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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丹红

曾国藩：每天坚持三件事  十年成专家

如今社会上流行一个说法，坚持培训自己一万个小时，那么你将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例如以十年为期，三千六百多天，每天拿出三小时学习和培训，十年下来差不多一万个小时，那你就很牛了。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还是找个有说服力的人来验证一下。这个人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的尴尬：一肚子学问 却攒不出家训


　　话说曾国藩27岁中了进士，运气又好，留在北京城，当了京官。从湖南湘乡偏远的荷叶山冲里走到京师，谋得一份光彩的职业，人生至此，凤凰男已经成就，接下来无非就是慢慢把级别升上去，把小家庭建设得更幸福一点，此外无复他求。

　　然而，有出息的人都是对自己不满意的人，曾同学闲不住，他对自己还有些更高的要求。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中了进士的他，竟然对自己的学问很没有把握，乃至有点心里发虚。当然，这话曾同学没跟别人说，而是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阴历十二月二十日的一封家书里，透露了这种心迹。

　　曾同学此时想干件什么事呢？曾哥说，他想整理一套《曾氏家训》，要从中国的经、史、子、集里选择一些精华，经过总结提炼之后，作为老曾家的治家格言。然而，曾哥却很为难，在信中诉苦说：“割裂零碎，毫无线索。”读书几十年，居然攒不出一本家训。

　　无情的事实告诉曾国藩，别看你现在是国史馆协修官员，可你读的书，还很不全面，也没有系统化，还嫩得很，好好练去吧。

　　其实，曾国藩计划编家训，是一种想提升自己的自觉要求。他想从应试型人才转变为学问型人才，想把自己的知识储备系统化，可以说是进入了自主科研阶段。结果，他高估了自己，还发现了一个残忍的事实：他对文本根本不熟，知识未成系统，当然出不了成果。

　　所以，曾国藩总结说，想要“采择经史”，必须“经史烂熟胸中”，他还没到“烂熟胸中”的地步，于是认输，暂时放弃这个工程，“故暂且不作《曾氏家训》”。

点评
　　有点想法的人，在大学或者研究生毕业之后，还会对自己有知识升华的要求，这就是成为专家的起点。刚开始整的时候，会有挫败感，怎么办？办法只有一个：学习。当然不是从头学习，而是整理性的学习，提升式的学习。

　　看看曾哥接下来是怎么做的？


曾国藩的规划：日日不断地写日记、读书、做笔记


　　想要建立一个新的更成熟的知识系统，必须要对原来的知识有一个重新熟悉的过程，也是一个整理概括的过程。曾哥是怎么做的呢？他在给弟弟的信里面是这样规划的：“余自十月初一立志自新以来，虽懒惰如故，而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此三事未尝一日间断。”

　　原来，曾哥自编纂家训受挫以来，在1842年的农历十月初一下定决心，每天坚持学习和训练，要做的就是三件事：用楷书写日记；读十页史书；记笔记一则。在给弟弟的信里，他颇为得意地宣布：哥哥我坚持好久了，一天都没间断。其实，他从十月一日立志，到二十日写信，当时还只坚持了不到三个星期而已。

　　这三件事不简单，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学习训练过程。写日记，是记录自己的成长过程，而且用楷书书写，也是对技巧的一种训练，因为在当时，写字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技术。

　　记录成长就是做一本“成长备忘录”。曾国藩写日记，千万别看成是主观感情之抒发，他作为一个官员，主要是客观记录事务和行踪，比如，今日会见哪些客人，哪些在座，晚上读了哪本书，读了哪几页……这些都老老实实记着。曾哥已经不是“一棵青葱”了，不可能来记载他对青春的赞美，对人生的迷茫，他写日记是记录一个行政官员和学者的成长。当然，偶或也会有些个人感受。

　　这种纯事务性的日记有一个好处，就是给你的成长提供一个不走样的标本，标本不走样，人生才不会走样。从事一项科研工作，需要冷静的数据，那么，纯事务性的日记也是你成长和研究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项数据。例如一年以来，会过哪些客，谈过哪些话题，回过头来看这些日记，你对自己的交往圈子就一目了然了。

　　接着是温习文本，曾国藩给自己定了一个很实在的读书计划：每天读史书十页。量并不大，曾哥这样定计划，主要是为了保障每天能完成任务，一天十页，十年三十多万页，也很了不得了。同时，过去应付科举，必须快快地读，如今是提高式地读书，当然要慢读，一面读书一面所思，要读有所得。十页的量和发展空间对于曾国藩这种身份的人而言，是很合适的。

　　接下来是做笔记，每天写《茶余偶谈》一则，也就是茶余饭后的小故事，这不同于日记，而是和朋友闲谈产生的火花、灵感，说不定日后就是自己的思想成果和工作创业心得了。在与朋友的交集中寻求智慧，在广其闻中拓展智谋。

　　曾国藩对这三样工作的坚持年限是怎样设置的呢？他的目标是“誓终身不间断也”，做到每天坚持，“必须有日日不断之功，虽行船走路，俱须带在身边”。

点评
曾国藩在学习量的制定上，还是很务实的。重点不在于每日的量有多大，而是持续时间的长短。事业、学业不是在突击中完成，而是在坚持中完成。这样坚持下来，曾国藩的每日三大件效果如何呢？


曾国藩的成长：读书十年 始展拳脚


　　曾国藩在京师为官十年，也是读书十年，是十年的继续成长。而清王朝会不会给他一个成长的时空呢？当时的清朝，陷入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开始不太平了。写这封信的当年春天，英国的军舰开进了镇江，攻陷不少城池。

　　然而，这场危机还没有深入到颠覆清王朝的地步，也没有深入到让人有亡国灭种危机感的地步。曾国藩还是继续做稳他的京官，继续自学修炼。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的成长在和时代赛跑，他有意识地加速自己的成长，其实也是无意中要赶在时代巨变前做好知识和才能的储备。

　　曾国藩的成才危机感果然是对的，他在京城当官十年、读书十年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即将爆发。曾国藩已经准备好了，长期的阅读让他对“经史烂熟于胸”，长期的工作培养了他组织方面的才干，于是下乡办团练，以至于后来的洋务运动，他都可以施展手脚。尽管曾国藩的立场在现在看起来有相当大的局限，但你不得不承认，他已经做好准备。

　　曾国藩可能没有想到，1842年的那次编撰家训受挫而激发的励志，居然为他十年后应对时代的巨变，选择人生事业的另一种状态，做好了铺垫。

　　制定一个计划，哪怕每天一丁点，持之以恒下去，真的妙不可言。

　　无论是曾国藩说的“三件事”，还是如今提倡的“三小时”，都在告诉我们要每日坚持学习和自我培训。

点评
曾国藩在家信的结尾又给自己及弟弟们树立三大要求：“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可以超越现状，具备前瞻性；有识，则可以认识到自己的缺乏，从而补课；有恒，则可以用时间的积累换取成果。碰巧的是，现在也流行“每天三个小时，十年一万个小时，成就一个专家”的说法。从曾国藩在京城低头读书，到后来走上时代前沿，基本上是十年。这难道是偶然吗？

蒋丹红

楼宇烈先生谈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经典与方法

楼宇烈先生，浙江人，1934年12月10日生于杭州。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85年 9月起）； 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1985年12月起）； 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 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1989年12月起）等。

一、智慧的艺术

学习人文学科可以从佛教的思维方式中得到极大的启示，其一便是一种智慧的艺术。

佛教既是一种很丰富、很深刻的理论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指导人生的实践学说。现代研究最大的毛病便是将一切知识都对象化，而非内在化，现在应加强对佛教实践指导作用的研究。一般人应该“得意忘言”，从中国佛教历史上讲，从翻译佛经开始便遇到了这个问题，如何翻译佛经，佛教中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大概是西晋的道安（当时玄学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之后的道生、僧肇等也贯彻了这个思想，到了后来的禅宗更加强调，只有“得意忘言”才能把握佛教根本的实践精神。

我们要明白佛教中重要的两点：第一是它经常用比喻的手法，“佛家善比，多有理趣”，我们一定要明白“比”，读佛典也要这样去读，明白它是一种比喻，通过比喻明白它内含的道理，不停留在语言文字上。第二，佛教是“假名施设、对机而发，随立随扫”，立起来的名相概念都是有针对性的，为了破除人们思想中的执着、迷茫、颠倒，破除之后也不要再执着所用的名相概念，再执着便陷入另一个圈套了。研究佛教是这样，研究其他人文学科也如此，它面对的不是机械式、静态的东西，都是一种历史、动态的东西。

研究人文学科要有辩证的头脑，而佛教是最有辩证思维的，它没有把任何一个概念绝对化，认为一切名相概念都只是相对的，所以佛教讲“中道”。“中道”就是不落两边，既不落于左，也不落于右，既不落于有，也不落于空，落于任何一边就是把这一边绝对化了。“不二”就是沟通两边，离此无彼，离彼无此，此即彼，彼即此。佛教的智慧从某种程度上就体现在“不二”，僧肇在《注维摩诘经》序言中说“语终极则不二为门”，不二是佛法的终极之门，是最核心的。“中道”让人们防止片面、绝对化，“不二”又让人们汇通对立的两边。只要把握“中道不二”的思想，就能圆通很多佛教的思想。若不能把握这种思维方式，就会纠缠于各种矛盾对立中不得解脱。

一般的思维方式总是被局限，所以禅宗针对“上乘根器”而说，它里面辩证的东西太多了。辩证的东西一多，掌握好度就不容易，掌握不好，“辩证法”就成了“变戏法”，就是所谓的“跨越一步，真理便成了谬误”。这个分寸，中国人就叫“中庸”，不要过，也不要不及，要恰到好处。这就是人文学科思维的艺术。

