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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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命

　　（一）信念的力量

　　穆罕默德·尤努斯，孟加拉草根出身，青年时期赴美留学，受到系统的科班经济学教育，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美国获得了教授职位。1971年孟加拉独立后，立即放弃美国安逸的教授生活回到祖国，他写道：“我必须回去参与祖国的建设。”回国后，任职吉大港大学经济系主任。

　　孟加拉的人口密度为单位平方公里超过900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其处于“lower poverty level”（一天消费一美元）之下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34%。人均GDP421美元。一岁以下婴儿死亡率2000年的统计数字是51人/千人。1974年孟加拉饥荒，尤努斯教授经济学的教室之外，饥饿的穷人们在台阶上静静地死去。面对国内贫穷的经济现实，尤努斯痛苦地感受到科班的西方经济学与本国经济现实的距离和反差，他说：“西方的经济学家们错了，而我们的经济学家却把错误的理论当作研究的基础，不敢把研究建立在本国穷人们卑微的现实之上。”尤努斯博士毅然抛弃了书斋学院式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走出象牙塔，走向了本国穷人卑微的经济生活。他在一个贫穷村子（乔布拉村）里创建了致力于服务穷人的格莱珉银行。

　　格莱珉银行专向穷人放款，不要求抵押，不需要担保，彻底颠覆了数百年来银行业“嫌贫爱富”、不向穷人放款、需要担保或抵押的经营铁律，结果却成了世界上盈利率最好、呆坏账率最低的银行。格莱珉银行自成立以来一直保持着持续成长，经营历史已经超过30年，向数百万个贫困家庭累计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贷款，除1983、1991和1992年三个年份亏损外，其他所有经营年份皆实现盈利，现有分行1000多个，遍布4600多个村庄，员工总数达到了10000多人，还款率高达98。89%，令以“金融贵族”自居的世界各大银行（花旗、大通、瑞银、汇丰等）羡慕而又汗颜。数百万个贫穷家庭受惠于格莱珉，它们获得了生产条件、走出了贫穷。格莱珉银行的小额信贷扶贫模式，得到了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如今全球250多个机构遍布100多个国家正依循着尤努斯创立的小额信贷模式运作着。2002年，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给了尤努斯。

　　有评论说：因为尤努斯的信念，格莱珉银行始于信念而成立，本于信念而运营，于是，一个个贫穷家庭重新燃起了生活的信心，一拨又一拨穷人的生存条件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善，这样奇迹般的实绩，是无声的事实，却是最嘹亮而动听的真善美交响。在这样的交响凯歌面前，无论在尤努斯身上加封多少“辉煌”、“伟大”等等大字眼，都是苍白无力、黯然失色的。无声的事实，是最好的表达。

　　我们通读尤努斯传记，思索和探究格莱珉银行怎么就成功了，发现：一切的源头就是尤努斯的一个信念，他坚信：穷人是善良的、是会守信用的，只要给他们提供生产条件（比如借钱给他们买生产工具），帮助他们进入自力更生改善生活的良性循环，他们会还钱的，不会好吃懒做、无端赖账。所以，他认定，占世界人口很大比例的穷人，可以成为很好的银行客户。这个认识或判断，是再普通不过的了，没有任何深刻性和高深之处。了不起的是，尤努斯把它变成了自己一生的信念，而且付诸实实在在的行动，并找到了现实可行的操作模式和运行机制。

　　这一简单的事实，发人深省，让人震撼！

　　杜晓山，现年59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3年前与他的同事一起创建了“扶贫经济合作社”，开始了在中国乡村复制尤努斯的“乡村银行”模式的研究与实践。尽管传统的信贷哲学假定：人人都想赖账，穷人的还款能力更值得怀疑。但杜晓山这些年却坚持只放贷给穷人。如今已有数以万计的穷人从扶贫社得到贷款，而还款率达到了90%以上。有媒体曾把杜晓山称为“中国小额信贷之父”。对此，他不以为然。杜晓山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为社会做一些事，能力大就多做一些，能力小就少做一些，但不可以不做。”

　　和君咨询的员工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目前300多个同事，几十个博士，一百多个硕士，按目前的发展速度，未来几年和君将达到千人咨询师队伍，届时博士将达到200人以上、硕士将达到600人以上。这真是一个全由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集体。杜晓山的朴实说法需要我们用行动去记取：“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为社会做一些事，能力大就多做一些，能力小就少做一些，但不可以不做。”和君想从理想和底蕴着手，以文化道场的力量造就一批真正的商界干才，有气质、有才干、有抱负、有情义、能做出真正的商业成就，一扫业界的乌烟瘴气和平庸污秽，让商业和职业在金钱之外有一种魅力与光芒。第一，这需要信念！第二，要把信念付诸实实在在的行动，并找到了现实可行的操作模式和运行机制！

