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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丹红

儒学文化在管理理论上的贡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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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管理是人类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没有管理就没有组织或社会的有序、和谐，就没有效益和成就，也不可能有人类创造性的劳动。管理也是生产力。一个社会与一个组织的有序和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因而，管理在人类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在中华灿烂的五千年文明史中，在诸子百家学说中，在儒学一贯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中，有着极为丰富的管理思想。它是中国古代政治、尤其是管理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儒学管理思想有着鲜明的人本主义色彩，它从尊重人出发，以人性善的假设为基础，以道德自律为核心，以阴阳互补为其方法论，以安民富民为其目标，建立起了系统的人性管理模式。儒学管理思想对中华古代文明的发展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儒学管理思想的精华，也必将在建立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中发挥它的文化主体性作用。

贡献之一：建立了以人为本的人性本善的管理模式

从儒学的观点看，“人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人是宇宙的中心，断言宇宙之中最宝贵的事物是人。因此，人在社会、国家中的有着重要的地位。孔子很早就把人从宗天神学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了不屈从于神的独立地位。因此，人成了儒学的研究对象，人的生存、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教育以及人的家庭和社会组织成了儒学一贯关心的课题。儒学明确断言，管理、治理的核心是人，管理的主体是人，管理的客体也是人。人是贯穿整个管理诸环节、诸要素的中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劳心者是人，劳力者亦是人。荀子认为：“尽伦尽制”（《荀子·解蔽》）、 通晓事物普遍规律的“圣人”是管理的主体，而从事某一具体职业的普通民众是管理的客体。人是社会的主体，也是组成一个组织的主体。社会离不开人，组织也离不开人。人与天地参，是宇宙构成的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儒学所建立的以人为本的管理理论，是对管理学的重要贡献。在管理学发展的历史上，从把人当作会说话的工具，把人当作被动的物来看待，到认识到人的价值和尊严，并进而重视人、尊重人，发挥人的能动性，确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新理念，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儒学以人为本的管理理论，重视对人性的探索。儒学管理理论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之上的。从弗·泰勒开始的现代管理理论，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人性假设的基础之上的。 西方管理理论中，对人性的探索， 提出了“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以及“复杂人”等假设。这些假设无不是为了认识人，适应或重塑人性，从而建立科学的管理模式。儒学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人性理论， 即“性善论”、“性恶论”、“善恶混论”、“性三品论”、“二重性论”等等，也不外乎是要探索出一种更适合人性、更有效益的管理模式。儒学为了经世致用，为了管理社会，不断地对人性进行探索，一直是儒家哲学的显著特点之一。

人性本善是儒学对人性的基本假设。孟子在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人性善的理论，并且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证。孟子认为人的善性来源于人先天具有的“善端”，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人具有善端，说明人具有为善的可能性。保持住善端，并且扩而充之，可能性的善就变成了现实的善。“恻隐之心”表现出来属于“仁”，“羞恶之心”表现出来属于“义”，“辞让之心”表现出来属于“礼”，“是非之心”表现出来属于“智”。（《孟子·告子上》）因此，在孟子看来，“善心”、“善德”乃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的本质规定，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本质。世上的恶人，是因为后天教育不善，学习不良，丧失了作为人的善德。基于孟子对人性的这样一种认识，他提出了“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的人性管理模式，即他的“仁政”治国学说。

孟子的性善论，对管理学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呢？

首先孟子认为，人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道德自觉，人的行为不是由于某种外力或强制力驱使的结果，而是由于人内心“良知”（《孟子·尽心上》）的召唤。“良知”是人从事一切有益社会活动的内在根据。因此，孟子反对用严刑峻法、用暴力的手段来对待被管理者，主张通过教育， 提高被管理者的道德自觉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第二、强调用“推恩”的方法来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所谓“推恩”就是把“仁爱”之心推广去爱他人，甚至去爱物类，即所谓“仁民爱物”（《孟子·尽心上》）。人与人相爱是人际和谐的前提，人际和谐是实现一个组织、一个企业管理有序化并实现其目标的重要条件；第三、强调自尊和尊重他人。孟子强调管理者要自尊、并尊重被管理者，才能受到被管理者的尊重和爱护。自尊是每一个人应具有的人格，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孟子大力提倡以“养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来塑造自己的人格及其尊严；

第四、强调“与民同乐”。孟子认为，管理者不要只顾及自己享乐而忘记被管理者的疾苦和基本需求，而要关心被管理者的疾苦和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做到“与民同乐”。与民同乐，人心就归顺你；不与民同乐，人心就背离你。（《孟子·梁惠王下》）这样组织的有序与平衡就会被打破；

第五、强调自强不息、刚毅进取。孟子认为，人有高尚的道德感和自信心，因此就有自我实现其最高人格的强烈愿望。 为了实现其最高的人格理想， 人们必须自强奋进， 坚韧不拨，甚至不惜“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孟子·告子下》） 杀身成仁来实现自己的人格理想；

第六、强调重视人的物质利益。孟子认为要“仁民”，在政治上要实行“仁政”，要“省刑罚，薄税敛”，要“制民之产”，使“民有恒产”，保障民众的基本生存需要。（《孟子·梁惠王上》）以上是从孟子关于人性本善的假设中得出来的结论，它说明孟子性善说在管理学上的价值和意义。

与孟子相反，荀子提出了人性本恶的理论。荀子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恶的，人的善德、善行是后天教育、学习和改造的结果。荀子说：“人之性恶，其为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荀子认为，性、情、欲是有区别的，“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正名》）还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荀子·礼论》）荀子的所谓“性”，指“本有”，即人的生理本能或生理欲望。“情”是“性”的内容。如“目欲綦色，耳欲綦声，鼻欲綦臭，心欲綦佚。”（《荀子·王霸》）再如：“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荀子·非相》）“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性情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后而生之者也。”（《荀子·性恶》）荀子把由于满足上述生理欲望和需求而可能产生的争夺，由争夺而产生的邪恶与暴力，叫做“性恶”。荀子从“人之性恶，其为善者伪”的基本假设出发，提出了“性伪合而治”（《荀子·礼论》）的人性管理模式，具体说来就是“隆礼重法”，通过“礼义”的教育，改造人性中的恶，导人为善，使人按照“礼义”的规定，各自按其自己的名分、等级行事，使社会归于有序与和谐；其次，要通过法律来惩罚那些通过教育而不为善，仍然违犯礼义之规定而走向犯罪的人。因此，“隆礼重法”是建立在“性恶善伪”这个人性假设基础之上的。由此可见，管理模式与人性假设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

在荀子他的“性恶论”中，把人的生理本能当作人性来研究，完全是合理的。人的生理欲望和需求本是人性的一部分。人首先是自然的存在物，当然人的本质则是他的社会性存在。荀子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缺陷是把人的正常的生理需求与邪恶混为一谈，但是，荀子把他的管理模式建立对人性分析的基础上，则是对管理学的一个重要贡献。首先，荀子看到了人的生理需求的合理性，满足人的“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息”；“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趋利避害等要求，具有重要的管理学意义。按照阿·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注三】，这是人的最基本的需求。人只有满足了这些基本需求之后，才能从事劳动，创造价值。第二、荀子肯定人是“能群”的社会存在物，这个社会存在物的根本标志是人具有“礼义”之德，可以通过“礼义”的教化，“法正”的治理，“刑罚”的禁处，把人的生理欲求和行为引导到适合於“礼义”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中去，从而达到对国家的治理。（《荀子·性恶》）荀子“礼”的内容包涵有政治法律制度、社会等级制度、道德规范以及行为准则等。通过“礼义”的教育，使人性升华，使之合于善，使之能自觉地遵守仁义、忠孝、慈惠等道德行为规范，实现自律的社会管理。所以，荀子的管理理论重在“自律”，而不是“他律”。这是荀子的性恶论与法家的性恶论在管理学上的根本区别。
孟子性善论的人性管理模式与荀子性恶论的人性管理模式，在其出发点上有所不同，孟子从人性善出发，通过教育使人为善；荀子从人性恶出发，通过礼义的教化，人亦可以为善。两者都把人性的理论作为建立其管理模式的基础。这是儒学文化对管理学作出的最有价值的贡献。

贡献之二：注重管理的道德性，把「道之以德」作为管理的主要手段

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调动人的积极性，现代管理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相当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诸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奥德弗的ＥＲＧ理论、麦克利兰的成就激励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论、斯金纳的行为强化理论、弗罗姆的期望理论、亚当斯的公平理论，等等。我国几十年来，使用了思想教育、精神鼓励、物质刺激等手段。如何激励人，调动人的积极性，使之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有效地、顺利地实现组织目标，始终是管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儒学所创立的独具中国特色的管理手段。儒家认定人为万物之灵，人是宇宙间最宝贵的存在物，被管理者人民大众又是社会国家之本，况且人的本性又是善的。所以，对人的管理就不能采取野蛮的、暴力的、强制的手段， 而应该是文明的， 按人性本身固有的本质来确定与之相适应的管理的手段。“道之以德”就是儒学最重要的管理手段， 用“德”来提高人的道德自律性，用“礼”来规范人的行为，然后辅之以强制或惩罚。因为“德”在儒学的管理理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儒家的“道之以德”的管理方法，强调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要认识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认识自己的本性，认识自身的价值以及如何实现自身的价值，克制自己的私欲， 去“立德”、“立功”， 去“博施济众”，去利民富民安民，使之成为“君子”或圣人，实现自己的人格理想或人生价值。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求是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但是，人不能仅仅满足于自己生存的需求，尤其要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追求。儒家运用“道之以德”的管理方法，来实现其管理目标，最根本的在于通过文化教育和道德的教化，使人性不断的升华，保持人格的完满，树立建功立业的价值观，作为人的社会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因此，儒家十分重视道德在管理中的作用。这是儒家管理思想的特色，也是他们对管理学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立德”和“私欲”是一对矛盾，修身立德的过程，实施德治、进行管理的过程，也是克制私欲的过程。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荀子说：“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先秦儒家没有说要“灭人欲”，只说“克己”、“寡欲”、“节欲”。人的欲求是人性的一部分，宋儒“灭人性”的主张是违背人性的，与孔、孟、荀的主张是相悖离的。儒家认为，人所追求衣帛食肉、不饥不寒、求富、求贵、求荣的欲望是合理的。但是，儒家也认识到，在管理过程中，如果放纵个人的欲望，让其无限膨胀，那么必然会破坏组织内部的平衡和有序，一切管理措施都难以实施，一个组织的目标也不可能达到。所以，必须通过修身立德来克制人的私欲。一方面管理者务必要修身立德，克制私欲，要“正身”。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子路》）所谓“正”，就是要求管理者勤奋廉洁、遵纪守法、严于律己、不谋私利。这样的管理者具有极强的人格感召力，在被管理者中极有威望，因此可以做到「不令而行」的效果。孟子也说：“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人心顺服，则管理的目标就容易达到；另一方面，被管理者也应该修身立德，克制私欲，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职责，在社会的有序管理中去争取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因为，社会的分工，必然存在着社会的组织管理，有“治人”者，有“治于人”者，这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在地位、角色和利益之间的矛盾，都统一在立德立功的过程之中，统一在“礼”的规定之中。

管理者运用“道德”的内控功能和自律功能，把人们各种各样的思想和行为，经过调节，导向于一共同的目标。所以，儒家道德伦理有着它重要的管理功能：

作为贯穿于儒学文化的“仁爱”思想，它在管理中的功能，一是实现企业宗旨的最有效的价值选择。产品上乘、良好的售后服务，生产者对消费者付出的爱，消费者也会以爱回报生产者，这样企业必将获得很好的效益；二是企业加强团结和增强凝聚力的基础。“忠恕”是“仁”的重要内容之一。《说文》：“尽心曰忠”，《广韵》：“忠，无私也。”杨?《荀子·礼论注》：“忠，诚也。”“忠”就是尽心、无私、诚实的意思。“忠”的管理意义是，不论管理者，还是员工，都要忠于事业、忠于职守、忠于企业理想、忠于职业道德，竭诚为消费者服务，尽力作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说文》：“恕，仁也。”贾谊《新书·道术》：“以己量人之谓恕。”孔子的忠恕之道集中表现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等名言之中。可见，“忠”和“恕”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恕”是以仁爱之心去推度别人之心，从而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和谅解别人不周或不妥之处。将心比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推己及人，这样就容易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化解人与之间的矛盾，人际关系就可以变得更加和谐，企业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就会由此而不断增强。

从现代管理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即管理科学阶段、管理哲学阶段和管理伦理学阶段来看，儒家道之以德，强调管理的道德性，很有它的价值。韩国高丽大学校长洪一植说：“道德性是优秀企业文化的绝对标准。立足于道德性树立企业文化，是成为世界第一流企业的首要条件。”【注七】正由于认识到管理发展的这个新趋势，澳大利亚学者雷吉·利特尔和沃伦·里德在他们所著的《儒家的复兴》一书中指出：儒学“将带领世界进入21世纪，即将成为21世纪的管理主流。”

贡献之三：建立起了一套培养、任用、考核管理人才的系统理论

儒学文化在管理人才的培养、识别、选拨、任用和考核等方面，建立起了一套完整而系统的理论。

孔子创办“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文化的局面，同时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使平民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孔子把教育看成是文化的传承和培养国家管理人才的重要手段。为了适应管理的需要，儒学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开初用“六艺”、后来发展到应用“六经”以至“十三经”教育学生。儒家提倡“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教育学生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公冶长》）提倡德才并进；要修身立德，要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学习要以“经世致用”为目的，重在实行，要有创新的精神，做到“日日新，又日日新。”儒家把管理的有序化建立在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庶、富、教”（《论语·子路》）理论，强调“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反对“不教而杀”（《论语·泰伯》）的野蛮管理行为。“尊师重教”、兴学办校、教学相长是儒学的优秀传统。这个优秀传统培养了大量的管理人才，成了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是十分复杂的社会存在物。要用好人，就要知人。认识人、识别人，是一种高超的智慧，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只有知人才能善任。儒家任人之道的根本指导原则是“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因此如何“知人”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德才二者中，首先是德行，其次是才能。从德行上看，有君子和小人之分。君子是德行 高尚的人，小人是德行卑劣的人。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 子怀德， 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君子怀惠”；“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等。（《论语·里仁》）孔子认为，险邪之人有五大特征：

一是“心逆而险”，心怀叛逆，居心险恶，屡屡以非为是；

二是“行僻而坚”，行为乖僻邪恶而又坚持不改；

三是“言伪而辩”，说话虚妄而又用美好的言词加以辩解；

四是“记丑而博”，察记丑事而大肆宣传，蛊惑人心；

五是“顺非而泽”，顺从别人的错误并加以美化，以笼络人心。

儒家认为，在举贤时，要不论贵贱，要不分亲疏，唯贤是求，有仇必举。在用人时，要因能授职，量才授官，扬长避短，用其所长，不要求全责备。任何人才都各有其长，各有其短。要按照其才华和才干，授其相应的职务。刘邵把人才分为十二类，即“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藏否、有伎俩、有智慧、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刘邵在分析了各类人才的特点和代表人物之后，着重指出：上述人才力必“各得其任。”（刘邵：《人物志》）董仲舒也强调：“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董仲舒：《贤良策对之二》）在儒学文化中，十分重视对人才的分类录用，认为只有用其所长，量才授官，才能做到人尽其才，达到管理的理想效果。不因其所长而用之，是对人才资源的最大浪费。

儒家认为，知人难，用人更难。在用人过程中，难在什么地方呢？汉代荀悦认为：“一曰不知；二曰不进；三曰不任；四曰不终；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过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八曰以奸讦伤忠正；九曰以邪说乱正度；十曰以谗嫉废贤能。是谓十难，十难不除，则贤臣不用；用臣不贤，则国非其国也。”（荀悦：《申鉴·政体第一》）得知用人之难，就应该想尽一切办法，排除用人之障碍和困难，发挥人的才干和创造力，从而获得管理的良好效益和更多物质财富。儒家还提出以实绩作为考核人才升迁的标准，“有功者升，有过者黜，无功无过，职其旧。”（李觏：《李觏集》）这是一个有效的人事管理标准。

儒学文化在管理的人才学方面内容十分丰富，作出了极为宝贵的贡献。从今天国际管理发展的新趋势，把人力资源的开发作为国家的重要国策和企业的首要战略来看，儒学文化的丰富的人才学理论对于当今管理的人才开发，必将是一份宝贵的管理学财富。

蒋丹红

儒学文化在管理理论上的贡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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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之四：提出了把「和为贵」作为社会生态平衡的指导原则

无论是管理主体，还是管理客体，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社会之间都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复合体，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多元的、复杂的， 存在着诸多矛盾，存在着认识上、利益上的诸多不一致，因而必然会产生不协调、纠纷甚至冲突。 由此，儒学文化十分强调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协作与和谐。"和为贵"（《论语·学而》）是儒家建立一个和合性社会生态的根本指导原则。儒家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和合体，天道和合，人道和合，人与自然的和合，人的生理与心理的和合。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和合共存是宇宙、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社会生态平衡的核心问题是人际和谐。仁爱之心，忠恕之道是人际和谐的伦理的基础。人皆有自尊心，自爱、自尊、自重，同时也爱他人，尊重他人，他人也就会尊重你。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只要互敬互爱，人际关系就能达到和谐。物质生活的基本满足，利益分配上的均平、公正，是人际和谐的经济基础。如果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富者花天酒地，贫者得不到暖饱，就必然会产生组织或社会内部的对抗，人际之间的和谐就会受到破坏。所以，人际和谐是实现管理目标的基本条件之一。
上下和谐，上级与下属之间的和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和谐是人际和谐的一个组成部分。上下级之间要建立起一种互爱互敬的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臣属的尽忠是对使之以礼的回报。"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孟子·离娄下》"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上下是否和谐的关键在于上属，在于管理者。其次，上属执行政策时，要刚柔适中，合于"度"。孔子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和"，不刚不柔也，刚柔适也。猛和宽都是两个极端，取其宽猛相济这个"中介"，即和合性，才是最佳的管理方法。上下和谐就能达到组织的和谐，这样一切管理措施就能顺利实行，达到预期的目的。"君臣亲，上下和，万民辑（和谐、和睦），故主有令则行之，上有禁则民不犯；君臣不亲，上下不和，万民不辑，故令则不行，禁则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管子·形势篇》）创造上下和合的社会生态平衡氛围，化解矛盾，消除对抗，从而有效地实现管理目标，这又是儒家对管理学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
组织与组织之间、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最重要的是要以诚为本，按互惠互利、义利合一的原则办事。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松下幸之助把儒家的"和为贵"思想学习、运用得最好。松下幸之助认为，赚钱是企业的使命，但是，赚钱的真谛，是为了促进社会的繁荣。他说：不能只考虑到自己赚钱，还"必须考虑对方的适当利润是否能确保"，还要"经常考虑供应商的合理利润"等，这就是松下幸之助的"共存共荣真理"。【注十】日本涩泽荣一也强调"义利合一"是工商活动的基本原则。【注十一】共荣共存、义利合一的原则就是和合的原则，也是保持社会生态平衡的重要原则。
儒学文化强调用"礼"来协调人的行为，平衡社会的各种关系，使之达到和谐的目的。用"礼"来规范社会各阶层人们的行为，约束人们的行为，使之不产生偏颇或越轨的行为，每个人都应该按自己的身份、地位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行事。而"礼"的重要作用，就是它能达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礼之用，和为贵"，所强调的是和高于一切。为什么要讲「和」呢？荀子认为："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荀子·王制》）和谐则团结，团结就是力量。所以，孟子也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和谐团结就能出效益，就有强大的竞争力。"和为贵"，贵就贵在有凝聚力，贵在有向心力，从而也就有竞争力。
儒家认为，为了实现社会生态的平衡，还应该具有「中道」的思想方法。任何极端都是错误的，看问题不能"过"，也不能"不及"；不能只看到的对立中的一极，而应该看到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更应该看到对立状态的中介状态。儒学认为，对立的两端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它们是互相包容和贯通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阴阳之间是和合的，是互为中介的。如果看问题只看到对立中的一极，就会产生偏颇或偏激的认识，以此为指导办事，就可能过产生过激的行为，破坏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之间的和谐、平衡，这是儒学一贯所反对的。儒学主张用阴阳和合，阴阳互补的中道方法看问题，处理问题，避免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偏颇性，这样就能和合共存，和合发展。所以，儒学强调"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和而万物得"（《礼记·郊特牲》），"内外和顺，国家治理，此之谓盛德。"（《礼记·昏义》）总而言之，看问题，处理问题要讲中道性，讲和合性，讲中介性，讲互补性，即辩证性，这才是达到人际和谐、社会和谐的唯一正确的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
儒家所倡导的运用"和为贵"、和合共存来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关系的方法，从而达到人际以及社会的生态平衡，实现其管理目标的思想也是对管理学的重要贡献。
贡献之五：确立了以民为本的富民、安民的管理目标
儒家始终把"惠民"、"富民"、"安人"作为其管理的目标，把善政、仁政、王道、大同社会作为其政治的理想，把企图营建一个祥和、协调、均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作为其努力的方向。在儒家的治理目标和政治理想中，始终贯穿着人本主义的精神，把民众的生存、欢乐与疾苦放在重要的地位。
孔子创立了儒学之后，用"人"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取代了"神"的地位，修正了国家管理的目标，进一步发展了西周以来的「敬德保民」的思想，不只要保民，还要惠民、富民、安民。孔子主张"德政"，反对"刑政"。刑政是残民、虐民之政。只有德治才是安民之政。孔子认为，只有在政治上实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政，才是安民之政。"德政"要求执政者或管理者要"爱民"，要"正"，要廉政，要以身作则，要克制自己的私欲，自觉遵守各种社会的、道德的规范，作民众的楷模，在执政者的带领和培育下，形成一种祥和有序的社会氛围，使民众有一个好的社会生存环境；其次，要"富民"，使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得到满足，其中要坚决取消"苛政"，减轻赋税，反对为富不仁者的贪婪，反对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要使社会财富的分配得以均平，要使民"富之"。第三、在孔子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中，不只重视文化教育、道德教育，还重视审美教育。孔子要求学生学习诗，从诗中除了学习到文化，接受道德教育之外，还可以受到美感的教育。孔子感叹地说： "关睢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孔子喜欢音乐，据《论语》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儒家已经认识到，人需要精神的寄托，需要有一个精神的家园。孔子认为，如果执政者或管理者，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创造了以上的条件，安民安人的目标就能实现。
孟子企图通过实施"仁政"来实现他的保民、仁民、养民的管理目标。孟子管理思想的最大特色就是更加贵民，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因而也就把管理的目标放在贵民上。孟子认为，要实现其管理目标，重要的是要"制民之产"，要使民有"恒产"，人民有了恒产，可以在"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 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样民众生存才能有保障。第二、在政治管理上，孟子强调要推行"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仁政，就是要爱民、保民，反对虐民、残民，反对"杀人盈野"的战争；主张减轻田赋和免收关市之税；主张荒年务必要赈救灾民，使之免于死亡。第三、要多设立学校，兴办教育，用孝悌之义教育民众，使民众保持善心，把恩德推及他人，使人生活在充满爱仁的世界中，从而形成和谐的社会气氛。第四、要与民同乐，执政者所追求的，也要给予民众，不能"独乐"，要与民偕乐。孟子要求执政者推行爱民、养民之政策，这样才能达到爱民、养民的管理目标。
在荀子的"性伪合而治"的管理模式中，其管理目标是"求治去乱"，进而实现王道之治。"求治去乱"是为了民，实行王道之治也是为了民。为要达到求治去乱的目的，必须要"平政爱民"、"隆礼致士"、"尚贤使能"。

荀子认为这三者是管理者的三个"大节"，"三节者当，则其余莫不当矣；三节者不当，则其余虽曲当，犹将无益矣。"三者中"平政爱民"是根本，何以才算是"平政爱民"呢？首先是要"庶人安政， 然后君子安位。"（《荀子·王制》）"庶人"何以才能"安政"呢？荀子认为，要富民养民，"立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裕民，则民富"，要认真推行"节用裕民"的政策（《荀子·富国》），取于民要合理，同时要反对贫富不均社会现实；刑罚要合于法度，反对滥用刑罚。施用刑罚，是要惩办犯罪和邪恶者， 但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民安。在荀子的管理思想中，十分重视"师"的作用，认为师在制礼作法、化性起伪、管理人才的培养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师的作用，求治去乱的管理就难以实现，所以荀子十分重"师"。荀子认为，求治去乱的目标达到之后，就有条件实现王道之治了。荀子说："其法制，其佐贤，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齐，夫是之谓上一"，"上一而王"。"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者具而天下归之"，"天下归之谓之王。"（《荀子·王霸》）若能做到"上一"，天下百姓归顺，王道政治的理想管理目标也就可以实现了。
儒家富民安民的管理目标是民本思想的重要表现，也是儒家管理思想的重要特色，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在今天的管理学中，不能不说是很有价值的。
结束语
在儒学文化中所蕴藏的管理思想对于今天的管理是否有价值？如何从传统的管理思想中吸取其精华？如何把西方的管理理论与本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如何实现管理的民族化？这是一些有争议的、尚待进一步研究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左」的思想影响，长期以来，把儒家思想与封建主义完全等同起来，因此，有的人认为，儒家思想永远是被彻底打倒之列，岂能容许把她用于管理！近些年来，一些管理学研究者和传统文化的研究者，认识到建立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重要性，转而研究以儒学、佛学、道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管理，进行开荒似的工作，但是和之者寡；个别有见识的企业家把儒学应用于管理和经营，被称之为"儒商"，但也只是风毛麟角，仍是和之者寡。在中国大陆自觉地把华夏文化运用于管理的代表，是成都恩威集团公司总裁薛永新先生，他不但创造了极为丰厚的企业利润，而且著有《大道·无为》一书，对他的管理思想进行总结。所有这一切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深信定会有众多来者继之，这样华夏管理文化之花定会开更加鲜艳，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学就将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发展，当然这需要有一个过程。这也是摆在华人学者和华人企业家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蒋丹红

发现中国商业新儒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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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代表人物周敦颐，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等，以及先哲朱熹、王阳明、戴震等，从不同视角精辟阐述了古代商业文化思想对近代新儒商价值观的形成，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新儒商价值观成因

　　儒家的传统就是经过现代转化的儒家的传统，面对西方的挑战，它有很多非常丰富的资源。中国经济腾飞的时候它所要传达的文化信息，需要在储积精神资源方面开发。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进行商战，需要造就一代适应现代经济要求的现代商人，这批商人即我们所说的新儒商。振兴中华，需要市场经济，确立市场经济需要新一代儒商。新儒商概念的界定就是，秉承中国传统人文美德，融会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具有现代化管理意识的商人。“义利并重”、“合义取利。“经世济民”、“乐善好施”、“为富而仁”，“儒商”就是“儒”和“商”的结合，是指具有儒家伦理素养和品格的商人的简称。新儒商，儒是什么？儒不仅是学人身份，不仅是历史文化，还是一种精神气质。所以新儒商不是风雅的点缀，它应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具有精神文化特征的一个概念。

　　明清儒商群体大致有两部分：一是士大夫中由商业转而经商者，在社会身份上似乎有儒士向商人的变换，但其意识观念、价值导向上仍执著于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二是由商而进儒者，这类商人原本不属儒家，但大都有较深的文化素养，或本身受儒家义理精神的熏陶，入商海后痛感有克服奸、贪、机巧等弊端的必要，或者深切意识到高洁的名声和德性才是获得良好的商业效应所不可缺失的，所以“虽营商业者，亦有儒风”。新儒商的崛起必将对中国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及企业发展带来深刻的变革，必将推动企业家阶层的形成、推动经济的协调及可持续发展、推动企业变革及企业管理思想的聚变。

　　“工商皆本”与“新儒商”的命题

　　中国缺少没有传统商业思想，但有高度影响新儒商建设的宋明哲学思想，影响和左右近现代工商业思想的儒士和理论。

　　孔子通过“义以求利”的命题作义利关系之论，客观上也在儒士的明“义”和商人的求“利”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之间打开了沟通的渠道。到了明清时期，出现了“士与农商常相混”的局面，渐渐形成正式的儒商群体。至明末清初，启蒙学者黄宗羲明确提出“工商皆本”的命题。

　　《易传》中的“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就是当时的商业写照。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从“抱布贸丝”、“握粟出卜”实物交换至贝壳、刀币、铜币以及金银及其铸币，一直到纸币，货币与商品经济同步发展的阶段脉络清晰完备，没有缺环。巴比仑和埃及的文化虽然早于中国，但至今还没有发现其远古货币的记载和实物。而中国古代，据《汉书、食货志》所说“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管子》书说“汤、禹以金铸币”。《史记、平准书》则说“农工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钱刀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可见货币经济兴起并确立之早，据学者考订，至迟到周定王时已有钱币流通是没有问题的。

　　在中国文化中，凡与价值有关的字大多从贝，分贝成贫，贝少为贱。可证在文字形成之初，贝壳已是体现价值的东西。由于货币是价值尺度，各种财富的价值都是通过货币表示出来。同时货币又是购买手段，各种商品和劳动都要通过它才能取得。尽管千年来自然经济在中国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城市里，货币经济亦即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还是主要的经济运作形式。

　　随着货币经济的产生，金融业也迅猛发展起来。到唐代时，长安“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其西市更为繁荣，有平准局，衣肆，秤行，旅店等，成为中国初期的金融市场。在这里流通着各种信用。供给信用的除富商官吏，还有抵押信用的质库，普通信用的公廨，收受存款或供给保管便利的柜坊，寄附铺和从事兑换业，买卖金银，及办理汇兑业务的商人组织。今之金融业的主要职能当时全都具备”为己之学”，“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工商皆本”是对古代商业活动的积极肯定，是“本末观”的一场革命，反映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在商业作用下观念发生渐变，显示了商业的力量。

　　影响“内圣外王”的大儒

　　大儒周敦颐始终怀有儒家所共有的那种追求建功立业、经世济民的情结。独善其身的心注修养，兼善天下的经世事业，内向与外向，是一体的两面，不可割裂，称之为内圣外王之道。内圣与内和相通，追求的是儒教之道。秦汉以后，“和”思想作为中华文化现象的本质概括，贯穿于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各个时代、各家各派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被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比如冯友兰先生，晚年的时候认为“仇必和而解”，突出“和”，突出“沟通”的价值。甚至他要回到早年他所理解的张横渠所讲的四句话，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宏观的人文精神在《中庸》里面体现得特别突出。

　　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在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朱子学说从整体上讲，是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学说，其核心部分则是富有人文精神的人的学问。他所注意的是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所要解决的是：什么是理想人生，任何实现理想人生。人生在世，一息尚存，总要完成天赋的生存使命。所以他一方面强调“去天理，灭人欲”，一方面又说“人欲中自有天理”。在朱熹看来，在世间吃了饭后，不做些子事，无道理。这里的做事当然包括经商。朱熹本人曾以刻书谋生，做过一段时间书商，因此，朱熹的理学虽不是商人文化，但他对人欲的理解，却为后来的儒商将理学熔铸商业文化提供了可能。所以说，朱熹是实用理性的源头，沿朱熹的思路，徽商把理欲相通引申到士商关系的解释中，提出了贾儒相通的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农工商，商的地位最低下，而贾儒相通，是对传统士农工商四民尊卑贵贱序列的否定。