过去常说“辩证法活的灵魂是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确实如此，世间没有绝对的好坏，此处好的，换个环境可能就变成了坏的，所以“神奇化腐朽，腐朽化神奇”。人要学会这样智慧的艺术是很艰难的事情。我们要学得不是知识，而是这种智慧的艺术。

二、多读原典

做学问先要打好基础，最好从原典入手。经常有同学问楼先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该读什么书？楼先生的回答便是：多读原典，“三四五”，具体而言便是“三玄”、“四书”、“五经”：

三玄：《易经》《老子》《庄子》；
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
除去重叠的《易经》、《大学》、《中庸》，总共是九本书。它们是中国文化的根源性典籍，如果不了解这九本书，就很难了解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反过来，即使了解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但如果不能将它们统摄到这九本书里去，也把握不住中国文化的根本理论基础和核心价值。

又有人面对卷帙浩繁的佛教《大藏经》，不知从何学习佛典，楼先生给出了他的“佛典简目”——“九经、三论、一录”：
九经：《坛经》《圆觉经》《楞严经》《金刚经》（含《心经》）《维摩诘经》《涅槃经》《法华经》《华严经》《阿弥陀经》；
三论：《中论》《成唯识论》《大乘起信论》；
一录：《景德传灯录》。

“九经、三论、一录”主要是从中国佛教的角度给出的。

一录：《景德传灯录》为禅宗史料，禅宗讲“参公案”、“参话头”，有“一千七百则公案”，该数字就来源于《景德传灯录》，因此可借读此书了解禅宗的历史。

三论：《中论》、《成唯识论》、《大乘起信论》分别代表大乘佛教的前、中、后三个时期。《中论》代表前期的般若中观学；《成唯识论》代表中期的瑜伽行派，是唯识学的重要论典；《大乘起信论》有争议，从思想看，应该是在中观学与唯识学都发展起来后所形成的综合性的理论，有人将其归于如来藏系统，或真常唯心系的论著，是大乘佛教发展的新阶段，此说未必准确，但该书确实将中观和唯识的重要思想进行了汇通。大乘佛教思想发展过程中，有的注重本性清净的方面，也有的注重识染的方面，而《起信论》汇通了这两个系统的思想，且对中国佛教影响非常明显。唐代以来几大宗派都受到《起信论》思想的影响，其体系、理论都有《起信论》的烙印。

九经：《坛经》是中国佛教著作中唯一被称为“经”的作品，也是唐以后对中国佛教影响最大的禅宗的著作。

《圆觉经》、《楞严经》与《大乘起信论》属于同一系统，强调“真心”、“真觉”、“圆明真觉”，也被判为伪经，但它们对中国佛教影响巨大，研究中国佛教不能离开这两部经。

《金刚经》（包含《心经》），是般若空观、中观的基础，《金刚经》是般若类经典中极简明的，《心经》字数比它还少，要解答的问题却更广大；《心经》出现或许晚于《金刚经》，因为其中出现了“观自在菩萨”之名，早期的佛、菩萨都为统称，有名字菩萨的经典往往晚于无名字菩萨的经典。

沿《金刚经》下来，宣扬般若空的重要经典是《维摩诘经》，它显示了大乘佛教最核心的“不二”法门，有《不二法门品》，融汇了原始佛教分离世间和出世间、生死与涅槃、烦恼与菩提等，且提到了“心净即土净”；此外维摩诘是居士，得到佛陀弟子们的敬仰，说明佛教世俗化了。

大乘佛教从“空”到“有”，说到“妙有”，“佛性”便是妙有，《涅槃经》便是佛性的代表。

另外三部经是考虑中国佛教宗派所依据的经典而定的：天台的宗经《妙法莲华经》，华严的宗经《华严经》，净土的宗经《阿弥陀经》。

以上便是研究中国汉地佛教需要了解的经典。滋生的问题很多，以上仅是提出主线。若非专门研究佛教，可根据自己的兴趣挑选阅读。

对一般的佛教信众，应该更结合实践，可读《心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普贤行愿品》、《地藏菩萨本愿经》。学好《心经》，可以明白佛教最根本的“空”；《普门品》告诉人们要有慈悲的心，《行愿品》告诉人们要去实践，最后回向众生，《地藏菩萨本愿经》是讲地藏菩萨的大愿，也是普度众生。《心经》教人们“智慧”，另外三部经教人们“慈悲”，涵括了大乘佛教“悲智双运”的精神。

三、 “四通”才能八达

楼先生还向中国文化的学习者们提出了“四通”的要求：中西东、古近现、儒释道、文史哲。只有“四通”，才能“八达”。做到什么程度是一个问题，但是至少学者们要有这样的志向。

中西东：中国、西方、东方。为什么要提出东方呢？东方除了中国，还有其他国家，跟中国比较接近的文化，如日本韩国，虽然其文化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与中国文化仍有差异，从差异中能看到很多问题。另外，更重要的还有印度，印度文化中特别是佛教很有特色，它在印度以反对正统思想的异端姿态出现，其中又包含印度传统的哲学和思维，通过佛教体现出来的印度思想与中、西都相当不同。印度哲学应该被重视，纳入哲学教学之中，因为只有中、西是不全面的。简单的说，中、西哲学都是“肯定——否定——肯定”的思维方式，先承认现象世界的真实，再怀疑、检验它，最后来探求它是怎样的真实存在；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哲学则采用“否定——肯定——否定”的思维方式，先认为现象世界虚幻不实，但不否认它的存在，最后通过对现象世界的分析，认识现象世界的真实面貌相是虚幻的。这样正好与中西方哲学配合。所以必须打通中西东。

古近现：古代、近代、现代。具体如何划分古近现三阶段暂不论，最重要的是不能光把眼光集中在古代或现代，现代由古代发展而成，不了解古代，如何了解现代？同样，不了解现代，也难以弄清古代。研究古代的最终目的也是希望它成为现代人进一步开发智力的资源，而不是为了古代而古代。所以必须打通古近现。

儒释道：儒家、佛家、道家。历史上的学者都是贯通儒释道的，近代以后分工，各人有专门研究的领域，导致“一孔之见”，看不到相互之间的影响，有时长篇累牍，也不能讲清根本问题。比如研究宋明理学，如果对中国佛教宗派的根本思想没有了解，对理学的理解便不能深入。

文史哲：中国古代学者也是贯通文史哲的，没有专门的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只是各有偏重而已。文史哲相互影响，常说的“文以载道”便有哲学的意味，“以史为镜”的“镜”中也是哲理。比如小说、戏曲、笔记等文学作品中记载了人们当时的生活、思想、感情状况，了解这些后再去思索当时为什么会有某种哲学思想的提出，便更容易明白。

“四通”并不等于平均用力，必须先站稳一个脚跟，站稳脚跟再扩展，扩展之后还要收回，有放有收，能进能出。

四、学点艺术

楼先生常说“伦理、艺术、哲学、宗教四者殊途同归”，建议学生们要学点艺术，他本人便是昆曲爱好者。

艺术对社会的影响不亚于宗教。艺术一旦公开到社会，便有其价值导向。在艺术门类中，音乐对人的影响最快，《礼记·乐记》中也讲到乐“感人心之深”、“移风易俗之快”是其他艺术门类无法相比的。当时“郑声”代表了“靡靡之音”，所以要“放郑声”。音乐对人心的影响，我们都可以去体会，雄壮的乐曲唤起人们的斗志，悲哀的歌曲让人心伤。

教育部门在贯彻正确的欣赏品味、欣赏能力方面可以有所作为，而具体的艺术样式不需要任何方式的限制和引导。艺术家的责任就在于不断提升欣赏者的欣赏能力和欣赏趣味、品味，而不是去迎合一部分欣赏者的口味。欣赏能力的技术性强一点，而欣赏品味是和人品相关的。从一个人的文学、艺术品味可以大致判断他的精神状态，所以艺术素养是人的培养中重要的方面，它不次于道德修养。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礼”更偏重伦理、道德，而“乐”更偏重艺术，二者相辅相成。艺术素养会影响整个人生、价值取向，甚至于思维方式。

艺术不管怎么表现，它总是要构成看上去让人赏心悦目的整体，如音乐总要高低、缓急、疏密搭配，不能使单调的，才能给人美感，任何艺术也都是如此。中外艺术皆同理，只是突出的方面不同。明白了这个道理，也会发现做任何事都是一样，所以古代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不能孤立，要整体地摆平。懂得了这样的艺术道理，由此举一反三，体会到人生，体悟到做事，不能顾此失彼。如果能达到很和谐，便是生活的艺术。道不光是价值，还是方法。

做人的“礼”大家都应该学，变化心情、交流心情的艺术也应该学。艺术教育是所有教育中基础性、公共性的教育，在西方大学，即使是工科大学也有艺术系，它不是单纯地培养艺术家，而是给所有的学生艺术教育。西方的宗教在某种程度上便是艺术的宗教，通过绘画、音乐让人感受到上帝的神圣，而不是单纯的说教。

（本文根据课堂提问录音整理而成，后修改发表于《人文立本：楼宇烈教授访谈录》）



附：
楼先生闲谈昆曲
（2008年11月12日）


楼宇烈先生在昆曲课堂上

问：当年的“北京昆曲研习社”是一个怎样的组织？
答：完全是一个民间组织。过去大学中常有昆曲研习社、昆曲社之类的社团，北大原来有一个“谷音社”，一直到西南联大还有。当时在京津地区、上海、苏州、扬州地区，民间昆曲影响还在，大学中也有一些。解放后，文人雅集都渐渐没有了，到1956年《十五贯》演出后，昆曲又被提出来了，一批文人又积极起来，成立了“北京昆曲研习社”。有北京市市长王昆仑、文化部副部长某某行动起来，推举俞平伯先生为首。正好是一个过渡，俞平伯先生原本是北大文学研究所的，当时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成立，他就调到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后来成立了北京昆曲研习所。当时基本上北京的昆曲爱好者都聚集在一起。