　　和君立的是传世志、文化志。想想尤努斯及其格莱珉银行的成功逻辑，和君的未来不是梦！

　　（本文作者：王明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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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正面临着人类历史上，不论从任何尺度来说，都是规模空前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公平的挑战，一方面取得了最迅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各种经济与社会矛盾显化，焦点与热点问题涌现，学界自然不能置身其外，不同的学界面对着不同的挑战。

　　科技界正迎来所期盼的自主创新的东风，但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用自己的科研成果证实科技第一要素的地位，而不是两张皮的现实。

　　经济学显然是个显学，受到人们的追捧，尽管处在是非的旋涡之中，但经济学界仍然试图解释特殊的中国经济现象，主流的学者们用市场化、效率优先的视角直率地表达观点，而不是回避，尽管引来众矢所的。

　　社会学界的声音愈益引起人们的注目，尽管久违了，他们热衷于中国社会断裂的讨论，并认同社会的撕裂，进而提出和谐社会的构想，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关注社会公平。尽管社会学者在中国近代在政治上处境并不好，但他们深入社会实践，实证的科学态度令人敬佩。

　　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传承较少，近20年来埋头引入消化西方管理学的理论、方法、工具，略显稚嫩，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插不上嘴，需求不足与供给不足同时存在。问题是：摆脱自娱自乐尴尬处境的出路何在？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一个资金与技术问题，勿宁说是一个管理问题。

　　生产力要素（知识、劳力、资本）都只是一种资源，只有通过企业家与公共管理者的管理，才能转化为财富和社会进步。

　　知识没有一定的创新体系（公私机构的网络）和制度环境的保证，科技成果很难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现实生产力又甚难转化为效益，导致科技与经济的脱节，先进的科技未必能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劳动力生产要素也只有通过组织、调动才能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和能动性。资本要素同样只能通过有效的管理才能获得预期的回报，相反，疏于管理，资本反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日本十年的经济低迷。

　　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列茨认为：“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以外，另一种资本是社会和组织资本，变革的速度和模式取决于这种资本的形成，国力的增长也取决于这种社会和组织资本。”

　　中国有让世人羡慕的高储蓄率、高外汇储备、高FDI、庞大的科技队伍、用之不竭的劳力资源，因此，中国不缺钱、劳力、科技，唯独稀缺的是社会组织资本，这是转型国家的共同点，也是中国的当务之急。社会组织的管理也是生产力。

　　中国管理学发展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的前20年（从八十年代中期恢复办学迄今）是辉煌的20年，突飞猛进的20年，难于找到另一个学科有如此迅速的发展，应该说其基本骨架已经搭起，已经走过了学习、借鉴、模仿，从文本到文本写读书报告的阶段，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已经成熟，这应是个基本评价。

　　现在面临着后20年如何走的问题。这里包括发展的战略目标、路径和重点突破学科的选择。

　　首先面对的是一个发展思路问题。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思路很像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发展思路的表述：中国哲学应从“照着讲”转到“接着讲”。中国管理学不也是应从对外来管理文化“照着讲”的阶段，走向“接着讲”的阶段。这是一个历史现象：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历经多次外来文化的传引和影响，但到头来都是本土文化逐渐消解融合外来文化。

　　管理思想根植于一国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之中，因此必须本土化。中美两个核弹之父，一个邓稼先，一个奥本哈默，两种管理思维，两个都成功了，但若两个互换个位置，可能都不成功。就像八十年代中期日本人颠覆了美国世界制造业的霸主地位，美国人不服，MIT深入丰田总结出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经营理念：贴近客户，善待员工，低成本，零缺陷。它根植于日本民族文化传统，美国人很难学到手，就像日本人很难学到美国人的创业、冒险的创新精神，只长于模仿一样。

　　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必然有这样一个过程：从引入、解读、回归到中西“体”、“用”之争，再到西为中用和“接着讲中国”。如果要使中国管理学得到发展，在当今世界管理学界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必然要从“照着说”向“接着说”转变，现在就要看中国管理学界如何“接着讲中国”了。

　　至于如何“接着讲”，仍可援引类似北大汤一介先生关于中国哲学“接着讲”的路径：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西方管理学讲；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

　　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宝藏，就连诺奖得主的巴黎宣言也说：“人类迎接21世纪的挑战，必须从2500年前的孔子那里寻求智慧。”更何况寻求中国传统管理的智慧。眼下管理精英们的国学热不比EMBA逊色，可作旁证。

　　接着西方管理学讲：不再是照本宣科，而是掌握西方管理学的真邃，融合中国管理思想，逐步形成中国化的若干管理学流派，立足世界管理学界。
　　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包括马克思、毛泽东的管理思想；中国人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时独特的处理化解危机的能力；调整自己，拨乱反正；处理SARS公共危机；适应经济全球化；以及近年崛起的粤商、浙商的非凡经营能力等等都是值得“接着讲”的命题。