　　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良心哲学对商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做人要讲良心，成为商人的行为准则。宁波商人开钱庄票号，家族氏商帮在这根主线上串联起来，知行合一，致良知和世上磨炼。

　　王夫之在自己的理论中坚持“无其器则无其道”、“尽器则道在其中”的唯物主义道器观，认为“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所标志的一般（共同本质，普遇规律）和个别（具体事物及特殊蛇律），二者是“统此一物”不可分离的，提出“天下惟器而己矣”，肯定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具体存在的，任何具体事物都具有其特殊本质，又具有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王夫之在自己的学说中驳斥了“理在事先”“道本器末”的观点。得出“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的结论，王夫之在历史观方面系统批判了历代史学中弥漫着的神学史观和复古谬论，驳斥了以往学者“泥古薄今”的历史观点，依据他“理依于气”“道器相须”的一贯思想，提出了“理势相成”的历史规律论和“即民见天”’的历史动力论。

　　戴震提出“实事求是”的治经原则，主张用“经学”之征实有据。在戴震看来，“理”只是事物的“分理”、“文理”、“条理”，所以“理在事中”，“气化即道”，而不是像程朱所说的那样，“理在气先”、“理能生气”。

　　戴震随父亲在江西、福建、南京等地经商，广泛接触到社会生活。同时，他的经学也日有进步。戴震认为，人欲的存在是天然合理的，“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气血心知之自然也。”强调“理者存于欲者”，理欲无法截然分开，向统治阶级发出了“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呼吁，在对待理学的批判上，对人欲的肯定上，戴震的哲学的系统性和深刻性，都超过了清初三大思想家。

　　“贾何负与儒”，“良贾何负宏儒”的士农工商四民平等的价值观和社会观，标志着儒商文化整合的成功，奠定了儒商成为明清商业文化基础。戴震的商业思想对今天的新儒商有着深远的影响。

　　商道就是人道

　　魏源则被称为西学中用第一人，他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成为经典，是拿来主义的开山鼻祖。

　　左宗棠与红顶商人胡雪岩关系十分密切。“做生意不是赚取金钱而是赚取人心”，“商道就是人道”。这些观点，在今天也是没有过时的商业理念。

　　晚清时期著名的洋务运动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发起。三人在同太平天国战争中，认识到了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的重要性，迫切地要求向西方学习、自强御侮，但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不便与外国人打交道。这样，与左宗棠联系极为密切，诸通华洋事务的胡雪岩在洋务运动中又找到了用武之地。左宗棠晚年的成功中有着胡雪岩极大的功劳。胡雪岩是一位商人，商人自然把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左宗棠任职期间，胡雪岩管理赈抚局事务。

　　左宗棠与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利益关系实际上就是官商合一的最好例证，成为中国新儒商的奇特现象。

　　守望者和发现者

　　我们旗帜鲜明的亮出儒商旗号，新儒商应该汲取传统儒商精神中的现代价值：仁爱、民本、民生的传统，以义取利，诚信敬业，货真价实，和睦协调，勤俭廉洁的合理内核，摒弃传统儒商的地域性、宗法性和行会性，以及“以官为本”、谦和忍让的历史局限。要成为传统儒家文化的守望者，成为新观念新思想的发现者，守望和发现就是新儒商“内圣外王”的本质。

　　“内圣外王”，一半是阴，一半是阳；一半是海水，另一半是火焰；一半是厚重的传统，另一半是自由的天空；一半是向内的张力，另一半是向外的伸展；一半是阴柔直美，另一半是阳刚之气；一半是根深蒂固的坚持，另一半是奔放开朗的放纵；一半是内敛，另一半是激情；一半是雅致的儒商，另一半是功利的官商；一半是聚集财富的市场掘金者，另一半是播撒理念的麦田守望者；一半被世界主宰，另一半主宰着世界。

张从寿

国学智慧与身心修炼（上）
            
             方朝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一起讲这样一个题目，国学智慧与领导修养。
            引言
            修养的问题实际上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可以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字的含义。那么在我们祖先的几千年前所写下的经典当中，关于修养的讨论，就非常丰富。从古汉语当中，在古汉语当中这个“修”字和“养”字的含义来讲，那么应该说呢是能够比较好的体现修养的意义。这个“修”大家仔细看，下面有三撇，古汉语当中，有好多跟头发有关的字，都是有三撇的，比如“胡须”的“须”的，又比如一些“头发”的“发”，繁体字，不是简化字。那么都有三撇。所以呢这个修这个三撇呢，本意是指头发，那么去掉头发，剩下来的那个字呢，是代表这个字的读音的，就像“湖水”的“湖”，左边三点水是代表它的含义，右边那个胡锦涛的胡是代表它的读音，应该是这么来理解。那么“修”这个字的本意呢是指把头发梳理的非常整齐的样子。我们再来看这个“养”，这个字的繁体字，那么养这个字的繁体字呢，上面是一个“羊”，今年是羊年是吧，这个“羊年”的“羊”，下面呢是一个“食物”的“食”，那么这个“羊”呢，实际上是代表它的读音，下面这个“食物”的“食”，是代表它的含义，那么这个字也是一个形声字，这个形声字的含义是什么呢？是以食物来供养，也就是“养”这个字一开始的读音跟群马牛羊的“羊”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他的本意是说以食物来供养。
            那么这个相比较之下，“修”和“养”这两个字之间含义的差别在于什么呢？“修”是按照一个预定的目的，在特定的时间内，要达到一个特定的目的，所采取人为的修理和加工。这个“养”也同样是为了追求自己的一种预期的目的，但是呢，他是通过循序渐进、因势利导，或者是循循善诱的方式，来培养、来改变，从而达到预期的目的。那么“修”和“养”的目标是一致的，只不过他们所采取的方式和方法有所区别，一个是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而另外一个呢，更加主张遵从事物自身的规律和规则。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所谓的修养，它的本意是说一个人对自己进行加工和修理，让自己培养出一个良好的性格。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个领导的修养问题，领导的修养和个人的修养，是有关系的，但又不完全一样，因为领导他是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他要承担一种管理上的职能，他面临着去改造别人，治理社会秩序这样一种使命，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于领导的个人修养的要求，应当是远远高于对个人的要求。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儒家认为，一个人能够修身养性，才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现在一个人只有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修养足够好，才有可能成为领导。那么个人修养和领导修养是息息相通，领导修养是个人修养的一个更高的台阶。
            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先秦儒家经典里面，关于修养问题，一个非常经典的对话，就是《论语》当中有这么一段话，孔子和他的学生子路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对话，子路问君子，问孔子，怎样才能够成为君子，那么君子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的地方官员，是一个领导，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德行上达到比较高的境界的一种身份的人。所以这两种含义呢，分别是以德、以位来理解，也可以兼而有之。那么孔子在回答子路的时候就说到“修己以敬”，然后子路说“如斯而已乎？”难道仅此而已吗？孔子就说了“修己以安人”，进一步又说“修己以安百姓”，那么安人、安百姓，实际上相当于是领导。那么修己以敬，是个人自身的修养，也就是孔子认为个人之身，只有很好的修炼自己，修养自己，才能够去管理别人。这是儒家关于领导修养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对话。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希望能够通过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些案例，故事的介绍，帮助我们理解孔子所谓的“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思想。
            一、明代思想家方孝孺
            所以我想首先跟大家讲的一个案例呢，是一个明代学者方孝孺的故事。
            （一）概述
            方孝孺呢，是明朝的一位儒学大家，可以说是一个大儒，那么生活在1357到1402年，字希直，浙江宁海人，是称“正学先生”。那么方孝孺他一生的官职，其实并不是非常高，曾经担任过陕西汉中府学教授，后来又曾经担任翰林侍讲，侍讲学士、文学博士。他的行政级别最高只是达到官职四品还是五品，也就是相当于他的行政职别并不高，但是他的身份非常特殊，因为明朝的第二个皇帝，建文皇帝在位期间，对方孝孺极为赏识，把他特例聘为自己的老师。他就是说不仅仅帮助建文皇帝举事进士推行新政，而且承担着教皇帝读书，培养皇帝的人品德行这样一个重任。那么你想一个人他如果这个行政级别不是很高，但是他能够成为皇帝的老师，那也是不得了的，是吧。假如方某人能够成为咱们国家领导人的老师，那还得了。即使我行政级别很低，但是我的社会身份肯定还是被很多人所羡慕的。所以很多学者呢，都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国师。这个方孝孺是真正的国师。虽然他手上的权力并不大，但是呢这个地位非常特殊。
            （二）方孝孺之死
            那么下面我就想讲一下，方孝孺之死，在历史上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惊心动魄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明太祖朱元璋呢，在夺取天下以后，曾经是定都在南京，朱元璋定都南京以后，曾经立过一位太子，可是呢，这个让他感到非常意外的是，在他自己临终之前，他所立的太子就夭折身亡了，那么朱元璋就面临着在自己生前重新选拔接班人这样一个任务。他本人当然还有好几个其他的儿子，都可以作为接班人的人选，但是朱元璋他自己经过多方的考察了解和多年的体会，他认为太子的儿子，也就是皇太孙朱允炆这个人，是一个最理想的接班人，因为这个人呢，以人孝著称，饱读四书五经，做事情也有相当的能力。所以呢他对皇太孙朱允炆寄予厚望，决定就把朱允炆立为自己的接班人。当时朱元璋自己也很清楚，他还有其他几个儿子，在听说太子已经死了以后，早就已经是野心勃勃，蠢蠢欲动。各个都对皇位充满了觊觎之心，所以朱元璋虽然把朱允炆立为接班人，但是对于自己死后，几个儿子会不会给新帝带来麻烦，心中颇有疑虑。所以朱元璋在临死之前，曾经发布过一道诏书，给他的几个儿子下令，我死之后，你们所有人不得回来吊孝。深怕他的这几个儿子，夺位，领兵镇守在边关，万一借回来给父亲吊孝之名，发动动势政变，带兵打进皇城，推翻朱允炆的政权，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呢，朱元璋就出此下策。
            当然我们也都知道，即使在今天孝道不像在古代那么强调的情况下，父亲死了，不允许儿子回来吊孝，那也是违反人之常情的，更何况在古代，孝道极为重要的情况下，可以想见朱元璋也是带极其痛苦，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出此下策。那么等到这个朱允炆继位，就是历史上的建文皇帝登基以后，他身边的几位大臣，什么黄子澄之类，纷纷向建文皇帝建言，说先帝在时，就已经对您的几位叔父心存忌惮，你的这个叔父绝不是什么好东西，不是那么让人很放心的，就连他自己的爸爸都对他们不放心，更何况你这个做侄子的，那么年轻当上了皇帝，如果不把他们手上的兵权剥夺掉，迟早对您的皇位是一个威胁。所以呢，建议建文皇帝削藩，那么这个建文皇帝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就开始一个一个的清理，他的几个叔父手上的兵权。那么一开始呢，进展还算顺利，成功的剥夺了他几个皇叔手上的权力，有的贬为庶人。但是这个朱元璋有一个儿子，就是非常有名的皇四子燕王朱棣，这个皇四子燕王朱棣镇守在北京，因为北京历史上是燕国的所在地，所以号称燕王。这个燕王朱棣是一个有勇、有谋，能征善战的武将，也是一代枭雄。这个人个性非常之强，绝对不能够忍受自己的命运被他人随意的摆布，不可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打下的地盘拱手让给别人，所以他不能够接受建文皇帝对他采取削翻。那么就和官放派来的使者之间发生了冲突，到最后，这个燕王干脆撕掉了面纱，公开起兵造反，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讨伐大明政府，那么就引起了一场巨大的内战。这个建文皇帝在这种情况下感到措手不及，应当说在很大意义上来讲，是出乎他的意料呢，那么建文皇帝在这种情况下，仓促应对，开始排兵布阵，进行应对。
            但是由于这个建文皇帝朱允炆从小饱读儒家的经典，对儒家的孝道发自内心深处的信仰，所以呢他对讨伐燕王这件事情呢，心中是有顾及的，并且是自己的叔叔，所以呢每当他排兵布阵之后，都把到前方进行应敌的高级将领叫到自己的跟前，反复的叮嘱他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说千万不要让我背上杀叔父之名，那意思就是你们到前面去打仗，去应付这个燕王的军队，我可没有让你去把他们给杀了，我可不希望天下人觉得我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连自己的亲叔叔都敢杀，留下千古骂名。那么他跟这些将领们讲了之后，这些将领们在前方打仗的时候，就投鼠忌器。那么又偏偏这个燕王在打仗的时候，又是极为勇敢，根本就不怕死。每当战局对自己最不利，被敌人团团包围的时候，这个燕王往往能够骑上高头大马，冲杀在最前面，不要命。这个官方的军队一看燕王冲杀在最前面，就吓得节节败退，唯恐伤了他的性命，从而给燕王制造了一次又一次难得的机会。那么呢主要是由于大明官军的指挥，调度无方，不擅长于运筹帷幄，结果导致燕王的军队势如破竹，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胜利，到最后呢，把整个皇城，就当是的南京城团团的包围起来，然后里应外合，一举拿下了皇城，然后一把火把皇宫烧成了废墟，据说这个建文皇帝就在大火当中被活活的烧死。
            那么这个在燕王的军队起兵南下之前，他身边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谋士，叫姚广孝的。这个姚广孝是以足智多谋而著称，人称小诸葛。这个姚广孝呢，专门去找了一下燕王，跟燕王交代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说有朝一日，如果你能够成就大事的话，建文身边的一个人呢，千万不要杀，什么人呢？方孝孺。就为什么方孝孺不能够杀呢？因为这个方孝孺，深受建文皇帝的重任，建文皇帝讨伐燕王所有的檄文，都是方孝孺所写的。那么为什么方孝孺不能杀？此人是天下读书人的种子，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姚广孝基于他自己个人的了解和判断，认为方孝孺这个人人品非常好，极为正直，学问又非常好，非常扎实。堪称天下读书人的楷模。那么如果把方孝孺这样的人给杀了的话，只怕寒了天下读书人的心，以后你怎么让这些人，在你手下做官，为你干活。所以燕王呢就觉得姚广孝讲的很有道理，就接受了姚广孝的建议。等到这个燕王的军队成功的夺取了皇都，马上要举行登基继位的大典，他需要履行一个在世人看来极为重要的手续，那就是什么呢？布告全天下，通知所有跟大明王朝有外交关系的列国，通知到各个州、各个县，那么这个通知绝不仅仅是一个会议通知，某年某月某日举行登基继位大典。而是由于古人非常的迷信，他们总是认为一个人今天做成一件事情，主要是由于天意，换言之，假如我朱棣今天登上皇位，违背了天意，迟早是会死于非命的，肯定不会有好下场。所以呢，这个布告天下的这个诏书，必须请一位大儒，威望极高的大学者，写出一篇精彩的学术论文，在这个论文里面，必须反复论证，现在继位的皇上合乎天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古书里留下来的像这样的诏书，告书是非常多的，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四千年前，甚至是将近五千年前，尧舜那个时期，留下来的诏书、告书，我们还能看到，可见古人对这一类的告书是多么的重视。
            那么这个就在燕王打算请人写这个告书的时候，他手下的一些大臣们呢，向他提出一个建议，说请方孝孺来写这样的诏书，是最合适不过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首先一个最简单的理由就是方孝孺的文笔堪称一绝，是天下第一支笔，不仅仅建文皇帝生前，几乎所有布告天下的诏书都出自方孝孺一人之手，而且呢，他也写过很多其他精彩的文章，为天下人心服口服。这个呢，他的名望在这，已经非常适合了。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理由，就是方孝孺是建文皇帝身边最受信任的大臣之一，虽然方孝孺手上没有兵权，虽然方孝孺只是一介书生，但是作为皇上的老师，他和建文皇帝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建文皇帝生前，在遇到中国大事、难事的时候，经常把方孝孺请到跟前，或者亲自去到他家去拜访他，以学生的身份，向老师求教。那么你燕王现在是通过发动内战，发动军事政变，对吧，夺取了皇位，可以想象建文皇帝手下的老臣们多有不服，天下各级政府的官员们，不能心服口服的人，大有人在。假如方孝孺给你写了这样的诏书，他就必须反复论证，你是合乎天命的，那也就是说，他已经发自内心深处接受了燕王作为皇上的合法性，从而就会对前朝遗臣们在心里上产生巨大的震慑，颇使那些对建文皇帝多有不服之人改变立场，是吧。这对于你以后稳定政局、治国安邦，当然是大有益处的。这是第二个重要理由。