问：当时有多少人？
答：刚开始的时候人还是很多，有好几十人。后来发展六十年代，就有二百多人。很快到1964年，政治形势开始变化，批判文化部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部”，因为传统戏曲都是讲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事，要求要有现代性，昆曲研习社也很难维持下去了。那时候也编排了一些现代戏，后来形势越来越糟，到1964年，俞平伯先生主动提出来停止活动。这一停就是15年，一直到1979年才重新恢复起来。

问：您当年是如何跟昆曲结缘的呢？
答：我比较爱好文学方面的东西，首先是从文本上欣赏。我在上海上中学时也听过一些昆曲演唱，梅兰芳的《游园惊梦》、《断桥》等，私心所好吧。大学毕业后有机会认识哲学系的一位老师，他知道我很喜欢昆曲，就告诉我北京有这样一个昆曲研习社，介绍我去了。

问：当时北大是否也有人教昆曲？
答：那时候还没有。文革以前，北大有些爱好者，主要是参加研习社的活动。研习社会举行一些活动。

问：是怎样的活动？
答：每周拍曲、唱曲，每个月有一次同期。同期就是昆曲爱好者聚在一起，有唱的，有听的，是昆曲爱好者的业余活动。一般是清唱，也经常会在同期上安排一两出整出的唱，连念白带唱，然后唱散曲。还有公期，公期规模更大，时间也更长，化妆在台上唱。各种活动还是很多的。

问：那时候是谁教表演呢？
答：有业余的老师，也有专业的老师。

问：参加活动的人那么多，他们能每个人都给予指导？
答：可以的。单独指导还是要找专门的时间，自己跟老师约好时间去学习。但那时候和现在不同，那时我的老师们很多，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家庭妇女，她们没有挣钱吃饭的压力，也有一些退休的老先生们。所以我说，不要小看那些家庭妇女，她们也能为社会做很大的恭喜，包括文化的传承，如教昆曲、教画画等。

问：昆曲的清唱追根溯源能到哪里呢？
答：昆曲最初就是清唱，是一种歌曲，所以叫“昆曲”。后来叫“昆剧”，其实最初都是叫昆曲。

问：是“昆曲”还是“昆腔”的名称更早呢？能否请您谈谈昆曲的腔？
答：当然是昆腔。明代有四大声腔，弋阳腔、海盐腔、余姚腔、昆山腔。我理解的就是运腔的问题，主要是怎样掌控气息；如果扩大一点，也包括整个的节奏等，但怎样运腔是重点。同样的音符、节奏，用的腔不一样，感觉也不一样。腔是很有特色的东西，属于在固有的音调上做的不一样的变化，“声腔”就是这个意义。
腔体现在运用上，我们也用“做腔”这个词，就是演员把特色突现出来。昆曲中有叠腔、擞腔等，如果把这些都去掉了，叠腔变成简单的“哆啦哆啦”、“咪发咪发”，唱得很平淡，不加入腔的运用，那就变成唱歌了。腔的概念确实比较泛，如“橄榄腔”，两头轻，中间重，像一颗橄榄，指的是声音的力度变化。这是很复杂的东西。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把腔淡化了，为什么那时候说唱“京歌”，不是唱“京剧”呢？就是因为腔淡化了。昆曲也有这个趋向，腔越来越淡化，就便成唱“昆歌”了。节奏没错，音符没错，但就是没有味。腔还包括吐字、气口，特别是吐字中的头、腹、尾的把握，如果这些都没有，就丝毫没有戏曲的特点了，或者说没有“中国歌”的特点了吧。
现在谈戏曲改革，我觉得应该把它最根本的特征保存下来，不能取消根本特征。吐字本来就不同，它用的古音，比如说当时的“中州音”，如果现在都变成北方的普通话，就完全不一样了。当然这里也不是一概而论，有的可以变，有的不好变。以前唱京剧现代戏，都变成普通话的发音，但有些字始终没有能完全改掉，如“我”，在京剧不能唱成“wǒ”，那就没法听，也没法唱了，得唱成“ŋuó”。

问：昆曲的字音与现在普通话字音有很多不同吗？
答：读音与现代普通话不同的字很多，它有上口字，有点切音的意思，还有尖、团的区分，字头、腹、尾的把握等，以前非常讲究。到我们这个时候已经不那么讲究了。

蒋丹红

杨绛：我是怎样读《论语》的

我很羡慕上过私塾的人，“四书五经”读得烂熟。我生在旧时代的末端，虽然小学、中学、大学的课程里都有国文课，国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数学、理科和英文。我自知欠读的经典太多了，只能在课余自己补读些。

“四书”我最喜欢《论语》，因为最有趣，读《论语》，读的是一句一句话，看见的却是一个一个人，书里的一个个弟子，都是活生生的，一个一个样儿，各不相同。

孔子最爱重颜渊，却偏宠子路。钱钟书曾问过我：“你觉得吗?孔子最喜欢子路。”我也有同感。子路很聪明，很有才能，在孔子的许多弟子里，他最真率，对孔子最忠诚，经常跟在夫子身边。孔子一声声称赞“贤哉回也”，可是和他讲话，他从不违拗(“不违如愚”)。他的行为，不但表明他对夫子的教诲全都领悟，而且深有修养。孔子不由得说，“回也非助我者也”，因为他没有反应。孔子只叹恨“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子路呢，夫子也常常不由自主地称赞，例如“由也兼人”

“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欤?”“子路无宿诺”等。

子路听到夫子的称赞就喜形于色，于是立即讨得一顿训斥。例如孔子说：“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从我者，其由欤?”“子路闻之喜”。孔子接下就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孔子曾称赞他假如穿了破棉袍儿，和穿狐皮袍的人站在一起，能没有自卑感，引用《诗 经·邶风》的“不忮不求，何用不藏”，子路终身诵之。孔子就说，这是做人的道理，有什么自以为美的。

又如孔子和颜回说心里话：“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 与尔有是夫!”子路就想挨上去讨夫子的称赞，卖弄说：“子行三年，则谁与?”夫子对子路最不客气，马上给几句训斥：“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孔子对其他弟子总很有礼，对子路却毫不客气地提着名儿训他：“由，诲汝知之乎?……”

子路对夫子毫无礼貌。孔子说：“必也正名乎?”他会说：“甚矣子之迂也。……”孔子不禁说：“野哉!由也。”接着训了他几句。

颜回最好学，子路却是最不好学，他会对夫子强辩饰非，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对这话都不答理了，只说他厌恶胡说的人。但是在适当的时候，夫子会对他讲切中要害的大道理，叫他好生听着：“居，我话汝。”(坐下，听我说。)夫子的话是专为他不好学、不好读书而说的。

一次，几个亲近的弟子陪侍夫子：闵子是一副刚直的样子，子路狠巴巴地护着夫子，好像要跟人拼命似的。冉有、子贡，和颜悦色。孔子心上喜欢，说了一句笑话：“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子如果知道子路果然是“不得其死”，

必定不忍说这话了。孔子爱音乐，子路却是音乐走调的。子路鼓瑟，孔子受不了了，叫苦说：“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孔子就护他说：“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以上只是我的见解。据《孔子家语》：子路鼓瑟，有北鄙杀伐之声，因为他气质刚勇而不足于中和。我认为刚勇的人，作乐可以中和；子由只是走调。)
子游、子夏，孔子也喜欢。“吾觉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指的可能就是以文学见长的子游、子夏。子游很认真要好，子夏很虚心自谦。夫子和子游爱开开玩笑，对子夏多鼓励。

子贡最自负。夫子和他谈话很有礼，但是很看透他。孔子明明说“君子不器”。子贡听夫子称赞旁人，就问“赐也如何?”孔子说：“汝器也”，不过不是一般的
“器”，是很珍贵的“器”，“瑚琏也”。子贡自负说：“我不欲人之加之我也，我亦欲无加之人。”夫子断然说：“赐也，非尔所能也。”孔子曾故意问他：“子
与回也孰愈?”子贡却知道分寸，说他怎敢和颜回比呢，回也问一知十，他问一知二。孔子老实说：“不如也”，还客气地陪上一句：“我与尔，勿如也。”子贡爱
批评别人的短处。孔子训他说：“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子贡会打算盘，有算计，能做买卖，总是赚钱的。孔子称他“善货殖，亿则屡中”。
孔子最不喜欢的弟子是宰予。宰予不懂装懂，大胆胡说。孔子听他说错了话，因为他已经说了，不再责怪。宰予言行不符，说得好听，并不力行。而且很懒，吃完饭就
睡午觉。孔子说他“朽木不可雕也”，又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说他是看到宰予言行不一而改变的。宰予嫌三年之
丧太长，认为该减短些。夫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父母死了没满三年，你吃得好，穿得好，心上安吗?宰予说“安”。孔子说：你心安，就不守三
年之丧吧。宰予出，夫子慨叹说：“予之不仁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宰予有口才，他和子贡一样，都会一套一套发议论，所以孔子推许他们两个擅长
“语言”。

《论语》里只有一个人从未向夫子问过一句话，他就是陈亢，字子禽，他只是背后打听孔子。他曾问子贡：孔子每到一个国，“必闻其政”，是他求的，还是人家请教他呀?又一次私下问孔子的儿子伯鱼，“子亦有异闻乎?”伯鱼很乖觉，说没有异闻，只叫他学《诗》学 《礼》。陈亢得意说，“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远其子也。”孔子只这么一个宝贝儿子，伯鱼在家里听到什么，不会告诉陈亢。孔子会远其子吗?君子易子而教，是该打该骂的小孩，伯鱼已不是小孩子了。也就是这个陈亢，对子贡说：你是太谦虚吧?“仲尼岂贤于子乎?”他以为孔子不如子贡。真有好些人说子贡贤于孔子。子贡虽然自负，却是有分寸的。他一再说：“仲尼不可毁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陈亢可说是最无聊的弟子了。

