演或对话，把美展现出来。

因为病痛，我对书店无法做五年、十年长远的计划，而是要考虑每个当下安定心灵的可能。我本以为准备一点小本钱可以赔5-8年，没想到一直赔了15年。诚品书店不是商学院的好案例，却是我对生命的一种创作和探索。

诚品赔钱的15年，是我一生中最丰富的时间，因为这让我第二次看到了自己。第一次看到自己，是当我拥有的金钱超过生活所需之后，觉得钱不是那么重要。经过诚品赔钱的15年，我至少看到了自己对生命态度的诚恳，即便是执迷不悟，不知变通。其实，我不是一个笨人，但我不想做太容易的事情，而是要做自己认为是有兴趣、有意义，或者做一些从来没有人用这种方式做的事情。

“困而知之”，我有切身的体会。诚品曾经走投无路，我安慰自己说，“人生在事业之上，心念在能力之上；所有这些困惑，都为你在人生上的遭遇让你对生命有新的发现。”我所有的领悟都是在困境当中得到的。我在香港、台湾经历了三次心脏手术。陷入困厄之时会问为什么是我？其实，为什么不是你？只问“为什么是我？”会很委屈，心不甘、情不愿，心灵是负面的；想“为什么不是我？”就会豁然开朗多了。没有人有资格说贫困不该归我、苦难不该归我、病痛不该归我。生命当中没有那种理所当然的回报。你要做什么，你自己可以决定；你要得到什么？对不起，上天做主。这可能不太合乎商学院的逻辑，但可能是人的心灵最需要的养分。


服务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当你把顾客看成消费者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他的钱，而没有注意到他是一个人。服务的终极目标是精进自己、分享他人。

诚品是服务业。但服务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上过很多美式、欧式商学院的课，至今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商学院举的案例，全部都和金钱有关，和得到客户的欢心有关，和职位升迁有关。但很多从事服务业的人不是光要这些的。诚品有很多同仁，大学毕业、硕士毕业，愿意站在结账柜台用恭敬的态度、两手递一本书给读者，他们想要得到的是什么？服务的终极目标是精进自己、分享他人。每一个从业人员希望明天的我比今天更精彩。能不能把所有陌生人当成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就像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般？顾客只不过是在分享我精进过程当中某一个当下。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完美的目标，但至少表达了我们对服务的态度和对生命的态度。

利益也有近利、远利、短利、长利之别。我对事业的经营关照几个面向——对社会、对文化、对城市、对读者的全面关照。商学院的教育一般把客户当成是消费者，而我们把顾客看成是一个读者，一个人。当你把顾客看成消费者的时候，你看的是顾客的钱，而没有注意到他是一个人。

有的诚品书店开在医院里。我看到，病人在我们卖简餐的地方吃一碗热腾腾的面，跟他在购物中心吃一碗面的感动是不一样的。我有机会在医院服务一个有病痛的人，让他有那碗牛肉面的满足感，这是非常好的。卖一本八卦杂志和卖一本好书，在POS机上可能显示的都是25元人民币，但有良心的经营者会知道，那是不一样的。

在诚品书店，我们摆了差不多400个公共座位。从零售店的经营来说，这些座位是无效率的，应该拿来摆更多的书和商品。诚品的理念是“连锁不复制”。复制可以快速发展、成本降低，但我们不复制，每一家诚品店都不同：书的组合不同，装修的空间和气质不同。在大学，我们用的材料非常简朴但又自成风格。因为那里是学生们进出的地方，不必去用光亮的大理石等豪华材料。要让学生进入书店之后，觉得这个空间是属于他的一部分，人和空间的融洽度是合意的，不要让学生觉得这是一个奢华的空间。

诚品书店一开始不是要为了卖书，而是要推广阅读，所以会从人、空间、活动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人们来书店不仅仅为了买书。诚品希望在书店环境的设计中，将颜色、灯光、布置或者同仁的微笑都考虑进去，甚至还有烹调分享，都是为了人。我们准备了一个30平方米的独立空间，让年轻创作者去进行实验性的装置或者其他创造性表现；最近我们开了一个音乐厅，我们知道一年就要赔400万人民币，但它是诚品的梦——为平时不能在国家级殿堂表演的人提供一个专业发表创作的空间。诚品办的活动绝大部分是免费的，因为在我们看来，人文思维关乎人和自我、人和他人、人和社会、人和天地、甚至人与鬼魂之间。2010年，到诚品书店看书的人次超过了1亿次。2013年，诚品书店营收是130亿台币，会员98万，书店营收占30%左右。


信守25年的愿许

经历25个春夏秋冬之后，我的生命才学到从容；曾是学家笔下的悠然自在，现在才化为生活中的美好。

全球化是一个灾难，导致强者更强、富者更富、大者更大。绝大部分人要在商场一争长短，100个人当中赢家不会超过10个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类可能开始要转变了。无论如何，人是城市当中最珍贵的资产；人最重要的素养是人文和艺术方面的素养，就是善、爱和美的素养。书店行业，大家都在讲网络化、电商，但诚品讲的是人和人之间、人和空间之间、人和书本之间、人和讲座、表演等之间的互动。诚品出版了几本刊物，用的名字都与此有关。当你不能改变世界的时候，必须要改变自己，要厘清自己的价值，保有心灵层次的安宁。台湾有一位很有名的文学家曾经讲过，活在当今社会，假使没有一点文学和艺术的涵养，日子是很难从容过下去的。生命终究是我们最重要的关口，而不是生意和钱。

诚品在商业经营上备受批判，但我至少信守当年的信诺，希望一本书、一句格言、一首名曲、一个新的思想剖面、一件艺术创作品、一栋感人的建筑与空间，都能产生一份灵动力，丰富大家的精神与心灵。25年来，我陆续实现了这些愿望。现在我们有电影院、音乐表演厅、画廊、艺文空间、诚品讲堂，在苏州建造了未来诚品在大陆发展的第一个项目。我真的觉得奇怪，好像上天在冥冥之中促成了很多好的因缘。