张从寿

国学智慧与身心修炼（下）
            
方朝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明代思想家方孝孺
            （三）如何评价方孝孺之死
            很多人说，方孝孺自己死可以，凭什么把八百多个人的性命都搭上，那么你要问一问，究竟这八百多条性命，是燕王朱棣的残暴，还是应当归咎于方孝孺不够仁慈。我想主要的罪魁祸首应该是燕王，不能够归结到方孝孺身上去，方孝孺既然要捍卫自己心中的伟大的信念，那么换言之，燕王是一个与人间秩序的最高理念作对的，作恶的一个人，那么你今天所干的任何一件恶事，都会让你自己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笔帐不应当记到方孝孺的身上，而应当记到燕王身上去，这是我自己是这么理解的。当然我并不是说我的解释是唯一的解释，我现在偶尔碰到企业家，那么特别到南方去讲课的时候，有时候碰到一些商人企业家，他们听说我对方孝孺有所辩护，那就跟不得把我给掐死，对我的意见非常大，而且怒不可遏，那么他们认为，做人就应当灵活一点。但是我想这里也有个问题，我们今天是讲领导的修养问题。方孝孺这种行为方式，实际上是涉及到了一个领导修养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做领导的人，他担负着天下兴亡的责任，那么一定是要有坚强的信念，方孝孺之死是死于他自己心目当中一种伟大的信念。我们从一种理论的角度，可以方面解释，方孝孺是为什么而死？就像我刚才那样解释。
            那么我们从做人的角度，我们要真正佩服的不是因为方孝孺认识了这些道理，因为这个道理方某人刚才讲的这些道理很容易被大家所理解，我想同时一般人也都能够理解。但是理解了归理解，未必就等于能够做到，方孝孺能够做到，其它人不能够做到。是因为方孝孺做人的信念非常坚定。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人在方孝孺同样的情况下，都应当采取跟他完全同样的方式，包括我本人，像我这样的人胆子比较小，很可能假如燕王把我给抓过去，我当场就吓的半死，但是我的心中就非常鄙视瞧不起燕王，可是即使再怎么样的鄙视瞧不起他，我也不敢向方孝孺这样，大声的去呵斥、质问这个燕王，所以可能到最后，虽然我没有写诏书被杀，但是死掉的人肯定要少很多。所以我想不同的人，在同样的情境下，他和燕王之间发生冲撞的方式，肯定会不一样。我们并不是要求，我们为方孝孺辩护，并不是要求所有人都应当以方孝孺同样的方式，来和燕王对抗。但是我想有一点方孝孺是事实上，就方孝孺这个行为方式也许没有可模仿性，但是他的精神信仰，做人的这种信念，对我们是有学习的价值。
            （四）精神信仰与腐败问题
            最近，因为北京有一家杂志请我写一篇文章，说你能不能够谈谈这个反腐败如何才能够治本，我在这篇文章里就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现在对于反腐有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采取严刑峻法，就是大老虎，大苍蝇，抓的老虎越大越好，越多越好，那么保持一种高压态势，通过抓住越来越多的大贪官，让其它那些官员都被吓坏了，从此以后就不敢贪了。那么这是一种法家式的治理思路，从中国历史上，从商鞅变法，到后来李斯为政于秦国，都是采取这套法家的做法。但是这套法家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最后导致了秦朝的灭亡，并不是真正非常成功的。那么还有一种做法，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一种民主式的反腐概念，指的是要模仿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通过全方位的开放新闻自由，通过党与党之间的相互竞争和相互监督，通过这种方式来开展反腐。那么这种观点，有它的合理性和可取之处，包括追求政策的透明性、开放性，最终这种监督的效果，这个意义上来讲有它的合理性。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西方学者，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所做的实证调查的材料表明，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当中，并不能够得出民主化程度越高，腐败的程度就越轻，这样一个结论。很多非西方国家，在实行了大幅度的民主化以后，不但腐败现象没有减轻，反而导致国家分崩离析了，导致腐败更加严重的情况不胜其多，包括我们现在的近邻印度，还有菲律宾，甚至包括南亚的一些国家，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都是例子。以为通过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就可以让腐败现象被铲除，实际上是一种想当然的想法，更何况在今天的中国，大幅度的引进西方这种激进的民主制度来进行改革，有可能会导致国家的动荡和社会的巨大的分裂，后果是不堪设想。所以也不是在短期内，能够给我们带来可见成效的反腐良策。
            那么法家式的严刑峻法式的反腐败，之所以不是最理想的，是因为法家式的这种反腐，实际上是以强化中央集权为前提的，导致手上有权力的人权力更大，而实际上腐败的一大根源，就是手上掌握权力的人，没有人监督，因为他手上权力更大，即使今天抓到了一个贪官，明天可能会有更多的贪官出现，所以不能够从根本上来反腐，那么我认为我们从实际情况来讲，首先要承认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朝代，无论是多么健全的社会制度下，腐败都是没有办法彻底的根除，但是腐败的程度可以大幅度的减轻。
            那么我认为，中国现在的腐败问题，有两个非常现实的根源，很多人都视而不见。第一个现实的根源，就是千千万万的党员失去了信仰，跟方孝孺这个故事有关系就在这里。他对于自己心中那种崇高的理想，那种共产主义那些东西，早就已经不是真正的相信了。那么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如果没有精神上的崇高的追求，自然就会重视当下的物质利益，金钱、女色、财富，自然就会在他内心中去，能够给他带来巨大激情的东西。那是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强大的吸引力。就好比是我们说，我们单位有一个老先生，今年已经九十多岁了，学问非常好，他写的书，我们学校校长都读好几遍，结果跑到他家里一看，住在七十平米的那种小房子，拥挤不堪，而且没有装修，破烂的要死，那么这个校长就不忍心，多次的提出要给他换房子，给他家换一百多平米的大房子，但是他坚决拒绝，他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换房子，那实际上因为我们非常了解这个老先生，因为他觉得现在的房子住起来很舒服、很好，他家里人口也不多，不需要大房子。那就是说一个人因为在精神上有自己的追求，他的内心世界非常的丰富，他的思想境界很崇高，他并不把物质看的非常的重要，但是一个人在精神上没有崇高的追求，他自然就会把物质看的很重要，他成天到晚所有的心思都花在怎么样的搞大房子，怎么样把房子装的更加辉煌，怎么样捞到更多的钱财，就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很重要。那么你现在千千万万的党员，如果没有崇高的信仰，没有丰富的精神世界，没有崇高的人生境界，这些人从骨子上已经烂掉了，已经彻底的烂透了。你有再好的制度，制度永远都是靠人来执行的，中国人从来都认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那制度能够凭空就被建立起来吗，你没有一大批优秀的党员，没有一些真正的有崇高信仰的民族的先锋队，精神上的脊梁，来带头执行，实施这些好的制度，任何制度能够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来吗？所以我想信仰的思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原因。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我在文章里提到的，就是社会风气败坏。那么社会风气败坏，实际上是跟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大政方针有极大的关系，现在所有人都讲，我们这个社会一切向钱看，人心向利，笑贫不笑娼。那么你到世界各国看，是不是所有的国家，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在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时候，都会导致全社会一切向钱看。我看不是这样子的，至少我所研究的一些西方国家，和一些其它国家的历史，和中国有很大的差距。那么我个人认为，因为我们当初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国家在大政方针上，主张放权让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经济利益看的过于重要，因为经济利益过于的重要，所以没有把合理的社会秩序，公平合理的社会秩序，当成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而是把经济的增长力，综合水平的提高，把这些东西当成改革的最大动力，寄希望于通过经济利益的机制来带动全社会，向前发展和进步，虽然这套思维方法，确实给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但是它所导致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的私欲和贪欲被充分的调动起来。也正是因为国家在大政方针上过于的功利，所以在发生了很多骇人听闻的违反社会政治原则的事情以后，没有及时的去抓、去治。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若干年前，河北省三鹿奶粉的事情，我想我们在座的诸位没有人不知道，那么三鹿奶粉的事情发生以后，已经充分的暴露出中国的奶粉企业，几乎所有的奶粉企业都在搞三聚氰氨，奶粉企业已经是病入膏肓，必须撤离全面的整顿。那么如果把这个奶粉的事情好好的抓一下，从上到下全面的治理，进一步把所有的食品行业好好的整顿一下，会像今天这样大家你吃任何东西都感觉不放心吗？实际情况是，因为很多龙头企业，很多大型的奶粉生产企业和食品加工企业，一旦倒掉，一旦它们的真实的问题被曝露出来，就会让这个地区GDP大幅度下降，会让几十万人失业，所以各级地方政府千方百计的对他们加以保护。
            所以实际上还是因为我们太在乎经济利益，不在乎社会正义和秩序。那么我想，由于我们的大政方针上的这点偏差，导致整个社会疯狂的逐利。这才是金钱和利益于是泛滥成灾，于是在中国受人追捧的根本原因之一。正是因为金钱利益成为全社会疯狂追逐的利益对象，才是导致腐败屡禁不止，因为整个社会会以巨大的经济利益链的方式推动政府的官员腐败，因为这些政府的官员，也是社会蜂巢中的产儿，他们不可能不生生的转入到这样一种强大的社会潮流当中去，从内心深处认可这些金钱和财富的利益。
            所以我觉得虽然腐败问题确实是需要严刑峻法，法家式的管理有它的合理性，或者现在民主式的这种制度管理，建立一个健全合理的制度，这些说法都很有道理，我从来不反对，但是它未必是找到了今天中国社会腐败的真正的根源，或者是最有效的切入点，未必在于此。如果不能够改变党员没有信仰，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党员没有信仰，这样一个现实，如果不能够改变现在全社会一切向钱看的浮躁功利的风气，那么也可以说一个贪官倒下去，千万个贪官站起来，最终不能够真正的解决腐败。
            那么我们今天讲方孝孺，我就想，落就到一个领导修养的问题，我想信仰的问题还是很重要的，虽然现在大家避谈信仰的问题，不愿意面对信仰失落的危机，但是这个问题只要不解决，它会实实在在的发生作用的。
            那么刚才我们通过对方孝孺这样一个案例的解剖，想要说明古人是非常重视信仰的，其实我们从方孝孺之死可以看出，在他们同时代，并不是只有方孝孺一个人，像大明政府当时的高级官员，像什么兵部尚书，户部侍郎，还有礼部尚书之类，都是满门抄斩，也就是这些跟他同样有非常坚定的信仰的政府的官员是比比皆是，很常见的。那么也就说明中华民族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并不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只不过古人的信仰，和我们今天的信仰，可能有所区别而已。那么古人所讲的这个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修身养性的基础之上，方孝孺的信仰，究竟是信仰什么？其实你也很难说清楚，它不一定是信仰孔子，也不一定是信仰儒家学说，而是信仰他自己心目当中的道义，或者是信仰他自己对于生命的尊严与价值的理解。可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方孝孺是有信仰的，那么信仰并不一定是指信仰鬼神。
            二、汉代政治家霍光
            方孝孺只是古人修养方面的，修养思想当中的一个方面，那么接下来我想通过历史上另外几个案例，来说明这个所谓的领导修养，还包含其它一些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处在领导岗位上的时候，如何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来雕琢自己，我们前面讲所谓的修和养，都是指对自己人格，行为方式的一种修理。
            当然我也想，先跟大家讲一个现实的故事，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就是汉代历史上的一位大将——霍光，霍光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位大将军，那么我们就想看看霍光这个人一生的生平事迹，以及其中所包含的一些跟领导修养有关的成份，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霍光这个人的家世。
            （一）家世
            根据史书记载，霍光字子孟，大约是生活在公元前130年到公元前68年，是河东的平阳人，相当于今天山西省的临汾市，这个霍光的父亲叫霍仲孺，这个霍仲孺其实并不是一个身份非常尊贵显赫的这么一个人，根本就不是，他只是当时一个叫平阳侯曹寿府上的小吏，曹寿是个平阳侯，相当于是一个地方的高级官员吧，那么是他们家的一个小吏，那么这个霍仲孺在平阳侯家里工作期间行为不老实、不检点，跟他们家的一个侍女叫卫少儿私通，两个人并没有正式结婚，但是就跟她私人关系，私下谈恋爱，导致卫少儿怀孕，并且生了个孩子，叫霍去病，但是霍仲孺缺乏责任心，让卫少儿怀孕以后，他自己就离开了这个平阳侯，回到了自己山西的老家，在家里另外娶了一房，并且生了孩子，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后来历史上的霍光，但是在他离开了这个平阳侯府以后，卫少儿在这个平阳侯府里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就是历史上后来的霍去病，霍去病是一位大将军，在历史上是叱咤风云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卫少儿的妹妹，大概是容貌非常之好，好像是叫卫子夫，还是叫什么，被汉武帝所喜欢，所看中，并且把她立为皇后了，那么这样一来，就导致卫少儿因为她自己妹妹的这种关系，地位也就有了保障，从而也迁到了长安，并且把这个霍去病非常好的教育成人，并且给了他非常好的机会，这个霍去病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十八岁的时候，就能够力举千钧，并且带兵打仗，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十八岁就成为一个赫赫有名的大将军。
            但是霍去病，实际上他从小因为在王宫里长大，并没有见到过自己的亲生父亲，可是这个霍去病非常有的孝心，他在领兵到西域打仗的途中，因为经过山西，他父亲的老家，所以他专门去探望他自己的亲生父亲，那么他的父亲在见到他以后，就向他介绍了自己的另外一个孩子，就是霍光，霍光等于是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就被霍去病带到了首都长安，西汉的首都长安，带到了长安。那么霍去病对自己的弟弟非常自豪，那么当时霍光只有十来岁，在霍去病的推荐之下，当了侍郎，后来渐渐的官职有所升迁，迁为曹官、侍中。这是霍光因为这样一种特殊的家庭背景。但是这个霍去病，虽然能征善战，叱咤风云，只活了二十四岁，就英年早逝了，就死了。那么他死了以后，当然就没有办法再照顾自己的弟弟霍光，而这个霍光在他的推荐之下，已经在汉武帝身边做一个非常低档的小吏，负责汉武帝的饮食起居，特别是车马。那这个霍光虽然他的哥哥已经不在了，可是他在汉武帝身边工作期间非常的谨慎小心，言谈举止，几乎没有丝毫半点的差错，处处表现的善解人意，极为周到详尽的为皇上考虑，所以深得汉武帝的喜爱，那么逐渐被汉武帝提拔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于是霍光就这样在汉武帝身边呆了二十多年的时间。
            （二）早年政绩
            那后来等到汉武帝晚年的时候，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他亲手所立的太子，被他的几个兄弟，太子的几个兄弟暗算、暗害，引起了汉武帝的怀疑，这个汉武帝上了那些其它皇子们的圈套，误以为太子有不诡之心，到最后把这个太子给逼死了，等到太子死了以后，汉武帝发现自己上当了，于是他就发誓，一定要让那些害死太子的皇子们，不能够有什么好下场，绝对不能够允许他们当自己的接班人。那么武帝在临死之前，怎么办呢？他必须要重新选拔接班人，他就选了一个自己的，只有八岁的儿子，让他做自己的接班人，所有那些成年的皇子，他没有一个喜欢的，所以因为这个皇子只有八岁就当上了皇帝，就是后来历史上的汉昭帝。那么武帝在临终之前，就托孤于霍光，希望霍光能够在他死后力保汉昭帝地位的稳固，保证大汉江山不要出现什么内乱，并且专门托人画了一幅画，就是周公背负成王这么一幅画赐给霍光，并且跟霍光讲了，我死之后，希望你要像历史上的周公辅佐成王一样，来辅佐的我的儿子汉昭帝。那么武帝临死之前，就把霍光任命为大司马大将军，任金日磾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受栗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让这些人都来到自己的床前，拜倒在自己的脚下，当面承诺发誓，在他死后力保汉昭帝。那因为这个汉昭帝继位的时候只有八岁，所以几乎朝廷所有的大事全部听命霍光，因为霍光是大司马大将军，是所有这些老臣当中地位最高，权力最大。
            但是在汉昭帝继位以后，朝廷内部又出现了几场内乱，第一个就是汉昭帝有个姐姐叫盖公主，这个盖公主她跟这个上官桀等人关系非常不一般，因为这个盖公主她自己有一个相好的，她私下跟一个男人通奸，私下关系特别不正常，男女关系不正常，不正常这个事情她也不希望这个事情搞的满城风雨，所以她就收买了上官桀，给这个上官桀很多的好处，让上官桀在皇上面前，在朝廷大臣们面前为自己说话，保住自己的脸面。
            这个桑弘羊也是这个汉武帝临终时候托孤的大臣之一，桑弘羊在政见上跟霍光之间多有不和，对霍光颇有意见，那么这个上官桀在霍光面前为盖公主辩护，或者是为盖公主说话的时候，让霍光感到很不痛快，遭到了霍光的指责，所以上官桀对霍光也非常不喜欢。觉得霍光这个人是很正直，不太徇私的，让他感到很没面子。这个燕王刘旦是汉武帝的长子，就是汉武帝所有的儿子当中，年岁最大，曾经参与谋害太子，那么这个燕王本身认为，太子既然，应当由我来继位，没有想到汉武帝因此不让他继位，所以在汉昭帝继位以后，这个燕王就跟桑弘羊、上官桀以及盖公主这些人串通一气，想把霍光给杀了，好让自己能够当皇帝。但这件事情后来呢，被当时只有14岁汉昭帝14岁的时候，上官桀、桑弘羊这些人跑到他面前说霍光的坏话，当场就被汉昭帝识破，根本就不接受，他们对霍光的那些流言蜚语。那么到最后呢，这些人发现说服不了汉昭帝，就准备自己想办法发动政变，把霍光给杀了，把汉昭帝给废了，这个事情后来被人泄露出去，霍光在最关键的时候，把事情给平息，把上官桀、桑弘羊，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等人，以及他们的外人、曾祖统统都杀掉，燕王刘旦和盖公主也因此而自杀。
            那么这个事情就导致霍光权倾朝野，等于说当时武帝临终时，托孤的所有这些大臣，统统都被杀光，只剩下霍光一个人。而这个霍光，又深受汉昭帝的信赖和重任，所以霍光的地位一下子就空前的提升了，威震海内。那么这个汉昭帝实际上只活到21岁就死了，总共是当了13年的皇上，在这13年内，朝廷里几乎所有的大事，都是由霍光一人掌管。但是由于霍光这个人呢，在为政的时候，没有私心，并且有意识的推行经济改革。特别是盐铁税收的改革，让国库的收入大幅的增加，并且让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从而呢让大汉政府，在全国人民心目当中的地位进一步的提升，所以霍光为政13年来，史书上称呢“百姓充实，四夷宾服”，就这些西汉王朝的那些周边的小国，都对大汉俯首帖耳，这就是霍光早年的一些政绩。
            （三）立废国君
            那我们都知道霍光这个人，其实是没什么文化？因为他这个，十来岁就去跟汉武帝当那个，身边最低等的服务人员，没有什么，受过太多的教育的，实际上，居然还能够有这么好的政绩，也是一个奇迹。但是在汉昭帝去世以后，由于他当时只有20岁出头，根本就没有儿子能够继位，这样就面临着，要重新选拔接班人，这么一件事情。那你就临时要找一个人来做皇帝，到哪里去找，当时议论了半天，有人说武帝有一个儿子，就汉武帝生前所养的所有儿子当中，只有一个儿子现在还在世，就是广陵王刘胥。但是这个广陵王刘胥呢，是武帝临终之前交代，不能够让他做接班人的，参与过谋害太子的，所以就不能够把广陵王立为接班人，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办呢？所以有人呢就建议，说汉武帝有一个孙子，就是昌邑王的儿子叫刘贺，这个人也是汉武帝的血脉，是他的孙子，所以能不能够，把这个刘贺，推荐为天子，那么霍光听了以后也觉得挺有道理的，所以就人去迎刘贺，朝廷的大臣和皇后统统都同意了这件事情，要让刘贺做天子。
            结果呢发现这个刘贺就派人，就派政治的官员，到刘贺的居地，到昌邑王的居地，去迎接这个刘贺到朝廷来继位，结果发现呢，到了刘贺那个地方，发现那个刘贺，简直就是猪狗不如的这么一个人。就言行举止极为差劲，见到女人就强奸，见到别人的财宝就抢夺，就这么一个人，跟流氓也没多大差别，言行举止没有任何这个规矩可言的。并且在他得知自己，即将要当皇上之际，在没有经过任何朝廷正式的任命和程序的情况下，就在自己家里的居住所在地，就把身边这个人，我命令你当上书，那个人我命令你当什么侍郎，就把身边的那些，给他服务的那些下属们，一个个都封官了。
            然后呢再从居地到达京城的途中，跟下属的女孩子嬉戏无度，跟那些工人们淫乱无度，并且在服丧期间呢，你想汉昭帝那是皇帝死了，全天下的人，尤其是你们皇家的，这些人，那都要服丧的，皇上死了，相当于要给父母服丧一样的，大夫们都得要服丧，在这个服丧期间，他就是淫乱无度，并且言谈举止毫无规则可言。还到处游猎，所以下面的人，对他苦戒他也不听。等到他当上皇帝以后，就正式到了京城以后，在皇宫里美女太多了，成天到晚就跟她们在一起鬼混，珠宝，金银珠宝太多了，成天到晚就游玩不断，从来没有呢，心思花在正事之上，那朝廷的那些大臣们呢，他们就实在看不下去了。说这样的人，当上了皇帝，咱们这个汉朝，那不就完了嘛？那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呢。所以那些大臣们，就纷纷去找霍光，给霍光讲，你把他立为咱们这个汉朝的天子，将来后果可能是不堪设想，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样劝戒他都没有用处。霍光一听，那这个也是挺伤脑筋的，你说我当时，决定要把他立为天子，结果弄出这么一摊子事情来，这个事情我如果不负责出面来收拾的话，责任也是在我身上，所以呢，他就跟皇后，皇太后，那时候已经是皇太后了，实际上是他的外甥女，还有朝廷的一些其他的大臣们就在一起商量，说这个事情该怎么办？那么有些大臣就说那最好，不能够让他再当下去，但是他是皇上，你大臣，谁可以罢免皇上呢，皇上可以罢免一个大臣，大臣哪有权力罢免皇上的，这是千古少有的事情，从来没见过的事情，但是霍光讲，那不行，既然他确实荒淫无度，根本不能够把武帝的基业传承下去，那我们可以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就让所有的大臣给皇太后上书，联合罢免刘贺。在霍光的主持之下，还有几位霍光的亲信大臣的强力支持之下，就把这个刘贺请到皇太后这里来，然后当面数落他所干的所有的那些荒淫无道的事情，一件接一件的讲，那史书上都记载下来了。就说呢，你不能够再当皇上，希望他自己回到昌邑王的居地去，结果这个刘贺总共是当了27天皇帝，就被迫离开了京城，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居地，继续去当他的昌邑王了，那么这个在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就是让人惊叹的一件事情，因为霍光作为一个大臣，一个宰相，居然能够罢免皇上。
            霍光在罢免了刘贺以后，他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必须重新选拔接班人，既然刘贺不适合于当皇帝。那你总得另外选一个人做皇帝吧，那选谁呢？大家在一起七嘴八舌的议论，最后有人说，说汉武帝的血脉当中，还有一个真身，叫病已的这么一个人。这个名字听起来你看也是个莫名其妙的名字，流落在民间根本呢就无权无势，名字都很难听，就这么一个人，后来在霍光等人的建议之下，把名字改成了刘询，几岁呢？已经有18岁了，而且这个人呢诗书都很精通，诗经他都能够背的下来，人品也相当不错，那么这次霍光就吸取上次的经验教训，就派人反复的考察这个刘询，勘察这个人平时言谈举止怎么样？为人处事德行于何，觉得还不错。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霍光就跟大臣们商议，派人迎病己为帝，就是后来历史上的汉宣帝，在公元前74年到公元前49年在位。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汉宣帝在历史上有宣帝中兴这么一件事情，这个汉宣帝后来历史证明，是迎对了，这个人后来对汉朝的经济发展，民生的改善和国力的增强，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应当说霍光这一次没有看错人。那么霍光在病已已经当上皇帝以后，就当面要求把自己手上的权力交还给皇帝，以前朝廷的大政方针，统统是由他来拿，那么现在应当交权，但是这个病已，为人处事非常的谦逊，做人礼貌甚多，坚决拒绝霍光归政于他，要求霍光继续为政于朝。那么霍光在这种情况下，迫不得已就继续主持朝政，并且汉宣帝有任何重要的事情，都事先派人通知霍光，主动跟霍光商议，对霍光极为尊敬。那么每一次上朝的时候，汉宣帝只要见到霍光来了都表现出一份什么？非常礼贤下士、极为谦卑，恭敬的态度来，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汉宣帝，做的都有点过了。
            等到公元前68年，霍光重病在身已经快要不行了，那么汉宣帝就亲自到他病榻前面去探望他，就问他死后有什么样的要求？没想到霍光就跟他讲，我希望，他哥哥不是霍去病嘛，24岁就死了，霍去病死了以后他还是有孩子的他的孙子还在，那么他恳请汉宣帝给这个霍去病的孙子分国邑三千户作为他的俸禄，并且把他封为列候，并且呢要求朝廷给他的哥哥霍去病立祀，就是立庙，要对他进行祭祀，这就是霍光在临死的时候，他唯一挂念的并不是自己的子女和家人，而是他死去的哥哥，这个人还是很重亲情的。v
            （四）政绩功勋
            可是呢，这个关于霍光这个功勋是这样的，史书上这样记载，班固在写汉书的时候，说霍光这个人，“受襁褓之托，任汉室之寄，匡国家，安社稷，拥昭，立宣，虽周公、阿衡何以加此。”就说霍光这个人，八岁的汉昭帝托福于他，他没有任何私心，把大汉的江山治理的稳稳当当，那么后来又荣立了汉宣帝，让大汉得到了一次忠心的机会，可见霍光这个人的功劳是非常之大的，所以班固说历史上的周公、阿衡，也不一定就比得上霍光的功劳之大。另外呢，这个司马光，宋朝的学者司马光，在评价霍光的时候，说“霍光之辅汉室，可谓忠矣”，就说这个人辅助汉室，可以说是忠心耿耿的，但是令人感到遗憾的就是，他的老婆和他的家人霍显、霍禹，霍云、霍山之类，在霍光死后不久，就全部被汉宣帝杀光。那么以霍光对朝廷这么大的功劳，不应当让他的家人灭族，其实汉宣帝这个人少恩德，这个人也太霸恩了。那么司马光是这样来评价霍光的。
            总的来说霍光在秉持汉朝政权前后有20年左右，终于汉世、知人善任，果敢擅断，可以说是一位有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他成功地击败了上官桀等人发动的军事政变，废除了刘贺，荣立了汉宣帝，使汉世转危为安。他改变了汉武帝末年，横征暴敛、赋税无度的政策，与民休息，让老百姓得到好处，他让盐铁，就是盐和铁这两样东西，由官营改为私营，长富于民，使汉代的经济出现了新的发展，有了新的活力，可见霍光这个人为政的时候呢，还是能够做到以国家为重，以生命的利益为重，这个人他的政绩还是有这样一些特点的。但霍光这个人的性格，跟史书记载，说他“为人沉静详审，长才七尽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须髯。”这个人行为，他的行为非常地有规矩，就每天早上几点起来，几点上班，几点上朝，几点下朝，非常的有规矩，日常生活当中，也是比较检点自己，不是什么荒淫无度，追求个人享乐，不是这样的人。
            另外霍光这个人呢，在为政的时候基本上做到了不结党营私，有一种说法，因为什么？因为在汉昭帝继位以后，他上官桀，曾经想跟霍光结为儿女亲家，遭到了霍光的拒绝，照理说如果他跟上官桀结为亲家的话，不就带朝廷里有自己的同党嘛，有利于自己的这个地位的稳固，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另外上官桀为盖公主的临行定外人之事，向霍光求情的时候，也遭到了霍光的拒绝。可见霍光对于像盖公主这样的人，既然这个人生活作风有问题，霍光就不愿意照顾他，这个人呢，人品还是有端正的地方。另外霍光做事情基本上没有什么阴谋诡计，就像他的夫人霍显这个人心胸比较狭窄，汉宣帝当上皇帝以后，汉宣帝18岁已经结婚了，有一个妻子叫许皇后，但是呢，霍光的老婆霍显设计把许皇后毒死了，然后想把自己的女儿，叫霍成君，嫁给汉宣帝为皇后，霍光自己一开始并不知道他的妻子把许皇后给害死，等到后来他知道了以后，非常的恼怒和生气，长时间的冷落他的妻子，甚至扬言要把他的妻子绳之以法。但是最后呢，可能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因素也影响了他，使他没有实际去惩罚他的妻子和家人。
            可见霍光自己呢，野心并不是非常大，那么还有霍光在用人方面，基本上能够做到重用一些正直的人。比如说当时皇宫里有一段时间，经常夜里闹鬼，古人非常迷信，一到半夜闹鬼了，就吓的半死，整个皇宫呢，倾巢而出。当时因为皇上的玉玺，在一个官员的手里，那么霍光就担心在皇宫闹鬼的时候，有人会趁机打劫，把皇上的玉玺给抢走了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就派人，就亲自跑到这个掌管玉玺的这个官员那去，把玉玺交给我，我来保管。但是这个掌管玉玺的那个人就声色俱厉，抓起一把宝剑告诉他，说我们命可以夺，玉玺不可以给人。因为我是被皇上任命来长官玉玺，我要用我的身家性命，用我的人头来保卫这个玉玺。任何人别想从我这把玉玺拿走，就坚持不把这个玉玺交给霍光，那么霍光后来一想觉得这个人还是非常称职的，虽然他对自己态度非常不好，但是他还是后来提拔了这位官员。叫尚符玺郎。除此之外他所重用的大臣像丞相田千秋、太仆杜延年、右将军张安世等人都是昭宣之际颇有资才的，自律的人才。
            （五）霍氏结局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霍光死后的待遇就不是这样了，在霍光死后汉宣帝才开始真正的主持政局，开始亲政。那么汉宣帝刚一开始亲政，就把霍光当时提拔的丞相给免掉了，然后重用了魏相和平安侯许广汉，跟他老婆都是有亲戚关系，许皇后他们家的亲戚，从而大大地削弱了霍氏家族在朝廷的势力。这个还有就是霍光担任，在朝廷担任羽林及两宫尉将屯兵这样一些，军队里一些要职，霍氏家族里面这些人，通通都被汉宣帝给免职了，用其他的人代替了他们。那这个事情就跟霍氏家族的人非常的高兴，霍光死了以后，他的妻子，就召集霍光的儿子。以及他哥哥的孙子，还有另外他们家族里其他的一些亲信、爪牙，在一起多次开会，那么他们开会的时候，他们就曾经商量想把汉宣帝身边的近臣，平恩侯许广汉和陈相、魏相等人给杀了，然后让皇太后下诏废除汉宣帝，而立霍禹，霍禹是霍光的儿子好像是他们当时在一起商量，觉得不能够允许汉宣帝继续这样削弱霍氏家族的势力。因为这个皇太后就是霍光的女儿，所以让皇太后下令这么做。但是到地节四年，也就是公元前66年的时候，阴谋败露了，导致霍仁和霍山都自杀，霍禹等人被腰斩七次，霍皇后就是霍成君，霍光的那个小女儿应该是，把许皇后给毒死了以后，嫁给了汉宣帝成为皇后，就这个人呢，被废，去到昭台宫里面。那么所有跟霍光家族里有关系的人，统统斩尽杀绝于是受到牵连的人，从中央到地方有数千家之多凡是霍光的子孙后代，跟他有任何半点血缘关系的人全部杀掉，一个不留。担心霍光死了以后，只有不到三年的时间，他整个家族彻底的灰飞烟灭了。消失在大汉的政治舞台之上。那么这个事情呢影响当然很大，因为霍光当宰相当了20多年加上为汉武帝服务，总共加起来在朝有40多年的时间，那你想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刘少奇被打倒，牵连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人有多少？是吧。林彪说实在，温度尔汗副主席是军队里的最高统帅之一，针对这个受到牵连的何止，成百上千，有多少人受到牵连。所以霍光死了以后，受到株连的人是非常之多的。那么整个霍氏家族里，只有一个霍成君，就是他的那个小女儿没有被杀，但是由于被废黜了，受到牵连后自己也自杀了。这是他死后的这个待遇。
            那大家分析这个霍光，他死后不到三年，汉宣帝为什么对他那么残酷无情。那你想一想霍光生前的时候，这个汉宣帝对这个霍光，那简直是恭敬有佳，那简直就是必恭必敬，任何重要的事情没有霍光点头，绝对不敢自己亲自去做的，整个朝廷的大政方针。都要有霍光来拿，霍光当面要求还政于他，他还坚决拒绝，没有霍光就没有他的位子，可以说他整个的皇位是霍光一手所立，那你这个汉宣帝是不是太残酷了，是吧，太忘恩负义了吧，为什么霍光死了以后，你对他整个家族这样血洗，并且株连了数千家。就为什么汉宣帝做事情，做人会这么残酷无情呢，当然我们可以像司马光一样谴责他，说他呢可能是担心霍光威胁到他自己的权力，说他怎么样的有私心。
            （六）霍氏被灭前因后果
            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刚才所讲的都是霍光这个人的好的那些方面。霍光这个人在做人做事方面，也有很多不好的方面，如果我们把他所做的那些不好的方面，拿到一起来看也许就能够进一步的理解，为什么汉宣帝在霍光死后，对霍氏家族痛下杀手。那么呢，班固在《汉书》里讲了霍氏家族的势力无限膨胀。那什么意思呢？霍光在位期间，汉昭帝的皇后是霍光的外甥女，叫上官氏，汉宣帝的皇后霍成君是霍光的小女儿，等于几个皇后都是霍光的女儿或者是外甥女，皇太后是外甥女，是他的外甥女。另外呢，霍光的儿子霍禹呢，担任中郎将右将军屯兵这样的职务，霍光哥哥的孙子霍云是中郎将，霍云的弟弟霍山是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自如领尚书、封乐平侯。另外霍光的长女婿叫范明友当上了度辽将军、未央卫尉，和平陵侯。霍光的女婿邓广汉为度辽将军和长乐卫尉，霍光的女婿任胜为诸吏、中郎将和羽林监，霍光的另外一个女婿赵平为散骑、骑都尉、光禄大夫、将屯兵。另外霍光的孙女婿王汉也是中郎将，还有霍光姐姐的女婿张朔为给事中和光禄大夫。那么你可以发现，就是这个霍氏家族。在霍光为政的这20年期间，整个霍氏家族，凡是跟他沾亲带故的人全都鸡犬升天了，人人都在朝廷担任要职，整个京城的防卫，就掌握在霍氏家族手里，而且外朝的很多重要的兵权，也掌握在霍氏家族亲信子弟的手中。那么这个事情你想，是不是会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呢。
            另外呢，霍光的夫人霍显呢，这个人做事情是非常不当的，她曾经使一个叫于衍，叫淳于衍的人，用药毒杀了许皇后，就汉宣帝的许皇后。并且规劝他的丈夫霍光，把他们的小女儿霍成君嫁给汉宣帝，并且后来立为皇后。那么你想汉宣帝18岁当上皇帝，娶了霍光，自己的老婆被人家害死了，被迫娶了霍光的小女儿，而且还被迫把他的小女儿立为皇后，汉宣帝真的是发自内心生气，心甘情愿这么做的吗？我想未必是心甘情愿，而是因为汉宣帝这个人善于察言观色，知道自己在朝廷的势力，根本不能够和霍光相提并论，所以事事处处让着霍光，事事处处让霍光顺心，但是等到霍光死了以后，那事情就不是，在跟他生前一样了，那就是另外一套做法了。
            另外呢，这个霍光呢，手下有一位呢，他非常喜欢的办事人员叫冯子都的，那么霍光的很多事情都是由冯子都给他办的，等到后来呢，霍光收敛了自己的妻子，他的妻子霍显在家里寡居的时候，跟这个冯子都的关系，就非常糟糕，两个人就出现了乱伦的行为。并且这个霍显和他的几位女儿，昼夜出入长信宫殿当中。那么这个长安，现在我们今天到西安去，已经看不到原来历史上的长安，那么历史上的长安，作为大汉王朝的首都，那可以说是极为的辉煌，比我们今天看到的紫禁城，应当还要更加巍峨和壮丽。那是皇宫，那么这个皇宫里呢，这个长信宫殿，长信宫女，应当是皇上和他的妃子们居住和嬉玩的地方，游玩的地方，而这个霍显呢，仗着她丈夫在朝廷的势力如日中天，长期和她的女儿霸占这个长信宫，并且在里面呢终日无度，就仿佛这个皇宫，就是他们自己家里的房子一样。
            另外，霍光的儿子霍禹，当上了博陆侯，那么这个太夫人霍显，就让霍光把他们家里，跟霍禹一起，把他们家里的坟墓大肆修筑。那么这个霍光夫人霍显，就把原来霍光所修筑的他们祖先的这个坟墓进行扩充改建，并且“三进三出”，而且呢在这个坟墓中间修筑了神道，好像是保护这个坟墓的，并且到什么地步呢？让他们霍家的坟墓和皇陵在一起，皇帝的这个陵墓，咱们到北京不是十三陵，十三陵是明朝皇帝的陵墓。那么就是把霍氏家族的坟墓和皇陵，紧紧的连接在了一起，并且呢在这个坟墓里面修筑了非常辉煌壮丽的宫殿，宫殿里面的雕梁画栋精美无比，而且昼夜是有人在里面看守。
            谢谢！