最傲的是子张。门弟子间唯他最难相处。子游说：“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于并为仁矣。”

我们看到孔门弟子一个人一个样儿，而孔子对待他们也各各不同，我们对孔子也增多几分认识。孔子诲人不倦，循循善诱，他从来没有一句教条，也全无道学气。他爱音乐，也喜欢唱歌，听人家唱得好，一定要请他再唱一遍，大概是要学唱吧!他如果哪天吊丧伤心哭了，就不唱歌了。孔子是一位可敬可爱的人，《论语》是一本有趣的书。

蒋丹红

敬业与乐业

文/梁启超

我这题目，是把《礼记》里头“敬业乐群”和《老子》里头“安其居，乐其业”那两句话，断章取义造出来的。我所说的是否与《礼记》《老子》原意相合，不必深求；但我确信“敬业乐业”四个字，是人类生活的不二法门。

本题主眼，自然是在“敬”字、“乐”字。但必先有业，才有可敬、可乐的主体，理至易明。所以在讲演正文以前，先要说说有业之必要。

孔子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又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孔子是一位教育大家，他心目中没有什么人不可教诲，独独对于这两种人便摇头叹气说道：“难！难！”可见人生一切毛病都有药可医，惟有无业游民，虽大圣人碰着他，也没有办法。

唐朝有一位名僧百丈禅师，他常常用两句格言教训弟子，说道：“一日不做事，一日不吃饭。”他每日除上堂说法之外，还要自己扫地、擦桌子、洗衣服，直到八十岁，日日如此。有一回，他的门生想替他服务，把他这天应做的工悄悄地都做了，这位言行相顾的老禅师，老实不客气，那一天便绝对地不肯吃饭。

我征引儒门、佛门这两段话，不外证明人人都要有正当职业，人人都要不断的劳作。倘若有人问我：“百行什么为先？万恶什么为首？”我便一点不迟疑答道：“百行业为先，万恶懒为首。”没有职业的懒人，简直是社会上的蛀米虫，简直是“掠夺别人勤劳结果”的盗贼。我们对于这种人，是要彻底讨伐，万不能容赦的。今日所讲，专为在职业及正在做职业上预备的人——学生——说法，告诉他们对于自己现有的职业应采何种态度。

第一要敬业。敬字为古圣贤教人做人最简易、直捷的法门，可惜被后来有些人说得太精微，倒变了不适实用了。惟有朱子解得最好，他说：“主一无适便是敬。”用现代的话讲，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一点不旁骛，便是敬。业有什么可敬呢？为什么该敬呢？人类一面为生活而劳动，一面也是为劳动而生活。人类既不是上帝特地制来充当消化面包的机器，自然该各人因自己的地位和才力，认定一件事去做。凡可以名为一件事的，其性质都是可敬。当大总统是一件事，拉黄包车也是一件事。事的名称，从俗人眼里看来，有高下；事的性质，从学理上解剖起来，并没有高下。只要当大总统的人，信得过我可以当大总统才去当，实实在在把总统当作一件正经事来做；拉黄包车的人，信得过我可以拉黄包车才去拉，实实在在把拉车当作一件正经事来做，便是人生合理的生活。这叫做职业的神圣。凡职业没有不是神圣的，所以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惟其如此，所以我们对于各种职业，没有什么分别拣择。总之，人生在世，是要天天劳作的。劳作便是功德，不劳作便是罪恶。至于我该做哪一种劳作呢？全看我的才能何如、境地何如。因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种劳作做到圆满，便是天地间第一等人。

怎样才能把一种劳作做到圆满呢？惟一的秘诀就是忠实，忠实从心理上发出来的便是敬。《庄子》记痀偻丈人承蜩的故事，说道：“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惟吾蜩翼之知。”凡做一件事，便把这件事看作我的生命，无论别的什么好处，到底不肯牺牲我现做的事来和他交换。我信得过我当木匠的做成一张好桌子，和你们当政治家的建设成一个共和国家同一价值；我信得过我当挑粪的把马桶收拾得干净，和你们当军人的打胜一支压境的敌军同一价值。大家同是替社会做事，你不必羡慕我，我不必羡慕你。怕的是我这件事做得不妥当，便对不起这一天里头所吃的饭。所以我做这事的时候，丝毫不肯分心到事外。曾文正说：“坐这山，望那山，一事无成。”我从前看见一位法国学者著的书，比较英法两国国民性质,他说：“到英国人公事房里头，只看见他们埋头执笔做他们的事；到法国人公事房里头，只看见他们衔着烟卷像在那里出神。英国人走路，眼注望，像用全副精神注在走路上；法国人走路，总是东张西望，像不把走路当一回事。”这些话比较得是否确切，姑且不论；但很可以为敬业两个字下注脚。若果如他所说，英国人便是敬，法国人便是不敬。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职业不敬，从学理方面说，便亵渎职业之神圣；从事实方面说，一定把事情做糟了，结果自己害自己。所以敬业主义，于人生最为必要，又于人生最为有利。庄子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孔子说：“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所说的敬业，不外这些道理。

第二要乐业。“做工好苦呀！”这种叹气的声音，无论何人都会常在口边流露出来。但我要问他：“做工苦，难道不做工就不苦吗？”今日大热天气，我在这里喊破喉咙来讲，诸君扯直耳朵来听，有些人看着我们好苦；反过来，倘若我们去赌钱去吃酒，还不是一样在淘神、费力？难道又不苦？须知苦乐全在主观的心，不在客观的事。人生从出胎的那一秒钟起到绝气的那一秒钟止，除了睡觉以外，总不能把四肢、五官都搁起不用。只要一用，不是淘神，便是费力，劳苦总是免不掉的。会打算盘的人，只有从劳苦中找出快乐来。我想天下第一等苦人，莫过于无业游民，终日闲游浪荡，不知把自己的身子和心子摆在哪里才好，他们的日子真难过。第二等苦人，便是厌恶自己本业的人，这件事分明不能不做，却满肚子里不愿意做。不愿意做逃得了吗？到底不能。结果还是皱着眉头，哭丧着脸去做。这不是专门自己替自己开玩笑吗？
我老实告诉你一句话：“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只要你肯继续做下去，趣味自然会发生。”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凡一件职业，总有许多层累、曲折，倘能身入其中，看它变化、进展的状态，最为亲切有味。第二，因为每一职业之成就，离不了奋斗；一步一步的奋斗前去，从刻苦中将快乐的分量加增。第三，职业性质，常常要和同业的人比较骈进，好像赛球一般，因竞胜而得快感。第四，专心做一职业时，把许多游思、妄想杜绝了，省却无限闲烦闷。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人生能从自己职业中领略出趣味，生活才有价值。孔子自述生平，说道：“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这种生活，真算得人类理想的生活了。

我生平最受用的有两句话：一是“责任心”，二是“趣味”。我自己常常力求这两句话之实现与调和，又常常把这两句话向我的朋友强聒不舍。今天所讲，敬业即是责任心，乐业即是趣味。我深信人类合理的生活应该如此，我望诸君和我一同受用！

郭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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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丹红