一个企业真正的创新是在价值和理念部分。假如把事业和人生做一个整合性的思考，以生存、生活、生命，或物质的生活、精神的生活、心灵的生活三层次，对应到经营上来，就是先求生存，再求领先，领先之后，有的人要成为产业的第一，而诚品希望让顾客满意。在繁忙的都市当中，希望书店成为城市人的客厅。到书店里可以放松，可以从容。

2011年，我到北京和很多官员见面，他们问我对北京的意见，我很坦率地讲，北京的读者值得书店的经营者给予更好的待遇，给他们更好的空间、更多元的选择、更亲切的服务，要让更有灵魂的活动注入书店的氛围。当代大陆的企业家要有更好的人文素养，必须要关怀这个社会，不能仅仅依靠政府。过度精明取得的利益是一种掠夺。商业认为你的KPI好，经营效益好，从人文观点来说，实质是在衍生成强弱贫富。

没有钱，诚品活不下去。但我心里同时也非常明白：如果没有文化，我也不想活了。很多人可以买到香奈儿，但买不到气质；可以买到很好的床，但买不到安稳的睡眠；可以买到豪华别墅，但买不到温馨的家庭；可以买到很好的食物，但不一定买到很好的食欲。有一位建筑评论家说过，真正知道一个理念至少需要花20年的时间；至于亲身体验而至深信不疑，则需要30年光阴；要能够随心所欲地应用，将要耗掉50年的生命。这段话，诚品同仁感受最为深刻，我们的能力虽然有限，但信守25年的愿许。在经历25个春夏秋冬之后，我的生命才学到从容；曾是学家笔下的悠然自在，现在才化为生活中的美好。

郭坤学

稻盛和夫：“利他”是经商的出发点

在弱肉强食的商业社会，对于我屡次说“利他、爱、同情心”，有时也有人反驳说“尽说些好听的话，美言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目的呢？”但是，我并非花言巧语，也没有任何企图。只是直率地把自己的信念传授给他人，同时自己牢记在心并认真实践。

回顾历史就会明白，资本主义起源于基督教社会，其中也有严厉的伦理说教的新教社会。

初期的资本主义旗手是虔诚的新教徒，根据马克思·韦伯的观点，新教信奉的宗旨是为了贯彻基督教所倡导的“博爱”，需遵守严格的伦理规范，尊重劳动的同时，把经济产业活动中获取的利益用于社会的发展。

于是，在从事经营活动中，必须用大家都认同的正确的方法追求利润，而且，最终目的一定是有益于社会。

“奉献于社会，奉献于人类”的利他精神——即谋求公共利益甚于私利的精神——曾经是初期资本主义的伦理规范。

对己以严格的伦理自律，对外则以利他为自己的义务。其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得以飞速地发展。

日本江户时期的思想家石田梅岩也提倡此观点。当时，正值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时期，社会上兴起一股风潮：在等级制度下，商业被置于最底层的地位，商业行为本身是极其卑下的。

针对此种情况，梅岩说“商人的获利就如同武士的俸禄”，商人获取利润如同武士接受俸禄一样是正当的行为，绝不是可耻的行为，这鼓励着很多受到鄙视的商人。

有道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追求利润并非罪恶。但是，方法必须是符合人道的。并不是不管干什么，只要能赚钱就行，为了获取利润必须走正确的道路。

“真商人须思客立则己立”——这是梅岩先的原话。就是说，既对他人有利、也对自己有利才是生意的秘诀。或者说必须包括“利己利他”的精神。


贯彻利他思想，视野也将开阔

牟利之心是经商或其他人类活动的原动力。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有赚钱的“欲望”。但是，欲望不能只停留在利己的范围内，同时也要有利于他人的“欲壑”并谋求公共利益。因为利他精神终究也将有利于自己，而且，该利还将继续扩大。

就拿经营公司这一行为来说，行为的本身就包括为了自己、为了社会、为了他人的“利他行为”。

尽管终身雇佣制现在正在逐步废除，但是，雇佣职员也就意味着有义务照顾该员工一辈子。所以，五个人也好，十个人也好，雇佣职员本身就已经是“为了他人”。

具体到每个人情况也一样。单身时以过好自己的一个人的生活优先，结婚组织家庭以后，不仅为自己还要为妻子工作，养育并保护小孩。此时，人的行为在无意识中已经包含利他的行为了。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利己和利人总是辩证的关系。也就是，小单位中的利他在大单位看来就转变为利己了。为了公司、为了家庭的行为中，同时也包含利他之心，但那种认为“只要自己公司赚钱就行”，“只要自己家人好就行”的观点，就已经转变成自私，并将永远停留在这个层次上了。

为了公司的“利他行为”，如果只是为了公司，从社会看来也就是公司自私。为了家人的个人意义上的利他，如果眼里只有家人，从另外的角度看来，也反映了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私。所以，为了不停留在低层次的利他上，重要的是养成更广视角看事物，立足更大范围对待自己的个人行为。

例如，从事经营活动，不要以为只要公司赚钱就可以了，应该也为合作方获取利润，还应该为消费、投资方、区域性利益作出贡献。而且，从个人、家庭、地域到国家、世界、地球、宇宙，将利他精神尽可能扩散、延展开来。

这样，就能从渺小的自我扩大到更大视野，就能关注到周围各种各样的事物。这样，就能客观地做出正确判断，同时也能规避失败。


来源：稻盛和夫《活法》

郭坤学

海航董事长陈峰也喜欢阅读佛家经典，他办企业的宗旨“精进人生，造福众生”就是从佛典中演绎而来。佛法教义推崇“慈”和“悲”，主张“自利、利他”。他每天用蝇头小楷书写心得体会，起名《参禅随笔》。陈峰自己说过，每到夜深人静，便参禅入定，遁入空灵。他说自己是“晚上出世、白天入世”。不过白天他也喜欢盘腿打坐，有海航人士透露，甚至在飞机上也不例外。而日常，陈峰也经常会找同事们与自己一块打坐。

凤凰卫视董事长刘长乐也是个著名的佛商，路过有佛寺的地方他都要礼拜，功德箱前总要捐些钱。他曾投资创立了一个佛教文化数据库，用电脑把所有佛教文化的信息储存起来。此举得到了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的赞誉。