张从寿

国学智慧与领导韬略

主讲：国家行政学院李清泉博士
            

             根据清华大学的教学安排，让我谈一下“国学智慧与领导韬略”这个话题。
            大家一看这个题目，就会觉得这是文化方面的话题。最近文化很热，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讲话都讲到，我们领导干部要学点历史，要学点文化。我个人认为，这是我们中国人一种非常重要的人文情结。什么是历史？以史鉴今。通过历史，看明白昨天，才能更好地把握今天。什么是文化呢？文化是民族的特质。我认为一个民族的精神、道德和价值、情怀基本上在文化中都能够看到影子。
            各位朋友，一看到这个题目，你或许就会说，“李老师，韬略嘛，你要谈点阴谋，谈点诡计，谈点方法，谈个技巧，是不是我们可以学个东西回去怎么干。”我经常跟朋友们讲，韬略不是阴谋，也不是技巧，韬略是什么？韬略是中国人的大情怀、大智慧、大思维、大理念，当然也是大梦想。今天我们中国人都在谈中国梦，我们一把手把“中国梦”作为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一种蓝图来体现，我认为也是中国人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怀。什么情怀？浪漫情怀。“中国梦”这三个字说明什么问题？我们中国社会的发展，国家层面，民族层面、家庭层面、个人层面得到一个很好的体现。民族有民族的梦，国家有国家的梦，个人有个人的梦，家庭也有家庭的梦。既然如此，今天的课从三个字开始说，哪三个字？中国梦。
            十八大之后，我本人一直在想我们中国人如何实现梦想，或者说我们中国人如何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我想来想去，我们中国人需要三个宝贝。
            （一）科学致富
            第一个是科学。科学用来干什么？致富。各位朋友在清华学习，有时间出去清华西门看一看，西门外有一个公园——圆明园。但是今天去和昨天去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国家有钱了，修得也比较漂亮了。20年前我读研究生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国家没有钱，基本上建国之后什么样，大体也是什么样，荒草萋萋、残垣断壁。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那曾经是一个皇家园林，和苏州园林不一样。苏州园林他很精巧，很细致，一看就是私家园林。而这里仅有几个断石，仅有几个华表，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座园子非常与众不同。到现在20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当时一句话深深刺痛我的心灵。哪句话呢？法国作家雨果说的，雨果这样讲：“在世界的东方有个美丽的园子，这个园子你想像它有多漂亮就有多漂亮。突然一天这个园子里来了两个强盗，一个叫做法兰西、一个叫做英吉利。它们抢了，杀了，并且烧了。从此这个美丽的园子将不复存在。”也从那个时候咱们中国人，咱们中华民族开启了百年曲折和坎坷的历程。当然这段历史，我们的民族灾难原因是多元的，我个人认为很根本的一点在于是西方用现代科学技术来自我武装的时候，我们没有把握好这个战略机遇，我们落后了，落后就要挨打，这应该是近代文明展示给每一个民族必由的一种思考。
            所以说，不管我们怎么看科学和技术的负效应，我觉得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如果一个大的民族在科学技术上没有创新、在高端技术上没有自己的独到之地或者说一席之地，我们这个民族富强不了、伟大不了、安宁不了。所以，往后看，我们中国人要想不受欺负，要想有地位和尊严，不能没有它。所以，我称发展或者致富。
            （二）民主治国
            第二，我们中国人需要什么？民主。什么是民主？这个问题很复杂。但是我本人不太同意有些学者的观点，一谈民主就认为民主是近代西方文明的产物，我不这么认为。放眼人类文明的长河，“民主”其实就要解决两件事：第一件事如何更好地约束权力；第二件事，如何更公平地分配利益。我认为这两件事儿解决好了，就是民主。我一直感到民主是整个人类文明各个民族各种文明所追寻的一种真正的社会治理模式和理想。到现在我不认为哪个社会、哪种制度、哪种文明把这两件事解决好了。解决好了权力，解决不了公平，解决了公平，权力问题又会出现瑕疵，所以我认为我们人类文明还得探讨。其实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中国人的血液中一直在追求这个东西，这一点我不是道听途说。
            前不久我在研究《六韬》，几千年前周文王打天下的时候遇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姜子牙。他就问姜子牙，“先生，如果将来我当了君王，我统治天下，天下人这么多，事儿这么复杂，国家地面这么大，你说我该咋整？”姜子牙笑了笑，他说，“大王，我认为人世间要把复杂问题往简单处想，你别想多了。我说一句话，你做到了，肯定全部搞定。”文王很高兴，一言兴邦，“先生，你说吧。”姜子牙就说了，“大王，我个人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善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什么意思？他说，大王，你为什么当国君？为什么有社会？有政权、有国家、有家庭？因为有人组成的，没有人通通谈不上。既然如此，你当君王，你可以尊严高一点，钱多一点，房子大一点，大家都可以理解，但千万别忘了，你在恰当的时候拿出更多的好处让天下人分享。唯有如此，那江山才坐得住，唯有如此，你才不是夏桀，你才不是商纣！文王是个贤德的君主，就把这番话听进去了，文王就用这番话来治理国家，来经略天下，用这番话来打天下。遗憾的是文王没有搞定天下就死掉了。后来他的儿子，就是周武王姬发，接着用姜子牙这句话给他打天下，还管理国家，同时还给他配了一个副职，这个人叫做周公。在周公和姜子牙的努力下，一个早晨展开了“牧野之战”，把商推翻了，建立了周。建立周之后，周公这个人很贤德，他把姜子牙这句话制度化、法律化、具体化了，建成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套最伟大的制度——周礼。
            我读了《周礼》之后，我感到这部著作真的很伟大，到现在仍然闪耀着一些让我们很感动的东西。上学的时候，我的老师老说，《周礼》是封建礼教，是统治阶级愚弄百姓、愚弄人民的工具。我一直感觉，这种表述似乎有失偏颇，我们弘扬历史、我们宣传文化，我们吸取优秀的文化指导今天的生活，我认为这种表述有失公允。我认为《周礼》其实就解决了两件事：第一，约束君王和诸侯的权力。《周礼》首先不是什么压迫百姓、剥削百姓的，而是约束君王的。孔子读了《周礼》之后说，什么叫做执政呢？他说“政者，正也”。执政，就是自己首先坐得正，自己坐得端，把自身的腰杆挺硬了，你干什么工作你才行。“上有好者，下必兴焉”。怎么才能走正呢？他又说了八个字，叫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当君王的要有君王的样子，当臣子的要有臣子的样子，“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唯有如此，天下才安宁。那么各位领导想一想，我们今天中央谈八项纪律，从常委做起，政治局做起。为什么？我认为是这种古老的治理思想在这方面有重要的影响。我们上面做好了，下面谁敢触犯？谁敢触犯，谁就受惩罚。上面做不好，下面基本上就没有说服力了。我们今天为什么搞群众路线，我认为核心本质也在这里。
            第二件事是解决公平问题。周朝用《周礼》治天下，恍恍惚惚走完了800年的历程。后世君王也想玩《周礼》，但都没玩好，300年、400年算长的，100年、200年的短命王朝比比皆是。为什么？就在于他们没有读通《周礼》中的这种民族的光辉。所以，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叫做历史周期律，几百年一个胜王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个王朝、一个政权就拜拜了。
            面对这种历史的兴衰，几十年前黄炎培先生到延安就见到了毛泽东，他和毛主席说，“主席，我们民主人士对你共产党看好，你们共产党将来执政了，打天下坐天下，能跳出历史的周期和循环吗？”主席沉思片刻，一拍胸脯说，“能，我们一定能，因为这条道路我们找到了。”主席没说别的，就说了两个字，“民主”。他又解释了一句，“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我们就一定跳出历史的周期和循环。”主席也没有留过学，也没有学过西方政治学，这个观点系怎么来的？我认为老人家学贯古今之后，明白政权更迭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一句诗就看透了。哪句诗？叫做“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国家有战争了，倒霉的是老百姓。有人统计，一次农民起义，全国人口基本上减掉20%，就是1/5，一场战争老百姓就完了，叫“亡，百姓苦”。但是国家好了，没有了战争，受压迫、受剥削、倒霉的、有意见的还是老百姓。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政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和存在的合法性。所以，主席说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在西柏坡进京，主席进京很理智，在那里七届二中全会提了两个务必，同时他说“如果革命的胜利这个成绩我们还值得骄傲的话，说明我们太渺小了，以后的路会更长、更艰巨，当然也更骄傲。”他没有认为这次进京是一劳永逸。他说我们共产党进京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进京腐败了，我们要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他用了两个字形容——赶考。这个考试我们能不能及格、我们能不能走好，说真话，这是一直摆在我们执政党面前一个非常重的话题，到现在我们也在思考。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们这一代领导集体上台之后抓群众路线，和主席的这种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如果我们的政策再不接地气，法律再不接地气，官员再不接地气，我们能不能跳出历史的周期和轮回，那就不好讲了。所以，关于这一点，我们中央说，关系到亡党亡国之大计，根本就在这里。十八大讲，遵重人民的主体地位，让更多的人活得有尊严。这体现在哪里？我认为根还在这里。但道路该怎么走，政策该怎么制定，官员该怎么抓，百姓该怎么服务好，我认为还有很多重大命题等着我们思考。
            （三）文化治心
            第三个是讲文化。我看你们满面红光、气宇轩昂，我可能气色也不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咱们生活得好，吃得好、喝得好、乐得好，这是一个盛世。很多人有否定的说法，说汉朝有“文景之治”，当朝有“贞观之治”，清朝有“康乾盛世”。我认为哪个盛世都比不上今天。我们中华民族从来没这么繁荣过，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这么有钱过，我们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几十年一点大的战争都没有，我认为是个空前的盛世。但是这一点仅仅限制在从物质的角度来衡量，如果从道德、价值、情感的角度来衡量，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这么缺少过诚信，缺少过道德，缺少过品德，缺少过情怀，缺少过责任。我一再问我们中国人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种？搞不太清。最近发生了一系列的事儿都让我们感到很感慨。一年多前的“小悦悦事件”，一个2周岁的小姑娘，经过2台小货车、4次碾压，路过那么多路人无动于衷，最后一个拾荒（拾破烂）的老太太把小姑娘拉过去，进行一番抢救，当然那只是一种心灵的赎罪，最后还是死掉了。那是对我们民族道德的考量，上到中央，下到地方，大家都在讨论我们中国人的良心。但是这个事儿后不到两年，一年半多一点，北京又出现一个“摔孩子事件”。当这个孩子被摔死在街头的时候，我们这个民族的道德也已经被摔得粉碎，让世界人看不起我们中国人。这个案子尘埃还没有落定，富平又在卖孩子，更加触目惊心。所以我们说今天是怎么了？我们今天面对药品和食品的安全问题，面对不讲诚信的问题，面对整个社会腐败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我觉得没有办法，只有提升全民的道德情怀，只有提升全民族的价值观念，提升全民族的责任意识。从哪里开始？从文化。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这些文化我认为就是温暖我们生命的，提升我们生命境界的。所以我谈了两个字，叫做“治心”。
            大家是官员，每代中央领导集体上台之后，第一个集体活动去哪里？我认为这是一种执政的理念，也是一种执政的信号。今天总书记带着常委的同志和书记处的同志去了国家博物馆，在这里他提出了“中国梦”，媒体都在关注中国梦，没有人对行为本身进行解读，后来谁读了？刘云山同志解读了。他后来北京西城区调研时说，国博是什么地方？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祠堂和祖庙。中央这么高层的领导对祠堂和祖庙这个词儿，原来是比较避讳的。去哪里干什么？刘云山讲，去那里体现了文化的情怀和对历史的尊重。我认为这是个文化，用老百姓的白话说去祭祖了，或者我们拉近历史，拉近文化，拉近每一个中国人心灵之间的距离了。
            实现“中国梦”，总书记提了三点：第一，走中国人的道路。道路在哪里？第二，团结中国人的力量。力量如何团聚？没有这个血浓于水的情感，我们该怎么办？第三，弘扬中国人精神。中国人精神又在哪里？我认为也是五千年文明的积淀，我们的勇敢，我们的爱国，我们的忠信，我们的挚诚，其实都在这里可以找到答案。
            十八大非常斩钉截铁地说，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我觉得这个脉，无论如何都不能割断，我们人民也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我们每一个时代都要结合历史和文化特点，结合时代特点创造一套丰富的文化来温暖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我们整个民族才能走出情感价值和道德的低谷。
            在这个题目下，我讲两块内容：第一，什么是国学？国学的什么精神能温暖我们？第二，从文化中汲取什么营养来温暖我们的生活，来指导我们的工作？这些课程内容很多，我可能也只能点到为止，讲一部分内容。
            一、国学的基本架构与内涵
            这两年我一直在讲我所建立的一个国学模型。
            我本人认为，如果把中国的文化比成一棵参天大树，那么这棵树的根是《诗经》，这棵树的干就是《易经》，这棵树的冠就是《诸子百家》。我的这种划分很多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和建议，我在课堂还一直坚持这么解读，原因是什么？原因就在于，通过这种解读可以让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很直观、系统、简洁地看清文化这个大模样，一看就清楚了，很简洁。
            我也和各位朋友们交流中国文化的三种特性：诗性、智性、德性。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化？就要培养这三种品德。
            第一，诗性情怀。我看到很多朋友、很多领导学文化、学国学，爱学《易经》，《论语》也翻翻，《孟子》也看看。但是学了半天，我发现生命的情怀没变，人生的豪情没增加，胸怀没扩大，对土地的感情、人民的感情、对生命的感情也没有累积。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人不读《诗经》了。我认为没有诗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缺少根基的；没有诗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缺少色彩的；没有诗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不能温暖生命的。我认为诗是中国文化的灵魂，我们中华民族的浪漫、气度、风采就在一首首诗中所淋漓。而我们中国人把《诗经》过于文学化了，其实里面有精髓，有思想，有境界，很可惜，这一点缺失得最多。
            第二，智慧。人这一辈子，进进退退、得得失失、你来我往，我们生命都有很多迷茫，面对生命的种种迷茫和徘徊，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少走点弯路，多走点直路，少走点邪路，多走点正路，我们要有智慧。中国文化的智慧在哪里？我想在《易经》中。我一直提倡，我们领导干部如果有余力应该好好读读《易经》，把握我们世界辩证的变化关系，但是很遗憾我们很多领导跑偏了。
            第三，《诸子百家》，我称作德性。在春秋战国末年礼崩乐坏，社会很乱，那个时候诸子百家跳出来了。到今天我们来看，他们的理念无所谓绝对的对错，他们站在时代的基点上告诉我们民族该怎么办、国家该怎么办、社会该怎么办。他们都是有德的君子，所以我统一归为“德性”。这里的“德性”就是指的民族之大义、社会之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今天重点跟大家讲讲诗和智。
            （一）诗性：中国人独特的人文气质与浪漫情怀
            诗可以培养我们中国人浪漫的人生情怀和对生命的态度。怎么培养？我想了四点：一是培养情操；二是抒发情怀；三是表达情感；四是释放情绪。
            1.培养情操
            何谓培养情操？我给各位做了幻灯片，叫春夏秋冬，很漂亮。这叫沧海桑田、万事万物的轮回与变迁。我们可以看到，春天生命之鲜活，夏天生命之盎然，秋天生命之澎湃，冬天生命之苍茫，跃然纸上。
            我们古人站在天地之间就想，在想什么？人这一辈子再伟大、再辉煌、再有钱、再有势，都有纠结、有迷茫，面对生的迷茫我们该怎么办？向我学吗？我和你们一样，我也是人。向你们学吗？你们也有着类似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怎么办？我们古人想明白了，我们人来自于自然，应该归于自然，我们回到自然中去才明白，把心放静了，我们就懂了。懂得什么？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人在宁静的心灵中，在世界的流逝中，我们能看到生命的浅薄，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生命之宽广。久而久之，形成我们中国文化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观念，叫天人合一。
            天人怎么合一呢？我用一个季节——秋，给大家做一个解读。各位生活在内蒙古和我生活在北京，都算北方。现在无论是内蒙古，还是北京，包括再往北，全国上下没多大区别，到处绿油油的，但是一场秋风一来，南北方完全不一样。我们叫做一场秋风一场寒，在秋风秋雨中我们很自然想起一首诗，叫“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天凉了，心也凉了。如果读过女英雄秋瑾的诗，你会记得这句话，叫做“秋风秋雨愁煞人”。在秋风秋雨中，女英雄秋瑾内心很焦虑，当然也反映出对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堪忧。如果你读过《红楼梦》或许会记得这句话，“花因喜洁难觅偶，人为悲秋易断魂”。一到秋天，心就凉了，人生遇到一个倒霉的事儿，就纠结、抱怨、折腾，跳、闹、叫。难道说我们的人生真的如此脆弱吗？我们生命真的这么弱不禁风吗？难道我们面对生命的风雨真的这么容易被击溃吗？古人想来想去，他就觉得不应该这样。为什么？因为他们一抬头看到了这幅场景，我们中华民族有四大美景：秋北京、雨桂林、夜上海、雾重庆，很美。
            我那天到长沙讲课，我说我们中国有四大美景，叫秋北京、雨桂林、夜上海、雾重庆，很有名。长沙朋友跟我说，李老师，您不用吹，我们长沙有橘子洲，很漂亮。到南京，南京朋友和我说，李老师，我们南京有栖霞山，比西阳山（音）一点都不差。我说，各位朋友说得很对，这个叶子它不叫香山红叶，这叫枫叶，这个叶子全国都有，枫叶又叫黄栌叶（音），“年年黄栌叶，载载热情牵”。黄栌是圆的。每次香山红叶正红的时候，我都找一个很好的天气，乘着夜色爬到香山顶上，我坐在黄栌（音）数下等日出。因为人多，去晚了之后你也爬不上去。当旭日穿过黄栌照在我的脸上，我整个脸都是黄的，我极目远山，那种感觉真让我绚烂无比。我很自然地想到小时候学过一首诗——《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所以你纠结什么？你迷茫什么？秋天的红叶比二月的花还要红。为什么？因为一个字叫霜。不经历风雨如何见彩虹，生命的坚韧正是这种风吹雨打之洗礼。
            而另外一个人在秋天，他不仅看到了色彩，而且看到了空间，这个人叫刘禹锡。前不久我到广西柳州市，在柳州我拜谒一个人叫柳宗元。柳宗元当年和刘禹锡搞变法，后来变法失败了，刘禹锡被贬到了今天大概遵义这个地方。柳宗元先被贬永州，后贬柳州。刘禹锡当时很年轻了，原来在中央工作，后来到地方工作，心里很不好，总觉得一腔政治抱负没有能实现，很郁闷。在一个深秋的季节，带着郁闷的心情走出屋外，他突然一抬头，心情变了。为什么？原来光想变法了，光想当官了，光想挣钱了，光想心里纠结的事情了，也没有精力、没有时间、没有心情来欣赏生命两边的风景了。秋天的高这么高，云这么淡，恰好一群白鹤在天空翱翔飞过。刘禹锡想，我今年才31岁，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一次变法的失败难道就对自己的人生没信心了吗？不行。于是回到屋里，写了一首诗叫做《秋词》，谈对秋的看法、对生命的看法。“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别人说到秋天，人心情不好，别人说人生的坎儿心情不好，我刘禹锡今天总算明白了，我认为秋天比春天一点都不差，这次变法的失败是我人生的积淀、是我生命变得厚重的根本原因，失败乃成功之母。你看秋天、你看那白云，你看那仙鹤傲向苍穹的身影，这不就是我的榜样？这不就是我奋斗翱翔苍穹的前提和条件吗？于是，对人生充满另类豪情。
            每次我读这种诗，我都深刻感受到，我们中国人，包括咱们做官员的，为什么心胸越来越小，心眼越来越小，斤斤计较，你争我抢，你打我斗，你死我活，你来我往？我一直觉得我们中国人今天：第一，不读书了。有人做过统计，说我们中国人现在是世界上读书最少的民族。我认为这个话不是瞎说的。我现在回到我们村上，是1000多人的村，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村，过年也好、夏天也好，全村人除了种种田、做做生意，一有空闲就麻将、麻将、麻将。有人和我说，在俄罗斯远东有多温州商人包土地种，远东俄罗斯的农民平均人均一个书架，农民没事儿读读书。我们今天还读吗？有人做了统计，中国人人均读0.7本书，一本书读不完，日本人读7本，韩国人读30多本，俄国人读55本，读书最多的是匈牙利，人均64本书。第一，我们没有文化积淀，所以没有胸怀。第二，我们不懂得欣赏风景了。我们现在心里就装了两个字：钱、权，把心灵板结了。我们带着这两个字闷头前行，没有心情来欣赏生命，没有心情来欣赏风景，越来越纠结了。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原因。面对这种社会现实，我就是一个小老师，我怎么办？我是这样想的，当一个人不能改变世界的时候，就要适应世界，当不能改变环境的时候，只能适应环境。我讲文化，我讲美好的东西，我是这么讲的，我应该这么做到，至少我不能太小人、太狭窄、太阴暗，否则这种文化讲出来也不动听。每天我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开我们家的窗户极目远眺，培养胸怀。我今天起来又培养了。你们猜猜，我在北京眺多远就眺不动了目光？可能你们猜不准。前不久我真量过，眺望25米就眺不动了。我们家住的是26层高的双子座大塔楼，我们家住东边那个，朝西住二层。推开窗户这么看，能看到天，这么看，25米远就是一个摩天大楼。我每天坐在我们家的沙发上，目光所及就25米远。一个只有25米胸怀的人，还能指望成为大师吗？没戏！这是现代文明的通病。别说我没有胸怀，我们很多学者同样没有胸怀。为什么？我认为和我们今天的生活节奏，和我们的气度，和我们的大环境直接相关。所以，我们要学会看风景。我很喜欢内蒙，我很喜欢草原，喜欢大海，我也喜欢沙漠。
            有一次出差，我印象很深。我和一个朋友去，他说，李老师，到内蒙要保护我。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要三高，血糖、血压、血脂都高，内蒙古喝酒很厉害，你得保护我。我说，兄弟，到了内蒙，由不得我，也由不得你了。他理解成内蒙古的朋友劝酒挡不住，太真诚。到了内蒙古他发现他理解错了。那年的呼伦贝尔那个大草原长得特别好，雨水也比较好，我们站在草原上一望无际，何止25米，25000米可能都有，心旷神怡，牛羊成群，蓝天白云。那个时候人都将化成一滴水，就永远留在那里了，就那种感觉。晚上吃饭，在一个水泡子边上，有几个蒙古包，雪白雪白的，远处一看就是一道风景。别看是蒙古包，进去还蛮豪华的，很有民族风情，晚上在那里吃饭。一进去蒙古的朋友非常热情，一人一条哈达，这个哈达一披，就感觉自己成了半个草原人。晚上一开饭，两个小伙子进来，端个木架子，上面盖着一个红布，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掀开红布一看，焦红焦红的一只烤全羊，那是真羊肉，绝对不是假羊肉，更不是老鼠肉做的。一开饭，当地的一个老年人，一个乐队马头琴一拉，小姑娘穿着民族服饰很艳丽，银碗给你端过来了。当那碗酒端到你面前，如果你不喝，你就不是人了，没人劝你。因为在那个场景下，你如果不喝：第一，对不起主人的盛情；第二，对不起草原；第三，更对不起自己。人一辈子难得豪放一次，舒展一次，释放一次，开朗一次，奢侈一次，生命是需要展示的。我觉得生命越展示，人越有胸怀，人越真诚。内心越纠结，这样的人心眼就越小。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美好的心灵，我们不懂得绽放了，就琢磨自己内心的私利，这样的话你还有什么韬略，还有什么心怀，还是什么情调面对未来。你们生活在内蒙古，你们如果还没有胸怀的话，可真要好好读书了，我在北京没有这个条件。所以，你们要学会欣赏。我们人有这种心怀，一展示、一释放，你那就是天下的爱，国家的爱，家庭的爱，生命的爱。
            这是爱读书的人，谁呀？杜甫。这周末我刚从四川回来，又重温杜甫草堂。杜甫当年一进草堂，一场暴风把茅草屋给掀了，屋漏恰逢连阴雨。如果你们家房顶漏了，怎么办？肯定是塔梯子盖房、盖塑料布，报119，找施工队。俺家有存折，俺家有电视，俺家有冰箱，可不能湿了，这是你的行为方式。杜甫家，别看穷，每一件家具都是古董，一个碗剩到今天就值你家全部家产。杜甫在那样的情况下，没有急于盖自己的房子，而是在寒风冷遇中站了两个半小时，他在思考。他在思考什么？他说我这个草堂也不算太差的住房条件，也算个中产阶级了，一场寒风冷雨一来，我都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天下有多少人无家可归，成了无房户。北京的房又这么贵，房价又居高不下。多少人流离失所，怎么办？杜甫想，我要是大老板就好了，我有钱就好了，我买上1万套房、1亿套房，分给天下没房子的人，这样的话，就再也没有人流离失所了。叫“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我死怕什么，只要能温暖天下人，那就是我杜甫生命的价值。我们可以看看，什么叫君子，什么叫小人，什么叫一己私利，什么叫天下之情怀？一个人都落魄成这个德行了，还在想着天下无房子的人。我们今天也有，房叔、房姐、房妹、房大爷，很多，为自己。我们很多领导一出情况一查，十几套房，几十套房，有用吗？说真话，“广厦千尺，睡不过五尺”，道理就在这里。通过杜甫这个形象我们还可以看出，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一个人对天下的爱和高低贵贱没有关系。不能说人没有钱才能爱别人，人当官才能爱社会、爱百姓，没那回事。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人生要有一种道德的高度，人生要有一种责任的高度，这点很重要。而我们今天一般不大讲这个事儿了。
            孔子当年有一句话，人这一辈子，“不患无以立，患所以立”。你这一辈子先别问我能不能挣钱，也先别问我能不能当官，你先问你凭什么挣钱、凭什么当官。我们今天不问这个问题。孔子说人的一生有三大风险。哪三大风险？第一，德保而位尊。没有道德，很缺德，官当得很大，这种人早晚倒霉。第二，力小而任重。不好好努力，没有能力，老想拖天，这个胳膊早晚会被压断。第三，智小而谋大。不学习，没有智慧，不知道修养，老是想做大事、当大老板、当大官，这种人早晚把自己卖进去。我们今天人不懂得这种问题了，我们没有了基本的德财能的道德标准，而一味想自己的目标，而不问为什么能实现这个目标。这叫道德的容忍度。
            我们今天经常讲什么？我们依法治国，我很认可这个事儿，社会国家不能离开法律，但是我同时也认为法律不能解决社会的全部问题。我认为一个好的法制社会一定有一个基本的道德高度。几千年前老子就告诫我们整个社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法律最严酷的就是剥夺人的生命，一个人他生命都不在乎了，他还能在乎法律吗？我们这个社会中，人应该有个基本的道德准则，对生命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态度，这个事很重要。厦门公交车事件，很多人因为这个事儿批评咱们政府，说工作不到位，说好多官员工作不细致。官员需要反思，这点没有错，我个人认为主要责任还是怨这个家伙。人呼风就来风、呼雨就来雨，我不如意了，我一说领导就能满足我，我一说，别人都能满足你，哪个时代我认为都不可能。人生面对生命的风雨，我认为有一种基本的情况很重要，你不想活了，可以，你死呗。你有什么资格剥夺那么多无辜人的生命？15个孩子参加联考，7个受伤了。福建说，这7个孩子可以通过一种方式上大学，受伤的别考试了。8个孩子失踪了，过了好多天说了，孩子死了。为什么？烧得面目全非，通过医学鉴定才证明死了。这15个家庭还有中国梦吗？有两个数学系的博士，一个已经成为教授，一个男的31、女的27，两个人生孩子刚刚100天，生了孩子以后闲房小，到厦门集美区看房子，准备买个房子过更健康幸福的生活。结果一把大火，两个博士通通灰飞烟灭，这孩子才100天。朋友们，你想想，这个孩子如果将来长大了，自己爸爸妈妈这么优秀，由于这种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能爱咱们这片土地，能爱民族，能爱我们的社会吗？一个社会仇恨的种子不就埋下来了吗？这两天，成都又出现了砍人、杀人，有人说从这个人的目光中明显看到他厌世。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都没有生命的情怀。
            还有今天做官的，我们今天做官的人，为什么说大家对你们不敬畏，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在于我们缺少应有的官德。“官者，管也”，做官，在古代一定是君子，一个不能成为君子的人根本没资格做官。官本位是今天的概念，在我们远古时代不是这种概念，很多人不愿意做官。为什么？因为一做官意味着牺牲很多个人的利益，要为他人服务，所以做官的人是天下大君子，做官的人受到人敬仰、尊重。我们古代很多官仍然有这种情怀，比如柳宗元。柳宗元变法失败贬到永州，在永州写了一篇文章，很有名，叫做《捕蛇者说》。后来过了10年，皇帝一个圣旨，召回京城，柳宗元认为，有盼头了，人生终于又有机会了。回到京城（现在的西安、当时的长安），正准备一腔热情重新开始，一个圣旨又贬到今天的柳州。永州在湖南，柳州在广西，更偏、更远、更荒蛮。我们今天的官员如果遇到这个情况会怎么想？肯定牢骚满腹、抱怨满怀，跳楼了，自杀了，叛逃了，全都可以预测。为什么？没境界。柳宗元到了柳州，人生的最后四年，建文庙、搞教化，废奴赎、种柑种橘、疏通河道、打井为民，把一个荒蛮的柳州建得井井有条。后来柳宗元病死了，柳州百姓们说，咱们给他送点什么呢？说送钱送物有辱老人家英明。后来柳州人民在柳州找了一棵大树，给柳宗元做了一副棺材，就把他运回长安。到长安之后一掀棺材盖，就发现柳宗元像睡着了一样，一点都没腐烂。从那个时候柳州的棺材就出名了。所以谁都清官，送他一个棺材让他永世不腐。我认为永世不腐的肉体是假的，但是永世不腐的精神却是可以做到的。几千年来，柳州人民在那里建了庙，叫柳侯祠，又叫做罗池庙，千百年来被人供奉。这就是品德所换来的。
            我们中国文化有两个东西可以不朽：一是诗书继世长，二是忠孝传千古。比如上上周我去新疆坎儿井，去坎儿井干什么？缅怀林则徐。当年林则徐变法皇上让干的，我们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上也有“虎门硝烟”，都对，当然好了。但是一个圣旨被贬到新疆伊犁，多偏远。我们今天的领导如果遇到这个境遇，能接受吗？各位朋友扪心自问，你如果受到这个待遇，能接受这个现实吗？林则徐从那么大的官，从一方大官到新疆伊犁州，人家怎么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所以，文化是干什么的？文化是打造我们的情怀，有这种情怀来面对世界，人才能讲韬略。否则的话，那些鸡毛蒜皮、小技巧、小阴谋不足为道。这就是诗的第一个目的，让一个人有一种胸襟和目光来面对生命，这是很重要的。无论对官员还是百姓，我认为同等重要，没有这种胸怀，根本无以言“韬略”二字。一定要想办法，照那种感觉。
            2.抒发情怀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人不读诗、不爱诗，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的人没有追求了，没有更高的人生境界和追求了。因为没有追求，大家不爱诗，因为不爱诗，也越来越没有追求了。各位朋友，不信去看一下，仰望一下中华民族历史的星空，你会发现，那些伟大的灵魂，他的一生和诗都有解不开的渊源。
            比如曹操。曹操一辈子，我给他总结了八个字，叫“曹不离诗、诗不离曹”。曹操一辈子喜怒哀乐都做诗，曹操死了之后，人想到他，走过他战斗的地方，都会为他而做诗。曹操一辈子打了很多仗，其中两个仗最有名，一个叫官渡之战，那是一个胜仗，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一个叫赤壁之战，是个败仗，奠定了三足鼎立的格局。打赤壁，曹操不高兴。为什么？像我一样的北方人，咱们都是北方人，骑马射箭还可以，但是一上船一拿刀枪，人还没走就晕船。曹操说那个仗怎么打，有人趁他不小心给他献了个计。什么计？连环计。说，丞相，我给你出个招，你用大铁链子、大木板把船连一起，船变大了、变稳了，你们北方人肯定就一定没事儿，能打仗。曹操不知道上当，结果一试还真行。曹操说，完了。谁完了？刘备完了，东吴完了，我一个人一统三国，豪情万丈，大宴文武，舞搠赋诗。这是曹不离诗。赋什么诗？《短歌行》。诗人写得多好！这个诗写得多有气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人这辈子能活几年，喝吧！我觉得这个境界，生的境界很高。我们学文化为什么要会学？你要学正能量。这句话我认为就有很大的正能量，而不是负能量，而不是劝大家狂饮喝酒、湖吃海喝，不是那个含义。这句话告诉我们面对生命中成成败败、得得失失，人无什么时候都要充满生活的激情，这才是正常的人。我们高兴了，我们就笑，我们失望了，我们就哭。人有健康的感情面对世界，人才能做个好人，人才能做个好官，人不能太装了。
            现在你们当领导很难当，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们这个感情不会用。陕西的表叔，当官员不能随便笑，一笑把官笑丢了。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道理，深层次的道理，咱们当官员要想。那么大的车祸，那么多家庭面临人生的悲剧，谁在那个场面下内心都酸了，内心都会流泪了，内心都会纠结，这是常人起码的感情。你是安监局的领导，到了现场以后，面对百姓的苦难腆着大肚子在那里笑，我们怎么能接受这种感情？这种官能没有问题吗？网友通过网上一搜，表是一个突破口，一查，这个干部确实有问题。对人民没有健康感情的官能当上好官，我认为不可能。所以，感情看是小事，它也是大事，这点很重要。我们学《论语》，《论语》不是死的，是活的。孔子爱学音乐，我们古代文化中重音乐。孔子说，邻居家如果有丧事，老人去世了，三天不吃肉啊、一月不弹琴。人家老人家去世了，你还在那里燕语莺声，那叫什么人，那叫什么人，那叫什么邻居，那叫什么感情，那叫什么圣人，那叫什么君子。这叫同情心。