商才士魂的典范，人生成功的标杆
文/李录Louis Li
摘自：《穷查理宝典：查理·芒格的智慧箴言录》序
　　　　
1996年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并于1997年创立我的投资公司，自此开始了我的职业投资生涯。从那时到现在，绝大多数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在投资理念上基本上还是遵从一些“坏理论”。比如他们相信市场完全有效理论，因而相信股价的波动就等同真实的风险，判断你的表现最看重你业绩的波动性如何。而在我看来，投资股市最大的风险其实并不是价格的上下起伏，而是你的投资未来会不会出现永久性的亏损。单纯的股价下跌不仅不是风险，简直就是机会。不然哪里去找便宜的股票呢？然而我发现，表面上那些成名的基金经理接受巴菲特/芒格的理论，而且对他们表现出极大的尊重，但在实际操作上却根本是南辕北辙，因为他们的客户也是南辕北辙的。他们接受的还是一套“波动性就是风险”、“市场总是对的”这样的理论。
　　
一个偶然的契机，我遇到了查理·芒格先生。
　　
初识查理是我大学刚毕业在洛杉矶投行工作时，在一位朋友的家里第一次见到了查理。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对谈话者常常心不在焉，非常专注于自己的话题。但这位老先生说话言简意赅，话语中充满了让你回味无穷的智慧。
　　
直到我们认识的第七年，在2003年一个感恩节的聚会中，我们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我将我投资的所有公司，我研究过的公司以及引起我兴趣的公司一一介绍给查理，他则逐一点评。我也向他请教我遇到的烦恼。谈到最后，他告诉我，我所遇到的问题几乎就是华尔街的全部问题。整个华尔街的思维方式都有问题，虽然伯克希尔·哈撒韦已经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功，但在华尔街上却找不到任何一家真正模仿它的公司。如果我继续这样走下去的话，我的那些烦恼永远也不会消除。但我如果愿意放弃现在的路子，想走出与华尔街不同的道路，他愿意给我投资。这真让我受宠若惊。
　　
在查理的帮助下，我把（我创建的）公司进行了彻底的改组。在结构上完全改变成早期巴菲特的合伙人公司和芒格的合伙人公司（注：巴菲特和芒格早期各自有一个合伙人公司来管理他们自己的投资组合）那样的结构，同时也除去了典型对冲基金的所有弊端。愿意留下的投资者作出了长期投资的保证，而我们也不再吸收新的投资人。
　　
我于是进入到投资生涯的一个黄金时期。我无须再受华尔街那些投资者各式各样的限制。虽然数字依然上下波动，但最终结果却是大幅度的增长。新的基金从2004年第四季度至2009年底，除去营运成本外，每年的复合回报率超过36%。而自1998年1月原基金创建开始计算，每年的复合回报率则超过29%。12年间，回报增长超过20倍。
　　
巴菲特说他一生遇人无数，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查理这样的人。在同查理交往的这些年里，我有幸能近距离了解查理，也对这一点深信不疑。甚至在我所阅读过的古今中外人物传记中也没有发现类似的人。查理就是如此独特的人，他的独特性既表现在他的思想上，也表现在他的人格上。
　　
查理思考问题总是从逆向开始。如果要明白人生如何才能得到幸福，查理首先会研究人生如何才能变得痛苦；要研究企业如何做强做大，查理首先研究企业是如何衰败的；大部分人更关心如何在股市投资上成功，查理最关心的却是为什么在股市投资上大部分人都失败了。他的这种思考方法来源于下面这句农夫谚语中所蕴含的哲理：我只想知道将来我会死在什么地方，这样我就永远不去那儿了。
　　
查理持续不断地收集并研究关于各种各样的人物、各行各业的企业以及政府管制、学术研究等各领域中的著名失败案例，并把那些失败的原因排列成作出正确决策前的检查清单，这使他在人生、事业的决策上几乎从不犯重大错误。这点对巴菲特及伯克希尔50年业绩的重要性是再强调也不为过的。
　　
查理的头脑是原创性的，从来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束缚，也没有任何教条。他有儿童一样的好奇心，又有第一流科学家所具备的研究素质和科学研究方法，一生都有强烈的求知欲，几乎对所有的问题都感兴趣。任何一个问题在他看来都可以使用正确的方法通过自学完全掌握，并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他的思想辐射到事业、人生、知识的每个角落。在他看来，世间宇宙万物都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对这一整体研究的部分尝试，只有把这些知识结合起来，并贯穿在一个思想框架中，才能对正确的认知和决策起到帮助作用。所以他提倡要学习在所有学科中真正重要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所谓的“普世智慧”，以此为利器去研究商业投资领域的重要问题。
　　
查理这种思维方式是基于对知识的诚实。他认为，这个世界复杂多变，人类的认知永远存在着限制，所以你必须使用所有的工具，同时要注重收集各种新的可以证否的证据，并随时修正，即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但即使这样，一个人在一生中可以得到的真知灼见仍然非常有限，所以正确的决策必须局限在自己的“能力圈”以内。一种不能界定其边界的能力当然不能称为真正的能力。怎么才能界定自己的能力圈呢？查理说，如果我要拥有一种观点，如果我不能够比全世界最聪明、最有能力、最有资格反驳这个观点的人更能够证否自己，我就不配拥有这个观点。所以当查理真正地持有某个观点时，他的想法既原创、独特，又几乎从不犯错。
　　
一次，一位漂亮的女士坚持让查理用一个词来总结他的成功，查理说是“理性”。然而，他对理性有更苛刻的定义。正是这样的“理性”，让他具有敏锐独到的眼光和洞察力，即使对于完全陌生的领域，他也能一眼看穿事物的本质。巴菲特把查理的这个特点称作“两分钟效应”--他说查理比世界上任何人更能在最短时间之内把一个复杂商业的本质说清楚。
　　
人人都有盲点，再优秀的人也不例外。巴菲特说：“本杰明·格拉厄姆曾经教我只买便宜的股票，查理让我改变了这种想法。这是查理对我真正的影响。要让我从格拉厄姆的局限理论中走出来，需要一股强大的力量。查理的思想就是那股力量，他扩大了我的视野。”对此，我自己也有深切的体会。查理帮我指出了我思维上的盲点，如果不是他的帮助，我现在还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慢慢爬行。
　　
查理一辈子研究人类灾难性的错误，对由于人类心理倾向引起的灾难性错误尤其情有独钟。最具贡献的是他预测到，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和会计审计制度的漏洞将给人类带来灾难。早在1990年代末期，他和巴菲特先生已经提出了金融衍生产品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影响，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愈演愈烈，他们的警告也不断升级，甚至指出金融衍生产品是金融式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制止，将会给现代文明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2008年和2009年的金融海啸及全球经济大萧条不幸验证了查理的远见。
　　
与巴菲特相比，查理的兴趣更为广泛。比如他对科学和软科学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有强烈的兴趣和广泛的研究，通过融会贯通，形成了原创性的、独特的芒格思想体系。相对于任何来自象牙塔内的思想体系，芒格主义完全为解决实际问题而生。比如说，查理最早提出并系统研究人类心理倾向在投资和商业决策中的巨大影响。十几年后的今天，行为金融学已经成为经济学中最热门的研究领域，行为经济学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认可。而查理讲“人类误判心理学”中所展现出的理论框架，在未来也很可能得到人们更广泛的理解和应用。
　　
查理天生精力充沛。我认识查理是在1996年，那时他72岁。到今年查理86岁，已经过了十几年了。在这十几年里，查理的精力完全没有变化。他永远是精力旺盛，很早起身。早餐会议永远是七点半开始。同时由于某些晚宴应酬的缘故，他的睡眠时间可能要比常人少，但这些都不妨碍他旺盛的精力。而且他记忆力惊人。
　　
86岁的他记性比我这个年轻人还好。这些都是他天生的优势，但使他异常成功的特质却都是他后天努力获得的。查理一旦确定了做一件事情，他可以做一辈子。
　　
查理对我而言，不仅是我的合伙人、事业成功的典范，也是人生的楷模。我从他的身上不仅学到了价值投资的道理，也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他让我明白，一个人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时机固然重要，但人的内在品质更重要。
　　
查理喜欢与人早餐约会，时间通常是七点半。记得第一次与查理吃早餐时，我准时赶到，发现查理已经坐在那里把当天的报纸都看完了。虽然离七点半还差几分钟，但让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等我让我心里很不好受。第二次约会时，我大约提前了一刻钟到达，发现查理还是已经坐在那里看报纸了。到第三次约会，我提前半小时到达，结果查理还是在那里看报纸，仿佛他从未离开过那个座位，终年守候。直到第四次，我狠狠心提前一个钟头到达，六点半坐那里等候，到六点四十五的时候，查理悠悠地走进来了，手里拿着一摞报纸，头也不抬地坐下，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以后我逐渐了解到，查理与人约会一定早到。到了以后也不浪费时间，会拿出准备好的报纸翻阅。
　　
在跟查理的交往中，另有一件事对我影响很大。有一年查理和我共同参加了一个外地的聚会。活动结束后，我要赶回纽约，没想到却在机场的候机厅遇见查理。他庞大的身体在过安检检测器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导致检测器不断鸣叫示警。而查理就一次又一次地折返接受安检，如此折腾半天，好不容易过了安检，他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可查理不着急，他抽出随身携带的书坐下来阅读，静等下一班飞机。那天正好我的飞机也误点了，我就陪他一起等。
　　
我问他：“你有自己的私人飞机，伯克希尔也有专机，你为什么要到商用客机机场去经受这么多的麻烦呢？”
　　
查理说：“第一，我一个人坐专机太浪费油了。第二，我觉得坐商用飞机更安全。”但查理想说的真正理由是第三条，“我一辈子想要的就是融入生活（engage life），我不希望自己被孤立（isolated）。”
　　
查理最受不了的就是因为拥有了钱财而失去与世界的联系，把自己隔绝在一个单间，隔绝在占地一层的巨型办公室里，见面要层层通报，过五关斩六将，谁都不能轻易接触到。这样就与现实生活脱节了。
　　
“手里只要有一本书，我就不会觉得浪费时间。”查理任何时候都随身携带一本书，即使坐在经济舱的中间座位上，他只要拿着书，就安之若素。有一次他去西雅图参加一个董事会，依旧按惯例坐经济舱，他身边坐着一位中国小女孩，飞行途中一直在做微积分的功课。他对这个中国小女孩印象深刻，因为他很难想象同龄的美国女孩能有这样的定力，在飞机的嘈杂声中专心学习。如果他乘坐私人飞机，他就永远不会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些普通人的故事。
　　
查理虽然严于律己，却非常宽厚地对待他真正关心和爱的人，他不吝金钱，总希望他人能多受益。他一个人的旅行，无论公务私务都搭乘经济舱，但与太太和家人一起旅行时，他便会乘搭自己的私人飞机。他解释说：太太一辈子为我抚育这么多孩子，付出甚多，身体又不好，我一定要照顾好她。
　　
查理一生研究人类失败的原因，所以对人性的弱点有着深刻的理解。基于此，他认为人对自己要严格要求，一生不断提高修养，以克服人性本身的弱点。这种生活方式对查理而言是一种道德要求。在外人看来，查理可能像个苦行僧；但在查理看来，这个过程却是既理性又愉快的，能够让人过上成功、幸福的人生。
　　
查理就是这么独特。但是想想看，如果芒格和巴菲特不是如此独特的话，他们也不可能一起在50年间为伯克希尔创造出在人类投资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业绩。
　　
与查理交往的这些年，我常常会忘记他是一个美国人。他更接近于我理解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科举制度结束之后，在过去的上百年里，士大夫精神失去了具体的现实依托，变得无所适从，尤其到了今天商业高度发展的社会，具有士大夫情怀的中国读书人，对于自身的存在及其价值理想往往更加困惑。在一个传统尽失的商业社会，士大夫的精神是否仍然适用呢？晚明时期，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萌芽，当时的商人曾经提出过“商才士魂”以彰显其理想。今天，商业市场力量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导，我以为这种理想更有可能成为现实了。
　　
查理可以说是“商才士魂”的最好典范。首先，查理在商业领域极为成功。然而在与查理的深度接触中，我却发现查理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哲学家，一个学者。他阅读广泛，知识渊博，真正关注的是自身道德的修养与对社会的终极关怀。查理的价值系统由内而外，倡导通过自身的修行以达到圣人的境界，从而帮助他人。
　　
在取得事业与财富的巨大成功之后，查理还致力于慈善事业，造福天下人。他是一个完全凭借智慧取得成功的人，这对于中国的读书人来讲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例子。他用最干净的方法，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取得了这个商业社会中的巨大成功。在市场经济下的今天，满怀士大夫情怀的中国读书人是否也可以通过学习与自身修养的提升，来取得世俗社会的成功并实现自身的价值理想呢？
　　
查理非常欣赏孔子。我有时会想，若孔子重生在今天的美国，查理大概会是其最好的化身。若孔子返回到2000年后今天的商业中国，他倡导的大概会是：正心，修身，齐家，致富，助天下吧！

||李录，国内就读于南京大学，国外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美籍华裔投资家兼对冲基金经理，对冲基金Himalaya Partners的创办人。本文系作者为2010年5月出版的《穷查理宝典：查理·芒格的智慧箴言录》所作序言，有删节。