　　后20年中国管理学的战略目标：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将管理学中国化。

　　它的特征是融合古今中外管理思想精髓，能够指导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问题，对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对人类的发展作出贡献。

　　有可能首先突破的学科：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由于社会热点多，需求急迫，近年基金申请量猛增，2006年占申请项目总量的44%，且均直面中国管理实践问题。

　　对中国管理学健康发展的几点认识：

　　管理学是个致用的科学，中国管理学界应直面中国管理实践
　　突破管理学研究的承袭思维，多作些中国管理实践的实证研究
　　队伍建设应从培育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做起
　　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
　　寻找科学前沿，寻找科学领袖

　　管理学是个致用的科学，中国管理学界应直面中国管理实践：学术研究背离中国管理实践，学术本身就意义不大，只有脚踏中国实地，中国管理学的世界地位才能显现。

　　学习、借鉴、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但目的在于得到如何治学、治组织、治国的能力，解决本国的管理实践问题。

　　研究中国情景嵌入和中国情景依赖的管理科学是中国管理学界的责任，因为没有人能够替代我们，这种研究对中国和对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

　　突破管理学研究的承袭思维，多作些中国管理实践的实证研究：尽管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历史积累和挖掘较少，处于弱势和“拿来”的境地，但不能老是承袭，老是“拿来”，老是停留在克隆一个美国商学院的追求上，老是靠“吃别人嚼过的馍”过日子。对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管理观念和术语，因为毕竟语境不同。应提倡对中国管理实践多作些实证研究。

　　目前管理学院在处理学术研究和教学上，过于偏重培训教学，偏重MBA，这也是由于竞争，人们对学位的不懈追求和院长们对市场的敏锐把握，管理教育需求很旺，但院长们也应冷静地思考长远和学术地位。

　　队伍建设应从培育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做起：中国管理学界队伍还很年轻，队伍建设和学术研究既要反对循规蹈矩，也要反对急功近利，趋炎附势和学术失范。要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

　　竺可桢把科学精神定义为不盲从，不附和；虚怀若谷和专心致志的求是精神。李约瑟把科学方法定义为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数学分析。要有质疑、批判、反思精神，“创造性破坏”的创新才能产生。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挑战自我，敢于挑战传统，敢于引领未来。

　　我们看到在老一辈管理学者的培育下，新生代已经成为一支中坚力量。相信中国可以出现像泰勒和德鲁克那样的管理大师，涌现出大批企业领袖和公共管理精英，应该相信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伟大的管理实践可以造英雄。

　　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这是大学教改的一个核心问题，一个看不见的指挥棒。现在存在一个所谓与国际评价体系接轨（即在世界顶级管理杂志上发表论文）的追求，但又面临背离管理实践，隔靴搔痒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要在学术成就与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学科发展与国家目标上寻求一个平衡点、接合点。但单靠管理学院自我救赎很难，这取决于大环境，大环境的评价体系出了毛病。

　　对一般硬科学有所谓国际“接轨”，“统一的评价体系”，但对像管理类软科学来说有点难，有学者就提出“什么是轨？”，“不接轨又怎么样？”有几篇在顶级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了排名靠前的商学院，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就会提升？中国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尴尬处境就会改变？但应该有信心，有目标，研究透中国的管理问题，就是世界的，世界必然认同，国际一流也就水到渠成。

　　有的管理学者提出一个悖论：一国有竞争力的成功企业与领袖型企业家的出现不一定与一国成功的商学院相联系，日本与德国似乎就是两例。这到底是商学院的错，还是两者并不一定有相关性。

　　国内外对商学院的质疑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大多是来自商学院内部的声音，如“商学院的终结？成效不足，养眼有余”（斯坦富菲弗），“商学院如何误入歧途”（南加州大学本尼思）以及MBA的颠覆者麦吉尔大学的明茨伯格，问题还是出在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对学术性过于关注和追求，而导致对管理实践的忽略。

　　TCL处于国际化的熬煎中时，我们学界何不从并购的财务陷阱、文化差异、市场风险、组织控制等研究上帮他一把，而作壁上观。上汽韩国双龙目前正处在罢工风潮中。20年前日本企业走出去时，据说美国学者给出谋划策，轮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时谁来出点子？

　　寻找科学前沿，寻找科学领袖：今年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正满十周岁，年资助金额也已超亿元，自然科学基金的任务是寻找科学前沿，寻找科学领袖，但寻找似乎并非易事，人家的前沿并非我们紧迫的前沿，领袖又牵涉到一个评价体系，撒银子是个很潇洒的活儿，但撒到好处，却是个学问和责任，需要大家的指点。

　　谢谢大家！

　　（本文作者：郭重庆，同济大学教授，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工程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王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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