            今年河南大桥烟花爆竹塌了，一个领导去了，这次没敢戴表，穿个军大衣，显得很理智，很朴素，结果站在桥头哇地哭起来了。你抽西北风，哭什么？那个感情做得也不对，我们说真话。官也是人，咱们是正常的人，我们做有血有肉的官，也做有血有肉的人，该哭就要哭，该笑就要笑。哭也对，其实笑也对，关键是看你是否发自真诚，其实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一眼就能看清楚。这个很重要。
            曹操也是这样，别看这个丞相，不知道连环计上当，他认为东吴完了，人生马上成功了，就对酒当歌。一读这首诗，我还有一个感受，什么感受呢？我闹不明白咱们后辈子唱戏，把曹操唱成大奸臣、大白脸，我不明白这个事儿是从哪个时候开始的。我一直在想，大奸臣、大白脸能有这种胸怀？鬼才相信呢！
            我总结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趣的文化现象，当然我总结得不会太全面，或许多少有点片面，但是应该能说明点问题。什么现象呢？自古以来，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忠臣擅诗、奸臣擅字。我觉得能写好诗的，大多数是忠臣，能写好字的奸臣多。为什么？在心为志，吐而为诗，没那种追求，没那种理想，没那种信念，没有那种豪情，做不出诗来。写字怎么写？拿个字帖在那里练，琢磨、琢磨、琢磨，左边一撇搞掉张三，右边一捺消灭李四，一拐弯算计别人，字就练好了。
            我跟很多领导同志、朋友讲，今天领导好写字、好画画，还有朋友练了几年字、画了几年画，我看人生也没有豪情，胸怀也没有放开。所以，我劝大家，你除了写字、画画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做诗。很多朋友写字、画画，反而心眼变小了，变小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做官的第一要务是什么？你干什么要干好什么，做官是要履行好职责，下对百姓、上对领导，这是我们的首要工作，写字、画画那只是个修养。但是你别忘了你的身份，你和我不一样，我就是个老师，我就瞎写着玩。你一写，下面有人说“首长，字写得好，你应该入协会了”，就入协会了。你入协会了，当然协会欢迎了，可以拉赞助。第二天，“领导，你的字好，该搞画展了”，你又开始搞画展去了。结果一搞画展，好多吹鼓手一吹把你吹晕了。夸领导也是一门艺术，我这个智商就夸不了，水平不够。他怎么说的？“首长，你这字好，独成一家”。“独成一家”，这四个字一点毛病都没有，怎么挑都没毛病，乱画，那可不独成一家？如果不独成一家，公安局判案不是有多少冤案错案？谁的笔迹写出来都是独成一家。所以我和朋友们讲，一个领导，你去写字、你去画画，你要一辈子不卖弄，画一生、写一生、玩一生、乐一生，这个写字、画画一定是你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你一定会做一个很高明的领导。但一旦把写字画画作为一种资源去卖弄，甚至觉得王羲之都不如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飘起来了，真正飘起来了。
            前不久我看了一期节目，我建议你们看看，撒贝宁主持的，叫《科学与文学的对话》。科学找的杨振宁，文学找的莫言，艺术找的范增。撒贝宁就问范增，“范先生，我们央视很多主持人，比如白岩松、倪萍，都在画画，都在写字。从你的角度看他们这些人谁最有造诣？”范增笑笑说，他们根本谈不上造诣二字。我认为，范增把这句话说出来，央视一台又把这句话播出来，我真的觉得很有信心，我对范增更高看一眼。这叫曲高和寡，大师的境界高山仰止。术业有专攻，你如果不服，我写一个、你写一个，咱比一比，我说你没造诣，绝对不冤枉你。撒贝宁又说，范老师，咱不说造诣了，你说他们谁写得好、画皮好吧。范增笑笑说，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也不想得罪他们。到此为止了，说明做事范先生也有个门槛了。但是我们很多朋友练练就找不到自己了。练一手好字，真正成大师，那不是开玩笑的。到国家博物馆看看百年复兴之路，看看当年林则徐变法的时候，给皇帝写的圣旨，那个蝇头小楷，看得心灵都震撼，人怎么能写出这种字来，比印的都漂亮。那是从五六岁、六七岁一辈子苦功练那手字，为了陶冶情操、为了提高修养，而不会把自己写没有了。第二句话劝各位大家，大家是领导，什么语言，什么行为，还直接关系到我们是不是一个清廉的干部。我认为写字画画在有些领导身上也滋生了腐败。比如商人准备给你送东西，也不知道送什么，一打听，会写字、爱画画。一个古画几百万，一个端砚几十万。要了，这不是腐败吗？另外，说首长，我给你出钱搞个书法展。一投就是几百万，那么有气度，他那几百万你以为是白投的？商人是趋利的。前面给你办完了，后面来找你了，领导，这事儿给办办吧，你办还是不办呢？所以我们说，“上有好者，下必兴焉”，我们爱好也不能成为把柄。所以我跟很多朋友讲，写字、画画很需要，但是更根本的大家做诗。
            做诗可以培养人的语言能力。《论语》孔子说，说“不读诗，无以言”，不读《诗经》说话不好听、不动听。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作风建设？离了稿不会说话，你如果从现在开始做诗，做上两年，没稿子照样说话，没问题。因为你不读书了，不读诗了。腹有诗书气自华就是这个道理。你看我吹牛，大家说，李老师，你吹得还挺好听。为什么？我从小就做诗，从8岁开始就做诗，我不是忽悠大家。我8岁就学第一首诗就开始模仿，哪一首诗？叫做“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就会这么一首，我就开始模仿。有一天，我坐在我们家的打谷场。打谷场，就是粮食割下来晒干，晒问之后再压，现在都联合收割了，打谷场不多了。我蹲那里玩，结果我看到好多蚂蚁成群结队地回家，我老师说这个现象发生了，可能要下雨。这个时候一群小燕子从我头顶掠过，我老师也说了，这个现象也可能会下雨。刚想完，没一会儿，打雷下雨了，我就往家里跑。我往家跑，农民就往打谷场跑，他怕粮食湿了，赶紧盖塑料布，晒干了不容易。我回到家里，我有感于这种场景，我就拿出一张纸来就开始做诗。那个纸不是咱们今天的白纸，那时候家里特别穷，还没改革开放，都用包改进的黑纸，那个笔也不是圆珠笔，也不是钢笔，是我哥给我一个小铅笔头，我一年级都用铅笔头写字。我拿着包改的黑纸、拿着铅笔头，做了我这一辈子的处女作。过了30多年了，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我怎么做的？“燕低雨将临”，燕子飞低了，将要下雨，“蚂蚁把家归”，蚂蚁回家了，“雷声刚入耳，忙坏庄稼人”。我认为写得真好，我觉得可以收小学课本了。这8岁的孩子，心里没有思想、没有理念，他用纯洁的目光来看世界，看到什么说什么、看到什么说什么，说出来就是诗。人做好人、说真话，说的话就好听，说假话、说空话、说套话，说的话肯定不好听。为什么那百姓有时候不爱听大家说话？就这么空话套话太多。很简单，诗就是情感的宣泄，诗，就是情怀的流露，就在这里。
            老爷子接着说，“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拐个弯还是喝。很多外国人批评咱们中国人，说中国人就认吃，吃饭要喝酒，要包厢，浪费那么多时间。我说你们外国人呢？他说我们外国人15分钟快餐搞定，就工作了，人生效率都高。从那开始咱们中国人就不自信了，不敢谈吃，不敢谈喝，不敢谈饮食文化，觉得好落后，好封建，好愚昧。但是现在咱们中国人有钱了，我们文明程度提高了，倒过来一看，我们被洋鬼子忽悠了。我问各位一句话，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活着为什么？你们还很真诚，内蒙古的朋友，你说吃。说得没错。人活着这一辈子没有目的，活着就是最大的目的，这是一种生命的真实。
            我们今天讲民生，民生是什么？就是人民更好地生活。你说你很高尚、很伟大，你牺牲自己，幸福千万人，你用自己的生命让千万人更好的活着。我们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幸福快乐地活着，这是发展的目的。一个好社会，就是每个人都能健康、快乐、幸福活一辈子，这就是好社会。那么人怎么才能活着？第一就是吃。不吃饭怎么活？咱也不是圣人，谁不吃饭？我认为能吃好是人生的一大幸福，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再像中国人这样创造过辉煌灿烂的饮食文化。《舌尖上的中国》，咱们中华民族这片土地很神奇，南来北往的人都能根据当地的气候、当地的饮食，创造一套美食适合当地人。我们中国人如果吃饭仅仅为了填饱肚子，那个时候我们人生的快乐少了一半。我们中国人一吃饭，兄弟们一闹，我们欣赏美食，我们谈谈人生，我们谈谈感情，我们做做小诗，你会发现这顿饭就成了享受。我们中央今天加强作风建设是不让大家大吃大喝、挥霍公款，这叫节约，但不等于不让我们生活好、吃好、玩好，完全是两个概念。我们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每个人都吃好，这很重要。今天我们说增强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把文化看明白、看透彻，我们正面地解读文化、看文化，文化才能传承，我们才不至于走极端。
            曹操高兴的半天，结果第二天一上战场，小周郎一把大火，差点没烧死，也没胜利，走了华容道。几百年之后谁来了？苏轼来了。苏轼到了湖北赤壁古战场，就想曹操、想周郎，想这段历史。说那哥几个打来斗去太有意思了，立即做首诗，叫做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对这段历史的回忆，这叫诗不离曹。
            曹操的诗不仅打动了苏轼，而且打动的今天一颗伟大的灵魂，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伟大领袖叫做毛泽东。几年前，央视一台把毛主席《浪淘沙·北戴河》谱了曲，给一个电视连续剧做主题曲。这个电视剧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什么内容、什么题目，我就记得把主席这个词唱得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写得多好！“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主席1.8米高的个子站在北戴河边，一阵狂风吹来，风一骤起，就是暴雨倾盆，白浪滔天了，一艘小船在浪尖上翻滚。伟人深邃的目光遥望远方，伟人的伟岸和大自然的雄浑融为一体。这叫天人合一。每次读这首诗，读到这里，我都忍不住地说一句话，“中国当代毛诗之后再无有诗”。我觉得当代中国毛泽东之外的诗，谁的诗也不可能流传千古了，当然包括我那首小燕子也不行了。我说完之后，网上很多人骂我，好听的说我口无遮拦，难听的，说我满嘴喷粪。我说喷什么都不可以，就喷不出粪来。所以网上环境要整顿。我们这次打击网上造谣，这个网络环境害人，网络环境给社会造成很多不安宁、很危险的因素，所以我们要整顿。我说你骂我干什么？你不就是不服吗？有本事你也到北戴河边去，风衣你也别穿了，你站在毛主席站的地方，光着屁股，有本事你也做首诗。做完了之后发给全国13亿人给你打分，你的分如果比毛主席高，我在《人民日报》登一版广告，我给你道歉。你写不了，就学着点吧，千古一人，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的胸怀，这个东西学是学不来的。有人试过了，谁也比不了，谁呀？蒋介石。
            1945年的时候，主席到重庆谈判，写一首诗大家都知道，叫做《沁园春·雪》。主席那个气派，什么叫做韬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秦皇汉武牛不牛？牛，但没文化。“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牛不牛？牛，但没有战斗的勇气。“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武力够，但是韬略欠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我们通俗地解释，数风流人物，还看老毛，一个道理，今朝、老毛，老毛，今朝。其实这反映了主席博大的胸怀，也反映了他本人生命的自信。没有这种自信，能打下万里江山吗？这个能比得了吗？比不了。结果蒋介石急了。1945年是蒋介石人生最高峰，1945年二战刚结束，我们中国是战胜国，他以战胜国的领袖自居，苏联人对他好，美国人对他好，天下老百姓对和平谈判也寄予了厚望。那个时候蒋介石春风得意，那我和你们谈是瞧得起你，那个境界。结果主席弄这么一首诗，把蒋介石气得肝疼，把全国文胆都招来了，写写写，一个个地写，写一摞。蒋介石审稿，一边审稿一边骂街，一首诗都拿不出来和主席的PK。PK什么，你的境界差远了。所以这就叫胸怀。
            一个好领导，能写出真正的好诗来，一定是爱生活的。我跟组织部的同志讲，真正评价干部是全维的、多方面的，好不好读书、好不好做诗，有没有爱心，我认为这是一个人做一位好官最基本的感情和素养。文化素养看是小事，实乃大计。
            话锋一转，主席讲曹操了。主席说我为什么做这首诗，就是因为我想到了曹操。主席说什么？“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说曹操你死得真早，时光过得真快，掐指一算，你离开我们这个世界1000多年了，当年你跨马挥鞭。魏武大帝就是曹操。你多有追求，多有理想。为什么？当年你在这里做过一首诗，有诗为证，叫“东临碣石有遗篇”。哪首诗？《观沧海》。但主席说，你尽管有追求，你尽管有理想，但是你到死都没有统一三国，你进了棺材都死不瞑目。闹了半天，你还没有我毛泽东，没有我们共产党人厉害，你们没有搞定的，我们搞定了，“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曹操换人间了吗？他没换人间，主席把人间换了。
            两个政治家，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信仰、他们的追求完完全全不同，但是他们却实现了一种跨越时空式的交流。为什么？因为他们生命之豪情，人生之澎湃、社会之责任、民族之情怀跃然纸上。我觉得我们今天人不读诗、不爱诗，身上没有这种气魄。
            去年钓鱼岛事件，全国很多地方搞爱国游行。北京一个小伙子举着毛主席到了日本驻华使馆。举毛主席像倒也没关系，关键是小伙子特别有创意，他在下面写了一句话，读了之后让人很辛酸。他说“毛主席，我们别人欺负了”。读了之后，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的民族多么需要情怀、多么需要精神、多么需要气度、多么需要胆识！我们这个民族没有这种精神是不行的。很多国家找我们事儿，为什么？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不好好学文化，不好好打造我们自身的品德和形象，被人家看扁了。日本人曾经说过一句话，“世界上有两个国家我永远不会道歉：第一个是韩国，再道歉他都不买日本货。第二个是中国，道不道歉照样买日本货。”我听了之后我就很郁闷，我也很气愤。去年我们家的相机坏了，我去买相机，买相机的时候一看没法买，为什么？全是日本的。后来他们说，李老师，你买德国的。德国是有，稍微一好，好几十万，我又买不起。到现在全国各地走到哪里，我还靠着个小手机来照相，到现在不买，我一买就咽不下这口气，一直坚持到今天。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儿，我一个老百姓，我想爱国咋这么难呢？怨什么？我认为不怨别人，怨我们自己。
            有一天遇到一个老先生，七、八十岁了。他说，“李老师，我们中国不是没好相机，我们原来有好相机。我们原来有个相机叫海鸥，我小时候用那个相机照过相，我用那个相机照了半辈子相。相机咱们当时看，快门比较好的是日本的，镜头比较好的是德国的，海鸥两个优势条件还都具备一点，所以总体效果比它们差不到哪里去。那个相机然后不仅我们国内用，还经常出国，很正常。”但是一改革开放，科学研究很辛苦、周期很长，我们就不研究了，引进生产线，挂上洋品牌，一卖就能卖来钱，那多好啊，赚得个沟满壑平，全是钱。但到今天蓦然回头一看，钱能买来什么？钱能买来航母吗？钱能买来神十吗？钱能买来民族的尊严吗？钱能买出世界的顶尖技术吗？不能买来。我们在发展的道路上一切向钱看，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弱点。我认为我们现在要审视我们的发展模式，从中央到地方，从一般百姓到我们的领导干部都要认清审视，中国人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怎么调整我们的社会形态，怎么引领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念，这不是一件小事儿。
            10年前朱光亚先生写过一篇文章，我感慨很深。老先生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制造业与中国现代化》。他说一个伟大的民族，什么叫做现代化，开服装厂，搞鞋帽厂，搞这个扣子厂，要不要？我们需要。发展经济要多元化，都需要。但是作为一个民族来讲，核心是制造业，制造业是一个民族综合实力、综合国力的竞争。比如航母，从钢材，到通讯，到电子，到导航，到卫星，到定位，到各个系统，哪个不是民族整个综合国力的竞争？现在我们造大飞机，国家这两年为什么搞大飞机，为什么搞神十？好多人不理解，这是一个民族屹立在世界之林的根本，就是前面我讲的“科学”二字，很重要。我们不走这个道路不行了，我们要精神，要风骨。现在美国人第几代无人机又出来了，无人机没有人它在天上的战斗力和有人机可以相媲美。我们在这轮竞争中又落后了一步，下一步该怎么办？还面临很多问题。
            所以，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认真，不要在鲜花面前狂舞，以为我们真的就不得了了，真的就是世界贵族了，我们既富又贵，又有胸怀，又有品德，又有文化，又被人瞧得起。实际上我认为还很遥远，我们有很长的要走，这个看得很清楚。
            讲完诗的这两个功能，下面两个功能我就不讲了，接下来给大家讲一点《诗经》。
            3.《诗经》：歌颂爱情、重视家庭
            诗对我们的情感、对我们情怀打造很重要，有这个胸怀，我们才能够真正地来对待生命和世界。既然《诗经》是根，面对《诗经》，我们怎么学？它讲了什么？
            我觉得《诗经》是个博大精深的精神世界。在课堂上，一天课一般讲三大观点，半天课我讲《诗经》的一个观念，哪个观念呢？叫做歌颂爱情、重视家庭。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国人道德的逻辑起点，精神的逻辑起点，思维的逻辑起点。
            各位朋友在清华学习，走之前我建议你们买本书带着，什么书呢？《诗经》。回到你们老家之后，你找个周末没事儿开着你们家的车子，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把心静一静。什么叫静呢？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心就静了。闭闭眼睛，泡杯清茶，打开《诗经》。如果你觉得你的心是静的，你会发现，《诗经》中会传来一阵清甜的风气，淡淡的、轻轻的、柔柔的、软软的，因为这首诗叫做《关雎》，这是《诗经》的第一首，这是千古名句。它是怎么写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首诗讲了一个非常单纯而美丽的爱情故事。说一个小伙子十八、九岁，来到一个小河边，河水很清，两边红花绿草很漂亮。河中间有个小沙洲，沙洲上两个雎鸠鸟，像鸳鸯一样，卿卿我我在谈恋爱。我们说，那是春夏之交，是人和万物容易动情的季节。小伙子看着风景，看着雎鸠鸟，看着美景，陷入了无尽的沉思和遐想，风景把他迷住了。那时候没有照相机，也没有摄像机，一个人，多看几眼吧，这样呆呆地看风景。就在这个时候，一艘小船驶入画面，小船上站着个小姑娘在劳动，在采集河里面的野菜（荇菜）。用来是人吃，还是喂猪，我们也搞不太清楚了，总而言之，在劳动。左手一把、右手一把，右手一把、左手一把，一采菜小腰也晃，小船也晃，那个小蛮腰太迷人了。结果，就把这个小伙子给迷住了。小伙子就想，这个小姑娘长这么漂亮，嫁给我，做我老婆该多好。有了非分之想，怎么办？追。怎么追呢？用今天的话说，通过自己的各种关系，问清楚小姑娘QQ号、MSN、微信、微博，一边发邮件，一边打电话。结果小姑娘清华大学毕业的，还比较清高，一般人看不上。看不上他，他痛苦，叫做“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回家茶不思饭不想，在那里打滚，也不吃饭，也不睡觉，把他妈给急坏了，儿呀，你可咋办。结果他马上就说，“妈，请你放心，这个儿媳妇，我一定给你搞到手，你放心吧。”我们叫精诚所致，金石为开，几个轮回，结果就把小姑娘搞晕了。小姑娘说，嫁谁不是嫁，这个世界婚姻也没有绝对正确的、错误的，这个小伙子原来觉得不咋的，一看对我这么好，还是蛮有诚意的嘛，得了，就他吧。一答应小伙子，小伙子就高兴了，叫“钟鼓乐之”，敲锣打鼓娶回家。
            讲到这里，各位朋友可能说了，李老师，我看你就是个大忽悠。我们一谈中国文化，落后的、封建的、愚昧的、保守的。你说文化是根，中国人学文化，先读《诗经》，先读爱情诗，有这么浪漫，这么开放，这么自由？朋友们，还真是如此，这是正儿八经的中国本土优秀文化。
            刘云山同志说过一句话，他说为什么学文化？学文化：一是说人话，二是办人事。说人话，我前面讲过；办人事，什么叫办人事？人来到世界上办的第一件人事，就是要正确处理男女关系。男女结合是有责任、有道义、有情感，有家庭的，这是人区别于动物最不同的地方。一个人能正视爱情，能够正视家庭，这是一个人成为君子，成为有品德的人的根本和前提。如果乱搞男女关系，就不算一个正常的人。《毛诗序》说得很清楚，“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人和人在一片蓝天下、一片土地上，我们组成了一个群落叫做社会，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要和谐，要安宁，要稳定，人要幸福，怎么办？首先在社会中要刮一阵风，刮什么风？刮感情风，刮家庭风，刮爱情风，叫家和万事兴。一个社会中，美满的感情多，一个社会中和谐的家庭多，这个社会一定是和谐的，反之亦然。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因为人因为不能处理家庭和感情的问题，导致的个人悲剧、家庭悲剧、社会悲剧、民族悲剧，比比皆是。所以这首诗用之乡人、用之邦国。这首诗，对一个个人、对一个国家同样重要，全民族都要学这首诗，很重要。
            为什么读这首诗，孔子还有一句话说得更到位，“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这一辈子，要想不犯错误，两个事儿要注意。人犯错有两个重要源头：第一是饮食。饮食指的是物质、金钱和权力，人把不住这个关口，要出事儿。第二就是男女。男女感情、男女关系，在关系上把握不住，同样要犯错误，甚至犯更大的错误。这两天薄熙来案公开审理，他犯错误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没有处理和老婆的关系，没有管好手下工作人员，没有管好家里人。刘铁南，活生生的案例，干什么？（82：50）。现在很多犯错误的领导大多数都是情妇，导致了很多的悲剧、很多问题，触目惊心。所以，我跟记者说，我们的领导每天起来读一遍《关雎》，读上三年，都是君子了。文化叫润物细无声，长了就有感觉了，关键是我们没有决心、没有耐心去修炼自己。
            我认为这首诗就奠定了我们中国人的四大恋爱婚姻观。
            第一，责任意识。什么叫做责任意识？这首诗爱情的婚姻导向很强。小伙子追小姑娘就一件事，干什么？娶回家做他媳妇儿。在古代文化中，爱情的唯一目的一定是婚姻，但是婚姻不一定是爱情的唯一结果，可能种种原因没能走到一起，但是出发点一定是婚姻，这才是爱情。在我们中国人心中，当你蓦然回首往事总有一段情难以割舍，这段情一定是曾经你想娶、她想嫁，否则那不叫爱情，那叫单相思。而这个观念我们今天没有了，我们只在乎曾经拥有，不在乎天长地久，那还不能出事吗？今天我们很多人对婚姻、爱情没责任，我认为导致整个人生没责任。
            这件事孔子两千年前就告诫我们中国人。他怎么说的？他说“君子之道，造端夫夫妇”。有人问我怎么当君子？孔子说，别问我，回家问你老婆，别问我，回家问你老公。你们家庭好了，老婆照顾好了，孩子照顾好了，整个家庭健康了，你感情健康了，你责任尽到了，把对家的责任再拿出来对工作、对社会、对民族，你就一定是个君子。你对家不负责任，那么你对社会负责任那是句鬼话。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责任起点。大家想想我们今天，一个对家不负责任的人，一个男人天天在外面花心，他对工作能努力吗？一个女人对老公不负责任，这个人能爱世界。我认为全是一句空话。我在这里和各位领导讲，如果没有婚姻做责任，就不要玩爱情这把火，早晚惹火烧身。今天网上已经做了总结，当然总结得不一定全对，但是也给我们告诫。反腐败有四把利剑：第一，小三反目。第二，日记丢失。干这种事儿还写日记，这不要命吗？第三，家中被盗。第四，网上曝光。我们大家学文化，有一个字是“绝望”的绝，这边是“色”，那边是一条绳子，被色迷住了，只能是死路、绝路一条。我们文化是有深刻内涵的，“文可载道，字可通神”，不是讲假的。梁实秋先生说，人一辈子，你想一天不得安生，那你就请客，你想一年不得安生，你就盖房，你想一辈子不得安生，你就找个小情人。你们想不想和谐？那就看着办吧。
            第二，完美。我们今天讲中国梦，我们中国文化中构造了很多美好的梦想，其中有一个梦想是什么？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活得健康、幸福、快乐，有一份好爱心，有一个好家庭，这个很重要。那么什么样的家庭才幸福？才完美？我们的文化说了，叫“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一个家庭中，男的要是君子，什么叫做君子呢？我认为君子不一定很有钱，君子不一定官很大，但君子应该是有道德、有责任的。那么什么叫做淑女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就复杂了，我有段时间专门研究淑女文化。我就给大家讲一个条件，希望各位男同志回家引导夫人，各位女性领导提高女性修养。我认为淑女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是安静的静。我们中国的淑女叫温柔照水、娴静如花，我们中国女性的美，我认为就是一个静字，我们中国女性的涵养也是一个静字，修养也是一个静字，值得尊重也是一个静字。但是今天我们很多朋友不懂了。古代的淑女应该是美女、是美人。白居易有一首词叫《琵琶行》，他怎么描写淑女，怎么描写美女？“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妹子，弹一曲，弹一曲，那女同志不理他，最后他开着船过去找人家，人家看的实在难缠。女同志回到家里梳洗打扮，穿上长裙、抱着琵琶，迈着小碎步，慢慢慢慢出来了，还让琵琶遮着小脸。琵琶后的那个小脸，那可人，淑女。但如果倒过来，白居易说，妹子，来吧。那个女同志一个跟头跳出来了，那是孙二娘，不是琵琶女。徐志摩怎么写美女、写淑女的？“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恰似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一个娇，一个羞，把女性的羞涩内涵表达得淋漓尽致。咱们今天的歌怎么唱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哒开了，那是刺槐，不是玫瑰。
            咱们今天的女同志你为什么缺少足够的魅力？太闹。在家里和老公吵，到单位和领导吵，大街上刚才暴粗口，每天半夜喝得醉猫回家了，还是淑女吗？当然我说的是表面现象，这个现象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内涵。什么内涵呢？一进清华大学校门有八个字，叫“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主要讲的男同志，厚德载物是对女同志提得要求。在我们中国文化中，女性是一个社会的定海神针，女性是一个家庭的稳心剂。一个社会，女性不浮躁，这个社会一定不浮躁，一个家庭老婆不浮躁，老公一定不浮躁。我们今天的社会，为什么很浮躁？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女性浮躁了。薄熙来案子公开审理，薄谷开来在薄熙来从政的过程中，没起到太多积极的作用，心情浮躁了。《易经》有一个卦，叫家人卦，两口子就是家人。女人是风，男人是火，风借火力，火借风威。小家庭风风火火，这个日子就过好了。所以，一个女人不给老公吹风，你老公事业做不好，该吹大风吹大风，该吹小风吹小风，该吹热风吹热风，该吹冷风吹冷风，这个家庭就是一个好家庭。但是一个女同志怎么把风给老公吹好？我现在发现很多人走了错路、弯路，都是老婆吹风吹歪了，该吹冷风她给他吹热风，该吹小风吹大风，该吹正风吹斜风，就把老公吹死了。把老公吹死的女同志比比皆是。我研究很多案例，我就发现家庭不和谐，是不能做好官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我讲一个女性吹风的案例。去年，甘肃一个国土厅的副厅长被判了很重的刑。判了之后我就研究这个案例，我就发现她老公是典型的心不静吹斜风吹的，差点把老公吹死。老婆是个心理学的医生，我们知道做领导压力也很大，他老婆用心理学的这个方法给他老公做工作，老公，别急；老公，耐得住。这两口，风借火力，火借风威，做人、做事，官也很正常顺利，家和万事兴。结果有一天，他老婆的心不静了，一件小事就把她内心的平静打破了。有一天这个女同志到单位，她们单位的小姑娘还没结婚，背的包很漂亮。然后他老婆问，妹子，包很漂亮，在哪里买的，能不能大姐也买一个？那个小女孩也不懂事，一看她穿这么土，小孩就说，“姐，你懂什么？你这么土，这包叫LV，全球限量版，好几万一个，你哪买得起？”这一句话，这个女同志回家以后，好几天茶不思饭不想。她说，我老公都当了副厅长，我们一路走来这么辛苦，混到现在被一个小丫头片子瞧不起，那怎么能行？好多天很纠结。在她纠结的过程中，一个金矿老板上门了，原来认识她，说嫂子，你跟大哥说说，我这个矿咋就批不下来，我也没有多少违法”，送来了一包，包一打开，30万现金。这不钱来了吗？没钱就没尊严，不来了吗？好，放着吧。他老公一回家，就给他吹枕头风了，老公，这是我同学，你给办办；老公，这是我亲戚，你给办办，这个事儿又不违法，你给办办。老婆的枕头风，架不住天天吹。他老公一看，这个金矿没有太多违规的地方，也差不多少，手续算齐全，没几天，真批了。一批，这个老板又给他送了20万。没几天，50万，不是有尊严吗？利用周末带着女同学飞到香港，两天50万花光，买了好几个LV的包，一身珠光宝气就回来了。“妹子，看，这才叫LV，这才叫全球限量版，你那个很落伍了”。把小姑娘气得够呛，小姑娘说，这什么人？她们家咋这么有钱？那么土鳖。后来一打听，他老公是副厅长，副厅长也挣不了多少钱，怎么能这样？她就开始跟踪这个女的，这个女的也没感觉。每天在别人羡慕的目光中，越来越虚荣，越来越浮华，每天吃穿住行都讲高档、讲排场、讲时尚。女孩子拿着照相机照，照了一段时间，照了一摞照片，光这照片上的服饰就是几十万、上百万，就邮到纪委了。纪委一看，这是证据，很直接，一查，结果在他老公的这个思想工作的攻势下。知识是中性，往好处教人就能做好人，往坏处教就能做坏人。同样心理学的知识，鼓励他老公收东西，两年内收了2000多万，还有13套住房。结果，判了，不是无期、死缓，我记不太清了。
            所以，我跟女同志讲，没有女人，没有母亲，就没有诗人和英雄。我认为，在中国的社会中，女性的伟大就在于沉着、冷静、理智、胸怀，你守着社会，你守着家，我们这个社会就会宁静很多。这是文化很重要的一个根本。所以说，男人有了责任，女人有了胸怀，我们这个家就完美了，我们中国文化，这个大梦就实现了一半了。
            我为什么用这么多时间来讲诗，我觉得这是我们人性的基础，也是我们道德的基础。
            （二）智性：《易经》
            别看谈《诗经》我们很多领导不感兴趣，但是讲到《易经》，我们很多人就感兴趣了。但是很遗憾，大家把《易经》搞偏了，很多领导靠《易经》求神拜佛、求仙问路、求官问职。《易经》是门科学，孔子讲“吾寻求其德而已”，孔子说学《易经》是学品德的，学《易经》是求这、求那，什么都求不来。所以，各位领导，学《易经》首先要纠正态度。
            河北原来有一个官叫李真（音），他就特别信这个玩意儿。李真这个人做事很霸道，36岁当国税局的局长（正厅级干部），很年轻，他在单位做官的时候，一个电梯专用，别人不敢用。门口站着保安，副职有什么工作，还跟他请示汇报。李真的车在石家庄经常闯红绿灯，在他眼里，什么红灯、绿灯，我李真到了都是绿灯。有一次闯红灯，一个警察把他拦住了，刚上岗的小警察。小警察说，你怎么闯红灯？你跟人家解释一下，也算个人话。结果李真摇下车玻璃窗，吐人家一口吐沫。就这么霸道。他被双规前，他可能也听到了一点风声，或者做坏事做多了，可能有一点感觉。我们《易经》有一句话，“恶不及不罪亡身，善不及不罪臣民”，上帝让你死亡，必先让你疯狂，这就是《易经》。《易经》告诉你不能走极端，他就走极端。在这个时候，他不反思，不向领导反映自己的问题，相信这个玩意儿。一个朋友懂《易经》，就打电话，“你给我看看，我最近怎么觉得心脏不舒服，眼跳，左眼、右眼都跳。”结果那个哥们说“李局长，放心吧，我一直给你看着的，马上当副省长了，去吧。”去了，再也没回来。临行前说，写信给组织，说“看在孩子的身上，能不能给我留条命”。到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
            还有最近的刘志军案，刘志军一好色、二好财、三好迷信。修高铁搞奠基，那个棚子在哪里、朝哪个方向开，几点开，请什么人，都用《易经》看，最后也看进去了。河北省还有一个常务副省长叫丛福奎音，家里设佛堂，初一、十五上香拜佛，最后也进去了。山东某个市的市委书记，迷信，有人用《易经》给他看。说你命中可以当副总理，但是你要修桥。他竟然怎么修桥？有一条国道规划好了，本来要施工了，结果一定要那个桥拐个弯，要过水库。过水库不就可以修桥了吗？多修座桥，水库是环保水资源，一修桥，不是污染环境吗？没积德，我看反缺的德，最后也进去了，被判了很重的刑。
            《易经》是门科学，我们要好好学它。我们读了《易经》，能把生命看透，读了《易经》，能看通是非，看通利害关系，看清什么样的路该走、什么样的路不该走，什么该拿、什么不该拿，什么该放、什么不该放，这是《易经》的大学问。
            《易经》很复杂，我们今天有限的时间里面讲什么？我想重点给大家讲讲阴阳，我认为把握了阴阳，就把握了《易经》智慧的核心。
            1. 一阴一阳之谓道
            关于阴阳的问题，孔子说过一句话，“一阴一阳之谓道”。我们中国人学文化，希望成道，得道，孔子说，你把阴阳搞明白了，那就是道。那么什么是阴阳？我认为阴阳是《易经》中看待事物的一种独特的视角。什么是阳？发光的、发亮的、昂扬的、澎湃的、彰显的、进取的、执著的、雄性的，就是阳。什么是阴呢？含蓄的、包容的、承载的、宽容的、继承的、传承的、雌性的，就是阴。这是我们中国人看待事物的两极。
            曾经有一个学者讲过这么一番话，我也没去认真调研，是不是有这回事。他说，当年黑格尔为什么能写出辩证法来？就是因为他读了中国的《易经》，但是很遗憾他不懂汉语，他读了翻译的版本，但是翻译的人把阴阳翻译成了矛盾，他从矛盾的互辩关系就写成了辩证法。如果这个学者说得是对的，我觉得黑格尔好可怜，他对中国文化了解偏了。什么是矛盾？矛盾是对立的，其次才是统一。所以，矛盾的主旋律是斗争、是对立，第二位才是统一。而阴阳不一样，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白鱼是黑眼睛，黑鱼是白眼睛，阴阳首先是包容，讲的是和谐。矛盾讲的是对立，讲的是斗争。我一直感觉，我们头些年把阴阳老是和迷信对立起来，我不敢谈阴阳，但我本人一直认为，我们今天看世界要少谈点矛盾、多谈点阴阳，我们看问题就不一样了。谈矛盾，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是白的，你是黑的；我是阴的，你是阳的；我是高贵的，你是低贱的。但是世界哪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我们用阴阳看世界，我们都退一步，你退一步、我让一下，你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看问题，你发现这个世界是柔软的，不是僵硬的，世界没有那么多是非，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内心的纠结而导致了纷争，心宽一点，世界就宽了。我们有一句话说得好，“心大，事就小了；心小，事就大了”。阴阳就是让我们心灵要放宽的，多谈阴阳，我们世界多一份和谐。包括处理问题，处理同事关系，家庭关系，和百姓的关系，用阴阳看问题你会发现完全是两种境界。用阴阳看问题，我们都是人民内部矛盾，用矛盾的观念看问题，很多都是斗争的关系，这点很要命。
            孔子说，掌握了阴阳就好办了。但是很遗憾，“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咱们老百姓天天生活在阴阳和谐的环境中，但是遗憾的是你不能发现阴阳的真谛，不能用阴阳来指导生活，所以你就不能成为君子。这句话怎么理解？在座的有很多女性朋友，那么改天你带着孩子上街买菜，在买菜的过程中，假如和卖菜的发生纠纷打起来了。如果你这个当妈的很凶，暴跳如雷，把卖菜的臭骂一顿，你就会发现你的儿子和女儿会冲上去，拉着妈妈，“算了、算了，别闹了，不就点菜吗？”倒过来，如果卖菜的很凶，把你这个当妈的臭骂一顿，你的儿子不管他多小，他没有风险感，没有危机感，小狗一样汪汪叫，冲上去就打，和卖菜的吵，你不能欺负我妈妈，你凭什么。这是母子之间、母女之间一种天然的，追求阴阳和谐的观念，一种自然的本性，这个不用教。