蒋丹红

“士魂商才”的启示
http://www.qstheory.cn/wp/2015-01/12/c_1113967567.htm
2015年01月12日 21:50:03
来源：求是网　　作者：包俊洪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道德失序、社会规范软化、价值观混乱等问题。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明治政府决定复活维护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和伦理观。被誉为日本资本主义创业者的涩泽荣一，通过立“士魂商才”说，成功地实现了儒家价值观的与时俱进和创造性转换，形成了有利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价值观。在今天，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仍然能够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

    一般地说，儒学价值观是重义轻利的，具体表现为重农贱商思想，这种思想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涩泽荣一则另辟蹊径，对《论语》进行再解释。涩泽荣一指出，富贵”是“人之所欲”，因而是“有价值的”， 就是圣贤也不反对。关键在于取得“富贵”的目的与手段是否合乎“道”。这个“道”就是指国家利益和社会公认的工商业道德。在他看来，个人和企业追逐利润，增值资本，如果对增强国家实力有益，并遵循工商业道德，就是光荣与“符合大义”的。以国家利益为媒介，把道德与经济，义与利，“士魂”与“商才”即武士精神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统一起来。涩泽荣一提出的“士魂商才”说，为谋取利益加上了道德的制约，有效地抑制了社会转型期拜金主义的泛滥。另外，在“士魂商才”说的感召下，日本一些武士出身的人积极投身于实业，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在任何社会内，核心价值观都是构成社会共同体的思想基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也是引领社会前进的精神旗帜。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那这个民族和国家就无法前进。在世界史上，“士魂商才”说可以说是价值观建设的成功范例。这也启示我们，一个国家进行核心价值观建设必须从传统优秀文化中汲取营养，这就要求必须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潮流，找准时代问题的症结，寻求传统价值观与新时代的接点，保留其精华、去除其糟粕，实现传统价值观的传承和升华。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

    我国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建设全体人民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命运。一个时代的价值选择，必然要受到现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的制约。我们发展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须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价值规范。立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最大现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要从市场经济要求的价值形态中充实、丰富和发展自身，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厚营养，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汲取前进的动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具现代性、更具活力、更具认同感；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应该具有这样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深深地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价值理想。市场经济建设以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社会与市场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必须的内在条件。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其弱点和消极影响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上来，容易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要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要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完善实践养成机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转化成具体的行为规范，使人们的行为有所依从，自觉抵制社会陋习，形成健康有序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规范。

蒋丹红

《论语》中的“士魂商才”

http://www.zgswcn.com/2014/0512/393344.shtml

书名：论语与算盘
作者：（日）涩泽荣一著
译者：范薇 孙晓艳 林卓颖
出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策划：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

古时菅原道真提倡“和魂汉才”，我觉得颇为有趣。与之相呼应，我则提倡“士魂商才”。

“和魂汉才”是说，日本人必须以日本特有的“大和魂”为根本；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起源早，孔子、孟子等圣人贤者辈出，在政治和文学等方面较日本略胜一筹，因此日本人必须学习汉土的文化学问，以培养自身才艺。

论及汉土的文物学问，相关书籍虽是汗牛充栋，但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却被视为核心。因为虽有《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等记录禹汤、文武、周公的书籍，但据传这些也都是孔子编纂的。因此，“汉学”可谓是“孔子之学”，是以孔子为中心的。对于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菅原道真也颇爱诵读，还亲手抄写了应神天皇时代由百济的王仁进献并在朝廷内传承的《论语》和《千字文》，将它们进献给伊势的大庙。这本手抄本至今存在，被世人称为《菅本论语》。

“士魂商才”也是同样意思。在人世间立足，毫无疑问需要有武士般的精神，但是若偏重于武士精神却缺乏商业才能，就将招致经济上的自我毁灭。因此对于“士魂”来说，“商才”是不可或缺的。要培养“士魂”，可列举的书籍数不胜数，但我认为，培养“士魂”的根本典籍还数《论语》。那么“商才”又要怎样培养呢？我认为，“商才”也是能从《论语》中充分学习到的。虽然与道德相关的书籍看似与“商才”毫无联系，但“商才”原本也是以道德为根基的。远离了道德的“商才”是不道德、欺瞒、浮夸和轻佻的，即所谓的“小聪明”或“小滑头”，绝不是真正的“商才”。既然“商才”不应远离道德，那就可以通过有关道德的著作《论语》来培养。虽然处世之道颇为艰难，但若能熟读《论语》，则必将大彻大悟。所以我一生信奉孔子的教诲，将《论语》作为处世的金科玉律，不离座右。

日本历史上也有许多贤人与豪杰，其中最擅长指挥战争，精通处世之道的，当属德川家康。正因其精于处世之道，才让众多英雄豪杰臣服，开拓了延续十五代的霸业，让世人高枕无忧两百多年，实在是伟大。他留下了许多名言，著名的《神君遗训》也非常好地告诉了我们处世之道。不过，我将此书与《论语》对照后，发现了许多一致之处，可见其大部分内容出自《论语》。例如《神君遗训》中的“人生如负重行远路”与《论语》中曾子所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相似。

又如，《神君遗训》中“责己勿责人”一语，出自《论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未及胜于过”与孔子“过犹不及”的教诲一致；“忍耐为无事长久之本，怒为敌”即“克己复礼”之意；“人当自知。如草叶之露，重则坠矣”指的是“安分守己”；“视不便为常态，则不会不满足；心生欲望，则回想穷困之时”，“知胜不知负，害将至其身”这类含义的话语在《论语》中也屡被提及。

由此可见，德川家康精通处世之道，开创了两百余年的伟业，多是自《论语》而来。

日本国民多以为汉学的教义肯定“禅让讨伐”，因此不符合日本的国体，此可谓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孔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可以表明他的意思。尧欣赏舜的贤德而让位于舜，因此歌颂此事的韶乐也达到了善与美的极致；西周武王虽有贤德，但究竟是起兵革命登上王位的，因此武乐也无法达到善的极致。显而易见，依孔子之意是不推崇革命的。评论人物必须结合其所处的时代，孔子是周代的人，因此不能过分露骨地批评周代，只能采用“尽美矣，未尽善也”这样委婉的表达。可惜他未见识到日本这样“万世一系”的国体。若孔子生在日本或游历到日本，见到这样的国体，不知会生出怎样感叹。可能他会表示出甚于闻《韶》后称“尽美矣，又尽善也”的尊敬和赞赏。

世人论孔子之学时，需仔细探索孔子的精神，若缺乏洞彻真意的犀利眼光，则将流于表面而只得皮相。

因此我认为，人在处世时想免入歧途，首先要熟读《论语》。伴随当今社会进步，欧美各国新兴学说纷至沓来，虽说新鲜，在我看来却不出旧事物的范畴，与我国已流传数千年的东西一样，只是表达方式变了而已。研究欧美各国日新月异的进步甚有必要，但同时请勿忘，东方文化传统中也有不可弃置的瑰宝。

作者说:《论语》与算盘，既相隔天涯又近在咫尺


如今道德最重要的依据，要数孔子的弟子们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一书了。虽说大抵人人都读此书，但《论语》和算盘放在一起，却让人觉得相去甚远，风马牛不相及。而我始终坚持的理论是，算盘源自《论语》，而《论语》又倚赖算盘让真正的财富运作起来。也就是说，两者甚远又甚近。

我70岁时曾收到过一本画册。画册有一幅画的是一本《论语》和一把算盘，另一副是丝质礼帽与朱色刀鞘。一天，学者三岛毅来我家，见到此画后兴致颇浓。他说：“我是读《论语》的，你是钻研算盘的。既然拿算盘的人能如此深入地品评《论语》，那我虽然读《论语》，也得好好研究算盘才行啊。我会同你一起努力使两者紧密结合。”之后，他就《论语》与算盘写了一篇杰出的文章，列举种种事例，论证道理、事实和利益三者必然是一致的。

我一贯认为，在某事物的发展中，如果人没有抱有极大欲望，非谋求收益不可，事物就绝不会向前发展。倘若国民只忙于空谈，追求虚荣，就绝对无法实现真理的发展。因此我希望，日本不应只有政界军界嚣张跋扈，实业界也该充实力量，也就是致力于物的增殖。若非如此，国家便无法富裕。富裕的根源是什么呢？是仁义道德与正道。如果没有这些，这种赋予将无法世代传承下去。因此我认为，将《论语》与算盘这两项相距甚远的事物统一起来，正是当今要务。

蒋丹红

“士魂商才”推动日本崛起
http://m.dayoo.com/94626/94640/201012/16/94640_14744893.htm
白益民、袁璐/文