在青岛双星总部，意想不到的是迎面矗立着一尊大弥勒佛像。面对各界非议，双星集团总裁汪海是这样解释的：让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都能为双星所吸纳。双星的员工大多来自于落后地区，文化水平不高，他们到工厂就是打工赚钱，还不太容易接受“质量是企业的生命”之类的教育。

所以汪海就提出“干好产品质量就是最大的行善积德”，一下子把企业领导与员工的心愿统一起来了，双星产品合格率达到９９．９９％以上。他还说，佛教里蕴藏着优秀的思想文化，如它提倡的道德、觉悟、敬业等精神就很适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佛教宣扬的“普渡众生”与我们提倡的“为人民服务”有共通之处。

商人信佛学佛，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为数不少的企业家有着宗教信仰或者对宗教文化感兴趣，他们或虔诚信仰，或以之修身，或用之企业经营，且大多成绩斐然。

在商业经营和佛教理念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一种需求和关联？

信佛的缘由

香港佛教联合会常务董事杨钊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作为上市公司旭日集团的董事长，他在驰骋于商界的同时，大力支持许多佛教活动。对于办企业，他显得轻描淡写，未有多提，却很乐意与记者分享自己皈依佛教的心路历程以及多年来平和与富足的精神收获。

因为年轻时的勤奋努力与经营牛仔裤生意有道，杨钊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已赢得“裤王”美誉。那时才廿多岁，事业有成，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然而，对人生旅途的迷惘感即随之而来。杨钊坦言，若以金钱衡量物质生活，那时所拥有的财富够一家人受用一世。

但是，人来到世上是否只为有三餐一宿的温饱生活？若是继续赚更多的财富，求取更大的名和利，真正能用到自己的身上的又有多少？辛苦工作，劳心劳力又劳神的目的是什么？在他事业开始有成就的时候，他就不断地在思考这些问题，并且试图从身边的亲友中寻求答案，有人建议他尝试从宗教信仰中去追寻答案。

“我用了数年时间去了解各主要宗教的教义精神。”有一次，虔诚佛教徒的叔父给了他两本阐论佛教教义的专著——《佛教真面目》及《佛教要论》，在用心阅读后，他从中领悟到佛家度一切众生，帮助众生去除烦恼的慈悲心。

“继续赚取更多的财富或许对自己并不需要，但还有许多人有需要，我可以更好地利用金钱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年轻的杨钊从佛家教义中悟出助人为善，感受到佛陀发愿普度众生的慈悲心。“既然我有助人的微力，何不以己之力帮助别人？”

随着对佛家思想、佛教精神的认识及体会日深，杨钊将度人向善、助人即助己的理论付诸实践，成为自己的人生信仰，亦成为他丰足的精神财富。他于１９８１年正式皈依佛门，并大力支持香港佛教界的许多慈善活动，例如医院、学校、老人院等。

“众生平等，就不应该有斗争，佛教最重因果，不断争斗之下，只会应了中国先贤总结出的言简意赅的那句老话：冤冤相报何时了。”他从自己的体会出发，不同人斗争，首先不要自己同自己斗争，才能达致内心平和，不会时时对周遭环境不满意：一切从平和出发，自然能创造出和平的生活环境。

杨钊的兄弟杨勋也信仰佛教，杨勋是真维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旭升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国内的一些品牌长期以来只注重经济效益，忽略了社会效益问题，这是需要调整的。”

真维斯有限公司与其他名牌企业不同之处很明显的是不做广告，而是进行社会公益活动、捐助慈善事业等以回馈社会。杨勋认为这些活动收到了许多意外的效果。对于真维斯这个品牌效应产生了很大作用。

当然，这些做法与他的个人信仰是有极大关系的。杨勋１４年前就皈依佛门，成为佛教徒，坚持不吃肉食。他相信因果报应，所以积极从事慈善活动，也对运气这类东西有特别的感触。

杨勋与现代很多企业家对佛的信仰是不同的。由于功利思想在市场经济中的极大发展，很多企业家抱着守财的观念，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面对宗教。他们也拜神求佛，但只是将此作为工具，而没有从内心接受佛法理念。   

佛教理念与企业经营

现代人喜欢把商场比作战场。既是战场，必定硝烟弥漫，你死我活。于是，整天与人勾心斗角，学狡猾、斗心眼、使毒计。倘若长期处在这种高压环境中，必然心情紧张、疲劳、烦躁，哪里还能享受生命内在的自在、喜悦和安祥？如此引申开来，不仅商场如战场，更有情场如战场、考学如战场、晋升如战场……人世间，岂不是处处战火纷飞，永无宁日？

为此，记者专程赶赴苏州西园戒幢律寺，采访了一位大德高僧——济群法师。

济群法师１９８４年毕业于中国佛学院，随后至福建佛学院、闽南佛学院参学任教，为沩仰宗第十代传人。教学之余积极致力佛法弘扬，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港台及欧洲、澳洲等地。此外，出版发表各类著述、论文百余万字，如《真理与谬论》、《菩提心与道次第》、《济群法师谈人生》等。

在西园戒幢律寺一间独居的禅房里，法师一袭僧衣，盘腿打坐，一副对联巧妙地嵌入了法师的名号，“发心求正觉，忘己济群生”。法师身前的小几放着茶道的全部用具，旁边香炉轻烟丝丝缕缕，合十见礼，彼此坐下，法师目光清亮、微笑祥和，斟泡手法娴熟优雅。

以商场如战场的心态来经商，不论客观上是赚钱还是亏本，都绝不能算作赢家。因为他已把人生本应享有的自在、喜悦、安祥输了进去。而这个成本，是我们赚回再多的钱也无法弥补的。就像我们把一生享用不尽的自家宝藏投资出去，却只换得刚够十年、一年使用的衣食，值得吗？所以，我们不要只看自己眼前得到了什么，还要看自己为此失去了什么。切莫在不经意间，做了人生最大的输家。就像明珠弹雀那样，在得到麻雀后，才知道，自己失去的价值，远远甚至于所得的这一点点。