            我现在一直感觉，我们很多孩子走弯路、走绝路、走死路、走错路，原因是我们家庭不和谐，社会不和谐所导致的恶果。有一个案例，这个案例给我们很多家长和社会上很多人一个惊醒，李双江这个案子。李双江的儿子李天一出事之后，我把这个孩子的成长经历整个搜了一遍，我用《易经》给他们家做了一个诊断。诊断之后得出一个结论，他们家叫纯阳家族。这种家庭在我们中国社会特别多，不是一个家庭的事儿。他们家是名人，媒体一放大，我们关注了。其实很多家庭，比他们家发生的悲剧还大。李双江离婚了，和梦鸽结婚了，我认为这个无可非议，重组家庭，我们这个社会很宽容；结婚生子，这个也没什么可指责的；老来得子比较宠爱，我觉得这个也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出在哪里？他过分了，走极端了，一走极端事就变了。怎么走极端？名字都起坏了。起个什么名？李天一。这个名不是人名。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爸爸妈妈对孩子的期待，对孩子的培养目标，对孩子的培养理念，对孩子管理的理念，所以我们生儿育女起名都很认真、很谨慎，我们中国家庭很重视这个事儿。
            天一是什么？根据《易经》的法则，皇帝是九五之尊，九五就是最高了，到乾卦叫九六，就是亢龙有悔了。天一是什么？用老百姓的土话说，皇帝他爹。家里养了小皇上，很多家庭不知道怎么养了，养了皇帝他爹，反映这个家庭对天一有多宠爱。孩子上小学，买个自行车，孩子玩自行车很正常，不行，我们是天一，要有尊严。光改造自行车花了1万多块。你说孩子讲和谐，跑那么快干什么？后来上小学，上中学，人大附小、人大附中，这是北京很好的中学和小学，一般家庭上起来不容易，人家上了。一上学校搞小团伙，不好好学习，校方说你好好管，不管影响教学秩序。结果家里说，我们家是天一，有个性，才有创造力；有个性，才能发展，不管。你不管，被学校劝退了，就跟开除差不多，人家还不批评。中国教育，我们还看不上，运走了，美国冰球学校。咱也不知道学什么。结果到了冰球学校，因为打架，没半年又被开除了。回来可要好好管，你不约束能行吗？不约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回来之后，不仅不约束，他妈妈梦鸽，送他一辆车，宝马325，那是个二手车。别人问，为什么送车？他妈说，孩子从小喜欢车模，原来给的假的，现在给个真的。给真的当车模，我也没意见，但为什么给他车钥匙，他不够法制的驾驶年龄。给车钥匙还不算，为什么花钱改造这个车。光改造这个车，一种说法是25万，一种说法是40万。总而言之，把这个车改成了跑车，一个月多次超速违规，从来不接受交警的处罚，被海淀交警戏弄地称海淀小霸王。最后出事儿了。一打人，好多人说，孩子看着长得挺厚道的，挺老实的，爸妈都是明星，怎么会有这种错误呢？但是背后的故事谁知道，都是宠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后来国家说，家庭管不了，我们社会得管，那不成祸害吗？劳教了。劳教出来之后，家里这个时候还没事儿，孩子，放心，劳教，也不是刑事处罚，从头开始，有爸爸、有妈妈就有你明天，给你改个名，重新开始生活。改个名，还不往好处改，叫“李冠丰”，那么惯、那么娇生惯养，还嫌惯得不够，非得惯疯了不可，这回真疯了。出来没多长时间，网上又开始吵，叫轮奸犯，后来警方说叫强奸犯，后来他妈妈梦鸽说应该叫嫖娼。不管叫什么，对这个孩子都是一种灾难性的悲剧，对这个家庭都是毁灭性打击。
            我们今天很多家庭，包括我们当领导的，包括大款，都是独生子女，生来就宠得不得了，我们有点钱、有点权势，搞得很多孩子忘乎所以，爹不像爹，儿不像儿，导致很多悲剧。我们一个家庭要和谐，要管，有阴阳，孩子也是一样。纯阳家庭就是光有攻，没有守，光有进，没有退，光有鼓劲，没有泄劲，光有增强，没有包容。我认为说，我们今天的很多孩子走极端的根本之所在。你们将来，条件再好，是你和你老公、和你老婆两口创造的财富，你可以给孩子一共一个相对较优越的教育条件和生活条件，但他没有任何资本在那个金山银山上享受，否则毁的是你，害的是他，这种悲剧太多了。我们现在99%的家庭管不了孩子，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色。哪有家长管不了孩子的道理？原来孩子跟爸妈（1：51：37）才最，父母之言。孔子说人一辈子有三畏，一是畏大人。畏大人就是父母，我就怕爸爸妈妈，我怕他们伤心，怕他们生气，怕他们着急。现在孩子是这样吗？不气你，不急你，他还不罢了。
            家庭是这样，我们单位也是一样。阴阳是分主次的，好多人不懂。什么叫做韬略？在单位，一把手就是阳，所有的副职就是阴，我们叫众星拱月，这个班子就和谐、就团结了。你一个人在阳位，你高高在上，你别忘了他们分管工作，你给他们足够的权限，做到足够的民主氛围。我们中国现在为什么班子不和谐？签字一支笔，决策一张纸。我们副职觉得没空间，有一天大家都会进步，在副职的要支持一把手，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认为你比他还强，这是副职的心理毛病。所以，高高在上的一把手对副职要理解，副职也不要总觉得就比他强，我们有很多班子打架，开着会就干起来了。湖南有一个司法局，局长、副局长研究人事问题，当场扇耳光、咬耳朵，老百姓知道之后，怎么看咱们党员干部的形象？所以，阴阳要各归其位，很重要。
            包括健康也是讲阴阳。我们为什么不健康？我们被很多理念搅混了。根据《黄帝内经》，人怎么健康？要吃方圆30里之内的食物。为什么？天地万物有灵气，人有灵气，动物有灵气，
            草也有灵气，吃这样的食物之后，进入肠胃，好复合，好消化，好吸收，能保持稳定的饮食结构，这对人健康很重要。咱们的专家说，饮食多样化，这个多样化、那个多样化。我们现在胃肠进化的功能，没有食物变化的节奏快，所以我们身体负担很重，这是我们现在社会的毛病。比如我，从北京出差到新疆吃烤肉，新疆到四川吃辣的，四川到广西南部又吃粤菜，一会儿辣，一会儿清淡，一会儿烧烤，我这个胃肠的负担多重！这是一个客观的现象。所以，大家一定要追求尽量稳定的饮食结构，不要为了追求时髦，要个性，要所谓的生活质量，然后乱来。还有我们今天吃反季节蔬菜。反季节，就是反社会、反人类、反科学，你反什么季节？我们天生什么就吃什么，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们在内蒙古就多吃羊肉，没事儿，喜欢喝奶就喝奶，我喝粥长大的我就喝粥。今天整个社会很多理念把我们人搅混了，现在养鸡喂饲料逼着它下蛋，搞得鸡蛋不环保，菜不环保。我认为我们社会节奏太快了，很多理念不对。一天一定要喝一杯牛奶吗？一定吃一个鸡蛋吗？我看未必，我小时候一个月不吃鸡蛋，也长这么大个子，怎么了？莫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在日本一个论坛发表讲话。他说，我们这个社会要慢着点、要悠着点。这点很重要。阴阳其实讲的就是这种关系、这种辩证关系。
            2.阴阳变化规律
            面对阴阳我们怎么办？我们面对种种的极端形势我们又怎么办？我今天在这里劝各位领导四句话，无论你工作、生活和决策的过程中，你一定要记得，就是阴阳变化的第一规律，我认为把这个规律把握住了，我们这辈子没大的风险。哪个规律呢？我称它为“物极必反，物壮则老”。我认为《易经》所有的智慧最根本的一点就讲这个事儿。人活在世界上什么时候都不要走极端，人一走极端好事变坏事，好人变坏人，天使变魔鬼，这点很重要。我在这里向大家讲四句话：
            第一句话，给生命留点空间。我们今天中国人为什么急？为什么走极端？原因是生命没有空间，没有空间的生命人就没有弹性，没有弹性就容易走极端、犯错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无论是做农民，做公务员，做高官，做一般干部，做大官，还是一般商人，我觉得通通没空间，从老人到孩子，整个年龄段也没有空间。比如孩子，大概几年前我一个同事的儿子8岁，过年了，他准备给孩子发红包。儿子，发个红包，过年了，想买点什么买点什么。孩子高兴，一拿红包，“儿子，爸爸和你说，你长这么大了，8岁懂事了，能不能和爸爸讲讲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孩子张嘴就说，“爸爸，你不问我就想跟你说，半年前我人生就定位了”。他爸爸很高兴，孩子7岁半就定位了，多懂事，说说吧。他孩子张口说，爸爸，我都想好了，我的人生理想就是退休。他爸爸气得半死，8岁就想退休。爸爸说，为什么？孩子很单纯，他把退休当职业了。他说，“爸爸，我认为退休是最好的职业。你看，楼下的爷爷奶奶退休了，唱歌、跳舞、下棋、散步、聊天，多好啊，我没退休，一会儿学这，一会儿学那，烦死了，啥时候我才能学到老？”我们明白了，孩子为什么要退休？被学习逼的。我们北京常说一句话，把我们家长快逼疯了，哪句话？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认为发明这句话的人缺了八辈德了。为什么？他光划了一个起跑线，没说比什么，这不是要命吗？比个东西，咱们家长有针对性、有焦点，他光划个线，没说比啥，吓得家长比音乐、比美术、比唱歌、比跳舞、比数学、比化学、比物理，古往今来、古今中外什么都比。
            北京的孩子有寒暑假吗？一到寒暑假，比上学还残忍。今年北京好多中学联名了，要求拒绝孩子上辅导班。我那天从大连回来，前面坐着父女俩，小女孩，十一、二岁，她爸和她坐一排，我坐她们后排。飞机从大连回来，飞过大海，大海上空气很陡，工作小姐说，各位，系好安全带，不要随便走动，注意安全。小姑娘听空姐这么一说之后，这个姑娘马上和她爸说，“爸，我最烦安全了。我看了，下面是大海，飞机掉下去多好，飞机掉下去我就可以直接去游泳，再也不用学钢琴了。”一个孩子对钢琴痛恶到这种程度，还学它干什么！“古之学知为己，今之学知为人”，古代学习为自己，为自己的情怀、情操、道德和责任，今天学习为了家庭、父母，包括自己的内心的虚荣，这个很重要。我们说孩子没空间，为什么很多小学生、中学生都跳楼、割腕、寻短见，甚至离家出走？都是因为没有空间才导致的极端行为。孩子不仅在学习中没有空间，孩子心灵上也不纯洁了，我们很多孩子为什么发生悲剧？包括李天一，出这种事儿，为什么？不纯洁了。
            我们《易经》中有一卦，叫蒙卦，启蒙的蒙。启蒙就是孩子要开始教育了。个卦说得非常清楚，《易经》说，叫做“童蒙吉”。说孩子小的时候越单纯越可爱，越无知，越秀气，越天真，这是大的好事，该懂得懂，不该懂得不懂，人生一步一步长大、一步一步成熟，这样对孩子的成长对有利。今天我们社会不和谐了，导致了很多悲剧，孩子还有纯洁的空间吗？没有了。
            我有一次看一个段子，这个段子说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和小女孩，在公交车上发生了一段对话。当然这是大人编的，但至少也能反映一个问题。小男孩和小女孩说，都说人生难料，我就不这么认为，我就知道我将来孩子姓什么，你孩子姓什么你不都知道。小女孩脸红了，很生气，想了五分钟，小女孩说，对，你孩子姓什么你知道，我孩子姓什么我是不知道，但我至少知道我生的孩子是我自己的，你的孩子是谁的就搞不清了。八九岁的孩子，他需要懂这个吗？今天的电视广告，再家看看今天的网络环境，看看报刊环境，看整个社会的环境，我们孩子内心中还有宁静的心灵，还有健康蓝色的天空吗？我认为这就是没有空间了。
            我们长大了做领导，有空间吗？没有空间了。你说做学问有空间吗？你们可能说，李老师，你多有空间，你不用走极端，北京讲个小课、挣个小钱、喝个小酒、做个小事，你多美！有空间吗？都是假的。朋友们，在北京做学问，压力也很大，学问做到了一定程度，进了圈子你才有尊严。北京机会多、平台高，但是高手多、名家多、大师多。我们在北京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北京培训多了之后，在清华、在北大、在行政学院，到中央党校都可以，你说我们安排什么课程，你们请老师。如果安排同样的课程，这些单位可能请的都是几个老师。别看北京人这么多，在某个学科讲得好的，全北京就这么五六个人。北大请，清华请，行政学院轻，中央党校也请，因为那是入了圈的人。给你们上课压力很大，你说给你们讲什么，你们要学历有学历，要阅历有阅历，要职务有职务，要认知水平有认知水平，给你讲什么？很难讲。你们需求不一样，兴奋点不一样，知识结构不一样，真的很难。我和你们什么关系？你们可能说，李老师，你是老师，我们是学员。你可别这样，我在行政学院当班主任，我也带班，我都有很多调研。我今天进来一看你们的目光，你们眼里没有对老师的真诚和尊重，你们是带着审视的目光来看我的，说今天讲课的家伙叫李清泉，听他吹吹吧。吹得高兴了，你们就听听，听得不高兴了，玩玩微信，打打瞌睡，上厕所撒泡尿，你们都走了。？我能走吗？清华老师盯着我，我能走吗？你们是老板，我就是打工的，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跑江湖的，撂个场子耍一趟，也有耍不好的时候，哪有那么好耍。形象地说，我老自我解嘲地说我自己，你们就是看客，你们就是观众，你们就是游客，我就是你们来看的猴儿。你们别不承认。我这个猴儿也有喜怒哀乐，也有悲欢离合，也有耍不好的时候。
            去年某个部委找我讲课，我说不去了。为什么？你们单位来了两次了，我不讲了。他说，不行，你还得来。我后来又去了，去了之后往礼堂一坐，二、三百人，银发苍苍、鹤发童颜。我说什么人呀？他说，李老师，这个报告会是我们老干部局组织的，我们单位历年退休的老司长，今天听你讲课的最老88、最小的58。我一听嗡一声，88岁，比我爹都大，我给他讲啥？讲人生，讲得失，讲韬略，讲艺术？88岁，人家都八宝山了，他给我讲还差不多，我还给他讲吗？但人家主持人说，下面有请李教授，一鼓掌。这一鼓掌就像那马戏团一敲锣，我这猴儿跳出来了，我还能跳回去吗？来不及了。怎么办？我说，别的不会，我不是会做诗嘛。得了，就做诗吧，一上午，平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一边做诗，一边冒汗，一边看表，时光如流水，那个表针咋就不转。好不容易熬到11点半，都能拧出水来，累死几百万的老细胞。做学者也没有空间。
            咱们中央叫学风建设，我和大家说，来到北大、清华这些地方学习，包括北京任何单位给你什么老师，都基本上都是认真筛选的，这老师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你记住一点，人一谦虚，总会有收获的，一上午一个观点、一个解释、一个解读，你听进去了，你就不虚此行。因为你们是领导，心量很高，每一个老师不可能把你们都罩住，每句话不可能都是精品，不可能每句话都能顶一万句话，那都是传说。不要相信哥，哥只是个传说，就是这样的。所以，什么时候大家都要用这种胸怀对待每一次培训、每一堂课，有一天总会知道我这句话很到位，很重要。因为你们不给我空间，所以我压力很大，你们给了我空间，我压力就不大了。年人同样没空间。我们中国人从上到下，心态太急，做人、做官、做事都这样。稍微把步子放缓一点，目光放远一点，你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不需要那么大压力。
            第二句话，给他人留一点宽容。我认为给自己没有空间是害自己，给他人没宽容是害别人。我觉得生命不仅需要长度，而且需要宽度，没有宽度的生命，我们活得很有压力、很累，也充满风险。
            像前不久我到上海上课，复旦大学流行一句话，“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一个研究生，今年保送博士，7月份硕士毕业，9月份上博士了，多光明的前途，突然死了。警察一查，发现中毒，再一查，同宿舍有重大嫌疑。复旦大学说别抓错了，为什么？这俩孩子不是一个专业的，孩子最大的利益是考试竞争，他俩没有利害关系，他怎么会杀人呢？又是同宿舍，同窗知己，怎么会呢？警方也很谨慎。但是一审还真是这个孩子，他交代了。他说我是和他没有深仇大恨，有一天吵架，没控制住情绪，结果到实验室拿了剧毒药物，就扔到饮水机了，两个家的中国梦又拜拜了。这个事儿一出，哈尔滨一个大学发通知了，所有宿舍的饮水机全部取走，怕投毒。
            我们社会没有了宽容，我们整个社会人都不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心态，什么办法也控制不住。厦门燃公交车，上海那个家伙打枪，北京摔孩子，成都又砍人。头些年，我们很多极端的人员报复社会，烧幼儿园，砍杀小学生。我们北京的保安都佩钢叉，那钢叉，这么长，鱼叉，特尖，叉人像叉蛤蟆一样。幼儿园的孩子、小学生，一进大门，保安叔叔手持钢叉，那还是温暖的学校吗？那还是温暖的教室吗？那不是变成阎王殿了吗？所以，我们古人讲，“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所以，我们还是要极力打造社会的法制环境，打造社会的道德环境，我们人才有安全感。
            我一直和大家说，大家少生抱怨。我们是小人物，我们改变不了世界，要从自我做起。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说一套，包括我也说一套，你们也会说一套。咱们说的时候要从自身做好，要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一个极端的想法，最急的时候退一步、忍三天，你就发现不应该生那么大的气，你忍一周发现也不都怨人家，忍上一个月发现太狭窄了，忍了一年你发现不打不成交，就过来了。我们常讲贵族心态，今天我们中国人叫暴发户的心态。我们要有贵族的心态。什么叫做贵族？我们讲富贵，富是物质的，贵是精神的。我们中国人有物质的富，但没有精神的贵，这点很要命，要有骑士丰度。
            第三句话，给希望要留一点时间。俞正声先生当选为政协主席之后说了一句话，叫“急于求成是历史上失败的主要原因”，我认为这点说得很好。刚才也反复讲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今天中国人太急了。我到普吉岛旅游，一个大巴二、三十个人，两个人一个座，那个导游是一个华人，他那几天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无论吃穿住行都是什么？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中国人急。一个大巴一人两座，来了之后排好队，慢慢等呗，那不行，那不行。所以，什么事儿都急，这个很要命。因为一急我们导致很多问题。
            当年我们贫穷的时候，我们特别希望富裕，那个心态很急。这30年来，我们今天（2：11：41），我们讲科学发展。为什么讲科学发展？因为30年来我们天天追求放屁，追求放什么屁？放GDP。我们单一地考核标准，导致了对环境的破坏。我们很多地方单一追求GDP，污染了环境，污染了水，污染了空气，你一个P放出去了，老百姓有意见了。为什么干群关系，政府和老百姓的关系紧张？老百姓讲，你政府为了GDP不择手段，我们干什么管政府的死活？所以导致很多悲剧，很多后果。所以，政府工作、家庭工作、个人生活都不能太急。有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扭转心态，用战略的胸怀、战略的目光来看待我们所面临的工作困难和问题。包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搞群众路线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形成长效机制。我们有很多教育，当时我们叫虎头蛇尾。为什么？不能形成机制，最后还是浮皮潦草。看到问题了，很急，抓一把，当时似乎起到了效果，但没几天我们又回来了，这点很要命。
            第四句话，给此生留点遗憾。这句话我认为很重要。今天我们社会常说一句话，“快干快干，不要给此生留下遗憾”，对这句话我本人不赞成。我跟朋友们讲，我们这个世界有完美的东西吗？有完美吗？太阳自强不息，有黑子，月亮有阴影，地球扁的不圆。我不愿意和好多女同志出差，你知道为什么吗？麻烦，办个事儿下楼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在楼上干什么？照呀、照呀，抹呀、抹呀，长那么丑抹什么。我一说，女同志反感我，说你这个人说话这么难听。我说这不是我说的。谁说的？南怀瑾先生说的。南先生说，咱们人就没有长完美，上帝造人，造得眼睛叽里咕噜这么大，都安到一边了，多不好，前面安一个、后面安一个多完美呀，打枪打炮就不用闭眼了。过马路还能看到后面，多安全。没长完美，你靠抹有用吗？没用。天生万物没有完美。《易经》也告诉我们，人生要能够正确对待遗憾。能够正确对待遗憾，就是能够正确对待得失。为什么要正确对待遗憾？因为人生有很多东西，有努力、有机遇、有时代、有家庭、有个人，多种因素组成我们灿烂、丰富、坎坷的一生。所以很多时候，《易经》说，我们面对很多遗憾，它不是你自己造成的，你不要和自己较劲。人就怕和自己较劲。
            汉武帝当年执政的时候，他南巡到浙江绍兴。在浙江绍兴一个老县长70多岁了。汉武帝一看，这个老县长好，把整个县治得井井有条，老百姓呼声很高。汉武帝很奇怪，把他叫来了，说老先生，你这么能干，老百姓拥护你拥护得这么高，也有学历，怎么混了这么多年才混一个处级干部？我觉得我这个皇帝用人还是蛮到位的。老先生笑了，万岁，不瞒您说，我是三朝老臣，我陪过你爷爷汉文帝，陪过你爹汉景帝，又来陪你了。当年你爷爷汉文帝执政的时候，他喜欢年纪大的，有工作经验的老同志，当时我还很年轻，没轮上我。后来跟汉景帝，喜欢练武的，喜欢打架，但我学文，学科不对，没得重用。看你好了，搞干部年轻化，搞创新，我又都老了。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我很佩服这位老先生，老先生面对人生仕途的不如意，他没有抱怨，他说服自己，守着一方天地，经营好自己职责范围的一番事业，然后赢得了百姓，赢得了人民，赢得心理的安慰，我认为这才叫高人。任何时候都这样，谁有办法让人生都完美？谁有没有办法。活佛也没有办法。
            我最近喜欢一个人，我爱读他的诗，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仓央嘉措的诗写得很漂亮、很舒服，《见和不见》，写得很美。他当了达赖，宗教领袖，在那个行当里也算很牛了。这个人爱上一个世俗的女子，从小青梅竹马，他在那里当达赖，这个女子从青海赶到拉萨，跟他团聚。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白天出家，晚上不出家，他觉得这个做法不对，违反清规戒律，他很郁闷，他写了一首诗问佛。他说，佛呀，您为什么给世界创造这么多遗憾呢？佛说了，你们生活的世界就是婆娑的世界，婆娑的世界就是充满遗憾的世界，如果这个世界没有遗憾，我给你什么你都不会感到幸福。他觉得无奈，他一个人在大雪夜里奔跑、狂奔。他写了一首诗，“住进布达拉宫，我的雪域最大的王流落到拉萨街头，我的世间最美的情郎，世间可有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世界上有什么办法，一，让我做好这个达赖，对得起佛祖，二，我能享受爱情，抱着我的小宝贝享受生命的快感和美好。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他选择了爱情，就是选择了牺牲。几百年之后，我认为他在宗教上没有作为，但是他留下了人性，留下了爱情，留下了美好的诗，这是他生命的价值。所以我跟朋友们讲，选择人，什么叫做吉凶？人以群居，物以类分，吉凶生焉。人有选择就有吉凶，有选择就有得失。
            当领导也是一样，当领导你手里掌握权力，当领导你有尊严，但当领导你必然少了很多自由，这是正常的。哪一个职业都有它的职业危险，哪一个职业都有它那个职业的特点。所以很多官员，身居高位又患不自由，这就是这个职位的特点。人这一辈子，面对遗憾一定要淡定，面对生命中不能实现的目标我们要从容。我觉得蓦然回首，每一个生命的背后都有太多的遗憾。而岁月不能重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说服自己，背着遗憾前行，或许这种遗憾也正是我们生命中的另一类美丽。所以大家给自己一点空间，给他人一点宽容，给希望一点时间，给遗憾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这辈子就不会走极端。人不走极端，也就不会有太大的风险。
            二、领导韬略与领导艺术
            前面我讲得其实都是我们中国韬略最本质、最人性的层面，了解这点，我们人生就不会偏颇了。
            （一）韬略的内容
            前面讲了，韬略是大智慧、大情怀、大思维、大境界、大梦想。韬略不是阴谋诡计，韬略究竟是什么？我认为韬略就四点内容。
            第一，立身。我用了四个字，叫无欲之欲。人这辈子不管干什么，在什么岗位，不要把自己玩进去。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要掌握一个欲望。刘志军，从一般百姓当到部级干部，应该说他也有智慧，也有聪明，但是我们不能说他有韬略，有韬略也不会有今天，把自己栽进去的人说明他还是没有控制好。所以，各位领导，当你做事儿的时候，要记得不要把命算进去，不要把命算赔了。
            第二，立人。我认为当领导最大的责任，是把身边的人用好，要把别人的智慧用出来，完成自己的事业，这才是一个高明的领导。我用了四个字，叫无用之用。我认为这点很关键，也很重要。我们中组部讲人人是人才，我认为这句话讲得很好。每个人都有长处，我们看人不要以自己的目光，光看人短处，不善于看人家的长处。没用的人用起来，不是优点的优点当成优点来用，你这个人就是高明的，这点很重要。
            第三，立德，我称为无心之心。一个人要有良好的德行，才能正确判断事物，人才能不能走错路。我用了四个字，叫做无心之心。把心把他平了，把自己的利害关系把他平乐，站得正、行得端、人有德，我们才不至于把生命判断失误，工作判断失误。
            第四，立功。人这辈子怎么都要做一点事业，中国文化中做事业的最高境界，我同样用了四个字，叫无为之为。今天剩下的时候重点给你们讲讲叫做无为之为，怎么当领导，怎么做事情。
            各位朋友可能讲，李老师，咱们中央让咱们讲有为，你咋在这里讲无为呢？我认为中央讲有为讲得很对，我们一定要有为，但我认为，有为也对，无为也对，这是一个理念问题。我认为有为评价的是结果，当领导做事，上级满意，领导满意，群众满意，同事满意，朋友满意，你是个有为的好领导，这是有为。但是一个人做事怎么才能做到有为呢？我认为实现有为的最佳路径、最高境界就是无为。人通过无为的手段达成有为的目的，这个人官和事儿就做好了。所以，无为不是不干事情，无为是干事的方法，无为是干事的思路，无为是干事的理念，无为是做事的最高的文化境界。
            （二）无为的原则
            那么怎么做才叫无为呢？我讲三个小原则：
            1.为者易为
            第一，为者易为。我们文化中讲什么？“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底下再大的事儿，小事儿积累了，再难的事儿，容易事儿来的。所以我们做官、做人、做事，要“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还没发生，我们就预防了，刚有苗头把它消灭了，看着什么都没干，但其实干了最大的事儿。我们今天的很多领导、很多朋友，做事好做大事，不好做小事儿，好做难事，不好做容易的事儿。为什么？做小事，受累不讨好，别人看不见；做大事、做难事，媒体关注，群众看见，领导看见，有政绩，有政绩才能升迁，是这个心态。这个心态，我认为是个非科学心态。我认为只有从细处着眼的人，从小处着手的领导才是一个真正对事业、对社会、对百姓负责的好领导。因为咱们不做细事儿，出了多少社会和人生的悲剧！
            今年3月份，长沙下雨井盖冲走了，一个大学生掉下去了，姓杨的那小女孩，一个多月找不着，后来我到长沙上课，正好找着了，在湘江下游找着了，高度腐败，做DNA鉴定，就是那个女孩，死掉了。同样3月份，广西一个小男孩，一个下水井盖没人管，盖了三合板，漏下去了，当场死亡。哈尔滨东北一个小女孩，一个排污管道，没有覆盖，被融雪水冲走了。同样是3月份，三个年轻的生命或者说年幼的生命瞬间即逝，也是因为那个井盖。这是不是小事？是小事。今年夏天，北京做得好，每个井盖用这么粗的白绳子编成网子套上，井盖一旦冲走，人漏下去能兜住，人下不去。难道处理这个井盖这么难吗？为什么今年才编这个绳子呢？我们把井盖用铁链子链住，让它跑不掉，有那么难吗？是高科技吗？因为这种小事没有触及到我们很多领导的神经。我们说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但是毕竟亡了羊了，更何况亡得不是羊，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很多是小事没做好。
            我们搞应急管理，瓮安事件大不大？当然大了，上到中央，下到地方，大家都关注。从瓮安事件往前面导，就是一个小女孩因为感情原因跳了河，119没捞着，家人有情绪，但对家人的情绪谁关注过，谁关心过，谁会想到他会燃起一场熊熊的烈焰，给社会造成那么坏的影响。所以，你要当一个没事儿的领导，平常很淡定、很从容，怎么办？一定要见微知著，什么事儿有预见。看着什么都没干，高高兴兴，轻轻松松。为什么？一切都做到我心里，事业在我心里，老百姓的安宁在我心里，我们当地的风情在我心里，这种领导就是无为的好领导。所以第一点叫做为者易为。
            2.道法自然
            第二，道法自然。我觉得按规律办事，就是无为的好领导。我觉得我们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我认为这点很重要。什么叫做自然？自然而然，事物本来的规律，事物本来的面目。人做事一定要符合规律，人世间是有规则的。但是庄子说，很遗憾，自从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后，我们世界上出了两个道：一个叫天道，一个叫人道，“无为而成天道，有为而立人道”。天道无为而尊，什么叫做天道无为？太阳是典型的，每天东边出西边落，谁见过太阳西边出东边落？第二天太阳说，我搞创新，西北角钻出来了，东南角钻出来了，把人都吓死了，地球早爆炸了，也没有沧海桑田，也没有春夏秋冬了。太阳周而复始、自强不息地这么运转，才有了我们的世界，这叫天道。而人道则不然，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人好折腾人。习近平总书记讲“治大国若烹小鲜”，典型的无为思想。一个大国，就像煎一条鱼一样，你老是翻腾就会出大问题。我们今天很多累，最累的时候不是工作本身，是人折腾人的事儿。所以，我们今天不折腾了。我们今天搞群众路线，很多浮躁的东西，很多浮华的东西，我们都在抓这个事儿。什么叫做按规律办事？这叫规律。“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叫规律。什么九层之台？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顶九层。九层的玲珑塔，相当于摩天大楼，相当于今天的最高建筑了。为什么它不倒呢？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因为基础结实，这是建设的规律。但是今天违背规律，楼歪歪、楼脆脆、楼倒倒、楼裂裂、楼亲亲、楼抱抱，桥塌塌、路断断，咋来的？投了几十亿的桥没几天垮了，上百亿的高速，没几天1/3破坏了，怎么来的？行政手段干预工程进程。东北一个城市，城市桥塌了，过了一段时间出了一个鉴定报告，为什么？因为超载。说三个货车同时过桥，所以桥塌了。有网友借此发了一个微博，当然说得不一定有道理，但也确实挺有说服力的。说车超载，为什么轮胎不爆，弓子板不断，咋桥塌了呢？那么大的钢筋混凝土还不如一个轮胎结实吗？东北还有一条铁路，骗子包工程，厨子修大桥，拎炒勺的上去了。他是炒菜的，能修吗？大柱子里塞的都是砖头。他说这个铁路修完了，我都不坐，你不坐让谁坐？怎么来的？不就是利益关系层层转包吗？不按规律办事吗？
            还有这条（2：31：01）。走南闯北，南来北往的很多城市广场，喜欢种古树、种大树。为什么？种大树，有文化，有历史，有沧桑感。因为你种大树，很多树贩子到四川，到云南、到陕西大山里挖上百年的古树，卖到城市里来。这个过程中一半都死了，当时栽上，表面上活了，也活不了多少年。树和人是一样的，吸天地之灵气，才能长成百年大树。“世间难逢百岁人，民间难见千年树”。一个楼，今天推倒，明天可以盖，一棵50年、上100年的树，它是365天每天长成，杀树和杀人没多少区别。我们今天为什么种古树？我们心浮躁了，我们没有耐心看着小树一天天长大成树。我们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你今天不栽小树，后人靠什么乘凉？这叫规律。我走了很多城市，越有钱的城市，它的广场都是老树、古树。但这背后有多少树都死掉了？说明我们心态有问题，不按自然规律办事。这些大树虽大，但也是小树苗长成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给希望留点时间，光想迈快步，导致很多问题。
            庄子说什么叫做人道？我们人就是折腾，爱折腾。他说“凫颈虽短，续之则忧”。凫就是野鸭子，野鸭子脖子短，天鹅脖子长，“断之则悲”。天鹅脖子长，野鸭子脖子短，给天鹅截一截，接到野鸭子身上，那么鸭子也完了，天鹅也完了。所以庄子说，“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它长就长，它短就短，就长了这个玩意儿，你折腾什么？咱们干事业也是一样，有的可以快一点，有的快不了，该快的快，该慢的慢，该急的急，该缓的缓，该进的进，该退的退，这才是我们做事的规则。不能什么都追急的，什么都猛折腾，最后也会背离天道。
            朱熹写了《读书偶得》三首。朱熹年轻的时候，也想做贡献，想当大官，想改造世界，后来也比较失落，一辈子注《四书五经》。最后突然发现，他学术的成就反而影响整个社会，年轻没有这个理想，反而成就了这个理想。最后他写了一首诗，“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很多事儿，我们要追求水到渠成的效果，急了不行。
            这个人你们也熟悉，莫言。莫言获奖，张艺谋说了一句话也很有道理。他说，25年前，和他在高密种高粱的时候，哪想到会有这一天。当时莫言多年轻！巩俐才十、八九岁。很多作家，但有多少人像莫言这么执著？很多人下海了，经商了，做官了，做事了。我们说人生没有信念，为什么没有信念？根在这里。演《红高粱》的时候我上高中，《红高粱》是意外的作品，咱们很多人已经不关注的，反正知道他就是一个作家，反正挺有名，但是写什么、什么心态不知道。25年后，倒过来看他为什么获奖，25年来他思考着、写着，然后忍受着艰苦。这么高的身份在北京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但一直坚持他的理想，游走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用自己的心灵来探索着社会，探索着生命，人家才有今天。急了行吗？不行。
            3.终其一策
            第三，终其一策。我觉得这是我们做事业一个很重要的韬略。我们今天的社会，我们管理社会执政还有一个毛病，人走茶凉，人亡政息。一个领导一个思路，一个班子一个对策，这是我们今天社会一个很要命的现象。当然可能和我们的体制、机制有关系，这个问题可能不是一天就能解决的。但是我们要尽可能地克服自己，我们要有胸怀承认过去。我们很多领导一来，我要搞创新，体现我的聪明、体现我的才智，我要创新。我们说，没有良好的继承，你的创新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典故，叫“萧规曹随”。萧何是大汉朝的第一人丞相，后来萧何死了，推荐一个人叫曹参。曹参当丞相，曹参一上班，每天研究文件，研究法规，研究法律，批评文件和大臣聊聊天，做调研。来了上任，6点准时下班，回家走了。好多人给皇帝告状，说萧丞相的时候，咱们办公区的灯彻夜不熄，你看曹丞相来了，你看每天准时下班，还喝小酒，还打牌，还下棋，也没有新法规，也没有新政策，把机关风气都给带坏了，也不加班。后来皇帝受不了，就把曹参叫来了，说老曹，你不是一般公务员，你是丞相，你的工作怎么这么不认真？你也不搞创新，你也不加班？曹参说，万岁，我问你，是你厉害，还是你爹刘邦厉害？汉惠帝说，我爹是马上皇上，高祖皇帝，我比不了。你说我厉害，还是萧何萧丞相厉害？他说，要打仗你还行，治国你还差一截。他说那不得了吗？二位老人家刚刚去世，他们的政策我研究过了，我认为至少管50年，我关键是抓落实。所以，汉朝初年实行黄老之治。春秋战国几百年，民不聊生，国家百废待举，在这种情况下，汉朝不搞大起大落，稳定民心，几十年后老百姓的生产力慢慢恢复了，才有后来的“文景之治”，才有汉朝之中兴。
            所以我们说看历史明古今。我们虽然是小人物改变不了世界，我劝大家一句话，你到一个单位当领导的时候，特别是你说了算的时候，你先别急，先别以自我为中心，先把这个单位的运转规则、工作习惯，有关条规好好研究一下。哪些是好的，老百姓拥护的，凡是老百姓拥护的，有利于事业的你敢于坚持；哪些不足，哪些不利于发展，你大胆革新，这样的领导就是无为的好领导。不要来了之后就全部推倒重来，他发展开发区，你就搞商业，他搞商业，你又搞这个，搞来搞去我们整个城市没有规划，搞来搞去我们整个政策偏离地气，搞来搞去我们的方法脱离实际，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搞得民不聊生，搞得老百姓怨声载道。所以说，一个人要有胸怀，正确地看待过去，敢于继承过去好的东西，这就是无为的好领导。
            我认为做到以上三点，就是无为的好领导，我们的事业才能真正达到有为的效果。所以这就称作无为之为。
            韬略这个东西它还是一种大的文化境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今天在有限的时间里我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各位领导一定要把学文化、把读书作为生命的一种爱好，当你真正去投入进去之后，有一天你蓦然回首，就会发现有文化的生命会与众不同，有胸怀的生命会更加灿烂，有道德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安安静静地让生命享受真正的安宁与幸福！