无论美国的经济崛起多么的不可思议，与流星疾雨般突如其来的日本现代化相比，其发展似乎是步履缓慢和华而不实的。日本近代的两次崛起都仅用了不到三十年。无论在社会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这一现代化进程速度之快，成效之显着均可谓史无前例，它所创下的记录迄今无可匹敌。在这种高效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民族精神的巨大推动力，正如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教授格林菲尔德教授所说：“现代经济的持续增长特性并非是自我维持的，它需要民族主义的激励和支撑。”

在日本人看来，经济竞争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是实现民族目标的仅次于战争的最佳手段。敌人就是西方，民族精神是一种战斗精神，从本质上就是对抗西方。同时它又不是一概排斥西方模式的通常意义上的反西方精神。有必要把对西方的对抗和对西方“文明”的钦佩结合起来。在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充满民族主义思想的企业家多不胜数，选取其中代表人物足以说明经济领域真正的爱国者必须是民族的，必须是充满竞争意识的企业家。



涩泽荣一：开“士魂商才”之先河

在日本，涩泽荣一(1840—1931)的名声极大，从后人赞美他的头衔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些头衔有“日本实业之父”、 “日本产业经济的最高指导者”、“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等等。谈到日本明治时期的工业化，不可不提到涩泽荣一。他一生的业绩非凡，仅仅参与创办的企业，就多达五百余家。这些企业遍布银行、保险、矿山、铁路、机械、印刷、纺织、酿酒、化工等日本当时最重要的产业部门。

涩泽荣一出生在一个经商世家，他的父亲农商兼营，诗书俱通，用中国的传统观念来说，“耕读传家”和“商贾致富”占全了。涩泽荣一很早就开始学习儒学，兼以练习剑道和书法。少年时期的良好教育及武士精神的熏陶，使儒学的基本思想和武士道渗入了涩泽荣一的血脉。

幕府时期，涩泽荣一被派遣到欧洲学习游历。明治维新以后，新政府器重涩泽荣一在财政方面的卓越才能，任命他为大藏省租税官，兼任制度改革小组主任（类似于中国发改委主任），参与了新政府的货币制度改革、废藩置县、发行公债、殖产兴业等几乎所有重大政策的酝酿和制定。

明治7年，时任大藏少辅（财政部副部长）的涩泽荣一毅然弃官从商，当时日本官尊民卑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涩泽荣一却说：“若人才皆集中于官界，而平庸之辈散于民间的话，何能指望一国之健全、进步与发展？我的辞职就是为了使民间企业里大批涌现出品德方正、知行合一的工商业者……”此后，日本越来越多的人才致力于产业报国，各个行业的知名企业家层出不穷，后来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百年基业的企业也在那个时期不断创立。

在实业思想上，他把来自中国的儒家精神与日本武士精神合为一体，奠定了日本经营思想的基础。他不仅是日本人所公认的近代产业先驱，而且是近代日本工商业的精神领袖。涩泽荣一在《论语与算盘》中将“士魂商才”确定为日本商人的理想人格，涩泽荣一从工商业者应该具备的人格和品德的高度来认识经商之道即儒家的“内圣外王”，又打上了鲜明的日本“武士道”烙印，以充分唤起工商业者的高度职业使命感。时至今日，日本财团企业还保持着这种武士儒商的传统。

涩泽荣一以后的日本企业家无一例外地赞同已经完全现代化了的武士伦理——“士魂商才”，即要以知识分子的理想与精神去学习经商的才能。日本毛纺织业的先驱井上声在谈到他之所以创办企业的理由就是“让祖国与欧洲和美国并驾齐驱”。1908年，日本实业家铃木动三郎也承认在创办和努力经营企业过程，民族主义情感所起到的激励作用，他认为：“一旦我的事业得以开始，最终受易的将是国家和民族。”

按照涩泽荣一的观点，国民“富”而后国家能“富”，国家“富”而后能“强”，国家能“强”而后能“独立”和有“尊严”。因此，“商场”即“战场”，“企业家”即“将领”，“工人”即“士兵”，“经济战争”是全体国民的“对外战争”，要“内和而外战”，竞争与合作一直是日本财团企业之间的主旋律。

跟涩泽荣一同时代的日本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福泽谕吉，关于“商业是战争的最佳代替物”的观点被当时实业界称为“这个时代最响亮的声音”。1880年第一期《东海新经济评论》的社论就代表了日本人对“经济战争”的看法，也是对福泽谕吉“经济战争”理论的最好注脚。社论认为：“我们当今把外国人基本上看作是平等的人类，我们试图用经济与他们战斗——战争的手段是贸易。”如今，日本万元大钞上的头像正是福泽谕吉，足见此人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及他的理论对当代日本的影响。

濑岛龙三：脱下军装换西装

二战以后近一千万日本军人解甲归田，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进入企业，成为企业中的骨干力量。在旧日本军队中忠君爱国的思想并没有因为美国人的改造而消退，这群脱下军装换上西装的商人很快就把日本的产品卖到了当年枪炮也没够得着的地方。在战后军人出身的企业家中，濑岛龙三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和传奇人物，1932年在陆军士官学校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并获天皇御赐的银表。1938年12月，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陆军大学校毕业，天皇赏赐军刀。之后由于参与制定和执行了很多重大战役计划被称作“昭和三参谋”之一。

年轻时的岁月随着日本的战败成了过眼云烟，而濑岛龙三战后的经历简直就称得上“神奇”两字，单单看他在被苏联人关押在西伯利亚11年以后进了伊藤忠商事以后的经历就是一个奇迹。1958年1月濑岛进入伊藤忠商事时只是四等社员，这是高中毕业生的待遇。而两年后的1960年7月他晋升为航空机部部长，1961年10月任业务本部部长，1962年5月任取缔役（董事），1963年任常务董事，1968年任专务董事，1972年任副社长，1978年任董事长。

这种经历除了中小型家族公司之外是几乎绝对不可能的，尤其在日本这种企业风气基本上是论资排辈的情况下，但濑岛龙三却做到了。奥秘是他为一个中型商社，主要贩卖纤维制品的伊藤忠商事的转型弄来了第一桶金。并且成功地指挥伊藤忠商事脱胎换骨，转型成功。

综合商社是日本特有的一种企业形态，一直在成长最快的领域展开事业，在贸易方面支撑了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而多元化经营及通过贸易带动投资，让综合商社跨越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成为产业组织者和日本财团的最核心企业。上世纪90年代包括伊藤忠商事在内的综合商社一直占据着世界500强前10位的位置，后因业务重组和拆分及旗下公司的独立核算，排名迅速下降。

濑岛龙三把任大本营参谋本部作战科长和关东军参谋的经验用于伊藤忠商事的组织中，在综合商社引入了参谋组织。在综合商社中业务本部并不从事具体业务，而是像总参谋部一样制定战略计划和应对战略层面上的公司转型。濑岛龙三手下的直属员工都称以濑岛龙三为核心的管理层是“濑岛机关”，这个称呼带有典型的日本帝国陆军参谋本部组织的色彩。濑岛龙三准确预见1967年的中东战争将在6天内结束，并提前判断1973年将发生石油危机，从而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石油差价，他在自己任专务董事和副社长时负责伊藤忠商事内的参谋组织，收集并活用各种情报，并获得了“战无不胜的情报人员”的称号。

濑岛龙三一直站在财经界总参谋长的角度思索着国家的经济战略，1973年韩国政府邀请他为韩国经济发展献策。濑岛龙三向他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后辈朴正熙总统提供的对策是设立综合商社，因为韩国没有资源，必须靠出口才能发展经济。1975年，韩国一号综合商社——三星物产成立，之后三星、LG等财团又模仿伊藤忠商事的业务部门改组“秘书室”，使之成为企业的“总参谋部”。韩国财团对日本财团的学习和模仿最终在21世纪初，上演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一幕。

濑岛龙三在1981年退任伊藤忠顾问后，又出任了日本政府从事行政改革的“临时行政编查会”委员。到了中曾根内阁时代，濑岛成了中曾根的智囊，为政府提供参考意见，成了退休后的濑岛的重要工作。中曾根以后的各界内阁，也均重用濑岛。因为成功预测了海湾战争的爆发时间，又为濑岛龙三的经历增添了一份传奇色彩。

2007年9月4日，濑岛龙三走完了他95年的人生旅途生涯。战前为日本大本营参谋，战后则为伊藤忠商事从普通贸易公司发展成日本五大综合商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退休后依旧对日本政界经济界有着很大的影响，直接参与了日本主要改革的策划与推进。从一个职业军人，到从商，到成为影响日本政治的重要人物，在日本从军国主义向经济大国的转变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是日本转变的一个侧影。

军人出身的华为总裁任正非常讲：“在战场上，军人的使命是捍卫国家主权的尊严；在市场上，企业家的使命则是捍卫企业的市场地位。”军人出身的企业家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与理想主义色彩，这使他们的事业充满了激情和使命感，避免限于锱铢利害之中，企业经营更有长远性。企业领导人的坚强意志是企业得以生存的基础，懂组织、善激励是企业短期成功的保证，富于果敢和魄力的风险偏好是企业高速成长的关键，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主义情怀是企业基业长青的前提。



御手洗冨士夫：新时期的“和魂洋才”

“和魂洋才”是日本明治维新中的一个重要思想，由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顾名思义，“和魂”指大和民族的精神，而“洋才”便是指西洋的科技。“和魂洋才”的精神，鼓励日本国民学习西方文化，同时也要求国民保留日本传统文化。日本的经济团体和行业协会的起源是涩泽荣一创立的“择善会”和“东京商法会议所”，如今日本最重要的经济团体是由日本最大的1500家企业组成的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其会长被称作日本财界“总理”，对日本的经济、政治、外交等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2006年5月24日，佳能公司董事会主席御手洗冨士夫出任经团联会长，在佳能美国公司工作23年的御手洗冨士夫被称作日本最熟悉美国、最了解国际经营手法的一位企业家。而要成为经团联的会长，必须得代表整个日本企业界的利益，全盘西化的人物显然不可能担任这样的角色。御手洗冨士夫是“和魂洋才”式的人，外熟西洋的技巧而内心仍然秉承着传统的日本商业价值观念。