如果经商赚钱不能增加人生的幸福感，那赚到的钱又有什么用呢？钱可以买到衣食，但买不到满足；钱可以买到药品，但买不到健康；钱可以买到娱乐，但买不到快乐；钱可以买到环境，但买不到欣赏、享受环境的心情。在这个世间，凡是钱可以买到的一切，无论多么昂贵，都是有价的，也是无法永远拥有的。我们一无所有地来到世间，几十年后，还是两手空空地离去。在此过程中得到的一切，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哪一样，是我们可以带到来生的？唯有那些无法买到的，才是人生最可珍贵的无价之宝，是任何人无法从我们身上夺走，也无法直接给予的无价之宝。

无论经营什么企业，都可以在利益自己的同时，利益他人，利益社会。事实上，也唯有切合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企业才有不断生长的空间和土壤。这种需求越长久、越稳定，企业的生命力才能越旺盛。作为一个企业，如果真正将这种需求放在首位，本着与众生广结善缘的宗旨，同时在技术质量上严格把关，那么，即使不去有心竞争，也必定能将企业办好，也必定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佛法认为，世间一切都离不开因缘因果的法则。有好的因，必有好的果；有真心的付出，必有丰厚的回报。同样，若以商场如战场的心态去经营。这个因，也必定使我们四面树敌，处处碰壁，陷入争斗不休乃至互相残杀的战场。即使在争斗中暂时领先，也很可能为自己树立了更多的竞争对手，更要时时面临潜在的威胁，不敢有一刻放松。那样的人生，何其辛苦？

那么，佛法又能为企业经营者带来什么样的启迪呢？首先，佛法能帮助我们认识到，什么才是人生真正的幸福。明确这一目标，所做的一切，才会使我们逐步接近这个目标，最终心想事成。如果定位错误，无论怎么努力，幸福都在遥遥的彼岸，可望而不可及。

其次，佛法能帮助我们调整心态，以放松、从容而又健康的精神面貌面对各种机遇，迎接各种挑战。对于多数人来说，往往会因定力不够而被环境变化所左右，遇上小小挫折便乱了方寸。在商场上，如果不具备处变不乱的心理素质，即使创业成功，也很难坚持下去，使企业保持长久的生命力。事实上，在今天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因为缺乏心理素质而一败涂地者，早已不在少数。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才能、技术、资金、机遇一样，也是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这也是各类禅修中心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得以普及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国内的教界、学界也开始举办面向企　业家的禅修班、人文班，使他们通过这种全新的充电方式，全面加强人文素养和心理素质。在充实自己的同时，从容应对外境，在变化的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其三，佛法能帮助我们找到自身定位。一个明确自身定位的人，才能自尊自爱、自强不息。否则，往往会在幻想中蹉跎时光，在潮流中迷失方向。我们能够在人生道路上立定脚跟，就不会因小本经营而自卑失落，也会不因身家亿万而不可一世，更不会因奢侈腐化而导致乐极生悲的结局。虽然各人因福报、机会等种种因缘而有不同的生活境遇，但只要我们找到自身定位，无论做什么，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功，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幸福。

其四，佛法能帮助我们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对内，可使企业内部团结合作，具有活力。对外，可将竞争对手转化为激励自己上进的善知识，而非潜在或公开的敌人。同时，以真诚守信的品格在客户和同行中树立良好信誉，不断赢得信任。倘能做到这几点，那么，无论在内部还是外部，都不可能出现障碍事业发展的阻力，正所谓“得道多助”、“仁者无敌”。当企业经营进入这种良性循环后，不仅事业能够稳步发展，生活也能自在、喜悦、安详，就不会顾此失彼，因为工作而影响生活质量。

巨富之后，幸福在哪里？

商人们为事业操劳，为家庭操劳，为拥有更多的财富操劳，无非是为了过得更幸福。然而，在拥有巨额财富之后，幸福是否如期而至？在表面的风光之下，又有多少人，能够确信自己懂得并已找到幸福？能够确信自己正在探寻幸福的道路上迈进，而不是误入了完全相反的方向？很多时候，世人眼中的成功，对成功者本人，未必就能带去满足。即使有，也未必是长久、稳定的满足。如果满足尚不可得，遑论幸福？

物质和财富是否是人们抵达幸福生活的唯一手段？人们在没有事业、没有财富时，往往会将事业和财富当作幸福的保障。事实上，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我在弘法过程中，遇到过许多事业成功人士，有着百万、千万甚至上亿的财产，可是他们连人生最基本的快乐都不能正常享有。拥有豪华别墅，却不能安然入眠；面对山珍海味，却食欲全无……在旁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奢华生活中，他们又何尝体会到幸福的感觉？

人类怎样才能获得幸福？怎样才能生活得快乐？首先，我们要回归自然，学会享受自然的给予。大自然的一切：新鲜的空气、纯净的蓝天、迷濛的烟雨、柔和的月光、连绵的青山、潺潺的流水……这一切就在我们的周围。大自然的美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愈是自然的东西，就愈接近生命的本质。只要我们把心事放下，随时都可以在自然的怀抱中获得自在；只要我们把欲望放下，随时都可以在自然的馈赠中获得滋养；只要我们拥有平常心，不必付出任何的代价，就可以享受广阔的天地。

其实，物质条件只能用来衡量我们的生活水准，和幸福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当商人们拥有了丰厚的物质条件时，幸福是否就会随着豪宅和名车一同到来？如果幸福和物质条件能成正比的话，那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一定是最幸福的人。可事实远非如此。世界上有很多富有的人，一生为财富所累，他们的生活中并无幸福可言。而另一些人，虽然物质条件很简陋，但一样可以怡然自得地生活，可以在最简陋的条件下找到人生的幸福。

我们又常常将幸福建立在一个未知数上，建立在我们不曾实现的人生目的。幸福在哪里？我们盲目地追逐着。当我们没有成家的时候，会觉得成家是幸福的基础；当我们没有孩子的时候，又会觉得孩子是幸福的源泉；当我们没有地位的时候，会将显赫的社会地位当作幸福的保障；当我们工作繁忙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能够闲一点会很幸福；可有的人过得太清闲了，看到别人生活得很有目标，又会觉得忙忙碌碌才过得充实。