张从寿

企业家为什么要学国学

作者：博商 来源：博商管理科学研究院


关于国学，一般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也有说国学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哲学、科学、技术、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旁及书画、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诸多方面。

“国学”这个称谓是怎么来的呢？清末年间，欧美学术进入中国，号为“新学”、“西学”等，于是，人们便把中国固有的学问与之对应统称为“旧学”、“中学”或“国学”等。

管理大师彼得.圣吉在1990年出版了他的《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一书， 推动人们刻苦修炼，学习和掌握新的系统思维方法。正是这位享誉世界的管理大师，近几年却频繁造访中国，是什么如此牵动大师的脚步呢？原来彼得.圣吉每年都要来中国找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学禅，探究生命的本源。

据统计称近几年在海外开设的“孔子学院”（汉学院）已逾三百五十余所，国学热已风靡全世界。

企业家为什么要学国学呢？国学与企业经营管理之间存在什么密切关系呢？我们认为这其中存在以下关系：

一、了解中国文化与历史，提升企业家的人文与哲学素养

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国学是中国古代文化一颗璀璨的明珠，他是我们中国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已成为现代企业家必修之学。古往今来，历代伟人唯以博闻修身，方可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图伟业。

企业家通过感悟国学广大而尽精微的万物妙道，领悟自然与事物的规律，能够发现实践经世致用的济事之道，可修为兼济天下之大德，更可练达成就事业之博大胸怀。而往往只有具备这样修为与思想境界的企业家才能把企业带向一个广阔而高远的视野与境界。

做一名有成就的企业家，只有通过修身以培育人文情怀，具备广阔的胸襟，同时有横跨古今之博闻，明鉴历史得失之大德，方可成就伟业。一个没有人文底蕴的管理者，成一时之功易，成一世之功难。领导者的视野、修为、思维模式和人文底蕴决定了事业发展最终所能达到的高度和长度。


二、领悟哲学思维,提升企业家经营管理智慧

国学是中华智慧的源泉，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他融会贯通法家、道家、墨家、兵家、儒、道、释等学派提炼出国学的思想内核，在各个时代有重要影响力，企业家在领悟国学文化与哲学思维的同时，还可以将这些规律运用在实践中，提升企业经营管理谋略水平和商业竞争的智慧。学习国学，你就具备了一种方法论与思维观，这些国学精神和智慧，会化作一把无形的利器，辅助你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制定战略决策、构建商业模式、发现人才、管理企业、建立企业文化等等。


企业家在学习现代管理理念的同时，更要领悟东方传统智慧的伟大力量，将中华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现代管理理念和工具进行有机结合，企业经营管理理念才能发挥的更好，比方说，探寻《周易》的基本原理和哲学智慧，可以帮助企业家掌握和谐的事物运动规律，为管理者准确分析市场机遇，预测经营风险，提高战略眼光；领悟儒学，可以提升领导者的人格魅力和哲学思维，成经世济民的大胸襟，创独成一体的经营哲学，为打造更加富有生命力和竞争力的当代企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基；感悟禅道，能帮助企业家体悟真理，摆脱外界干扰，保持内心平静，精准把握万物关系，是企业家明心见性、思维修炼最佳的方法；把握法家强调制度、职责与技巧的法、势、术的管理思想，以强化组织的统御与控制能力，为企业家提供了企业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之道。


老子《道德经》说“治大国如烹小鲜”，而经营企业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转载务必注明：博商管理科学研究院评论—www.bosum.com.cn】

张从寿

企业管理是明明德的历程

来源：商业中国


孔子当年周游列国，志在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孔子的学问，主要在于人道，人道以政为大。儒家经典著作中，一部阐明政道的书，称为《大学》，是儒家最为重大的人道学问。大学提出三纲八目，是儒家管理哲学的总论。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字面意思是说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第一个明字，是动词，意思是“发扬光大”；第二个明字，是形容词，意思是“良好的，光明正大的”。就个人来说，明德指良好的“德行”；就社会而言，明德指良好的“德政”。儒家宣导修己以安人，明明德便是发扬光大修己安人的良好德行和德政。

管理的根本原则，依此类推，也是以修己(管理者的良好德行)安人(管理者的良好管理行为)为历程的，明德以求尽乎为己之道，明明德以求近乎管理之道。

君子睹高远，行渐修，无时间断。作为一个管理者，首先在思想上要有一个高标准（明德），逐渐完善个人的修治，从不间断。培养自己的优良品德，提高自己的理论知识，完善自己的管理行为，更新自己的管理观念，提高自己的管理意识，发展自己的管理眼光，甚至形成一套自己的管理理念。如此则具备了一个优秀的管理者的良好素养，即做到了管理者的修己。

明德由心生，修己而安人。管理者修己后，让员工的思想上也逐渐提高（明明德），对企业的发展路线，发展方向和发展前景，对企业的管理政策，对个人的发展前途以及对个人与企业的关系，都能形成正确的认识。则员工可以理解管理的行为，约束自我的行为，并能将自身的发展与企业的发展一体而视，等同对待。使其明德于心则人心安，让心指引个人的行为则行为规范。这是管理的一种智慧，类似兵家的攻心为上，可达老子的无为而治。

管理是明明德的历程，良好的修己，是德行。良好的安人，即为德政。发扬光大修己安人的道理，便是明明德。有了这样的基础，企业便会形成一种和谐的氛围和向上的凝聚力。如此，企业发展便会无往不利。

张从寿

企业管理需要“顺其自然的智慧”

来源：商业中国

近日，由河南省老子学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等主办的“２０１２·首届老子文化天津论坛暨天津市周口商会成立典礼”在天津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嘉宾代表及天津市知名豫商３００余人参加了论坛开幕式。文化部原部长、着名作家王蒙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着名老学研究专家葛荣晋分别以《老子的战略哲学》和《“无为”智慧与企业管理》为题作了专题学术报告。

老子哲学能够提升精神境界

首届老子文化天津论坛以“老子思想与现代管理”为主题，围绕老子哲学与现代管理哲学、老子“道法自然”的管理智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会专家认为，通过对老子管理之道的研究，对於构筑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哲学，推进和提升中国企业管理水平和构建和谐企业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河南省老子学会会长王明义说，《老子》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智慧宝典，是一部管理哲学、领导哲学的大书。

王蒙重新阐发了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知荣守辱”“道法自然”“治大国若烹小鲜”等哲学思维的现代意义，认为研究老子哲学能够提升精神境界，攀登智慧高峰，强化人的抗逆应变能力。他说：“比如下棋，一般人能看到３步、５步，而读了《老子》，能看３０步、４０步。”葛荣晋提到老子“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时说，在市场经营上要“经营人心”，在现代管理上，根据马斯洛的人生需求层次论，要实施人性化管理，需要“顺其自然的智慧”。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许抗生认为，研究古代道家的管理思想，抛弃其过时了的内容，挖掘其合理的成分为我们当代所用，对于建立当代的管理学，指导当代的管理工作定会有所启迪，有所帮助。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并不是现代的企业管理学，但与我国当前市场经济下的现代管理学，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相似或相近的地方。作为一个现代管理者，自身的素质品德培养十分重要。老子提出的谦虚、处下、朴实、仁慈、节俭、信用等，对於现代的管理者来说都是必须的。这些品德本来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优良美德，我们应当大力加以继承和发扬。

周口商会会长王天洪说，河南周口下辖的鹿邑是老子故里，老子思想影响和塑造了周口的人文环境与文化氛围。河南作为中原腹地，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老子无疑是其中最醒目的“文化名片”之一。

丰富的人性化管理智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董京泉认为，老子哲学中具有丰富的人性化管理的智慧，这主要表现在他关於“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以及关於“人性”的论述之中。如果说《老子》中也有一些管理思想，那麽它不是具体的管理知识，而是管理哲学、管理的大智慧，也是管理实践的灵魂之所在。“无为而治”及“辅万物之自然”是老子管理哲学或管理智慧的核心，也是领导和管理的最高境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陈静认为，自然和无为是老子思想中的一对重要概念。自然和无为提示了什麽？简而言之，提示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要保持良性关系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相互依赖，无管理者就无所谓被管理者。但是，就保持二者的良好关系而言，自然和无为这一对密切相关的观念所针对的对象却是不同的，自然是针对被管理者而言的：“百姓皆谓我自然”﹔而无为是针对管理者而言的：“我无为而民自富。”因此，被管理者需要自然，而管理者应当无为，因为管理者的“无为”是被管理者得以“自然”的前提。自然和无为是一对古老的观念，但是直到今天它们仍然具有意义。如何领会它们的启示并应用於现代的管理，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田文军认为，如果就《老子》书中的内容而言，其“无为”“不争”“柔之胜刚，弱之胜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等思想观念都可以转换成具体的企业管理方式。我们应当在不同的视域中全面地总结和发掘道家学说的现代价值，即使这样的总结与发掘服务於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也使这样的总结与发掘服务於我们的物质文明建设。特别是在现代企业管理方面，可以充分发挥道家学说的实际功能，展现道家学说的现代价值。

研究老子不能“误解”和“错断”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白奚认为，对於老子的不争，历来存在着很深的误解。最常见的是把道家的不争说成是“以不争为争”，如此一来，不争就成了迂回的争，成了一种与人相争的特殊方式。事实上，老子从来没有说过“以不争为争”。在老子那里，不争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老子崇尚“不争之德”，把不争视为一种美德。老子的“柔弱胜刚强”，常见的误读是把这个“胜”字理解为“战胜”或克敌制胜的“克”，把“柔弱胜刚强”等同於“以柔克刚”。其实，“柔弱胜刚强”的“胜”字在这里是“优於”“胜过”的意思，而不是“战胜”“克服”的意思。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刘仲宇认为，按老子的思想，祸福的转化有其“极”，即今天所说的矛盾转化的关节点，但不易找，所以说“孰知其极”。有的研究者不知其究竟，便下断语说他有循环论，是错断。其实老子的孰知一说是对人们的敬告，要人们关注转化的那一个极点，掌握时机，正确处理。这是任何一个经营者都必须十分认真学习和运用的。

“柔道”高手的柔性管理命题

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周德丰认为，老子是“柔道”高手，其柔性管理的主要命题有：（一）尊道贵德，无为而治。即分层管理，“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二）上善若水，尚柔守雌。即“天下莫柔於水，而攻坚者莫之能胜。”赤子之潜力无穷，而强梁者往往失败，“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三）低调无痕，谦卑取胜。深藏若虚，大智若愚。（四）功在不舍，贵在持续。即“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层之台，起於垒土。”“企者不立，跨者不行”“事缓则圆，弦绷立断”“兵强则灭，木强则折”。

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王伟凯则认为，我们重视“柔”，拥有“柔”，但绝对不可放弃“强”，无论“柔”和“强”的运用与把握都有一定的支撑底线，超越了这一底线，就会走向事物的反面。因此，客观认识老子“柔”的思想，以之来丰富人类的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和逆向思维，同时通过“柔”的思想，不断提升思维水平和丰富工作经验，才能为人类实现自我的价值奠定应有的基础。