1997年，御手洗冨士夫晋升为CEO。他的上台标志着佳能正式进入转型期。上任之初，御手洗冨士夫借鉴美国控制成本现金流至上的经验，在许多制造领域大刀阔斧地削减成本。他果断地关闭了个人PC、液晶显示器和电子打字机等一系列亏损的业务部门，拍卖了相应的资产，把佳能十多个产品线缩减到打印机、复印机、照相机与光学仪器等四个，从而避免了近3亿美元的巨额亏损。

成为日本经团联会长后，御手洗富士夫依然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认为日本“失去的10年”已经过去，要积极面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他在上任之初便撰文指出：“日本还不能为眼前的业绩沾沾自喜，没有资源的日本要想保持繁荣，不仅要在经济和社会结构上，还要在包括国民意识在内的层次上进行更大的变革。因此，我才提出了‘革新日本’的口号，描绘了一个转守为攻的改革计划。”

他呼吁日本人应该确立“自立信念”，给强者创造机遇，使其能够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获得发展。同时，使失败者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并保护弱者。这种效率与公平同时兼顾的方式正是美国经验和日本模式的结合，同时作为日本转型时期的企业家和工商业领袖也继承了松下信之助、盛田昭夫等老一辈日本企业家“以产业报国为己任”的进取精神。



有什么样的企业家，就有什么样的企业

1964年东京奥运会距日本二战投降仅仅28年，奥运会使索尼、松下一批日本典型的民族品牌为世界所熟知，从而开始了日本大批民族品牌以岛国为根据地走向世界的新的起点。从日本企业取名就可以看到日本民族的凝聚力，SONY是SUNNY的谐音，代表太阳军旗，1946年索尼成立，立志要在经济领域把日本的太阳旗插遍全世界，Panasonic（松下）最早在日本的英文叫National，品牌含义非常明确，就是民族牌，国家牌，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松下是他们的民族英雄。

还有NEC，它是Nippon Electronic Company的缩写，日本电器公司。尼桑NISSAN，它的意思是日本生产。尼康NIKON，日本光学的缩写。NHK，日本广播公司。还有立邦漆，它的英文名称Nippon Paint，就是日本漆。还有像三洋SANYO，立志在经济领域做出好的产品占领三大洋，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JVC，Japan Victory Company，日本胜利公司。

再如富士通FUJITSU，这是日本民族的标志。日立HITACHI，日本站立起来。CANON佳能，加农炮CANNON，去掉了一个N，就是立志要成为经济领域的加农炮。所以日本经济就是在这样一批令日本人骄傲的民族企业的带动下，以日本文化为凝聚力，团结一大批优秀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以本土市场为根据地，相互支持，相互鼓励，然后走向国际，以创新和高质量的产品，来树立日本产品高品质形象，在全世界群策群力，最终实现民族经济的腾飞。

在一个国家经济突飞猛进、冉冉上升的过程，也必然会有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在起着激励和支撑作用。这种精神其实就是民族主义，离开民族主义，我们根本无法解释日本经济梦幻般的崛起过程。因为在当代社会，只有民族主义，才能既可以为政府和精英人士努力提高民族威望和国家经济实力提供持续的精神激励，又可以唤起社会大众对经济问题、国家问题、民族问题的极大关注，激发人民对国家命运前途的担忧。只有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下，国家内部各个阶层的人士才能上下凝成一股绳，为一个伟大、振奋人心的目标而持续不断地努力，从而共同地将国家经济带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中去，实现经济强国的梦想。

在中国，曾几何时，高喊爱国本是令人激情澎湃，引以为豪，催人上进的口号。时下，高喊爱国却被形容成出于某些特殊目的或是青春期容易躁动而对社会愤怒不满。爱国行为成了某些伪自由主义文人攻击他人的大棒，词义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爱国者”变成了“爱国贼”。爱国是一种道义行为，如果爱国可以谋利，那贼可就多了。纵观日本崛起的历史，伊藤博文是“爱国贼”，涩泽荣一、福泽谕吉是，当代的濑岛龙三、松下信之助、盛田昭夫同样也是，最后发现日本尽是“爱国贼”，但却是“爱国贼”让日本走向富强。

蒋丹红

商才士魂的根基
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 ... 4/15404329449.shtml
文/ 毛晓秋

涩泽荣一(1840～1931)也许尚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知，在日本却是明治维新时期鼎鼎大名的实业界领袖。他曾经创立了第一国立银行和王子造纸厂，业务遍及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造纸、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领域，享有“日本近代化之父”和“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美誉。他之所以获如此高的美誉，不单是因为他在实业方面的突出成绩，更是因为他塑造了日本在走向资本主义过程中的商业道德。

　　他的商业价值观主要体现在《论语与算盘》一书中。这本书是后人根据涩泽荣一的多篇演讲编纂而成，首版于1928年。他在这本书里提出了“士魂商才”的概念，主张一个商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所谓商才本来也要以道德为根基，离开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瞒、浮华、轻佻的商才，决不是真正的商才。但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也就会招致自灭。因此，有士魂还须有商才，但只有《论语》才是培养士魂的根基。那么，一部《论语》是如何成为日本商才“士魂”的根基呢？在他的心目中，一共有两部论语：一部为实业救国的《论语》，另一部为义利合一的《论语》。

　　实业救国的《论语》

　　明治六年(1873年)，在众人不解的眼光中，涩泽荣一辞官“下海”了。“从此之后，我必须以锱铢必较的方式来处世，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抱一种什么态度呢？我想起了之前学过的《论语》。《论语》所讲的是修身待人的普通道理，是一种缺点最少的处世箴言，……遵循《论语》的箴言进行商业活动，能够生财致富。”

　　那么，从事商业活动的涩泽荣一为何对《论语》情有独钟呢？请注意他对“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的理解：“因为鄙视金钱，国家就不能自立”。这短短数言的背后，却埋藏着19世纪末整个日本民族最深刻的耻辱和最核心的思考。

　　涩泽荣一成长于风云激荡、“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1854年，美国海军舰队驶抵江户湾，逼迫德川幕府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开放港口、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日本长达近200年的闭关锁国政策被彻底打破。与西方重新接触后的日本立即感到，自己在世界舞台长时间的缺席已造成相当程度上的落后，经过一场全国性的倒幕尊皇运动，日本诞生了举世瞩目的“明治维新”，宗旨只有一个：“脱亚入欧”，通过“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迎来日本民族的强大振兴。

　　涩泽荣一曾经随幕府使团出访欧美，眼界大开，在思想和观念上逐渐倾慕于欧美的现代化，因此他选择了实业救国的道路。“我也感觉到了当时欧美各国之所以能获得那样的繁荣，完全是由于工商业的高度发展所致，而日本只维持现状，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同欧美并驾齐驱的时代呢？为了国家，我产生了谋求工商业发展的想法，从此开始我定下了成为实业界人物的决心。”幕府时代的日本，人人皆以从商为耻，崇尚武士道精神。涩泽荣一倡导读《论语》，首先是要重新阐释儒家经典，打破“小人喻于利”、“上下交征利，国危矣”的观念禁锢，号召国人投入到工商业和现代化的潮流中来。他举以下几句为例，“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说明孔子并不鄙视富贵，只要“以其道得之”，挣钱就没有什么卑贱的。

　　义利合一的《论语》

　　“明治维新”使日本踏上了现代化的起跑线，在短短二十五年时间内就赶上了西方发达国家，成为当时亚洲唯一的现代化强国。令涩泽荣一感叹的是，在的短短的三四十年，日本的物质文明也获得了惊人的发展，与外国相比，毫不逊色。但是在此过程中，日本商业的发展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弊害。世风日下，武士道或者仁义道德却扫地殆尽，到处是腐败污浊。在现实的实业界中，不断有所谓缺德董事的出现，他们把多数股东托付的资产看作是自己所有的一样，任意使用，谋取私利。

　　1914年，三井集团的员工因行贿嫌疑而被捕一事曝光，令涩泽荣一痛心不已，所谓“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在实业中如果无法杜绝这种不正当的行为，就无法指望国家的安全。”日本在现代化道路上急速奔驰产生的离心力逐渐凸显，“物质文明发展的结果，损害了精神的进步。”

　　面对工商业无序发展带来的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等弊端，涩泽荣一再次劝告人们捧起《论语》。比如商业竞争，其实并不需要什么与众不同的商业道德，只需要“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商业竞争就是要从这种人人皆可遵守的道德准则出发，信守双方之间的协定，善意而诚实地经营。又比如财团富豪的唯利是图：“今日多数称作实业家的人，几乎都抱着一种只要自己能挣钱，他人和社会都可置之度外的观念。……这点实在令人不解。其实富豪并不是只靠自己就能赚钱，而是从社会中赚到的。”富豪应当自觉地认识到受惠于社会，因而回报社会，对于福利救济或者公共事业，应当带头资助。涩泽荣一因此呼唤“士魂商才”的到来，用日本的武士精神作为商才的根基，用正义、廉直、侠义、忠诚、礼让等优良品质，扶正“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后人心的失衡。“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士魂商才的出现，也要通过熟读《论语》来充分培养。

　　应当说，《论语与算盘》是一面镜子，折射出近代以来日本在民族独立、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在精神和思想文化层面遭遇的种种问题，涩泽荣一认为对症的良方就是《论语》。《论语》凝聚了《诗》、《书》、《礼》、《乐》、《春秋》等古代汉学典籍的精华，其中“义利合一”的思想，有着中庸、和谐的价值，一方面可以打破时人皆以言利为耻的陈规旧俗，另一方面也能防止人心在利欲面前变成脱缰狂奔的野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