我们所理解的这些幸福，只是相对自身现有的生活状态而言，同样不具有幸福的本质。所以，当它们真正实现的时候，能给我们带来的，也仅仅是由于暂时满足而产生的相似的幸福。但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我们的满足是很短暂的，新的欲望很快会产生。我们总是习惯性地享受眼前所拥有的一切，只有失去之后才会认识到它们的价值。假如有一天什么都有了，好像人生也因此失去了奋斗的目标。

现在的人，物质条件远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都优越，但很多人并没有因此而满足，并没有因此而产生幸福的感觉。相反地，因为心灵空虚而去寻找刺激，因为生活无聊而去吸毒，因为对人生的厌倦而去酗酒闹事，并由此造成了诸多社会问题。

心，才是苦乐根源

当我们了解到这些之后，便会发现，所谓的人生幸福，并不仅仅是外在的东西，更不仅仅是改善物质条件就能抵达。幸福的产生和建立，离不开最基本的物质条件，但更重要的是健康的心态和对幸福的正确认识。物质只能造就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还需要有相应的心情去享受，所以，良好的心情是幸福产生的基础。

我们要追求幸福，还需要找到不幸产生的根源，只有在生活中消除一切与幸福相违背的因素，才能获得幸福。我们常常觉得人类的不幸和烦恼是来自客观环境：物质条件的匮乏，他人对我的伤害……我们总在哀叹世界的不公平，人生的不如意。可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所产生的结果也大相径庭。所以，真正对我们构成伤害的并不是客观的环境，而是我们的心，是我们对客观环境的主观认识。

我们有一颗什么样的心，对境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反映。因为我们有嗔恨心，所以听到别人的辱骂就会烦恼、会愤怒，会感到深深的伤害。而一个修行人，则会将生活中的挫折当做修行的助缘。佛经记载，佛陀在因地为忍辱仙人时，被歌利王割截肢解身体，但不起丝毫嗔心，最终证得佛果。

从个体生命来说，贪欲是烦恼的根本，而从整个人类社会的角度来看，贪欲又是一切人为灾难产生的基础。贪著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在今天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人们为了赚钱可以不择手段，除了对大自然的破坏，也引发自身的贪心、嗔心等种种不善心行，并不断地将之培养壮大。最后，事业虽然成就了，内心却变得不堪入目。

我们的贪著，正是在不断生起贪心的过程逐渐壮大的。并在最终，使我们自己成为贪心的受害者。贪著之心带来的危害，与贪著程度是成正比的。在金融风波中，很多人都会受到伤害，但程度却各不相同：有些人自寻短见了，有些人精神失常了，也有些人失落一阵就痊愈了。贪著越深，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伤害就越大。

因为我们有贪心，即使拥有了很多财富，还在为占有更多而烦恼，永远没有满足之时。反之，少欲知足的人，即使过着最简单的生活，也能在简朴的物质条件中发现人生乐趣。正如孔子所赞叹的颜回那样：“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皆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由此可见，幸福人生的关键在于我们有什么样的心态，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观念来生活。如果没有健康的心态，没有正确的人生观念，想把这几十年过得幸福真是不太容易。

现代人心理问题很多，这些心理问题怎样才能解决？有些人求助于心理医生，但心理医生的治疗只能起到一种疏导和缓解的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不能灭除问题产生的根源，那么，今天这个问题得到了疏导，得到了暂时的解决，明天又会继续制造新的问题，心理问题并不能得到彻底解决。人类心理疾病的根源是什么？是无始以来伴随着我们生命的无明，和由此产生的种种不健康因素：如贪心、嗔恨心、愚痴、我慢等等。所以我们要从佛法入手，通过勤修戒定慧，来熄灭贪嗔痴，从根本上铲除一切心理疾病的根源。

学佛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有许多人，学佛仅仅是为了保平安、保发财、保健康，带着这种目的来学佛的人为数不少。还有的摆上几个水果就开始跟佛谈一大堆的条件，做交易似的。

我们可以看到，生活中有那么一些人，平时也念佛，也诵经，寺院里有活动也愿意参加，似乎也是在学佛，可是他的人生、他的品行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这是没有将学佛和自己的人生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学佛和做人严重脱节。这样的情况，目前来说还是比较普遍的。

也许有的人会问：学佛有什么好处吗？可以给我们变出一台电视机来吗？可以给我们变出一幢房子来吗？物质条件的改善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良好的心态，即便拥有再多，也不可能解决人生的痛苦和烦恼。

而学佛的意义正在于此：佛法可以给我们提供正确的人生观念，依法修行能使我们培养健康的心态。所以说，佛法是心灵的智慧，是究竟解决人生痛苦的方法。

来源：雅虎佛学

郭坤学

乔布斯未完成的禅修之旅

随着乔布斯(Steve Jobs)的猝然离世，人们把对苹果产品的兴趣转移到了苹果王国的缔造者身上。现在我们都知道乔布斯是一个弃儿，他的身上有一半来自生父的阿拉伯血统，他还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除了身世以外，乔布斯的信仰往往成为人们的谈资，他早年辍学、吸毒，后来去印度完成了精神之旅后又重归硅谷；1991年，他和劳伦·鲍威尔(Laurene Powell)举行了禅宗式的婚礼，他的密友——日本和尚乙川弘文——主持了婚礼；他终其一生都酷爱穿着黑色、禅味十足的三宅一生高领西服……

除了这些轶事外，乔布斯的宗教信仰究竟对于他的苹果事业有何种影响？《连线》杂志特约撰稿人史蒂夫·塞伯曼(Steve Silberman)在最新出版的沃尔特·伊萨克森(Walter Isaacson)撰写的《史蒂夫·乔布斯传》中找到了答案。

坐禅，升级头脑中母板的捷径

在塞伯曼看来，伊萨克森(目前担任CNN主席和CEO、《时代》杂志主编，也被奥巴马钦点担任旗下拥有“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等政府电台的广播理事会主席)不愧为美国新闻界的翘楚，他展现给读者的是，乔布斯对于佛教的兴趣绝不仅仅是闲时烧高香那么简单。作为在70年代寻找心理寄托的万千西方青年中的一个，乔布斯对于禅宗不是浅尝辄止，或者纯粹当作好奇和消遣，他是一个严肃、勤勉的修行者，会花很长时间在加利福尼亚塔萨杰拉温泉冥想。那是美国第一个禅宗寺院，位于加州卡密尔的深山之中。为什么一个原本一门心思都放在钻研新母板的人，会愿意面壁几个星期？只能说坐禅对于乔布斯来说，或许是他升级自己头脑中那块母板的捷径。