张从寿

彭富春：当代全球视野中的国学继承与创新


编者按：2015年9月29日晚，武大国学院邀请彭富春教授在哲学学院大报告厅作了一场精彩讲座，现将彭老师的演讲稿以及与学生的互动问答分享如下。


当代全球视野中的国学继承与创新

彭富春
感谢郭齐勇老师对我的介绍，我也很高兴来做这样一场关于国学的报告。郭老师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位师长，对于郭老师组织建立的国学院和国学研究，我是发自内心地支持的。所以今天，我想在这里把我对国学的一些想法跟各位老师和同学，跟我们的郭老师谈一谈。对的大家支持，不对的也请大家批评。但是我想把我很真实的一些想法说出来。刚才郭老师把我的经历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我还想借这个机会稍微说一下，我为什么今天要谈这么一个题目。其实我的本科是学中国语言文学的，从我们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我非常喜欢我们的古典语言，古典语文学，当时我还是古代汉语的课代表。后来我对美学比较感兴趣，之后又到德国去学习海德格尔哲学，回国以后专注于中国古典思想的研究。有的同学就问，你既然在美学教研室，怎么突然转到这个领域来的呢？我要声明一下，我并不是突然转到这里来的，我其实是同时在进行三个领域的研究。我在德国从事海德格尔研究的时候，最触动我的，是海德格尔非常推崇老子的思想。他曾经跟一个中国学者翻译过老子的《道德经》，并把其中的一句话：“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写成类似对联的东西放在他家里。而且在他的部分演讲当中，也多次引用过《道德经》和《庄子》，可见他对“道”是很感兴趣的。此外，海德格尔还对禅宗有很大的兴趣，当然主要是通过铃木大拙的作品来了解的。他认为道禅思想对于他克服西方近代思想的危机能起到很大的启示作用。可以说，他是非常向往东方的智慧的。而我的老师是海德格尔的学生，他本人也非常喜欢中国的东西。其实我在德国研究海德格尔哲学的时候，就已经在那里开过一个《道德经》的研讨班，和大概一二十个德国同学一起研读德文版和英文版的《道德经》。应该说我在研究西方哲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回国以后不只是要传播西方的思想，当一个海德格尔中国的徒子徒孙。而是说在学习了西方思想之后，借助于西方的思想来重新思考我们中国的思想，力图让中国的思想在世界上有它的影响。所以在我1997年毕业之前，我的中国的硕士导师李泽厚到荷兰的莱顿大学讲学时碰到我，让我毕业后一定要回到中国研究中国的思想。后来我的德国老师也跟我说，你回国之后，一定要回到中国思想的本源。你可以介绍西方的思想，但这恐怕没有你回到中国思想的本源，去思考中国思想的现代性或者中国思想走向世界更有意义。因此我回国之后，一方面从事美学研究，另一方面也继续从事德国哲学的研究。同时，我研究的重心是放在中国古典思想的研究。那么关于这个主题，现在我的写作计划大致是五本，这也是和人民出版社做了一个长期的合作。第一本是《论中国的智慧》，现在修订后更名为《论国学》，已经纳入到国家社科项目的“中华学术外译基金”之中；第二本已经出版的论著是《论老子》，也可能纳入到“外译”项目之中；第三本即将出版的论著是《论孔子》。另外我今明两年准备完成的就是以研究《坛经》为主的《论慧能》以及《论大道》。我一向从中国古典思想中提炼出来的三个词，就是“欲”、“技”、“道”，也就是欲望、技术和大道。《论大道》就是要讨论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并论述这三者的关系。我作为武汉大学的教师，无论是我在社会上有什么兼职，我觉得我的第一使命，就是要把书写好，希望它能站得住脚。
当然今天在这里，我不可能给大家陈述这五本书的内容。郭老师上次邀请我之后，我仔细揣摩了一下，我想讲下面几个问题：第一，什么是国学，尤其要考虑在当代全球视野中的国学是什么。因此，我这里不但要讲什么是“国学”，也要讲什么是“当代”，什么是“全球”。因为我们现在所讲的“国学”和孔夫子时代不同，甚至和王国维时代也不同；第二，目前“国学热”的几种形态。关于这一点很多同学都知道，我2011年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时，曾经批评过“国学热”。很多人因此认为我“反国学”，事实上我只是反对“伪国学”。这里我想要分析一下几种形态的国学，比如宗教性国学、商业性国学、政治性国学和表演性的国学等等，相反，我们则主张一种思想性、学术性的国学。我在这一点上和郭老师是非常一致的；第三，研究国学的正确态度。我把它提炼为“十字方针”，即承认、批判、继承、借鉴和创新。我觉得现在的国学就是要落实这五个词；第四，国学的根本。在我看来，国学的根本就是由儒、道、禅三家构成的中国的智慧。那么这三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它们是在何种意义上成为中国智慧的核心，又是在何种意义上对西方有所启示的？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第五，新的中国的智慧在当代的意义。我们古代中国的智慧是“天人合一”，西方的智慧是“人神合一”，我想新的中国的智慧是“天人共生”，而“天人共生”又如何克服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问题。我大致想讲以上五个方面。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国学”。
我在这里并不想对“国学”一词做字源学或文献学的考证，我们只是讨论“国学”一词本身的意义。“国学”作为一国之学，肯定是不切中中国目前的国学研究和教学的。我想“国学”的第一个意义是中国学。我们所讲的“国学”不是美国学或者欧洲学，而是中国学，它的意义大致相当于目前西方大学所设立的中文系或汉学系。大家知道这个意义上的中国学翻译成英文就是sinology，而中文系就是Chinesedepartment。这就包括一切中国的东西，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或其他，都可以包括在其中。西方的汉学家所从事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当然，每个汉学家有他的研究重点，可能以哲学为重点，也可能以文学或历史为重点。我在德国知道的汉学家可谓林林总总，比如专门研究王弼的瓦格纳，研究中国新诗的顾彬，还有一些德国汉学家专门研究毛泽东思想。我们国学院研究的国学，恐怕不是这样的。“国学”的第二个意义是中国古典学，翻译成英文就是Chinese
classics
study，以研究中国古典文献为主。当然，中国古典文献还必须要分类，不是所有的中国古典文献，而是中国古典人文类的文献，也就是经史子集，按照今天的学科分类来说就是文史哲。在西方也有类似的学科，比如德国就有一种文科中学，学制13年，毕业之后相当于我们的大学生，他们就是要学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很多著名的哲学家都是从这样的文科中学里毕业的，比如尼采。尼采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的主业是古典语文学，以研究古希腊语为主。所以大家知道他有本书叫做《悲剧的诞生》，这本书就是研究古希腊的。他在巴塞尔大学是一名古典语文学家。听他的课最多的只有六个人，真正听他课的只有一个人。按照欧洲学校的规则，至少两个人听课才是可以开课的。今天这么多人在这里，我看到觉得非常高兴。还有就是海德格尔。我们现在搞国际化不是要搞英文吗？我觉得这个不是国际化，这是英国化和美国化。海德格尔本人是不懂英文和法文的，他是德国人，他只学过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他最著名的女弟子汉娜·阿伦特在美国把她的英文版的著作寄给海德格尔的时候，海德格尔并没有看。这并不是说瞧不起她，而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懂英文。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启示，就是国际化究竟应该怎么搞，是不是我们哲学院乃至我们的国学院都去搞英文？我觉得那是胡扯的事情。非得用英文发表文章，那也不对。国际化（inter-national）一定是“国际间性”（inter-nationality）。就是说，既要有英美的，又要有中国的，又要有德国的。话说回来，我所讲的古典中国学应该是古典人文学，就类似尼采和海德格尔所接受的传统人文的训练。我们现在所讲的经史子集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语文学的训练。没有语文学，经史子集是无法进入的。所谓语文学，过去称为“小学”，就是文字、音韵和训诂。这是我们“国学”比较切中的含义，就是“中国古典学”或者说“中国古典人文学”。当然如果把国学只是限定在这个层面上，大家也会有疑问，因为我们有文学系、哲学系和历史系，这和世界都是接轨的。这些系中，有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典哲学和中国古典历史。我们把这三者结合到一起究竟有什么意义？这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我们把一个已经存在的中国古典学的三个主要分支集合成为国学院，它的意图究竟是什么？这就引出了国学的第三个定义：中国智慧学。这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国学不能泛泛而论，而是要研究中国的智慧是什么，就是在经史子集或者说文史哲的基础上，要抓住它的核心，研究中国的智慧。那么中国的智慧，大家都知道，就是儒道禅。当然中国还有其他很多智慧，有民间的智慧、日常的智慧等等，但是最核心的就是儒道禅的智慧。因此，对“国学”我们可以分析出这三个层面的意义。当然还有可能有其他的层面，甚至可能有四个、五个层面。我所主张的，就是最后一个定义，即中国的智慧。我原来的一本书就叫做《论中国的智慧》。
那么如果在这个意义上讨论国学的话，我们必须回到我们现在讲话的语境，即当代和全球。我们现在研究国学，必须要从我们现在所处的语境出发。大家就一定要思考，“当代”是一个什么时代？今夕何夕？我们现在做一个编年史的说法，就是21世纪。区分于我们自身的古代，也区分于中国自身的近代和现代。如果我们把它做一个政治化的描述，是改革开放的时代，甚至还可以说是中国梦的时代。如果按照西方的说法，就是古希腊、中世纪、现代、近代和后现代。我们就属于后现代这样一个时代，后现代的现代。但是这只是一个编年史，属于一般历史学的表述。我们需要对“当代”进行一个本质性的概括，我们所处的当代究竟是一个什么当代？这里我曾经用三个主义来描述它：虚无主义、技术主义和享乐主义。我会在我讨论的第五个方面“新的中国的智慧在当代的意义”中谈新的中国的智慧如何解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我在这里只是描述这个时代的特点。首先，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是什么意思呢？是指旧的智慧已经衰败，新的智慧尚未建立。大家注意，这里的两种智慧是有确切含义的。所谓“旧的智慧”，是指我们中国古代的儒道禅那种“天人合一”的智慧，或者说“天道”。那么西方是什么呢？就是“人神合一”的上帝的智慧。关于上帝（神）的智慧我一会儿还要详细讲，这里只是简单地说一下。大家知道，西方的这种神圣的智慧在20世纪已经彻底地衰败，基督教依然存在，但它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高的规定。我们中国古代儒道禅的智慧现在也有它的痕迹，甚至大家力图复兴这种智慧，但他也没有真正成为我们最后的规定。可以说，这种旧的智慧已经丧失了它的规定性，但是新的智慧还没有确立的时代。所以我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虚无主义。这是一个空白，存在、思想和语言缺少其自身所在的依据。说得具体一点，就是我们现在要渴求一个精神家园，渴求一个精神支柱。这是第一个特点。其次，技术主义。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时代是技术的时代。技术虽然古已有之，但是却没有像现在这样控制自然甚至控制我们自身。我们甚至还可以说，现在是高新技术时代。甚至我们的领导人都强调，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我今天在网上还看到“互联网+国学”，就是说国学如果想走向社会，你得接受互联网。互联网是什么呢？是信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信息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有手机，都有一部互联网移动手机。我们现在离开了手机，离开了微信、信息和电话，都没法活下去。我们这个时代的高新技术，通常说来就是ABC技术：第一，A技术，也就是原子（Atom）技术。原子技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就是两个，一个是原子弹，另一个是核能。这是两种形态，一个是把核作为武器杀人，一个是把核作为一种能源来活人。当然这个核能还有更广泛的用途，大家都知道的；第二，B技术，也就是生物（Biology）技术。大家知道的转基因食品，这是吃的。还有我们穿的，也是转基因的生物科技。但是更多的生物技术是运用到我们人身上来，比如干细胞。现在生物技术被用来战胜人类的很多疾病，乃至癌症。虽然也有它的弊端，但生物技术是不可避免的；第三，C技术，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信息（Cyber）技术。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新能源、新材料和航天技术，非常非常得多。但是，所有这些技术都是以ABC技术作为其基础的。那么这个ABC技术，一方面是控制了自然——我们人类文明几千年，没有像今天这样可以征服地球。比如三峡大坝的修建就带来了江汉平原生态的巨大变化。我们现在不仅要征服地球，还要征服外太空。但是相应地，也没有哪一个世代像现在这样控制着我们自身。我们的存在、思想和语言都是被技术所控制的。最后，享乐主义。享乐主义的核心就是欲望的满足。我们的这个时代提供了市场，而市场就是商品的买卖，而商品的买卖就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欲望。世界上所有生产的商品，最后都是为了直接或间接地满足我们的欲望。没有我们的欲望，就没有商品的生产和销售，也就没有市场，而市场经济就是为此服务的。因此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所讲的国学已经不是传统的在山水之间的国学，而是这个时代的国学。包括现在孔庙里对孔子的祭拜，也是和商业挂钩的。因此，我们所说的国学要符合当代的特点。
第二，“全球”是什么？“中国”这一语词本身就意味着“中心之国”，甚至可以叫做“中央帝国”，事实上英文也是这样来翻译“中国”的。甚至古人所讲的“天朝”或“天下”就是世界，而天下的中心就是中国。“中华”中的“华”就是花，是文明之花，它的周边就是野蛮之国。因此，历史上的中国直到一百多年前，都是以世界中心自居的，并没有“全球”的概念。“全球”概念的引入是近代以来的事情。而现在，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是生活在全球之中，是生活在地球村之中。当然这里的“全球”如果作为一个地理学的概念来理解的话，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全球”必须具体化。与中国相分离的“全球”主要是欧美，或者说西方，即一个作为文明、文化或者思想的西方。如果从我们中国的角度出发把地球分为两个整体的话，一个是中国，一个是西方。当然大家知道还有日本、印度以及亚非拉的一些国家，但它们对我们国学的研究不起太大的作用。因为日本一方面是中国的，一方面是西方的。印度的佛教曾经影响过中国。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面临着一个他者。但是这个他者不是外在于我们中国的，而是内在于我们中国的。这一百年来，西方的物质和精神的东西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人存在的一个部分。这个他者你是排斥不掉的。就像我们用的手机就是西方的。我们的衣食住行，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很多东西都是西方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中国也进入了西方。就像我之前讲的，海德格尔对老子和禅宗怀有一种深深的敬意，启发他的思路。其实比他更早的时候，启蒙运动的时候，传教士把四书五经带到西方的时候，西方人就惊讶，这样一个没有上帝的国家，一个不信神的国家，居然能够创造出如此伟大的文明。这激励了启蒙运动的一批人，因为他们当时批判上帝，批判神学。结果他们看到中国的东西根本就没有上帝，没有神学，他们觉得中国人比他们伟大得多。当然之后又有负面的评价，那是另外一回事。这个事例可以表明，中国的儒道禅已经逐渐进入到西方的思想当中去。比如现代的西方思想家，如海德格尔、雅斯贝斯、马丁·布伯，都是对中国人怀有敬意的。在这样一个中西对抗、排斥、交流、融合的发展进程中，我们一方面要考虑从中国看世界，另外一方面要从世界看中国，要相互转换视角和立场。具体到国学而言，我们一方面要从中学看西方，另外一方面要从西学看中国。我觉得这样，可能会为我们国学的继承和创新开辟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第二个问题，“国学热”的几种形态。
“国学热”持续了几十年，我自己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种“国学热”的存在。因为我的小孩上小学的时候，学校不但要求他们背ABC，还要求他们背《三字经》和《弟子规》。过去是让他们系上红领巾在舞台上表演革命英雄的形象，现在是让他们穿着所谓“传统”的衣服去背《三字经》和《弟子规》。我个人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批评过这个事情，有赞成也有非议。我当时也受委托写了一份提案，指出国学应当区分糟粕和精华，国学要和现代公民教育相适应，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关于“国学热”的几种形态：第一，商业性的国学。现在真正对国学推动最大的，我认为还不是大学的国学院。据我了解，应该是一些企业家，应该是一些大小老板们。当然我这里讲的“商业性的国学”，是指有些人借国学来谋利，办国学班。据我所知，有些幼儿园和小学里的国学班，一年的学费都要好几万。第二，政治性的国学。我认为，这种意义上的国学是把传统的君臣观念强化为一种主奴观念，来控制员工。这在南方的很多企业很时兴，许多企业有国学堂。我认为这也不太妥当，绝对不能把含义丰富的国学简化为一种主奴意识。尤其在我们现代的民主社会里，主奴意识是应当得到淡化，得到转化的。第三，宗教性的国学。宗教性的国学有两种，一是凸显国学当中的宗教性的成分，甚至还包括风水、相面等，这些人还自称为“应用国学家”；二是对国学怀有一种宗教性的情绪。那么真正的国学形态应该是什么呢？我认为是思想性的国学。这也是我们郭老师组建的国学院，以及各位学习国学的同学所从事的工作。这才是国学的正道。
思想性的国学的前提是学术，也就是说你要对国学的基本经典熟悉，同时还要具备基本的语文学知识。我还给郭老师建议，我们国学院要开设书法课。这个跟你学希腊文、拉丁文，学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不一样，中国的文化必须从文字开始。从文字开始，你就必须懂得“篆隶真行草”。你必须用毛笔去写字，你才能够去体会中国文字的伟大和奇妙之处。我虽然不是书法家，但我也练习书法。我用毛笔写字，跟用钢笔写字或者用电脑打字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可以做到身心合一。因此，这种思想性的国学，首先是要有学术功底，还必须有语文学和书学的功底。然后在此基础上，研究和探索国学的思想意义。我们不只是去背诵经典，而是要注意我们伟大的国学、伟大的中国智慧它说了什么，还有那些没有说出来，还有哪些是需要我们去说的。这样的国学才不是死国学，而是活的国学。思想性的国学是活生生的，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一样。当然在这四种国学形态之外，还存在一种戏剧性的国学或者表演性的国学。在我看来，这种形态的国学虽然可以对国学起到宣传的作用，但也会对国学本身造成伤害。唯一能够使国学走入正道并获得生命力的，就是思想性的国学。
第三个问题，研究国学的正确态度。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研究国学的正确态度，或者说从事思想性的国学研究应当保有五种正确的态度：承认、批判、继承、借鉴和创新。第一，承认。承认的出现一定意味着不承认的存在。近百年来，一直存在着否定国学的声音。一是说国学不成立，认为“国学”这个语词太过宽泛。但是我认为，虽然“国学”这个语词的意义很丰富，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研究来划定它的范围，使它明晰化；另一种反对国学的声音认为，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糟粕居多。这种说法看起来是对五四时期的一种继承，但其实是一种很片面的看法。“国学热”的确存在，不论它的好与坏，应该说一百年来就一直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儒道禅的思想，也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它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我可以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西方很多分析哲学家认为上帝是虚构的。我们可以承认上帝是虚构的，然而教堂也是虚构的吗？它不是虚构，而是实实在在地在那里的东西。相应地，无论你讲“国学”这个语词对不对，无论你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好或坏，它都实实在在地在这里。既然它存在，你就必须要承认它。既然承认它，我们就应该面对它，接受它。第二，批判。我这里讲的批判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而是康德意义上的“批判”。这个“批判”在英文中就是critic，而critic的来源就是crisis，也就是边界。因此，思想要找出它的边界。我这里讲的对国学进行批判，不是说要否定国学，给它找出十条百条的罪状出来。而是说，我们要区分国学的边界。当然我们可以区分国学和西学的边界，但我在这里强调的是要区分国学自身内部的边界，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当然“精华”和“糟粕”是比喻的说法，我们从思想的角度来说，应该区分什么是国学的真理，什么是国学的谬误。或者说，国学中哪些东西是真理，哪些东西是非真理。如果要把这个问题具体化，我认为可以用一个五四的口号来说，就是科学和民主。这里的“科学”并非科学技术，而是指知识学，是追求真理的学问。这也就是说，我们要区分国学中哪些是合乎真理的，哪些又是不合乎真理的；而又有哪些是民主的，哪些是非民主的。这两点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得到认可的。在这个意义上，国学当中有它合乎真理和民主的地方，但是也有反科学和反民主的地方。这里我特别想讲讲我当时在电话采访中给《武汉晚报》的记者举的例子，就是《弟子规》当中的“亲有疾，药先尝”。我后来看了一下网上的反馈，基本上都是骂我的，说彭教授连“尝”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都没搞清楚，还当什么教授。我们国学院的同学都是知道的，但是一般的国学爱好者恐怕还真不知道这里的“尝”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弟子规》宣传了一些好东西，但是有更多不好的东西。这个不好的东西一方面是非科学的，一方面是非民主的。所谓“非民主”最主要的是主奴意识，主要宣传君臣、父子，大家想想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恐怕还是要转型。回到《弟子规》本身。《弟子规》的基本结构是按照《论语》中的《学而篇第一》的第六章来安排的，亦即“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弟子规》基本的材料和语言也是来源于四书五经。像“亲有疾，药先尝”一句就来自于《礼记·曲礼下》，原文为：“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大家想想，在这一个语境中的“尝药”是什么意义？就是看看药有没有毒。就是这个医生没有三代家传的话，我还不能找他去看病。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你还要教小孩“亲有疾，药先尝”，我觉得首先不科学。为什么不科学呢？第一，我们时代已经没有什么中药了，大家都是吃西药、打针或者手术，你怎么让你的小孩去尝这个药啊？第二，这句话的来源《礼记·曲礼下》是要人尝药，当小白鼠。你让一个低级干部帮一个高级干部尝药，他的人权到哪去了？让儿子给他的父亲尝药，他的人权又到哪儿去了？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妥当，这已经不是一个“忠孝”就可以解决的。“忠孝”在我们时代已经有了新的意义，就是对人性和人权的平等尊重。第三，继承。对传统文化而言，糟粕的东西肯定要抛弃掉，精华的东西肯定要继承。那大家就会说，那些东西才是精华呢？我们对刚才提到的那些非科学、非民主的东西可以存而不论，但是要继承那些真理性和民主性的东西。比如真理性的东西，就是儒道禅对于人和世界真相或存在本性的描述，这个是值得肯定的。还有就是孔夫子所讲的仁爱精神。我想孔夫子绝对不会赞成一个儿子为他的父亲尝药的毒性。中国古代的智慧和博爱精神应当被我们继承下来，这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像前不久韩国总统朴槿惠说她读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里面讲的儒道禅的思想成为了她的精神支柱，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她的这段描述。她在如此困难的时候读到了中国儒道禅的思想，成为了她的精神支柱。可以说朴槿惠是世界上少有的一个有智慧的女性。第四，借鉴。我们一方面要继承中国的智慧，另外一方面要借鉴西方的智慧。我们讲中国的智慧，儒道禅的智慧，讲“天人合一”和天道，最后回到天本身。那么西方的智慧是“人神合一”。这里我们要对西方的智慧做一个简单的描述，看看哪些智慧是可以继承的，而哪些又是应当抛弃的。西方一般可以分为五个时代，第一，古希腊的智慧。古希腊时期是宙斯及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的智慧，这种智慧通过《荷马史诗》来传播，它要求人成为一个英雄。一个英雄就应该有四大美德：智慧、节制、正义和勇敢。我们听到这四大美德，很快就会想到孔夫子讲的“仁志勇”，而这既相近又有不同之处。同学们回去可以思考一下，孔夫子所讲的“三达德”和古希腊所讲的四大美德的相同与不同之处是哪些。第二，中世纪的智慧。中世纪的智慧是上帝的智慧，这种智慧通过《新约全书》表达出来的，他要人成为一个圣人。我们知道中国都是讲圣人的，孔子讲圣人，老子讲圣人。我们讲的圣人是什么，基督教讲的圣人又是什么？基督教的圣人有三大美德：信、望、爱，亦即信仰、希望和博爱。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孔子和老子讲的圣人是什么？老子和孔子讲的圣人都是通天道的人。基督教讲的圣人则是跟神建立关系。第三，西方近代的智慧，亦即人性的智慧或人的内在神性的智慧。这种智慧主要是通过卢梭这批作家的作品说出来的，他们要求人要做一个自由人，成为一个公民，要懂得自己的权利（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和义务（必须做什么、必须不做什么）。我们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一章的思想精神源泉就在这里，来源于卢梭。我们回头看看我们的儒道禅。儒家要求我们成为一个君子，道家强调最高的是圣人（得道之人），禅宗则强调一个觉悟的人。他们讲的这些里面有没有自由、平等、博爱？或者反过来说，自由、平等、博爱的自由人有没有中国的儒道禅所讲的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可以借鉴的。第四，现代。现代的三个伟大的德国思想家，就是尼采、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他们的智慧和前面所讲的智慧不一样。因为古希腊、中世纪和近代的智慧可以通称为“神性的智慧”，只是到了西方的现代，才由神性的智慧转向了人的存在的智慧。此时，他们就认为，他们既不需要古希腊的诸神，也不需要中世纪的上帝，甚至也不需要作为人的内在神性的理性，而是要回到生活本身，回到存在本身。所以这三个人又提出三种新的世界性或世俗性的智慧。马克思所面临的是他的资本主义时代，工人是雇佣劳动者、无产阶级，他憧憬着共产主义。他要求要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来改造这个现实。尼采则觉得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一些道德卑劣之人，他要求超人。上帝死了，他希望超人的诞生，用超人来建立一个新的形象。海德格尔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被理性所控制的，尤其是被技术理性所控制。他认为这样的人不可能作为我们时代的人的形象，他应当死去。那么一个新的人，一个知道自己死亡的人，一个要死的人，也还没有诞生。而将来的人则生活在天地人身之中。这三个人提出的构想改变了德国，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我们中国。我们可以说没有马克思，就不可能有新中国；没有尼采就没有新文化运动、没有鲁迅；没有海德格尔就没有对存在的关切，没有我们现在讲的“诗意的居住”。因此，我们必须面对西方的思想。当然到了后现代（亚现代），提出了多元主义，这也影响了我们的中国，其实我们现在的中国就是一种多元的东西。第五，创新。其实前面的这些东西都是为创新做准备的，但是我这里想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创新一定要回到我们当下的现实。我们必须设想孔夫子如果现在还活着，他会说什么样的话？老子活着，他又会说什么话？慧能活着，他会说什么话？我们不是要去考虑已经死去的孔子、老子和慧能，而是要考虑活着的孔子、老子和慧能，创造我们新的思想。而创造我们新的思想，我们就必须立足于我们当下的现实。这是我们的根，我们的思想之根。我们的根一方面是来源于先秦、汉唐，这是一个“老根”。但是我们还必须有一个“新根”，这个新根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当代全球的中国。这是我讲的这个“创新”的基本的东西。另外我想特别强调，创新一定离不开怀旧。我们的儒学研究里有“返本开新”的说法。我们要注意，“返本”是为了“开新”，但是“开新”必须“返本”。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们一定要源于自身所属的语言和我们思想的历史。我们如果抛弃了这一点，我们是不可能创新的。我从德国回来，不是要传播海德格尔的思想，而是要通过他的思想来启发我们重新思考我们自身的思想，让我们的思想复活，让我们的思想能够传播世界。大家想想，我们在中国能够建设一个新的基督教神学吗？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中国的儒道禅没有这个东西。一个当代的新基督教神学只可能在西方产生。反过来，新儒家、新道家和新禅宗可能在西方产生吗？我认为可能性也不太大，因为它没有这个根。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老根”一个“新根”。这个“老根”就是我们儒道禅的传统，这个“新根”就是我们当下的现实。
第四个问题，中国智慧的核心。
我们讲中国的智慧，最根本的是作为思想性的智慧，就是儒道禅。大家知道先秦的时候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后来真正保存下来的是儒道两家。唐代以后产生了禅宗，这个禅宗事实上也是在我们儒道的基础上产生的。我想先描述一下它们的主题，然后再分析一下它们的关系，再揭示他们共同的特点。第一，儒道禅三家的主题。首先，儒家。儒家的主题是关心家国，关心社会世界。它的所有思想来源是孔夫子，包括孟子、荀子，包括之后的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无非是为他的“仁”提供一种本体论的论证，包括气本体、心本体和理本体。我觉得孔夫子的智慧在当代最有价值的，就是他的仁爱学说。这里的“仁”包括结构上的几个方面：一，爱自己的亲人，就是“孝悌”。这一点主要来源于一种血缘关系，一种自然关系。那么在这样的意义上，孔夫子讲的“仁爱”和基督教讲的“圣爱”是不一样的，因为“圣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二，爱他人；三，爱天下。尤其是到宋明理学讲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我觉得现在不是要建立一个理本体、心本体或者气本体，而是要建立一个仁本体。但是一定要在此基础上对“仁”进行重新阐释。关于这一点，我曾经借用《周易》上的话，就是“生生之德”。“仁”是果仁，是种子。种子是什么？是生命的种子。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仁者，一方面是让自己的生命能够得到生长，同时也让他人的生命得到生长。这就是“仁爱”之“仁”。最大的爱，是生命之爱。其次，道家。道家也有很多形态，一开始是老庄，后来是魏晋玄学，但它的核心还是老子。老子的“道”，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描述了中国人生存的基本结构。我们刚才讲到了西方人是“天地人神”，中国是“天地人”，人在天地之间。“道”并不在天地人之外，“道”就是天地人之道。“道法自然”，是道法自身。所以老子强调，圣人主张遵道而行。圣人位于天地人之间，与一般的人又不同。他一方面领悟、聆听天地之道，另外一方面把天地之道传达给大众。这就是圣人的伟大之处；最后，禅宗。我们刚才讲儒家主要讲“仁爱”，道家主要讲“自然”（自己的本性），而禅宗主要讲“心灵”。禅宗就是心灵的宗教。禅宗中的“禅”不是禅定之禅，而是智慧之禅。所以，慧能的禅宗是从五祖传出去的，完全跟印度的佛教是两码事。它不是印度的佛教在中国的延伸，而是中国借助于佛教，依据于我们的儒道产生的一种新的形态。所以它和印度讲的“禅”有根本区别。禅宗是回到心灵本身。“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所以说，所有的一切要回到心本身。但是关于这个心本身大家要注意，世界上虽然有善恶之别，但是心本身是无善无恶的，是超出善恶的。回到这个超出善恶的心本身，才是禅宗所追求的觉悟的心灵。但是是不是要否定世界的善恶呢？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我们的心本身要超出善恶，用这个心来观照这个具有善恶的世界。这是禅宗所讲的心灵的觉悟的核心所在。这是我讲的中国智慧的三种形态，一是儒家思想关注社会，关注现实人生、人类世界；二是道家思想关注天地自然。大家注意，天地不是自然，但是天地直接显示出了自然的本性；三是禅宗思想关注心灵。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为何会出现这三种智慧？这是因为儒道禅三家的思想构成了我们人生世界的一个整体。我们活在世界上，首先是天地之间，这是我们生活的一种自然的维度。也就是说，天地自然已经给予了自身。其次，我们生活在天地之间的同时，我们有家有国，我们必须跟人打交道，这是儒家解决的问题。最后，我们每个人不光有肉体，而且有心灵。这是禅宗解决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在中国的智慧中只有这三种智慧？是因为它们正好揭示了我们人生在世的这个整体的三个主要方面。那么这个儒道禅的智慧在思想上具有一种怎样的结构形态呢？我阅读中国思想的经典，我找出三个词，就是欲、技、道。中国传统的智慧，就是关于欲技道的不同形态的表达。“欲”就是欲望。人活在世界上首先是有欲望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必须通过自身欲望之外的人和物来满足自己。那如何满足自己呢？他必须通过技术。我这里讲的“技术”是广义的技术，就是一切工具，一切手段，包括古代使用的石块、木棍到现在的手机，都可以算作技术，都是为了实现我们自身的欲望的。但是光有欲望和技术是不行的，还必须有大道的指引。这个“大道”就是我们讲的真理和智慧。这个大道就告诉我们，第一人的哪些欲望是可以实现的，哪些欲望是不能实现的；第二，哪些技术是可以使用的，哪些技术是不可以使用的。儒道禅就提供了这三种智慧。下面我想对它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第一，儒家的欲技道。首先，我们在《论语》当中可以看到，孔夫子是反对贪欲的，我们讲的“无欲则刚”其实是从《论语》中变过来的。他在这里说，如果一个人有他怎么能够刚强呢？反过来说，一个人只有没有了欲望，才能够刚强。但是他这里讲的欲望是指贪欲，并不是我们一般的日常生活的欲望；其次，对于技艺，孔夫子是强调的。因为孔夫子就是传授“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所以有个汉学家写书，说什么是儒家？儒家就是“技艺的大师”。最后，孔夫子强调仁爱之道。孔夫子的道有天道也有人道。他的天道是天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但是他更强调的是人道，礼乐之道。但是孔夫子又用仁道重新解释了礼乐，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孔夫子把“周公制礼作乐”以“仁”来解释，奠定了中国儒学真正的基础。第二，道家的欲技道。老子首先是否定欲望的，主张清心寡欲。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个否定欲望，也是否定贪欲，他强调五音、五味、无色都会对人的身体和心灵有极大的伤害；其次，他也反对机械，使用器具的，所以要“见素抱朴”，回到最原始的生存方式。最后，那么他主张的道是什么呢？是自然之道，是天道。天地自然有它自身的本性，这个本性不是人为的，不是人改造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反对孔夫子的仁爱之道。因为“天道无亲”，天道本身是超越善恶、超越仁与不仁的。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大仁”。第三是禅宗的欲技道。禅宗从印度传来，也借助了一些印度的学说。我们知道，佛学最基本的学说就是“三学”：戒、定、慧。慧能在他的《坛经》中也对戒、定、慧重新做了解释。戒定慧讲的就是欲技道。首先戒什么呢？戒贪欲。我们讲人有“三毒”，就是贪、嗔、痴。“嗔”是愤怒，“痴”是一种痴心妄想的错误认识，都是来源于人有贪欲。所以戒学首先就是要戒掉人的贪欲，以及由贪欲所产生的人的一切邪恶的东西；第二，定。定学，就是禅定，打坐；第三，慧学。佛教和禅宗特别使用了梵语的一个词就是“般若”，它的意思就是“大智慧”，是一种跟我们一般的智慧不一样的智慧。这种大智慧伟大在哪里呢？就是要解脱我们的生死，解除我们的烦恼，使我们能够得到解脱，真正达到自由。但是禅宗的伟大之处在于把“戒定慧”三学最后还原到心那里去，让人不要注重外在的东西，要让你的心本身能够恢复到那个无善无恶的纯粹本心，初心或者天心。这是我所理解的中国智慧的核心，实际上就是儒道禅讲社会、自然和心灵，最后都是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欲技道。
第五个问题，新的中国的智慧的当代意义。
我前面强调，我们的创新是要一方面继承我们中国的伟大的智慧，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借鉴西方的智慧，同时要立足于我们当下的现实。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你们自身存在的现实。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思想，始终离不开他自己所处的那个境遇的。我们讲“生命的学问”，就包括你自己生命的学问。我在前面提到，我们的当代有虚无主义、技术主义和享乐主义。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中国的国学、中国的智慧学能够创新什么呢？我想郭院长带领大家研究国学，都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熟读四书五经。而是要在其中找到我们思想的原初的根，并且延伸到当下的土壤，生出新的东西。这种新的中国的智慧，我认为还是要回到天人关系，还是要回到人我关系。我把这种新的中国的智慧命名为“天人共生”。这个“天人共生”的语境，首先是没有神的，所以说西方古代的人神合一在我们这里是不被借鉴和使用的。它所面对的一个现实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技术社会，天人相分、天人相争。在这样的情况下，随之而来的伦理问题、心灵问题，我认为是没有被顾及到的。将来会不会出现一种怪物，都是很难预料到的事情。那么我们这种“天人相分”能不能回到古代的“天人合一”呢？我认为也是不可能的。我们两千五百多年从孔夫子以来，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的确有它伟大的地方。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那是在技术时代尚未到来的时候。如今这个技术时代已经到来了，“天人合一”已经不可能了。技术社会已经彻底地打破了中国传统自然社会自给自足的境遇。我们不能完全地反对它，而是要面对它。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用“天人合一”是没法对付“天人相分”的。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天人共生”。也就是说，天不是人的主人，人也不是天的主人。同时也是说，人不是天的奴隶，天也不是人的奴隶。我们是一对伙伴，就像游戏的伙伴，共生共荣。武汉大学就是“天人共生”的典范。武汉大学建校的时候这里是一座光山，现在我们的树都有八十年、一百年。你让大地和山水生成、生长，大地和山水也让人类生成、生长。这是一个很朴素很简单的道理。同时在人之间，人我也要共生。所以这里我们就要去除传统的主奴意识，去除那种主仆关系。人与人是有差异的，但是是平等的。我们必须承认差异，男女差异，长幼差异，干部之间的差异。但是虽然有差异，他们也是平等的。尤其是我们现在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我想，这样一个“天人共生”的智慧是可以作为当代全球的一个新的中国的智慧。而且这对西方有神学背景的人来说，它是一种无神的智慧。既不需要神来指引，也不需要天来指引，而是天人共同参与这个游戏规则的制定。天以它的无言、沉默，来赞成或者否定你的规则或活动。那么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看看当前的三种主义。第一，克服虚无主义。虚无主义就是传统的智慧已经衰败，新的智慧尚未建立。传统的智慧在中国就是天道的智慧，西方是神性的智慧。我们一方面是去掉了神性的基础，另外一方面也去掉了天道片面唯一的基础，而是讲“天人共生”。这样一种新的中国的智慧是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基础的，而且它还吸收了中国古代的思想乃至西方的现代思想。古代思想比如“大同世界”、“大同社会”，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我在十多年前写过文章纠正过，“共产主义”的本意应当是共同生存，而不是把财产共在一起。我们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是一个存在共同体；第二，克服技术主义。既然是“共生主义”，我们就要反对技术主义无限制地征服自然和人类。比如核的存在，我们不要核武器，但是需要核能源。我们不仅需要核能源，而且需要一种安全的核能源；第三，克服享乐主义。根据“天人共生”，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欲望的边界。我们过去是饿死，现在都是吃死。我们要对我们的欲望区分边界。我想这样一种想法，这种新的中国的智慧，为当代提供多种选择之中的一种选择。
这是我今天简单给郭老师和各位同学做的一个汇报。最后我希望我们同学们一定要爱智慧，一定要爱我们伟大中国的智慧。你们只要将你们的身心奉献到思想当中去，伟大的中国智慧也会回馈你们。谢谢大家！



提问环节

同学一：彭老师您好！您刚才讲到中国是“天地人”，西方是“天地人神”，我觉得天和神在西方那里应该是一样的。还有就是我们要如何用一个包容的心态来面对面对西方？
答：这位同学讲的意思我大致明白了，还是很能思考，值得鼓励。关于中国的“天地人”和西方的“天地人神”，一定要注意，西方是一个复数，是具有时代性的，包括古希腊、中世纪、近代、现代和后现代，一定要注意每个阶段的不同。我们讲天地人神的合一，就古希腊而言，它的神是诸神，人是住在大地上，诸神则住在天上。你要注意，天不能等同于神。到了基督教那里，古希腊的诸神就变成了上帝，上帝在天上，人是在大地上，它是这样一个关系。在中世纪“天地人神”的框架中，神是最高的。祂是高于天地的，也高于人。我想这样大致描述一下。但在中国，天地是最高的。至于你讲中国如何持一种开放性的态度面对西方，比如说我刚讲到的那种神性的文化，中国是缺少的。当然现在有很多的人信基督教，作为个人信仰，我们要充分地尊重。但是我们从思想的角度来讲，中国是没有神这个维度的。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神性，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但这个“神明”和基督教的耶稣是不一样的。西方近代讲的自由、平等、博爱，人的权利与义务，已经吸收到我们的《宪法》里面去了。至于西方现代的技术，它也影响了我们的中国。我们既不能充分地肯定它，说它技术万能；也不能抱有悲观主义的想法，说技术就是我们时代的敌人，要把它消灭。这是要把握一个度的问题，哪些东西可以用，哪些东西不能用。就像我刚才讲的核，我们不要核武器，但是我们要核能源。大致是这个意思。

同学二：彭教授您好！您提到了要从国内的视角去看国际，也要有一个国际的视角来看国学。我觉得您今天的讲座主要是从一个国内的视角来看国学的反思与创新，当然您肯定赞同国学需要走出去。我特别想知道您关于国学的现代话语的转换以及怎样做一个思想性的国学在国外传播的态度。谢谢！
答：我刚才说过，“国学”这个词是有中国的独特的语境。西方，尤其是德国，很难说它用“中国古典思想”来概括儒道禅，它一般都是比较具体化的。比如说道家就是老庄，禅宗就是慧能。如果说对西方的影响，据我所了解，首先是启蒙运动的时候。这个“启蒙”是从神性启蒙到人性，回到人的理性。把人的理性作为自己存在、思想、语言的根据。“启蒙”就是照亮，照亮就是去掉神性。这时候他们通过传教士就发现了中国是一个没有上帝的国度，而且这样的文明从孔夫子开始已经延续了一两千年。所以他们对中国的文明非常的吃惊。但是后来到了像黑格尔这些人，他就很瞧不起孔夫子，他觉得《论语》只是些道德教化。当然这与他不懂汉语有很大关系，因为四书五经当初是传教士翻译过去的，很多的翻译不准确。这是关于儒家的智慧。关于道家的智慧，我前面已经说过，最伟大的思想家海德格尔、雅斯贝斯、马丁·布伯，都非常推崇道家。他们觉得这个“道”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深邃的语词，而且这样一个语词对于西方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所以可以说启发了海德格尔克服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思想模式，应该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老子学派西方的传承人，但是老子的一些思想启发了他。你如果有兴趣，可以看我在《论海德格尔》当中有两篇论文，一篇是海德格尔与老子的比较，一篇是海德格尔与庄子的比较。我本来还想写一篇禅宗的，但是我后来发现他所了解的禅宗主要是日本的东西，所以我放弃了这个想法。还有就是禅宗的影响。最早佛学对于西方的影响主要是小乘佛学，主要是像斯里兰卡那些英属殖民地的人。后来是达赖喇嘛到西方传播藏传佛教。禅宗呢，主要是铃木大拙到美国去传播的，主要是唐宋的东西。就目前而言，我所了解的，好像在海外传播禅宗的主要在华人圈当中。大致情况是这样。我想把国学传播到西方去，就一定要面对西方当代的现实。西方当代的现实，首先是在没有上帝的时代里人怎么活着？其次是在技术时代人怎么活着？最后是在人欲横流的时代，人怎么活着？所以为什么西方人对道家和禅宗感兴趣呢？就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对西方的这个语境根本不熟悉，只是翻译介绍，还是很难传播道家和禅宗的智慧。这有赖于像海德格尔、马丁·布伯这样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他们自身吸收这些东西。就像我们现在作为中国思想的传承者，我们吸收西方的思想一样。

同学三：您刚才提到了禅宗最终是要人达到超越善恶的境界，我想问这样的状态是不是也是一种虚无？
答：慧能讲，人的心灵本身是无善无恶的，但是心灵和世界建立关系的时候，这个世界是有善恶的。因此他要求要行善去恶。这个后来被王阳明吸收为“四句教”，他已经说得非常好了。我可以把这个问题说得广一点，上帝本身是超出善恶的，《圣经》里讲得很清楚，太阳既照好人也照坏人。但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是要区分好人和坏人的。老子也讲得很清楚，“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整理：庄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