启发乔布斯对佛教产生兴趣的因素里，有一本名为《突破修道上的唯物论》(Cutting Through Spiritual Materialism)的书，作者是秋阳创巴仁波切(Chgyam Trungpa Rinpoche)。秋阳创巴仁波切自幼研习藏传佛教，少年时代就担任伏藏师；前往西方传教后，还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弟子包括摇滚巨星大卫·鲍伊(David Bowie)等。在经历了一场近乎致命的车祸——因为开车时看广告牌分心，而撞进了一家玩具店——继而放弃原本的教学方法后，他希望能摆脱纯粹的西藏喇嘛身份，把佛教传递给更多的人。

他放弃了原本的出家人打扮，重新留起头发，28岁时和一个比他年轻13岁的英国富家千金私奔，两人移民美国传教。时值嬉皮士文化运动甚嚣尘上，无数美国青年——包括乔布斯在内——正在“寻找真正的心灵归宿”。秋阳创巴仁波切用生动浅显的语言传递原本十分深奥的密宗，很快就成为许多美国反文化明星的导师，诗人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先锋电影导演斯坦·布拉哈格(Stan Brakhage)、作家肯·威尔伯(Ken Wilber)和歌手琼妮·米歇尔(Joni Mitchell)都是他的弟子。然而，酗酒和风流成性也常令他为人诟病。

塞伯曼认为，乔布斯之所以为秋阳创巴仁波切着迷，除了后者在文字上的直接和手术刀般剖析那些阻碍我们看到事物本质的谎言之外。还有他对那些反抗主流和权威的艺术家、诗人和音乐家的深深尊敬，并视他们为与现代人普遍经受的种种焦虑和精神疾病战斗的伙伴。读读他关于“达摩”的这段论述，可以将其看作是乔布斯关于苹果决不妥协的愿景的一个蓝图：

“我们作为艺术家应有的态度和完整性非常重要。我们需鼓励和滋长这样的信念：绝不向这个疯狂的世界让步。一寸寸，一步步，我们要努力以艺术唤醒全世界的人，而不是去讨好每一个人，抑或安于现状。对于你们的顾客或者受众而言，拔掉他们系统中的那根刺或许很痛。同样，艺术家的眼光也会让他们因感到压力而痛苦。然而，那是必须的，否则这个世界就会走下坡路，艺术家也会走下坡路。”

从“空性”中诞生的苹果产品

影响乔布斯的信仰的另一本重要著作是铃木俊隆(Shunryu Suzuki)禅师的《禅者的初心》(Zen Mind， Beginner’s Mind)。铃木俊隆是旧金山禅宗中心的奠基人，这本书由他的学生特鲁迪·狄克逊(Trudy Dixon)根据他平时的话语收集而成，是很受欢迎的禅宗修炼入门书。与当时流行的禅宗教学不同，铃木俊隆不强调所谓的开悟，而是强调在缓慢、持续的心灵修行过程中不应该有得失心，不要希望下一刻便能坐在蒲团上获得改变你人生的顿悟。他甚至公开表示，自己都还没有开悟，对于一位知名的禅宗师傅来说，这是很大胆的表述。他强调，坐禅并不是为了成佛，“人本身便是完美的，只是还可以再有小小进步而已”。乔布斯为最初的Mac团队写下的著名的座右铭“旅途本身就是回报”，很可能灵感就来自于《禅者的初心》。在铃木禅师看来，道路本身就是目标。

《禅者的初心》中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句话是：“在初学者的脑海中，存在许多可能性；而在一个熟手的脑海中，只有寥寥。”铃木并不希望入门后的学生每天都坐在蒲团上打坐，这打破了以往禅宗修习的做法。他希望弟子们能始终以第一次接触禅宗的爱好者那种敞开的好奇心来看待它。苹果产品也具有这种鼓励、激发初学者之初心的品质。

在《乔布斯传》里，还揭示了佛教徒所说的“正念”对于苹果的成功扮演了何等关键的角色。正念(Mindfulness)是佛教术语，五根之一，也是通往成佛的八正道之一，动词意为“记得”，引伸的名词形态为“记忆”，也有专注、觉察的意思。南传佛教上座部重要论著《清净道论》认为，正念是一种心理过程，通过不忘失的忆念，以保持思虑的稳定。因为念的稳定，使得修行者可以执持(upaganha)善的念头与行为，放弃恶的行为，形成一种精进、不放逸的力量。15世纪诗人一休宗纯被问到什么是禅时，回答说：“专注。”在被要求做进一步解释时，一休回答：“专注就是专注的意思。”

在禅修中，专注不仅意味着要注意自己坐禅时的气息，更意味着日常生活中每时每刻的一举一动中都要注意保持正念。不管是赶公交车还是做饭的时候，跟家人说话还是吃药的时候，甚至是谈情说爱时候。正是受益于正念，乔布斯才能将产品设计得如此出色，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是他在鼓励自己的顾客产生“正念”：暂时忘记手里的工具，任由想象力和创造力占据所有思绪。乔布斯觉得电脑其实只是“心灵的自行车”(bicycles for the mind)，伊萨克森写到，1981年时乔布斯曾尝试将Mac重新命名为“the Bicycle”，不过这一次，手下没有听取他的意见。

在乔布斯看来，重要的是达到你要去的目的地，工具本身变得不再重要，反之，Windows的机器却时时刻刻以各种各样的对话框和繁琐使用细节提醒你它们的存在。苹果的产品就应该让用户“直觉般”地早就知道该如何使用，具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品质，就像它们早就存在于天地之间，只不过是他乔布斯重新发掘出来，然后介绍给大家一样。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最出色的苹果产品就像是忽然之间由“空性”中而来的一样(空性，佛教术语，指世间万物都是由因缘和合而成，随着因缘的变化而生灭，因此任何事物都没有所谓的“绝对本质”)。在苹果产品身上看不到固有的“电脑”、“MP3”、“手机”、“平板电脑”等框框。一切来自于虚空之中，一切都是新的化身。

死亡与未完成的禅修之旅

《乔布斯传》中，唯一让塞伯曼觉得遗憾的一点，是伊萨克森对于乔布斯长达20年里亦师亦友的乙川弘文的描写太过小丑化了，感觉就是个说着无人能理解的“俳句”的无聊的人。在两人交往的过程中，乙川弘文常常鼓励年轻的乔布斯，传记中写到，前者曾对后者说：“经商的同时，也完全可以保持与自己精神层面的联系。”

不妨想象一下，倘若当初他给乔布斯的建议与之相反，对于数码世界会有怎样的恐怖影响。令塞伯曼难以理解的是，为何伊萨克森会在书中加入一段某位苹果软件工程师的话：“他觉得在婚礼上，乙川弘文喝醉了”，虽然又立刻又补上一句“其实他没有醉”——那位工程师说的话显然没必要写进书里。在那之后，伊萨克森对乙川弘文就不再感兴趣，甚至没有把他后来最重要的事情写进去，那对于乔布斯肯定有很深刻的影响。

2002年，乙川弘文在瑞士一个很浅但冰冷的湖里淹死了，是为了救他5岁的女儿，结果也没救起来。可以想象，长期的精神伙伴的去世对于乔布斯的打击，隔年他自己也被诊断出癌症。在塞伯曼看来，乔布斯从乙川那里学到的重要的一课就是“接受死亡”，死亡是人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以在他得知自己身患绝症后，才能十分淡定。他没有听取医生的意见切除肿瘤，而是采用自以为是的食疗方法，放任病情恶化。

对于乔布斯身上不够符合佛教教义的地方，伊萨克森也一一坦诚记录。佛教讲究的是对待世人哪怕是自己的敌人都要有基本的尊重和博爱，然而乔布斯身上的我执(佛教中指对一切有形和无形事物的执着，指人类太专注于自我而忽略他人的缺点；消除我执是佛教徒的一个修炼目标，认为没有我执就可以将潜在的智慧显现出来，成为有大智慧的人，即“佛”)令人难以忽视。众人回忆中的乔布斯，除了天才的创意外，还有暴君的一面：

他习惯出口伤人，对那些无法理解他完美追求的人，也不会有好脾气；为了激发下属超越自我极限，他不惜极尽羞辱之能事。塞伯曼认为，倘若乔布斯是一个更有修为的佛教徒，他或许会对麦金塔真正的父亲史蒂夫·沃兹尼克(Steve Wozniak)更公平些；应该能试着找到更平和也更尊重地激励他人的办法；肯定也能在制造完美产品的同时不必让第三世界的环境和工人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伊萨克森的传记中，我们看到，哪怕是在接近自己人生的尾声时，乔布斯在Mobile Me项目启动之初遭遇灾难性打击时，告诉手下人的话依旧是：“你们辜负了彼此之前的期望，为此你们应该互相仇恨才对”。可见，对于生命已经抵达终点的乔布斯而言，修习的道路其实远未到达终点。

来源：CCTIME飞象网

郭坤学

国人为何对传统文化失去自信？

中国环境报：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为什么现在失去了文化的自信？

楼宇烈：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以文化来立国的国家，是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国家，因此它才能包容我们56个民族。但是，为什么说现今失去了文化自信呢？

我想大概主要是在19世纪末开始，我们接触到西方文化以后，开始对中国的文化进行反思。当时有一种思潮，觉得中国没有宗教、没有哲学、没有科学、没有艺术，在这样一个认识下，怎么可能对自己的文化有信心呢？甚至我们还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清算，尤其是传统文化中的主体部分——儒家思想进行了清算，把儒家的主体文化礼教说成是吃人的礼教。

到了上世纪30年代，有学者提出来全盘西化的口号，认为传统文化都不如西方。当然，他提出这个口号的时候，也有很多学者是不赞同的。有10位教授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宣言，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主张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立场的力量依然微薄。

中国环境报：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认知产生了误区？

楼宇烈：这来自于一个问题，我们怎样认识文化？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文化看做是一个历史进展的过程，注重文化的历史性，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的文化是递进的。这样一来，后一个时期产生的文化，一定比前一个时期的文化先进。因此，总觉得西方工业文明产生的文化一定比农业文明的文化进步。而中国的文化，恰恰是农业文明时期为主产生的文化。到了近代，世界迈入工业文明时代，农业文明的落后性就凸现出来了。我们要赶上世界的潮流，要与世界同步，势必要批判传统的农业文明。

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那时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河殇》，讲中国文化是黄土地的文化，简称黄色文化，它的特点是保守、缺乏创造性、缺乏更新机制。相对应的是西方的文化、海洋文化，海洋是蓝色的，简称为蓝色文化，它的特点是开放、创新、不断地进步。电视剧的结论让我们抛弃黄色文化，拥抱蓝色文化，我想经过那个时期的人应该印象很深。可是，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我们还是应该主张自己的文化传统，在这个基础之上走向未来。

所以，文化不仅是时代性的，更是超越时代的，并不是说农耕文化只适于农业社会，应该看到文化的传承性。再一个，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类型和特色，而这种差异性，恰恰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如果文化都一样，那就无法彼此相互推动发展了。

中国环境报：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在哪里？

楼宇烈：上世纪80年代，世界性的文化就出现一个问题，即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地方文化的特色在消亡，尤其是那些口述的非物质文化。于是有人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口号：“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觉得这个口号非常重要。简单来说，中国的文化更注重于人的向内自觉性，而西方文化更注重向外部追求，他靠一个外部的力量来规范，这就很需要相互来补充。

举一个例子，在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一位军事专家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访问，会见了大使馆的武官。美国的军事专家问，你们学孙子兵法吗？回答说学过。美国人问，你们觉得孙子兵法怎么样？中国武官说，孙子兵法已经过了时，那是几千年前的东西，我们现在要学的是你们国家军事专家的理论。

美国军事专家说，你们错了。孙子兵法与西方军事学理论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孙子兵法所体现出来的现实主义中庸之道更有意义，比如“不战而胜”。

我前面提到我们国人对文化认知的误区，那么现在的人是不是有这样的自觉了呢？我觉得还没有。很大原因是在于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由于缺乏自信，又缺乏对它的尊重；由于缺乏尊重，又对它没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而这种没有认同感就让他对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这样一种意识也就越来越淡薄。因而，我们要树立起一种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这是不容易做的。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让我们的民众很好地了解文化传统，了解传统文化中的财富，而且能够对它有所鉴别。有了了解，才会真正地认同。有了认同，才会去尊重它，然后才会有一个自信。

中国环境报：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主体精神是什么？

楼宇烈：是人文。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其中还包含着更深层的意义，人只是天地万物中的一部分，部分不能离开整体，人应该不断向天地万物学习，顺从自然的发展，而不是让天地万物来顺从人的意愿。

西周打败了殷纣王以后，总结夏商为什么会灭亡，认为君主有道义的上天就保佑，君主荒淫暴虐，谁也不会保佑。大禹治水，为百姓带来福祉，舜顺从民意，把帝位传给他，后来建立了夏朝。夏的最后一位君主桀，是一位十分暴虐的人，商部落的领袖成汤带领百姓推翻了他，建立起了商王朝。商的最后一位君主纣，又是一位荒淫暴虐的人，周部落的文王、武王带领百姓起来推翻纣王的统治。纣王是一个十分信天命的人，《史记》里记载，武王的部队已经打到殷纣王的城墙下了，他居然还说：“我生不有命在天，周人其奈何我。”我不怕，我的命是祖先老天爷给的，周人能把我怎么样？结果武王的部队攻进来，纣王被流放，后来自杀了。西周就总结出来“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历史经验教训。

作为每个人来说一样，只有修好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用“以史为鉴”总结出来的。中国人还有一个说法是：以天为则，处处要效仿天，道家的思想最突出，“道法自然”。

儒家也有同样思想，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儒家说天人合一，就是人道和天道合一，人道要以天道为准则。圣人要向天学习，自然无为。不是控制改造自然，而是顺其自然。人要顺应、尊重自然，向自然学习。一方面强调人的主动性，一方面又不让人凌驾于天地万物之上。究竟是让人去适应天地，还是让天地适应人？无论是西方科学、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强调人不仅要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这是我们的口号。但是再这样改造下去，人自己就要被改造掉了。人应该怎么样去顺应，我想是要按照规律办事，推动自然的发展。

中国环境报：儒家文化和环境文化有没有联系？

楼宇烈：当然有。儒家认为，天是包括四时运行、万物生长在内的自然界，自然界是有生命的自然界，它是一个生命整体。儒家倡导“畏天命”，要求人们敬畏自然，对自然界不能随心所欲，对自身的行为要保持警觉。春天是万物发芽的时节，夏天万物生长，即春生夏长。而现时代的人偏要违背自然规律，不顾季节秩序恣意砍伐，随意捕捞，是对自然的破坏。

环境文化是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对自然的认识、对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认知状况和水平的群体性反映样态，是一个新文化，也是一种大文化。有人定义环境文化是一种新观念，涉及很多方面。但我以为，本质依然是以人为本，为了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和谐，以人的生存和生命质量为核心的文化。

儒家文化和环境文化的联系是内在核心的联系。儒家说，仁者要热爱大自然，亲近大自然，把融入大自然视为最大的快乐、人生追求的最高志趣。儒家倡导“知天命”，要求人们去认识、掌握自然的规律，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只有认识了天人关系，才能倾听自然界的呼声，从而达到“不逾矩”的境界。这难道和环境文化的本质不是一脉贯通的吗？

中国环境报：今天我们重提复兴儒家文化，对环境保护工作的促进意义在哪里？

楼宇烈：促进的意义在于教育和倡导，对现代人观念的转变。农业文明时期，人类的生态观是“天定胜人观”，人们以勤勉的态度对待自然，但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到了工业文明时期，人类的生态观是“人定胜天观”，认为自然是能征服的。表现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缺乏敬畏，要与天斗、与地斗。长此以往，“人是自然的主宰”的思想占据了我们的头脑。

现在，是时候反思时代的局限性了。今天重提儒家文化，既要区别天定胜人的观念，也要扭转人定胜天的误区。其实，中国哲学家早在多年前，就提出了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大约2300年前，孟子就说过，人类活动会对周围自然界造成影响。孟子日：“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

重提儒学，是在整个社会的精神层面再建一种基于儒家价值观的人文主义：孟子在提醒我们，文化是有继承性的，老祖宗的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既有精神层面的，也有环境层面的。

重提儒学，将会促使人们行动起来。最重要的是，这会催生看待自然界的方法论，有可能对治理雾霾、受污染的江河以及人们的拥有欲、创造欲和自身状态产生长期的积极影响。

后记：

采访到楼宇烈教授颇费一番功夫。这位曾经师从冯友兰的老先生尽管年事已高，依然是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平日里还要给学生讲课，还有各种演讲，马不停蹄地传播国学思想，非常忙碌。

除了在北大授课外，老先生还擅长以演讲的方式表达学术思想，他说：“我给自己提了个要求，在公众场合的演讲既要让没有任何知识准备的人能听得懂，又要让专业人士觉得有新意。”

和其他国学大师一样，楼宇烈教授著作等身，著有《中国的品格》、《佛教与中国文化》、《十三堂国学课》等经典著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者、实践者。

和楼宇烈先生对话，记者有一种“闲看庭前花开花落”的感觉，先生回答问题有条不紊，反应敏捷，分析和应答波澜不惊，从容淡定，也许这就是研究哲学、宗教、佛学的学者修为。

老先生除了日常授课外，还偏好昆曲、古琴、茶艺，这种外人看来风雅和小资的事情，却是先生眼中理解传统文化的途径。“以道统艺，由艺臻道”，这也是他的人文理想：借由艺术上通下达，实现对日常琐事的超越，并最终实现自我精神的提升。

采访中最难忘的是他穿着的衣服，一件白色的中式对襟上衣。谈及，先生用手掂起衣角，“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符号，我们不能丢掉这个载体。在一些场合，穿上它，能够唤醒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记忆。”

郭坤学

南怀瑾: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大度看世界。技在手，能在身，思在脑，从容过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